《丁木山庄》 第一章 “每个人都是带着剧本，来到这个世界的。”老牟说这句话时，已经喝了几盅白酒。在丁木山庄乌泱乌泱退休老人的群体中，老牟算是一个体面的人，五官端正，面目红润，颇有气质，他退休于重庆歌剧院，是乐队的长号手。 这个夏天，应朋友的邀请，来到丁木山庄避暑。让我有点吃惊，这个贵州桐梓县楚米镇山坳里的避暑小区，简直就是一个老人国，这里的居住者，平均年龄应该在70岁左右，绝大多数，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而像我这种60年代出生的人，在这些老人群体中，貌相尚显得年轻，在他们的眼中应该算是小弟弟了。 在一个蝉鸣鸟叫的午后，山风习习，我漫步在一片茂密的松树林里，偶遇老牟，他手持一把长号，正和一个吹萨克斯的同龄人，合奏着南斯拉夫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在他们停下来抽烟的时候，我主动上前跟他搭讪，攀谈了几句，知道他是重庆歌舞团的老人。 重庆歌舞团就是重庆歌剧院的前身，地处嘉陵江畔的观音桥。我问他认识一个叫黄熙的人吗？他说非常熟，大家都在同一个乐队，这让我有点激动，因为这人是我少年时代学小提琴的老师，让我想起了40多年前，在歌舞团职工宿舍昏暗的楼道里，跟老师学琴的情形。也因为这层关系，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我，晚上一块在小区的餐馆吃饭，饭桌上都是老牟在丁木山庄老年管乐队的朋友，这些70岁上下的老人，几乎都有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他们互相聊天时，也常常提起当知青时，那些偷鸡摸狗有趣的事。 “每个人都是带着剧本，来到这个世界的。”在酒桌上，这句话，老牟已经重复的说了几次。他脸上的表情，有种过来人的沧桑，我感觉老牟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居住的这个山庄，离贵州茅台镇很近，店家售卖的酒，都是茅台镇生产的53度正宗酱香高粱酒，喝起来很爽口，不辣喉咙。几杯酒下肚，在座的老人们，都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各自稀里哗啦地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 老牟把我拽到一旁，开始碎碎叨叨的讲起他的故事，我作为一个职业撰稿人，也很想听听他的故事。 老牟说，他的父母都是重庆川剧团的职工，在民国时代学的艺，母亲唱旦角，父亲吹唢呐也是锣鼓师，他从小就跟父亲学吹唢呐，也吹笛子，弹琵琶，还能唱几折完整的川剧，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了。那个时代的男孩子，都很调皮，也很野，逃学，抽烟，喝酒，打群架是常态，学校也不正常上课，上课也就是背背领袖语录，写写批判文章。文艺单位工作的家长，常常把他们的孩子锁在家里，逼他们学点才艺。老牟说，在他十五六岁时，由于贪玩，还常被他爸用竹篾片打屁股，这种体罚被戏称为笋子炒肉。在那个苦闷的时代，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技之长，特别是学会一门乐器，那时的文艺团体是很吃香的职业。 17岁时，老牟终于逃脱了父亲的严厉管教，欢天喜地的去街道办事处报了名，到重庆下辖的綦江县当了知青。他被安排到一户农家寄宿，这是一栋干打垒石砌瓦房，一共三间屋，中间是堂屋，左右两个小屋算是睡觉的地方，一张床，一张方桌，几个木凳，一只木箱，就是这户农家的全部家具了。灶房和茅坑，都在户外的土墙茅草房里，旁边还有个猪圈，房后的土坡上是一块自留地，挖有一口水井，地里种的是自家吃的蔬菜，莴笋，莲白，藤藤菜，茄子，辣椒，南瓜，豇豆。 这栋房子独门独户，就在山坳里，掩映在一大片竹林里。房屋的男主人姓丁，老牟管他叫丁大哥，二十七八岁，是公社民兵连长，老牟因为会吹拉弹唱，一到知青点，就被公社吸纳为宣传队队员。把这个城里来的小屁孩儿，带到自己家里去住，也是丁大哥的主意。他去生产队扛回一扇门板，在自家堆粮食的那间小屋，用两根长条凳，为老牟架了一张床，再铺上厚厚的稻草，他像一个厚道的哥哥，对这个城里来的眉目俊秀的大男孩，表现出几分怜爱。 生产队有两头耕牛，还有十几只羊，喂牛和放羊是个轻松活，在丁大哥的提议下，队长把这活指派给了老牟。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老牟讲到这里时，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酒桌上，老牟的朋友都散去了，就我们俩人继续喝着酒，老板给我们加了一盘油酥花生米。老牟嚼着花生米，抿着酒，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夕阳西下，赶着羊群，或者骑在牛背上，吹着笛子名曲《小放牛》、《扬鞭催马运粮忙》，老牟说这是他知青生活的高光时刻。生产队的人都挺照顾他，也喜欢听他吹笛子。他还学会了用铁丝钓黄鳝，用手电筒抓青蛙田鸡的绝活，甚至还敢去逮乌梢蛇。他抓蛇的时候胆子特别大，徒手去抓蛇脖子，还扬言说，大不了它咬我一口，我就能把它吃掉。 丁大哥的女人，用自家制的豆瓣酱、菜油，干煸鳝鱼或者红烧田鸡，老母鸡炖蛇肉，那更是超级美味儿了。自留地里也有吃不完的蔬菜，老牟每顿能吃两大碗带着锅巴香的土豆糙米焖锅饭，个子一下就窜了上去，身体也变得魁梧起来。家里每个月给他寄来5元的生活费，赶场的时候，他就花几毛钱，去镇上买一份烧白扣肉吃，算是解馋，顺便也给丁大哥捎瓶苞谷酒回去。丁大哥家养的猪，春节前杀掉后，用粗盐腌好，挂在灶台的房梁上，任它烟熏火燎变成腊肉，他常常在土豆焖饭里加上几片腊肉，拌上发酵后的剁椒酱，那美味真是不摆了。就这样，很快他度过了第一年的知青生活，除了有点寂寞，有丁大哥两口子的照顾，老牟在生活上真没吃过什么苦。他烦闷的时候，就爬上房后的山梁去吹笛子，直到把月亮吹出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望着窗外的明月想心事…… 丁大哥成家五六年了，还没孩子，老牟听生产队的会计说，有一年公社修水库炸石头，蹦出来的小石块，击伤了丁大哥的下体，落下了不育症。 在夏天的一个黄昏，老牟在水井旁光着身子洗澡，丁嫂把他脱下的衣裳抱去洗了。丁大哥卷好叶子烟，坐在他身边一块大石头上，吧嗒吧嗒地抽烟。晚饭时，丁嫂给他做了一碗香喷喷的蒜苗嫩胡豆炒腊肉，还点了一盆豆花。他喝了一碗苞谷酒，神情有点兴奋，也有点醉意。山坡上的夕阳，红得有点儿耀眼。他直勾勾地盯着眼前这个已发育成熟的男孩，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对老牟说，洗完澡，你去我屋里睡，今晚我睡你的板板床。老牟愣了一会儿，想起老会计给他说的那些话，才隐隐约约搞懂是什么意思，他顿时羞红了脸，又是摇头又是摆手的表示拒绝。丁大哥生气了，他暴躁地从灶房拿出根劈成两半的松木棒，抓住老牟的胳膊，挥动起腱子肉凸起的手臂，用柴火棒抽打老牟的屁股，松木棒上布满木刺，每打一下，这些木刺就扎在老牟细皮嫩肉的屁股上，隆起两指宽的肿痕，疼得他嗷嗷叫，双脚乱跳。就这样，老牟被赤身裸体的逮进了丁大哥的房间。丁大哥的女人，似乎早就知晓了这种安排，她把丁大哥推出门外后，坐在床沿上，让老牟趴在她腿上，细心的用指尖，捏出一根一根扎在老牟屁股上的木刺，这一夜，老牟跟丁大哥的女人同床而眠，这个女人把他搂得紧紧的，就像搂着一只小动物，山坳里的明月，格外耀眼。 故事讲到这里，老牟的讲述戛然而止。他有点摇晃地站起身，喃喃地吐出几个字：“回去睡觉，困了。”走出几步后，他回头又对我补充了一句：“每个人都是带着剧本，来到这个世界的。” 这之后的一连几天，我都没有在小区碰见老牟。有一个清晨，我去了第一次遇见老牟的那片松树林，看见吹萨克斯的那位老人在打太极拳，上次我们在酒桌上喝酒时，已经认识了他，我叫他许哥。许哥是重庆税务局的干部，已经退休10年，他跟老牟都是綦江的知青，并且分配在一个公社，也都是宣传队的，许哥当年擅长拉手风琴。我们就坐在松树林里聊起了天。 70岁左右的老人，都有个特点，特别渴望倾诉，尤其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也许他们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人生剩下的时光不多了，就像回忆录一样，想把自己经历过的事，讲给别人听。 许哥出生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经是重庆日报的主笔，母亲在中学教书。他的曾祖父是重庆桐君阁的创始人，重庆渝中区下半城有一栋很气派的白色洋楼，就是他家的祖屋。 说起桐君阁，这可是重庆著名药企，跟北京的同仁堂有一拼，在我小时候，父亲有个干女儿，是烈士遗孤，从部队转业后就在这单位上班，当时叫重庆制药八厂，我经常去那里玩儿，这个干姐姐，后来也成了厂里的工会主席。 “我的曾祖父在发家前，曾经在药房当过学徒”。许哥慢悠悠的讲着他的故事。 清末年间，光绪帝颁旨禁鸦片，许哥的曾祖父生产戒烟丸，发了财。1908年，他投资一万两银子，办起了桐君阁熟药房，安宫牛黄丸，大活络丹，乌鸡白凤丸，阿胶等中成药制品，享誉重庆街头。那时的桐君阁店堂房柱上，悬挂一副对联：“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 重庆解放后，传到许哥爷爷手上的这份产业，因为公私合营，等于是无偿的送给政府了。许哥的父亲，是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50年代就进入了新政府创办的报业，成为重庆日报的骨干记者。1968年被打入了牛棚。 1971年，许哥去綦江当了知青，1975年被公社推荐去重庆财贸校读书，1978年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商业局上班。80年代改革开放后，去了重庆税务局，在体制内的单位待了30年，混到正科级，2014年退休，现在，每个月能领到七八千的退休工资，再加上每年两三万的康养费，年收入也有十多万了。他觉得，自己这一生虽然平平淡淡，但晚年生活很幸福，每天除了吹吹萨克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麻将桌上度过。 许哥这人，快人快语，说话干净利索，不兜圈子，几句话，就把他人生的简历说清楚了。 我忍不住向他打探老牟的一些事情，想听一些他们在綦江当知青时的故事。 许哥说，老牟跟丁家大嫂的事儿，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老牟在綦江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下乡才一年多，重庆歌舞团学员队招人时，作为文艺单位子弟，他就返城了，据说是丁大哥帮了很大的忙，还给公社书记和县知青办的干部送了礼。 千禧年的时候，许哥和几个当年在綦江县插过队的重庆知青，结伴返乡，他们都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老牟意外地在县城的集市上，碰到了当年生产队的会计，这个蔫老头悄悄告诉老牟，在他返城后不久，丁大哥家就生下了一个胖胖的男孩。生产队人人皆知，这个男孩儿是向城里来的知青借种生下来的。 听了会计的话，老牟目瞪口呆，更离奇的是，当晚，就在县城他们住宿的县委招待所，这个蔫蔫儿的老会计，拽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来见老牟，这青年人的模样，简直就是老牟的克隆。这青年人仿佛知道他跟老牟的关系，他亲热腼腆的望着这个城里来的中年人，老会计去外面的小摊，切回一包猪头肉，还拎了一瓶苞谷酒，这爷仨就关在房间里喝酒唠嗑，喝到半夜，三人就挤在一张大床上，打着呼噜睡着了。 许哥沉思了一会儿，继续讲述。那次他们回去，老会计是背着丁大哥，带那青年人来见的老牟。就在他们打算回重庆的时候，丁大哥出现了，开着一辆装有苞谷杆的农用车，他带着这几个当年的知青去了一家餐馆。50出头的丁大哥，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皱纹纵横，胡子拉碴，满脸的沧桑感。跟他一块来的，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说是他的孙子。丁大哥拍着老牟微微发福的肚皮，很亲昵地说，你都有啤酒肚了，当年瘦得像个猴儿，挑担粪都要掉进田里去。然后他又把那小男孩拽到老牟跟前说叫爷爷，很耐心的跟男孩解释说，我是大爷爷，他是小爷爷。 那次跟丁大哥的见面，非常自然和亲切，炒菜上桌的时候，丁大哥的儿子，急匆匆从外面赶来，提着一加仑桶的苞谷酒，他给每人倒了一碗酒。丁大哥说，他带儿子在重庆主城区的建筑工地上班，每人每月能开2000块钱的工资，很明显，他对这份收入特别满意。在2000年的中国，对于基层民众来说，这份收入也算高工资了，大多数国企职工也才 1000多元的工资。 丁大哥的儿子，大名叫丁磊，就坐在老牟身边，不断的往老牟碗里夹菜，表现得殷勤倍至。他的身体健硕，留着港台片里那种小分头，穿着也跟城里的青年人差不多。那天的菜品特别丰富，看得出丁大哥是用心点的菜，整鸡整鱼，鳝鱼，青蛙，腊肉，香肠，豆花。隐隐约约能够感到，他对老牟有点儿愧疚和感激的复杂心态。 吃到最后，大家都有点醉了，丁大哥的儿子，很亲昵地搂着老穆的脖子，对他耳语道，我知道你是我爸，但我不能叫你爸爸。在座的知青看到这种情形，差点流下眼泪，丁大哥则低着头，一口一口地抽着闷烟。 我的一个发小朋友，刚刑满释放，是一个死缓囚犯，在监狱里被关了25年。他曾经是派出所的一个户籍小片警，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因为喝酒时跟人发生口角，他敲碎了啤酒瓶捅了对方的脖子，导致那人颈动脉血管破裂致死。他入狱后，妻子跟他离了婚，并带走了孩子。他出狱的时候一无所有，他的哥哥多年前，在丁木山庄给他父母购置了一套两居室的避暑房，父母去世后，这套房子就一直空置着。我的朋友觉得生活在重庆市区内，愧对过去的熟人故友，于是索性搬到这贵州山里来居住。 第二章 我的这个发小朋友叫孙晓鸣，小时候我们住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近旁临江门的一个院子里，几栋三层楼高的青砖建筑，矗立在一个山坡上，大院临街的一面，是高垒的石砌院墙，有点像高大的城墙，墙上还带有瞭望孔洞。通向大院，有带房檐儿的高大院门，有几坡陡峭的石阶，在大院之上还有小院。这个建筑群，在重庆解放碑地区，算是比较伟岸的建筑了，楼顶上的壁炉烟囱，看上去有点像欧洲的伦敦风貌。 民国时代，这个修建在重庆都市中心山坡上的大院，是四川盐业银行的办公区和宿舍，人称川盐三里。解放后这里一度是重庆警卫局的办公地，后来成为公安局宿舍。我的父亲由于担任过该单位的领导，我们家就住在小院的楼里。据说抗战时期，这栋楼曾经是国民党军统头目郑介民的宅邸，房间宽敞多窗，空间高，木地板，百叶窗，有阳台，壁炉，沙发，浴缸，马桶。 孙晓鸣和我，是在一个院子里面长大的伙伴，在川盐三里马路对面大井巷的一条狭窄幽暗的胡同里，就是公安局托儿所，这里曾经是一个军阀的宅邸，里面有几栋两层的小洋楼，有游泳池，还有操场坝。托儿所的大门有点阴森恐怖，漆黑的对开木门，足有两三寸厚，小孩子得把头仰到天上，才能看到大门的顶部。托儿所配有钢琴，旋转木马，小孩子睡觉的独立小木床，都带有蚊帐。有一个音乐室，放置了一台钢丝录音机。还有一个漆黑的电话间，也是调皮捣蛋的小孩子被关紧闭的地方。 每周一，家长们把孩子送来时，在教室里，孩子们排好队，都能领到一颗水果糖。每周六，家长们来接孩子时，每个小孩手心里也都握有一颗水果糖。 这所托儿所兴办于1951年，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行署干部家的孩子，以及后来重庆公安局的家属子女，都可以在这里入托。我和孙晓鸣，就是在这所托儿所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宁静幸福，真可谓是祖国的花朵，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一首歌，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然而到了一九六七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重庆出现了两派，八一五和反到底，先是文攻打嘴仗，两派在解放碑各有据点，高音喇叭不断的互相攻击和咒骂，之后就有了小规模的斗殴，接着就发展成全方面的武斗，枪械，坦克，炮艇，这些现代热兵器都投入了使用。解放碑旁的交电大楼，就是激战场所之一。 幼儿园和学校都停了课，大一些的孩子，各有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乘坐免费火车，全国各地搞串联，小娃娃们都被家长关在屋里不能上街。 我和孙晓鸣经常跑到院子顶楼的阳台，爬上高高的围墙，观看嘉陵江对岸的望江厂，用空心炮弹，轰击临江门转盘的外贸大楼，就像看战争片一样，既紧张又兴奋，还有点害怕。有时马路上还有倒毙的武斗人员，冷冰冰的横在地上，几天都无人收尸。我们的院子里，有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也参加了武斗。有一个读初中的男孩，到我家厨房，拿走了一把劈柴用的刺刀，几天后，他就被杀死在二十九中的操场上。还有一个男孩，扛回一把冲锋枪，在大院中央对着天，炫耀性地扫了一梭子子弹。我和孙晓鸣有一天在垃圾堆，看见一颗手榴弹，吓得我俩撒开脚丫子就跑。另外一个胆大的男孩，居然把这颗手榴弹捡回家里去了。 到一九六八年，持续了一年的武斗，终于结束了。这年的夏天，我和孙晓鸣就读大井巷石梯高坡上的西来寺小学，我们依旧是同班同学。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红小兵胸牌，胸牌的里面一层，是白底黑字的共产儿童团，学校组织我们看了电影《红孩子》，我们学会了唱共产儿童团团歌，我们的口令是：“时刻准备着”。手巧一点的学生，在家里用木头削了红缨枪，并抹上银粉，威武扬武地扛到学校来。那个时候的社会气氛挺紧张，总感觉第二天就要发生战争似的。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党代会“九大”召开了，整个城市沸腾了起来，连续几天，满街的游行队伍，打着彩旗，所有的大卡车都行驶在马路上，各个单位的代表在车上挥动着语录，喊着口号。大家跳着忠字舞，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回到家里后，还要举行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每个家庭都收藏了大量的毛主席像章，还有各种各样的领袖石膏像，毛主席语录更是人手一册。每天在胸口上，换戴一枚领袖像章，是那个时代的时髦。毛主席语录，更是烂熟于心，上街去买个东西，都要背领袖语录，诸如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的。 然而不久后，整个城市都安静了下来，因为各行各业都停顿了，青年人也没地方上班。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学校和街道就开始动员学生上山下乡，毛主席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老三届，新三届的学生，要么去云南支边，要么去农村当知青。我们院子里16岁以上的孩子，几乎都响应号召，成为了光荣的兵团战士，或者是农村知识青年。个别因为种种原因去不了的，被称为社会青年，多多少少有点受人歧视。 进入70年代后，由于大批学生离开了城市，街道上开始显得冷冷清清，而我们这批小孩一天天长大，也开始了我们的故事。 第三章 我和孙晓鸣一块儿玩的时候，往往是我拿主意，他总是顺从我的提议，他的性格中天生有一种温顺，他喜欢眨着一双大眼睛冲你微笑，笑得很甜，还不时露出点腼腆的表情，很讨人喜欢。但也有一次例外，我们发生了冲突。 一九七一年九月的一天，重庆的天气依旧格外闷热，中午大人们都在家里睡午觉，我和孙晓鸣坐在院中一颗大树下乘凉。我突然想起，有个重大的秘密，要告诉我的好朋友。我悄悄对着他耳朵说，听说林副统帅叛逃了，他的飞机掉在了蒙古的温都尔汗，飞机上的人都摔死了。孙晓鸣听后愣了一会儿，猛古丁地站了起来，指着我愤怒地说：“你好反动”！他扭头就从我身边跑开了，并且在之后的一两天内都不理我。 我这消息，也是从大人们的交谈中听来的，我的父亲行政级别较高，他很早就看到了中央文件。但我没想到孙晓鸣的反应这么激烈，更没想到他居然都不理我了，让我黯然伤心。那个时代，领袖都是被绝对神话了的，一个小孩要证明自己没有说谎，最常见的口头禅，就是向毛主席发誓，向林副统帅保证，我坚决没有骗你，要是说了假话，全家死绝。 没过多久，这件事就在街坊传开了，几个月后，学校开展了一轮又一轮的批林批孔运动，我们也学会了很多新术语：什么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孔孟之道，克己复礼。当然，孙晓鸣也早就和我和好如初了，走哪儿，互相都是搂着脖子，亲亲热热的。 重庆有很多兵工厂，当时为了支援越南跟美国打仗，这些工厂都卯足劲生产枪炮子弹，学校就动员学生去收集废钢铁，上交给学校。但我们真不知道到哪儿能弄到废钢铁，总不能去工厂偷吧。班上有一个平常跟我们玩得挺好的同学，叫邓长明，他家就住在临江门的江边，因为家里比较贫困，他的衣裤总是打有补丁。 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接力跑，邓长明因为跑得用力过猛，裤子后腰下的一块大补丁裂开了，他只穿了一条单裤，屁股蛋子露了出来，参加运动会的同学们，大声哗笑起来，连在场的老师都忍不住笑了起来，邓长明羞得无地自容，捂着屁股跑进了教室。 邓长明个子长得挺高，大长腿奔跑在篮球场上，挺吸人眼球。我和孙晓鸣都喜欢他，有时也邀请他去我们院子玩儿，到了饭点，我们还带他去公安局食堂吃饭。公安局在解放碑附近有两个食堂，一个在五四路，一个在来龙巷。那会儿家长把饭菜票交给孩子自己保管，放了学自己去食堂打饭吃。虽然荤菜要凭肉票限量，但素菜和米饭馒头是敞开供应，每顿总有三四个菜可选择。邓长明觉得能够吃上这样的食堂，简直是羡慕不已。尤其是吃了晚饭后，公安局大院儿经常放露天电影，冬天就在在小礼堂里放电影，我们总是喜欢带上邓长明一块儿去看电影。有一次，我们看了一部罗马尼亚电影《巴布斯卡历险记》，就开始模仿起电影中主角的语言和动作，见面时总是要高呼一声：巴布斯卡！ 为了完成捡废钢铁的任务，邓长明把我们带去江边，在鹅卵石滩和煤渣堆里到处乱翻，不久，他就翻出一个大铁坨坨，有十多公斤重，从形状上看得出这是一个大铁锚，孙晓鸣也捡到一段粗硕的大铁链，我只捡到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汽油桶。邓长明说，他们江边的孩子，有人捡到过当年大空袭时，日本人扔下的没有爆炸的炸弹，小的有四五公斤，大的足有一米高，都被派出所和消防队的人收走了。那一次我们三人，圆满地完成了捡废钢铁的任务。 临江门江边，有两种类型的房子，一种是吊脚楼，一种是捆绑房，黑压压一片，这里可谓是重庆市中区的贫民窟。邓长明的家，既是吊脚楼又是捆绑房，他家房子就建在一个堡坎上，全靠两根木柱支撑，房梁结构用棕绳捆绑，墙壁是竹篾片抹泥，涂了一点白石灰，房顶是瓦片，一共两间小屋，走在屋里都摇摇晃晃的。他的爸爸过去是嘉陵江上的纤夫，解放后，由于身体不好，干不了体力活，他就挑着篮子走街串巷去收废品，这个职业被称为“荒篮”。邓长明的母亲，在临江门的重医二院当临时工，替医院洗病房的床单，家里的收入可谓是捉襟见肘。 邓长明有一个哥哥，叫邓长辉，比他大两三岁，初中没念完，就不去上学了。由于年龄还不到当知青的年龄，就整天在外鬼混。解放碑周边有三四家电影院，邓长辉就在这些电影院门口，倒卖电影票，每张票加价5分钱，可谓是中国的第一代黄牛了。这种行为当时叫投机倒把，是一种犯罪行为，只是他年龄太小，每次派出所抓住他以后，只是把他押送回家，责成家长管教。 邓长明的爸爸，就把这个总是在外惹事生非的儿子，绑在家门口的电线杆子上，扒下他的裤子，用他那根儿挑荒篮细细的竹扁担，把儿子的屁股打得乌青黑肿，甚至皮开肉绽。逮他回家的户籍片警，抄着双手，在一旁静静的观看，这个在街边挨打的孩子，也仅仅只有15岁。 邓长明多次向我和孙晓鸣表示，他要好好读书，他要离开这个家庭。在我们班上每次考试，邓长明的成绩总是在前三名之列。有一次他数学考了全班第一名，善良的数学老师，作为奖励，带他去裁缝铺，给他做了一身全新的上下衣裤，他自出生以来，都是捡哥哥的衣裳穿，这是第一次穿上了新衣服。 第四章 重庆老城呈半岛状，被长江和嘉陵江环绕，两条江在半岛的尖端，朝天门码头合二为一，然后流经三峡，最后一路向东汇入东海。站在重庆老城浮图关上，极目远眺，这两条江的对岸，皆为起伏的群山，蔚为壮观。 夏天的重庆，实在太热了，是中国著名的火炉之一，柏油马路都晒得起泡，走在晒化的沥青路面上，能够沾掉鞋。 由于酷暑难熬，生活在重庆城的孩子，都喜欢去江边玩水。每年夏天，也会淹死一些孩子，尸体被冲到唐家沱后，漂浮在回水湾里，被称为水大棒。家长们认领了自己的孩子后，用席子一卷，就埋在唐家沱的山坡上。 大多数的家庭，都禁止孩子去江边玩。家长们检验孩子是否去江边玩过水，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用指甲在孩子腿上轻轻刮一下，如果见到非常明显的白道，那就说明在江水里泡过，因为江水和岸上泥沙的微粒，总会沾浮在皮肤表面。这时家长就会抄起鸡毛掸子或者竹篾片，把自家的孩子打得鸡飞狗跳地乱跑。 也有聪明的孩子，在江里游完泳回来，首先跑到院子里公共水龙头下，脱光身子，稀里哗啦地冲个凉水澡。但也有一些倒霉的小孩，光着屁股在江水中扑腾一阵上岸后，发现衣裤凉鞋都被人抱走了，就只能坐在江边抹眼泪了，如果遇到好心的大人，会脱下衣裳裹着他，把他送回家。 我和孙晓鸣也经常去临江门的江边玩，我们都会叫上邓长明，三个人就是一个铁杆小团体。那会儿我们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大多数的学校只上半天课，家长们都在上班，漫长的下午时光，可以让我们无忧无虑的任意挥霍。 我们三人中，邓长明的水性最好，他能游到嘉陵江的对岸，然后再游回来，毕竟他是纤夫的儿子。我和孙晓鸣，只能在离岸边十多米远的距离内扑腾扑腾，不是我们没有体力游到江对岸，而是水太凉，容易抽筋，而且江中还有漩涡。邓长明有个小他两岁的弟弟，八九岁时，游泳去追货轮，他刚靠近这艘大轮船，就被船尾巨大的漩涡，给吸到水底下去了，再也没有浮上来。他就像掉进了一口深井中，也许就是穿越到另外一个宇宙去了。那会儿，每家每户孩子都挺多，死掉一个也真不太在乎。 有一天我们在江边玩时，遇见了一个团伙，有十几个人。我听见有人在叫“小兵”，这是我的小名儿。我走过去一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草包刘司令。 刘司令的大名叫刘福贵，他爸是五四路公安局食堂的事务长，因为跟我母亲都是河南老乡，所以从小我就跟刘福贵很熟。他在解放碑旁的大同路小学读书，成绩很渣，长得五大三粗，打架是把好手，他身边总是有一群小弟拥护着他，他自称刘司令。样板戏《沙家浜》中，也有个刘司令，阿庆嫂叫他草包司令，所以刘富贵也就自然成了草包刘司令。 刘福贵见我走过去后，很亲热的迎了上来，他扭过头向后面的跟班问道，今天该谁了。一个背书包的瘦脸小孩跑上来，大声叫道：“司令，该我了。”刘福贵噜噜嘴说去吧。小孩儿朝岸边停的一艘大木船跑去，他登上木跳板上了船，跟船上的一个船夫说了几句话，很快就跑了下来，手上还拿着一盒烟。这把戏我们都知道，从家里偷一斤米，就能跟船老大换回一盒香烟，当然是那种劣质的便宜烟。 刘福贵很潇洒的撕开烟盒，给我们三人一人发了一支烟，孙晓鸣天生对烟敏感，抽一口就呛得咳嗽流眼泪，我和邓长明却显得老练多了，还能悠闲地吐烟圈。 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班上就有同学偷偷带烟来，在课间，班上几个男孩会相约跑到校门外的犄角旮旯，点上一支烟，你抽一口，我抽一口，轮着在几个孩子手上转。其实，大家抽的都是假烟，在口里打个转就吐出来，最关键是要吐出几个烟圈，才显得很酷。也有缺心眼儿的同学，真把烟吸进去了，过一会儿就会头晕，恶心，呕吐，典型的尼古丁中毒。 在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已经能够独自抽完一支烟了，虽然谈不上有什么烟瘾，但那会儿男孩们聚会，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玩的，躲着大人抽烟，似乎体现了一种冒险精神，仪式感更强于生理需要。孙晓鸣胆儿小，在这种场合，他一般都拒绝抽烟，但有一天，无端的麻烦，却找到了他。 孙晓鸣有个哥哥，在二十九中歌乐山分校住校读高中，有一天，突然匆匆忙忙跑回来，好像他遇到了什么麻烦，从大人日常开支的抽屉里，取走了20块钱。他临出门时，对孙晓鸣说：“弟弟，如果爸妈问起，你就说这钱是你偷走花掉了。” 孙晓鸣神色慌张地找到我，问怎么办？我告诉他，你可千万别承认是你拿的，你会挨打的。20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会儿一个青年工人的月工资才18块5。孙晓鸣急得直抹眼泪，那怎么办？我总不能出卖我哥哥吧。我有点恨他哥哥，自己偷了钱，怎么让弟弟去承担？ 我给孙晓鸣出主意说，如果你爸妈追问起来，你就说你哥从学校回来过，孙晓鸣听后直摆手。我还真犯愁了，就算他承认自己偷了钱，20块钱，这么大个数目，花哪儿去了呢？看着孙晓鸣可怜巴巴的望着我，一脸求助的表情。我对他说，我回去想想办法，晚上我去你家找你。 我回家后，急急忙忙，把家的书柜，用我偷偷配的一把钥匙打开，一本书一本书的翻，因为我妈总喜欢把一些崭新的钞票，夹在书本里，也不花，收藏起来。这些钞票面额都不大，一般都是一块两块的。我有时候也偷偷的拿走一块两块的，自个儿去花。翻了半天，我总算收集到了20块钱，都是崭新的小额钞票。我把它拿到街上的香烟铺，去换了两张皱巴巴的10元钞票，赶紧往孙晓鸣家跑，结果还是到晚了一会。孙晓鸣正趴在床上，裤子被扒在大腿下面，他爸用一根竹条正在抽打他的屁股，屁股上隆起了一道一道的紫痕。我急匆匆的进去说，孙叔叔你别打他了，都是我的主意，我从兜里掏出了两张10块钱说，我们想去买一个短波收音机，改造成电报机，这钱还没花呢，都在这里。 孙叔叔满脸怀疑的看着我，他是一个职业刑警，他问我，如果你们真想装电报机，为什么不跟大人说呢？我无语应答，沉默了一会儿，我看他还有继续打孙晓鸣的冲动，我就说，孙叔叔，这件事儿，是我们俩共同干的，你就别再打他了。我到孙晓鸣身边趴下，自己扒下裤子，露出光光的屁股蛋子，我扭头对孙叔叔说，反正你也会告诉我爸爸，回家我也得挨打了，你就别打他了，我替他挨打吧。孙叔叔大概觉得，这件事的主谋是我，他儿子只是受了我的蛊惑，于是他真愤怒了。他跟我说，你自己数着数，我打你50下，你要受不了了，告诉我，我就不再打了。我冲他点点头，把屁股挺得高高的。我没想到他下手会那么重，他每抽一下，都发出噼啦的巨响，我屁股像开裂了一样，火辣辣的疼痛，打到第十下时，我已经浑身是汗了，我用手摸了摸屁股，真打裂开口子了，我咬着牙继续挺着，二十下，三十下，四十下，我的整个身体都痛得直哆嗦，这时在一旁的孙晓鸣，终于忍不住了，他大吼道：“这钱是我哥哥偷的”。 这天晚上，孙晓鸣说他要离家出走，我把他拉去了我的家里，两个屁股上伤痕累累的男孩，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五章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个噩梦惊醒，梦中有个人拿着绳子在追我，他要把我捆绑起来。我睁开眼时，看着身旁的孙晓鸣睡得格外香甜。我撑着双臂坐了起来，感觉屁股上一阵一阵的痛，我才突然回忆起昨晚挨打的情景。 孙晓鸣是院里出名的乖孩子，从来都不惹事生非。平时犯点小错挨打，也顶多是用那种很薄的竹篾片，隔着裤子打几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惩罚。昨晚，孙叔叔打我倆的那根竹条，是根实心的罗汉竹，上面布满密集的竹节，有小拇指粗，是他家挑窗帘用的小棍儿。孙晓鸣昨晚告诉我，他爸经常用这根棍儿打他哥哥的屁股，打得他哥哀天哭地的乱嚎，但从来没有打过他。因为这个缘故，他不想让他爸爸知道这钱，是他哥哥偷的。他接着用手比划着说，真的会打烂的，打烂的，我看见过，他激动得有点结结巴巴了。其实，如果昨晚不是我替他挨了打，他的屁股也一定会被打开花的。 我知道孙叔叔为什么要打我，他认为是我教唆了孙晓鸣偷钱。孙叔叔是干刑警工作的，派出所经常要处理一些小偷小摸的少年，往往这些小孩，都是先从家里偷钱，再发展到去社会上偷东西。派出所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小孩，也没有办法处理，治安民警常对家长说的一句话，回家把他屁股打烂。 我把还在熟睡中的孙晓鸣摇醒，对他说，我屁股好疼，他爬起身，轻轻拉开我裤衩的松紧带看了看，屁股蛋子的正中间，粘了两片在裤衩上，已经结痂，是被竹条打破了皮的地方。我叫他帮我把裤衩拽下来，否则我都上不了厕所。他不敢下手，一个劲的嘟噜，会很疼的，会很疼的。我站起身，一咬牙扯下了裤衩，撕开了血痂，屁股上渗出了几滴血珠，疼得我龇牙咧嘴地大口吸气。孙晓鸣从后面抱住了我，把脸紧紧地贴在我肩上说，你好勇敢，他突然哭泣了起来。我感觉能够保护朋友，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这种少年情愫，也终身留在了我记忆中。 但这天上午，在学校上课时，却让我饱尝狼狈窘态。第一节课，就是班主任的语文课，因为屁股疼，我坐在硬木方凳上，格外别扭痛苦。我不断的扭动着身体，换着各种坐姿，根本听不进课。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平常对班上的同学也挺和蔼。她走到我跟前，盯着我的眼睛，悄声问道，挨打了吧？我一下羞红了脸，把头垂了下去。邻桌的几个同学，幸灾乐祸的笑出了声。其实这种事儿，在班上是见惯不惊的，没有哪个男孩敢拍着胸口说，他没有被打过屁股。 下课后，班主任把我带去了医务室，校医是个戴眼镜的斯文老头，长得慈眉善眼，他用两根沾满酒精的棉签儿，反复涂抹我屁股上指甲盖儿大小两块儿破皮的地方，疼得我大口大口的吸气。他边消毒还边解释说，酒精虽然疼，但不会落下色斑，比碘酒好，屁股上有了疤痕就不好看喽。然后又用红花油，按摩屁股上淤青红肿的鞭痕。我趴在医务室铺着白床单的行军床上，他不让我提起裤子，说屁股裸露在空气中便于结痂。然后，他笑呵呵地安慰我说，昨天也有个男生，在这里趴了一上午，他的屁股真被打开了花，比你严重哟。就这样，我一直趴到中午放学。时不时，有些男生女生路过医务室时，把头探进窗内，望着趴在行军床上，狼狈不堪的我，然后捂嘴讪笑走开。我都十三岁了，撅着屁股趴在床上，像展览品一样陈列在众人的眼里，强烈的自尊心，让我羞愧无比，无地自容。我突然伤心起来，不断地抹着眼泪，心中暗暗诅咒着孙晓鸣的哥哥。 很多年以后，孙晓鸣的哥哥，为这件事儿，还真向我道过歉。他说他们寝室几个室友，把向同学家借来的德国徕卡相机摔坏了，花了100多元的修理费，每人摊了20多元。他又油腔滑调地调侃说，那根罗汉竹，打人真可以，真可以，硬得像根鲸鱼骨头。他拍拍自己的屁股说，真委屈它了，每次挨完打，我就对皮开肉绽这个成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老爸也真可以，意志坚定，铁面无私，下手绝不留情。 就是这位铁面无私，下手绝不留情的孙叔叔，在我们快小学毕业的时候，突然升官了。他要被调去重庆大渡口区公安局当副局长。大渡口，离我们居住的重庆老城挺远的，感觉就是另外一个城市。 第一个告诉我这消息的是孙晓明，他惊慌失措地说，我们要搬家了，我也要转学去大渡口了，怎么办，怎么办？他搓着双手，焦急的望着我。大人们的决定，我们这些娃娃又能怎么办呢？我安慰他说，我会去看你的。他抹着眼泪跺着脚说，我不想离开你们，我不想离开你们。 调令来得很急，孙叔叔必须立马到任。两天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一辆大卡车就把他们家全部的家当装车了。卡车启动时，孙晓鸣趴在车厢尾部的挡板上，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我和邓长明挥手，他歇斯底里地喊叫道，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你们一定要来看我。我鼻子一酸，泪如泉涌，也哭泣了起来。邓长明却像一个坚定的男子汉，他表情凝重，伸出结实的手臂，紧紧的搂着我的肩膀。这一幕就定格了，成为我人生中一个挥之不去的蒙太奇电影镜头。 但我还是食言了，他离开后，我和邓长明都没有去大渡口探望过他。我不知道他的住家地址，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学校读书，我给孙叔叔写过一封信，想打听孙晓鸣的消息，但他并没有给我回信，也许他还认为，是我教唆他的儿子偷了家里的钱。 一九七八年，全国正式恢复高考，我和邓长明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各自考入了不同的大学，邓长明去了北京，我去了成都。在我读大一的时候，意外收到了孙晓鸣的一封来信，第一句话，就是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哟。我激动得眼泪一下涌了出来。他告诉我，他已考入重庆的警校，这是他爸爸刻意的安排。因为我们家早就搬离了川盐三里大院，他是通过邓长明的哥哥，才知道我们俩的行踪，赶紧给我们写了信。随信还寄来一张照片，他穿着学员警服，十七岁的脸蛋儿，既帅气又阳光。我激动得手都有些哆嗦，当即给他回了信，相约我们三剑客暑假在重庆见面。 第六章 大一快结束的时候，孙晓鸣就给我写信，叫我买好车票后，一定给他打电话，他们宿舍值班室有电话，如果他不在，可以留言，值班室的人会转告他，他说他要去车站接我。 早上从成都上的火车，傍晚就到了重庆。在出站口，我转动着脑袋，在乌泱乌泱的人流中，到处瞅望孙晓鸣。我有点担心，宿舍值班室的人，是否告知了他我车次的时间。 就在我瞎猜疑的时候，突然有人，猛地从身后抱住了我。“孙晓鸣”，我脱口而出，惊喜地大叫一声。他并不松手，还是紧紧地抱住我，把脸贴在我的肩头上。我听到了他的哽咽声，他一个劲地说，想死我了，想死我了。我也涌出了泪水，看见周围有人在打量我们，我不好意思的抬起袖子，擦了擦眼睛，赶紧对他说，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孙晓鸣拉着我的手，提上行李，朝车站外一家餐厅跑去，他说要给我接风，好好地喝顿酒。我们钻进一家餐厅的小包间，我亲热地用双手，抓着他的胳膊，使劲地摇晃着。我对他说，你越长越漂亮了，好帅气哟。孙晓鸣被我瞅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脸上露出我最熟悉的那种腼腆的表情。我伸开双臂，把他紧紧的抱在怀中。我们已经有五年没见面了，我们的个子都长高了，我们都成大人了，我们有太多的话要向对方倾诉。 这家餐厅供应的啤酒，是装在大铝罐里的生啤，论碗卖。服务员给我们端来两大碗啤酒，我叫服务员把现成的卤菜烤鸭和油酥花生米，先给我们弄了几盘上来。 我双手端起大酒碗，对孙晓鸣说，兄弟，为我们早年的友谊，为我们的18岁，我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大口啤酒。自从进了包间后，孙晓鸣就一直看着我，傻傻的笑。这时他突然开口了，不停地搓着手说，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他端起酒碗，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半碗。他说话的方式和表情，跟小时候一点儿变化都没有。我忍不住再次拥抱了他一下。 他笑嘻嘻的从口袋里掏出盒牡丹烟，撕开后递我一支，并掏出打火机给我点上，然后也给自己点上了一支。我知道他一直是很讨厌烟味儿的，我惊讶地问道，你居然也抽烟了？他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摇摇头说，平常不敢抽，我爸管得严，被发现了是要被打屁股的。我问他，孙叔叔还在大渡口吗？他说他爸已经调回来了，在市局刑警队当头，他们全家也都搬回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不考大学，要去读警校。这是我一直疑惑不解的一个问题。他眯着眼想了一会儿，猛吸了一口烟，徐徐地吐出来。我都憋了几年了，好多话想跟你说。他抓着我的手缓缓地说道。 我刚到大渡口时，好孤独哟，一个朋友也没有，天天就想你们，夜里在被窝里，我就偷偷的哭。我读的中学，是重钢子弟校，学生大都是炼钢厂工人家的孩子，都比较野。在学校经常有人欺负我，因为我是转校生，他们把我的书包抢去，扔来扔去，还搜我的口袋，要钱去买烟抽。我想跟欺负我的人打架，但他们都是一伙一伙的。每天放学，我也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回家，我住的宿舍楼大院里，一个男孩都不认识，也没人跟我玩，那段日子好难熬哦。 孙晓鸣讲到这里，表情显得伤伤心心的，我忍不住抚摸着他的背，安抚他。 我在读初二时，我们班上出了一件事儿。孙晓鸣继续讲述。有七八个男生，他们是一个铁杆小集团，天天在一块玩。有一天放学后，他们偷了一小袋炼钢厂的钢炭，卖给了街上的一家烤烧饼的小铺，他们几个人就把这钱分了，一人也就分了两三块钱。 他们偷钢炭的时候，被一个认识他们的工人看见了，报告了保卫科。第二天上午，区公安局就派了两个民警，来学校处理这件事。这几个男生被叫到教室外的操场上，双手抱头，排着一字队形，接受着民警的训斥，旁边站着教导主任和工宣队的一个壮汉，他手上拎着一根像擀面杖一样的杂木硬棍儿，被民警训完话后，男生们一个接一个排着队，走到壮汉跟前，双手抱头弯下腰，翘着屁股，壮汉用力挥动木棍击打男孩的屁股，发出巨大的啪、啪、啪声响。我正好路过他们身边，其中一个民警认识我，他经常来我家找我爸汇报工作。他把我叫住，很关心地问了我几句话，大概意思是问我在这个学校习不习惯？有没有人欺负我？ 发生了这件事以后，我的处境就变了，特别是那些男生知道我爸爸是局长后，就想方设法的巴结我，讨好我。孙晓鸣讲到这里，自己都扑哧地笑了起来。 这几个男生都是学校最坏的学生，逃学，打架斗殴，偷东西，无恶不作，但他们都很讲义气，他们去哪儿玩儿都叫上我。工厂里有一条铁轨，是专门运钢炭和铁矿石的，一火车一火车的钢炭拉来，厂里堆得到处都是，这几个男生总能找机会，偷点钢炭出去换钱。我们经常下馆子，我也学会了抽烟喝酒。因为天天跟他们鬼混，从初中到高中，我的学习成绩，就差得一塌糊涂了。班主任老师经常打电话找我爸告状，但我爸工作实在太忙，早出晚归，我经常是在夜里睡着后，被他拽出被窝，狠狠地揍一顿，老师经常把我那些一塌糊涂的考试卷寄给他看。 你还记得那根罗汉竹小棍儿吧，就是打我们俩的那根儿棍，该死的，搬家去大渡口的时候，居然也被搬去了，这几年我的屁股可被打惨了。这下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考警校了吧，我根本就考不上大学，考不上的。孙晓鸣沮丧的说道。就是考这所公安学校，我爸还是找了关系我才进去的，校长是我爸的朋友。 这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的天，喝了几大碗的啤酒，回到我在两路口春森路的家，这是一栋新建不久的干部楼，在四室一厅的大房子里，我住了一个小套间。我们俩挤在浴室里洗了个澡，穿上小裤衩爬上了床继续聊天，聊着聊着就犯困了，孙晓鸣用手臂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喃喃的说道，我在大渡口，离开你的那些日子，我的魂儿都没了……说完他就睡着了。 第七章 第二天早上，我的脚板心一阵一阵的痒，我被弄醒了。我睁开眼看见，孙晓鸣坐在床边儿，笑嘻嘻地正用一根羽毛挠我的脚心，这是一根我插在桌上笔筒里的羽毛笔。我坐起身把他按在我的腿上，抬起巴掌朝他屁股拍了两下。我说你好坏，我都放假了，连懒觉也不让我睡。他歪过头调皮地看着我，笑嘻嘻地说，就要闹你，就不让你睡。我说看我怎么收拾你，我扯下他的裤衩，用巴掌扇他的屁股，他在我腿上挣扎着，伸出手挡在屁股上，我抓开他的手继续拍打，他停止了挣扎，看他闭上眼一脸很享受的样子，我就把他推了起来。他伸出手臂搂着我脖子，很赖皮地靠在我身上。 他望着天花板若有所思，悠悠地说，有件事好奇怪。我问他是什么事？他也不看我，继续仰头望着天花板说。小时候特别怕挨打，在哪儿都当乖孩子，绝不去干闯祸的事。读初中后，因为交往的同学都是些坏孩子，挨打便成了家常便饭，渐渐也就不怕挨打了。每次挨完打趴在床上，屁股虽然很疼，但心里却觉得挺快乐的。如果隔段时间没挨打了，还真想惹点事讨顿打。 他说完这些话，直勾勾地望着我，想从我脸上找到答案。我想了一会儿告诉他，也许很多男孩都是这样，挨完打，反而心里觉得挺痛快的，痛快，就是痛且快乐。孙晓鸣呵呵地笑了，他捣了我一拳，说我形容得准确。 我接着说，法国有个大哲学家叫卢梭，写了一本《忏悔录》，他在书中说自己在少年时代，经常故意惹华伦夫人生气，就是渴望这位贵妇人，能够用鞭子狠狠抽打他的屁股。 孙晓鸣听完我的话，如释重负，他笑着说道，看来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他快乐地翻身下床，在地上做起了俯卧撑。他叫我替他数着，一口气做了50个，每个都非常标准。 在警校一年的训练，孙晓鸣的胸肌，腹肌，看上去都凸显得非常明显，胳膊上的肌肉也是硬硬的。他说在学校，学员队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起床跑步，然后去健身房练拳击和举重，晚上10点宿舍就关灯睡觉，生活极有规律。 但突然孙晓鸣低下头，搓着双手，不好意思地说，开学不久，他就差点被警校开除了。我有点惊愕，催促他把这件事讲给我听。显然，我觉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他说开学两三个月后，学校为了调动我们这批学员的学习兴趣，专门安排了实弹射击课。男孩子对枪都特别感兴趣，每次在靶场训练时，都有专业教员陪同指导，训练完后再把枪送回枪械库。枪械库有个大爷值班，是个退休老警察，平常去领枪时，在值班室跟大爷登个记，就把枪拿出来了。 有天晚饭后，他叫同寝室的一个学员，陪他去了枪械库，他想去室内靶场过过枪瘾。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把枪别在腰里，顺便把一盒子弹也塞进了兜里，他没跟大爷登记，他说那位大爷跟他爸很熟。 在靶场，他把枪装满子弹上好膛，放在射击台上，当他正在戴防音耳罩时，那个学员在旁摆弄着手枪，突然“啪”，一声枪响，枪走火了，那个学员的指尖正顶在枪口上，鲜血顺着他的手指流向了手背和胳膊，他俩都惊呆了。那位学员握着手指，赶快向医务室跑去，还好，只是把左手食指的指甲盖打飞了，没有伤着骨头。 孙晓鸣说，这下可是闯了大祸，当晚值班的副校长通知了校长，校长急匆匆从家里赶到了学校。校长把他叫去了办公室，他胆怯地刚走到校长跟前，校长抬手就给了他一耳光，气急败坏的说道，你胆子太大了，你胆子太大了，要出了人命怎么办？ 校长跟我爸接通了电话，简单几句话，把情况介绍了一下。然后他非常冒火的说道，老孙，你这宝贝儿子是要害我呀，偷了枪还伤了人，要真出了大事儿，我这校长也就甭当了。我也不关他禁闭了，你把他接回去揍一顿，让他在家反省一周，好好写检查。 这个校长，跟我爸是解放初期同时进入公安局的同期生，也经常来我家喝酒吃饭，他们关系特别好。事后我听说这种性质的事，学员当即就应该被开除学籍。 我说孙叔叔那么厉害，那你不被打惨了呀？苏晓鸣苦笑了一下说，我真在家反省了一周，而且是趴在床上，那一周，我屁股都不敢碰凳子。他拉下裤衩让我看，隐隐约约还能看见浅浅的四五道疤痕横在屁股上，能够想象出他当时屁股真被打烂了。我搂着他的肩膀，真希望他这辈子能够顺利点，再别出什么差错了。 这个假期，孙晓鸣天天就泡在我这儿，我的父母都去了东北，我爸是去参加他那只老部队的一个庆典活动。当年他手下的一个连长，如今已是军长了，这位军长殷勤备至的带着他当年的老首长，到处旅游参观。 邓长明从北京回来后，也跑到我这里来凑热闹，他真不愿意回到临江门那个吊脚楼里去住。他的哥哥几年前，贿赂了一位医生，开了一张肝炎证明，逃避了上山下乡，就在临江门摆了一家小面摊儿，还顺便卖点早点，如今已是万元户了，邓长明读大学的生活费就全靠哥哥资助。 孙晓鸣的哥哥，几年前去重庆附近的长寿县当了知青，一九七七年试行高考时，没有考上，于是回到公社发奋补习，一九七八年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 第八章 这个夏天，我们三个大男孩，玩得非常开心快乐，18岁的年龄既阳光又灿烂，由于山城重庆天气酷热，我们跑去文化宫的游泳池游泳，我们已经有点嫌弃去江边游泳了，觉得江水很脏，没地方冲澡换衣裳，而且还没法跳水。 当我们游完泳，三个人在更衣间赤裸身体冲洗淋浴时，总是忍不住互相打量着对方的身体，不时的开着玩笑。其实我们很久都没有光着屁股待在一块儿过了，孙晓鸣去大渡口时才13岁，身体刚开始发育，体型圆圆胖胖的，那会儿邓长明正在长个儿，细胳膊细腿，瘦高瘦高的，和我的体型差不多。在生理发育上，那时我们的隐私部连毛都还没有长，光洁的身体就是个小孩儿样。如今我们仨都完全发育成熟了，就像完成了一次由蛹化蝶的蜕变。孙晓明身上的小肌肉群和高挺圆润的屁股，有点像石膏像上的大卫。我和邓长明属于那种修长型身材，长胳膊长腿，只是邓长明的脸型显得刚毅，而我看上去文气一些。但我感觉我们三个人谁都还没有真正长大，身上都还充满了孩子气，毕竟只有18岁，三个人凑在一块的时候，更多的是嬉笑打闹。 有一天，我们去两路口体育场打篮球，孙晓鸣叫上了他哥哥。他哥哥比我们大三四岁，叫孙晓军，在农村当过三年知青。他口才很好，幽默风趣，比他弟弟能说会道。那天，他给我们讲了一些当知青时的趣事。比如怎么偷老乡家的鸡，怎么埋鸡毛和鸡骨头，不让老乡发现。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孙晓军风趣地说。他说他们有一次还是被抓了个现行。有一天，从知青屋飘出的鸡汤香味儿，在农村旷野的空气中弥漫，狗都伸长脖子到处寻味儿。一个路过的农民也闻到了，他咽着口水闯进了屋，看见炖在灶台上的那一大锅鸡和地上的一堆鸡毛，正是他家刚丢的那只每天打鸣的芦花大公鸡，以前他家老丢鸡，还以为是被黄鼠狼叼走了。他抄起地上的柴火棒棒，追着屋里的几个知青打，知青们窜出了房间四处乱跑，周围的农民都跑来看热闹。有几个家里也丢过鸡的农民，逮住了一个跑得慢的知青，把他按在石磨上，让那个拿柴火棒棒的农民，使劲抽打他的屁股，那知青被打得嚎叫不止，周围的农民愤怒地叫喊，打偷鸡贼娃子，打偷鸡贼娃子。最后还是队长出面调停，让每个知青赔了他两块钱。 孙晓军扮着鬼脸说，当时大家猴急猴急的忙着啃鸡肉，忘了先把鸡毛埋了。大意失荆州呀，屁股上挨了棍子，还赔了钱，真是偷鸡不成倒蚀把米。 我们几个被他绘声绘色的讲述，逗得哈哈大笑。孙晓鸣说真不公平，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届，就停止上山下乡了呢？多有趣的生活啊。 他哥给了他一巴掌，说你傻呀，当知青吃也吃不好，还天天干重体力活。当时是因为安排不了就业，又不让考大学，才把我们撵到乡下去的。 我问孙晓军，你们那几届在歌乐山分校读高中的学生，整天学工学农，课也没有好好上，就下乡当知青了，你怎么就能考上大学呢？撞了什么大运呀。 我说这话带点讽刺意味，我还记恨当年他偷了20块钱，让他弟弟背锅，连累我也跟着挨了打。 孙晓军说，77年去参加试行高考，那考题真简单，但就是不会做。所以我憋了劲儿，第二年一定要考上。我和知青点的另外一个也想考大学的知青，怀揣雄伟大志，去找到公社中心学校的校长，想请他给我们推荐个老师补补功课，顺便给我们找个能做作业和睡觉的地方。那校长说没问题，他挺同情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然后又暗示说，能不能搞点鱼，给我们学校师生改善一下生活？ 长寿县多水，到处都有水库，水库里的鱼非常肥大，农民们都小心小胆，只有知青敢去炸鱼。校长这一暗示，我们马上心领神会，欣然领命而去。 隔壁公社正在开山炸石头修路，管炸药雷管的是我们重庆知青，我们去要了几根土雷管，就跟大鞭炮一样，需要用火点。但我们技术不好，雷管扔到水里就熄火了。我们买了两盒烟，又去贿赂那个重庆知青，这次要到了两根电雷管。这东西真管用，雷管一扔下去，轰的一声巨响，二三十条鱼就浮向了水面。 我们挑着一担鱼去了中心校，校长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他把我们带去学校教师宿舍，叫出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教师，给我们介绍说这位李老师可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负责给你们辅导数理化，语文政治，你们就自己死记硬背去吧。又把我们带去学生宿舍，指着一间有床和桌椅的闲置屋，叫我们随便用，就这样我们补习生活开始了。 我们跟队长请了假，说这半年的工分不要了，开始住校补习。那位李老师很厉害，他是从北京下放到这里改造的右派，他替我们弄来了县一中的复习资料，除了上课的时间外，他都在宿舍陪着我们学习。他说他们那代人被耽误了，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不要再被耽误。当然这期间，我们也经常去给学校弄鱼，孙晓军补充说。当时我们也真是头悬梁，锥刺骨，真用了功的哟。 我觉得孙晓军是幸运的，他遇到一个愿意帮助他的校长，也遇到一个厚道热心的右派老师。 在这个假期，邓长明经常被他哥叫去帮忙打点生意，就我和孙晓鸣两人一块儿玩儿。一天孙晓鸣说，他有个宝贝儿要给我看，带我去了他家，他们已经搬回川盐三里的原住房。他的父母在二楼住了一个大房间，他和哥哥住在三楼一个长条形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是阳台加了个顶改造出来的。 那天我去的时候，是个星期天，但他父母都不在家，他哥哥也出去找同学玩儿了。孙晓鸣取出个大盒子，拿出一个没有壳的无线电装置，他说这是一部他在警校自己装的电报机。我有点兴奋，因为小时候，我一直希望能装这么一台电报机。电报机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电台，如果一个人在房间里播音，另一个人拿着一台收音机，在十几二十米远外，调好频率就能听到播音内容。孙晓鸣的警校，开有无线电应用技术课，给学员们准备了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让学员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搞些小制作。 当时中国有本发行量巨大的科普杂志，叫无线电，每期都会刊登一些趣味性极强的无线电小制作。我小时候一直订有这本杂志，因为我也是一个无线电迷。那会儿重庆解放碑的交电大楼，主要就是卖这些电器小零件，我也是常客，从最早的矿石收音机，到四管机，再到超外差六管机，我都装过。 孙晓鸣拿来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和这台小电报机对上频率后，他叫我对着小电台的麦克风说话，我想起我们小时候看的那部电影《巴布斯卡历险记》，我就大声地朗诵道：巴布斯卡，巴布斯卡，你在哪里，我已经看见那一群划着船的走私犯了，你赶快把警察带过来，注意他们可拿有枪。 这是那部电影中的台词，当年我们背得滚瓜烂熟。收音机中传出我的语音，孙晓鸣高兴的哈哈大笑。他把半导体收音机递给我，对着电报机的麦克风，大声叫道：巴布斯卡，巴布斯卡，走私贩的船，已经划出了湖区，你们一定要追上去，一定要追上去，别让他们跑了。 读着这些电影对白，我们太兴奋了，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 孙晓鸣有点儿激动，他弯腰趴到床下，掏出一个装鞋的纸盒子，里面乱七八糟放了一些杂物，他从里面掏出半盒烟和一个打火机。我们俩一人点上一支烟，继续你一句我一句，说着《巴布斯卡历险记》电影中的台词。 这部电影凝聚着我们的少年记忆，凝聚着我们少年时光中的快乐。我们抽着烟，放纵地大声笑着，大声的嚷嚷着，互相用拳头捣着对方的肩膀，有种狂欢的感觉，我们完全忽略了这个世界的存在。 “砰”的一声，当我们的屋门被推开时，我们俩同时都被吓了一大跳。我扭头一看，孙叔叔站在门口，几乎是在同一瞬间，我们俩迅速把手上的烟藏到了背后，在手里把它捏灭。 孙叔叔走到我们面前，不动声色的说道，把烟交出来。孙晓鸣从裤兜里掏出那半盒烟和打火机，递了过去。孙叔叔又望着我，我急忙摆着手说我没有，还翻开口袋给他看。 孙叔叔一句话也不说，沉默着。我看见孙晓鸣，一直用眼在瞟窗帘的角落，我的天，那根罗汉竹小棍，就静静的靠在墙角。 这是孙晓鸣开口了，他低下头低声地说道，爸，我错了。他竭力想把气氛弄轻松点，他扬起脸裂开嘴笑了一笑。 孙叔叔还是不说话，静静地看着他。气氛有点紧张，我感觉自己的手心都在出汗。 孙晓鸣轻轻地说了一句，好吧，好吧，错了就该挨打。他走到墙角，取过那根小棍儿，递给他爸爸，他拖过一根凳子，双手撑在凳面上，侧过手，扯下自己的短裤，露出屁股，扭过头对他爸说，打吧。 孙叔叔开始抽打孙晓鸣的屁股，我默默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五……我感觉孙叔叔下手并不太重，但毕竟是根罗汉竹，每抽打一下，还是隆起一道红红的肿痕。好像还是老规矩，打到第50下的时候，孙叔叔说可以了。孙晓鸣站起身，扯上裤子，站在一旁，双手不停地揉着屁股。 我不知道孙叔叔是不是也要打我，在一旁有点尴尬。孙晓鸣说，你也抽烟了，就陪我挨顿打吧。 听他这么说，我赶紧把裤子扯了点下来，露出屁股，双手撑在凳子上。孙叔叔什么话也没有说，挥动小棍儿，也抽打了我50下。 打完后，他把那根小棍儿拿到墙角放下后，对我俩说，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现在都18岁了，应该互相帮助，戒掉身上的恶习。说完他就转身下楼去了。 第九章 孙晓鸣看他爸爸走出房间后，深深地吁了一口气，他轻手轻脚走到门边儿，栓上门栓。他走到窗边放洗脸盆的架上，取下一个圆镜，他脱下白色运动短裤，扭着脖子用镜子照着屁股看，边看边嘟噜说，疼死我了，疼死我了。他把镜子递给了我，我也看了看，两个屁股蛋子上，全是一道又一道红紫色的肿痕，手摸起来一棱一棱的发硬，这种肿痕在重庆土话里被称为猪儿杠杠。 孙叔叔这次是有点手下留情，只是把我俩的屁股，打出一道一道的猪儿杠杠。如果抽下的竹条，带着“呼”“呼”“呼”刺耳的响声，那就是手臂使上了劲，挨上三五十下，屁股就会被打破皮了，像刀割一样钻心的疼，没有几个男孩能够忍受这种疼痛。 我和孙晓鸣趴在床上，觉得屁股蛋子火辣辣的疼，手摸上去觉得发烫。我俩扯下短裤露出屁股，这样会好受一点。孙晓鸣用肘子轻轻捣捣我说，每次挨打，前面十下是最疼的，打到二三十下时，屁股就有点麻木了，反而就不那么疼了。我点了点头，我觉得我也是这种感觉。 我问他，你上次说挨完打觉得挺舒服的？他伸出手揉了揉屁股，很坦白地说，真的很疼，但真的也感觉有点舒服。我也伸手揉了揉屁股，想找到他所说的那种舒服的感觉，热热烫烫的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他又接着说，挨打的时候，有人陪着就没那么难受了。我用肘子捣了他一下说，这可是我第二次陪你挨打了。他抬起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把脸贴着我的脸说，哥，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比孙晓鸣只大一两个月，这是他第一次开口叫哥，我心里一暖，有种爱意在心中飘荡，顿时觉得屁股不那么疼了。 孙晓鸣突然溜下了床，到他哥的床前蹲下，伸手在床垫下摸来摸去的，最后摸出一个薄薄的小铁皮盒。他蹑手蹑脚的走到门前，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走到窗前向我招招手，我走了过去。窗外是一片清灰瓦顶，有几只灰色的鸽子飞来飞去，还有一只瘦猫在瓦顶上踱着步，整个世界都那么安安静静，只有这两个少年站立在窗前。瓦顶的对面，就是二十九中的教学楼，灰白色的楼体，破旧的木窗，因为是假期，教室里空无一人。 孙晓鸣吱、吱、吱地笑着，满脸调皮捣蛋的表情，他打开那个薄铁皮烟盒，里面有几支烟，几根火柴，还有一片从火柴盒上剪下的磷纸。他挤眉弄眼地说，这可是我哥藏的私货。我们俩把头探出窗外，各自点上一支烟。我好奇地问，你哥抽烟挨不挨打？我心里想和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男孩不一样，他已经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孙晓鸣说，我哥也是躲着偷偷抽烟。 他接着说，我们还在大渡口的时候，有一次我哥从乡下回来，还带了两个朋友，我妈在外地出差，没人做饭，他们就下馆子去打牙祭，还喝了酒。晚上我哥带着他朋友来家里玩，因为喝了酒很兴奋，坐着聊天的时候，每人都点着一支烟。后来我爸下班回来了，看见满屋烟雾弥漫，他皱了皱眉头，走到我哥跟前，把他嘴上叼的烟夺下，扔在地上用脚踩熄，我哥的两个朋友见状溜走了，我哥觉得很没面子，坐在一旁生闷气，挑衅似的又点上一支烟。 我哥的行为惹恼了我爸，他拎着那根罗汉竹小棍走到我哥跟前，夺下他的烟，叫我哥到床前趴下。我哥猛地站起来，耿着脖子，气呼呼地喘着粗气。我爸扬起小棍，朝我哥的屁股和大腿上猛抽，我哥倔强地站着，也不躲避，我爸也不停手，一下一下用小棍抽他，最后把我哥打哭了，也把他打屈服了，那天晚上他还是乖乖地趴在床上，光着屁股挨了一顿打。 挨完打后，我哥问我爸，我都20岁了，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不再打我屁股？我爸淡淡地说，等你什么时候结婚离开这个家后，我就不再打你了。我看见我哥一脸绝望的表情。 我们正一边抽烟一边聊着天，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我俩齐刷刷条件反射似的，把烟头扔向窗外的瓦顶。咚，咚，咚咚——，孙晓鸣笑了，他说这是我哥，两短一长，标准的摩斯电码。我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如果是孙叔叔，他进来闻见了烟味，我们可又要挨一次打。无论孙晓鸣怎么描绘挨完打以后的舒服，但竹条抽在屁股上，那可是真的疼，尤其是那根布满竹节的罗汉竹。 几天后，我和孙晓鸣的友谊，经历了一次考验。成都的冬天很冷，我们班的辅导员每天都要巡夜，新生入校的时候，我们班有十几个十六七岁的应届毕业生。那个时候中小学10年一贯制，高中毕业生岁数都不大。我们班当然也有其它老知青老三届大龄学生。学校要求辅导员把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应届高中生监管好，夜里不能外出，也不能抽烟喝酒。有一天我看见巡夜的辅导员冻得哆哆嗦嗦的，我就对他说，开学后我给他带一件军大衣来。那个时代，军衣，军帽，军大衣，就像如今的名牌时装一样，是最时髦的东西。 我爸有个战友，是重庆警备区司令员，他家有5个孩子，排行老四的叫王晓，跟我同龄，还有个妹妹叫王倩，比我们小一岁。小时候，我跟这兄妹俩经常一块玩。有一天，我跟孙晓鸣说，我要去警备区替辅导员要件军大衣，我叫他跟我一块去，他说跟人家不熟他就没去。 到了警备区司令员家后，我就被扣下了。王晓因为没有考上大学，正在家复习功课，准备继续参加高考。他的妈妈董阿姨，明确指示我，要我陪王晓复习功课。她说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好喝的东西。王倩考上了部队文工团，很快就要去报到。董阿姨暗示我，我和王茜是青梅竹马，应该继续交往下去。因为小时候，我跟王倩一块儿在重庆歌舞团学过小提琴，那会儿也经常在一起练琴。 就这样，我在董阿姨家住了三天，我突然想起了孙晓鸣，抱着董阿姨早就给我准备好的军大衣，不辞而别。不是我没有礼貌，董阿姨跟我妈关系特别好，他一直跟我妈开玩笑说，要让我成为她家的女婿，这种大人的意志，让我觉得害怕。 当我找到孙晓鸣的时候，他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很冷淡。我拉着他去临江门江边玩儿，他就沿着江岸闷头自个往前走，对我不理不睬。他走到江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我沉默地站在他身后。他突然开口说，我去警备区大院找过你两次，一次看见你和一个男孩在打篮球，第二天我又去找你，看见你和一个女孩在树下拉小提琴。你完全把我忘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应该默默离开你。他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 我在他身边静静地坐下来，紧紧搂着他的肩膀。江对岸的山峦，硕大的残阳缓缓下坠，晚霞映红了半边天空，江中有一只木船顺流而下。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个下午，草包刘司令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支烟，孙晓鸣被手中的烟卷，呛得又咳嗽又流眼泪…… 第十章 有一天下午，我和孙晓鸣去找邓长明玩，这个暑假，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帮他哥哥邓长辉打点生意。他哥哥在临江门的城门洞旁边，摆了一个饮食摊，有三四张桌子，早上卖油条豆浆，糯米团，糍粑块，白天主要是卖重庆小面和抄手。还有一个带玻璃橱窗的卤肉柜，里面摆放着猪头肉，猪耳朵，牛腱子，兔脑壳，豆腐干之类的卤品，旁边支有一个圆木菜墩，上面放着一把菜刀，盖着一块干净的白布。菜墩旁边有一个木台案，案上放着一个土陶上釉的大酒罐，酒罐上系有一根粗粗的草绳，上面挂着一个酒提子，旁边摆着七八个盛酒的小土碗。 重庆老城过去有十几个城门洞，后来连同城墙，大都拆除了。临江门这个城门洞保持得比较完整，穿过城门洞就是缆车站。过去临江门是个比较繁忙的船运码头，还有过江木渡船。后来码头迁去朝天门后，临江门就萧条了，江边成为倒煤渣的垃圾场，就连缆车也停运了。 我们小时候经常沿着陡峭的缆车道，走到江边去游泳玩水。居住在临江门的老住户，大都是这个城市的底层民众，有拉船的纤夫，抬滑竿的脚夫，出苦力的搬运工，捡垃圾的拾荒人…… 邓长辉这个饮食摊生意挺好，因为靠近解放碑，一些职工和居民，常常早上到这里来买豆浆油条。也有一些吃腻了食堂的职工，跑到这里来吃小面抄手，他们常常也要上一小盘卤菜，喝上二两包谷酒。 邓长辉的爸妈都在这个摊上帮忙，邓长辉也成了万元户，走到哪里，腰板都是挺得直直的，两眼充满了自信，脖子上还挂了一根金项链。不知道他爸爸是不是还记得，当年常常把这个儿子绑在家门口电线杆上，用他那根挑荒篮的细竹扁担，把儿子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的情景。这个饮食摊，也是靠邓长辉当年当黄牛倒卖电影票，存下的两三百块钱做的本钱。 邓长辉十六岁那年，在电影院门口被抓了个现行，作为惯犯，派出所要送他去少管所，户籍来通知他家里人，吩咐给他准备被盖行李。邓长明急急慌慌跑来找我们帮忙，他紧张得满头大汗，还不停的抹着眼泪。我和孙晓鸣去了派出所，孙晓鸣认识派出所的所长，是他爸爸的老熟人。孙晓鸣嘴很甜的一口一声地叫着叔叔，央求所长放了他同学的哥哥。所长对这个死磨硬缠的男孩毫无办法，于是他以下不为例为警告，同意不送邓长辉去少管所，挥挥手，把我和孙晓鸣打发走了。 小民警是个刚从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拿着根手指粗的杂木棍，光光滑滑的泛着亮光，看来是用过一些年头了。他笑嘻嘻的走到邓长辉跟前，打趣的说道，小子，对不住了哈。他指了指地上另外蹲着的那两个人，叫他俩把门口放的那根宽宽的长凳搬进屋，叫其中一个把邓长辉按在长凳上，他把木棍递给另一个人说，扒下他裤子打一百下。 接过木棍的人二十出头，长相鼠头鼠脑，是个扒窃惯犯，这次要被送去劳改农场劳教两年，他对即将被释放的邓长辉又是嫉妒又是恨。 小民警弯腰对着邓长辉的耳朵说，不许叫，自个数着数，数错了重新打。 院里传来啪、啪、啪的棍击声和低哑的报数声，天空上阴云密布，突然下起了雷阵雨，粗大的雨滴，啪、啪、啪的击打着地面，和禁闭室的棍击声交相辉映，天空上响起几声滚雷，压住了那低哑的报数声。 雨停后，小民警走出值班室，他手上拿了一沓厕所用的草纸，还有一袋盐。他开门进到紧闭室，那两个人已在地上蹲着了，邓长辉趴在长凳上，小声的“哎哟”“哎哟”呻吟着，两个屁股蛋子肿得像大馒头，几处皮肤裂开的地方，殷殷地淌出了血，滴在水泥地面上。 小民警把那个扒手叫了过来，指了指墙角垃圾桶说，给他擦一擦，抹上盐。他把草纸和盐袋，放在了邓长辉的背上。扒手走过来有点胆怯地说，能不能也打我100棍放我走。他用双手把那根小棍递给小民警。小民警显然被他逗乐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接过杂木棍朝门外走去，他在锁门的时候，嘀咕了一句，这小子的后台好硬。 的确，我们在进派出所大院时，孙晓鸣向值班室的小民警报出了他爸爸的名字，他爸经常去警校给学员上刑侦课，小民警不敢怠慢，立刻把我们带去了所长办公室。 那个扒手，在给邓长辉屁股上抹盐的时候，显然是带着泄愤情绪。他抓了一把盐在邓长辉的屁股上使劲的搓揉，盐虽说能消毒和促进伤口结疤，但盐巴螫进伤口里造成的疼痛是剧烈的。禁闭室传出一阵一阵“啊”“啊”的惨叫，这个嘉陵江边纤夫的儿子，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给他带来的那份痛楚。 小民警在他下班时放走了邓长辉，看着一瘸一拐走出派出所大院的邓长辉，小民警双手抱肘望着天空，若有所思的在想些什么…… 第十一章 那天下午，我们看见邓长明时，他正在菜墩上切一块卤猪耳朵,他的刀功很好，切出来的耳丝又细又薄。他拌上调料，撒上葱花，给一个桌上的老年食客端去。他又去酒坛里，打了一提苞谷酒，倒在小土碗里，酒坛被打开后，弥漫出浓郁的酒香。他的动作非常麻利娴熟，就像一个地道的店堂小伙计。 打点好食客后，他亲热地走到我们俩跟前，满脸都是笑意，看得出我们的到来，让他非常开心和高兴。孙晓鸣轻轻捣了他一拳说，天天就想着帮你哥赚钱，也不来找我们玩。邓长明说，我哥每天要去进货，我爸腰疼在家里躺着，就我妈在这里守摊，一个人忙不过来，实在没办法，我也好想去找你们玩哟。 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吃了两碗馄饨，还吃了一盘卤肉。望着邓长明招呼客人忙来忙去的身影，唤醒了我的一些记忆，那是我们初中生活的一些片段……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生活在临江门江边的孩子，家庭普遍都很贫困，走进每家每户，都是破破烂烂的，和我们这些生活在大马路上干部家庭的孩子，境遇完全不一样。邓长明从小就是那种很懂事的孩子，回家就帮他妈生火做饭，学习成绩又好。 我们从西来寺小学升入二十九中后，孙晓鸣已转学去了大渡口，我和邓长明依旧同班，平常就是我们俩结伴玩耍。邓长明的嗓音好，五官又很端正英俊，读小学时就经常上台唱歌，还在少年宫儿童合唱团表演过。刚进中学时，他嗓音还没有变声，那时全国都在热播电影《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就是全国少年的偶像。 有一天学校文艺汇演，音乐老师给他找了一身表演用的小红军服装给他换上，还戴了一顶有五角星的红军帽，给他一支红缨枪，用胭脂涂了两个红脸蛋。操场里坐着两千多名学生，邓长明登台演唱了电影《闪闪红星》中的几首主题曲，《红星闪闪放光芒》，《小小竹排》，《映山红》，他一边唱歌，一边拿着红缨枪，做出一些舞蹈造型。他的嗓音清亮甜美，双腿修长造型优美，眼睛扑闪扑闪格外明亮。那天他成了全校学生中的明星，操场上掌声雷动。下台后音乐老师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流出了激动的眼泪，邓长明格外害羞地笑着，笑着，笑得那么幸福。 多年后，邓长明对我说，那一刻永远刻印在了他的灵魂中，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坎坷，他就努力地去回忆那幸福的一刻，嘴角就会浮出微笑，内心也就释然了。 在二十九中读书时，我比邓长明要调皮捣蛋得多，那会儿学校的空地上，到处都种满了庄稼，被称为实验田。我带他在苞谷地里乱钻，去逮青色的大螳螂，有时候我们把长熟的苞谷掰下后，拿到木工房的空地旁，支一堆小柴火烧来吃，香喷喷的。学校还修有沼气池，建有五七工厂。我总是喜欢拉着邓长明，在学校到处乱跑乱钻，日子过得开心又快乐。 有一天下午快放学的时候，音乐老师来教室找邓长明，我陪他去了音乐教室。当时正在上演一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电影，音乐老师要教邓长明跳一段洪常青的独舞，参加学校的汇报演出。 音乐老师五官秀美，很有气质和风度，在二十九中的老师中，显得格外耀眼。五十年代她在北京音乐学院读过书，快40岁了，听说还独身未婚。她看我身材跟邓长明差不多，也都是长胳膊长腿，叫我也跟着一块学。我觉得男孩子跳舞好害羞哦，一下子羞红了脸，摇头表示拒绝。邓长明扯着我的衣角说，你陪我跳嘛，我一个人跳也很害羞。 跳芭蕾舞，必须要展现肢体曲线，音乐老师说，芭蕾舞的舞蹈语言，都在两个胳膊和两条腿上，我们也听不太懂，只能依葫芦画瓢地模仿老师的动作。 那天下午，我们俩都只穿一条短裤，光着上身，音乐老师掰着我们的胳膊和大腿，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我们，练了一个多钟头，我们就能跳出一小段连贯的芭蕾舞了。 音乐老师又让我们练习劈一字叉，邓长明在小学时就经常练这个动作，很容易就劈开了，我却怎么也劈不开。音乐老师说，小孩的韧带是软的，压一压就能劈开。我双手撑在地上，前后腿伸直，他们俩一个压我前腿，一个压后腿，使劲的按，我疼得眼泪都在眼眶中打转，一咬牙一使劲儿，终于也劈开了。 音乐老师高兴得抱住了我，还在我脸蛋上亲了一下。邓长明也高兴地站起身，很优美地比划出一个标准的芭蕾舞造型。这时正好有一个学校负责宣传的老师路过教室，他脖子上挂了一部海鸥牌幺二零相机，他抬手就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几天以后，邓长明递给我一张照片，他说是音乐老师给他的，我俩一人一张。画面上，我在地上劈着一字叉，音乐老师蹲在地上双手抱着我的腰，满脸灿烂的笑容，邓长明踢着腿双手弯曲高举，我因为刚被亲了一下，非常害羞地笑着。这张照片我保存了几十年，画面温馨，富有诗意，诠释着生命之美。 我和邓长明在二十九中的初中生涯，也遇到过一些很囧的事儿。二十九中有个警报台，修建在学校的制高点上，负责对重庆老城区报警。那个时候，各个单位都在挖防空洞，防止美帝苏修对我们的侵略，搞突然袭击扔原子弹。领袖的最高指示说，深挖洞，广积粮。重庆老城的地下，掘出一条条的隧道，四通八达，二十九中的警报台，经常拉响警报搞演习，单位就组织大家钻防空洞。 有一天课间，我拉着邓长明溜进了警报台去玩，警报台被一个小院围住，里面有点阴森森的，平常也没有人。我从裤袋里掏出两根皱巴巴的烟，递给邓长明一根，划着火柴点燃。那个时代，男孩们聚在一块，抽烟是一件既刺激又快乐的事，也是聚会的一个重要理由，好像不掏出一支烟来抽，一切都显得索然无味。当然，大多数孩子都是抽的假烟，并不敢真正吸进去。 我们正在抽烟的时候，突然看见有个人一晃，窜出了警报台，我立马认出来了，是我们班上的小藏民。这家伙是从西藏转学来的，两个脸蛋红得黑乎乎的。班上的同学，老是觉得这家伙身上有股膻味，平常也没人跟他玩儿，他显得形单影只。 我对邓长明说，糟了，小西藏会不会去告诉老师啊？我们的班主任姓甘，三十多岁，鼓着一对鱼泡眼，平常班上的同学都挺怕他，因为他喜欢体罚学生，而且下手还很重。 上个世纪70年代，学校老师体罚学生是件很普通平常的事，家长对老师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家孩子不听话，你就替我好好的打他，几乎家家户户对孩子都是棍棒教育。那个时代的学生也不知道什么是叛逆，做错了事该挨打就挨打，认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也没有哪个孩子敢离家出走，因为离家就意味着要饿肚子。 果然这天中午放学的时候，甘老师来教室把我们俩留下了，他手上拿了一根两指宽长长的楠竹片。面对他的责问，我和邓长明矢口否认我们抽过烟，反正我兜里没烟，火柴也扔了，我心里想，你又没抓到我们现行，无论小西藏怎么告状，我们都不承认。 甘老师开始检查我们的书包和口袋，他在检查我口袋时，倒霉的事发生了，他居然从我裤子口袋里发现了烟丝。我和邓长明对望了一下，我从他眼里看到了沮丧，完蛋了，这顿打，是躲不掉了。 甘老师体罚学生的方式很特别，他叫我和邓长明并排站着，对着他摊开两个手掌，他把楠竹片举得高高的，打完右手，再打左手。我是最怕挨手板心的，手板心每挨一下打，都要疼得我在大腿上使劲的搓手，以减轻手掌上的剧烈疼痛。 我们俩左右手各被打了五下，以为体罚结束了，就去取书包。甘老师却用楠竹片指着我说，烟是你带来的，还要打你20下屁股。我无奈的走到课桌前趴下，甘老师低沉着声音说，脱了裤子。我扭过头望着甘老师说，你多打我五下十下都可以，别打光屁股，外面好多人。我听见外面走廊上，有很多做卫生的同学，走来走去。 甘老师说，你这个时候知道害羞了，他叫邓长明去把教室门关上。我磨磨唧唧的解开皮带，脱下了外裤，我又扭头对甘老师说，别打光屁股。甘老师毫不理会的走过来，扯下我的裤衩。他挥起楠竹片“啪”的一声就抽打下来，他下手真的很重，痛得我“嗷”的叫出了声。啪啪啪一下接一下，他以闪电般的速度打完这20下，疼得我双脚乱跳，脑门上冒出一层汗珠。 甘老师完成对我的体罚后，拿着他那根长戒尺，去学校食堂吃饭了。我双手捂着屁股不停地搓揉着，走路有点一瘸一拐。邓长明替我背着书包跟在我身后，表情显得垂头丧气。 走出教学楼后，我对邓长明说，怪不得那家伙身上有股膻味，他就不是人，是个畜生，该把他宰来吃了。 第十二章 我和邓长明是在西来寺小学，读了一年戴帽中学，才升入二十九中的。当时是10年一贯制，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我们一入校就是初二学生。那个时代，大多数家庭都有三五个孩子，每个年级有将近10个班级，每班也有四五十个学生。 我们进入中学后，社会正掀起学习张铁生的运动，广播和报纸天天号召向这个“白卷英雄”学习。不久又出现了一个反潮流小将黄帅，这个女孩和我们同龄，在报纸广播上可谓是大红大紫，社会上弥漫着一种读书无用论的思潮。 在学校老师无心教书，学生也无心学习，男孩们热衷于打架斗殴。住在不同街区的男孩们，都有自己的小团伙，发生矛盾时就相约打群架。重庆老城区临江的苍白路，就是这些小团伙打群架斗殴的比武场。那个时候的男孩都喜欢在口袋里藏把小刀子，按照长短各有其名，5厘米，7厘米，10厘米，男孩们相互间也喜欢炫耀自己的小刀子。 有的手巧的男孩，把铁丝编成手枪状，绑上细铜管，把铜管尾部敲成圆弧状，留一贴引火的小孔，做成火药枪，在铜管里放上火药和几粒铁砂子，用橡皮绑着的撞针，扣动扳机撞击铜管后面的引火，就能射击出铁砂子。打群架时，这种自制武器是最有伤害力的。当然锉刀钢尺和小刀子，也是打群架的硬武器。 在街头，有些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少年，叼着烟卷，身边尾随几个小弟，这些领头的少年，被称为“超哥”，他们往往欺负那些在街上行走的单身孩子，搜他们的荷包，要钱要物。为了管住这些无法无天的少年，在解放碑周围设了好几个执勤点，被称为群众专政机构，简称“群专”，由工厂的工人带着红袖笼担任执法人员。 那些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的不良少年，被抓进“群专”的执法点后？被关在一个房间里，抱头蹲在地上被禁闭几个小时，对那些桀骜不驯的，则用橡胶警棍或杂木棍击打屁股，直到老老实实服帖为止。 那时的学校，主要是管学生的纪律，教学反而成了次要的事。在我们班上，班主任甘老师，隔三差五就要检查学生的书包。经常是下午放学的时候，让女生先走，被留下来的男生，把书包里的东西倒在课桌上，有的男生被搜出了小刀子，有的口袋里的香烟被搜出来，这些学生被叫到讲台上去，站在黑板前，其他学生则可以背上书包回家了。 甘老师对于体罚学生，总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或者换句话说，他很喜欢体罚学生，他几乎随身带着他那根两指宽的楠竹片。他的体罚标配是先打10下手板心，再打20下屁股。他把这些受罚的学生，一个一个叫到跟前，高高举起竹片，右手五下，左手五下，如果打的时候手躲闪了，还要加打一下。 这些挨过手心的男孩，双手握在一块使劲的搓揉，疼得蹲到地上，哎哟哎哟的直叫唤，有的男孩甚至疼得直抹眼泪。甘老师则瞪着他那一双豆泡眼，静静地看着。 等这男孩渐渐平静下来了，他会用楠竹片敲一敲课桌，示意这个男孩趴上去。许多男孩都不情愿光着屁股挨打，甘老师就会动手解开他们的裤带，扯下他们的裤子，遇到这种情况，甘老师就会打得又重又狠，吓得别的男生乖乖的脱下裤子。 甘老师用竹片打屁股时，会啪啪啪啪啪一口气打完20下，频率极快，这种剧烈疼痛像冲击波一样在屁股上扩散，挨打的男孩会口喘粗气啊啊啊啊直叫唤，打完后，这些男孩往往捂着屁股跺着脚，不停地叫着哎哟哎哟哎哟。 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时代，学生们上课磨皮擦痒，老师毫不关心学生的功课，家长也不过问孩子的成绩，放学后学生没有作业做，整天无所事事，就挖空心思做坏事，做完坏事挨打，挨完打再做坏事，不断地循环，被打屁股成为贯穿整个少年时代的一个魔咒。 我从读小学开始就爱读课外书，先是看连环画，到小学三四年级，我就能完全读懂文字书了。很庆幸我家有一书柜的书，我经常带去学校，上课时偷偷看书。我发明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在课桌上凿了一个洞，把书藏在课桌下面，一行一行的移着看。到小学毕业时，我眼睛就开始近视了。 在我们读初三的期末，有一天下午放学时，音乐老师在校门口等我们，她招手把我们叫到身边，指着旁边一个中年男性说，这是我朋友，他是四川美术学院的高老师，他们想去临江门江边写生，需要找两个模特儿，她又把手放在邓长明肩上说，你家不就是住在临江门江边吗？你能带他们去吗？ 我和邓长明互相望了望，显然没太弄懂我们当模特儿是啥意思。看着我们俩一脸困惑的样子，音乐老师就解释说，你们在江边儿按他们的要求摆出姿势，你们俩都是高挑个儿，映衬在江景下，是很好看的画面。我多了个心眼儿问，不会让我们光着屁股吧？因为我知道人体模特儿都是脱得光光的让人画。 音乐老师用手轻轻拍拍我的脸蛋，自从上次她教过我们跳芭蕾舞后，经常叫我去参加学校宣传队的活动，跟她也很熟了。她柔声的说道，到了江边，你们就听高老师的要求，照着他说的做就行了。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我知道你们俩都很乖，很听话。说完话，她指了指校门外街边树下，站着的那十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有男有女，背上背着画夹和书包。 我用胳膊碰了一下邓长明，悄声说道，还有女的哟。邓长明的表情却显得很淡定，他把嘴凑近我耳朵说，老师那么喜欢我们，听她的话吧。我看见音乐老师一直在旁边微笑着瞅望我们。邓长明朝那位高老师招招手， Let''s go，他居然说了一句英语。 第十三章 出了二十九中的校门口，就能看见临江门的大转盘，转盘的另一边，在马路边上有一坡陡峭的台阶，这就是通往临江门江边的石阶路，这条路有七八米宽几百米长，过去的挑夫就从临江门码头上把货物沿这条路挑进城，路的两边都是一些木头房子，也有一些破破烂烂的捆绑房。 我和邓长明在前面带路，高老师带着他的学生们跟在我们后面，一路上他们对那些修建在堡坎上的吊脚楼充满了兴趣，有的学生甚至掏出了速写本边走边画，高老师也掏出一部老旧的折叠式相机，对着那些有特色的建筑，咔嚓咔嚓的拍着照片。 我和邓长明远远的站在路边一处晒不着太阳的阴凉地等他们。邓长明问我，今天刘老师收拾你没有？我咧嘴一笑说，那还躲得脱呀，挨了七八下，屁股现在还疼着呢。邓长明拉开我短裤后松紧带，探过头看了看我的屁股说，你也真是活该，你把那大胖子气死了。 刘老师是我们的生物老师，下午最后一节课是生物课，他提着一架人体骨骼标本来到教室，他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大胖子。班上的同学对着这架骨骼标本，嘻哈打闹地开着玩笑，有的甚至还扮着鬼脸学僵尸。 我有点小兴奋，上课后还不断的跟身边的同学开着玩笑，刘老师用教棍敲着讲台叫我闭嘴。我当时正在兴奋中，于是站起来大声地问道，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马尾巴的功能。全班哄堂大笑，刘老师气得涨红了脸。 那段时间，电影院正在放一部电影叫《决裂》，描写一位迂腐的老师，上课不断地给工农兵大学生讲马尾巴的功能，却对一位老农民拉来的生病的耕牛不理不睬。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要向资产阶级旧的教育制度决裂，我们还写过观后感批判文章。于是，马尾巴的功能，就成了学生们挖苦和捉弄老师的一句玩笑话。 下课后，刘老师叫我提着骨骼标本跟他去了办公室，他肥胖的身躯坐在大靠椅上，让我直直地站在他跟前接受训斥，训完话后，他站起身从桌上拿起那根教棍，指了指大靠椅让我趴下，我趴好后扭头看着他，心中祈祷千万别扒我裤子，我只穿了一条平脚运动短裤。 结果他还是伸出他那肥胖的手，一把扯下了我的短裤，他用力挥动起那根教棍，抽了我屁股七八下，疼得我龇牙咧嘴的。这是根很有韧性的杂木小棍，打在屁股上贼疼贼疼的。办公室里还坐了男男女女七八位老师，大家各自干着自己的事，没人朝我们这里看一眼，好像司空见惯似的。我走出办公室后，看见邓长明在篮球架下焦急的等着我，他拉着我的手就朝校门口跑去，说音乐老师找我们有事。 那天下午我们在临江门江边的鹅卵石滩，终于找到了高老师满意的一处礁石群，江水碧绿，对岸青山苍翠。美院的学生们纷纷开始支起自己的画架，他们都是些工农兵大学生，岁数比我们大不少，因此他们很亲热地一口一声，小弟弟，小弟弟的叫着我们俩。 这时已进入7月天了，江边的鹅卵石滩暴晒了一天，略微显得有点燥热。高老师笑呵呵的对我们说，你倆都是江边长大的，脱了裤子下去扑腾一圈吧。然后他又交代说，你们游一圈回来后，一个坐在礁石上，一个站在水中，面朝对岸的群山。他指了指水中的一块礁石。 是要光着屁股吗？我有点迟疑地问道。高老师很肯定的点了点头。我一下脸红了，邓长明的表情也显得有点儿扭捏。高老师有些严肃地说，人体是最美丽的艺术品，艺术创作是一件很高尚的审美工作，不要不好意思，你们少年人的肢体多么漂亮啊。 邓长平侧过脸望着我，又看了看那些等待在画架旁的美院学生，轻声对我说，脱了吧，咱们听老师的话。他迅速脱掉上身的短袖衫，又弯腰脱下了运动短裤，赤条条地站在我身边。他看我磨磨唧唧站着不动，抓着我的胳膊摇了摇说，脱了吧，反正我们都还是娃儿。 我心一横，迅速脱掉了短袖衫，在我弯腰脱裤子时，高老师歪着头看了看我的屁股，哟，挨过打呀，你是不是很调皮哦？他有点调侃地说道。我顿时羞了个大红脸，赶紧向前跑了几步，跳进了江水中。 我们游了两圈，高老师招手叫我们上了岸，他拿着相机，叫我们在礁石边摆了几个造型，他端起相机，咔嚓咔嚓拍了几组照片。他又叫邓长明坐在一块礁石上，让我站在江水中，一只手搭在邓长明的肩上。他在我们身后拍了几张照片，又微微调整了一下我们身体的姿势，然后他从包里取出一条红色的毛巾，搭在我的肩上，扭过头对那群学生说，可以了，大家画吧。那群学生提着画架走了过来，各自寻找自己的画位，参差错落地分布在我们身后。 多年以后，我常常会回忆起这一幕，两个裸体少年，凝视着远方的群山，肢体纤细匀称，肌肤光滑，碧绿的江水缓缓流淌，有一群野鸽在江面盘旋，几艘木船静静地驶过，货轮在经过这些木船时，汽笛声声，在空阔的江面回荡。少年的灵性与大自然的美，交相辉映，时光在这一刻凝固，升华为一个定格的画面，永远铭刻在少年人的灵魂中。 7月末的一天，在我们初三拍完毕业照的时候，音乐老师走到我跟前，递我一个信封，她微笑着说，回家再拆开看，留作纪念吧。后来我看见邓长明，他手里也有这么一个信封，我们俩都觉得有点好奇，于是我们躲到一个角落，偷偷撕开了信封。 信封里是一沓照片，还有一张小卡片。原来是前些日子，高老师在江边给我们拍的那些照片。我拿起一张给邓长明看，是学生们画画时的那张定型照，我说好丢人哟，你看我屁股上那一横一道的，谁一看都知道这家伙被打了屁股。邓长明捂着嘴，一个劲地吱吱吱的笑。 实际上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音乐老师。初三毕业后，因为二十九中的高中部在歌乐山分校，而那时我正热衷于倒腾无线电小制作，每个周末要去一所无线电运动学校上课。于是家里人给我转了学，去了二十五中读高中，我也和邓长明分开了。但音乐老师送给我的那张小卡片上的那句话，却永远铭刻在了我记忆中：少年不识愁滋味，愿我亲爱的学生，永远像天使一样，无忧无虑，帅气可爱。 多年后，当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时，读到了辛弃疾这首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我想起了音乐老师当年教我跳芭蕾舞，想起了她压着我的腿，让我劈一字叉。人的一生，总会有些人出现在你生命中，让你刻骨铭心，成为你生命中的风景…… 第十四章 我们的暑假已过了一大半儿，有一天我在孙晓鸣屋里玩，他哥哥也在，我们三人聊着天。孙晓鸣说，开学前我送你去成都吧，反正我还没有去成都玩过。孙晓军接过话说，那还不如去爬峨眉山呢，当年我们公社，有个被推荐去读工农兵大学的知青回来玩儿，他说暑假去了峨眉山，云海，佛光，猴子，孙晓军用他的口才，绘声绘色地给我们描绘起峨眉山，弄得我和孙晓鸣心里痒痒的，我们相约，去找大人要钱。 当天晚上，孙晓鸣就下楼去找他爸妈，他妈正在厨房里收拾东西。他站在他爸跟前说，我和我哥在开学前，想去峨眉山玩一趟，能不能给我们一点钱？接着他又很调皮地笑了笑说，如果我不告诉你们，偷偷摸摸去拿了钱，你们肯定要打我屁股，我现在告诉你们了哈，不能再打我屁股了哟。说完他就扭头上楼去睡觉了。他的意思明明白白，就是你们不给钱我就偷偷拿，而且还不能打我屁股。 第二天早上，孙晓鸣醒来的时候，发现他的枕头旁搁了一沓10块的钞票，他数了数足有100块钱。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儿子，你这次做得对，有事儿就找大人商量。100块钱不算是个小数目了，那会儿大多数青年人的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他哥高兴得捶了他一拳头说，还是你小子有面子。 孙晓鸣很兴奋地跑来我家，他把那张纸片和一沓钱在我面前晃动，高兴地说，我们可以去峨眉山玩了。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我爸终于把我当大人看了。我伸出双臂把他抱住，对他耳朵悄悄说，我也找我妈要到钱了。我们俩开心大笑，然后几乎是异口同声叫出“邓长明”。 当我们赶到邓长辉的小餐饮摊时，邓长明不在，他哥正端着一个大茶杯，悠闲地喝着茶。这个时候正是上午10点左右，没什么生意。看见我们俩，邓长辉赶紧起身迎上来，掏出兜里的香烟给我们递烟，点火。自从上次我们去派出所解救了他以后，他简直认为我俩就是他的救星，每次见到我们都热情无比。 孙晓鸣急不可耐的说道，辉哥，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们想去峨眉山玩一趟，你可别霸着邓长明不让他去哦。邓长辉搞明白我们的来意后，一个劲地点着头说，我支持，我支持。孙晓鸣眨巴眨眼睛，接着说，辉哥，你都是万元户了，是不是……他故意卖个关子，欲言又止。 这时正好邓长明上完厕所回来了，邓长辉对他说，你也跟他们去玩儿吧，他们想去峨眉山。说完，他从随身背的挎包里，掏出厚厚的一沓10元钱，数也没数就递给邓长明。邓长明接过钱担心地问，哥，你忙得过来吗？邓长辉说没事儿，没事儿，原本就计划等你开学了，我就雇个人，都选好了，你去吧，明天我就叫他来。孙晓鸣像个孩子一样，抱着我和邓长明高兴地蹦了起来。 真是雷厉风行，当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就坐上了去成都的绿皮火车。我们都是第一次出门旅行，大家都激动得心里砰砰直跳。我们四个人正好坐在一块儿，大家开心的玩着扑克牌。玩到夜里十点多钟，都有点饿了，正好到了一个站点，站台上有摊贩在卖卤鸡，孙晓鸣就捅了捅邓长明说，财主，咱们去搞只鸡吃吧。自从孙晓鸣看见邓长辉给邓长明一厚塌10元的钞票后，就一直喊邓长明叫财主。 我们坐的是绿皮慢车，每站停的时间都很长。我们四人嘻嘻哈哈地跳下了车，围着摊贩挑了一只肥大的卤鸡。孙晓军看见站台上有一家正在营业的小卖铺，他兴趣盎然地钻了进去，出来的时候掂了一瓶酒，还拿着一盒烟。到底是当过知青的人，完全是大人的做派，不像我们仨，傻乎乎的一身孩子气。 我们很快就把那只鸡干掉了，酒也喝掉了大半瓶，大家靠在车座上，美美地抽着烟。孙晓鸣大概喝多了一点，有点晕乎乎的靠在我的肩上。他嘟嘟囔囔说，明天早上我们到了成都能找到你保姆吗？我拍拍他腿示意没问题。我们几个决定明天在成都逗留一天，买到去峨眉山的长途汽车票后再出发。本来我们计划在车站附近找个招待所住下，但我想好久没去看保姆了，加上她做的菜特别好吃，我就建议大家下了火车就去我保姆家。 我们刚才喝的是一瓶泸州老窖酒，曲香味浓郁，度数挺高，我也觉得有点头晕，是一种微醺的感觉，身体有种飘飘然的感觉。这时孙晓军从他的挎包里掏出一只口琴，轻轻的吹着一首苏联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觉得这首曲子在此刻特别应景，夜行列车缓缓的行驶，窗外的景物模模糊糊一闪而过，车厢里的旅客大都昏昏欲睡，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在我心中缓缓升起，头脑中漂浮不定的晃过一个一个的念想，我突然想到了明天将要见到的保姆。 我的保姆我叫她王阿姨，在我进托儿所之前照看了我两三年。长大后，我从大人的口中听到了很多关于她的故事。重庆解放前，王阿姨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她曾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师范学生，这个军官匆忙撤离大陆去台湾时，带走了王阿姨的儿子，一个7岁的小男孩。据说那时王阿姨正在合川老家探望病中的父亲，错过了随军去台湾的机会。 解放后，因为王阿姨是旧社会的军官太太，属于政治面貌不太好的那一类人，进了改造思想的学习班，被街道安排在一个小作坊做过女工，也做过识字班的教员。后来她去了一所工人文化学校教书，作为一个单身女人，加上出身不好，屡遭上司的骚扰，于是她辞了职，经人介绍来我家做了保姆。 我去了托儿所后，我母亲介绍她认识了矿务局一个丧妻的干部，不久他们就结了婚。后来这个干部调去了成都省煤炭厅，她也被安排去成都一家矿灯厂上班。 有一年的暑假，父亲在成都省党校学习，我去成都玩儿，父亲把我带去了王阿姨家，安顿我在她家住下。她家有一辆自行车，我整天骑着自行车到处跑，游览了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每天都是玩到天黑前才回家，一身汗味儿，浑身脏兮兮的。王阿姨就把我叫去厨房，让我坐在一个大木盆里，浇着水给我洗澡。那会儿我都十三四岁了，还光着屁股让人洗澡，真的很害羞。 王阿姨厨艺很好，她把苦瓜掏空灌上肉馅，蒸出来切成一段一段的，再配上绿豆稀饭，凉拌豆芽，凉粉凉面，这都成为了那个夏天我的美食记忆。 夜行的列车摇摇晃晃，那一夜坐在硬座上，我睡得并不踏实，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天刚朦朦亮时，火车就到了成都。我们几个人睡眼惺忪的下了车。王阿姨家离火车站并不远，就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广场上矗立着高大的领袖全身雕塑，当我们走进她居住的平房小院时，她正准备出门上班，看见我时她愣了愣，我开口亲热地叫了一声王阿姨，她一下子知道了，站在她面前的这个高个子男孩是谁。她上前紧紧地攥住我的手，声音有点沙哑地说道，你都长成大人了。 第十五章 那天王阿姨见到我们后，把我们带去街边的饮食店吃了早餐，油条豆浆包子，饿了一夜，大家吃得狼吞虎咽。她用公用电话向单位请了假，回屋把我们一行四人安顿下后，她叫我跟她去盐市口菜市场买菜，说中午要给我们做一顿好吃的。 路上我告诉王阿姨，我已在成都读大学了，只是没顾上来看她。王阿姨慈祥地笑着，一个劲地说，好，有出息，有出息。然后，她告诉我，小倩没有去读高中，在彭叔叔单位的技校读书，听说毕业了就能分配工作，然后她又强调说，毕业能分配工作就好，感觉王阿姨很满意这个结果。 王阿姨和彭叔叔结婚后，没有孩子，他们抱养了一个弃婴，就是小倩，比我小两岁。王阿姨曾经跟我说，我小时候她把我抱在怀中时，就一直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我知道他有个儿子被带去了台湾，我就试探着问，王阿姨，那个大哥哥从来就没有跟你联系过吗？因为我听我爸妈说过，国外有人写信到合川王阿姨的老家，打听王阿姨，想跟她取得联系，我爸妈就暗自嘀咕，会不会是王阿姨的儿子。对于我的询问，王阿姨缄默着，没有回应我。 我小的时候，小三的爸爸在重庆兵站当站长，负责军用物资的转运，就在解放碑旁边的八一路。兵站是一个很大的部队大院，经常放露天电影。大院中的男孩，穿着军衣军裤，戴着军帽，作为大院子弟，走到哪儿都显得气宇轩昂。小三比我大三岁，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个妹妹，我也经常跑去大院玩，自然跟他们的兄妹关系很好，后来他爸爸调去成都军区后，我们往来就少了。 果然半个小时后，小三就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王阿姨家。小三穿着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不久前，他刚从部队复员转业回来，还没有安排工作，在家里呆着。我告诉他，我们要去峨眉山，他兴致勃勃地说他也要去，我高兴得捣了他一拳。他接着出主意说，咱们先去成都灌县看都江堰，逛二王庙，再去青城山，然后转道峨眉山，返程拐去乐山大佛。他的主意一下子把我们几个人都迷住了，到底是部队大院子弟，有眼界有气魄。 下午我们一行5个人去成都长途汽车站买了票后，小三又带我们去逛了逛成都的人民公园，然后提议去成都最牛逼的餐馆夫妻肺片搓一顿。夫妻肺片是成都的一家老字号，小三点了一个夫妻肺片大拼盘，牛肉、牛肚、牛舌、牛头皮、牛心，上面浇着红油调料，他又要了一瓶绵竹大曲，我们每人用玻璃杯分了二两酒，大家吃得狼吞虎咽，喝完酒后，一人又来了一大碗牛肉面。 吃夫妻肺片的时候，孙晓鸣悄悄问我，咋没见到肺片呢？小三听见了，大咧咧地说道，嗨，那玩意儿难吃，不配装到盘里，过去拉黄包车的脚夫才吃肺片。酒桌上，小三身上表现出一种天然的社交魅力，侃侃而谈，让我们几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回到王阿姨家时，已经是夜里八九点钟了，王阿姨一个劲地埋怨我们，晚上咋不回家吃饭，她包了一桌子的抄手，在家里等我们。我赶紧抱着王阿姨，撒娇地哄着她说，明天早上，我们把它全部干掉。王阿姨笑着朝我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说，就是你说的想吃抄手。 王阿姨家有两间屋，各摆有一张大床，还有一个长沙发。王阿姨叫他们三个去睡那间屋的大床和长沙发，带我去她的房间和她一块睡。我爬上床后并没有睡意，王阿姨从抽屉里拿出两封信，走到床边递给我，第一封信只有一页信纸，收信地址是王阿姨的老家合川，信的内容也非常简单，就像一个寻母启事，但留了一个详细的回信地址和联系电话，地址并不是台湾，而是日本东京。 我拿起第二封信看了看，有好几页纸，收信地址是王阿姨现在的住址。信的开头一句话就说，来信收到，知道母亲大人还健在，非常高兴。然后又说到，他的父亲在过世前嘱咐他，一定要在大陆找到他的亲生母亲。信中他介绍了他的大妈在台湾那几个孩子的情况，然后说他自己中学毕业后，就被父亲送去日本留学，大学毕业后留在日本就职，目前在日本三菱公司上班。妻子是日本人，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他期望有机会一定来成都探望母亲大人。 看完信我下床，坐到王阿姨身边，轻轻搂着她的肩膀，我听见她在轻轻地抽泣。我也大概明白了这件事的经纬，王阿姨老家的亲戚收到那封大哥哥寻母启事的信，转给了王阿姨，王阿姨给他回了信，母子俩才重新取得了联系。 我望着王阿姨一头花白的头发，鼻子也有点发酸。我说，大哥哥既然找到了，他一定会来看你的。我问王阿姨，大哥哥今年有多大了？王阿姨轻声说道，一九四二年出生的。我算了算，也应该三十六七岁了。王阿姨从抽屉里又拿出一个小镜框，照片是大哥哥一家的全家福，大哥哥穿着西装，他的妻子穿着一身和服，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穿着日式校服，岁数相差一两岁。照片上显出一种温馨安详的气氛，非常和睦幸福的一家人。 这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思绪翻滚，我觉得王阿姨这一生太离奇坎坷，命运为什么总是这么捉弄人。我在想，如果她当年没有嫁给这个军官做姨太太，或者她带着儿子去了台湾，她今天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呢？人生的剧本真是无法改写的。几年后，因为这个大哥哥，我也去了日本留学，掀开了我人生剧本的新篇章。 第十六章 这次我们的峨眉行，可以称为是一次青春之旅，也是一次情感启蒙之旅，我们在成长中接受着涅槃式的洗礼。 小三和孙晓军年龄相仿，都是21岁，一个当过兵，一个当过知青，都是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小三的性格豪爽开放，孙晓军幽默风趣，正好性格互补，他们俩迅速亲密无间成为好友。两人经常嘀嘀些不让我们这些小屁孩儿听见的话题，看见他们那一脸坏笑，应该是在谈论女人。 孙晓军喜欢摄影，他有一台重庆产的华蓥牌幺三五相机，售价很便宜，仅8元钱，是孙叔叔淘汰的一台相机。他当知青时，就用这台相机拍了很多农村的风景。那会儿照相馆都出售保定的电影胶片，裹成一小卷一小卷的出售，价格极便宜，同时还出售显影粉和定影粉，拍完照片后，自己在暗室里就能冲洗出胶卷。照片洗相机和放大机也可以自己制作，孙晓军给我们介绍起来，嘴里总是一堆术语，什么D七二，D七六，2号3号4号相纸，各自的功能都是什么，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跟他学了一段时间，我和孙晓鸣也会自己冲洗照片。 这次出门旅行，我们买了20多个胶卷，一路上孙晓军特别热衷于拍风景和给我们拍人像。那个时代，大家的衣着都特别朴素，但青春的脸蛋，洋溢着生命的热情。 都江堰鱼嘴是著名的水利工程，鱼嘴是修建在江心的分水堤坝，把汹涌的岷江分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内江引水灌溉。我们站在鱼嘴上空的安澜索桥上，望着汹涌奔腾的岷江，大家都有些静默，仿佛内心有一枚种子在萌芽。 这一次的旅行，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给我们心灵带来一些冲击。青城山的幽静，道教的神秘，坐在古代寺庙里，望着蒙蒙远山，树林中鸟鸣阵阵，让我们的心灵从过去的浮躁好动，渐渐沉静下来，开始思考一些问题，这是一种成熟的萌芽，是一次生命的涅槃。 作为好动的男孩子，在这次旅行中，我们也经历了冒险。在峨眉山的九老洞，有一天晚饭后，我们跟一个修庙的工人，去洞中探险。那天晚上在仙峰寺吃晚饭时，这个工人跟我们说，九老洞里藏有宝藏，他看我们几个小伙子身体都壮壮的，问我们有没有胆量陪他去探宝，我们肯定是经不住这种诱惑。 这个30多岁的男人，做了一个沾满桐油的火把，小三拿了一个军用手电筒，我们拿了一些小木枝点着火，跟着这个壮汉钻进了离寺庙不远的九老洞。我们在这个洞里钻得很深，见到有分岔洞的时候，曾经当过军人的小三，很有经验的叫我们用手中的小木枝做好标识，以防迷路。 在一段狭隘的山洞里，壮汉手中的火把忽闪忽闪开始变暗，似乎洞中有点缺氧。走在前面探路的壮汉，突然一声大叫，吓得我们几个毛骨悚然。原来是壮汉前有一个深坑，他差点掉下去。他趴在地上向坑中伸出火把，但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小三走到他身边也趴在地上，用手电筒朝坑底照了照，一堆白色的人骨，那个骷髅反着光，明晃晃的，格外吓人。我和孙晓鸣吓得惊叫起来，邓长明和孙晓军则显得镇静些，只有小三最老练，他用手电照着坑的四周仔细观察状况。突然，他的手电光，停在洞壁上刻的几个字上：峨眉未世雄。我和孙晓鸣几乎异口同声说道：我们回去吧。我俩的声音都打着颤。 那天晚上的探险经历，真比噩梦还可怕。后来我们听山上的和尚说，有太多太多的人，走进那个洞子，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他说洞中有大蟒蛇，我们几个家伙算是幸运的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峨眉山几乎没有游客，只有一些背着灯油去敬神拜佛的香客，道路也非常难走，陡峭破烂溃不成路，时不时还有猴子来骚扰我们，似乎是想讨点东西吃。九十九道拐，七里望坡，连我们几个小伙子爬起来都感觉费劲，孙晓军一个劲儿地给我们打气说，大家加油哦，加油哦，爬上了金顶就能看佛光了哟。 那次我们运气真好，在金顶上，不但看见了云海，也看见了佛光。我们趴在金顶的舍身崖上，探头往下望，看到一个外红内紫的彩色光环，中间显现出观看者的身影，人动影随，人去环空，太不可思议了。 金顶上有一个气象观测站，有一个观测平台，我们坐在平台上仰头看星星，天空中繁星浩瀚，一层又一层的星星，根本就看不透，不时有流星划过，我们几个都看得有点入迷。这时从观测站走出一个人，五六十岁，戴着眼镜，看上去就像个搞研究的专家。他明显对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很感兴趣，我们攀谈了几句，当他知道我们都在读大学时，他指着头顶，告诉我们哪是银河系，又告诉我们遥远的河外星系在哪里。 这天晚上，这个气象站的老人，就坐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也听不太懂的天上的事儿。他说很久很久以前，天空没有星星，只是混沌的黑暗，静得像一潭死水。在138亿年前，有一颗豌豆大小的东西，突然爆炸了，在耀眼的爆炸光焰中，星星诞生了，星星布满了整个宇宙。这些星星多得数也数不清，比我们地球上的沙砾还多。他又说，天上的每一颗恒星都在燃烧，如果有一天，这些星星耗尽了自己的能量，天空又会黑下来，然后静得像潭死水。 坐在金顶的星空下，听着老人讲述这些深奥难懂的话，我感觉自己有点灵魂出窍，仿佛我的身体，慢慢在向天空升腾，在融入浩瀚的星空中。多年以后，每当我回忆起那个金顶之夜，虽然我不知道那位老人，是何方神圣，但他肯定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让我获得了一种悟性，让我的眼中多了一些聪慧的光芒。 第十七章 人生的剧本，总会在突然间，冒出一些新的剧情。那天我们几个人从峨眉山下山后，在山脚一条宽阔的土路上，道路的两旁长着粗大的香樟树，枝叶繁茂，树荫浓密。这时有一队穿运动服的男女少年跑步过来，当这支队列从我们身边跑过时，突然从队列中走出一个女孩，她面对小三喊了一声哥。这女孩看上去十五六岁，穿着一身青绿色的运动套装，白色的运动鞋，齐耳的短发，红扑扑的脸蛋，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饱含笑意。 小三拉着我的手走到她跟前，指着我对她说，你还认识他吗？女孩把脸凑近我的脸，歪着脖子一笑说，认识，然后很大方的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甜甜的说了声，你好。说完她又对我们很甜美的笑了笑，扭身追向那支队列。在那一瞬间，我几乎傻掉了，像被电击了一下发着呆，一脸痴痴的表情。 孙晓鸣看见我站在那里，傻傻愣愣地发着呆，走上来用手指捅了我一下说，是你的青梅竹马吧？我一下子红了脸，挥起拳头，重重地捣了他一拳。在我们的少年时代，男女界限是分得很清楚的，在学校男生跟男生玩，女生跟女生玩。那会儿的男孩和女孩都懵懵懂懂的，几乎没有什么性意识，醒得非常晚。但在此刻见到媛媛后，我觉得体内有种东西被唤醒，朦胧而甜美，那就是18岁的青春，一种初恋的感觉，在我瞳孔中熠熠发光。 我们在乐山大佛游玩时，孙晓军拉着小三陪他去乌尤寺拍风景，我们三个坐在大佛的指甲盖上，望着远处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的三江汇流，格外壮观。此时夕阳映出满天晚霞，在江面上泛出金箔一样的光芒，让人的心里充满暖意。我突然想起了媛媛，她那青春靓丽的面容在我脑中不断闪现。我用手搭在孙晓鸣和邓长明的肩上，轻声问道，你们有自己喜欢的女孩吗？他俩互相对望了一下，突然大笑起来把我按在地上，孙晓鸣扯着我耳朵说，你坦白，你坦白，是不是爱上那个女孩了？我挣脱开他们俩，一口气跑上了大佛头顶的瞭望台。 江面的天空，有朵云静静飘过，一群水鸟越过水面，几艘木船在泛着金箔光芒的江面上，缓缓行驶。我双手在嘴前做成喇叭状，面对红彤彤的夕阳，啊啊啊啊啊地大声喊叫着。我内心知道，这次的峨眉之旅，是我生命中的一次苏醒之旅，我们挥手依依告别少年时代，我们都在长大成人。 日月如梭，青春的岁月既漫长又匆促，转眼我就进入了大四。一年前，孙晓鸣就从警校毕业，去了重庆老城一所派出所，当上了户籍片警。我们在假期，虽然说也相约一块玩儿，但自从他参加工作后，有了自己的新朋友圈子，跟我碰面的次数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每次见面还是格外亲热，我们依旧把对方，都当成自己最好最好的朋友。 有一个寒假，我回重庆过春节，孙晓军叫上我和邓长明，去参加他和朋友们的一个聚会。这是一家挺气派的饭店，挺有档次，来了十几个人，坐在一个大圆桌上，其中还有邓长明的哥哥邓长辉。那时邓长辉已经不卖小面了，开了一家生意很红火的火锅店。来聚会的这些人，大都是些个体户小老板，有跑运输的，有做餐饮的，有倒腾物资的。我和邓长明作为大学生，掺杂在这些人中，觉得有些拘谨和别扭？因为他们聊的那些话题，我们太陌生了，根本就插不上嘴。 大概孙晓鸣察觉到了我俩的尴尬，他对席上一个理着平头带着大金链子的人说，去给我们搞个小包间吧，我陪我朋友聊会儿天。那个平头笑眯眯的起身，跟领班的服务员交代了几句，就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小雅间。 我们三个走进去后，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锤了孙晓鸣一拳抱怨道，都是些什么人啊？好江湖哟。这些人说话脏话连篇，表情粗野，甚至有点猥亵。我对孙晓鸣说，你跟他们混，会学坏的。我的眼中充满了担心的神情。 孙晓鸣笑嘻嘻地说，你们在学校关了几年，对社会都不了解了。现在社会上，人人都想着挣钱，谁挣了钱谁就是大哥大。我也想脱了警服，跟他们去做生意。我们局里就有人办了停薪留职，下海去做生意，混得好风光哟。说着话时，他从兜里掏出一包进口烟万宝路，一人给我们递上了一根。 这时有个很漂亮的女服务员，托着一个托盘进了屋，托盘上放了一瓶干白葡萄酒和三个高脚玻璃杯，她好像和孙晓鸣很熟，冲他眨眨眼很迷人地笑了笑。孙晓鸣站起身，把双手放个放在这个女孩的肩上，轻轻的捏了捏说，出去给我们弄几个小碟菜来，外面太吵，我们哥仨就在这里喝点小酒。 我们端着酒杯，正准备喝的时候，邓长辉端着一杯白酒钻了进来。他走到我们跟前，跟孙晓鸣和我碰了碰杯说，给你们大学生接风哈。他又把手搭在他弟弟邓长明的肩上说，你们好好读书，等毕业了也到社会上做生意，你们有文化，肯定比我们更会做生意。然后他又补充说，当年我在电影院门口倒电影票，吃了多少苦啊，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做生意了，大家发财，大家发财。说完他一仰脖子，把他手中满满的一杯白酒，一口喝干。他脸上的表情既骄傲又自满，有点春风得意的样子。 那天我和邓长明提前离开了酒席，孙晓鸣把我们送到酒店门口，抱歉的笑了笑说，他还得回去应酬一下。邓长明在路上对我说，听他哥说，这些做生意的人都挺巴结孙晓鸣，因为他爸是刑警队长。 第十八章 在大四快结束的那个春天，有一天我在学校，收到王阿姨的一封信，他问我五一节放不放假？她说在日本的儿子要来看她。五一节我去了王阿姨的家，见到了那个大哥哥，他已经在成都待了几天，准备回日本去了。晚上王阿姨一家带上我，在盐市口的一个川菜小酒楼，给那位大哥哥送风。 在酒桌上那位大哥哥对我很亲热，他说母亲告诉他，我就像她的儿子一样，他说你就是我的小弟弟，我也很亲热地一口一声大哥哥叫着他。他说在台湾，很多青年都去日本留学，他也是高中毕业就去了日本读书。他又说，如果今后有兴趣想去日本读书，他可以帮我联系学校。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他的名片递给我。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我对出国留学还一点概念都没有，对他的邀请也没有放在心上，认为这只是大哥哥的一种客气罢了。没有想到两三年后，这张名片改写了我人生的剧本。 其实在进入大四后，邓长明就告诉过我，他们学校开始在他们这届学生中选拔公费留学生，对外语的要求特别高，而且还有选拔考试，邓长明说他想去试一试。 邓长明的专业是计算机应用技术，不像我学的是中文专业，毕了业除了教书就是做文职人员。那个时候很多单位和学校都开始配备计算机，计算机人才奇缺，国家开始刻意培养这方面的人才。邓长明在读初中时，就能把英语课本上的课文全部背下来，英语应该是他的强项，我心中默默祝福他能够被选拔上。 有个周末，我去春熙路新华书店买书，在外国文学书架前，意外地碰见了媛媛，她正在翻看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我约她一块儿去锦江散步，我们来到锦江边的望江楼，她告诉我，她已经离开了体校，进了省民航学校读书，学的是空中乘务专业。我欣喜地说，你要当空姐呀。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羞得那么甜美，我真想吻她一下。锦江的风吹动着她的发丝，我想起了徐志摩的那首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沙哟娜拉！ 从那天起，我就和媛媛有了通信往来，算是用文字开始了我们的恋爱。我喜欢给她写诗，她也爱看我写的诗。有个周末我约她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后，我们沿着一条种满梧桐树的小街散步，街上光线很暗，她喃喃地背诵着我的一首小诗：我喜欢看你用指尖，捻碎花瓣儿，你捻碎的是我多年前，一个惊艳的梦境。在你的花园，有无数的鲜花宠着你，蝴蝶绕着你飞，我甘愿坐在树下，看落叶缤纷……此刻她的表情，像一个梦游人，我忍不住紧紧把她抱住，深深地吻了她。 有爱情，有文学，有我心爱的诗歌，这是我校园生活中最华丽的一章。我写信给孙晓鸣和邓长明，向他们分享我的幸福。孙晓鸣回信说，他也恋爱了，就是那个眼睛很迷人的女服务员。邓长明在回信中说，他正苦哈哈地备战选拔考试。三个从小一块长大的男孩，各自在自己的人生轨道上，体验着青春的甜美与艰辛…… 人生的剧本，翻页总是很快，一转眼，我们几个都毕业了。最值得庆贺的是邓长明，他作为公派生，被保送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读研究生。我被分配去重庆一所中专校教语文，孙晓军被分配去了重庆一个基层法院当书记员。 有一天，邓长辉招呼大家在他的火锅店聚会，庆贺他弟弟出国留学。孙晓鸣带上了他的女朋友，还有孙晓军也来了。我本来想叫媛媛也从成都赶过来，但她正在成都双流机场实习。那天的气氛特别热烈，因为没有外人，大家涮着毛肚，喝着啤酒，随心所欲地说着话。啤酒喝完一箱，又抬进一箱，每个人都精神亢奋，兴奋激动。 孙晓军拉着邓长明的手，叫他站起来，发表留学感言。邓长明站起来后，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哭泣了起来，他不断地用手臂擦着眼泪水。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了，谁也不说话，静静地望着邓长明。邓长明哽咽着说，我从小用功学习，就是想离开那个家，我们家太穷了，住的房子又破又烂，每天帮我妈妈生火做饭，都熏得我直流眼泪。 我鼻子有点发酸，走上去搂住邓长明的肩头，孙晓鸣也站起身，走过来搂住了邓长明。这时邓长明停止了哽咽，昂起头望着天花板，握紧拳头挥了挥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软件设计工程师。在座的每个人，都站了起来，齐声鼓掌。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在台上唱红星闪闪的男孩，那个在音乐教室跳芭蕾舞的男孩，那个在警报台跟我一块抽烟的男孩，我顿时泪如泉涌…… 无论多好的朋友，都有分开的时候。邓长明走后，我去了学校教书，日子过得很清闲，也很无聊。我教书的学校，教师不用坐班，一周除了去上两次课和参加一次政治学习，剩余的时间自己任意支配。 我有时候也去找孙晓鸣玩儿，但明显感觉我们之间有了代沟，他喜欢的东西我不感兴趣，我喜欢的东西，他又觉得高深莫测。我觉得跟这位昔日的老朋友，有点渐行渐远了。 我跟媛媛的交往，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她已经登机成为了空姐，主航线是成都往返北京。由于我们生活在两个城市，除了写信和通电话，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她有一次在电话中问我，考虑过今后的事儿没有？我知道她指的是谈婚论嫁和婚后的生活，我有点茫然。 有一天我自己胡乱写了首小诗：千万不要和你的初恋结婚，要把她放上祭坛，只有被供奉的圣洁，才是永恒的……我默默念叨，弗洛伊德，请告诉我，我的潜意识，竟然是想和她分手吗？ 第十九章 因为有大哥哥的帮忙，我去日本自费留学，办得非常顺利。他作为我的经济担保人，给我联系好了语言学校，寄来了入学通知书。很快我就办下了护照，并获得了签证。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媛媛，她平静地对我说，那是你的新世界，去闯吧，别记挂我。我没想到我们的分手，居然这么干脆和简单。 在我订好机票，准备离开重庆时。邓长辉在他的火锅店为我践行，这是孙晓鸣提议的，他说，我们也是在这里送走了邓长明。我们几个在喝酒的时候，突然，孙晓军有点感伤地说，你们三个玩得最好的伙伴，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日本，一个留在重庆，从此天各一方，各奔前程。说完，他从口袋掏出口琴，吹奏起那首名曲《老朋友怎能忘记掉》。 我们静静地听着，沉默着，突然，孙晓鸣开始抽泣起来，其实我也是泪流满面。我们俩伸出手臂互相搂着腰，头紧紧地靠在一起。尽管最近几年来，我们俩在思想上，各自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时候也会觉得彼此有点陌生了，但毕竟是从幼儿园一块儿成长的发小，情感的纽带，还是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内心深处。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亲昵交往。 到日本两年后，我已离开语言学校读上了研究生。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出租屋跟朋友一块喝酒聊天，楼道里的电话响了，房东大声地喊叫着我。我一接电话，是邓长明打来的，那个时候的邓长明，已经开始帮他的教授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也有了一份收入，所以他时不时的打电话来找我聊天儿。他告诉我孙晓鸣出事儿了，杀了人，被抓起来了。这消息是他哥哥告诉他的，具体情况叫我去问孙晓军。 我忙忙慌慌给孙晓军写了信，他那会儿已经在重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了。不久后我就收到孙晓军的回信，他说他弟弟跟朋友在酒桌上喝酒时，有个做生意的老板和他发生了争执，大家都有点醉意了，因为那个人出言不逊地骂了他弟弟，于是孙晓鸣敲碎啤酒瓶，捅了那个人的脖子一下，造成颈动脉血管破裂，送到医院不久就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目瞪口呆。我出国这两年，孙晓鸣偶尔也给我写信，他告诉我，他结婚了。后来他又来信告诉我，他当爹了，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还叫我帮忙给他儿子取个名字。最近他给我来信说，他即将被调去刑警队。没想到就是这个档口，他居然就出事儿了。 在孙晓鸣出事儿的几个月后，孙晓军来信说，已经结案了，他弟弟被判了死缓，他的弟媳办了离婚手续，抱走了孩子。孙晓军还补充说，警察杀人，应该罪加一等，这个判决结果，已经是他和他爸，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听到这个消息，我把自己关在出租房里，趴在床上痛哭了一场，哭得那么伤心。我突然意识到，我对孙晓鸣的爱，已经超越了友谊。在那段时间，邓长明几乎每天晚上，都打过来电话跟我聊几句，聊起一些过去我们三人的事儿，我们俩都会在电话里哭泣起来。人生真像一场梦，人生的真实剧本，比电影戏剧还要怪诞离奇。 当我再次见到孙晓鸣的时候，已经是30年后的事儿了。我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就扎根在北京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与日本和台湾的图书版权贸易。邓长明毕业后去了硅谷就职，成为软件工程师。我们分别都结婚生子，忙于自己的事业，孙晓鸣也早就淡出了我们的记忆。偶尔我跟邓长明通电话时，猛不丁的会提起一句两句孙晓鸣，我们俩忍不住的会唏嘘感叹一番。 有一年，我从北京回重庆探望父母，邓长明打电话叫他哥哥给我接风，他哥哥的火锅店已经在重庆开了三四家连锁店。我见到邓长辉的时候，孙晓军也在，他告诉我孙晓鸣已经改判25年刑期。我说能不能带我去探一下监，孙晓军淡淡地说，相见不如怀念。后来邓长辉安慰我说，孙晓鸣除了见探监的家人，拒绝见任何过去的熟人和朋友，他有时候去给孙晓鸣送点烟和吃的东西，也只能通过狱警转给他。 几年以后，当我再次回重庆的时候，这次是孙晓军主动找到了我，那时正好是酷热的夏天，他开着一辆越野吉普车来到我家，他叫我带上几件衣裳，跟他去贵州山里避暑。我以为他是想带我出去旅行几天，也没有多想，就往包里随便塞了几件衣裳跟他上了车。 我们的车上了高速以后，我问孙晓军我们去贵州哪里玩，他淡淡的说了一句，去看孙晓鸣。我一下惊呆了，我不知道孙晓鸣已经出狱，更不知道他住在贵州山里。我内心五味杂陈，甚至有点手足无措。我掏出手机，立马给在美国的邓长明打了个电话，听了我告知的情况，邓长明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毕竟他是学理工科的，很快镇静下来，沉稳地对我说，孙晓鸣需要的是安抚，你就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吧，好好陪陪他。 孙晓军带我去的地方，是贵州桐梓县楚米镇半山腰的丁木山庄，这里群山环绕，属于大娄山山脉，在一个山沟里修有二三十栋简易的度假低层楼房，这里海拔一千两百多米，和重庆老城区比较起来非常凉爽。在一栋小楼靠边角的一户单元门前，孙晓军咚咚咚地敲着门，我的心也扑通扑通跳着，我不知道相隔30年，我和孙晓鸣相望第一眼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第二十章 我和孙晓鸣相隔30年的会面，都很克制，我本来想伸出双手拥抱他，但我强烈地感觉到，眼前站的是一个陌生人。虽然说，我从他的面庞上，还能看见他过去的影子，但他的神情，或者说他的整个面部，笼罩着一种阴郁的影子。 孙晓鸣显然是事先知道我们要来，开门看见我们时，没有任何惊讶，他的嘴角微微抽动一下，绽出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轻轻对我说了一声，你好。而我的表现却非常失态，我几乎是原地愣在那里，嘴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极力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眼泪还是“唰”地流了出来。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念叨，这不是孙晓鸣，这不是我心中那个孙晓鸣。 在律师行业浸染多年的孙晓军，显然见多了这种场面。他拥着我的肩膀，把我带进屋，在一个沙发椅上把我按坐下去。他打开冰箱，朝里面瞅望了一下，嘴里连声说道，好好好，还有冰镇啤酒。他取出啤酒，递我一罐，也递给孙晓鸣一罐，自己开了一罐，首先咕嘟咕嘟喝了起来。边喝边说，好爽，好爽。夏天还是喝冰镇啤酒好，比饮料喝起来过瘾。 我知道孙晓军的用意，他竭力想把气氛调节得活跃一些。在路上他就特意叮嘱过我，见面时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冲动，不要激动。他交代我一定要慢慢慢慢地去适应孙晓鸣。此刻我的情绪也基本上稳定下来了，我走到孙晓鸣跟前，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头上，用手中的啤酒罐，跟他手中的啤酒罐轻轻碰了一下说，我们又见面了。他微微一笑，冲我点点头，喝了一口罐中的啤酒。 那天下午，我们三个坐在屋中，主要是我跟孙晓军在对话，孙晓鸣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他没有主动说一句话。孙晓军的话题很广泛，一会儿向我打听邓长明在美国的情况，一会儿又询问我北京公司的业务，一会又说起他们律师所最近遇到的几桩麻烦案件，反正就是东拉西扯。我很明白他的用意，也很配合，他是想让孙晓鸣渐渐适应我的存在。 那天晚上，在丁木山庄小区餐馆的酒桌上，我们已喝了大半瓶白酒，在我给孙晓鸣倒酒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你看上去没有变，还是过去的样子。说完他端起桌上的小酒盅，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我和孙晓军互相对视了一下，我心中有股热流在涌动，我感觉孙晓鸣突然从另一个平行空间回来了，他终于愿意去寻找过去的记忆。我想乘胜追击，把他从黑洞的深渊中拉出来。 我指着孙晓军说，军哥，你好坏，那年你从家里偷走20块钱，害得我们俩替你挨打，你得罚酒三杯。孙晓军忙不迭地说，好好好，我认罚，认罚。他用小酒盅，连喝了三杯。然后又说道，那次我们摔坏的那部蔡司相机，是我同学的爷爷，从德国留学回来时带的纪念物，太珍贵了。我看见孙晓鸣的嘴角，浅浅地又浮起了微笑。 那天晚上，我和孙晓鸣睡一个屋，孙晓军钻进另一个屋，上床后很快就打着呼噜睡着了。我和孙晓鸣靠着床头，毫无睡意。我递给孙晓鸣一支烟，我们默默地抽着。我突然扭过头，看着他说，说说你在里面的生活吧，我真的很想知道。孙晓鸣深深吸了口烟，望着天花板，徐徐地吐出来。他一直沉默着，我知道他掉进那个深渊太久，25年的牢狱生活，足以把一个人彻底摧毁掉。 从重庆主城区，到贵州桐梓县，三个小时的高速车程。一路上孙晓军大概对我说了一下孙晓鸣在狱中的生活。他说他每个月去探望他弟弟一次，隔着玻璃，每次会面时间只有30分钟。我问他孙叔叔去过吗？孙晓军说，最初几年，他爸妈每隔两三个月都会去探望一次他弟弟。经常在见面时，他弟弟控制不住自己，常常嚎啕大哭，一个劲地说，爸，妈，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错了。每次见完弟弟后，爸妈都非常伤心，总感觉像大病一场似的，后来我就不让爸妈再去了。孙晓军说着说着，就有点哽咽起来。 随后孙晓军又说道，如果不出这事儿，我弟弟应该调去刑警队了，跟我爸一块儿工作。我突然觉得命运好捉弄人，一个想当大侦探的人，却沦为了囚犯。孙晓军继续说道，监狱的生活是5加1加1，五天劳动改造，一天思想改造学习，一天休息。一个牢舍6个上下铺，住12个人，每天派一个人外出取饭，伙食极其简单，也能见点荤菜，基本能吃饱。晚上7点可以看新闻联播，十点钟点名后就睡觉，每个人都有一个编号，狱警从来不叫他们的名字。 这种生活日复日的重复，人是会傻掉的。孙晓军接着又说，有时候我给他带去一些书，叫他学一些知识，省得日子过得太无聊。那会儿他已经由死缓改为无期徒刑了。他说他弟弟总是很抵触，说他这辈子都出不去了，学那些知识有什么用？当初还不如直接把他毙了算了。后来靠我爸的一些老关系，给他减刑到25年，这已经是极限了。但他出狱后，实际上人整个废掉了，孙晓军黯然地说道。他说他弟弟整天不言不语，也不愿见别的人。 以前丁木山庄这房子，是他爸妈的避暑房，后来他爸妈相继去世后，就一直空置着。孙晓鸣出狱后，就住在他爸妈的老房里，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大多数的时间是坐在窗前发呆，有一种抑郁症的倾向。 有一年夏天，孙晓军带孙晓鸣来丁木山庄避暑，结果他来了，就不想再离开这里了。无奈，孙晓军只好顺着他的意思，隔段时间上山来看看他弟弟，并且给他留下一笔生活费。 我们这次来丁木山庄，孙晓军只住了一宿就要赶回去，他手头还有几个法院开庭的案件要处理。他把我拉在一旁叮嘱说，你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多陪我弟弟一段时间好吗？ 就这样，在贵州的大山深处，在一个老年人聚集的避暑社区，我和孙晓鸣开始了一段共居生活。我当时挺有信心的，我认为我能让我最好的朋友，精神复活。 第二十一章 我和孙晓鸣分开的这30年，我完成了求学，回国创业，组建家庭，养育孩子，事业进入高峰期这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既忙碌又充实，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但掐指一算，当年我们这三个玩得最好的小伙伴，都已接近花甲之年。有时候我在镜中端详自己，虽然依旧是满头青发，双颊丰满，皮肤光洁而有弹性，但眉眼间还是透出一种沧桑感。 这次来到丁木山庄，我也想好好的放松一下，梳理一下这几十年的心路历程。丁木山庄地处贵州桐梓凉风垭森林公园，由于几十年封山育林，植被茂密，满山遍野粗硕的松树，成片的竹林，山峦深处还有一个巨大的湖泊，掩隐在茂密的森林中，我认为这里就是我心目中的瓦尔登湖。 我和孙晓鸣的生活既简单又便利，丁木山庄有几家餐饮店，供应早餐，快餐盖饭，重庆小面，当然也有丰盛的点菜，鸡鸭鱼肉齐全。有时候，我们俩也自己在家里弄点吃的，贵州山地，适宜养牛，这里的黄牛肉质鲜美，我们经常卤点牛腱子和牛蹄子，冻在冰箱里，喝酒的时候切上一小盘。 我去的最初几天，孙晓鸣每天带着我，沿着凉风垭森林公园的步道，爬山游玩。大多数的时候，他都是沉默着，我说话的时候他就静静地听，偶尔我说到有趣的话题时，他也会抽动嘴角露出一点微笑，这是他最常见的表情。 有一天我们在公园的湖边散步，望着碧绿的湖水，湖面上有几只野鸭划水而过，头顶上的蓝天，漂浮着大朵大朵的白云，我为眼前的景色所感动。我想起了海子的那首诗，展开双臂吟咏起来：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动机，想唤醒孙晓鸣，让他生活得不是那么木讷麻木。 来丁木山庄后，我常常一个人到处去溜达，也喜欢找人攀谈聊天，不管到了什么年龄，我觉得自己性格中，好奇心依旧强烈无比。我喜欢观察各种各样的人群，去研究这些人群的各种生态，也许这和我多年热爱文学有关，因为我知道文学就是人学。我有一个公众号，经常在上面更新文章，收获了不少粉丝，如果隔段时间没有发文章，粉丝们就会留言催促。 来到丁木山庄后，我最早认识的两位老人是老牟和许哥，我把老牟和许哥的经历写成了故事，传上了我的公众号，很多粉丝读了老牟的离奇经历后，挺感动的，一直催促我上传后续文字，我也有心把这个故事写完。直到有一天，我又碰见了老牟，他身边跟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老牟很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邀请我去他家里坐一坐。在他家的院子里，老牟给我泡了一杯茶，我们就又聊起了天。老牟指了指屋里玩手机那个少年，说是他孙子。我插嘴问，是不是丁磊的孩子？老牟满脸惊愕地望着我，奇怪我怎么会知道丁磊。我急忙解释说，许哥给我讲了很多他在綦江的故事。老牟长长地“哦”了一声。 老牟说丁磊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跟他在深圳打工，老二跟丁大哥生活在一起，算是留守儿童。他这次离开了山庄几天，就是去接这孩子。他说这孩子念到初三就不想读书了，天天泡在网吧打游戏，还常常在外边惹事生非，交往了一帮不三不四的朋友，丁大哥也是80岁的老人了，根本管不住他。远在深圳的丁磊给他打电话，恳求他暂时把这孩子带出来，离开那个环境。 我问老牟，这孩子知道你和他的关系吗？老牟说应该知道，丁磊的两个儿子都叫他小爷爷。我说丁木山庄全是老年人，抬眼望去，全是苍老的衰老的面孔，这个年龄的男孩哪呆得住呀。老牟说，他也不能把这孩子带回重庆去啊，他家里人压根不知道，他当知青时在綦江还有那么一档子事。我吃惊地问，难道嫂子不知道？老牟苦笑着说，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时，丁磊都二十七八岁了。再说这件事儿怎么也无法启齿啊，十七八岁的屁大孩，就跟乡下女人有了孩子。我知道老牟很犯难，怎么安顿这孩子是他的一块心病？ 这天晚上，老牟叫上许哥和我，找了一家餐馆，点了几个菜。我们开了一瓶白酒，边喝边聊这事儿。老牟说，丁磊的意思是等这孩子满了16岁，就把他安排进深圳的工厂，流水线上的活也不累。许哥到底是体制内的干部，关系多，思考问题也全面。他对老牟说，这孩子毕竟是你的亲孙子，还是尽量让他多受点教育吧，你看丁大哥苦哈哈的辛苦了一辈子。接着他又说，重庆有所商业学校，他认识这个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可以住读，给他选个实用一点的专业，毕业后学校还可以推荐工作。老牟在一旁笑呵呵地不断地点着头，到底还是许哥厉害，三下五除二就解除了他的心病。 我觉得，许哥是丁木山庄这群老人群体中的清醒者，尽管他也天天打麻将。他曾诙谐地对我说，在这个老年人扎堆的地方，你不打麻将你就没有朋友。许哥有个习惯，每天黄昏时分，他总是要爬上植被茂密的山梁，大声的喊山。他的声音在群峰间回荡，满天晚霞，夕阳徐徐坠下。 我知道，许哥心中也隐藏有痛楚，他的曾祖父创办了重庆桐君阁，他的爷爷把这个老字号发扬光大，然而公私合营，又让他们家族失去了这家老字号。许哥本来作为商贾世家子弟，应该是另外一种命运。然而，个人的命运，在时代变迁中，只是一粒微尘，那么得微不足道。就像老牟常说的那句话，人都是带着剧本来来到这个世上的。 第二十二章 我在丁木山庄已经住了一个月了，每天晚饭后，我都拉着孙晓鸣去房外的栋青坝爬山，山里负离子浓度极高，爬上陡峭的山坡上后，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远方山峦重叠，抬头望天，晚霞绚丽，夕阳火红。这段时光过得安逸又舒适，虽然孙晓鸣依旧沉默寡言，但有我天天陪着他，感觉他的神情是安宁的。 有一天许哥在微信里给我留言，说他家来了客人，叫我去他家小聚，晚上安排了家宴。我叫孙晓鸣跟我一块儿去，他的表情显得很勉强，似乎不太乐意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我拉上他的手就往门外走，我自己都有点惊异，我们小时候去哪儿玩都是互相拉着手。我做出这个亲昵的动作后，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开心快乐，我扭头歪着嘴对他笑了一笑，我觉得表情应该显得有点调皮，我多么渴望孙晓鸣也对我调皮地笑一笑。 我们到了许哥家后，他和老牟正在合奏一首曲子《苏格兰的蓝铃花》，这是一首著名的苏格兰民谣，老牟到底是专业乐团的长号手，有许哥的萨克斯低音垫底，他俩共同把这首乐曲演绎得美轮美奂，表情也非常陶醉。 许哥家的院子挺大，院墙栅栏上，爬满四季小蔷薇，绽放着红艳艳的小花朵。院子里搭有一个浅色的凉棚，放有五六把藤圈椅，还有一个铺着白桌布的长条桌，上面放了一些饮料和水果。长桌的一端，坐着一位穿着讲究的留着小胡子的男人，约莫70岁左右，白礼帽，短袖白衬衣，白色的西裤，白色的皮鞋，看上去很有气质。见我们进去，他挥挥手跟我们打招呼。我觉得这个人挺有魅力，便径直走到他旁边坐下，孙晓鸣拖了把椅子，到院墙边的蔷薇丛坐下。 这个带白礼帽的男人，很有风度地伸出手，跟我握了握。自我介绍说，他叫许强，是许哥的表兄，从台湾来。他又示意桌上的饮料，有咖啡，有饮料，冰桶里还冰了几罐啤酒。我取了罐啤酒，边喝边跟他聊了起来。 似乎许哥向他介绍过我，他问我台湾向大陆引进的版权，主要是哪类书籍？我说前些年文玩古董类很受欢迎。他笑着说，对，对，台湾人喜欢收藏。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个清代雕花砚台，是他父亲从大陆带去的。他说他父亲是许哥的大伯，解放前夕在香港读书，毕业后去了台湾。 我们正聊着天，许哥走了过来，指着他表哥说，我们都是同一年生的，他只比我大一个月。这家伙运气比我好，当年我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田里种庄稼时，人家正在台湾大学经济系读书呢，毕业后进了台湾信托商业银行，退休前混到了支行行长的位置。然后许哥又说，我大伯也比我爸运气好，跟我爷爷的朋友去了台湾，在洋行里做到董事的位置，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花园洋房。而我爸因为出身不好，历次运动挨整，还被关过牛棚。这时在一旁擦拭长号的老牟插嘴道，每个人都是带着剧本，来到这个世界的。这就是命，是前世注定的。 晚上在酒桌上，我问这位叫许强的老人，这次的大陆之行有什么感受？他直言不讳地说，大陆人的生活，虽然比以前好很多了，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太匮乏了。他这次来重庆，去了好几家亲戚家拜访，发现那些岁数跟他相仿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生活就是吃吃喝喝打麻将，而且还很满足于这种生活方式。他们几乎不看书，更谈不上什么精神消费，如果聊天都是身边的琐碎，他们生活在一种很浅的精神层次里。 他说台湾老人完全不一样，很多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去参加一些社团活动成为志愿者，精神世界也很丰富，在Facebook脸书上交友，在推特上参加社会讨论，在YouTube油管发布个人视频，还有各种各样的书友会，大家互相推荐和交换各自读过的书，也喜欢去逛博物馆，或者出国旅行。他最后总结说，台湾和大陆不是经济差距，是文化差距，是认知差距。 我很认可许强老人的这种观点。在丁木山庄，像老牟和许哥，已经算是精神层次很高的人了，至少还有音乐陪伴他们。更多的老人，是撂下饭碗就坐上麻将桌，无论上午，下午，还是晚上，每栋楼里都传出哗啦哗啦洗麻将的声音，特别怪诞。许哥说得对，这是一个混吃等死的群体。走在丁木山庄的小区里，有时候我也觉得挺恐怖的，你看见的每一张脸都是苍老的衰老的，就像走进了老人国，觉得怪怪的有一种压抑的气氛，我觉得我也应该离开这里了。 这天夜里，我和孙晓鸣离开许哥家后，看着天上一轮朗朗的明月，把地面照得明晃晃的。我叫孙晓鸣跟我一块儿上山去散散步。我们走在一条碎石铺成的简易路上，万籁俱寂，偶尔有一阵风，吹过树林，发出哗哗的响声。我们走进平常许哥喊山的那片山谷，那里分布着一大片喀斯特地貌的岩石。我拉着孙晓鸣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我们点上烟，望着月亮静静地抽着。 就在这前一天，我刚跟邓长明通过电话，我把这段时间跟孙晓鸣接触的感受告诉了他。邓长明宽慰我说，你已经尽力了，孙晓鸣作茧自缚，他只能龟缩在自己的茧房里，是他心死如灰，我们无论如何也把他拉不出来。 但我真的不甘心，不甘心，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他，让他走向社会，让他像正常人一样，去笑，去哭，去经历，他的生命还有几十年的光阴在等待着他，不能一屁股坐在黑暗里就不挪窝了。我想告诉他海明威那句名言，你可以把我打倒，但你永远不能把我打败。 明月呀，明月，明月在我们头顶上，冷冷地泛着光，山风吹拂，让人觉得有几分寒意。 我伸出手，紧紧地搂住苏晓鸣的肩头，我们的童年时代，我们的少年时代，有多少个日子，就是这样彼此肩靠着肩度过。西方有个著名的心理学家曾说，每一对亲密无间的男孩，都是一对同性爱的伙伴。 我在心中默默地诅咒着命运的不公，假如孙晓鸣没有去大渡口，假如他没有结交那帮坏孩子，假如他继续留在我和邓长明的身边，他也会读大学，他也会过上跟我们一样的生活。 这天夜里，我们俩在岩石上，一直沉默地坐着，一根一根地抽着烟。突然，孙晓鸣对我说，你该回去了，回北京去吧，那才是你的世界。他说这话时，我看见他眼中，闪着泪光。 我猛地站起来，心中无限压抑，我呼呼喘着粗气，抬头对着月亮，爆发式地大声喊道：孙晓鸣，孙晓鸣，你在哪里？我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就像许哥喊山那样。而此时，我听见孙晓鸣抽泣的声音，我抬头望月，以泪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