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提督与青年 袁世凯同丁汝昌驾着舢板找寻登陆地点，正赶上退潮，船不能动了，只好赤脚步行一里多路上岸。清代的一里，不过是五百七十六米。走过这段布满乱石、碎贝壳的海滩，袁世凯的脚被擦伤出血了。丁汝昌见了，笑道： “真难为你这位少爷了！” 丁汝昌的语气，仿佛是袁世凯在与他并肩统率军队。其实，那时候两人的身份差别很大。也许后来当上总督、大总统的袁世凯回顾往事时，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身份总有一种错觉吧。 当时丁汝昌是与派遣军司令吴长庆同级的将领，而袁世凯不过是吴长庆的一名幕僚而已。幕僚也称幕客，是个人私设的秘书，并非由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吏。原来袁世凯科举落榜，属于国家公务员考试不合格者。幕僚也有因主人的保荐而得到中央政府任命的，但那必须有相应的理由。袁世凯在朝鲜非常活跃，得到吴长庆的推举，终于“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同知是知府的副手，正五品。所谓花翎，是用孔雀羽毛做的垂在帽子后面的装饰物，特为赏赐给五品以上有功绩的官吏。 这是那年九月的事，可见七月在朝鲜登陆时，袁世凯还是个白丁，不能与从一品的水师提督丁汝昌平起平坐。 “你看看我的脚！” 坐在沙滩上，丁汝昌把脚伸到袁世凯面前。 “嚄！”袁世凯大吃一惊：提督的脚底板似乎相当硬，竟然没出一点儿血。 “咱俩走的可都是一样的沙石滩呀！”丁汝昌道。 “您的脚底板真够硬的。” “比草鞋是结实多了。” “简直像牛皮一样！” “这是练出来的，哈哈哈……” 丁汝昌放声大笑。 “太可怕了！”袁世凯瞟了一眼提督的脚掌，毫无顾忌地说道。 “纨绔子弟！”丁汝昌心里又念叨了一遍。 丁汝昌忽然羡慕起袁世凯来。这个无官衔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是河南项城县名门望族的后代；而丁汝昌出身于安徽庐江的贫农家庭，从淮军的一个士卒，经历千难万险才升为将领。恰似由小伙计熬成大公司经理的人，对华贵之家出身的新职员的成长环境，往往会蓦地生出一种妒忌之感。 他把脚放到沙滩上，端详袁世凯的脸。 “您怎么了？”袁世凯问。 “让你看了这么半天的脚底板，怪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您这是说到哪儿去啦……锻炼是件好事嘛！要知道有今天，我也在山野里打赤脚，练一练脚底板了。” “现在也为时不晚。” “对……我这就开始练。” “随你的便。”丁汝昌喃喃说道。 他并不是存心练出脚底板的。生在贫困家庭里，少年时代的丁汝昌从来没穿过鞋。投身军旅也是为了糊口。那年月，当兵的都是吃不上饭的人。 也许比乞丐好些吧！人们常常是抱着这种心情从军的。丁汝昌与众不同的，大概就在于胸怀大志。他有一种志向：不管怎样，当了兵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番事业。 在大都是失业者禀性的士卒当中，稍稍正经些，显露头角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平平常常地干两下就会引人注目。 丁汝昌是刘铭传的部下，曾讨伐过捻军。刘铭传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将领。 捻军，是在河南、安徽、山东一带造反的起义军，好像与南方的太平天国相呼应似的。所谓捻，有拉帮结伙之意，最初产生于农村共同体之中，是行侠仗义的集团，与私贩当时属于专卖的盐有关。若是干非法营生，就变成自卫的武装。发生灾荒时，这种武装集团便揭竿而起。蒙古族出身的将领僧格林沁率骑兵与捻军作战，惨遭大败。 如此强大的起义军，被李鸿章采取分割作战，终于土崩瓦解。朝廷军的骨干是淮军。丁汝昌在讨伐捻军中立了功，从下级军官升为中坚军官，进而跻身于高级将领之列。 “因为那家伙识文断字啊！”昔日的伙伴们半带妒意地说。的确，丁汝昌很好学，不仅在少年时代，从军以后也孜孜不倦地学习。 然而，最幸运的恐怕是他当上清军中为数甚少的水师将领。他的出生地庐江县是水乡泽国，他从小熟悉水，船就好似鞋子。升为高级将领以后，他被调到水师。在陆军中，人才济济，是难以超群出众的，但海军方面竞争者就不多了。 仅仅是幸运吗？ 不，我自己努力了！ 丁汝昌常常这样自问自答。他以重金雇用通晓外国语的幕僚，翻译有关海军的书籍，努力吸取新知识。关于海军的知识，他被公认为首屈一指。 但出类拔萃也是一种苦恼。对于海军的事情，连一个水平相当的谈论对手也没有。不被人理解是苦恼的。 丁汝昌闭上眼睛，又回想起欧洲之行的种种场面——雾茫茫的伦敦街道，巴黎的凯旋门，柏林的歌剧……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记忆犹新。他是奉李鸿章之命，前往英国购买军舰，并考察法、德两国的海军。 丁汝昌睁开眼睛。 云雾蒙蒙，隐约看见停泊在海上的大清舰队。那里有他搭乘而来的军舰“威远”号，运载兵员的招商局的“镇东”号和“日新”号，还有装运武器弹药的“泰安”号…… “真可谓威风凛凛呀！”袁世凯说。 “差远啦！”丁汝昌应道，仍眺望着船队的暗影。 “噢？如此还……” “同英国水师相比，我们的舰队简直是玩具！” 丁汝昌站起身，环视四周，他要选定登陆地点。 “我做点儿什么呢？”袁世凯问。 “我没打算叫你做什么……只是想让你多知道些海军的情况。” “多知道些海军的情况？” “必须让大人物好好了解一下海军。”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你是未来的大人物呀！” 丁汝昌说完笑了，然而，他的侧脸却显得很凄楚。 关于使中国和日本都兴师动众的朝鲜“壬午之变”，略说几句。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露了马脚，其软弱无力已是路人皆知。在朝鲜内部，“投靠清朝绝非上策”的主张日益增强。恰恰从这时候起，日本因明治维新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有了实力，开始向朝鲜扩张。 日本依据1876年的《江华条约》，在釜山和元山设置了特别居留地。在居留地里，日本把持了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享有进口免税的特权。于是，日本商社把大量的外国商品带进朝鲜，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手工业者。同时，日本商社囤积粮食，使米价成倍上涨，剥削平民。此外，日本政府还向朝鲜派出军事教官，企图把朝鲜军队日本化。 日本在朝鲜扶植亲日势力是必然的，亲日派自称“开化党”，多数是不满现状的人。他们把执政集团称做“事大党”，加以反对。而“事大党”一如既往，大都有依靠中国的思想。 由于日本插手，开化党的势力日见强大，事大党逐渐衰落。到1881年时，形势急转直下。 “壬午之变”就是试图把逆转的局势再逆转回来。发端是朝鲜民众的反日行动。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威、大仓建筑公司职员儿玉朝二郎、东本愿寺和尚莲元宪诚等三人，在日本人居留地以外的安边府，被激愤的民众袭击，莲元当场死亡，大渊、儿玉身受重伤。 这时，唯恐天下不乱，虎视眈眈的是大院君李昰应。其父是第十六代仁祖的七世孙，从李氏朝鲜的王族来说，这是较远的一支，但成了第二十一代英祖之孙恩信君的继嗣之后，一下子近了起来。第二十五代哲宗一死，依照宗例，李昰应的次子李命福继承了王位，就是李太王。由于年幼，生父大院君摄政，从1864年至1873年，大权在握，为时十年。史称“大院君执政时代”。 大院君颇有才干，但过于独断专行，结果政治上漏洞百出，被政敌钻了空子。 他的政敌是李太王之妃闵氏一族。在大院君看来，作为自己的儿子的妃子，是他亲自选定的，竟然忘恩负义。而闵氏一族认为：太王已经二十多岁了，总有个大院君这样的保护人，实在讨厌。外戚掌握实权，在朝鲜是合情合理的。 闵妃与胞兄闵升镐攻击大院君失政，鼓吹国王亲政。1873年，大院君不得不交出了摄政权。 这时大院君才五十三岁，年富力强，却被迫引退，所以此后九年间他一直是切齿扼腕，痛恨至极。名为国王亲政，实质是闵妃及其背后势力掌握了实权。 这时候，发生了反日骚乱。反日情绪最强烈的是军队。日本向朝鲜派了军事教官，企图使朝鲜军队日本化。旧式军队的官兵是最怕整编的。兵饷拖欠了一年之久，六月份好歹用粮食代替，发了一个月的饷金，但那粮食却是发了霉的。官兵们怒不可遏，拥到军资监①殴打经办人员，并越级向武卫都统使②控告，但毫无结果。 “壬午之变”被称做“军乱”或“军变”，就是因为暴乱的主力是军队。一年不发兵饷，好容易领到，却是霉米，所以官兵们忍无可忍了。这是自发的暴动，但伺机以动的大院君岂能放过它。 你们吃不上饭，原因在日本！ 闵妃一党与日本勾结，必须铲除！ 大院君不失时机地煽动。 暴动的目标指向日本公使馆和闵氏家族。 本中尉等八人生死不明。” 事后查明，这次事件中被杀的日本人有堀本中尉等十三人，其中有尸可认者十二人。 大院君进入王宫，清除闵党，夺回政权。外面纷纷传说大院君在王宫内把儿媳闵妃毒死了，于是，政府向全国发布了讣告。后来判明闵妃逃到忠清道清州，平安无事，政府又布告全国，取消服丧令。 “日本以什么姿态出兵呢？”丁汝昌朝前走，袁世凯跟在后面问道。 “军人不应该管那类政治问题。”丁汝昌答道。 “是的……” 袁世凯嘴上这么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摇了摇头。丁汝昌没有看见他身后的年轻人的动作。 不了解政治状况，就难以采取果断的、临机应变的军事行动。 军人更应当关心政治，袁世凯心里想。 “你不是军人，当然可以议论政治。”丁汝昌缓步踏着沙滩，温和地说道。他对身后的年轻人有了好感。“不，岂止要议论，希望你大议特议。我们军队是只管打仗……政治上的事，问我这样的军人，实在答不上来。” “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人也不明白吗？” “不明白。” 丁汝昌停下脚步，又朝海上的舰队望去。 “迟了一步啊！”袁世凯说道。 他指的是日本动作迅速，而清军落后了一步，但从他的语气中却听不出惋惜之意。 倘若我说出这句话，语气一定会更加悲愤激昂，可这个年轻人几乎是无动于衷。迟钝，还是沉着？莫非是有教养？丁汝昌暗想。 “就因为中堂不在啊！”说完，丁汝昌回过头来。袁世凯正眯缝着眼睛仰望天空。 “中堂在的话，能更快一些吗？”袁世凯问。 “我想，多少会快些的……” 中堂，是对宰相的雅称。自唐以来，把负责国政的人叫做中堂。清代不是宰相制。军机大臣也有多人。清制最高职位为大学士，而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等处，都设有大学士。因此，中堂这一称呼，只用在代表其时代的核心政治家身上。 丁汝昌所说的中堂，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当年四月，因母亲去世，他卸下所有职务。本应离职二十七个月，但国家多事，只准服丧百日。“壬午之变”恰恰在这期间发生了，临时代行李鸿章职务的是两广总督张树声。 张树声是安徽合肥人，与李鸿章同乡，也是淮军的最高将领。李鸿章虽在守制，但其实是张树声的幕后人，这是谁都清楚的。不过，表面上他不在朝廷，所以决策迟缓，人们自然要认为是李鸿章没主持朝政所致。 对，我非做一个这样的人不可……哪怕只有五分能力，也得人们相信我有十分能力！袁世凯暗暗想。 丁汝昌把李鸿章奉为“信仰”，而这时的袁世凯还没有什么信仰之类的东西，但他深知信仰是强有力的，是奋斗的智慧。对于什么能使自己成功，什么能使自己失败，袁世凯有极其敏锐的嗅觉，简直称得上是天才。这也许是一种本能吧。不论什么事，他都把它同人生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提起袁世凯，人们马上会想起他是李鸿章的四大门生之一，是军事遗产的继承人。的确如此，但“壬午之变”时，袁世凯还没有跟李鸿章直接结识，作为吴长庆的幕僚，他只不过是李鸿章的间接下属。 “你多大了？”丁汝昌突然改变了话题。 “二十四。” “在你这个岁数时，我才是淮军的一个小兵，而中堂已经是进士了。人生真是千差万别啊！” 话题又拉回到中堂身上。 “真是了不起的人物！”袁世凯缩了缩脖子，说道。 进士是科举最高级考试的合格者。清代原则上每三年举行一次这种考试，参加者必须具备“举人”资格。当举人也必须过几个考试关。哪个小镇出了一名举人，就会像过年一样热闹。三年一次，万名举人云集北京，接受考试，能考中进士的不过三百来人。应试没有年龄限制，有的人头发白了，还要进考场。李鸿章的前辈曾国藩中进士是二十八岁，林则徐是二十七岁，后来提倡变法的康有为是三十八岁。当然，康有为在考中进士之前，就已经是相当出名的一流学者了。 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应当说是了不起的。 “你不打算考一考吗？”丁汝昌问， “一点儿也不想。”袁世凯立即答道，随后高兴得笑出声来。他心里认为没这个必要。 “为什么？” “我从小就讨厌读书，再厌烦不过了！” “娇生惯养！” “啊？” “想读书而不能的人，这个世上多得很哪！”丁汝昌又补充了一句。心中暗想：我也是其中一个。 “这不正像提督说的吗……人生是千差万别的。”袁世凯满不在乎地说。 “中堂在的话，至少能比现在提前两天或三天！” 崇拜李鸿章的丁汝昌又提起他。 “还是看看登陆地点吧！哪里好？” 年轻的现实主义者袁世凯把老练的空想主义者丁汝昌叫回到现实中。 “啊，但愿海面风平浪静……” 说着，丁汝昌苦笑了。他一下子还无法返回到现实中来。 把日本决定出兵朝鲜的消息最早通知给清政府的，实际是德国公使。当时，德国认为日本的背后有英国支持，所以它让清政府也出兵。 为开赴朝鲜而集结在山东半岛的烟台的大清舰队，因装载煤炭迟延了一天。阴历七月五日起航，遇上风暴，折了回来，又耽搁了一天。 实际上，日本方面在军舰“天城”号将要开出横滨时，发现海员中有疑为伤寒的病患者，于是进行舰内消毒，也拖延了一天。 “事已至此，再谈什么中堂守制、狂风暴雨也无济于事嘛！”袁世凯说道。 “是啊……” 丁汝昌注视着袁世凯的眼睛，袁世凯把眼睛滴溜溜地转动了几下，露出讨人喜欢的神情。 丁汝昌认识袁家的几个人，曾经同袁甲三、袁保庆一起跟捻军作战，与袁保恒也有一面之识。他觉得自己见过的袁家人当中，袁世凯最出色。他不知胆怯为何物，充满青年人的勃勃朝气。他的神情，既像是自然的无忧无虑，又像是一种矫揉造作。 举火 庆祝汉城邮政局落成的酒宴，晚上七时开始。围着长桌就座的，有国内外人士十八人，其中有日本的岛村书记官与川上通词，美国公使与书记官，英国总领事亚斯顿，中国领事陈树棠与书记官谭颂尧。袁世凯等驻军首脑全部缺席。穆麟德也来参加。外国人总共是八人，其余十人为朝鲜高级官员。 邮局总裁洪英植坐在长桌横头，与他相对的另一端坐的是朴泳孝。督办金宏集坐在洪英植身旁。 朝鲜军队的核心人物——四营统率之中，前营使韩圭稷、右营使闵泳翊、左营使李祖渊出席。按金玉均的武装政变计划，这三人全在诛杀之列。 入席之前，金玉均到厨房关照厨师：“今晚外国客人多，他们在席上有慢慢交谈的习惯，所以不要急于上菜，最好慢些！”这是因为预定在八时半至九时之间举事，如果在此之前宴会结束了，对政变不利。 金玉均坐在岛村与川上之间，正对着李祖渊。李的左右是穆麟德和申乐均。川上是翻译，但一般的谈话，金玉均可以不用翻译。 “阁下明白‘天’吗？” 金玉均有意使用暗语，从容不迫。 “‘好’，‘好’。” 邻座的岛村书记官微笑着回答暗语。 酒宴正酣，邮政局仆役来到金玉均跟前，小声说： “外面有人说有急事求见。” “急事？从何处来？” “说是从红岘来的。” “噢？……见他！” 金玉均站起来，往左扫了一眼。岛村坐在那里，面露牵挂之意。 出席宴会的，除了参与政变者，自然都开怀畅饮。唯有清廷领事陈树棠，控制酒量，留心观察着周围的情况。来此之前，袁世凯曾告诉他：“今晚的酒宴有些可疑，请你细心观察，如有变故，立刻通知我！” 袁世凯凭着他的嗅觉，预感到将有变故。他深知，朝鲜政界正处于一触即发的状况之下。他在练兵中从一些友好人士那里探听到许多情报，分析整理之后，得出一个判断：武装政变近在眼前。这是不能简单地用动物嗅觉作解释的才能。 金玉均摆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其实他紧张得要命。岛村也有点坐不安席。 陈树棠看得一清二楚。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在场的其他人敏感，而是只有他集中精力观察的缘故。 金玉均却没有留意陈树棠。他离席走出新建的邮政局大门，心腹朴斋■正惴惴不安地等他。 “出了什么事？”金玉均问。 “在别宫放不成火啦！怎么办？”朴气喘吁吁地说道。 为什么在别宫放不成火，金玉均无暇询问。 “别宫不成，就在别处！找些易燃的茅草房，快点儿，快！” 金玉均焦虑万状，又不便大声呵斥。放火是号令，用以指示军队行动。放火地点选在别宫，那里不行，就改在其他适当的地方嘛，这样的小事，何必跑来请示…… 他尽量保持着镇静，不露声色，然而，回到餐厅时脸色还是显得铁青，至少在留心观察他的陈树棠眼里是这样的。陈树棠还看到岛村的表情比金玉均更严肃。但酒宴并不关心金玉均的出进，依然进行着。 “出了什么意外？”岛村不放心地问道。 “不，放火的事。”金玉均用日语回答。除了他和日本人，在座的其他人都不懂日语，他压低嗓音说： “预定的地点放火有困难。” “那，那么……”岛村大惊失色。 “换个地方就行了嘛，这么点小事，不必担心。” “当然，当然。不过……” 岛村伸手去拿桌上的玻璃酒杯，手指尖显然在颤抖。陈树棠看见了之后，跟对面的闵泳翊说： “宴会拖得太长了，咱们一同退席吧，我送你回府。” 谭颂尧用不甚高明的朝鲜语把话翻译了。 “谢谢。我并不累，而且，今天是我们设宴，岂能……”闵泳翊友善地笑道。 不一会儿，金玉均又坐立不安了。朴斋■来过半个多小时，火光该在某处升起来了，可现在却毫无动静，让时间白白流过。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 金玉均再也忍耐不住，离开座位，走出房间，装作去茅厕。来到走廊上，他愤愤地骂了一句。 金玉均出了正门，向四周张望，只见柳赫鲁跑过来。 “在别宫没搞成，来了一大群巡捕，好险，好险！……大伙说，干脆闯进邮政局，把那四五个人宰了算啦！”柳赫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这里有外国公使。可能的话，就在这附近点着吧……要小心巡捕。” 金玉均三言两语指示完，急忙返回宴席，要不然时间长了别人会怀疑。 “我想该上茶了……”仿佛他离席是去关照上茶的事，其实，不用关照也该上茶点了。 闵泳翊紧皱眉头，邮政局总裁是洪英植，在这个宴席上，金玉均是不该跑到厨房要东要西的。金玉均是个用心周到的人，似乎同平时不大一样，难道有什么事？ 金玉均在日记中说他已发觉闵泳翊“颇有疑忌之色”，又说岛村已经不再掩饰不安的表情。 仆役端来茶点，正往条桌上摆放时，外面响起喊叫：“失火啦，失火啦！” 在场的人们一齐站了起来，不论懂不懂朝鲜语，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有了“异常”情况。 金玉均打开北侧窗户，火光正从那个方向升起。人们不由自主地各自行动。头一个从房间里跳出去的就是右营使闵泳翊，他的行动过于迅速，谁都没有注意。 “那一带有前营兵卒，我去叫他们，必须赶快把火扑灭……” 前营使韩圭稷说完，朝房门奔去。正在这时，闵泳翊浑身上下都是血，挣扎进来，一头栽倒在地。 “火速去报告袁司马，快！” 陈树棠催促谭书记马上逃出这极其混乱的现场。 袁世凯虽有正式官名，却更喜欢别人用军官的古典称号“司马”来称呼他。 金玉均等人计划，在邮政局宴会时放火制造骚动，这样就证明他们不在犯罪现场，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对参加宴会的那三个人，如果当场杀掉，未免太露骨，起码要让他们离开邮政局，在远一点的地方动手。假如不得机会，那就等他们进宫时再一网打尽。 据金玉均的日记，闵泳翊是日本人刺杀的。这次政变是亲日派策划的，所以有很多日本人参加，甚至暗语也使用了日语。日本人求功心切，见那个该杀的人摇摇摆摆走出来，不问青红皂白就下了手。 邮政局里面的人惊恐万状，都跑出门外。金玉均则镇定自若，因为这一切是他导演的，虽有小小变动，但随即做了调整部署。他头脑里不断旋转着，态度很冷静。 别宫放火未成，那伙人转到邮政局一带待机。金玉均找到李寅钟和徐载弼两人，命令道： “率他们去景佑门外，在那里等待。日本人暂时隐藏到我家后院。” 然后，金玉均赴日本公使馆。他的日记上写道：“为挥其气色。” 别宫放火未成，日本会不会以此为借口，撒手不管了？他要窥探一下动静。其实，他的本意是要用政变之前走访日本公使馆这一事实，把日本同自己拴在一起，让它想躲也躲不掉。 岛村已从邮政局返回使馆。刚才英国总领事亚斯顿也来日本使馆，请借卫兵，以防不测。日方派卫兵两人送他回去。外边虽暗，但亚斯顿很可能已经看见金玉均来访日本公使馆。岛村一见金玉均，猛然大声吼道： “你们为什么不到宫中去？来这里有什么用！” 他也察觉到金玉均来访的目的是想确认一下双方的休戚与共的关系。 “好，我这趟没有白来，看看阁下的脸就知道日本方面的决心并没变，我放心了。” 金玉均微微一笑，离开日本使馆。申福模所指挥的四十人，分散在各处的黑暗角落里。 宫中把昌德宫西门叫“金虎门”。从方位上说，西方是白色，本应叫白虎门，然而，汉城的王宫却习惯地叫它金虎门。进宫参见的大臣们，按制必须从金虎门出入。 按原来的计划，在别宫放火后，诸大臣必然进宫给国王问安，那时埋伏在金虎门，等闵台镐、闵泳穆、赵宁夏等三人一到，就起而杀之。但现在火警在邮政局附近，距王宫不远，忠于国王之臣必然驰来保驾，在此埋伏，不如先进宫去。于是，金玉均叫守门军士开门。他认为，时值混乱，拥戴国王是有利的。他恨不得一步跨到国王身边。 “不经政院批准，不能开门。”守门军卒答道。 “是我！我是金玉均！城里出事了，要紧急晋见，快开门！”金玉均大声喊叫。 实际上，金虎门的守将正是金玉均的同党。 “紧急时可以不经政院批准，开门！”守将向部下命令道。 金玉均、金凤均、李锡伊等人从金虎门鱼贯而入。宫里静悄悄。阴历十月十七日，月明如昼，只有巡逻军卒的脚步声不断传来。仁政殿底下，早就埋好了炸药。 “把炸药挖出来，三十分之后引爆！” 金玉均命金凤均和李锡伊两人留在那里，自己朝协阳门走去。协阳门外有武装军士把守，再往前走，不穿朝服者按制禁止入内。 “站住，站住！” 军士制止金玉均，因为他身着平常衣服。情况紧迫，即使身穿朝服，恐怕也要被拦阻。 “难道你们不知道外面出了事吗？喊什么！” 金玉均大声呵斥着，脚不停步。他既是熟悉的重臣，又像有紧急情况，谁也没法拦他。 “究竟外面出了什么事？” 军士们只能这么问一句。金玉均毫不理睬，一个劲儿往前走。■门之外，有前营的尹景完率领五十名部下等着。尹景完是金玉均所信任的尹景纯的胞弟。 ■门是国王寝宫之门。金玉均一进门，宦官边树迎了出来，告诉他：国王已经就寝。其他宦官也纷纷出来，看见金玉均没穿朝见礼服，窃窃耳语。 “这真是历代未闻之事！” “这种事从前有过吗？” “不，哪里有过。” “世道衰微。” 其中有一个叫柳在权的宦官，是国王最宠信的人，怕他在“维新”政变后成为阻力，所以刺杀的名单中也有他的名字。 “怎么了？你们这些宦官！”金玉均大声吼道，“现在国家正处于危急之中，为什么慢吞吞的，还不去唤醒国王！” 金玉均的声音太高，把国王惊醒了。 “快进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国王的声音很高，几乎不用转达就直接传到金玉均的耳里。也许是因为这里太静了。 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三人一齐走进国王寝宫。他们说，邮政局附近的怪火绝非一般，国王应暂避一时，转移他处。王妃问道： “这究竟是清廷搞的，还是日本人搞的？” 当然他们不能说是自己干的。金玉均正踌躇间，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原来是一个宫女在通明殿点着了装在竹筒里的火药。她是政变的参与者，按计划行事。不出所料，王宫里顿时大乱。 “请安静！尹景完带领一小队军士正等在外面。”金玉均说道。 “可是，那伙人可靠吗？”国王喃喃地说。保卫国王的近卫军不被国王信赖，未免太难堪了。 “那么，干脆求日军前来保护吧。” 国王听了金玉均的话，点头允许。闵妃从旁说道： “要求日军护卫倒是可以，但是，清军怎么办呢？” 现在是两国驻兵，在紧急时刻，要求一方护卫，而对另一方不声不响，这会成为问题。闵妃的插言不无道理。 金玉均以日本做靠山，为建立一个亲日政权才发动了这次政变，是绝不愿意清兵出动的。不过，闵妃的“正确意见”也不能不听。 “是的，那是当然，为了不偏不倚，也应向清军求援。那么，赶快派使者……” 金玉均唤来两名使者。派往日本公使馆的是宦官柳在权；派往清军的，金玉均的日记上只记着“某君”，隐匿其名。金玉均对某君说的话，日记上写道：“装作去清营，绝对不许真去！” “请陛下亲笔下诏。” 金玉均拿出一支铅笔来，朴泳孝递给国王一张白纸，国王便在曜金门的路上写了“日本公使来卫朕”。这七个字就成为日军出兵的根据。 国王暂避景佑宫。后门从里边落了锁，无法打开，年轻的尹景完翻墙而入，砸坏锁头，开了门。 这时，听说异变，诸重臣依次前来请安。最先来到的，当然是值宿将官尹泰骏和沈相薰等人，韩圭稷也来了，他衣服已经换过，显然不是从邮政局径直来的。他穿了一身兵卒服装，很可能是害怕暗杀，借此掩盖身份。 去日本公使馆的柳在权很快就回来了，报告说：“外边没有任何异变，火警已消，同平时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是异变、异变，却只有宫中乱哄哄的。乱贼在哪里？都干了些什么？金玉均，你清清楚楚说一下！”闵妃质问道。 她觉得事情不大对头。 金玉均正苦于回答时，轰轰两声巨响从仁政殿方向传过来。这是金凤均和李锡伊两人按原定计划点着了炸药。如果没有这两声巨响，真的会使人想不到“异变”了。 仁政殿的爆炸声把金玉均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又传来了爆炸声，肯定有乱党。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应由三营的人去查明！”金玉均答道，然后，他转过身来，那里站着身穿军卒服装的前营司令官韩圭稷。“你这是怎么啦？身为前营之将，在此变乱之际，不率军抵抗，却一个人悄悄地躲到这里来！你这种打扮，成何体统？想惊动圣驾吗？” 金玉均盛气凌人。武装政变已经是成功在望，在新政权中，他是最高的实权者。新政权的要人名单早已拟就，他打算站在不显眼的位置上，随意驱使议政（宰相）按照他的意见行事。他要在幕后号令天下。 “你这个鼠辈！”金玉均气势越来越凶，狠狠瞪着宦官柳在权，“不明天下大势，竟似妇人小儿一般，散布流言飞语，小心砍掉你的脑袋！” 来到景佑宫正殿时，朴泳孝和竹添进一郎率领日本兵也到了。 “于是我心始定。”金玉均在日记上用汉文这样写道。看见日本军来到，他才放了心。尽管政变已有成功把握，但仍然担心日本是否出兵，仿佛登上二楼，心里却担忧会不会有人给撤掉梯子。 金玉均挺起胸膛来。 国王和王妃步入正殿，金玉均和竹添进一郎侍卫左右。日本军队警戒大门内外，隔断交通。金玉均的政变队伍又围了个铁桶一般，并派心腹武监十几人到景佑门外，应付闻变而来的人。来人不论是谁，经许可后方得入内。参加邮政局宴会的洪英植和李祖渊等人也来到了。 金玉均观察着亲清派的动态。他们一直在窃窃私语，声音虽小却也听得见。 “怎么只请日本兵，不请清兵？没有办法跟清军联系吗？” 不管你们怎么计议，已经来不及了。金玉均暗自冷笑。他要一网打尽亲清派要人，他们想活着出宫已是不可能了。 朴泳孝向尹、李、韩等三营司令官发难： “在这次变乱中，日本公使率兵前来，承担了护卫之责，而身为三营司令官的你们，为什么不率兵保驾，反而只身前来，在此窃窃私语？究竟谈些什么？” “我是值宿官，因为值宿，所以径直来了。那好，我立即去领兵来。” 性急的尹泰骏转身跑向小中门。小中门外正有刺客埋伏着，那就是李圭完和尹景纯。朴泳孝的讥刺，使尹泰骏火冒三丈，没留意身边情况。离宫殿已远，两个刺客从左右两侧窜出来，猛刺尹泰骏。他惨叫一声，倒了下去。除了政变的人们，殿内无人知晓。这时，李祖渊和韩圭稷正指着金玉均的鼻子，说： “变乱，变乱，到底变乱在哪里？你指给我们看看！不过是两三个花炮的声音嘛！为此就转移圣驾，找来日本兵，不是小题大做、惊慌失措吗？” 李祖渊越说越兴奋。 “分明是有人阴谋策划。火警在邮政局附近，从那时起，我就感到情况可疑。宫中哪里起火了？哪里也没烧着。我若带领左营兵跑来救援，岂不给人以笑柄……不用说，这是为了把日军引进宫来的阴谋。我要奏明圣上，向圣上……” 他要晋见国王，然而，徐载弼把剑一横，挡住了他的去路。 “上面有令，任何人不得随意进殿！” 朴应学、郑行征、林殷明等精悍的士官生，也握剑逼近李祖渊。 “算了！”韩圭稷扯着李祖渊的袖子说，“同这些人说多少也无用，不如先回去，一会儿再来。” “可也是。”李祖渊认输了。 他们打算以后再来，可是，一迈出大门，他们就明白再也回不来了。刺客正握刀等在那里。除了黄龙泽和高永锡之外，李圭完和尹景纯也来了。 左营使李祖渊和前营使韩圭稷还没有醒过酒来，便鲜血淋淋地离开了人世。 左赞成闵泳穆来了，李圭完和高永锡从左右夹着他走进宫内。 “为什么搞得这么森严！” 对闵泳穆的问话，两人不作回答。他们在考虑什么时候拔刀杀人，根本没听进耳朵里。 “噢，日本兵……” 闵泳穆嘟哝了一句，而李、高二人仍不做声。突然，两个人同时转过身来，黑暗里刀光一闪，闵泳穆便在日本兵的队列前倒下。因为在日本兵面前干事，两个刺客想显示一下熟练手法，略略有点紧张。 接着判书赵宁夏来了，后知中枢府事闵台镐也来了，都遭到相同的命运。 “原来什么事也没发生，赶快回宫吧！”闵妃说道。她还不知道族人闵台镐、闵泳穆等已经被杀。刺客们挥刀杀人之处，在宫内是看不见的。 正殿里，宦官、宫女数百人齐集一处，乱糟糟的。 “真的发生了变乱吗？” “太奇怪啦！” “快点儿回宫吧！” 宦官和宫女们的喧哗会破坏即将开始的维新大业的紧张气氛。金玉均在日记中说，破坏这个气氛，可能出自闵妃的策略，这种推测未免有点过分，总之，宦官和宫女们觉得有闵妃在，有恃无恐，根本不把重臣放在眼里。 有办法让他们闭上嘴！金玉均撇了撇嘴，命令徐载弼：“把柳在权弄到这里来！” 不多时，柳在权被绑来了，果然，嘈杂声戛然而止。 “柳在权在宫里安置炸药，谋害圣上，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斩首示众。” 金玉均并未特别提高嗓音，但宫内静得毫无声息，他的话显得非常响亮。 柳在权没法抗议和申辩，连平常最信任他的国王，对处刑也难以插嘴。 可怜的柳在权在众人面前被杀掉了。 “无事者马上退出，现在要研究国家大事了！”金玉均的宣布，赶走了在这里叫嚣的宦官和宫女们。 金王均口称研究，其实，重要人事名单早已拟妥，只等国王承认。 从邮政局逃出去的陈树棠，立刻向袁世凯做了报告：金玉均和岛村之间有某种默契，说不定这是一场亲日派策划的武装政变，日本方面好像也担当着一定的角色。 陈树棠的观察大体上是正确的。 袁世凯率领二百名部下，急驰邮政局附近，然而，那里已阒无一人。身受重伤的闵泳翊被穆麟德抬到家里去了。袁世凯又奔往穆麟德家。 “不许入内！” 穆麟德的私邸门前，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端着枪，挡住袁世凯。 “噢？为什么不让进？”袁世凯笑呵呵地问这个比自己小一两岁的青年。 “我受命不让任何人进去！” 这青年有着寸步不让的勇猛劲儿。 “啊……” 袁世凯想起自己还带着二百多人，这么多人，谁见了也会害怕的。他命令部下退后，然后自己向青年走近一步，说道： “前来慰问，实无他意。这里有个人受了重伤吧？他叫闵泳翊，是我的好友，来看朋友也不行吗？” “若是一个人倒还可以，请通报姓名。” “啊，恕我失礼，我叫袁世凯，官职会办朝鲜防务。阁下是……” “我叫唐绍仪，担任财政顾问穆麟德的助手，刚来这里不久。” “啊啊，原来是唐绍仪先生，久仰，久仰。” 袁世凯早就听说过，有个叫唐绍仪的广东人，美国留学生出身，不久以前作为穆麟德的助手来朝鲜任职。 “不敢当，请。”说着，唐绍仪打开门。 这就是袁世凯同唐绍仪的初次见面。唐绍仪曾求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李鸿章所赏识。穆麟德其人也是仰仗李鸿章鼻息，由于乱铸铜钱，在朝鲜名声很坏。为了加强力量，特意派来唐绍仪。 袁世凯入内看望闵泳翊。他伤到了骨头，但还可以保住性命。一位美国医生为他治疗。 从穆麟德私邸出来，袁世凯又同唐绍仪亲切握手。当时，握手在中国人之间还是一种新的礼节。 袁世凯感到对方的手上充满热情。 这个青年人，说不定把我当成了竞争对手。袁世凯苦笑了。 这时，袁世凯和唐绍仪的身份相差悬殊。袁世凯有着与提督相等的职权，而唐绍仪只不过是外国顾问的助手，无官无职。 “我不是翻译，是协助财政经济事宜的。”临别时，唐绍仪特意说。 “知道，知道。” 袁世凯急忙从唐绍仪的热情中逃脱了。不知为什么，他有点受不了，并预感到今后也会受他的纠缠。 袁世凯1859年生人，唐绍仪是1861年生，年龄只差两岁。此后，在李鸿章门下，唐绍仪总是以袁世凯为竞争对手，而袁世凯却觉得不是滋味。 袁世凯马上回营地。第二天早晨起，他不断接到有关朝鲜宫廷内的情报。搜集情报，可以说袁世凯具有天赋。 “杀得可真不少啊……” 袁世凯看了在景佑宫被杀的亲清派要人名单，叹了一口气。但他立刻又收起叹息，顺手拿起另一张名单。转换之快，可能也是他的才能之一。这是新政权的要人名单。袁世凯在几个人名之下，用朱笔画了个圈。 画了圈的，他认为不是“亲日派”。其中，李载冕是大院君的嗣子，李竣镕是李载冕的儿子，赵汉国是大院君的外孙。 袁世凯从这份名单中看出两个问题： 第一，光靠亲日派组成政权，无法维持下去。两年前的“壬午军变”，是大院君想把闵妃一伙亲日派排斥出去，而这次是亲日派要把闵妃一伙旧势力——亲清派排斥出去，勾结了大院君方面的人员。 第二，对大院君的评议极高。这可能是因为他被押在清朝，所以得到同情。人们同情弱者，而且，常常美化不在眼前的人。 “若是大院君在的话……”不论什么事，都能听到这样的叹息。这时候的大院君，成了朝鲜人心目中的英雄。 “有这么高评价的大院君，清政府总是关着不放，实在是失策。”袁世凯嘴里咕哝着，轻轻地摇了摇头。 还乡 如果袁世凯为人谦逊，或许能避免正面冲突。但是，他极不谦逊。年轻气盛，平素已是傲气凌人，平乱有功，就更加目中无人了。 叔父袁保龄每次写信都教导他：“要谦虚、自制。”同时写信给吴兆有：“袁世凯年幼无知，或惹仁弟不快，请勿介意，善为照拂……” 被金玉均杀害的亲清派人物同袁世凯情深意厚，他觉得应当给遗族以抚恤，便下令从军饷中支付。 军饷只限用于驻防军的直接开销，即粮食、武器弹药的补充等。用来抚恤他国要人的遗族，是不妥当的。 吴兆有将此事报告李鸿章。 袁世凯没有别的财源，只有先挪用，以后再“做正开销”。 然而没等他上报申请，吴兆有便揭发了。不管有何打算，被告发后就构成公私不分、账目混乱的罪名。李鸿章下令：“所借钱款，着由个人偿还。” 袁世凯只好处理私人财产，正当趾高气扬之时，这件事给他当头一棒。 “这就是过分逞能逞强的结果”，袁世凯自己得出结论。他终于明白了。袁保龄也在信中批评他：“你此次在朝鲜的功绩，举世瞩目，竟为吴某所算，乃‘阔’字之病。” 所谓“阔”字之病，即疏忽大意，或者说警惕性不高。 “甲申事变”之后，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敌方我方一齐攻击他。吴兆有的暗算不过是挑错整人，还不为重，而敌人的箭矢来势凶猛，并涂满毒药。 日本方面强调，这次两国冲突的责任在清军指挥者身上。 “壬午军乱”时，日本人死了十几人；而“甲申事变”中，矶林大尉等四十多人死亡。竹添感到，自己发动这场政变死了这么多人，责任重大，于是使劲儿往袁世凯身上推。 竹添后来对自己的门生总保持沉默，但在回国当时，却向日本朝野人士辩驳，说：“此次诸事，皆因袁世凯不善。” 清政府派出吴大澂和续昌两人到朝鲜。他们于1885年元旦抵达汉城，即阴历十一月十六日。两人的任务是“查办”。 吴大澂在日朝谈判中处于幕后，为朝鲜方面出谋划策，有时候也就是命令。他来到朝鲜，一直代表清政府独揽朝鲜大权的袁世凯等于被解除了职务。 “来了正牌货，我就靠边了。”袁世凯转动着眼珠说道。 “什么叫正牌货？”吴大澂不由得笑了。他五十一岁，袁世凯和他儿子的岁数差不多。 “就是有响当当的出身。” 袁世凯在进士出身的人面前，总有一种自卑感。何况吴大澂不仅是进士出身，而且是知名学者，就使他更加自卑了。站在他们面前，袁世凯觉得自己好像是冒牌货。 “不过，你干得很出色。”吴大澂说道，“另外也找不出办法来。如果要干，就得那么斩钉截铁地干一场。” 吴大澂对袁世凯的评价并不低，然而，被查办毕竟是不愉快的，况且又停止了代表清廷的职责，无怪这个年纪轻轻就掌握大权的袁世凯要抱怨了。 正在这时，从家乡来了一封信，原来是养母牛氏病了。 前面已经说过，袁世凯是袁保中的第三个儿子，因为叔父袁保庆无子，就把他过继了。当然不是形式上的过继，而是正式收养为嗣子。袁保庆的妻子牛氏虽是女流，但颇有学问，既是袁世凯的养母，同时也是业师。不爱学习的袁世凯勉强能写写文章，能写一手不太难看的字，多亏了养母牛氏。 “唔，回乡！”他叨念着，把母亲的信装进信封里。忽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重新抽出信来，反复观看。这令人思念的字迹，还是那么秀丽动人。 没有变化！从字迹上感觉不出母亲有病。 “难道又是……”袁世凯怀疑起来。 十八岁时，他随同叔父袁保恒赴河南赈灾，协助公务，忽然接到牛氏病重的信，慌忙赶回项城。 牛氏身体不算健壮，但回乡一看，也并不特别危险。后来袁世凯自己推测，是因为他在叔父任地同赌徒无赖发生纠纷，本打算隐瞒，但终于被母亲知道了，于是假借重病为由，把儿子叫了回来。 这次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 1月11日，日、朝之间协议签字后，井上馨便带领竹添公使等人离开汉城。第二天，在仁川祭祀战死者，下午四时乘“近江”号轮船踏上归途。这似乎是在说：没有必要久留。甚至拉出一副架势，下一个谈判对手就是清政府。 清廷同日本的谈判地点将在何处？ 不在朝鲜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井上馨离开了朝鲜，不作久留，那当然只有在日本或中国了。 袁世凯心想，很可能是在中国。 现在，清廷的外交由李鸿章一手包办，离了李鸿章什么也不能决定。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李鸿章不可能出洋。这一点，日本方面也很清楚。要早日谈判，非在中国不可。 下一次谈判肯定会把袁世凯的责任问题作为议题。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为此，也应该还乡一次，可能母亲已经发觉了，袁世凯想。 但他没有立刻呈请归国，该做的事太多了。关于自己应负的责任问题，需要搜集材料，攻击才是最好的防御。他尽一切努力，在汉城搜集足以证明日军违法行动的证据。竹添进一郎留下了许多不体面的证据，可能是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政变会以失败而告终，毫无戒备。 “回国的话，咱们一起走吧。”听说袁世凯奏请归国，吴大澂约他同行。吴大澂在朝鲜查办的结果，似乎已判明袁世凯没有失策之处。 1月31日吴大澂一行和袁世凯乘军舰回国。朝鲜兵曹判书金允植撰写了一篇《送慰亭归河南》。慰亭是袁世凯的字。开头写道：“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此事古今同，处世谅不易。”末尾写道：“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 金允植预想不久的将来即可再会，而袁世凯也准备尽快重返朝鲜。 “阔别已久，我要在故乡过年。”袁世凯说道。离开朝鲜是1月31日，即阴历的十二月十六日，这次回国正好赶上旧历新年。 袁世凯在朝鲜前后住了四年。他十八岁时结婚的妻子于氏正等着他。他二十岁那年，于氏生了一个男孩，就是长子克定，这时已经八岁了。 项城位于河南和安徽接壤之处的贾鲁河畔，同附近的商水、淮阳、沈丘等相比，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农村集镇而已。 在久别的房间里，和妻子两人对坐时，袁世凯开始忐忑不安了。 那时代，男人置妾是正常的。所有的元配妻子，只要守住正夫人的宝座，对丈夫在外纳妾的事并不过问。袁世凯去朝鲜前，已经纳美女沈氏为妾。他在登州吴长庆处做幕僚时，正妻于氏未能同行。她认为与其给丈夫做身边琐事，不如守在家里，更能巩固正妻地位。 沈氏是袁世凯在天津赎出来的女子，按照出生地，人们都称她为“苏州太太”。不愧是美女之乡出身，姿色超群。沈氏陪同去朝鲜，是正妻认可的。把沈氏领回项城，谁也不会奇怪。比袁世凯年长一岁的正妻于氏沉着得很，沈氏对她也相当恭顺，甚至恭顺得有些过分。她终于把袁世凯在朝鲜的风流艳事，向正妻和盘托出。这也许是沈氏的一种战术。妾被遗弃，往往并非出自男人本心，大都是因为惹恼了正妻。作为第二夫人的保身术，就是俯首下心地侍奉正妻。 “言语不通，难为你们能在一起过日子。”正妻于氏说道。 袁世凯还想装糊涂，但看来沈氏已经告发了。事到如今，慌里慌张地抵赖并非上策。抵赖，等于谎上加谎，到头来总得败露。在朝鲜的外交中袁世凯学会了很多招法。 “言语不通，就靠笔写。”袁世凯答道。 在朝鲜任中，他纳了两个朝鲜女子为妾，一为白氏，一为闵氏。白氏出身于“三韩望族”，闵氏则是当今最有势力的家族一员，但闵氏对政治毫不关心，也许应该说是不愿意关心吧。“壬午军乱”之际，她的家族遭到严重灾难，用她的观点来解释，就是因为过于靠近政治之故。有一个喜欢政治、喜欢权势的闵妃在，身为闵氏族人是危险的。同她一样，还有人也感到闵氏一族的危险，于是通过他，这位闵氏女子成为袁世凯的侧室。这是“甲申事件”刚了结时候的事。 “她们俩都能写字吗？”于氏问，面部毫无表情。 “唔，当然都会，两人在朝鲜都是名门出身。” 于氏甚至知道有两个，显然隐瞒也无济于事。 贤淑的于氏对年轻丈夫在女色上的规劝，也只能适可而止。养母牛氏的病时好时坏，但终于发出“母病笃”的急报，似乎是想用这个办法把袁世凯从动荡的旋涡中拯救出来。 “还是故土好！”袁世凯驰马来到郊外，大声喊道。当然，他并不打算在家乡长久待下去。 归乡途中，袁世凯在天津拜会李鸿章，详细报告了朝鲜局势，并把归国前搜集的大包材料交给他。 “唔，这倒是有用的材料！”李鸿章粗略地看了一下目录，说道。他认为，袁世凯搜集的材料在即将开始的中日交涉中会大有用处。这里有人名、时间、地点的记录，有关文书的抄本等，谈判时，既可用以防御，也可用以进攻。 袁世凯同往常一样，滚动着大眼珠笑了。他偷偷看了看李鸿章的颜色，见他正露出微笑，也许已经想出如何把日本代表逼入绝地的办法了。 袁世凯在故乡过了年。 “没来电报吗？”每次从外面回来，袁世凯总要这么问。 “没有……哪儿来电报？”于氏明知故问。 “天津。”袁世凯不耐烦地答道。他确信，不久李鸿章将从天津来电报叫他前去。 袁世凯在项城得知《天津条约》的内容后，一拳砸在桌上，打翻了茶碗，摔得粉碎。 “怎么能撤军！” 当晚他喝得酩酊大醉。回乡以来，他一直控制饮酒。从朝鲜归国时，在“超勇”舰上，他曾与提督丁汝昌痛饮，此后便没有喝醉过，过年时都是适可而止。因为他热切地盼望着：飞电一来，就立刻登上重要舞台。 《天津条约》缔结后，又过了一阵，终于来了电报。但是，这时袁世凯的心情低落极了，电报是探问的语气： “能否归任朝鲜？” “因病不能成行！”袁世凯复电。 “病者岂非令堂？”又来了一封糊里糊涂的电报。 “母子俱病。”袁世凯回答。 尽管如此，电报还是雨点般飞到项城。 “病势如何？” “一时难愈！”袁世凯复电。 “碍难照准。” 袁世凯笑了，打电报说： “唐绍仪颇胜任，彼有不足乎？” 在这种电报游戏的过程中，袁世凯心里的疑云渐渐消失了，他知道自己并没被忘却，心里热乎乎的。其实，这是李鸿章的一种手法，他为了收拢人心，故意作态，终于把年轻的袁世凯折服了。 正当盛夏时节，来了一封电报：“火速来天津！”简直是不容分说，同前些时候相比，没有一点扯淡的味道。而且，是以李鸿章个人的名义发来的。 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回该轮到我出场了。” 他自鸣得意，着手准备行装。 自主之路 亡命的金玉均被日本政府转移到小笠原岛时，朝鲜宫廷又开始策划同俄国接近。除了俄国，还能依靠谁的势力呢？宫廷里飘荡着这种空气。 前次对俄接近时情报泄露，被清政府得知，以失败告终，这次就必须格外谨慎。闵妃等人有着巨大的危机感，何况还有一个大院君，简直是闵妃的不露面的劲敌。大院君的背后有清政府做后盾，善于操纵的袁世凯不知什么时候会操纵大院君这个傀儡动起来。 亲俄派的重要人物闵泳焕、闵应植等都是闵氏族人，另有洪在羲和金嘉镇等人协助。出入俄使馆、担任沟通的是竹山府使的赵存斗、金良默、金鹤羽等。精通俄语的蔡显植为他们当翻译。 亲俄派强调：“清政府自称为宗主国，当英国占我领土巨文岛时，却不曾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现在，能使英国撤出巨文岛的，只有俄国具备这样的实力。” 英国占领巨文岛，构筑要塞，是俄国政府命令舰队在海参崴集结之故。俄国解散远东舰队，英国自然会放弃巨文岛。只有俄国能对抗英国，确也是事实。 朝鲜宫廷悄悄把金光勋召回汉城。第一次与俄接触时，他曾同金镛元去过海参崴。当时的使节们，因“不遵国王之命，擅自行动”，分别受到处罚，被发配到边远地方。金光勋在边城度过一年多的流放生活。他极端秘密地返回汉城，开始同俄国公使接触。 俄国方面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驻朝鲜公使韦贝让妻子出入宫廷，同最高实权者闵妃进行个人交往。 袁世凯在宫廷里也有情报网，较早地觉察到宫廷中对俄接近的空气。不过，接到确切的情报是在8月1日（阴历七月二日）。 这是右营使闵泳翊告诉他的。闵泳翊虽然也去日本视察过，但在政治态度上却是亲清反日。“甲申政变”中，他在邮政局附近遭到亲日派的袭击，身负重伤。他是闵氏一族的要人，国王、王妃都信任他。对于朝鲜自主一事，他毫无异议，只是因此而引来俄国，他不能赞成。 “必须赶快制止对俄接近计划。”闵泳翊考虑成熟后，向袁世凯揭露了这件事。 “靠你自己的力量不能设法毁掉那个计划吗？”袁世凯对闵泳翊说。 闵泳翊摇了摇头，心中暗说：如果用我的力量能左右他们，我就不告密了。 “噢……亲俄势力竟如此强大了？”袁世凯脸色忧郁地点了点头。 他采取的第一步对策，是把这项情报泄露给各国。 日本和英国的反应极其敏感， 穆麟德的后任美国人德尼不但辅佐朝鲜政府，还辅佐着袁世凯。有人问他对这一情报的看法时，他答道：“这是英国人散布的谣言，他们想把占领巨文岛合法化。” 德尼不可能不知道朝鲜宫廷的真正动向，说不定对俄接近就是他出的主意。他经常站在为朝鲜宫廷辩护的立场上。 “这个人惧内，是致命的弱点！”袁世凯撇了撇嘴，轻声说道。这个人是指朝鲜国王李熙。 朝鲜王完全被王妃闵氏踩在脚下，策划对俄接近绝不是他的独出心裁，而是闵妃的谋略。 难道是中堂估计错了？袁世凯觉得不对头。李鸿章已是六十五六岁的成熟的政治家，对于不满三十岁的袁世凯来说，简直就是活神仙。他相信这位中堂一贯正确。应该说，是他努力使自己相信。他这样的行动派很需要有一个指点方向的人物，与其自己左思右想，不如有人命令说：这么做！命令者若是错了，那可就全糟，所以，袁世凯希望命令者李鸿章在原则上必须绝对正确。 然而，李鸿章决定释放大院君，袁世凯总觉得是个错误。从这时起，袁世凯敢于对被他神化的李鸿章抱怀疑态度了。 由于释放了大院君，亲清倾向极强的闵妃派也开始产生反清情绪，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不过，对名义上的属国，长期地拘留国王之父，听起来也不妥当。释放这件事，从人道的立场上看，谁也没有理由责难。而且，为维护岌岌可危的宗主权，使用古典的分而治之的方法，也无可厚非。对于宗主国来说，朝鲜政界分成数个小集团才最为理想，反之，团结一致就不好办了。大院君的释放，反倒使闵妃派团结一致了，是危机感使他们抛弃了小异。 袁世凯深感团结一致是难以应付的。如果国王能稍稍坚强些，就会产生国王派对王妃派的分裂。可是，现在不存在国王派，只有清一色的闵妃派系。 团结一致，靠近俄国，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袁世凯给李鸿章拍电报，提出建议：“废昏君，另立李氏贤者。” 闵妃因为是王妃，所以才能专横跋扈，如果丈夫不是国王，她的权力源泉就干涸了。但是，闵妃一党决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必须使用武力。 一周以后，汉城电报局委员陈同书来见袁世凯。 “俄国公使要给本国政府拍发一封长文电报，这是历来没有过的，总觉得这里面有点什么，特来报告。” “那封电报呢？” “暂时扣留，还没发出。”陈同书答道。 因为是密码电报，内容无法知道，但是，电文这么长，估计不会是一般的事情。 “多谢，今后还请多加注意。电报暂时不要拍发。” 袁世凯让陈同书回去以后，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同闵泳翊取得联系，探询闵党与俄国方面是否有了重要商定。二是要求英国方面支使军舰在朝鲜沿海巡逻，以牵制俄国。 据闵泳翊调查，领议政沈舜泽曾致函俄国公使韦贝，内容如下： “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虽称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辱。今力求振兴，悉改前制，欲求不受他国辖制。唯未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唇齿之势，自与他国有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国政府，协力默允，极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国大臣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有未适他国之处，望贵国派兵舰相助，以期妥当，是深景仰贵国者也。” 显然，这是一封要求派遣舰队的信件。袁世凯不失时机，立刻用电报报告李鸿章。 李鸿章接到电报后，向驻彼得堡公使刘瑞芬发出训令。 英俄公使一年前由曾纪泽换为刘瑞芬，虽是兼驻英、俄两国，但这一时期清廷同俄国在外交方面的问题较多，所以，公使驻在彼得堡的时间要比在伦敦的多。 刘瑞芬亲自向俄国政府外交部提出：“请俄国政府不要受理来自朝鲜的书函，如果难以拒绝受理，则请拒绝派遣军舰。” 俄国外交部保证说：“俄国政府未曾受理过朝鲜政府的任何书函，将来亦不准备受理。” 袁世凯要求派兵，但李鸿章不同意。北洋舰队运输数千兵卒，要耗费大量军费，而目前，还没有更多的军费。预算被西太后的豪奢生活所挥霍，所剩无几，与其用来威吓朝鲜，不如去欧洲订购军舰。 在汉城，袁世凯拿出证据，威吓朝鲜宫廷：“天兵不日来朝鲜问罪！” 八月十四日，袁世凯集合朝鲜文武官员，做了一通演讲。 朝鲜方面声称书函为不法之徒伪造，政府事先不曾知晓。 那么，不法之徒是何人呢？不得不付出牺牲者，否则难以了结。于是，金嘉镇、赵存斗等四人被投进牢狱。而闵泳翊则悄悄去了香港，他不在，便找不到另一个证人了。 李鸿章没有派兵，但是派陈允颐去朝鲜同袁世凯联系，并且让丁汝昌出动舰队到仁川海面。 朝鲜政府的第二次靠拢俄国，重蹈了第一次的覆辙，也自消自灭了。 李鸿章向朝鲜政府保证：“中国决不在朝鲜设置‘监国’。”一国的宰相作了保证，朝鲜方面也就放心了。于是，朝鲜政府派外署督办徐相雨去北京，向北洋大臣和礼部表示“朝鲜无异志”，这样便给了清政府面子。 第二年，1887年，朝鲜得以保持稳定状态。英、俄两国在阿富汗达成妥协，英国因而失去了继续占领巨文岛的理由，只好撤出。 这年，袁世凯在朝鲜的主要任务是阻止俄国同朝鲜签订陆路通商条约。 反对签约的根据是中国同俄国的国境问题尚未解决。 同俄国谈判东部边界问题的中国代表仍是吴大澂。他认为“从延秋到海洋一线”才是中国的边境线。如果中国方面的主张得到承认，那么，俄国同朝鲜在陆地上就没有接壤之处。国境不相接，还谈什么“陆路通商”？可见，袁世凯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不过，俄朝陆路通商条约拖到第二年，由于俄国的坚持，到底通过了。 当然，一个外交官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袁世凯缺少力量，毋宁说他故意松了劲。 近来，袁世凯也摸到了李鸿章的脉搏。清廷的军备，有西太后在，就不得不原地踏步，无法向前。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必须靠外交手段突破难关。 “大敌是日本”，这就是李鸿章的看法。袁世凯还记得，在天津闲谈时李鸿章说过：“日本国虽小，却能拧成一股绳，全力以赴。日本要活动，就只有朝鲜这一条路，别无他途。俄国虽大，但与土耳其、阿富汗、中国等国处处接壤，对朝鲜使不上两只手，只能用脚尖。就像用脚尖轻轻地踢一踢似的，没有多大劲儿。样子像有劲儿，其实并不大，可用它威慑却最适合。我们要很好地利用它。” 最后一句话意味着什么？当时不十分理解，现在总算清楚了。就是说，打算把俄国当做看门狗，用来抵御可能全力向朝鲜扑来的日本。 在袁世凯看来，陆路通商不可能有太大的规模，不致损害中国利益。首先是因为朝鲜的购买力极弱，更何况袁世凯的外交本来就不重视经济方面，他也没有专门知识。 甲申年（1884年），英商的怡和洋行在上海和仁川之间开辟了一条定期航线。如前所述，日朝间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英国制造的棉布，日本从上海输入，然后再向朝鲜输出。从上海直接运到仁川，要比经日本转运有利得多。 然而，有一种更有利的“生意”，袁世凯掌握着，所以他不关心别的生意。这个“生意”就是利用水师搞走私。主要是从中国往朝鲜运鸦片，从朝鲜往中国运人参，由于不付税金，简直是一本万利。后来袁世凯所用的政治资金，据说就是在朝鲜任上积蓄的。 袁世凯在朝鲜，日本和美国对他的评价很坏，英国比较好。日本憎恨袁世凯，是因为有“甲申事变”的前隙，而美国憎恶袁世凯，是因为他对朝鲜政府傲慢无礼。 “朝鲜是自主独立的国家，不从属于任何国家。”美国这么看朝鲜。 与之相反，英国却主张中国对朝鲜应当更强硬地行使宗主权，因为它的夙敌俄国对朝鲜的渗透越来越厉害。 “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能让俄国在朝鲜为所欲为，中国应当更强硬些。”这是英国的态度。 关于朝鲜问题，各国的态度不一致。上述只是个概略。因时因事，各国态度也发生着微妙变化。 那么，朝鲜政府的情况如何呢？ “完全独立！”显然，这是朝鲜的悲壮心愿。随着列强的踏进，中国的“宗主权”渐趋暗淡，这对于朝鲜来说，当然是值得庆幸的。袁世凯硬要把本来只是名义上的宗主权变成实质性的东西，必然引起朝鲜政府的抵制。靠拢俄国，就是这种抵制之一。 1887年，朝鲜所采取的最为明显的抵制，就是向列强派遣使节。列强已经在朝鲜开设公使馆和领事馆，按理说朝鲜也应向列强派遣外交官。八月十八日，朝鲜政府决定派朴定阳赴美国，派沈相学赴欧洲各国。后沈相学患病，又改派赵臣熙。 袁世凯对国际政治力学非常敏感，可能要超过他的师傅李鸿章，但国际政治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却很少，甚至不大清楚外交官的身份原则。他虽然听说了朝鲜向外国派遣使节，却没有放在心上。 “对方来了人，我方若不去，显得太冷淡了。交际嘛，就该如此！”他的认识程度不过如此。 “只有独立国才能派遣外交官，而非独立国没有外交权，属国没有外交权。”唐绍仪给袁世凯讲了一通国际政治学入门。听了他的话，袁世凯转动着眼珠子大叫：“不行，这可不行！” 朝鲜政府派遣使节，初时袁世凯以为只不过是一般的交涉罢了，当唐绍仪讲了重大的政治意见之后，他有些狼狈了。 朝鲜对外派遣使节，并非没有先例。以前往日本派遣过闵泳骏，事后报告清政府，袁世凯完全没有当回事。 “似乎还要搞先派后咨。”袁世凯一直没接到正式通知，只是偶尔从情报网得到一些消息。 “这么说不读国际公法是不行了……你能不能给我翻译出来？只把紧要的部分简单地、立刻能懂地……”袁世凯对唐绍仪说道。 “我给你分条写出来吧！” 唐绍仪整理了国际公法的要点，让袁世凯学习。 属国没有外交权，是国际公法的基本常识。缔结条约当然就是外交，迄今为止，朝鲜已同各国缔结了不少条约。 这也成为朝鲜并非属国的根据。缔结条约即外交活动，已经是事实。条约都是双方的，时至今日，如提出无效，就将是重大国际问题。 派遣外交官和缔结条约同属外交活动。一方面承认缔结条约，另一方面却不允许派遣外交官，岂不是自相矛盾？现实主义者的袁世凯已经预感到不可能阻止朝鲜派遣外交官了。他想：那就换个办法，对外交官的身份和行动加以限制。 具体办法是改变从前的“先派后咨”为“先咨后派”（先经清政府承认，后派外交官）。这样一来，朝鲜政府派朴定阳去美一事，只好延缓。 美国方面当然很不满意，驻朝鲜公使颠司莫致函袁世凯，对清政府的干涉提出抗议。内容是：一、美朝条约是两国在平等立场上签订的。二、条约规定互派外交官，其中并没有需要清政府承认之类的规定。三、朝鲜政府派闵泳骏赴日本时，清政府未加干涉，偏偏阻挠派遣美国，是何用意？ 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公使颠拜也受国务卿之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中、朝两国虽有宗属关系，但只为两国之关系而已。贵国对朝鲜之内政外交，事实上业已承认其自主权，尔今限制其外交权殊难理解。” 事情变得麻烦了。 尽管是朝鲜问题，但事态一旦扩大，交涉就变成上峰的事，当然也要征求一下袁世凯的意见，但那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 朝鲜政府知道这时候应该对清廷做些什么，那就是在体面上多动动脑筋。于是，特派礼宾司主簿尹奎燮去天津，郑重陈述事情原委，恭请裁决。 清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体面”问题，朝鲜政府深知这一点。清政府要求把派赴美国的外交官朴定阳的“全权公使”改为三等公使。 向美国派出外交官的最大目的，在于宣扬独立自主，何况朝鲜和美国之间没有多么大的悬案。为此，必须争得“全权”这一头衔，否则，好不容易的一次派遣，将会减去一半效果。 尹奎燮在清廷顽强地坚持：“根据条约，双方互换外交官。美国驻朝鲜公使是全权，而朝鲜也应与之相同。由于我国经济贫困，不便与之对等交往，一俟递交国书任务完成后，朴定阳立即归国，其后，以一等书记官代理公使，以节约国库开支……” 清政府终于被说服，承认了“全权”，但提出三项附带条件： 一、朝鲜外交官到达外国时，须先向那里的清公使馆报告，会同清公使齐赴该国外交部。其后诸事，可不受拘束。 二、宫廷、国家的正式仪典、集会等，朝鲜外交官应跟随清公使之后。 三、外交中的重要事项，朝鲜外交官应首先同清公使磋商。 朝鲜政府痛快地同意了。第一、第二两条只是个体面问题，第三条的重要与否，全凭朝鲜方面判断，即或有所违犯，也易于辩解。 朴定阳终于在十一月十二日成行。他乘上美国军舰，离开了仁川。 驻美国公使是张荫桓，他属下有一个叫徐寿朋的一等书记官，他们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以为朝鲜公使一到任，准能前来中国使馆报到，端着架子等着。 然而，朴定阳接到的任务是故意装傻，不理睬上述三项原则，以创造“自主独立”的实绩为最高目的。他更高一筹，委托同行的美国人亚连代他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亚连传话说：“风闻到达美国时，须立即拜访中国公使馆，但实际上我本人没有接到训令，也许是电报延误了。总之，我没有接到训令，现在只好依据‘外交常识’行动，请予谅解。” 朝鲜全权公使朴定阳终于单独去美国外交部，拜会了国务卿贝亚德，然后又谒见了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由此，朝鲜向全世界表示它是一个独立国家。 中国公使张荫桓从华盛顿向北京总理衙门发电：“朝鲜使者态度不逊，大伤我国权威，应予惩处。” 北京向汉城的袁世凯转发这一电报。袁世凯怒气冲冲地闯进宫廷。 “这是个差错，保证今后不再犯。立即往华盛顿发电。”这就是朝鲜方面的回答。 “三项附带条件中之第一条，有损于朝鲜国体面，可否删除？”朝鲜提出新方案。表面上说保证今后不再违犯，却提出废掉第一条，显然是不打算遵守的。 朝鲜像一条游鱼，窥视着清政府的每一个空隙，准备溜走。而驻在朝鲜的各国外交官也不断向朝鲜政府兜售各种计谋，以致朝鲜成了难以对付的交涉对象。 李鸿章把堆在桌上的卷宗分成两部分，顺手翻开最上面的。他要暂时离开天津，必须把要紧事情处理一下。 这时已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 “甲申事变”过去四年了，李鸿章六十六岁。 “岁月不饶人……”他停下整理公文的手，摸了摸额头，指尖感觉出那里的皱纹明显增多了。此刻整理的是前一年的东西，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已到了要收场的时候了。为排除凄凉之感，只有热衷于工作。 把一年来杂乱的公文披阅一遍，终于发现了一直不曾注意到的一些相互关系，理出了一点头绪。 “朝鲜变得不好对付了，有关朝鲜的事情应当更细致地考虑。”他自言自语地说。 回想一下去年的一些事情，他终于明白了朝鲜政府的手法要比中国更为细致、更有条理。 “为什么当时没注意到呢？”李鸿章独自嘟囔着。 当然，他是有可辩解的。前一年，1887年，对于清政府来说，简直是台湾年。经过中法战争，台湾的重要性凸显起来。置于福建省管辖之下的台湾，前一年成为一个省，十月任命了第一任巡抚。也许李鸿章对台湾过于重视，因而疏忽了朝鲜。 “唔……就是它……”他拿起一件公文。是几行字的报告，可能是袁世凯亲自起草的，充分表现出他的性格。报告的末尾用铅笔写着：“有必要考虑对此事的报复！” 这是关于朝鲜政府解任金允植等人的报告。金允植是人所共知的事大党——亲清派的领袖，撤掉亲清派领袖，显然是对袁世凯等清政府方面驻朝鲜官员的挑战。然而，在朝鲜政界却看不出什么重大的派系抗争。 还有铅笔附记：“是否有私人怨恨？”并非政策上的意见对立，而是个人间争执，也可能是争权夺位的倾轧。 盟友金允植被解任，袁世凯可真有点头疼了。报告中虽未详细述及，但可以想见，袁世凯闯进朝鲜宫廷，大发雷霆地喊叫：“为什么把金允植免职了！” 对此，朝鲜宫廷一定是照例含糊其辞，应付一阵子便马虎过去了。这时，李鸿章心里若有所悟：“问题就在这里，没错……” 金允植解任之后，立刻有闵泳骏赴日之事。 在中国方面，特别是袁世凯，金允植的解任尽管是一时的，也觉得是个大问题。袁世凯受到了刺激，无暇顾及其他。于是，时隔不久便将闵泳骏派往日本，充分运用了“先派后咨”的手法。 李鸿章认为，金允植的解任，也许是他本人同意的，上演的一出戏。 亲日派、亲俄派、亲清派——目前分成这三派，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朝鲜总有一伙人出来支撑局面，李鸿章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也许是一种合谋。 假如这是一种戏剧性的密谋，那么，朝鲜政府的确不简单！李鸿章望着天棚想。 四月末，李鸿章同葡萄牙签署了通商条约，五月五日去旅顺、大连，视察新购进的军舰“致远”号。 “这些等回来再办……”李鸿章把一些新近的文书归拢到桌子一角。因为上了年纪，自言自语的毛病越发厉害了。他抄录了公文的标题。 《朴定阳尚未归国》——戴着“全权”头衔的朴定阳原来说递交国书后立即返回朝鲜，但时过一年半之久，仍没有从华盛顿动身的迹象。 《金嘉镇未来拜访》——这是东京来的报告，当了驻日代理公使的金嘉镇，按照前述三项附带条件，应该到中国驻日公使馆拜访，然而迄今并未执行。说起来，任命金嘉镇为驻日代理公使，清政府就感到不快。金嘉镇积极靠拢俄国，由于袁世凯的强烈要求，朝鲜政府把他“放逐”，怎么这么快又起用了？ 只因为接触了俄国，就断定是亲俄派，这确实值得研究。像接触日本、接触美国一样，按理应当统称他们为独立自主派。不，称派也不妥当，因为朝鲜有主见的政治家都在内心深处怀着独立自主的愿望。 被视为亲清派的闵泳翊要同中国搞好关系，最终目标也不外是独立自主。 去年清政府更换了驻日公使，黎庶昌再次出任。四年前因服丧而辞去驻日公使职务的黎庶昌，是有三年半驻日经验的老手。 旧历年末，黎庶昌到达东京。正月贺年时，金嘉镇到清公使馆门前投递了名片便返回了，不曾同公使会晤。 黎庶昌曾有如此记载：“朝人胸中，唯有‘自主’二字耿耿于怀，牢不可破。” 黎庶昌把金嘉镇不来拜访之事告知了汉城的袁世凯。袁世凯照例闯进朝鲜宫廷，大喊大叫。他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写道：“婉诘。”李鸿章读了之后哈哈大笑，说道：“婉诘？他这种人能……” 他想象得出袁世凯恫吓朝鲜要人时的情景。 “公使闵泳骏正在返任，金嘉镇不过是代理公使。他理解自己的身份，有所顾虑，请予谅解，以后令其拜访……”这就是朝鲜政府的答复。 “事情越来越难办……”李鸿章自言自语，闭上了眼睛。 李鸿章到旅顺、大连，接收了“致远”号，查看了炮台，于五月十六日返回天津。十多天的视察使他疲惫不堪，终于卧床不起。 李鸿章痊愈后不久，接到东京黎庶昌的报告，说是金嘉镇勉强做了拜访。 “噢？慰亭（袁世凯）的婉诘产生了效果？……”李鸿章捋着胡须，自言自语。 北洋人 北洋舰队是亚洲最强的海军，至少在1888年以前是如此。 它的阵容是以“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为中心。在当时，铁甲舰还很稀奇，这两艘军舰同是七千吨，再配备五艘巡洋舰“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各两千吨。 海军衙门是三年前设置的。在那之前，有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三者力量大致相等。后来，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马尾海战中全军覆灭。张佩纶，就是这次战役失败的责任者。设置海军衙门之际，李鸿章把南洋水师性能比较良好的舰船配属了北洋水师。以重点主义为借口，北洋水师又从外国购进精锐舰只。 亚洲的第二个海军强国，自然是日本。 北洋海军建成的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在9月4日的《朝野新闻》上，以《殊堪寒心之帝国海军现状》为题，报道：“试观我国现今之军舰，多为老朽，行将不能实用。现已不能实用者亦不在少数。组成现在舰队之军舰中，其最旧者已使用三十九年，而其新者亦服役十一年之久。如不立即加以修复，会使不完善之日本海军更趋于不完善，势必违背扩张海军之本意，如有老朽不堪为用之船舰，应予折毁，并另委外国建造新舰。” 中日两国舰队不论数量还是性能，都有显著的差别。 但后来发生逆转，1888年是分界线。从这一年起，到中日开战为止，六年间日本从危机感出发，致力于军备的增强。相反，中国自从李鸿章到旅顺接收“致远”以后，不曾增加一艘新舰。 当然，中国也有海军预算，每年为白银四百万两，但六年间却没有购买一艘新舰。而且，从开战前三年即1891年起，连购买弹药也停止了。 这都是西太后一人造成的。 西太后专政以来，最懂得权势的甜头，怎肯轻易放弃。不过，皇帝已经长大成人，再紧抓着摄政权不放，也有些说不过去。十八岁的成年的皇帝，还由皇太后监护，将成为世间的笑柄。 她的“归政”只不过是形式，实际上仍要在宫廷内君临政治。世人知道这是形式，但形式也很重要。为了给形式增添价值，就必须用虚假加以装点。 加强外观的方法之一，就是建造特大的行宫。皇太后从政治中心的紫禁城里迁出来，移住到悠闲自在的行宫去。这是装饰门面的最有效的方法。 皇太后的行宫要不同于一般行宫。庭园内的建筑自不必说，所有的山山水水也必须是人工建造。这是低劣的趣味，但在西太后看来，如此才能保持自己的权威。 颐和园在北京西郊，现在已成为群众游乐之所。园内的万寿山是人工山，昆明湖是人工湖。对于西太后的愚蠢无聊，我们只有惊叹而已。 “这得需要多少费用呢？”西太后说了说自己的计划，要估算一下所需费用。 银三千万两！ “这笔款子能筹集到吧？”西太后问醇亲王。 醇亲王已成为西太后政权的中枢。儿子能当上皇帝，是西太后一手成全的，对于西太后他是言听计从。 “一定设法办到。”醇亲王答道。 “是个难事吗？” “不，不是的……一些琐碎问题，需要咨询……” 醇亲王头上冒出冷汗。三千万两的分量，他是清楚的。 “这么说，筹集款子是不成问题喽，只是有些技术上的问题需要研究研究？” “是，是这个意思。” “堂堂大臣，不必介入那些技术上的琐碎事。资金筹集没什么问题，早一点施工要紧。” 西太后已经沉浸在幻想当中。这是前所未有的园林大营造，她越想越兴奋。清王朝入关以来二百多年，还未曾操办过如此巨大的工程。 别的不说，单说北京郊外的明十三陵，比起这个工程来，显然是太小了。像这样用人工修造的山水，大唐盛世不曾有过，秦始皇时代也办不到。 深夜，西太后突然睁开眼睛，喊来近侍宦官。 “我想了解一下秦始皇的阿房宫，传我的话，赶紧查阅古书，呈来详细报告！” 她想了解一下历史上是否有超过她这个计划的工程。 西太后陷入自我陶醉，而那个为她筹措三千万两银子的醇亲王却双眉紧锁。 “这有什么难办的，变祸为福不就行了吗？”满清贵族善庆对醇亲王说道。 “变祸为福？” “你没听说吗？汉人组织了庞大的军队，步步逼近咱们满族人，要把咱们赶出山海关外。岂止赶出而已，是要斩尽杀绝！” “真有此事？”醇亲王摇摇头，说道。 “太平天国洪秀全已经覆灭，你还记得他们喊过什么口号吗？灭妖！他们称我们为妖，要消灭我们。” “那些人已经不复存在了。” “的确，他们覆灭了，可是，谁把他们消灭的？” “湘军，还有淮军……” “不错，不是满洲八旗！湘军是曾国藩组织的，淮军是李鸿章组织的，这两支军队里有满族人吗？” “两军全是汉族军队。” “现今在我们国家里，一旦有事，能战斗的只有汉族军队了。如果他们掉转枪口朝我们打来，那将是什么局面呢？” “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大清的军队，决不会朝我们打枪！” 醇亲王激烈地摇着头。 “如果我是汉族人，我就能干出来。嗯？对方无力，我方有力，而现在却受制于对方，非把这个统治关系倒转一下不可……这倒不限于汉族，蒙族、藏族处在同一状况下，也准能干出来。” “真的？” “你还不相信……真让人着急！我昨天听说，广东有三合会、天地会等造反组织，时隐时现，到处活动。你知道他们的旗上写着什么吗？‘灭满兴汉’！” “灭满兴汉……” “他们要把我们一个不剩地杀掉！还不只是广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只有这个皇帝宝座了。这个国家还是我们的国家吗？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是少数派，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 善庆一边说，一边用细长的眼睛狠狠地盯住醇亲王的眼睛。醇亲王也是一副满族面貌，眼睛细长。 “那你说如何是好？” “只要是汉族，任谁也不要相信！” “我认为中堂是尽忠报国之士。” “你的想法太幼稚了。死去的曾国藩是消灭太平天国的英雄，可以说，是他救了这个国家。但是，他组织湘军时，没说过一句尽忠报国的话。” “是吗？” “当然，当时的檄文你也是知道的。” 善庆的口吻仿佛在诘问醇亲王。 三十多年前，曾国藩在湖南发出檄文，征讨太平天国，说是“为恪守礼教”，并未号召为大清尽忠。 “礼教”，就当时来说，是汉族的生活方式，是赖以生存的支柱。号召维护它，最有诱惑力和说服力。 在清朝统治下，汉族不愿意为保国而战，非但不保，还想用自己的力量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汉族统治的国家。善庆断言，汉族人心里都这么期待着。 “他们至今没有起事，只是因为力量不足，一旦觉得有了足够的力量，就会把枪口对准我们。太后要建造大园林，我们应当趁此机会转祸为福。你看看北洋舰队，那些坚舰巨炮都是汉人的东西，指挥它们的还不是汉族大臣李鸿章吗？以后再也不要为虎添翼了。” 醇亲王终于明白了对方想要说的话，那就是把军费挪到园林建造上来。购入军舰、枪炮、弹药，等于给汉人增加力量。可是，目前清军的主力是绿营兵（汉族军队），关系着王朝的安危。 醇亲王不由得长叹一声。 “削减军费，中堂能同意吗？” “这有办法。”善庆说道。 李鸿章是清朝的头号实权者，兼任直隶总督，指挥着北洋军队。他也有政敌，那就是两江总督曾国荃。曾国荃是曾国藩的胞弟，与李鸿章为敌。两广总督张之洞也不甘居李鸿章之下。朝廷里还有个翁同龢，也是最厌恶李鸿章的。 翁同龢是户部尚书，即财政大臣，掌握着财政大权。必须先把他拉拢过来。 听了善庆的话，醇亲王向前探出身子，若有所悟。 “太后的本意，依我看就在这里。为了不给汉族人增添军事力量，抽出费用建造万寿山……这难道不是奇策吗？” 总在西太后左右承办国事的醇亲王，怎么也想不出她竟有这样的“深谋远虑”。 建造颐和园，当时称为“万寿山工程”，总监督为醇亲王，筹措到二百六十万两银子：广东一百万，南洋八十万，湖广四十万，四川二十万，直隶二十万。北洋军费是悉数上缴。 西太后高兴极了。 秦始皇在渭水南岸上林苑建造的阿房宫，是东西约七百米、南北约一百二十米的大型楼阁，作为人工工程，可算是难以想象的规模。但是，这个工程因秦始皇死而未竣工。 阿房宫有其名，实际上并未完工！ 听了这个报告，西太后放声大笑：我的万寿山超过未竣工的阿房宫，我的名字将与万寿山永存。 她满意极了。 “军队这下子全完了！”得知万寿山工程的决定之后，李鸿章自言自语。他认为：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虚虚实实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关于中日两国在朝鲜的立场，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作了如下阐述： “……而日清两国于朝鲜如何维护各自权力，几乎达到冰炭不相容之地步。日本自始便认为朝鲜为一独立国，试图断绝历来存在于清韩两国间之暧昧宗属关系。与之相反，清廷以畴昔关系为根据，大方表白朝鲜为其属邦。其实，清韩关系在普通公法上尚欠缺确定为宗属关系之必要因素。虽如此，清廷仍力求在名义上承认朝鲜为其属邦。” 陆奥用“冰炭不相容”来形容，可见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袁世凯清楚地认识到，东邻强国日本妨碍他执行任务。他企图排除这种妨碍，是理所当然的。陆奥的著述中有这样的评价：“……袁世凯乃年壮气锐之徒，热望排除日本之妨碍，并非无理者也。” 袁世凯对自己的立场、任务认识得很充分，但对日本却缺乏了解，而且未能觉察到这种缺乏，以致酿成悲剧。关于日本国情，袁世凯之所以认识不足，或许应该说是历届驻日公使徐承祖、黎庶昌、李经方、汪凤藻等人及公使馆成员的责任。袁世凯本人到日本短暂访问过，但头脑中的印象也基本来自驻日公使馆。 笔者从老一辈华侨那里听到过那个时代的事。当然，这些老一辈华侨也并非亲身经历，而是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听来的。据说，驻日公使馆的人们根本不把华侨放在眼里。神户、横滨、长崎等地，有为数众多的华侨。中国不是条约国，没有侨民居住地，他们同普通日本人杂居，整日厮混在日本人中间。日本的实情，他们确有切身体会。然而，从祖国来的公使馆官员们都不从华侨这里吸取宝贵经验。 封建中国有极端的“官尊民卑”习俗，而清廷官员对华侨更有一种偏见：抛弃祖国，逃到外国的不可信赖之辈。把华侨的谈话、意见作为参考，清末的官僚们连想都不曾想过。 后来，孙文等曾被清廷视为叛逆的革命家们，在日本开始了秘密活动，所有的华侨都成为热心支持者。孙文曾说：“华侨乃革命之母。” 在东京的公使馆，主要把报纸、公文等“情报”发回本国，就算是外交官工作。这类情报，绝不是有血有肉的活情报。 “万寿山工程”在北京动工时，日本正处于发布宪法的前夕。 实现立宪政治，在清朝官僚的眼里，认为是朝廷实权的下降。朝廷就是政府，立宪会使政府的领导权力削弱，这是最普遍的看法。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文部大臣森有礼被刺，于是，有人认为日本治安有问题。内阁中有长州阀、萨摩阀之争，政界的派系斗争也很激烈。萨摩阀里又分为改革党、调和派、岛津党三派，报界把他们的丑闻逸事大加宣扬。“照这样下去，日本哪里还谈得上舆论统一！”只要读报，就会有这种感觉。清公使便把这种感触传达给本国，本国再转告朝鲜的袁世凯。 生活在日本人中间的华侨却深知日本人的性格。表面看来似乎是舆论分裂，实际上，当国家利益明确要求一致时，日本人会一致团结起来。而且，他们的尚武气质是可怕的。但是，华侨们没有报警的门路。 正像陆奥宗光指出的，清廷的意图是既然无法确保朝鲜为属邦，哪怕在名义上维持一下宗主国的体面也行。 据《清史稿》记载，清政府的属国有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①、南掌①、苏禄、廓尔喀、浩罕②、坎巨提③等十国。不仅朝鲜，以琉球为首的其他属国也没有让清廷驻军的先例。清廷只派去册封使，不直接干预统治之事。所谓宗主国，本来是空有其名。接受册封后才允许与中国通商，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形式，可以称之为东亚方式吧。到了19世纪，带有西欧式国家观念的列强侵入亚洲，问题就麻烦了。 现在哪怕是仅仅保持名义上的统治，也不可能了。袁世凯的任务是把已经难以维持的名义上的宗主权尽可能地延长，再延长。 派朴定阳去美国时，朝鲜政府曾向袁世凯保证“递交国书之后立即归国”，这才取得“全权”头衔。然而，朴定阳于1887年11月到达华盛顿，递交国书之后迟迟不归。 为了向全世界显示朝鲜的独立自主，朴定阳的任务是尽可能在华盛顿待下去。与之相反，为了强调对朝鲜的宗主权，必须尽快让朴定阳归国，这是袁世凯的任务。 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 “是美国方面一再挽留。”朝鲜当局这样推脱。 “挽留也时间太长了，究竟办些什么事？” “这可不知道，离那么远，又不大了解美国的情况。” “同美国不可能有麻烦的谈判，如果有……” 袁世凯瞪大了眼睛，他想说：如果有，就可能是对中国的阴谋。 “谁知道有什么事，一直没接到报告。如有大事，会报告的，看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重大事情也有不便报告的，报告了也有对我隐瞒的。” “不，绝无此事。反正朴定阳是使用大清帝国的年号与美国政府往来函件，这事有过报告。” “大清的年号？”袁世凯苦笑了。 原封不动地使用某国的年号、历法，就表示是那个国家的属国。“光绪”是清廷年号，使用它就证明服从清廷。朝鲜领议政沈舜泽致函俄国公使韦贝时，写的是“大朝鲜开国”，这就表明没有服从清廷的意思。 不过，这种习惯只限于东亚。用清光绪年号，译成英文时便改成西历，所以用用无妨，这也许是朝鲜政府应付袁世凯的作战手段。 朴定阳在美国滞留一年。这期间，袁世凯在汉城不断地施加压力，而朝鲜政府以美国政府挽留、本人患病等种种借口，一拖再拖。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之后，朴定阳却“因病”归国了。美国方面大为惊讶：“为什么全权公使才一年便归国？” 而清廷则责备：“为什么竟停留一年多？” 坚持一年，是朴定阳的功绩。除了公函上使用光绪年号之外，他在华盛顿完全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外交官身份东奔西闯。 对于三项附带条件，第一项硬着头皮不予理睬。第二项则自然解决，因为席次一般由美国方面安排，大都是按照英文字头或到美赴任的顺序，KOREA当然在CHINA之后，而且朴定阳比张荫桓晚到美国两年。第三项用没有重要事项一推了之。 朴定阳有功劳！朝鲜各界对他的评价很高。 1888年11月，整整一年之后，朴定阳才勉强离开华盛顿。回到本国，袁世凯会如何发怒，他心里一清二楚。 朴定阳归途绕道日本，又停留四个月，才好不容易返回汉城。时为1889年3月。 “应追究朴定阳的罪责！”袁世凯主张。 朝鲜政府的处境非常尴尬。朴定阳一年多的外交活动，功绩显著，本应给予奖赏，提升为外署督办（外交大臣），可袁世凯却坚持要惩处他。郑秉夏和闵种然两人向袁世凯求情，袁世凯毫不退让。朝鲜方面哪里还敢提升朴定阳。 清廷外交的真正实权者李鸿章主张解除朴定阳现职，而驻在朝鲜的袁世凯则主张重罚，想狠狠地整一整朝鲜，免得以后再搞“自主外交”。 这时，朝鲜已不是十年前的朝鲜了。它已经看清，借助列强——日本、俄国之力，可以踢开清政府的压迫。不管袁世凯的眼睛瞪得多么圆，俯首听命是办不到了。朝鲜要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积累自主的实绩，然后达到真正的独立。 “要实现朝鲜的夙愿，完全独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免不了遭受苦难，必须有流血牺牲的决心才行。” 说起来颇有讽刺性，李鸿章派去的外国顾问德尼一伙人，竟成了帮助朝鲜抵制清政府的参谋。 “升他为外署督办，就目前情况来看，对清廷刺激太大。顶好给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官职。” “什么呢？” “副提学之类。” “这怎么能算提升呢？” “总比撤职强吧！” 在朝鲜宫廷里，这些参谋们面授机宜。 关于朴定阳问题，袁世凯同主子李鸿章之间想法上多少有差别，德尼等人提醒在这里做文章。于是，朝鲜政府任命朴定阳为副提学。这是教育方面的官职，离政治外交的旋涡较远。让他暂居此位，以后再伺机提升。 德尼等人曾久居中国，对中国的事情了解得相当透彻。但是，东亚人心理上的微妙之处。他们仍未掌握。 李鸿章的怒气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在儒教体制下，教育方面的职位绝不是什么闲职，而是要职。一个必须惩办的人反而担任要职，这大大地损害了清廷的体面。 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提出指责，回答是“不过循例而授，并非别有意见”。 袁世凯不答应，要会见国王。国王以患病为由，不予接见。患病的不只是国王，当事人朴定阳也称病闭门不出，连赵太妃也病了。太妃生病，国王更有了借口。但是，长此下去，仍不能解决问题，无奈，国王接见了袁世凯。 “关于朴定阳的问题，殿下听说了吗？”见面时，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听说过。”朝鲜国王李熙答道，“朴定阳没有按规矩办事，这很不好。我也觉得非常遗憾。不过，非惩处不可吗？” “那三项附带条件是殿下批准的，非常明确，可朴定阳到达华盛顿后根本没打算执行。我为此多次交涉、敦促，迄今已过两年，仍不见解决。殿下也曾说过：待朴定阳归国后，一定给予处分。可是，朴定阳已经被授予都承旨品级，就任副提学要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授予他都承旨品级，只是按照序列而已，绝不是提升。” “他是有罪之身，为什么还要授官？关于此事，我数次函请殿下注意，难道没看过？” “都已读过。关于此事，请阁下多多周旋，不要过分追究，拜托！” “不追究事情就完不了！殿下究竟抱什么态度，请明确表示一下。” 袁世凯穷追不舍，弄得国王张口结舌，无法回答。 袁世凯正了正身子，郑重地提议： “像这么通过翻译，可能会产生误译或误解，最好以笔代言，以求准确。” “也好，那么就……” 国王命令身边宦官取来纸笔。宦官退下不久，从屏风外面进来一个少年宦官。 “启奏陛下——” “什么事？”国王问。 “诸位大臣说，朴使（定阳）问题不宜落在纸上。” 显然，是屏风后面的大臣们派他禀奏的。 “关于处分问题，今后将进行讨论，不应留下书面凭证。”屏风后面，数人齐声说道。 在朝鲜生活的时间已经不短，袁世凯能听懂简单的朝鲜语。 “王沉吟久之——”袁世凯把当时的情景报告给李鸿章。 “有这么多人听着，用不着笔谈吧。”国王无可奈何地说道。 “得不到殿下的明确答复。我不能回去！笔谈又有何妨？不是一样吗？” 国王只好命人取过笔纸，但他让闵泳韶代笔，可能是提防万一。 国王在笔谈中躲躲闪闪，避过袁世凯的锋芒。尽管是这样毫无内容的笔谈，袁世凯虽再三要求，连一份抄件也没得到。可见，朝鲜政府多么谨慎。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强夺笔谈原本，应该说是学会了控制自己。若在几年前，他早就一把夺过来了。 他能如此控制自己，是李鸿章的劝告起了作用。袁世凯在朝鲜的一言一行，都引起各国外交官的恶评。每逢有事，表示朝鲜是清之属国时，必然由袁世凯出面，这是他的任务。恶评越多越说明他在认真地执行任务，不过，由于年轻任性，做得过火之处也颇为不少。 汉城的外交官集会，袁世凯往往不出席，大都是唐绍仪代他前去，以表示他绝非一般的外交官。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是对等关系，他的官名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不用“外交”二字，含混其词地用了个“交涉”，为的就是强调清廷的特殊立场。所以，袁世凯从来不与外国公使打交道，他的任务就是要显示不与他们同伍。 袁世凯究竟有多大的权限呢？各国公使开会，他只派翻译出席，自己从来不与别国外交官采取同一行动，并任意出入朝鲜宫廷。是普通的办事大臣，还是钦差大臣身份的公使？对此，美国驻中国公使接到本国训令，向清政府提出质问。 李鸿章的答复是：“朝鲜是中国的属邦，派到那里去的袁世凯，既可与朝鲜政府直接交涉，又有与各国公使同等之权力。是否出席会议，由他判断决定。贵国质问，不是多此一举吗？” 李鸿章为袁世凯声援助威，但因为恶名太大，所以又叮嘱他“切莫操之过度”。 关于朴定阳的问题，适可而止，也是袁世凯听从李鸿章的叮嘱而采取的自制措施。 朝鲜政府往美国派遣朴定阳的同时，还把沈相学派到欧洲去。他得了病，这病似乎不是政治性的。代替的是赵臣熙，到达香港之后，他突然患了“政治病”。 赵臣熙抵达香港时，正值闵泳翊途经该地。听说袁世凯强烈主张处罚朴定阳，赵臣熙感到很不自在。 照目前情况，去伦敦和巴黎，不理睬当地中国公使，必然要落个朴定阳的下场。此行的本意是搞一次独立自主的示威，如果会同清政府公使去递交国书，就反倒成了宣扬朝鲜是清的属国，岂不是没完成任务？ 赵臣熙没有朴定阳那种勇气。他左思右想，终于以患病为由，从香港折了回来。 朝鲜政府又任命朴齐纯为五国使，接替赵臣熙。五国使就是兼任英、德、法、俄、意五国的公使。 朝鲜政府要求清廷取消三项附带条件，起码把第一项取消。特派卞元圭去天津向李鸿章求情，但没有成功。因此，朴齐纯虽被任命，却终于没能成行。 赵臣熙溜回国是1890年正月。在那前一年，袁世凯获得了“钦差”的头衔。不管外国对他的评价怎么不好，李鸿章总是庇护着他，说：“外国对他评论不好，正说明他忠于职守。” “同俄国公使交往尚欠圆滑，须注意自己的缺点！”袁世凯接到了李鸿章的警告，因为驻俄公使洪钧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提到：“俄国外交部对袁世凯怨言颇多。” 对此，袁世凯辩解说： “我同俄国公使为陆路通商条约打了几次交道，表面上还算过得去。俄国公使举行宴会时，故意不悬挂我国国旗，实属非礼。而我国大婚（光绪帝结婚）招待宴时，仍悬挂了俄国国旗，以示我国之宽宏大量。” 清朝的国旗是黄龙图案，三角形，1889年改为长方形。黄龙三角旗用于商船，一直延续下来。 警告并非谴责，李鸿章是希望袁世凯再多一点柔软性。 袁世凯被“赏加二品衔”，就是说，享受二品官的待遇了。由此可见，袁世凯屡受主子警告，只不过是爱护之余的插曲罢了，实际上认为他的政治行动是正确的。 这年，中国驻日公使换成李经方。 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但不是亲生。起初，李鸿章无嗣，过继了胞弟之子，就是李经方。收了养子之后，却接连不断地生了许多男孩。另有一说：李鸿章的儿子夭折，为了顶数，从胞弟那里过继了一个。 李经方在欧洲驻节四年，很有外交官经验。虽然如此，他晋升之快，却不能说没沾老子的光。 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黎庶昌从日本回国后，曾对他说：“日本虽修兵政，广商务，但新立议会不和，大臣屡屡告休，愿与中国和洽，深忌俄之垂涎东海。” 黎庶昌曾经密奏：“宜固中日之交，而冲绳可置勿议。” 这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北京死去，年仅五十二岁。他在英、俄、法三国前后驻了七个年头，归国后任户部右侍郎（财政部次官）之要职。 曾纪泽的叔父曾国荃也在这年死去，享年六十七岁。 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也在这年阴历十一月逝世。 这年四月，朝鲜赵太妃死去，享年八十。太妃不是国王之母。李氏朝鲜二十四代宪宗、二十五代哲宗无子，李熙是从旁系继承王位的，赵太妃乃宪宗之母。 赵太妃侍奉四代国王，亲清倾向较突出。 清朝时，属国的国王和王妃死去，都要向北京派出“告讣使”，然后由清廷相应派出敕使“赐奠”，同时赐给谥号。 但这次赵太妃之死，朝鲜宫廷却不打算派出告讣使。理由是血缘甚远，丧事不宜大办，但实质是惧怕这种“赐奠”仪式会清楚地表示朝鲜是清之属邦。 袁世凯强烈要求朝鲜宫廷向北京派遣告讣使，说：“国王不作行孝示范，无以教化国民！” 袁世凯本心是想在各国外交官面前，把赐奠仪式搞得隆重些，用以显示清与朝鲜的宗主、属邦关系。 迟延了很久，朝鲜才派出洪钟永为告讣使，前往北京。他同时肩负着请求清廷免予赐奠的任务。 清廷按照惯例决定给予“赐奠”，没有接受洪钟永的恳求。于是，续昌和崇礼二人为正副使，领着百余名随员，来到朝鲜。按照从前的惯例，朝鲜国王要亲自出郊迎接，称为“郊迎礼”。朝鲜方面恳求免除郊迎礼，但袁世凯不准许。朝鲜政府又恳请“改道”，因为郊迎礼应由国王的使节迎到汉城郊外的仁川，而那里外国人甚多，冀求独立自主的朝鲜不愿让外国人看见使者迎接时的跪拜场面，若从马山浦登陆，那里的外国人少些。但是，也被袁世凯拒绝了。 袁世凯乘朝鲜宫廷丧事之机，强调了宗主权。朝鲜国王亲赴西大门的慕华馆，迎接清朝敕使。 转年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养母牛氏病危，袁世凯急忙返回河南项城。他从心底敬佩母亲，总算在她死前见了面，送了终。接着是守制，朝廷准他服丧百日。 袁世凯离开朝鲜期间，由龙山理事官唐绍仪代行他的职务。 朝鲜政府认为这是个好时机，将朴定阳提升为“吏曹判书”。这是重要官职，相当于政府的内务大臣。 对于朴定阳的处分问题，袁世凯和李鸿章之间有些分歧。李鸿章考虑到朝鲜国民的感情。朴定阳在朝鲜国民眼里是位英雄，砸了他们的英雄，恐怕会激起反清情绪。朝鲜政府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乘袁世凯服丧之机提升朴定阳，相信李鸿章会予以谅解。 袁世凯回到朝鲜任上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 山雨欲来 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世凯，“要注意日本的动向”。 袁世凯从大鸟公使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对中国极其友善”。这是他把同大鸟圭介个人的关系与同日本政府的关系混同了。 袁世凯将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他的意见电告本国。日期是6月1日。 这一天，日本公使馆书记官郑永邦会晤袁世凯。 郑永邦，这是个中国名字，但他是纯粹的日本人，并且是日本的外交官。他的祖辈从中国来到长崎，几代人都以“通事”①为业。袁世凯会见郑永邦时，总觉得格外亲切。 代理公使杉村深知袁世凯的这种心情，故意让郑永邦同他接近。杉村认为，郑永邦的话容易为袁世凯所接受。 “血浓于水”，这一古老的信念，在袁世凯的意识中是存在的。他认为身上流着汉族血液的郑永邦，不会做出损害祖先的祖国——中国的事情。他甚至还以为，郑永邦肯定会瞒着上司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措施。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国家意识高涨的时期。身上流着外国人血液的郑永邦，绝不似袁世凯所想象的那么单纯。郑永邦正因为有这么个姓，所以才更想当一个比谁都爱国的日本人。 他会晤袁世凯，是把日本的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利用袁世凯对他的亲近感，摆布袁世凯，使之做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事情。尽管同袁世凯会晤时也表示一些亲密，但他忘不了上司交给他的任务——让中国出兵。 如果清廷接受朝鲜的派兵请求，那么，根据《天津条约》，日本也可以出兵。所以，日本非常希望中国表明出兵的态度。中国方面害怕惹出日本大量派兵，以至引起军事冲突，所以对朝鲜的请求总是采取慎重的态度。袁世凯想预先了解一下日本对中国出兵作何反应。他知道，直接去问日本外交官，人家是不会说出真情来的。 袁世凯盼望着郑永邦。 恰好在这时，郑永邦上门来了。他问道：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出兵？” “《老子》一书中不是说过：‘兵乃不祥之器。’用兵必须十分慎重，否则……”袁世凯抑制住激烈的心跳，说道。他真想说，现在正担心日本的态度呢。 “朝鲜国内，已经没有制伏东学军的力量了。东学之乱这么长期地拖延下去，对商业贸易也会有妨碍。中国商人在这里不少，日本商人近来也明显地增多了……日本方面，不论什么情况，都希望朝鲜的内乱能够平息。朝鲜若能靠自力平定内乱，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自身力量不够，哪个国家支援它一下，我认为对日本也是有利的。”郑永邦说道。 “怎么，你似乎在催促我出兵？” “我真想催促你一下！” “即使你不说，我们也有这种准备。” “噢，准备了？” “嗯，随时都可以发兵……朝鲜恢复和平、能够做买卖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噢？这是真的吗？” “东学党本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他们的领导人里有几个比较难对付，所以才取得一点点胜利。而且，朝鲜政府军也太软弱了。一般说来，军队是打胜不打败……东学军败上一次，就将不可收拾。” “真希望他们快点儿完蛋！” “刚才我不是说那个日子不远了吗？哈哈哈……” 袁世凯竟把相当重要的机密泄露给别国公使馆的书记官。 郑永邦回到公使馆，立刻把这消息报告给杉村代理公使。 “干得漂亮！”杉村满意地点头称赞，“用不用我明天亲自去一趟，再确认一下？” 郑永邦在袁世凯的头脑里打上一个印象：中国出兵朝鲜，日本政府决不反对。那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了同郑永邦的谈话内容。郑永邦当时还故意发了几句牢骚：“日本国内闹得一塌糊涂，简直糟透了！” 伊藤内阁和反对派之间在国会内外的攻防战日益加剧，确是事实。 “日本国内多事，顾不上出兵。” “即使以《天津条约》为理由，派兵来朝鲜，顶多也不过是用以保护公使馆的少量兵员。” 袁世凯又附上自己的见解，电告天津。 日本主要报纸上的主要消息，当时由同文馆学生陈贻范、长德、桂绅、周自齐等人翻译。李鸿章把东京公使馆的报告同报纸消息的译文相互对照，体察日本的事情。自由党被政府收买过去啦，在野党六派攻击政府极其激烈啦，不知日本实情的人，仅从报纸来判断，也许会误认为内乱就在眼前。 李鸿章根据袁世凯6月1日的电报，最后下决心出兵。 次日，即6月2日，杉村代理公使为了确认情况，亲自会见了袁世凯。袁世凯发给天津的电报说：“顷倭署使杉村来晤，该意亦盼华速代戡，并询华允否。凯答，韩惜民命，冀抚散，及兵幸胜，姑未文请，不便遽戡。韩民如请，自可允。” 全州失陷，一般人尚不得知，而杉村和袁世凯都已接到情报。杉村知道，朝鲜政府会采纳闵泳骏的主张，向袁世凯求援。 “清廷肯定会出兵。”杉村确信如此，前一天向东京发电报说：朝鲜已向清廷求援。 袁世凯同杉村面谈后，电告天津：“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这真是一个天下太平的轻松乐观的判断。 东京。 弹劾提案通过之后，或者伊藤内阁总辞职，或者解散议会，二者必选其一。6月2日，在首相官邸召开内阁会议，最大议题当然是解散议会。但陆奥外相读了杉村代理公使的电报后，认为这也是一个重大议题。他一手拿着电报，论述了出兵的必要性，阁僚全部赞成出兵。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有如下简略的记述： “……6月2日，我参加了阁僚会议。一开始就向阁僚们出示了杉村发来的电报，并陈述己见，说，如果中国往朝鲜派遣军队，不论用什么名义，我国也应往朝鲜派出相应之军队，以防不虞。这也是为了维持日、中两国在朝鲜之权力均等。阁僚们一致赞同此提案，于是，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出席会议。当即决定，内阁总理大臣携出兵朝鲜案及解散议会案，直接进宫上奏，仰乞圣裁，尔后执行。” 就在这天，伊藤首相携带解散议会和出兵朝鲜这两个重大决议案，陛见天皇。 解散众议院的上谕，在当日下午四时送到议长手里。 当夜，在外相官邸，召见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参谋次长，举行了以陆奥外相为首的三人会议。陆奥在《蹇蹇录》中，没有谈及这天晚上的秘密会议。林次官的回忆录以一种“事已过去，说也无妨”的语气，把三人的讨论归结于一点，即：不是如何去和平地平息事态，而是如何去掀起战火，如何获胜。 此时，杉村的第二封电报尚未到达，所以，6月2日夜的三人秘密会议是在尚未确认中国是否出兵的情况下举行的。他们甚至没有把和平工作列入议程。 这次秘密会议的重点是如何蒙蔽伊藤总理大臣。往朝鲜派兵，伊藤首相并不反对，只是不那么积极。作为首相，或者从他的性格来看，他不会做出强硬到底的姿态。李鸿章曾高度评价他这种政治姿势，认为伊藤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要他在首相位置上，就可以放心。 伊藤博文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地道的明治时期的政客，是国权扩大论者。只是在扩大的具体方法上，他认为不可过于强硬。出兵，伊藤首相是赞成的，但大量派兵，他也许不会应允。 这时，在朝鲜，日、中两国的现有势力，仍然是挥舞“宗主权”的清廷要强些，因此，陆奥也认为是“失掉平衡的日、中两国在朝鲜的权力之争”。 在阁僚会议上，他表示要维持对朝鲜的日、中两国的权力均衡。伊藤首相所希望的，是保持两国势力的平衡，而陆奥外相的本意却是想来一次逆转。他的奋斗目标不是“赶上”，而是一鼓作气地“赶过”。同样的国权扩大论，但伊藤是逐步升级的阶段主义者，对于搞什么逆转之类的极端政策，恐怕是不会赞成的。 派出的兵力，三个人的结论是需要六千至七千人，而大鸟公使认为保护公使馆和侨民只需要五百到一千。可见，在规模上有很大出入。 清政府的军事情报，已掌握在川上次长手中。为平定东学军，估计清政府派兵不会超出五千名。 日本出兵，可能要同清军发生冲突，那就应派出在第一次交火时足以制胜的兵力。清军必然求和。假如清军虽败北而不求和，继续增援，日本就再派遣一个师团，在平壤附近再胜一次。那时，清军非讲和不可。以朝鲜为舞台的日中战争，日本参谋本部多少年来一直在研究。小川又次少将的《清国征讨策案》，七年前就完成了。因此，第一阵的兵力马上就决定下来。 “又是六千，又是七千的，这个数字让总理听到，他会大吃一惊！”陆奥很担心。 “他能那样吗？”川上次长稍稍思索了一下。 “他是位和平主义者。” “那么，这么办吧——”川上想出一个好主意，“对总理就说派出一个旅团。” “一个旅团，人数是……两千人吧？” 按照当时的陆军编制，一个旅团大约是两千人。 “哈哈哈……”川上参谋次长笑了，“阁下对军队的编制是门外汉，总理也不例外。不错，旅团的建制兵力是两千，但有一种混成旅团，可以增加到七八千人。” “若是总理问到兵力呢？” “就用一个旅团应付他。至于旅团的编制，就说事关军务，听由军部处理。” “有道理……” 陆奥外相十分佩服这条妙计。 李鸿章向丁汝昌下令，让“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日期是6月4日（阴历五月初一）。同时，又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拔淮军精兵一千五百名，乘招商局轮船，开赴朝鲜。 同一天，汉城的杉村代理公使很快就获得情报，向东京发电报：“为何不火速派兵前来？！” 这时，朝鲜政府严密封锁着全州失陷的消息，所以，一般日本人还奇怪朝鲜政府为什么要招威胁独立的援军前来，于是，有人胡编了答案——袁世凯逼迫朝鲜国王乞求援兵。 朝鲜求援的真相是，闵氏一族极其害怕东学军与大院君相勾结，所以善于察言观色的闵泳骏才去向袁世凯恳求。这一时期的袁世凯，被闵泳骏所动摇，被郑永邦和杉村所操纵，恰似一个马戏团的丑角。 “小崽子，有把握吗……”下达了出兵命令后，李鸿章突然嘟囔了一句。 风满楼 伊藤博文这时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县有朋则是军界的元老。 “两个老糊涂。”少壮派官僚们这么称呼伊藤和山县，尽可能蒙混他们。像“一个旅团”之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富猪一郎的《苏峰自传》里有这么一段：“甲午战争不是老一辈人发动的，而是年轻人掀起的。在内地是川上（参谋次长），在北京是小村（公使）。而陆奥（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时机，巧妙地操纵了伊藤、山县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忆录中，也有可以证实这些情况的插话。 德富苏峰（即德富猪一郎）说是年轻人“操纵”了大人物，其实，用“蒙混”之类的说法似乎更恰当些。派遣兵员巧妙地蒙混过去了，但是，要长期蒙混下去却非常困难。于是，想出了一个使老糊涂们无法插嘴的方法。 这就是设置大本营。 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置了大本营。关于往朝鲜派遣混成旅团的事，也获得天皇批准。 动员及各种计划，均属“统帅事项”，由大本营直接决定，虽内阁总理大臣也无权过问。这样，伊藤首相在战争进行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说，应当依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宣战之后才能设置大本营。明治二十七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还没有宣战，所以，这时设置大本营应该说是违法的，但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明知这是一种违法勾当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将等，也就是强行设置大本营的少数几个人。 设置大本营两天后，6月7日，陆军省和海军省禁止报纸、杂志报道军机。 海军省只是在陆军省禁令中的军队二字之上加了“军舰”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与陆军大臣大山岩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设置了临时陆军中央金柜部——“战时或临事变之际设于东京，掌管临时陆军经费之收支及决算报告事宜”。明文规定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司法、立法部门的战费财政部，可以借机密之名，自由地动用巨款。 于是，军费锁在密室里，报道以所谓“大本营发表”的形式垄断。6月9日，各报馆刊登一条消息：“鉴于朝鲜国内，内乱频仍，其势日益猖獗，该国政府又处于无力镇压情况之下，为保护在该国之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国民，特派军前往。……不久前，中国政府已照会我国政府出兵朝鲜国，据此，我国政府亦如前约，出兵赴韩，并将此意立即电告中国政府。” 大鸟圭介从东京出发的日子，正是设置大本营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鸟公使出发之际，训示：“你到了那里，同那个年轻人——袁世凯好好研究一下，尽可能稳妥地收拾局面。同袁世凯一说，他就会明白，因为他的后面还有李伯（李鸿章）在。我也马上同李伯联系！” 但是，大鸟去陆奥外相那里，陆奥却说：“不管怎样，我得先说一句，‘你要把事情和平收场。’这就是，嗯，所谓开场白吧！” 这不是一句直截了当的话。大鸟立刻觉察出，他的话同总理的训示有些微妙差别。“关于朝鲜的事，”陆奥外相继续说道，“比起任何国家来，日本帝国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这就是大前提。如果用和平手段达不到这个大前提，就不能再拘泥于和平方法，就要毫不犹豫地破坏和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外交大臣的我来负责。” “我明白了。”大鸟答道。 “不必担心干过了头，明白我的意思吧？看准时机，坚决干它一场！” 陆奥外相似乎想确认对方是否弄清了他的真意，端详了一阵大鸟的脸色。 陆奥的《蹇蹇录》中有一段关于大鸟出发前的记述：“我在大鸟公使将要从东京出发时，详尽地给了他几条训令。其中，关于今后朝鲜的局势问题，我告诉他：除非万不得已，应以和平手段结束事态为第一要义。不过，当前的形势已非常紧迫，倘若时局遽变，无暇向本国政府请示，则允许该公使适当考虑，临机应变。上述训令似有表里不一之嫌，但在如此形势之下，对派驻外国之使臣给予非常之权力，亦实属不得已也。” 从字面上看，陆奥确实做了“表里不一”的指示，似乎可以理解为置重点于和平手段。《蹇蹇录》中引用外交机密文件甚多，这些文件最初虽不会公诸于世，但迟早要被世人所知晓，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做出原则性很强的样子。 实际上，他的训令正相反，果断措施远比和平手段受重视。从当时在座的外务次官林董的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陆奥外相的训令就差没说出：一定要执行开战的方针政策。 陆奥外相送走大鸟公使之后，还自言自语：“他真的明白了吗？”略感不安，应该再明白一些地告诉说：“绝对要打一仗！”陆奥并不认为大鸟头脑迟钝，只是对他的思想不放心。 大鸟的政治观点是日清同盟论。他认为，在东亚反抗西欧列强的压迫，只有日中同盟这一条路。在朝鲜问题上，他也主张日中两国共同合作。 但陆奥不这么想。陆奥认为，应该由日本独占朝鲜。 大鸟这个人也确有古代遗风。 陆奥坐到椅子上，用拳头捶打膝盖。他今年五十岁，大鸟圭介比他年长十一岁，去年满六十。虽说是训示，但陆奥对大鸟无论如何在用语上也得尊重些。大鸟走出房间时，目光炯炯，面带笑容，这是什么意思呢？ 陆奥停住手，陷入沉思。大鸟的微笑是嘲笑吗？他也许在心里骂着“小崽子”。 陆奥宗光生于和歌山藩士之家，年轻时同长州的桂小五郎交往，从事勤王运动，参加过土佐的坂本龙马的海援队。明治维新后，他的命运也有过多次起伏，但总是在太阳照射之下。 陆奥还是学生时，大鸟圭介已任幕府的陆军奉行。大鸟反对大政奉还，也反对江户开放，是个主战论者，曾在函馆五棱郭战斗过。 陆奥心想：我也是有骨气的人，坐过牢的不只是你一个！ 刚才，陆奥真想冲大鸟背后这么喊一句。大鸟曾被明治政府投进监狱，而陆奥明治十一年参加大江卓、林有造的反政府运动获罪，也坐过五年牢。 陆奥想：你的骨头倒是旧了一点，因为有一部分骨头是在闲谷制成的。 不错，大鸟圭介在备前的闲谷黉学过汉学。陆奥认为，大鸟的日清同盟论是受了闲谷汉学的影响。 6月6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规定，向日本外交部通告出兵朝鲜事，其中有一句“为保护属邦”。 翌日，6月7日，日本外交部通知中国公使：日本出兵朝鲜，“不承认朝鲜为清之属国”。 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李鸿章通知出兵，也在6月7日。小村年三十九岁，是所谓的少壮派。通知很简单，只说是根据《天津条约》，日本派兵朝鲜。 清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衙门叫“总理衙门”，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中国曾经是世界帝国，同它有各种关系的国家，它不认为是平等的“外国”，而是属国。所以，它没有相当于近代国家的外交部，只用礼部和理藩院适当地处理外国事务。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各国在北京开设公使馆，这才不得不设一个同外国外交官进行交涉的机构——总理衙门。此机构设于1861年，名曰“总理各国”，而不叫“总理外国”，够顽固的了。 总理衙门由十来名侍郎以上的高官担当总理衙门大臣，是合议制，原则上均有兼职。 设置这样一个同外国对等的衙门，清政府感到十分懊恼，在处理实际事务时总是拖泥带水。 这时的总理衙门由皇族的庆亲王担任首席大臣。庆亲王自从光绪十年（1884年）接替恭亲王之后，任此职已有十年之久。其他大臣有吏部右侍郎廖寿恒、兵部尚书孙毓文、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理藩院尚书崇礼、吏部左侍郎徐用仪、宗室的福锟等，后来出名的荣禄此时是步兵统领，他成为总理衙门大臣之一，是在这年的十二月。中日两国出兵朝鲜时，他还没到衙门来。 总理衙门接到小村代理公使的照会后，要求日方：“我国受朝鲜政府之请，为平定其内乱，依据保护属邦之旧例，派兵前往。内乱平定后，立即撤兵。日本政府派兵之理由称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及商民人等，估计不会需要过多军队。加之，朝鲜政府并未吁请日本出兵，故不宜往朝鲜内地输送军队，以惊扰住民。万一同我国军队遭遇时，恐因言语不通，发生事端。请转告贵国政府。” 小村将照会转呈本国政府后，日本政府答复：“我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之规定出兵朝鲜，没有理由接受贵国之指示和要求。”并重申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又说，日本军队服从纪律、节制而进退，即使与清军相遇，也绝不会发生事端。反倒提醒清政府令其军队勿寻衅闹事。 照会往来已迸出火花。《蹇蹇录》中写道：“和平虽未破坏，干戈虽未交锋，仅在一篇简牍中已显示彼我所见不同，过早表现出甲争乙抗之状态。两种电云即将正面接触，刹那间可成电闪雷鸣之势，其意甚明。” 陆奥外相的方针是：在外交上常表现为被动状态，一旦有事，军事和各方面都要先发制人。 如前所述，往朝鲜的中心港仁川输送军队，日本自宇品港出发大约需要四昼夜，而中国从山海关或大沽启程只需两昼夜。假若接到清政府的出兵通知后才出兵，就会被落下。于是，日本方面想出一个计策：借大鸟公使返回任所之机，多带些步兵。 不过，伊藤首相反对这么做。他认为：“这不是给对方以口实吗？” 日本政府打算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中国首先出兵，然后日本也出兵。这就是所谓外交上的被动立场。 “因东学之乱，仁川、汉城都乱得不可收拾，所以应带些警备人员。”陆奥外相抱住他的计策不放，说道。 “可是，这也应该有个分寸。譬如，同是警备人员，叫它军队，就不如叫巡查稳妥些。方法上必须再研究一下。”伊藤说道。 对于公使返回任所时带些武装兵员，伊藤首相并不完全反对，条件不过是别给清政府以借口，他的计策是考虑把军队称为警察。 乘军舰前往，当然要有水兵。水兵一登陆，作为陆战队，就成为最好的兵力。在舰上比定员多编入一些水兵，就可以很自然地增加兵力。军舰“八重山”的舰种属于“报知舰”，同海军协商的结果，在定员外又增加了近百名水兵。 正同西乡海军相商议时，得知在外洋演习的数艘日本军舰返回釜山附近。若命令这些军舰回航仁川，就能进一步增加兵员。 三百到四百人，是大鸟公使可以带领的兵数，显得很正常。警视厅的二十名巡查，是公认的护卫。 大鸟公使搭乘“八重山”号起航是6月5日。虽然在中、日两国的出兵通知之前，但日本方面获得了清政府派兵的大致情报，与之相反，清政府方面对日本的计划却一无所知。袁世凯完全被杉村代理公使和郑永邦书记官等日本外交官操纵了。 大鸟公使到达仁川的日期是6月9日。 清军到达朝鲜比大鸟早一天，即6月8日。登陆地点为牙山湾。派遣军人数有两千多，不能同时登陆，所以虽是8日抵达，但登陆完毕，已是12日了。 “清军正在登陆”，得知这一情报，大鸟急忙率领四百二十人的军队奔向汉城。登陆的第二天，大鸟公使一行人就进了汉城。 大鸟公使率领的四百余名日本兵，实际是日本正式出兵以前的军队。名义是公使护卫队，但是从人数上看，只能认为是派遣的第一批。日本是6月7日通告派兵的，从朝鲜当地来说，等于通告的同时军队就登陆了。 “八重山”号到达仁川之日，天降大雨。 “日本军到达仁川”，得知这个消息，朝鲜政府非常惊愕。 在汉城，宫廷召开了紧急会议。 《全州和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因为朝鲜全国一致希望：不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将军队撤回。 中、日两国是接到“朝鲜大乱”的通知才派兵前来的，若让撤兵，就得拿出“朝鲜之乱”业已平定的证据给两国看看。在避免外国武力介入上，政府和东学都抱有同一态度，因此，《全州和约》在6月10日到11日之间签成。这时，清军正从牙山湾登陆，日军已进入汉城。 在朝鲜政府的会议上，激烈地讨论了责任问题，以便处分一个责任者，使一切付之流水。这是朝鲜常用的政治解决办法。朝鲜政府确实向清廷请求过援兵，现在则想偷天换日，说成“那不是政府的意思，纯属个人的任意行为”。 最热望清廷派兵，最害怕东学的，就是闵氏一族。 东学倡导打破现有体制。在朝鲜，维护现有体制的，只有闵氏一族。动摇闵氏一族权势的是东学，而这个东学，又有与闵氏一族的死敌大院君相勾结的征兆，若不尽早把东学镇压下去，事情就会更加糟糕。因此他们不惜引来清兵，也必须把东学击溃。代表闵氏一族的意向，向清政府求援的，是经理厅大将闵泳骏。现在要把一切罪过都扣到他的头上。 朝鲜政府恳求袁世凯： “希望未到达的清军，在中途返回去。” 朝鲜政府认为，因为清军来朝鲜，所以日本也派来军队，倘能让清军撤回，日本也一定会撤兵。 “少开玩笑！”袁世凯大喝一声。 出兵是根据朝鲜的请求，并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事。整顿装备，备齐辎重，做了所有的准备，又搭乘军舰、轮船，随便在半路上停下来，怎么可能呢。 “可是，日军也来了，如果两军驻在同一地点，很难预料将发生什么事情。”朝鲜政府倾诉了苦衷。 “可也是……”袁世凯沉思起来。现在让日军进入汉城是很不妥当的。“总之，先让日军暂时留在仁川，说服他们停止进入汉城……嗯，至少也要延缓。” “正想如此。” “大鸟圭介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袁世凯想起大鸟一直主张日清同盟，认为有可能说服他。不过，也有些不安，到了这时候他才发觉上了日本使馆人员的当，是他们一再鼓动中国出兵的。袁世凯原以为，日本即使出兵，也不过是为了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小部队。可是，当中国通知出兵时，它仿佛早就预备好了，几乎同时就通告日本即刻出兵，给人的印象是人数一定少不了。 接到日本的出兵通知后，袁世凯让朝鲜政府赶紧向日本交涉，阻止它出兵。朝鲜政府一再说“我国政府并未请求贵国出兵”，杉村代理公使却完全不予理睬，说什么“你先读一读《天津条约》，特别是第三条”。 阻止日本出兵是办不到了，这和让中国在中途停止一样，根本办不到。 袁世凯这时只盼望把牙山登陆的清军先一步引进汉城来。 “好大的雨呀！”袁世凯在汉城的公署衙门里，隔窗望着暴雨，说道。“明天应当去仁川！” 按照清军的惯例，登陆、调动等军队活动，遇雨就停止。袁世凯以为日本军队也会因雨而停在仁川不动，所以明天去也来得及。他悠然自得地等在汉城，哪里料到日军却喜欢在雨中行军，而且在争分夺秒，要抢在清军前面到达汉城。这是日本出兵的目的，怎么会因雨而停留不动呢？ 次日（6月10日），日军进入汉城，在日本公使馆的小山丘上构筑阵地。 “噢，想不到这里是这么宁静！” 城里与平时一样安定，大鸟公使可有点扫兴了。杉村代理公使在旁边苦笑。借口朝鲜有动乱才出兵的，如果过于平稳，就太让人尴尬了。 “特别是最近几天，人心突然平静下来。” 杉村报告说。 全州失陷已经十天了。虽然朝鲜政府控制着消息，但风声早已传开。同时，政府军同东学在全州进行和解谈判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汉城市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以为这下子可算太平了。然而，正在这时，日本军队却吹着军号开进了汉城。 杉村继续报告： “人心安定也是由于粮食价格下降。” 政府和东学谈判的内容从各种渠道飞向汉城和其他城市，其中有这样一项：惩治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垄断商人，没收粮食。 那时代，货币经济还不发达，米袋数是经济流通单位。到处都囤积着谷物。弄不好囤积者要受惩罚，于是想赶快把粮食卖掉，本是人之常情。这样一来，米价下降了。主食价格下降，意味着民生之安定。 “这件事变得不寻常了！”大鸟圭介手拍前额，说道。 进驻 清军在牙山登陆以后，就地驻扎，不打算进汉城。四百名日军进驻安静的汉城。大鸟圭介凭着外交官的嗅觉，发觉各国的眼光都盯着他。 既定的步骤是先由大鸟率领四百兵进入汉城，然后接受朝鲜政府正式提出的镇压东学的请求，引进后续部队混成旅团，可是，现在这四百兵尚且苦于出师无名，何况…… 踏入汉城的第二天，大鸟立刻成了各国外交使团攻击的目标。 袁世凯怂恿朝鲜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朝鲜外署（外交部）参议闵商镐和协办李仙得、李容植等主要官员，分别向大鸟要求撤兵。但是，日本拒不接受。袁世凯又期待各国外交团向日本施加压力。 然而，各国外交官们只是代表本国利益，向大鸟发了一通抗议性质问而已。至于日军进驻汉城这一现实问题应如何解决，都采取看看动静再说的态度。他们害怕这时过于积极活动，会使日后行动的幅度变窄，何况外交团的内部意见也无法统一。 例如：一直企图南下的俄国认为，日、中两国都是它的障碍，最好是互相开战，最后两败俱伤。这就是他们的国家利益。为造成这种局面，俄国必须谨言慎行。日军进驻汉城，会刺激中国，这正是俄国所盼望的。他们口头上质问日本政府出兵理由不充分，内心里却觉得日本若这么无声无息地撤兵，可就太扫兴了。 李鸿章也期待着外交团的压力，他给袁世凯的电报说：“汉城平安无事，而日独自调兵，各使当有公论，我宜镇静以处。” 李鸿章等待各国外交团的公论，未免过于天真了。 朝鲜政府从私谊发出一种议论：让容易洽谈的清政府撤走牙山的清兵，以促使日军撤退。 “都太天真了……”袁世凯表情怃然，自言自语，“不过，已经无计可施了，只好如此。” 要打开困境，只有去说服大鸟个人，想法软化他。 “同大鸟会晤，用笔谈还是……”袁世凯嘟囔着，似乎在询问一旁的唐绍仪。 “那蔡绍基呢？”唐绍仪问道。 蔡绍基是日语翻译。 “笔谈的时候，他不在场比较好些。” “是的，蔡绍基在旁，居然用笔谈，就太不像话了。会谈时，给他派个差事。还有，我也参加，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 “好，怎么办呢？” 在备前的闲谷黉专攻过汉学的大鸟能写出达意的汉文，袁世凯想起同他笔谈“日清同盟论”时的情景。 “为自己留条后路，也应当使用译员！”唐绍仪沉思了片刻，建议道。 “也许……不过，我们又不是靠人情面子去求他，他们把军队开进一个平安无事的国家的首都，显然不占理，我们是去讲明道理。这件事还是笔谈为好。” 袁世凯同唐绍仪谈着话，却仍然像是在自言自语。他对这件事不大感兴趣。同大鸟谈谈，总比不谈好些，不过如此而已，对谈判并不抱什么期待。他向李鸿章发出悲观的推测：“非口舌所能争。” 他感到，这一次日本政府的态度异常坚决，非同一般。 不论大鸟个人的世界观和政见如何，决不会脱离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 “什么也不如有军队。”袁世凯虽然也这么想过，但终于没敢把牙山的两千名士兵调进汉城来。他似乎觉得这样会掉进日本的圈套里。同样出了兵的清廷可以责难日本的，也只有没把军队开进汉城这一点。如果这时候进驻汉城，无异于拯救日本出困境。 “我方固然处于困境，而日本也在困境之中！”袁世凯又自言自语似的说。 “当然！”唐绍仪用力地答道，“大鸟正被外交团问得张口结舌！” 6月11日，大鸟圭介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谈判要求，但第二天又改变了态度，反而找上门来。 大鸟确实苦恼着。光是海军少佐向山率领的四百名陆战队和二十名巡查队，在汉城就已经够引人注目，令人苦于辩解，倘若再让后续混成旅团进驻汉城，那他可要招架不住，只好举手投降。 大鸟向东京发电报：汉城目前平稳，请取消派遣后续部队之举。并电告已经出发的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无本使（大鸟）命令，不得率部队登陆。 “按目前汉城的形势，让大批士兵进驻汉城，无正当理由。”大鸟希望东京能了解自己所处的困境，一边祈祷，一边起草电文。 这是11日的夜晚。 次日，袁世凯和大鸟进行会谈。袁世凯看着大鸟的表情，觉得很意外，似乎谈判有希望。 大鸟是认真的，而且非常坦率。 “混成旅团的先遣队八百人由一户少佐指挥，正在仁川登陆。这是同进驻汉城的陆战队换防的兵员，是无法制止的了。不过，后续部队如无必要，当然可以延期。我也尽力使他们不登陆。同时，请中国也不要调动牙山的部队，并停止增派。” 对此，袁世凯答道： “此刻最需要我们两国同心合力，你说的话我原则上赞同，但需要请示本国政府。”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软弱了呢？一定有隐情！一向对中日问题抱悲观论点的袁世凯，对大鸟的态度产生了怀疑。这时，袁世凯已经接到李鸿章关于根本方针的指示，即：平定朝鲜之民变，远不如防备日本重要。日本若撤军，我清军亦撤退。 6月13日，举行第二次会谈。 “撤兵问题，已获得本国政府批准。”袁世凯说，“已中止两千增援部队的派遣，请日本方面也命令后续部队原船返回本国。” “用电报已经来不及阻止后续部队，但可以派人去仁川，同部队指挥官联系。总之，我们尽可能不让部队登陆。”大鸟说道。 似乎由于共同努力，双方会谈取得了成效。撤兵问题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 这样就能圆满解决了吗？第二次谈判结束后，袁世凯送走大鸟，心里还不踏实。 “谈得不错呀，恭喜！”唐绍仪这么说，可袁世凯没有表示同意。 “还需要悄悄地观察一个阶段才行！”今天的袁世凯已经不似往日，变得很稳重了。 东京，外务省。 外相陆奥宗光给汉城的大鸟发电报：“停止登陆碍难照准！”开战之事，已写进日程表，不能更改。 陆奥在其著作《蹇蹇录》中说：“该公使（大鸟）频向政府来电，意谓目前阶段派如此众多兵员来朝鲜，使朝鲜政府及人民，尤其是第三者之外国人，抱无谓之疑团，在外交上实非上策。然而，视我国之内情，业已形成骑虎之势，中途不能改变既定兵员数。而且，综观清政府之外交手段，近期如何逞其谲诈权变之策，最后将如何欺我，均难预卜。” 地方各自为政，中央予以控制，是后来日本的大陆政策的主要模式，但这时还不是那样，起码大鸟公使是个例外。代理公使杉村等人仍然是强硬派，他们责难大鸟的软弱无能。 接到外相复电，大鸟再一次发电报说： “让过多士兵登陆，必然招致外交上的物议。务请命令本使认为多余的士兵全部撤至对马待命。希与陆军大臣商议后，训令大岛（旅团长）执行。” “大鸟公使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陆奥把电文反复读了多次，自言自语。 在朝鲜，欧美外交团及侨民们如何看待日本，陆奥是十分了解的。他也是外交官，比谁都更为担心。 进驻汉城的日军，不管军纪多么严格，不管行动多么稳当，军人毕竟是军人，一个武装团体绝不会被看成是和平的。日军从仁川往汉城调动，外国使团和侨民看得一清二楚。在牙山登陆的清军却原地不动，所以，他们没看见，甚至也没意识到。 而且，即使知道清军两千人登陆，用陆奥的话说，外国官吏及商民等“不拘表面上如何，内心里仍然默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而且相信这次清政府出兵是依据朝鲜国王的请求”。 陆奥感到遗憾的是，日本把朝鲜当做一个独立国，两国间缔结了《济物浦条约》，却不为外国所详知。 谁都认为朝鲜国王或朝鲜政府决不会要求日本出兵，相反，清军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会认为这是应朝鲜政府的请求而来的。 “他们（外交团与侨民）不问我国政府出兵之名义及其真意如何，错误地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平地掀起风波，利用时机，企图侵略朝鲜。因之，他们对中国比对日本更多地抱有同情心。欧美驻朝鲜的外交官、领事官，将他们的推测分别报给本国政府。至于那些商民，更加胡猜乱想，向本国报界宣扬。在日清事件之初，此事必将触动欧美各强国之感情。”陆奥在《蹇蹇录》中已经承认国际舆论对日本非常不利。 他深知大鸟公使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在该书中，陆奥还写道：“大鸟公使所请，虽极稳妥，但……” 陆奥承认大鸟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是，正如他所说的，目前正处于骑虎之势。 当然，日本外务省也不断接到日本驻各国外交官的电报。 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来电：“英国外相言外之意暗示，日本如以阻止俄国南下为目的，则承认日本此举。” 这“言外”二字，是奇妙的表现手法。外交官在正式发言以外，有时也依据社交礼节，适当地做些闲谈，不过是些花样罢了。事后才弄明白，青木公使的这个报告是一厢情愿的观测。 日本政府最担心的是俄国的态度。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曾以相当严厉的口吻，质问日本出兵的理由，态度极其傲慢。 然而，据在西伯利亚单枪匹马闯出了名的参谋本部大佐福岛安正的情报说，俄国远东兵力比想象的要弱得多，没有充足的军事力量介入朝鲜。俄国不足惧，而英国也终将默认。 与青木公使截然相反的情报也接踵传来。上海大越总领事报告说：“英国准备以再次占领巨文岛为条件，默认中国吞并朝鲜。”天津和北京的电报说：盛传中国为往朝鲜增援，正在动员军队。 陆奥外相向川上参谋次长征询： “我很了解大鸟公使的处境，但国家利益必须高于一切，不得不如此……假如现在丢掉这个战机，你说……” “事不宜迟，现在动手都已经迟了。随着西伯利亚铁路接近完工，俄国的态度会越来越强硬。现在的傲慢还只是在口头上，等到下一个机会，谁知道会怎样呢？再说，这次的动员计划已经完成，到了这步田地，还能缩回去吗？这一点，我想你也是很了解的！” 川上操六微笑了，那意思是说：出兵朝鲜，是我们两人共谋，到了此时，还提什么假定问题，简直是浪费时间。 6月12日，大鸟来电希望把混成旅团撤到对马之日，大本营决定把第五师团动员起来，开赴朝鲜。 设立了大本营之后，动员、作战等均服从于统帅，即使内阁有意见，也无法介入。 大本营的决定属于一级机密，在汉城的大鸟公使自然不得而知。 大鸟公使正在同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 这时，一户大队已经开进汉城，驻防日军达到一千人。大鸟、袁世凯采取了阶段性撤兵这一现实的方法，意见趋向一致。即：日军撤走四分之三，留在仁川二百五十名，清军撤退五分之四，留下四百名，从牙山移防到仁川附近。一旦“乱匪”被扫荡干净，则全数撤走。 然而，在谈判的进程中，大鸟接到东京驳回他的提案的指令。 双方的意见取得一致是在6月15日，只等互换正式文本了。 李鸿章发电报给派遣军，命令做好撤退准备，是在双方会谈当中的6月13日。 派遣军总司令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副司令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他们正在仁川以南、成钦以西的牙山构筑阵地。 李鸿章比在朝鲜当地的袁世凯更乐观。迄今为止，他的政治都是注重于人事关系，他非常相信伊藤博文。 他还估计，日本议会一定会阻止日本政府的乱闯。这一点，应该说是李鸿章的无知。这时的日本议会中对外强硬论占主流。对那个超越政府、超越议会的“大本营”的性格，李鸿章更缺乏正确的理解。 李鸿章心里所强烈盼望的，是“只有战争，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倘若现在同日本掀起战争，首当其冲的将是他多少年来惨淡经营的淮系北洋军。北洋军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若受到损伤，必将危及他的政治地位。 李鸿章虽然是清政府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政敌也不少。如果他的立场动摇起来，就再也无法防御政敌的攻击。很明显，政敌可能会高唱对日强硬的论调。 李鸿章这么一反往常，急于采取撤兵的和平措施，正是因为他意识到政敌的动向。 “整备归装！”这封电报没有明言立即撤兵，但谁读了都会想到是要撤兵。 李鸿章给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发出这封电报的同时，东京的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一封电报发到了天津。 “伊藤博文首相表明，在平定民乱以后两国共同撤兵，但言外之意含混不清，似有驻留军队、协商善后措施之意。” 又是一个“言外”，把李鸿章的乐观情绪给动摇了。好像不完全撤兵，而且，是被视为最稳健的伊藤隐约透露出来的！莫非也是为了防备政敌攻击，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李鸿章心想。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是按照他的主观臆断来发展的。 6月14日的阁僚会议上，李鸿章寄以希望的伊藤博文提议：“朝鲜内乱应由日、清两国军队共同合作，迅速剿平。乱民平定后，应由日、清两国向朝鲜派出委员，进行内政改革。” 他高唱镇压内乱，却只字未提撤兵之事。 汪凤藻算不上一个很有能力的外交官，但他却能感觉并把握伊藤首相的“言外”之意。 陆奥外相经过一整天的深思熟虑，断定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向“机动多变”的时期。他估计，对于日本的提案，清政府十之八九不会同意。于是，在第二天的阁僚会议上，他表示原则上同意伊藤提案，但提出两项补充： “一、同清政府进行谈判，不管其是否同意，不看其结果如何，我国派往朝鲜的军队决不能撤回。 二、如果清政府不赞同我国的提案，帝国政府应以自身力量担当促使朝鲜政府进行改革之任。” 经首相上奏，获得批准。 这件事陆奥曾大吹大擂，认为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什么估计清政府不会赞成共同改革呢？因为陆奥确信，清政府对朝鲜肯定要坚持宗主权，只能由它来改革朝鲜，指挥朝鲜。 清政府有这种想法是很明显的。因为认可了同日本共同去改革，不啻否认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蹇蹇录》中写的是“十之八九”，实际上，陆奥肯定是认为清廷百分之百的不会同意。 日本的报界也不断地煽动强硬论调，甚至挖苦说：“大概不是为了搞一次阅兵式，才派兵去朝鲜的吧！” 陆奥外相把这次内阁会议的决定照会给中国公使汪凤藻，是在6月17日。汪公使立刻电告天津：“日志（日本的意志）留兵，在于协议善后。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应厚集兵力，隐伐其谋。” 汪公使建议：事已至此，应集结兵力，以备日本。然而，李鸿章不认为这是上策。 次日，袁世凯也给李鸿章发来长文电报，提出：倘若日本无撤兵之意，中国也应增兵。“日本知道今年我国有慈圣（西太后）之庆典，以为我国必然忍让。如果看出我方准备大举，或可易于结束。请先调水师速来，严加防备，然后陆续派来陆军，以为后备。与此同时，请各国驻我国公使从中斡旋，或可不致立即决裂。” 袁世凯当然很清楚李鸿章不愿开战，所以说服他一边增兵，派遣海军，一边在各国外交官中活动，多做些工作，这样才可能避免战争。 这期间，日军不断在仁川登陆。大鸟公使的呈文在6月15日送到内阁会议上，内容是“让四千名士兵侵入汉城的理由难以找到，日本政府的这种措施只能有损于外交关系，若政府为实现出兵之素志，具有应付一切后果之决心，则不必顾及”。 陆奥复电说：“我军驻留汉城乃最高目的，不惜采取任何借口。” 日本在朝鲜的负责人软弱，而本国政府的首脑极强硬。中国正相反，在朝鲜的袁世凯不断催促派兵，而天津的李鸿章是尽量回避。 就斗争意志来说，双方的中枢部门从一开始就有很大差别。 袁世凯督促驻在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做出进入汉城的姿态。他认为：“日本人跳梁之意图，在于防我。我若一振，则日本必自衰。” “倒不必立即进驻。先散布我军进驻的谣言，等对方行动后再动，岂不是更好？” 袁世凯似乎有点等得不耐烦了，但叶提督认为这事非同一般，自己难以决断，便向李鸿章请示。 “超以为事先虚张声势，于事无益，反招致日本增兵。目前日本在汉城、仁川两地，严密战备，应如何处置？” 对此，李鸿章训示：“移防汉城和仁川，易引起摩擦，不如移防马山浦，彼地距仁川和汉城较近。事先劝说朝鲜王要镇静自若，万一有事，可在马山浦给予保护。将电告丁汝昌提督，率水师开赴马山浦，汝等要通力合作。” 李鸿章当然在积极做各国工作。这时，驻日公使汪凤藻报来了日本政府提案的详细内容。共有五条，写得头头是道： 第一条 一、政府六曹（行政机关）各尽其职，革除擅自专权之旧制，内府不得参与国政。 二、由重臣掌管外交。 三、政令去烦从简。 四、整理合并地方各邑。 五、淘汰冗员。 六、破格录用人才。 七、禁止捐官。 八、增加官吏俸禄。 九、禁止官吏受贿。 十、停止官吏私营。 第二条 一、计算收支，明定制度。 二、公开会计。 三、制订币制。 四、丈量地亩，明订租税。 五、减除冗费，增加正用。 六、敷设铁道、电信。 七、税司由朝鲜政府亲自掌管，拒绝他国干预。 第三条 一、制订详明之法律。 二、裁判公正。 第四条 一、兵管宜作养。 二、旧兵概予裁撤，量力重新练兵。 三、各地设巡警。 第五条 一、各邑分设小学。 二、渐次设中学。 三、派遣海外留学生。 内容无可挑剔，如能照样实施，对于朝鲜来说，实在是值得庆贺的。问题在于要中、日两国共同参与。有关朝鲜问题，清廷是不能与日本站在对等的立场上的。清政府坚持着宗主、藩属关系，而日本却否定这种关系的存在。所以，这五条的共同提案，内容如何是次要的，只不过把该列入的全列进去了而已。 就日本来说，提案是有意义的。内容姑且不论，对提案的反应如何也压根儿没当回事，目的只有一个——“使大军停留在朝鲜的借口”，别无他求。 汪公使在接受提案、同意向本国转达时，甚至说：“不管怎样，我认为撤兵是先决条件。”提了一个问题以外的意见。 汪公使接到本国指示，正式答复日本，是在6月21日。 清政府列举三项不同意的理由： 一、朝鲜的内乱业已平定，清军已无必要代替朝鲜政府讨伐乱军，中、日两国所要协力镇压的对象已不复存在。 二、改革方案完美无缺，但朝鲜的改革应由朝鲜自己去从事。连宗主国的中国也不干涉其内政，何况日本不是一直认为朝鲜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吗？就更无权干涉其内政了。 三、事变平定后各自撤回本国军队，是《天津条约》所规定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陆奥宗光接到这个答复后自言自语： “痴心妄想！” 为什么是痴心妄想呢？ 清廷的正式复文，正如陆奥所预料的，把李鸿章的意见和理论全如实地反映出来，条理整然。这条理整然之处，正是陆奥认为李鸿章痴心妄想之处。 日本政府，起码当事人陆奥外相和参谋次长川上两人，是下定了决心的。对于这种决心，以为可以用条理整然的论战来攻破，不是痴心妄想又是什么？ 陆奥要驳斥清政府，这三条回答，无懈可击，要驳倒它，必须使用更尖刻的论法。 第一条朝鲜内乱业已平定的事实，首先要否定。 “从表面现象观之，朝鲜国内不无恢复静谧之状……” 陆奥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现象，朝鲜已经平安无事了，但是，他一口咬定这是表面现象。朝鲜是否真的恢复了和平，两国政府在见解上有差别，日本政府并不认为内乱已经平定。 “朝鲜之内乱，不除去根本之祸因，绝无安堵可言……如今满足于一时之和平假象，并不能断定将来之形势已无危殆……” “我国与朝鲜海水之隔，一苇可航，疆土极为接近。彼我交易之重要，自不待言，日本帝国在朝鲜国之利害关系，亦甚重大。因之，对于该国今日发生之惨事，袖手旁观，不施以匡救之策，则不但有悖于邻邦之谊，亦有损于我国自卫之道，终不免为他国耻笑。日本政府理应负起谋求朝鲜国安宁静谧之任，不可再有丝毫迟疑……” 草稿由秘书拟就，陆奥又慎重修改。在收尾处，他提笔加上数语： “本大臣披肝沥胆，开诚相见，极尽衷诚之意。即或贵国政府另持所见，帝国政府亦不能撤回现驻朝鲜之军队。” 陆奥本意：这就是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 这篇绝交书中包含着过多的诡辩。为了使驻兵合法化，这时候只有玩弄诡辩和激昂慷慨了。 汪公使把正式复文送给陆奥外相那天，参谋本部接到神尾少佐从天津发来的急电：清政府往朝鲜增派军队五千人。 其实，这是谎报军情。 次日，22日，神尾少佐电告：“李鸿章命令卫汝贵、吴育仁诸将，准备出兵，并向北洋海军发布戒严令。” 这也不过是流言飞语。 神尾少佐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现在已无从判定。 不过，说陆奥宗光不知道这是误报，因而以此为判断局势的一种依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深知中日间外交关系底细的陆奥外相，岂能不清楚清政府的避战态度？何况对于神尾少佐的电报也应该对照事实，略加折扣，才能作为参考。当然，也可能是参谋本部的阴谋诡计。 陆奥内心里对神尾的情报肯定是不相信的，只是为了开战，必须多多积累形势紧迫的情报。 清政府从理论方面把日本逼入困境的前提是，“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而日本则反驳说：“不，那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祸根还远远没有挖出。”两国站在不同的“前提”下，一方主张撤兵，一方主张继续驻扎。 神尾少佐的情报给御前会议的空气以强烈的影响，这正是陆奥所希望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放弃日中提携的方针，由日本单方面以武力为背景，进行朝鲜改革。 6月22日，日本外交部的加藤增雄书记官被派往朝鲜，带去一封绝密训令——“按今日之形势，衅端已开，交战在所难免。因之，只要曲不在我，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借口。” 附带要求是要使我方不负挑起战端之责。总之，即使勉强为之，也要促成开战。 日本政府的意图传达给朝鲜的大鸟公使。23日，公使催促大岛少将所指挥的混成旅团开进汉城。24日，在仁川待机的旅团主力向汉城开拔。 军号声嘈嘈，太阳旗猎猎，昔日被视为软弱派的大鸟公使也转变为坚定派了。 英俄介入 甲申政变之后，日本的竹添公使曾感慨万千地说：“吃了袁世凯的亏。”而甲午事件（东学之乱后紧接着的中日战争），吃亏的是袁世凯。也许用“受蒙蔽”来形容他更确切些。 日本政府并不是有意要蒙蔽清政府的当事者，只是采取了两面手法：陆奥外相强硬，大鸟公使软弱。 这倒不是特意分担角色，故意用两面手法迷惑对方，而是自然形成的，具有很强的蒙蔽力。 加藤增雄书记官带着绝密训令到达仁川，是6月27日。 加藤22日出发，23日在下关又接到一份追加训令。 日本的混成旅团主力进驻汉城，闵泳骏立即来会晤袁世凯。 “日本要干涉朝鲜的政治。”闵泳骏把话停住，两眼有些湿润了。过了一会儿，他苦恼地说道：“听从日本的干涉会亡国……而不听从……仍然要亡国，现在已经是这种状态了。汉城里到处是日军……想要不让朝鲜亡国，只有中国发来援军。牙山才有两千清兵，你知道进驻汉城的日军是多少吗？” 袁世凯拿起桌上的记事本，读了起来： “将官大岛少将一人，佐官十六人，尉官一百八十七人，还有，下士官五百八十四人，步兵五千八百二十二人……此外，从卒、输卒、马卒……总计……是……” “总计超过八千哪，八千……”闵泳骏焦急地说道。 “八千？”袁世凯咬紧嘴唇。 “两连队步兵、一中队骑兵、一大队山炮、一中队工兵，还有卫生队、辎重兵队、宪兵……野战医院都准备好了！还有兵站司令部……” “甚至连医院……” “请你给北洋大臣发个电报吧！我去天津走一趟，向李伯要求派兵。” “我会给你往天津联系的。在这里，也需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袁世凯说道。 不管闵泳骏到天津怎么央求，从目前的情况看，李鸿章是不会下决心派兵增援的。这一点，一天发出、接到数封电报的袁世凯心里比谁都明白。李鸿章这时仍期待列强对日本加以责难和干涉。袁世凯虽然觉得这是幼稚可笑的，但也无法使李鸿章改变。很明显，即使闵泳骏奋不顾身去央告，也无济于事。 “在这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什么意思？” “限制金嘉镇等人的活动！” 朝鲜政府领导者当中，亲清派占多数，亲日派是少数。亲日派里最引人注目的，要属金嘉镇。 清政府接受朝鲜政府的要求派了兵，而日本因为清政府派了兵，于是也依据《天津条约》派了兵。撤兵的时候，日本也要按照这个顺序，真是一个奇妙的论点。让谁来评论，这也是不公平的。应该是：东学军平定之后，已无派兵之必要，双方应同时撤兵。 为了逃避责任，金嘉镇想出一个抓替罪羊的办法，硬说要求清政府派兵的不是朝鲜政府，而是闵泳骏个人。 “这事容易……不过，因为日本大军已到，金嘉镇这阵子似乎更加趾高气扬，目空一切。”闵泳骏说道。 “另外还有许多事要做，比如，促使外交团抗议日军进驻，这件事可以正大光明地以政府的名义去干！” “明白了。” 去天津的事被拒绝，闵泳骏低垂着头，愁苦地离开了袁世凯的公署。 6月25日，驻汉城的外交团分别照会大鸟圭介和袁世凯，要求两国同时撤兵。理由是外国兵驻在朝鲜，容易节外生枝，妨碍各国侨民的安全。 照会的代表者为美国驻汉城公使约翰·希尔，签名的有英、俄、法等国公使、领事。没有德国领事之名。袁世凯给李鸿章的电报说：“德国领事未附名，因其久在日本，或未肯助韩。” 对于这份照会，袁世凯当然要复文：“已迅速转达我国政府。” 同一天，在东京，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拜访陆奥外相。他说，清政府请求俄国政府调解在朝鲜的中、日两国的问题。 “俄国政府对于贵国和中国的纠纷，希望能够尽速得到解决，早日恢复朝鲜和平。因此，如果清政府撤走军队，贵国也同样撤兵吗？” 陆奥闭起了眼睛，这是一个难以用“不”来回答的提问。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 “原则上没有异议。” “这我就放心了。”希德洛夫公使说道。 “不过，”陆奥顿了一下，说道，“照现在这种状态，双方互相猜忌，不那么容易解决吧。这不光是日、中两国之间的问题，欧洲诸国之间也同样有类似的情况。而且，清政府一直使用种种阴险手段，干涉朝鲜内政，我们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言行不能完全相信！” “噢？这就是说，需要有条件吗？” “完全对！我国政府已经提出了方案，必须在朝鲜完成政治改革，清政府必须同意由日、中两国共同负责，承担义务！” 陆奥外相把杯子里的水喝光。清政府绝对不会同意和日本“共同”搞政治改革，陆奥知道这一点，希德洛夫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不过，陆奥故意提高了嗓门。 “第二呢？”希德洛夫催促道。 “清政府如不同意，并不妨碍我国单独在朝鲜承担改革之责，不过，必须有相应的保证。” “保证？” 希德洛夫露出猜疑的神色，陆奥明白他的意思，接着说道： “日本政府希望朝鲜独立与和平，别无他意。假如，很不幸，和中国之间发生武力冲突，日本也只是进行防御性交战。” 陆奥在心里自言自语，这就叫外交！ 他所盼望的是攻击性交战，是把中国的势力从朝鲜一扫而光。 五天后，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又拜会陆奥外相。这次是递交一份俄国政府的照会。 陆奥心想：这是李鸿章鼓动俄国干的。 他的推测不错。 李鸿章向各国做工作，想牵制日本，其中他认为最可靠的就是俄国。这只能说李鸿章的外交感觉有缺陷，“力量”的崇拜者李鸿章以为，“日本所惧怕的不是英国，而是俄国”。 这种认识也可以说是正确的，不过，可怕对手的干涉，倒未必是最可怕的。日本深知俄国在远东的兵力极为薄弱，至少在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之前，它不是一个实质性威胁。 恰在这时，俄国驻中国公使喀西尼回国，向李鸿章辞行，于是，李鸿章提起： “从前我国与贵国之间对朝鲜问题缔结过互不侵犯条约。如今日本把军队开进朝鲜，实属可恶。中、日两国军队都驻扎在朝鲜，难免发生冲突。俄国也是朝鲜的近邻，到那时，远东的和平就无法保证，所以，应当设法避免。请贵国通过驻日公使劝告日本政府，与中国同时撤军。” “好的。”喀西尼同意道。 次日，李鸿章回拜喀西尼。李鸿章说道： “日本派出大量军队，不仅仅是想干涉朝鲜内政，而且有侵略、夺取领土的野心，中国不能默然视之。” “完全对。” 喀西尼公使知道李鸿章期望的是什么，那就是俄国对日本的压力。他想从李鸿章嘴里清楚地探听一下真相。 “老实说，英国表示了愿意调解的意思。然而，关于朝鲜的事，英国离得太远，依我看它不具备调解人的资格。贵国和朝鲜接壤，对朝鲜的和平也极为关心，我国认为委托调解人，贵国要比英国更合适些。倘若贵国没有调停之意，我们就不得不去委托英国。” 李鸿章用若隐若现的手法透露了英国的动向，想把俄国牵扯进来。 喀西尼认为：调解别国之间的纠纷，是发扬国威的好机会，不用兵而扬国威的良机，岂能白白放过。 “对于日本的做法，我个人也觉得非常不愉快。我们认为，在近邻朝鲜发生纠纷，是有损于俄国利益的。当然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不能让日本胡作非为。总之，我要给本国打电报……今后也希望共同合作。”喀西尼说道。 帝国主义猖狂的时代，列强都有领土野心。俄国对朝鲜也并非没有领土野心，应该说颇有野心。只因为当时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建成，从欧洲往远东输送大军很困难，所以还无法进行武力侵略。 “调解是最合算的勾当。”喀西尼接待李鸿章来访，接受了调解委托，心里暗想。 调解如能成功，俄国的声威会一下子提高。如果失败，日本同中国就将开战。虽不能预料是什么样的战争，但是，阻碍俄国向朝鲜扩张的是日、中两国，其中一方受创，就会少去一个竞争敌手。最理想的是两国进行死斗，两败俱伤。 不管怎样，俄国在这场调解中一无所失。 “那么，一切都拜托喽！”李鸿章临走时说道。 6月25日，俄国代理公使巴甫洛夫来到李鸿章处。 “遵嘱报告给我国政府，皇帝陛下立刻电谕驻日公使，命其劝告日本政府，召开与清政府商讨撤兵问题的会议。” “如果日本拒绝贵国之调停呢？”李鸿章问道。 “有这个办法！” 巴甫洛夫把拳头猛地攥紧，这种手势，谁都明白是行使武力之意。 李鸿章高兴极了。他在这一天给总署发电报说：“如倭不遵办，电告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 喀西尼公使给本国外交部发电报，报告了应当出面调停的意见。外交大臣赞成，立刻电告东京的希德洛夫公使照办。 希德洛夫拜会陆奥外相，五天后又递交照会，就是依照格尔斯外交大臣的指令行事。 照会说：“朝鲜政府已正式照会驻韩各国公使，声称该国内乱业已平定，请求各国使臣协助，敦促日、中两国共同撤兵。因之，俄国政府劝告日本政府应接受朝鲜之请求。日本政府如拒绝与清政府同时撤去其军队，须承担重大之后果责任，特此忠告。” 陆奥外相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忆当时的情景，犹不无悚然而栗之感。” 尽管他知道俄国在远东的兵力很薄弱，但听到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俄国相当严厉的语调，也真有点害怕。 陆奥带着那份照会慌慌张张地奔向伊皿子，伊藤博文的私邸在伊皿子。坐在马车上，陆奥的膝盖不住地颤抖。 撤兵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已经大规模地派兵，如果清政府撤兵，日本也跟着撤兵，那么，基础本来不稳的伊藤内阁恐怕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出兵朝鲜，刺激了日本国民，大多数人认为朝鲜已经半是日本的了。所以，在内政方面，撤兵也极其危险。 “噢，看来你有急事？”伊藤首相说道。 不是急事，外相怎会来首相私邸？陆奥微微点了点头，从衣袋里掏出俄国公使的照会。 照会摆在桌面上，两人默默无言。 伊藤首相拿起照会，如临大敌似的读下去。片刻，他的视线从照会上移向墙壁，表示读完了。 “想请示一下首相的意见。”陆奥这才开口说话。 伊藤沉默着。过了一会儿，他面向陆奥，轻轻摇了摇头，说道： “事到如今，就因为俄国说了一句话，就怯怯懦懦地从朝鲜撤兵？这办不到！” 陆奥差一点高呼“万岁”。 “明白了，我的意见也完全一样，将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愿与阁下共同负责到底。就这些，再没有其他可说的了。” 陆奥抑制着激动的感情，站起身来。他很着急，虽然天色已晚，仍然返回外务省。他必须马上给驻俄国的西德二郎公使拍电，也需要给驻英公使拍电。为了牵制俄国，应该对英国做点工作。 在正式回答俄国之前，必须用密码电报向驻俄公使把事情讲明白。 次日讨论了正式答复的照会，同其他阁僚商议之后，上奏天皇。送交希德洛夫公使，是7月2日。 拒绝俄国，就当时的日本来说，颇需要一点勇气。伊藤首相向俄国表示强硬态度的另一面，却想借助英国作后盾。 英国的外交原则是防止俄国南下。因为担心俄国对朝鲜施加影响，所以，宁愿让清政府对朝鲜强化宗主权，只要清政府牢牢控制住朝鲜，俄国就无机可乘。 日本的力量扩张到朝鲜半岛上来，对英国来说是件麻烦事。从利害关系上说，英国热衷于支持清政府，牵制日本。它有香港、新加坡等基地，又有兵员充足的印度，随时可以向远东调兵。同俄国相比，英国占上风。 按理说，英国是最可靠的，不知为什么，李鸿章却依靠了俄国。这也许与他的性情本质有关。人们都称他是亲俄派头领，甚至有些极端分子说他从俄国领到一大笔卢布。 在近代中国要人的意识中，关于国防，有两派。防止列强的侵略，固然都叫做国防，但是，把重点放在何处，却有着不同的观点。 鸦片战争以后，侵略者从大洋彼岸闯了进来，第一个就是英国。主张充实海军力量，在海边将他们击退的，被称为“海防派”。 认为来自大洋彼岸的压力并不可怕，英国和美国都是要做买卖，容易对付。与之相比，同中国的国境有那么长接壤的俄国才是危险的敌人。现在它不正在蚕食着中国吗？持这种主张的人，被称为“塞防派”。 海防派认为英国是主要敌人，塞防派认为俄国是主要敌人，这两大派别，成为近代中国内部对立的主要原因。 李鸿章是海防派的代表。他之所以不依靠英国当调解人，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不能把国家的重大事情，委托给主要敌人——英国。 然而，清末的政争，与其说是出于政见的不同，不如说是出于人事关系。李鸿章派在清廷政界中形成一个最大的人事系统。反李鸿章派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系统。 反李鸿章派责难说：李鸿章想避开同日本的冲突，不准备派兵，搞软弱外交。他们到处宣扬主战论。可是，当李鸿章决心同日本决一雌雄，开始动员时，他们又大唱反调，宣扬非战论。 当时驻中国的英国公使是欧格讷。帕克斯死后，他以代理公使的资格接替了工作。他曾一度被调任葡萄牙，不久又调回中国，是一位有才能的外交官。 欧格讷不愿意让俄国公使喀西尼一人独揽中日之间的调停工作。他认为，不让俄国在远东加强发言权，是英国外交官的任务。他写信给驻天津领事，命他会晤李鸿章。 各国公使驻在北京，除了与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打交道之外，还要同天津的实力派李鸿章往来，展开两面作战。 英国驻天津领事对李鸿章说： “英国认为日本派遣大量军队是非法的。现正通过驻韩领事、驻日公使，劝告日本政府撤兵。” “关于此事，英国外交部正在同驻伦敦的日本公使接触。” 意思是要给李鸿章一个强烈印象：关于朝鲜问题，为清政府尽力周旋的不单是俄国。 李鸿章对英国领事说： “请贵国海军提督率十余艘铁甲舰去横滨，如何？请提督与驻日公使一同去日本外交部，面对面地交涉，指出日本以大军威胁朝鲜，妨碍远东的和平和贸易，与英国关系极大，希望立即撤兵……大概日本会听从英国劝告的。这件事，还请你同北京的欧格讷先生研究一下。” “一定按阁下的意思发电报。” 作为一件公事，英国驻天津领事把李鸿章的意思报告给北京的欧格讷公使。其实，这种提议太孩子气了，李鸿章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能否实现，只不过同英国领事开了个玩笑，他的话外音是：调解的事已经委托给俄国，现在不是英国出面的时候，但若能做到这些，自当别论。 欧格讷当然不会把李鸿章的提议报给本国政府。 不管清廷对英国多么冷淡，英国还是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欧格讷同东京联系，英国驻日代理公使拉尔夫·贝杰特造访日本外交部。他问陆奥外相： “清政府对日本政府的提案想附加一些条件，然后再举行谈判，贵国意向如何？” 欧格讷的调停方案，并不是李鸿章提出的，而是得到总理衙门的谅解。李鸿章一心把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 在伦敦，英国外交大臣也通过日本公使青木周藏，劝说日本接受英国的调停。 “日本应当尽速解决朝鲜问题，否则，俄国可能会号召欧洲各国，采取联合仲裁。到那时，恐怕日本在国际外交上将陷于孤立。这一点，请特别考虑。” “我国也有一条不能退让的界线。”青木公使答道。 “是不承认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吧？” “一点儿不错！” “宗主权目前已是有名无实之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各国才往朝鲜派遣公使和领事。若想解决当前的问题，该避免的一定要避免，这就是外交！” “阁下的意见我将转达给本国政府。” 青木公使向东京发电报，申述了个人意见：接受英国的调停是明智的。方案是日、中两国军队尽可能拉开距离，避免冲突，最好让日军驻扎釜山，清军驻扎元山。 事关国家命运。 有俄国的干涉，有英国的调停，日本政府的立场奇妙地动摇了。陆奥宗光虽然是最强硬的开战论者，但是，他不能逆潮流而动。 7月2日，日本拒绝了俄国的干涉，此后一直持续着令人不快的沉默。接着，英国提出调停方案，凭这些情况，日本就无法积极地采取过激行动。 可是，带着绝密训令的加藤书记官是在俄国干涉、英国调停之前出发的。 大鸟公使接到加藤带来的密令，说道： “一定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借口。” 从此以后，他一改从前的软弱态度，成了彻底的鹰派。与此同时，由于俄国和英国的介入，东京却开始软化了，在不长的时间里，一度出现了与过去完全相反的现象：大鸟公使强硬，日本政府软弱。 袁世凯迷惑了，甚至弄不清事件的主流究竟是什么？ 兵力上的差距他是看清了。从仁川到汉城，沿途到处是日军。牙山的两千清兵越发显得暗淡无光。 袁世凯头痛得厉害。 这些年来，他满以为在朝鲜政界中培养了许多亲清派政客，可是，当日军增援完全压倒了清军时，亲日派政客就骤然增多了。昨天还是亲清派，今天就搬弄起亲日的言辞。这种消息不断传进袁世凯的耳朵里，他不但头疼，而且陷进不能相信任何人的迷惘之中。 曾经那么热衷于中日友好，高唱日清同盟论的大鸟圭介，现在竟毫不掩饰攻击中国的意图了。 大鸟圭介的烦恼是什么呢？——日、中两国军队的驻扎地点相距二十余里，这样下去，永远没有冲突的机会。 大鸟圭介也头疼。然而，他不是袁世凯那种被逼得一筹莫展的头疼，而是为一时想不出怎样把清军逼入绝境而头疼。 “究竟这个‘只要曲不在我’有多大的容许范围呢？”大鸟圭介向加藤书记官问道。 东京的训令说，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行，必须制造开战借口，要求是“只要曲不在我”。 “我认为这需要果断，只要能说得过去，什么理由都行！……如果能说清一个脉络，就能硬闯过去！”加藤答道。 “脉络？”大鸟抱起胳膊。 同一时刻，袁世凯慨叹朝鲜政界亲清派的凋落，而大鸟慨叹亲日派扩展得太迟缓。 日本想单独地改革朝鲜内政，不使用冲击疗法，是不会奏效的。要往改革朝鲜的政治家头脑里灌进日本形象，必须先赶走中国这个形象。让日本军狠狠地打击清军一下，就能大获成功。 非同清军冲突一次不可。指望偶发事故引起冲突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国的驻地离得太远。冲突只有用攻击去引起，找个什么理由呢？ “只有利用宗主权这一手。”大鸟把抱着的双臂放下来，说道。 “完全对！”加藤同意道。 “先从宗主权方面找一找理由。” “发一封质问函件，问问朝鲜是不是清的属国？” “用正式的外交函件……对了，用照会。不过，他们究竟能回答些什么呢？” “‘是’或者‘否’，回答只能是二者当中的一个。” “如果回答‘是’呢？” “那就是欺诈！江华岛事件之后缔结的《日朝友好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是自主之邦，若是属国，这就等于十八年间欺骗了我们，应该问罪！” “光是问罪吗？” “当然还要赔款。” “赔款？” 大鸟觉得还不够满意。当然，总比什么都不干好一些。关于赔款，同朝鲜一交涉，肯定会把清政府拉扯出来。 “假如回答‘否’呢？”大鸟问加藤。 “让它要求清政府撤兵。清政府说是依据属国的请求，派了军队，如果不是属国，就是非法出兵！” “说清廷是非法出兵，会牵扯到我国派兵问题，那可就麻烦了。” “没关系，我国是依据《天津条约》的规定派兵的。清廷派兵，日本也派兵……至于清廷是根据什么派兵的，合法还是不合法，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是根据清廷派兵这一事实才派兵的。” “你说清军在朝鲜驻扎非法，那么，日本在朝鲜驻扎就合法吗？”大鸟又追问了一句。 “我认为可以这么解释。” “加藤君，你熟知国际法，我想不会有差错吧。可是，怎么对付这非法驻扎的清军呢？” “朝鲜既然自称是独立国，那么，首先让它要求清军撤走！” “朝鲜政府怎么能让清军撤走呢？根本不可能说这种话，没一个人有这种勇气。” “朝鲜政府不行，那就只好由日军来替它干了。” “嗯，是这样……大体上脉络似乎顺通了。” 大鸟觉得非常满意，不住地点头称是。 “拟篇电文稿吗？” “嗯，请你赶快动笔吧！”大鸟说道。 他认为这个脉络极巧妙地形成了，而且符合“只要曲不在我”的原则。于是，按照这个脉络，一面向东京发电报，一面向朝鲜政府发出照会。然而，做梦也没想到东京复电命令停止。 拟定这一脉络，是加藤书记官到达朝鲜的第二天，阳历6月28日。 “这可不行！” 在东京的日本外务省，陆奥外相阅读大鸟公使的电报，蹙起眉心。 “不妥当……不行……”陆奥反复地念叨。 这是在俄国希德洛夫公使第一次拜会日本外交部之后，英国介入的动向极明显之时。 清廷对朝鲜持有宗主权，固然程度上有差距，但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国际常识被认可的。不仅如此，英国甚至还期望清政府加强其宗主权。 在宗主权问题上责难朝鲜，日本从前曾做过，没有任何收获。主动进攻清军，用实力迫使清军撤走，也是唐突的过激行动。目前已见英、俄两国介入的征兆，用这种借口掀起战争，是不妥当的。陆奥是比大鸟更狂热的主战论者，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借口开战。 用宗主权不妥当。清政府会拿出如山的证据，证实朝鲜是它的属国。 不会找不到借口吧？陆奥焦急起来。 牙山驻扎的清军将领聂士成公开发出的檄文中，有“爱恤属国”、“保护藩属”等字样，大鸟曾借此逼问朝鲜政府：“朝鲜国承认这个吗？” 陆奥外相训示大鸟公使：“可让聂士成撤掉其布告中之‘属国’二字，但让牙山的清军撤出是违背策略的！” 同一天，外相又急忙追加了一封电报：“采取非常手段时，务要事先请示！” 现在正是英、俄介入之时，应当采取不动声色的低姿态。电报无法详细说明，于是，在加藤增雄书记官之后，陆奥外相又派出政务局长栗野慎一郎去汉城。 海陆初战 7月23日拂晓，日军按原定计划进攻朝鲜王宫。朝鲜王宫叫景福宫。 五百年前李朝太祖所建的宫殿，在二百年后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几乎被全部烧毁，一直荒芜，李太王即位之后才重建。新宫殿在1870年建成，迄今才十余年，不见一丝旧痕。 在正面的光化门两旁，蹲着一对石雕狮子。石墙高高围绕的宫殿，宏伟壮丽。位于正殿的勤政殿，是一座有安定感的两层楼房。李氏朝鲜在国事衰微之际，建造了如此宏伟的宫殿，真具有莫大的讽刺性。然而，这座从远处看来相当壮丽的宫殿，实际上细部加工是非常草率的。据说，这就是李朝末期建筑的一种特色。 日军在详细侦察、缜密谋划之后开始了进攻，没有力量的朝鲜军抵挡不住，王宫很快被占领。 据大岛旅团长报告，缴获炮二十门，步枪三千支，其他武器无数。其中大多数是占领了军械库后得到的。 日军从王宫里弄到的不仅是上述武器。据换装逃到天津的闵尚镐诉说，穷困至极的朝鲜政府数十年来惨淡购入的步枪、火炮，全部丧失。此外，日本还没收了朝鲜五百来年从中国朝廷接受的印章及其他赏赐品。 对这次蛮横无理的偷袭，日本早就准备好矫饰的口实。毋宁说这是专门为欺骗本国国民的。在汉城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里有各国外交官，外国是一清二楚的，只是当时是帝国主义殖民时代，日本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在国内，日本总得把自己打扮得像正义的朋友才行，这也关系到国民的士气。 对国民的说辞大略如下： “……朝鲜国王欲向生父大院君咨询国政，旨意已下达，但大院君唯恐闵氏一族闻知，于中途截击，踌躇未行。国王不得已而请求日本公使于大院君参内之际派兵护卫。大鸟公使偕护卫士兵保护大院君进王宫之时，闵族所指挥之朝鲜兵首先开枪，予以阻挡。护卫士兵立即应战，约二十分钟即压倒对方火力……” 虚构可以再加粉饰。《时事新报》7月25日报道： “前23日汉城守卫王宫之韩兵向我军开枪，此事系预先潜入之清兵变装所为。因韩兵虽愚，亦不至明目张胆，做如此无谋挑战之举。且我军为护卫国王之生父大院君参内，从彼等素常行为观之，决不忍向君王开枪。据此，纯属清军所为，不容怀疑，通晓朝鲜情况者均以为然。” 日军占领王宫的战斗没用半小时便结束了。日本兵死二人，朝鲜兵死三十人。 同时，汉城的清政府驻朝鲜总理公署也遭到日军袭击。作为袁世凯的后任留在那里的唐绍仪当即去英国总领事馆避难。 同一天，上午十一时，联合舰队的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从佐世保港出发，“松岛”、“千代田”、“高千穗”、“桥立”、“严岛”五舰继其后。接着，第二游击队的“葛城”、“天龙”、“高雄”、“大和”诸舰也起锚了。 运载清军增援部队的英轮“爱仁”号和“飞鲸”号也在这天到达牙山。两船送来了一千三百名清兵，是增援的第一队。第二队清兵九百五十人，乘英轮“高升”号，在这一天的午后也从大沽起航。 从朝鲜逃出来的袁世凯在7月21日抵达天津。他自然要向李鸿章汇报朝鲜当地的情况。当北京要他出面时，他称病留在天津，目送增援牙山的第二队士兵离去。 “除了战争再没有其他办法吗？” 尽管李鸿章已经看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并且也下了决心，却还想找找避战的最后手段。 外国顾问告诉他，主力舰“定远”和“镇远”的主炮只有三发炮弹，使他大为震惊。 “‘定远’和‘镇远’各三发，只有六发？”李鸿章茫然地说了一句。 “不！‘定远’一发，‘镇远’两发，共计三发！”顾问的回答是冷漠的。 “定远”和“镇远”各有四门主炮，舰炮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李鸿章担心地思索起来。五月间他刚刚检阅过海军，那时没点检储备的炮弹，真是一个大错误。为建造颐和园万寿山而挪用了海军预算，所以装备不完善本是意中事，可是，到了决定迎战之时才知道竟没有炮弹。 “军械局长没有报告这种事……”李鸿章脸色苍白。 “不问他，他是不会报告的，这在中国海军里早已成为惯例……不，似乎不光是海军。”顾问讥讽地说道。 李鸿章想了想军械局长张士珩那张温厚的脸孔。不错，问他的事都一一做了回答。李鸿章忘了问炮弹数，不，不是忘了，而是以为没有那个必要。原来也知道炮弹数很少，但哪里能想得到竟少到这种地步。 “战争是不能避免了。”袁世凯说道，“不，实际上，战争已经开始了。” “伊藤博文，不过……” 李鸿章曾评论说：在日本政治家中，伊藤博文是最可信赖的。 “对手不是伊藤而是陆奥！” “可陆奥只是个外交大臣，伊藤是他的上司总理大臣，按理可以辖制住陆奥的……派一个特使去找伊藤，怎么样？” 到了此时，李鸿章还梦想弄出个奇迹来。 “无济于事……能不能接待就是个问题，何况还需要过陆奥这一关！” “可也是……不过，光靠这三发……” “只有尽快补充，别无办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比李鸿章更现实。 牙山在仁川以南大约七十公里处，正当海湾凹进去的地点。堵在海湾出口，有一个小岛，名叫丰岛。 日本舰队的任务是把牙山湾的情况侦察清楚。 舰队接到上级命令：如附近的清军舰队弱小，不必攻击。若强大，予以攻击。对此，舰队参谋釜谷大尉解释：“弱小还是强大，不经过对战怎么能知道？遇到敌舰，开炮打它就是了！” 7月24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发现了中国巡洋舰“济远”号和炮舰“广乙”号。但是，陆奥外相准许海军自由行动是在7月25日以后，因为日本要求清政府答复的期限为7月24日，不超过这个期限还不能炮击。 日本舰队等了一天。从佐世保港出发时，它们就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中国的“济远”号和“广乙”号情况如何呢？同日本舰队遭遇的24日，清舰还没有接到日军前一天已经占领了王宫的消息，应该传送情报的汉城公署也遭到日军袭击，负责人唐绍仪躲到英国总领事馆去了，无法火速通知海上的舰只。 “济远”和“广乙”是运送援军来的，肯定也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但怎么也没想到日本舰队会发动攻击。双方舰队照面时，日本军舰毫无举动，“济远”和“广乙”两舰虽极度紧张，但也没有立即进入战备状态。 清舰并不知道日本舰队是在等待时刻。 “济远”是“穹面钢甲快船”，由德国的伏尔铿造船厂建造。这个造船厂建造过在当时来说是巨舰的七千吨以上的“定远”和“镇远”，但这艘“济远”是在越南风云告急之时、中法关系紧张之后追加订购的，所以吨位只有“定远”的一半。 它是同“定远”和“镇远”同时交付中国使用的。因为中法之间发生纠纷，“定远”和“镇远”建成后，怕开赴中国的途中被法国截获，所以一直系留在德国，追加订购的“济远”本打算在中法战争中使用，但交付中国时已经是1885年秋停战以后了。 “广乙”炮舰原来不属于北洋海军，原名叫“广东之乙”。南洋海军和广东海军都远远不及北洋海军，所以经常派遣船只和人员来北洋学习。“广乙”就是来北洋学习的，这时被派到朝鲜沿海来了。 据说，日本舰队向清舰队打出第一颗炮弹是在7月25日晨七时。“济远”舰管带①方伯谦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日舰“吉野”号逼上前来。 “升起白旗！” “逃跑！” 他发出了莫名其妙的命令，但没有顺利地贯彻下去。因为部下平素不曾很好地训练。 “济远”竖起白旗，一边逃跑一边还炮。它带着伤，好歹逃回了旅顺。 “广乙”仓皇逃避时触礁，火药库爆炸。 海战进行中，清政府租用的英轮“高升”号开到了丰岛海面。它在大沽港载上九百五十名清兵，送往牙山，由一艘旧式木造炮舰“操江”号护航。 “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派人见大尉检查“高升”号，发现载有千名清兵，于是，当场宣布俘虏该船。 “高升”号上的清军官兵拒绝投降，拘禁了英国船长，要求：如不能前进到牙山，就返回大沽港。 四小时后，“浪速”舰开始了炮击。 东乡舰长的理由是“高升”号虽属英籍商船，但现在已被清军非法劫获。 东乡平八郎还是海军士官时，曾赴英国留学，熟知国际法和海事法。即使是商船，在航海中船长也有绝对的权限，甚至有裁判权，现在船长不能按照他的意思行事，可以认为该船已被非法劫持。 东乡舰长先派出快艇，数次同英国船长接触。船长表示服从“浪速”舰的命令，尾随其后，做俘虏船。这一点，事后在法律问题上将非常重要。 人见大尉报告说：清军司令官对英国人舰长采取高压态度，致使以船长为首的英国人高级船员都心怀不满。事后如发生问题，确信船长等人员都不会提供有利于清政府的证言。于是，又给了四小时犹豫时间，然后发出信号：“放弃船只！” 这样“仁至义尽”之后再炮击，东乡认为是可以容许的。 夜里零点四十分，“浪速”舰开始炮击。 炮弹命中“高升”号，眼看着它沉下去。东乡舰长命令“只救助船长和白人高级船员”，这是指望他们能为日本政府提供有利的证言。 护卫舰“操江”号立刻挂起白旗投降。俘获“操江”号的是“秋津洲”舰。不久，“操江”号桅杆上飘起了日本舰旗。 “高升”号的白人船员全部获救，而中国船员和清军官兵共计千余人，除了第二天法国军舰从此经过，救起一部分之外，余者全部丧生朝鲜海。 这次丰岛海面的海战，日本未伤一兵，未损一舰。 中国不但损失了“高升”号，而且牺牲了众多官兵。另外，“操江”号被俘，“广乙”号报废，“济远”号大副沈寿昌中炮身亡。 丰岛海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是三天后的7月28日。李鸿章得知这个消息，似乎比日本早一天，是7月27日。 这一天，李鸿章向总理衙门发电报报告：“查中、日现未宣战，而日船大队遽来攻扑我巡护之船，事先开炮，实违公法。” 损失了大约一千增援官兵，李鸿章十分沮丧。简直是一次惨败，一次意料之中的惨败！ “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合计为一万一千吨。而“济远”、“广乙”两舰合计才三千三百吨。在速度方面，日本舰均在十八海里以上，而清舰则不到。普通舰炮射出一发的工夫，速射炮能射出八发。 所谓意料之中的惨败，是因为李鸿章事先清楚这些装备上的差距。 避免不了战争，就尽快地结束战争。——李鸿章还没有宣战，却已经在反复考虑停战了。 丰岛海战使日本国民欣喜若狂。 “陆军方面日本占上风，但海军可就不一定了。像‘定远’和‘镇远’那样的铁甲舰，中国多得很呀！”这是当时一般日本人的想法。那次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访日，口称友好，却也不无示威之意。日本民众看见铁甲巨舰，都自叹不如。至于它的底细——主炮的炮弹只有一发或两发，他们是全然不知的。 照例，对国内的报道又是说日本方面先遭敌舰炮击，不得已而应战。 7月29日的《时事新报》报道： “据釜山来电：25日晨七时，于丰岛附近，清舰开炮挑衅，我舰立即还击应战。击沉其运输一千五百名官兵之运输船一只，俘获军舰‘操江’号，‘济远’逃回中国，‘广乙’遁向朝鲜东海岸。” 所担心的海战获得了胜利，人们自然要兴高采烈。 日本国民喜气洋洋，可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却心情紧张地盯着电报，喃喃地说道： “东乡啊，你好大胆子！……在这种时候……” “浪速”舰把英轮“高升”号击沉了。不论情节如何，总之是日本军舰击沉了挂着英国国旗的商船。凭外交官的直觉，陆奥知道“这件事不可能轻易了结”。 在详细报告送达以前，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在《蹇蹇录》中，似乎陆奥异常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实际上，一时间他可真有点动摇了。开战的急先锋陆奥接到“高升”号事件的消息后，马上写信给伊藤首相：“如有必要，亟应奏请陛下圣裁。大兵增发之事，宜予暂缓，不知可否？窃不胜忧虑，谨奉书以闻，尚希定夺。” 英国干涉是不可避免的了，日本目前应谨慎。陆奥想以暂缓增援来表示日本的谨慎。伊藤首相却毫不犹豫地否定了他的提议，说：“事已至此，难以变更！” 伊藤远比陆奥镇静从容。 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只字未提他自己的一时动摇。不消说，在个人的回忆录之类当中，这种事情太多了。他只是说：“丰岛海战中，我军舰将挂有英国国旗之运输船击沉。窃以为此种意外事件，必将惹起日、英两国间极大纠纷。众人深以为惊骇，或曰，应不迁延时日，予英以令其满意之补偿。” 陆奥咬牙切齿地骂道： “东乡这个混蛋！” 但是，东乡大佐已采取了周到的措施。被救起的英国船长和高级船员们到达佐世保镇守府后，果然对日本方面大为有利。 法制局长官末松谦澄亲赴佐世保调查，结论为日本方面并无过失，没有赔偿义务。根据是： 一、“浪速”舰在日、中两国业已交火之后，向“高升”号行使了“交战者”权利。 二、“高升”号属于英籍船只，但在事变之中，船长被夺去行使职权之自由，船由清军军官控制。就是说，英船“高升”号当时被清军军官所劫夺。 三、“高升”号船主与清政府订有契约：一旦开战，该船即交付清政府。 7月28日（阴历六月二十六日），这天是清光绪帝的生日。光绪帝接受了群臣的祝贺，赐宴后在宁寿宫演了戏。虽然是狂风骤雨、瞬息万变的时刻，宫廷里依然是一片太平景象。 牙山的清军大本营也传来了丰岛海战的消息。这场牙山正面的海湾出口处发生的海战，尽管肉眼看不见，却震动了官兵的心弦。 是一场败战！前来增援牙山的一千名官兵遭到日军炮击，大都丧生了。 两天前乘英轮“爱仁”号和“飞鲸”号刚刚到达牙山的一千三百名援军，同“高升”号的一千名官兵是一个锅里吃饭的伙伴，住在同一营房里。临行时还对他们说过：“那么，我们先走一步啦！” 这下子自然使清军的士气低落了，临战之前清军营舍里已飘荡着绝望的气氛。 牙山的带兵将领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两人。为防备日军南下，清军三千五百人分兵两处，一处两千，一处一千五。 牙山东北二十公里处，有一个成欢镇，位于交通要道。聂士成率兵两千，在成欢防备日军。牙山的八门野炮全部移到成欢。 在忠清南道的大田西北，有个叫公州的地方，离牙山约六十公里。那里由叶志超率一千五百人驻防。公州阵地可算是收容阵地，成欢战败时用以收容败下阵来的军队，再迂回送往平壤。 这是一个从开始就料到战败的布阵。 李鸿章的作战计划本来是让牙山军先转移到平壤，但当地的将领提出反对。尽管反对，他们仍期待着本国的增援大军能齐集平壤，所以才做了目前这种部署。 7月29日聂士成所率前线部队在高地上构筑了阵地，但展开面过宽，分散了兵力。 侦察了清军阵地，日军采取佯动作战。这是对付兵力甚少又过度分散之敌的最有效的战术。 日军右翼部队前进，当然是佯做主力，聂士成却立刻亲率主力奔来。这样，清军主要阵地的兵力就更少了。当时清军的主阵地在月峰山。 伺机以动的大岛旅团主力向月峰山阵地进攻。清军完全被日军蒙骗了。 月峰山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终于放弃成欢阵地，退到公州。 日军也不敢穷追，因为平壤那里已经集结了清军的大部队。大岛少将下令不再追击、返回汉城时，已是8月5日。 撤退到公州收容阵地的清军，迂回北上，到达平壤，几乎花费了一个来月的时间。然而，叶志超却向本国谎报：杀死日军数千，大获全胜。 如果从前线接连不断地发来电报，那么，不管谎报多么巧妙，也要露出马脚，终将真相大白。但是，近来由于日军阻碍架线，电报断绝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李鸿章，居然相信了这个谎报，尽管时间不长。当然，只要是人，谁都更愿意相信对己有利的结果，恐怕李鸿章上了这个“大胜利”的当也无可厚非吧。 成欢胜利的捷报，继丰岛海战之后，传到了日本。海陆双胜利使日本国民狂喜。 但是，成欢之战对于日军来说，也并非轻而易举。在朝鲜，日军最苦恼的是没有可靠的兵站。征发役伕、马匹或粮食时，没有朝鲜政府的正式函件，当地不予调度。而朝鲜政府的公文，不知为何，迟迟到不了日军手里。日军只能携带一天口粮，东奔西走。因征用不到伕马，耽误了出发，古志正纲少佐引咎自杀。 日本说的应朝鲜国王之请、为护卫大院君而进入王宫，不过是一种托词而已。尽管大院君本人并不十分起劲，但还是被日军抬举出来。日军认为，大院君对闵氏一族有复仇之心，是应当利用的。不料，大院君在日军刀枪逼迫之下，也没有轻易地指示朝鲜政府发出要求牙山清军撤出阵地的公文。相反，他躲开日军的监视，偷偷向平壤的清军传递汉城现况的情报。 7月25日，大鸟公使向东京报告，说他接到了朝鲜政府的一封公函，让代替朝鲜政府要求清军撤出牙山阵地。 在朝鲜政府的档案里，并没有找到这篇公文的底稿。 7月24日，朝鲜国王发出诏书，把全权委任给生父大院君。大院君首先着手做的，就是惩处闵氏一族。这次，一反朝鲜政府历来的做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决定了对闵泳骏、闵炯植两人的处置——远方恶岛安置。 对留守江华的闵应植处以“绝岛定配”，对留守开城的金世基处以“远方恶地定配”，对庆州府尹闵致宪处以“远地定配”。 同样发配，也有远恶岛和绝岛之差，远恶地和一般远地之别。至于安置和定配的差别，不甚明了，可能安置的处分重一些。 新政府的首脑是金宏集，金允植和鱼允中也是最有权势的成员，人们谓之“金鱼内阁”。逃亡海外的反闵派、进步派人物被召还，委以重任。亡命日本的朴泳孝等人，终于获得被起用的机会。 对于处分闵氏以外的事，朝鲜新政府却依然是慢慢吞吞。因为处罚闵氏一族，纯属内部问题。而且，闵氏时而亲日反清，时而亲清反日，态度暧昧，只有对靠近俄国非常热心。因此，关于处分闵氏一族，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不过问，新政府觉得很放心。 至于其他的事，问题在于目前还无法断定日、中两国谁胜谁败。也不能不考虑，万一清军得胜复归汉城怎么办？或许大院君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到那时候就说：“我是被日军绑架出山的。日军用刀枪逼着我，不得已才出来执政。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做了相应的抵抗……例如……” 这“例如”就是大鸟公使要求朝鲜政府替日军把牙山的清军击退，大院君虽然没有拒绝，但有意延误时间。 这就是向日军抵抗的证据。后来，尽管大鸟公使拼命催促，朝鲜新政府仍迟迟不发公文，原因就在于此。 在日军已向牙山进发之后，朝鲜新政府才发出公文。有人说大鸟公使硬把公文上的日期改成日军出发之日，这是比较可信的。 朝鲜政府的档案中没有上述公文材料，可能是害怕日后清政府检查，有意不归档。 东京接到大鸟公使关于弄到了朝鲜政府公文的报告，在7月28日上奏明治天皇。天皇问伊藤首相： “朝鲜政府有这样的委托文件，应该怎么办？预先发出过训令吗？或者向公使交代过？外交大臣发出过什么训令？对朕说明！” 这可以理解为天皇不赞成攻击牙山的清军。 伊藤首相领会了天皇的心意，便指示陆奥外相和参谋本部中止对牙山的攻击。 然而，陆奥却把中止攻击的命令扣押了。 “这次战争是大臣之战，不是朕之战。”明治天皇提出异议，并拒绝派敕使去伊势神宫和孝明天皇陵祭祀祖先，禀明开战。天皇又说：“这种事情，不是朕的本意，不能向上苍神明禀告。” 攻占汉城王宫，丰岛海战，理由都是因为对方首先开枪开炮。公开发表的消息都是如此，大多数国民也信以为真。可是，认真分析一下，朝鲜护卫兵和中国舰队是不可能首先开火的。于是，唯恐别人看出破绽，又制造出一个怪论：王宫护卫兵很可能是些穿着朝鲜服装的清兵。 这时，日本宪法已经公布。君主立宪制是天皇在内阁的辅弼下管理国政，所以，天皇反对开战，却无法制止。 仓皇北上 明治二十七年8月1日，日本宣战。宣战诏书登载在次日的官方公报上。 “天佑保全，践万世一系皇祚之大日本帝国皇帝，诏尔忠实勇武之众：朕于兹对清国宣战。朕之百僚有司，善体朕意，宜从陆上、海面，从事对清作战，以达国家之目的。倘无悖于国际法之限，应发挥全能，尽一切手段，以期万无疏漏……” 破题之后，诏书接着述及开战的理由：日本出兵是根据明治十五年的条约规定，目的在于确保朝鲜治安，维护东洋全局和平，而中国始终妨碍，派大兵于韩土，击我舰于韩海，罪状昭然。 诏书结尾说：“事已至此，朕一贯以和平为念，为向中外宣扬帝国之光荣，不得已而公开宣战，望尔忠实勇武之士，迅速进军，恢复和平，以期保全帝国之光荣。” 清政府的宣战布告也在同一天发出。日期用阴历——光绪二十年七月一日；阴阳历之间恰好差一个月。 中国皇帝的宣战上谕说：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 开头先强调了宗主藩属关系，接着叙述为戡定朝鲜内乱而出兵之正当性，然后责难日本出兵，说： “各国公论皆以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其撤兵，而日本竟悍然不顾，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忧，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于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守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由彼开，公论昭然。” 表示中国朝廷已多方努力，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不得已而开战，特布告天下。 这时，清廷正在庆贺叶志超谎报的牙山大捷，以为真的杀了日军两千人。宣战后两日，赏给叶志超部队银二万两。 叶志超是安徽合肥人，与李鸿章同乡。投身于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后，随刘铭传征讨过捻军。升为总兵后，在淮城之战中受伤。为人善辩、倔强，被视为有才有胆的人物，至少他的主子是这么看的。 叶志超在保定、新城当过军队的总兵，后晋升为直隶提督。在京城范围内任师团长，一般来说可算是军中的最高要职了。当然，他是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以直隶提督驻扎在山海关，朝鲜风云告急时，被派赴牙山，可见李鸿章多么信任他。但这次，却是李鸿章的一大疏漏。 叶志超是个自以为是的军人。 李鸿章的作战意图是集结大军于平壤，与汉城的日军相对峙，因此，想让汉城之南的牙山的叶志超军队从海路转移到平壤，而叶志超竟拒绝执行命令。 战时，野战司令对情况最为了解，本国所发出的指示有时可以不执行。但是，把牙山的驻军调往平壤，是一个战略问题，叶志超居然抗拒，可见他多么自大了。 叶志超认为，从海路向北转移是危险的，不如在牙山原地不动，以便截击北上之日军。在成欢溃败的叶志超军队最终还得去平壤。陆路上也必须避开汉城日军，迂回行军。 他们顺着清州、镇川、忠州、槐山、兴塘摸索前进，渡过汉江，再经堤川、原州、横川、狼川、金化、遂安、祥原，渡过大同江，好不容易才到了平壤。这次转移，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 整整一个八月，清军官兵跨越朝鲜的山山水水，向北行进。据记载，残军死于饥饿、疫病者相继。而叶志超却向本国报告说“大胜日军”。 叶志超提督现在改变态度了。本国原来的战略方针是集结大军于平壤，那么他现在正遵照执行。只要结果相同，就不会被上级怪罪。而海路危险这一点，早由“高升”号沉没事件证明了。所以，他才从陆路去平壤。——这真是妙极了。 成欢之战，胜利似乎是属于日军的，这一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搞清楚。宣战之前，驻日公使汪凤藻被召回国，当时日本方面的情报已无法送达天津和北京了。在日本，关于成欢之战中司号兵死时嘴里还含着军号不舍的故事，传遍街头巷尾。其实，这是上层领导集团有意识传播的。其他的战斗事迹也到处传扬着。 “听说那个林泰曾夹着尾巴逃跑了，从前不就是他吹牛说海军的事交给他没错吗？” “听说‘济远’的管带方伯谦之流，在日本军舰的大炮打来时，竟钻进船舱里面，哆哆嗦嗦地抖个不停！” “听说一边哆嗦一边喊‘挂白旗’，‘快跑’！” “听说大副和二副站在舰桥上，等着开炮的命令。冲他喊‘快下命令呀’，他却从船底回答：‘挂白旗！’” “真是笑话。” “哪里是笑话，大副沈寿昌阵亡了！” “平常总说北洋海军怎么怎么强，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如今那个海军跑到哪儿去了？” “光吹牛！” “现在的世道，净是那些能说会道的家伙占便宜，不吹牛就吃亏。” “听说叶志超那位将军也全靠嘴支着。” “可不，听说其实在牙山打了败仗……这话可不能声张……听说让日军给打个落花流水！” “一点不错，从上海来的朋友也这么说。” ——上海外国人方面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和天津，与中国官方制造的情报相差悬殊，人们宁愿相信从上海传来的消息。 这时候，李鸿章似乎也觉察到叶志超那封唯一的电报有点可疑。留在汉城的唐绍仪终于从英国领事馆逃出，回到天津，“我在仁川听说……”唐绍仪来了句开场白，接着讲了两万日军进攻牙山清军，清军寡不敌众，战事不利，死伤甚众。叶提督下落不明等情况。 日本人嘴上传颂的是司号兵等战斗事迹，与之相反，在中国却专门谈论清军的败绩。 清朝皇帝可能也发觉了情况大有可疑，于是在8月5日，用电报严谕：关于战事的报告，“不得有片词粉饰”。 次日，李鸿章给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拍去严厉的电报：“振刷精神，训励将士，使之放胆出力。” 电报中痛斥林泰曾、方伯谦的遁走，这事成为外国人的笑柄，流言遍及京城。 不久前北洋海军还是中国的骄傲，但转瞬间一落千丈，现在竟成了人们的笑料。 丁汝昌也很头疼。为加强北洋海军的军费被挪用了，而对方是西太后，任你是谁也有苦无处诉，当然，海军内部也存在问题。 北洋海军总帅丁汝昌，与李鸿章一样，是安徽人，深得李鸿章信任。宰相的信任，对于军队首脑来说，是巨大的资本。丁汝昌得到了上级的青睐，和下级却搞得不甚融洽。北洋海军的高级军官大多是福建船政学堂出身的福建人，形成了一个较强的派系。也许不应当称之为派系，因为叫派系，就得有一个与之相抗争的集团，但北洋海军的福建派并没有对立派。若说有对手，也不是一个集团，而是丁汝昌个人。 海军如此，陆军的人事关系也相当复杂。按理说，李鸿章派系的军人同在一个锅里吃饭，本该有较强的友爱，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若在平时，即使有些问题，也不至于浮出表面，随时就解决了。首脑人物驻在各自的防地，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战事发生了，部队都集中到平壤，试想那些各霸一方的军官们整天频频接触，不发生问题才怪呢。 清政府派到平壤的兵力是二十九营：卫汝贵所率盛军十三营，左宝贵所率奉军六营，丰伸阿所率奉天盛军六营，马玉昆所率毅军四营。一营定员为五百名，总共一万四千余人。 清军进驻朝鲜时，朝鲜民众曾夹道欢迎。时值盛夏，人们争相送茶，认为是“王师至”。 这不能说明清军在朝鲜民众心里有多么高的威望，而是说明了日军在朝鲜被何等地憎恨。并非因为是清军才欢迎，他们欢迎的是能驱逐日军的军队。这是自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以来长期遗留的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 被如此真诚地期待过的“王师”，竟辜负了朝鲜民众。这是一批素质极差的军队，他们掠夺民财，役使壮丁，欺凌妇女。清廷文献记载：“朝民大失所望。” 其中最甚者是卫汝贵的盛军十三营。 淮军的部队多用带兵的将领名字来称呼。李鸿章的直系周盛波的军队叫盛军，其弟周盛传所统率的另一支军队叫传军；人们有时也称这两军为盛军。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周盛波、周盛传两兄弟已经去世，接替他们的是卫汝贵。他不是盛军系统的人，而是来自刘铭传的铭军。 以将领的名字来称呼部队，在曾国藩的湘军里不曾有过，可见李鸿章的淮军比湘军更具有私人兵团的性质。 卫汝贵颇成问题。事后查明，他曾侵吞军费，用作自己经营的当铺的本金。这种人的部下素质极差是不足为奇的。将领侵吞军费，部下仿效他，自然要掠夺。头领贪污，士兵的饷银就会迟发或克扣，待遇不好，军队胡作非为是难免的。 本质不好的二十九营军队进入平壤以后，叶志超的败军六营又加入其中。这些残兵败将，一路上掠夺抢劫，无恶不作，简直像一团瘟疫，现在又传染给驻在平壤的清军，使之更加腐败。 四军之将——卫汝贵、左宝贵、丰伸阿、马玉昆之后，又来了牙山败将叶志超和聂士成。另外还有江自康、夏青云等一营之长，他们也都自以为是将领。这样一群人，怎么可能不发生人事纠纷？！ 只有在一起喝酒谈笑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融洽。“置酒高会”——这是当时清廷文献中记录的那些将军们的情况。 大敌当前，竟然靠酒宴来维持彼此之间的和睦，清军已腐败到何等地步！ 将领不和，李鸿章也非常担心。 太平天国战争时创建淮军，现在四十年已经过去了。张树声、周盛波弟兄等将领先后死去，现在李鸿章使用的已不是子侄辈，而是孙子辈了。他再也不能像淮军全盛时代那样，随心所欲地调动将军们，因为他们不是同他寝食与共的子侄辈，而是有着隔阂的孙子辈，在控制上就不能那么严厉。 刘铭传倒是能控制这些山大王们，可是，这位老前辈卧病在床，不可能出马去朝鲜。 倘若不自上压制，而是从横的方向来疏通，使各将领之间关系和谐，那只有李鸿章的幕僚、现任直隶布政使的周馥能做到。他缺少平壤将领们所具有的丰富的野战经验，因为他是文官。于是给了他一个“总理前敌营务处”的名头，派赴朝鲜。李鸿章指望他消除将领之间的龃龉，总理这一职务不是总司令官。 李鸿章所怕的是前线的将领们“彼此观望，猜忌，军心涣散”。他认为，周馥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能为他防患于未然。可惜他不是军人，不能指挥军事，若是刘铭传出马，当然没有问题。但无论如何也得有个总司令，否则，平壤的军队就会成了一盘散沙。这件事刻不容缓。实在没有理想的人选，那就干脆在平壤现有的将领中选拔出一个来吧。 “或许能胜任？”李鸿章选定了叶志超。 叶志超是直隶提督，在诸将中地位最高。当然，李鸿章选人也并非那么机械，他只认为叶志超或许能胜任。叶志超有辩才，在李鸿章心目中就是有才能，或许能以辩才团结诸将。 然而，叶志超乃败军之将，这确实成问题。不过，李鸿章认为牙山之战是“寡不敌众”，不能算战败。 汉城有两万日军，而牙山仅有三千清军，没有全军覆没就应当认为是指挥上的胜利，况且还杀了日军两千人。——李鸿章至今仍有几分相信叶志超谎报的军情。 这时候，通过外国通讯机构，日本司号兵的故事也传到清廷。“一点不错，日军也有大量伤亡。”这个故事反而成了李鸿章相信叶志超奋战的证据了。 李鸿章要任命这位“勇猛奋战”的将军为总司令。 8月25日（阴历七月二十五日）任命公布了——“派叶志超总统驻平壤各军，以一事权”。 听到这项任命，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难抑愤慨，在日记中写道：“闻叶志超得总统之职，可笑至极。相从退团之文武员弁均请优奖，不知何功？” 当地官兵之不满，有过之而无不及。叶志超军的败绩在朝鲜是人人皆知，连战败的士兵们也痛骂指挥官无能。 “那时根本不该从月峰山阵地转移，连我这样的小兵也明白日军右翼部队是佯攻！” “可不，当时我跟旁边的老张说，这是诱饵，咬了钩就完了。可是，当官的连想都不想，一下就上了钩。” “完全掉进敌人的圈套里了！” “可怜老张那家伙吃了日军的子弹，死了。” “我逃跑时也掉进山涧里，扭伤了脚，弄不好这辈子算残废了……” “咱们碰上这么个愚蠢的长官，算是倒霉透顶！” 成欢之役清军的丑态，在平壤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的将军竟一跃而成为全军统帅，军队顿时失去了斗志。 不光是士兵，那些还没被打败的将军们也不服气。 “能言善辩的家伙总是占上风！”甚至有的将领故意当着叶志超的面说。 在淮军伙伴中，当叶志超还是总兵的时候，卫汝贵已经是记名提督了。他觉得应该由他当全军的统帅，因为他率领十三营，所率之兵在诸将之中最多。 卫汝贵想：即使拼命打仗，最后还得让叶志超把功劳捞走。他那套花言巧语谁能比得上？连败仗都能说成胜仗，我建立的功劳难道就不会被他夺去？与其拼死拼活去打仗，真不如克扣点兵饷、兵粮做本钱，倒腾几次买卖。 不是淮系军队的左宝贵、丰伸阿等人，则担心会倒霉遭殃。从此，李鸿章所害怕的“军心涣散”反而因叶志超的任职而表面化了。 李鸿章虽然任命了总司令，却没有命令清军前进。 清政府断定，战斗拖得越长，对自己越有利。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外国干涉，最终提出停战。列强决不欢迎日军独占朝鲜，英国就曾明确表示，清廷的惨败对它是不利的。清政府的统治能力一旦下降，就会放松对新疆和西藏的统治，俄国必将乘虚而入，这对英国统治印度是很大的威胁。 日本政府也觉察到这一点，希望在列强，特别是英国介入之前，取得决定性胜利。 速战速决，这是日本的战略方针。哪怕做一次与国力不相适应的努力，哪怕进行大规模的动员，总之，要一举决定胜败。 除了已派往朝鲜的第五师团，又增派第三师团。暂时以此为第一军，由山县有朋担任总司令。当时山县有朋是枢密院议长，兼任了野战总司令。他是军队的老前辈，威严可以压倒一切，甚至连伊藤博文首相都有些害怕。 前线上独断独行，本国首脑被牵着鼻子走，这对于指导战争来说，是最为难办的。在山县有朋出征时，伊藤首相请明治天皇训示他：“文武相应，周密计议。”天皇特别强调“不要武人独行”这一点。 叶志超的权威远远比不上山县有朋。 8月29日（阴历七月二十九日），平壤战役的十七天前，黄海海战的十九天前，李鸿章上奏，说“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似乎已经预料到失败。不过，这种措辞并不是李鸿章事到临头胆怯的表现。 他在奏折的开头说：“臣前于《预筹战备折》内奏称……”说明这事先前已经上奏过一次。 “镇远”、“定远”两铁甲舰，确实为日本军舰所不及，但是，“质重行缓”。 船体重，速度慢，而且吃水过深，不能进入江口和港湾。“济远”、“经远”、“来远”三舰速度不足，“致远”和“靖远”两舰在订购时为十八海里，可能是因为使用过久，这时只能开到十五六海里。其他舰只越来越旧，速度不断下降。 在注重变化的近代海战中，速度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速度下降了，还谈什么作战呢？ 新舰，速度当然快。在这六年里，中国连一艘新舰也没买，而日本六年来购进九艘新舰。速度最快的是二十三海里，其次是二十海里左右。新旧之差，也意味着机械性能的差别。 奏折又写道： “近年部（户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 新式军舰未能购入，谁都知道原因在西太后，但李鸿章却引咎自责。似乎同时又想把丁汝昌等海军首脑的责任掩过去，意思是他们要买新式军舰，屡次提出，但我没有转报朝廷。 皇帝曾严厉责问过：“日本军舰时常侵入我领海，丁汝昌等人究竟是怎么对付的？是否故意躲避敌人？”所以，这篇上奏也是李鸿章对皇帝的回答。 日本军舰侦察活动极其频繁，但舰队并没有开始行动，因为对“镇远”和“定远”两巨舰怀有恐惧症。 由于害怕北洋舰队，起初，日本的增援部队都是由釜山登陆。在釜山登陆，只需要渡过对马海峡，那里不会出现北洋舰队，是一条安全航线。然而，陆上运输却太难了。在8月的暑日炎天下，到汉城的一段路把人马弄得疲惫不堪。所以，第五师团的后续部队改为用船送到东海岸的元山登陆。 这样，第五师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从釜山冒着炎暑艰难北上，一部分从元山越过山岭向平壤进发。 日军并不想如此，但也只好分散向平壤逼近。对于这样的分散之敌，清军本应该各个击破，可是，他们却没有行动。 “不要战，要坚守，等待列强干涉。”这就是清廷的战略方针。 日本似乎觉察到了清军的意图。侦察结果：清军每天动员兵士和当地壮丁，在平壤城内外修筑堡垒，明显地采取固守的架势。 看样子真打算长期坚守下去呢！不仅陆军是如此，根据基本方针，海军也肯定如此。 日本断定，即使直接往仁川开去运输船，北洋舰队也不会出动。于是，第三师团运输船的目的地不再是釜山和元山，而是径直开往汉城的外港仁川。 这是冒险行动，山县总司令官也奔仁川而来，果然，清舰没有露面。 日军主力陆续北上，侦察部队频频与清军接触。因为是以侦察为目的的小股部队，所以被清军发现后，一般都迅速退走。 平壤采取了戒严措施。 9月2日夜。不断传来日军主力接近的消息，所以警戒部队出到平壤城外巡逻。盛军巡逻队和毅军巡逻队在黑暗中遭遇，双方都以为对方是日军，交上了火，战斗足足打了一个小时，双方各有伤亡。 接近之后，互相能听到喊叫声了，双方都觉得奇怪——本来应该从敌人阵地上传来日语，可是听到的却是中国话。 “打！把日本兵统统消灭掉！” “停一停，好像是误会了！喂，你们是哪部分的？”毅军首先打招呼问道。 “我们是盛军的巡逻队，你们是哪部分的？” “我们是毅营的，毅营巡逻队！” 原来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如果仅仅损失一些子弹倒也罢了，现在竟打死了许多人，真是一场悲剧。 发生这次事件以后，清军停止了夜间巡逻。 清军即使不派出侦察兵，对于汉城的日军消息也知道得很清楚。实际上，朝鲜政府随时把日军的动态报告给清军，朝鲜国王和大院君此时都在日军的“卵翼”之下，不服从就无法活下去。而日、中两国的这场战争真正分出胜败，还在后来。 朝鲜国王等人都认为清军必胜。长久以来中国为朝鲜的宗主国，这种心理上的影响是相当强烈的。 海在当时被视为天堑，他们以为，日本从海上输送援军，会有很多困难，而中、朝两国土地接连，输送援军比较容易。 与其等到清军压倒了日军，才走出来辩解——“我们在日军威逼下一时屈服，决非本意”，不如做些抵抗日军的实际行动，对于日后保身将更为有效。于是，他们提供日军的情报给平壤，朝鲜国王甚至向天津李鸿章发过绝密电报。 离开平壤 在朝鲜发生的这场同日本的军事冲突，清廷高级官员们都认为是“李鸿章的战争”。 民间知识分子则认为，这是“鞑虏和倭人相争”。 所谓鞑虏，是汉族对满族的蔑视性称呼，是把塞外的“鞑靼”和奴隶之意的“虏”组合成词。 在清朝供职的汉族人自当别论，一般的汉族则对以满族为中心的清王朝几乎没有效忠之意。三十年前被镇压下去的太平天国运动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绝不是由于它所提倡的基督教立国的理想，而是“灭满兴汉”这句口号引起民众的共鸣。太平天国称满族人为妖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击溃太平天国的却不是清朝自己的御用军队八旗军，而是汉族的湘军和淮军。湘军、淮军是分别由曾国藩、李鸿章组织的军队，两人都是汉族的大官。 从那以后，保卫满族王朝的骨干军就是湘军和淮军系统的汉族军队，政治实权也掌握在几个汉族大臣手里。 满族（他们都属于八旗中的某一旗，所以被称为旗人）中的一些人，对这种现状相当不满。从他们本意来说，为了改变汉族大臣权势过大的现状，让日军把李鸿章作为政治资本的军队打垮，使他遭受一次挫败，是最好不过的。 不仅在满族中，在汉族大臣中李鸿章的政敌也不少。他们也暗暗盼望李鸿章的私人兵团——北洋军，最好被日军打垮，只要有北洋军在，想把李鸿章拉下台是不容易的。 从一般人看来，满洲人也好，日本人也好，是毫不相干的两伙人。他们要打仗，最好是满洲人打败仗，那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汉人政府。 如果仅仅是对这场同外国的战争漠不关心，倒也罢了，然而，他们盼望的是“打败了倒好”。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委实不少，所以激发爱国气氛之举丝毫不见效。 清政府上层负责人对战争的未来也毫无远见，只有李鸿章及其周围的人考虑了。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使军队减少损失，尽可能争取外国出面干涉，停止战争”。 与之相比，日本对于这次战争及战后的方针却研究得极其详尽。宣战后，在8月17日的内阁会议上，陆奥外相提出甲乙丙丁四项提案，由全体阁僚审议。 甲案——帝国政府已向国内外正式宣布，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并努力促其内政改革。同中国的这场战争，倘若如我（陆奥外相）所期望的那样，日本帝国胜利，也仍将承认朝鲜为独立国，任其行使自主自治，我国不予干涉，也不允许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涉。命运由朝鲜自己把握。 乙案——承认朝鲜为名义上的独立国，由帝国直接或间接、永久或较久地扶植其独立，但自己防御外侮。 丙案——朝鲜不能以自力维持其独立，如果帝国直接或间接均不能尽保护之责时，可依从英国政府从前的建议，由日、中两国共同负责朝鲜领土之安全。 丁案——朝鲜以自力终无指望成为独立国，帝国以独立无法保护，日、中两国在维护其独立中无法取得协同一致时，由我国邀请欧美诸国及中国，仿照欧洲之比利时、瑞士，将朝鲜确定为世界的中立国。 阁议认为此四案各有利弊。 甲案将遭到国际上的议论。从现状来看，确认朝鲜实质上的独立是困难的。日本不干涉，也不允许他国干涉，任凭朝鲜自理，倘若它再度选择排日亲清路线怎么办？现在投放巨额军费，出兵朝鲜，将来却蚀掉老本。甲案不足取。 由日、中两国负责保全朝鲜领土的丙案，因无法保证两国的意见一致，所以也不现实。 至于丁案，免不了要让那些不出一兵一卒的欧美诸国坐收渔人之利，因此也无人赞成。 结果，只有乙案较为理想。不过，这必将造成日本独占朝鲜的局面，恐怕会招致国际上的责难。一旦其他国家侵略朝鲜，如俄国，单靠日本的实力能否阻止？ 目标是乙案，但要推行乙案必将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决定改日再讨论。 乙案——把朝鲜作为日本的保护国，这是一致指向的目标，至于剩下的细节就留待日后讨论。 8月20日，日本同朝鲜之间签订《日朝暂定合同条款》，大致内容是大鸟公使从前向朝鲜政府提出的内政改革、依靠日本资金技术维护铁道和电报线、聘用日本顾问等。 8月26日，在上述条款的基础上又签订了《大日本大朝鲜两国盟约》，其内容如下： 一、此盟约的目的是促使清兵撤出朝鲜境外，巩固朝鲜国之独立自由，增进日、朝两国之利益。 二、日本国担负对清军作战之责，朝鲜国应向日军提供粮食等一切方便。 三、与清廷签订和平条约后此盟约废止。 这个条约由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大鸟圭介同朝鲜国外务大臣金允植两人签字盖章。 日本政府步步紧逼，而清政府则一味等待外国干涉，不采取任何对策。 日本惧怕北洋海军巨舰，但李鸿章心里明白，它们是不足为用的。李鸿章反倒把希望系在陆军身上。 日本惧怕“定远”、“镇远”，但对陆军很有信心。因戒备北洋舰队，开始时把军队分散，输送到北洋舰队不能出没的地方，而最后一次直接把军队输送到仁川，结果也真的成功了。 起初，日军的兵力非常分散，然而中国的陆军却没有抓住各个击破的机会。 “尽可能在平壤长期固守”，这是李鸿章给朝鲜前线指挥官的任务。清军诸将以此为借口，从不出击，只是在城内大筑堡垒。这无异于向日军宣布：我们专事防守，并无出击之意。 在战斗之前胜败就定了。 “趁夜逃脱的袁世凯！”日本这么说袁世凯。 袁世凯乔装假扮，溜出汉城公署，从仁川港逃回天津，难怪人家如此讥讽。 袁世凯称病留住天津，没接受北京宫廷的召见。在日本的强硬政策面前，他一败涂地。他害怕追究责任；也有人说害怕追究责任的是李鸿章。 谣言四起，传来传去，后来竟传说，“袁世凯被人毒杀”。 这一消息在日本的报纸上也引人注目地登载了。 传说谋杀袁世凯的是李鸿章的亲信。 也有传说，从朝鲜逃回天津的袁世凯被李鸿章软禁起来，谁也不让见。袁世凯在朝鲜失败了，但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照李鸿章的指示做的，所以他的失败就等于李鸿章的失败。李鸿章为人卑鄙，想把失败的责任推到袁世凯一人身上。他害怕袁世凯揭露，便把他软禁起来，后来又毒杀了。 还有活灵活现的传说：被软禁的袁世凯从天津逃了出来，要向北京朝廷公开一切内幕。他逃出虎口，到达北京，便去找一位亲友，哪里想到这个亲友早被李鸿章收买了。袁世凯自以为巧妙地逃出了天津，其实，那是李鸿章故意安排的空子让他逃走，并且估计到他逃出后肯定奔北京，还估计到他的落脚点一定是那个亲友处。 可能是给了很多钱，也可能是凭借权势、地位的压力，李鸿章命令袁世凯的亲友“把他毒死！” 接到李鸿章的密令，亲友含着热泪对袁世凯说： “欢迎，欢迎！从朝鲜回来，一定很辛苦，今天晚上我为你接风洗尘！” 哪里知道这位亲友竟在酒菜里下了毒药，可怜袁世凯中毒身亡。 李鸿章多么卑鄙无耻！ ——当然，这是一些谣言，但当时信以为真的人颇多，认为“这种事很有可能”。 日本报纸甚至报道：“目前在北京、天津一带，袁世凯被毒死一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在当时的中国，袁世凯也算是为数极少的朝鲜问题专家。从时局来说，这么难得的人物岂能任其闲逛？毒杀之说更是不着边际。 李鸿章正考虑如何把袁世凯安排到朝鲜问题的新的岗位上，但是，袁世凯已经吃够了朝鲜问题的苦头，再也不想问津了。李鸿章为袁世凯准备的位置是保持原来的“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兼任“抚辑事宜”之职。这是负责兵站的工作，同日本交战时，补充军粮、武器弹药等。 不只是袁世凯，而且还安排周馥为“前敌营务处总理”。他同前线的将领们关系很好，可以协助袁世凯，这就是李鸿章的人事安排。 和袁世凯一样，周馥也不喜欢这工作。两个人四处活动，想卸下这项职务。有时去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处，有时乞求亲戚帮助，有时求助于北京的权势者——翁同龢和李鸿藻等人。然而，李鸿章却无意变动。 这一时期袁世凯的性情变得非常乖戾，同主子李鸿章之间的关系弄得很僵。由于这种情况，外界便做了种种臆测，最后竟造出袁世凯被毒杀的传闻。 周馥同袁世凯两人总算着手组织机构了。 “等我军夺回汉城时，驻汉城公署要立刻正常运转，所以事先必须选好人。”周馥说道。 “话是这么说，但现在这些人到哪里去找？”袁世凯不大起劲地说道。他心里暗暗说：清军能夺回汉城吗？ 袁世凯见过日军的严格纪律和紧张机敏的集体行动，也见过整个清军过于懈怠散漫的形象，所以，他认为我军毫无胜算。不过，当周馥的面，不能说真话。 “请北洋给调查一下不就行了吗？”周馥说道。 北洋大臣李鸿章是人事方面的天才。他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所谓政治，除了人事关系以外，没有别的。他的头脑里满满地装着哪里有什么样的人物，其亲属关系和派系等。如果两个都是有才能的人，把他们放到一起工作，有时会产生龃龉，坏了事。一个人工作又太孤单。倘若找出一对竞争者，安排在一起，就一定会产生惊人的效果。多年的经验使李鸿章深深懂得这一点。 领导阶层的人物现在在哪里，李鸿章自己也许不知道，但他的幕僚集团会调查得一清二楚。这也是幕僚们分内的事。 “好吧……”袁世凯有气无力地答道。 机构组成之后，两人决定到距离前线较近的地方——辽宁去。他们离开直隶省（现在的河北省），越过山海关，进入辽宁省地界时，已是阳历的9月9日。 不同部队的士兵聚到一起，总要发些牢骚，因为他们的话题离不开待遇问题。 “你们按时发饷吗？” “发倒是发，就是不按时，一拖再拖。你们那里怎样？” “饷银按时发给，只是伙食糟透了！昨天我瞧了一下北门的伙食，他们吃得可真不错，量也多。” “提起伙食，我们那里就更差了，简直没法说。你们的伙食，比我们的强多了。” “是吗？比我们这里还坏？真不敢相信。” 关于饷银有明确规定，只能拖上几天，过多的花招使不上，克扣伙食费却是常事。 士兵们互相交换待遇方面的情报，大致知道被克扣了多少，便觉察出他们的状况比别的兄弟营坏得多。 最坏的是卫汝贵的盛军十三营，左宝贵的奉军六营伙食量比他们多出一倍。这可不是光凭传言，而是盛军士兵亲眼看见了的。 “他妈的，让他克扣了这么长时间！” 卫汝贵麾下的士兵们牢骚满腹。 事隔不久，不知谁透露出统帅卫汝贵是某大当铺的老板。这个消息在士兵中间传开了。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的银行机构，当铺就是一种典型的金融机关。经营着一家大当铺，用现在的语感去体会，就等于说他“有一个银行”。 “克扣我们的伙食费，拿去做当铺的本钱。妈的，他算个什么统帅！” “就这样让我们去打仗？少开玩笑，打仗可是个玩命的差事！” “能为这样的统帅卖命吗？” “日军攻过来，我们就逃跑！” “真的，我们傻透了……喂，有酒吗？” “到那边喝，来他个一醉方休。喂，拿酒来！” 军心动摇，散散漫漫。 卫汝贵不但克扣伙食费，还要吃空额，以饱私囊。一个营的定员为五百人，实际上只有四百五十人，他私吞了五十名的饷银。命令他开赴朝鲜前线时，因为要点检，这才赶紧补齐了人数。紧急补充的人是些失业者和无赖汉。 卫汝贵的盛军简直没有什么军纪，打架斗殴不断发生。将领们只知道克扣侵吞，对部下无法严加管束，只好放任自流。这个部队声名狼藉，引起兄弟部队的不满。 这种事当然也传到了本国。 9月12日，李鸿章发电报给卫汝贵，予以严厉警告： “现闻盛军在平壤，兵勇不服，惊闹数次，连夕自乱，互相践踏。左、马、丰三统将，忠勇协力，上下一心，独汝所部，狼狈至此！远近传说，骇人听闻。汝临行时，吾再三申诫，乃不自检束。敌气逼近，若酿成大乱，汝身家性命必不能保，吾颜面声名何在？……务必设法安抚军心，或使孙显寅帮统。” 真是严厉无比的警告。口吻近于威胁：倘若不改，必予处死。 李鸿章同时发电报给叶志超，让他悄悄地转达卫汝贵：“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部队将陷于崩溃，那就把你就地斩首。” 可是，为时已晚——李鸿章发出这份警告电报的三天后，日军开始了总攻。平壤的清军乱哄哄地迎战。 接到警告电报的当天，叶志超给李鸿章复电：“明、后日，必有血战。”相当准确地预见到日军总攻的日期，这是他观察日军动态得出的结论。 平壤有六座城门，东门叫长庆门，西门叫七星门，南门叫朱雀门，北门叫玄武门①，西南门叫静海门，东南门叫大同门。长庆、大同两门面临大同江。可以说，平壤城的命运是系在玄武门上。它处于高岗之上，靠近牡丹台山峰，若凭此山御敌，的确是要地。一旦让敌人夺去，就万事皆休。 清军在玄武门内的高岗上修筑了两座炮台，在门外山顶上构筑了五处阵地，其中牡丹台阵地最坚固。在城南修筑了五处堡垒，在大同江东岸也构筑了五处阵地，并架设了浮桥，保持和大同门的联系，这就是清军的布阵情况。 叶志超在城中心坐镇指挥。左宝贵守玄武门，马玉昆的毅军防御大同江方面，有问题的卫汝贵的盛军担当朱雀门到七星门之间的防御。七星门以北则由叶志超麾下的历战的部队布阵。“历战”一词听起来倒很堂皇，其实是一群残兵败将。丰伸阿的盛军和江自康的仁字营部署在平壤的命脉之处——城北。 9月12日，日军的先头部队到达大同江东岸。前哨战已经开始，叶志超预料数日内敌军会发起总攻。 预料日军总攻日期还可以，只是叶志超电文的后一部分内容太悲惨了：“今日左宝贵右偏中风，超亦头眩心跳，马玉昆最勇而人少，丰伸阿之兵不甚足恃，日势方张，我军兵力如此，只能尽心力以报知遇。” 这篇电文，从脉络上也可以理解是一篇“战败预告”。 在作战会议上，叶志超提议撤退到鸭绿江一线，遭到诸将反对。 不战而退，成何体统？但是，从战术观点观之，平壤距离清政府的后方基地太远，负责军辎粮草的周馥和袁世凯才刚刚越过山海关，倘若退到鸭绿江一线，展开山地游击战，阻止日军前进，按当时的情况是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法。 不过，即使在平壤的作战会议上，不战而退的提议得到通过，发电报请示天津的李鸿章也一定会被否定。即使李鸿章本人认为不战而退是上策，从北京宫廷和政界上层的气氛来看，肯定也不可能被允许。 这是一场为朝鲜宗主权而战的战争，而宗主国的军队居然要从朝鲜领土上撤退，不管怎么从军事观点来说明是最上之策，大概也没人会同意。 被围的清军兵力在一万二千到一万四千人之间，野津中将所率领的日军共有一万七千人。自古以来，攻击围困之军，一般说需要有三倍的兵力，而日军兵力只比清军稍稍多一点。 等待后续部队第三师团到来吗？然而，第五师团的军粮几乎没有了，等待第三师团，官兵就得挨饿，相反，平壤城的防御会更加巩固。当第五师团的先头部队到达大同江东岸时，平壤城内外的堡垒还正在修筑，一天比一天增强着防御能力。 于是，野津中将决定单独攻击，并且要速战速决。 日本士兵只携带两天的口粮，他们以为师团总部会有补充准备，实际上并没有。弹药也一样，每人身上所装备的那一点点就是全部了。 必须在两天之内攻下平壤城，第五师团的粮食补充只有指望城里了。了解内情的军官更是急不可待，这种求战心情也传染给了士兵们。 清军总司令抱着不战而退、撤至鸭绿江一线的想法，军队当然不会受到来自上级的鼓舞。 9月15日，日军开始了总攻。 出到大同江东岸一线与马玉昆军相对峙的，是第一批派到朝鲜的大岛少将率领的大岛混成旅；逼近平壤西南面的，是野津中将亲自指挥的主力部队；进攻城北的是立见少将所率“朔宁支队”。除了这些北上而来的部队，还有一股部队是从元山登陆的第五师团的一部分，由佐藤大佐率领，在平壤西北安营布阵，截断清军的退路。 总攻的前一天，叶志超提出撤退方案，被左宝贵劈头盖脸地顶了回去。 叶志超主张：“如果不趁现在出城，以后就会被截断退路。元山登陆的另一股部队，正摆着截断退路的架势。眼下那股部队还没有布好阵，有可能突围出去。” 叶志超虽然是总司令，但成欢的败绩使他没有统御全军将领的力量。 “到了这种时候，你还想逃跑吗？只有打下去喽！打完之后什么样，到时候再说吧，战争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左宝贵瞪着眼睛冲叶志超说道。 左宝贵是士卒出身，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投到江南大营，显露了头角。他是山东省费县人，不能算淮军系统。在奉天驻防，讨伐当时刚要猖狂的马贼有功。他的部下也惯于作战。三年前，他参与镇压热河朝阳的金丹道教起义，立下战功，被赏穿“黄马褂”。黄马褂是一种马甲，因为黄色是皇帝的颜色，所以一般人是不能擅自穿的。 左宝贵对近来军界的思潮——不是北洋军就不是人，很是反感。 “实在对不起，这次战争的对手可不是马贼！”叶志超说道。 “管它是日本还是马贼，反正是敌人罢了！” 左宝贵愤愤然，竖起眉毛。 “算了，别太激动，会伤身子的！” 叶志超摇头认输。 左宝贵有高血压病，前几天轻微地发作过。 “嗯……算了，我有我自己的一套打法。” 左宝贵根本不理睬叶志超的指挥权和撤退论。从太平天国以来，他出入枪林弹雨，自信实战经验没有人能胜过他。这一点，别人也都得承认。然而，叶志超却露出一副轻蔑的面容，似乎要说：这次的战争性质不同，用对付马贼的战术能战胜日军吗？左宝贵觉得叶志超是要对他这件恩赐的黄马褂说长论短。 日军仍以平壤城北为重点。从大同江正面也开始了攻击，这是为了牵制清军，使之不能往城北拨出更多的兵力。 在城北，勇将左宝贵同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城外牡丹台的攻防战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日军的朔宁支队和元山支队一开始就以牡丹台为目标，集中兵力进行攻击。 佐藤大佐的元山支队从义州街道指向平壤，很快就同清军交火，展开了炮战。朔宁支队用炮声作掩护，逼近牡丹台背后。立见少将信心十足。 朔宁支队距牡丹台只有三百米了。天尚未明，清军阵地上对朔宁支队的悄悄接近早就觉察了，以清兵的技术要命中远距离目标是困难的，所以，尽量等日军再靠近些。当日军到达三百米处时，牡丹台的清军阵地上便一齐开始了射击。 枪声之后，大炮也轰鸣起来。朔宁支队散开的地点正好是墓地，到处隆起的小土包，当做掩蔽物是最适合不过的了。不过，小土包对于躲避枪弹有一定作用，但炮弹却能把整个土包掀走，所以，日军在这一带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正当朔宁支队苦战之际，突然，迂回到右翼的元山支队发起了呐喊声。 日军总攻的前一天，李鸿章根据叶志超的报告，向北京总理衙门发电报，说日军“零星四散，剿不胜剿”。 日军行动灵活，想消灭却抓不到影子。对此，李鸿章在同一电文中加以说明：“日军不似清军那样把锅、碗之类重物带在身上，而是按西洋样式，把‘干粮’装在挎包里。” 不久，日军向牡丹台和玄武门同时发起攻击。 只进攻牡丹台，从玄武门的清军阵地就会打过来支援炮火。按常规，是应当首先夺取城外牡丹台，然后再攻玄武门。日军打破常规，对两处同时发起了攻击，这样一来，清军在城内、城外都忙于自我防御，没有空暇去掩护别人。 在这次战役中，日军的榴弹炮发挥了威力。清炮台上，安装着当时性能最佳的速射炮，使日军大吃苦头。朔宁支队的榴霰弹终于击碎了速射炮，使它沉默了。 结果，牡丹台方面还是首先被攻破了。玄武门的清军得知牡丹台已被日军夺下，斗志顿时丧失殆尽。因为清军最了解牡丹台阵地的威力，对它抱着莫大希望。 “今天豁出去了！”左宝贵决心已定。 他正在城头上指挥作战，忽然听到牡丹台被攻陷的消息，不知想起了什么，急忙跑回自己的住处。 并不是想逃跑。他穿上了皇上恩赐的黄马褂，重新登上城墙，继续指挥战斗。这下子他在城头上成了靶子，中弹扑地，但并没有当场身亡。 左宝贵对跑过来抱起他的部下说： “不要给我丢脸！” 部下将左宝贵抬下城头准备抢救时，他已经牺牲了。 左宝贵刚死，日军便攻破玄武门。 据说，日军中有个叫原田的一等兵一个人攀登城墙而上，进入城内，从里面打开了玄武门。但中国方面的记载是：倭（日本）卒十余人，用绳梯攀缘而上，越过城墙，乘清军不意，斩杀守门兵卒，推开门扉。 总之，日军终于闯入平壤城内。 日、中两军隔着大同江的战斗，难决胜败。马玉昆善于防守，日军无法靠近。实际上，野津中将麾下的日军主力已经把子弹打光了。除了白刃战以外，已经不能再攻击。野津认为，只有暂且解除包围圈，以图再起，别无他策。 正在这时，平壤城上飘起了白旗。 下令挂起白旗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主张不战而退的叶志超。他要求日军让出一条路，让清军撤离平壤，但日本军使断然拒绝了。 日本军使谈判后离去时，走得很慢，慢得奇特。他的步伐似乎在告诉叶志超：“你若想逃就趁早！”至少，叶志超是这么领会的。 当晚，叶志超、马玉昆、卫汝贵诸将集合部队向北逃遁。日军当然知道清军的企图，在途中伏击。山道狭窄，清军伤亡惨重。 平壤战役中清军阵亡两千人，几乎都是在逃跑时被打死的，而日军只死亡了一百八十余人。 清军遗弃的武器有炮四十门、步枪一万余支。临逃走时，几乎都扔掉了武器。 高级将领丢下的私产有金币十二箱（其中金块六十七块、金锭六十一个），砂金十四箱，大小包裹三十来个。 清政府发给的军饷和大量银块，约十万两，叶志超也来不及运走了。而且，一些重要的机密电稿、文书等竟未做任何处理，弃之不顾。 日军胜利是由于清军当事者无能，这是后世对平壤战役的评价。日军方面，尤其从补充给养方面来说，真是打了一场如履薄冰的战斗。叶志超挂出的白旗，确实把打光了子弹的日军救了。 烟不见兮 9月8日，原在东京参谋本部内的大本营挪到广岛。“大本营将于13日前进至广岛”的公报，是以陆、海两相的名义签发的。 军队从广岛的宇品港用运输船运送，大本营推进至广岛，当天皇行幸到那里时，就意味着“御驾亲征”。 最强烈主张把大本营前移广岛的，就是伊藤博文首相。他的目标在于“把作战同外交一致起来”。 战地来的情报，到广岛可能比东京稍微早一些，但各国公使馆都在东京，广岛在外交活动方面肯定是不方便的。伊藤首相立意在天皇亲征这一事实上，他想以此来统一舆论，提高士气。 公布宪法而召开帝国议会之后，甲论乙驳，从外部看来似乎是舆论极为混乱。清政府推测：日本国内舆论分裂，在军事上也不会有果断措施。只要忍耐一时，日本内部必然对立，势必难以进行战争。 伊藤知道这一点，认为有必要显示一下日本国内团结的巩固程度，以粉碎清政府的如意算盘。 明治天皇行幸到广岛是9月15日，正好是日军总攻平壤之日。广岛的行宫就是原来的第五师团司令部。平壤的捷报还没有传来，迎接圣驾的一百零一响礼炮似乎是战胜的预祝。 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类，强国和弱国，强国压迫弱国是理所当然的。——门户开放以来，日本国民就是抱着这样的国家观。 闭关自守时代，日本是个落后国家，被划分在弱国一类里，因此不得不忍受缔结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开放以来，大约三十年间，日本朝着“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的目标全力奋进，要跻身强国之列。 由于在各个领域里惊人地欧化，“文明开化”收到了成效，终于同英国修改了条约。下一步是让全世界承认它“富国强兵”的实绩，那就是必须在战争中打胜仗。人们都觉得，对日本来说，在朝鲜同清军的冲突，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日本充满着活力，但战争的领导者希望国民的斗志燃烧得更旺盛些。宣扬司号兵之类，目的就在于此。 “大元帅陛下御驾亲征”，伊藤等人企图以此进一步燃起国民的战争狂热。大本营推进到广岛，从时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御驾亲征的兴奋劲头儿，由于平壤大捷而更加昂扬。著名的俳人正冈子规当时写了几首俳句： 遍山野，月下三万骑。 千里月，遮眼马上望。 炮声止，月照山头腥。 9月15日，正是阴历八月十六日，中秋节后的第一天。 在中国，中秋节是重要节日，也称做团圆节，是以满月之团圆喻家庭团圆，远离家乡的人在这一天要尽可能回家团圆。 在日本取这个“圆”的意思，做成赏月团子，在中国便是月饼。这一天的中心活动是摆设祭坛，祭祀月神。 月神被称为“太阴星君”：阴是阳的反面，所以，祭礼主要由妇女承担。供品除月饼外，还有瓜，一般都切成花瓣形。比起新年来，颇有女性节日的气氛。 中秋节后的第三天，阳历9月17日，平壤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天津的李鸿章早几个小时接到了这一惨报。 穿过书房的窗户，李鸿章目不转睛地盯着庭院。这是个圆窗，庭院的一部分镶嵌在圆圈中。这个圆形使他想起三天前中秋赏月的情景。庭院的一角还残留着对中秋的惜别留恋之情——一堆灰烬。此刻李鸿章注视的就是它。 画着月神——太阴星君的纸叫“纸马”，因为上面也画着月神所骑的马。上古祭神时，杀马以作牺牲，到了近世用画着马的纸来代替。中秋祭祀完了，把纸马和纸钱一同烧掉。李鸿章官邸的庭院里，还残留着中秋之夜烧掉的纸马、纸钱的灰烬，那黑乎乎的颜色在白色砌石上特别醒目。 “不知北京对这事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李鸿章自言自语。 傍晚时分，北京宫廷来电报，对他作出了决定： “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命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黄马褂就是在平壤战役中左宝贵临死前特意穿上的衣饰，因功而恩准穿用，受挫时便会像今天这样被撤销。 所谓花翎，是用孔雀的羽毛制成，插在帽子后做装饰，也是视功劳而恩准。分为单眼花翎、双眼花翎和三眼花翎三种。是用孔雀羽毛上的圆眼数来区别功劳，三眼花翎当然是最高的了。 黄马褂和花翎类似勋章，并不是平常随便穿戴的东西。 从这天起，李鸿章不能穿黄马褂了，连帽子上插饰的孔雀羽毛也得拔掉。这当然是一种处罚，但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名誉而已，无关痛痒。 接到上谕，李鸿章哧哧地笑了，对旁边的幕僚说： “免官解职岂不更好……” 罢我的官，谅你们也不敢——李鸿章遥想北京重臣会议的情景，心里暗自思量。战幕已经拉开，目前在中国，除了北洋军以外，能战斗的军队究竟有多少呢？没有北洋军参加，就无法进行战争，而北洋军只听从李鸿章指挥。 当时人们把重臣会议叫枢垣会议。 在那天的枢垣会议上，李鸿章的政敌们谴责他措施不当。第一个发言的是李鸿藻，翁同龢响应，但谁也不敢提议免职。最后是硬着头皮“发出严责谕旨”，意即由皇帝给予严厉申斥。 当时的军机大臣是礼亲王世铎（皇族）、额勒和布（武英殿大学士）、张之万（东阁大学士）、孙毓汶（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左侍郎）五人，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也参加重要会议。这年的十月，翁、李二人接替了张之万、额勒和布的军机大臣职务。恭亲王奕?作为皇族军机大臣参加进来，是在十一月。军机处几乎是皇帝的秘书府，目前正由这些强硬派占据着。 驻北京的美国公使在给本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皇帝和他周围的重臣们不仅不想支持李鸿章的对日战争，反而给他制造麻烦。” 李鸿章在与日本作战的同时，还必须与北京的政敌们作战。 烟不见兮云不行，风不起兮波不兴。 那天，黄海风平浪静。这次战役，日本称之为“黄海大海战”，中国称做“大东沟之役”或“鸭绿江海战”。 北洋海军是李鸿章的政治资本，他压根儿就没想让这支舰队参战。至于制海权，北洋海军连想都没想过。 只把它当做威慑的装饰品，似乎有些浪费，反正在海上游弋，干脆用来做运输工具吧。 9月15日晚，载着一大批陆军的北洋舰队从大连湾开出。这一天，日军对平壤发起总攻，但旅顺没得到通知，舰队在次日中午到达鸭绿江口——大东沟，由刘盛休指挥的铭军在深夜全部登陆。 铭军就是刘铭传统率的部队。刘铭传是李鸿章的同乡，安徽合肥人，在李鸿章的淮军中以勇猛善战而闻名。他同左宗棠不和，便脱离军务，将军队交给了侄儿刘盛藻。指挥权可以继承，足以说明淮系军队的私人性质。后来刘铭传以文官身份去治理台湾，三年前又辞掉了台湾巡抚之职。在朝鲜，中日关系紧张之后，北京朝廷想起了这位勇将，曾下诏召见，但刘铭传称病不出。 刘盛藻接受铭军后，又借服丧之机，将指挥权让给其弟刘盛休。 这支北洋军中最强的军队准备从鸭绿江开赴平壤，同日军作战。但是，在他们登陆时，平壤的清军已经大败，正向北方溃退。 北洋舰队圆满完成了护送铭军的任务，提督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诸舰在大东沟海面一字排开，保护铭军登陆的是“镇南”、“镇中”两艘炮舰和四艘水雷艇。因为港浅，只有炮舰和水雷艇能进入港内，“平远”和“广丙”二舰在港外照看铭军登陆。 任务完成，17日上午八时丁提督命令舰队于正午出发。各舰正忙于出发前准备工作，“镇远”舰忽报“发现南方有黑烟”。 时间是上午十一时。 以煤炭为燃料的时代，未见舰影，首先便看见煤烟。不多时，弄清了那些黑烟是从日本舰队冒出来的。 同敌人遭遇！ 北洋舰队并没有进行搜索活动，他们没有掌握制海权的野心，而李鸿章也不曾要求过。北洋舰队的任务只是输送兵员和沿岸防御，至于大舰队在海上的遭遇战，他们从来也没有认真想过。 “全舰立即起锚！” “准备战斗！” 丁汝昌一个接一个地下达着命令。 大东沟港外的“平远”和“广丙”也迅速加入战斗行列。 日本的联合舰队护送陆军到仁川港以后，为支援平壤作战而北上，到达大同江口海面时，是9月15日。日军在这天攻进了平壤。 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中将在电报中报告：“16日，率本队及第一游击军‘赤城’、‘西京’、‘都合’等十二舰，自大同江出发，17日晨经海洋岛至盛京省大孤山港海面，与敌舰十四艘、水雷艇六艘遭遇，午后零时四十五分至午后五时许，进行数次激战。” 日本海军正积极地搜索目标，寻找敌人，与之作战。相反，北洋海军只以输送兵员、警戒沿海为目的，并没想南下搜索敌人，是被迫应战。它背靠大陆，不如背后是大海那样可以自由行动。北洋舰队一开始就处于走投无路的形势下。 日方是十二艘，中方十四艘。清军舰船虽多，但一只不如一只。排水量总吨数日方为四万吨，而中方只有三万五千吨。但中方有铁甲舰五艘，而日方只有一艘。至于速度，日方占绝对优势，平均速度为十六海里，比平均十四海里的清舰高出一筹。实际马力日方为七万三千马力，中方仅为四万六千马力。重炮，中方二十一门，日方十一门，但速射炮日方六十七门，中方仅六门，相差悬殊。 从综合战斗力观之，日本舰队占相当的优势。 战斗训练方面的差别就更大了。近年来北洋海军根本没进行过正规训练。有个时期，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在丁汝昌麾下担当教育官兵之职，后来因待遇问题而辞任。那是丁汝昌接旨进京时，琅威理以为丁汝昌离舰期间应当由他代理北洋舰队总指挥，实际上却是总兵刘步蟾代理了司令长官，他只不过是顾问。 一国的舰队，哪怕是一时的，从常识来考虑，也不能交给外国人。琅威理认为自己受到屈辱，可见他的性格过于偏激固执。当他明白了他当不上代理司令长官之后，干脆辞职不干了。凭着这种偏激固执的性格，他为清军做过严格的战斗训练，素质大见提高。琅威理辞职后，再也没有这么严格的教官了。 李鸿章聘汉纳根为后任。汉纳根是德国的陆军工程师，专长是构筑要塞，旅顺和威海卫的炮台就是按照他的设计和指导建造的。在炮台和要塞方面他是权威人士，但在海军作战训练方面却是个门外汉。他在本国时军籍是陆军。 琅威理离去后，北洋海军中外国人顾问除汉纳根以外，还有德国工程师、德国炮术专家、美国航海术教官、英国工程师等人。这些人都是专门的工程师，与战斗训练毫不相干，在他们之外有个叫尼格路士的英国人，他是退伍水兵，一度负责训练，其实不过是军事教练助手一流的人物。 后来，有个叫泰莱的英国海军后备少尉被北洋海军聘来。他原来在以英国人赫德为首的中国海关工作，当缉私船船长。泰莱进入北洋海军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他在回忆录中说：他之所以在风云告急之时进入北洋海军，纯粹是冒险心理的驱使。他的身份是汉纳根的顾问兼秘书。不过，从时间上来说，他几乎没来得及训练。 北洋海军官兵学会了航海，但没受过多少作战训练。 在这种状况下，两国舰队遭遇了。 据泰莱的回忆录，北洋海军的水兵们虽然训练不足，但极其机敏、灵活。从下级到中坚的军官们大都是些很有才能的人，但越往上越沾染着官僚主义恶习。 提督丁汝昌是淮军骑兵出身，给刘铭传做过部将，在征讨捻军时立下战功，得到李鸿章的极大信任。从根本上说，他并不是海军军人，只是经常被派往欧洲购买军舰，这才与海军结下关系。海军学校设在福建，所以海军中福建出身的人比较多，此外，还有山东、浙江等沿海一带出身的人。安徽出身的丁汝昌是个孤立的存在。泰莱在回忆录中写道：“丁汝昌不过是个傀儡，实际上的提督是总兵兼旗舰管带刘步蟾。” 刘步蟾属于海军的主流派。他原籍是福建省侯官县，幼时听过家乡的杰出人物林则徐的故事。后在福建船政学堂学习英语、测量和航海。学成，被派往英国研习枪炮和水雷。从国外归来，在台湾测绘部落和海岸，制成详图，受到同乡前辈两江总督沈葆祯（林则徐的女婿）的重视，在海军中一帆风顺地升上去。1882年赴德国接收“定远”舰，后来就成为“定远”的管带。 黄海海战时中国海军的实际指挥者是刘步蟾。 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舰队，立即做了战斗部署。 北洋舰队的预定作战方案是采取四列纵队。然而，旗舰上刘步蟾命令旗尉升起的信号旗，却是一列横队。 泰莱写道：“刘步蟾是个惜命的人！” 排成一列横队时，以旗舰为中心，主力舰列于两旁，两翼就是弱的位置。敌舰攻击时，首先要从弱点开始，所以这种队形在初战时，主力舰是安全的。 泰莱写道：“他就是害怕同敌人遭遇。” 泰莱和刘步蟾似乎不太融洽。后来刘步蟾在威海卫自杀殉国，怎么会在这次黄海海战中贪生怕死呢？ 战斗队形是根据桅杆上的信号旗变动的。为了掩蔽自己的作战意图，刚交战时可能不按既定方针变换队形。 虽说是一列横队，但两翼的弱舰知道自身所处位置的危险性，一般都要稍稍靠后一些。所以，北洋舰队现在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排成一个半月形。一般说来，横队是很难维持其阵容的，而且行动颇受限制。不过，舰首有重炮的北洋诸舰，要有效地发挥重炮的威力，仍以横队列阵、舰首对准敌舰为最上策。 提督丁汝昌正站在主炮之上的舰桥上，他的旁边站着泰莱，管带刘步蟾岂能看不见？然而，他却下达了开炮的命令。 当主炮开炮时，站在舰桥上的人会被它的剧烈震动给抛出去。果然，丁汝昌和泰莱两人被震出十多米远。 丁提督扭伤了腰骨，不能站立。泰莱一时失去了知觉。难怪泰莱写回忆录时把刘步蟾的形象描写得那么坏，看来也是有原因的。 战幕拉开，三十分钟以后，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的信号桅杆被日舰炮弹击中。这下子就决定了胜败。那个时代的海战，各舰都依照旗舰的信号旗行动，而此刻北洋舰队的旗舰不能下达命令了。 想改变队形也不可能了，于是，各舰便各自为战。旗舰的信号旗既是舰队的眼睛，也是舰队的耳朵。现在，北洋诸舰又瞎又聋了。 在综合战斗力方面，日本的联合舰队占据上风。而中国海军开战伊始便失去旗舰的信号桅杆，无法采取机动灵活、紧密联系的战术。 殊死的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北洋舰队损失了“超勇”、“致远”、“经远”三舰，“扬威”、“广甲”重伤。 日本舰队的速射炮发挥了威力。“定远”、“镇远”被击中二百余弹，有十余人阵亡。“定远”的主炮炮弹击中日本旗舰“松岛”，但未能击沉它。“松岛”舰伤亡三百余人。 “定远”和“镇远”两巨舰，虽然中了二百多发大小炮弹，仍然没有沉没。 邓世昌管带率领“致远”舰，喷着火星，直冲日本的“吉野”舰，要以舰撞舰，同归于尽，但中了鱼雷，顷刻沉没。 水兵出身的英国人尼格路士身受重伤，临死前不断呼唤女儿的名字。 酣战中，“济远”舰体受重创，离开战列，返回大连湾。各舰认为“济远”的行动是“临阵脱逃”。 下午五时，黄海上飘散出黄昏的气息，日本联合舰队突然掉转队形，开始返航。这是日本舰队的一次明显的胜利。但是，还称不上压倒性胜利，因为日本舰队长期以来的主要假设敌——“定远”、“镇远”两舰，并未击沉。 连续五个小时的海战，并非毫无间断地互相发射炮弹。其间也有过数次的十分或十五分钟的休止时间。日本舰队掉头返航之前停止了炮击，开始时北洋舰队还以为这是日本舰队的暂停。 日本舰队的舰影逐渐远去，“镇远”舰上的美国人航海术教官马吉芬喃喃地说道：“日本舰队炮弹也打光了……” 北洋舰队诸舰的弹药库几乎都空了。 丁汝昌、刘步蟾率领北洋舰队，带着满身创伤，拖着沉重步伐，返回大连湾。 下一个时代 位于鸭绿江下游的义州是朝鲜的要冲。它的对面是中国的九连城。为确保鸭绿江一线，隔江相望的义州和九连城都是军事上的重要据点。 隐藏在前线战斗的背后的给养补充问题，在战争中极为重要，是决定胜败的一大因素。 袁世凯担负了补充给养的任务。 开始是打算靠海上运输往义州补充武器粮食，但现在办不到了。黄海的制海权已落在日本的掌握之中。 袁世凯十分沮丧。对于朝鲜的事情，他已经厌烦了。他想在朝鲜做的——确立中国的宗主权，几乎是归于失败。他在朝鲜尽了一己之力，虽然有点过分。正因为过分，才同日本发生了武力冲突。 “你的做法很不高明！” 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等人直率地指责袁世凯。可是，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办法吗？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本想以患病为由辞掉不干，但主子李鸿章大声呵斥道： “善后的事总该处理一下吧！” 于是，袁世凯同周馥一起，跨过山海关，朝沈阳（奉天）进发。带着前敌营务处总理头衔的周馥，对这项工作也不十分起劲。 最初计划是武器弹药由海上运输，粮食在义州附近采购，然而，两人赴任的途中，平壤失陷了。黄海之战，清军又失去制海权。日军乘胜北上，追击败退的清军，义州也成了双方交战的地区。从那里购进一万石军粮，完全不可能了，只得从国内往外拉。 他们的工作比预料的要忙得多。 “不得了啦！”从外地回到沈阳的周馥，语调比平时激动。 “怎么了？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事值得大惊小怪的？”袁世凯问道。 近来，他有些自暴自弃了。 “‘济远’的管带要被正法！” “啊！正法……” 袁世凯登时愣住了。 “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被处以死刑。 “是啊，而且不会缓刑。” “太严厉了！……当然也因为有前科。牙山之役，方伯谦也许有他的理由，不过……” 日本所谓的“丰岛冲海战”，在中国称之为“牙山战事”，就是东乡平八郎大佐击沉“高升”号的那次海战。当时眼看要被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掀翻，“济远”挂起白旗逃跑了。尽管管带下令竖白旗，可炮手们却继续开炮轰击。 “真是丑态百出，听说还挂了日本军的军旗！”周馥说着，恨恨地骂了一句。 据说，在丰岛海面，方伯谦为了把投降的意思表现得明白些，在白旗的下面还恭恭敬敬地挂上了日本军舰旗。这件事在东乡平八郎的日记中也有记述，肯定是事实。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对此事也有所闻，满心不快，但是海军将领奇缺，后继无人，所以不能罢方伯谦的官，只好让他继续担任“济远”舰管带之职。 有这样前科的“济远”舰又第二次临阵脱逃。 方伯谦报告说：“舰炮被击坏，舰体严重损伤，凭自力脱离战线，勉强开到大连湾。” “济远”舰舰炮确实毁坏了，但据说并不是被日本舰队击中，而是他自己炸毁的。舰上的弹痕也都是用巨锤故意砸出来的。如果这是事实，那可太骇人听闻了。 战后，也有人认为方伯谦是无罪的。 黄海海战之后，未过一个星期，9月23日，接到丁汝昌的禀告，李鸿章决定将方伯谦处以死刑，于两日后拂晓执行。在这种迅速判决并执行的背后，有人怀疑肯定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孔广德编的《普天忠愤集》中有一篇《冤海述闻》，说处死方伯谦是丁汝昌、刘步蟾和汉纳根三人的阴谋。他们都同方伯谦有私怨，如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盖了许多房屋，租给高级将领居住，只有方伯谦不租用。 其实，恐怕是黄海的败战需要找个替罪羊，而方伯谦被选中了。当然，他能够被选中，也一定有理由。 《冤海述闻》也为方伯谦作了辩护，说：在丰岛海面，“济远”力战，炮击日本“吉野”舰，打得它倾斜，挂起白旗和黄龙旗逃遁（黄龙旗是清朝的国旗）。“济远”准备追击，但舵机损坏，不能跟踪，只好返航。 这可是倒打一耙的偏袒。东乡平八郎的日记是可靠的。日本官方的报道是清舰在丰岛海面首先攻击日舰，而东乡记为日本方面先发制人地发起了攻击。他不管官方怎么说，如实记录，因此，“济远”挂起白旗和日本舰旗逃走的事实是可信的。 逃回大连湾的“济远”舰的损伤是人为制造的，对此，泰莱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述。 大本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声名狼藉，毫无威信。可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是受到日本国民的绝对信任的。明治二十七年9月18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名义公布的大本营战报说：前16日午后五时，本舰队第一游击队“赤城”、“西京”等十二舰，经海洋岛向大孤山海面进发。17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发现敌舰队“定远”、“镇远”、“靖远”、“致远”、“来远”、“经远”、“威远”、“扬威”、“超勇”、“广甲”、“广丙”、“平远”等十二舰及水雷艇六只。 这项战报与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电报——“敌舰队十四舰及水雷艇六艘”相比较，大本营发表的少了两艘，伊东电报中无舰名。实际上，这时北洋舰队堪称战舰的有十二艘，另有“镇南”、“镇中”两艘炮舰和四艘水雷艇。把炮舰也算在军舰里，确实是十四艘，但伊东把四艘水雷艇看成了六艘。如果大本营把炮舰当成水雷艇，数目就相符了。大本营公布的“威远”，这时并不在北洋舰队里，可能是把“济远”误认为“威远”。 此外，还有五艘运输船，也可能是把它们当中的几艘错认为军舰或水雷艇了。 不过，别的舰名都对，单单把“济远”搞错，很可能是“济远”在战场的时间不长，致使日方无法确认。 牺牲一人而救众生，佛教叫“一杀多生”，可以套用一句：一杀多戒。“广甲”的吴敬荣等人，按说也算是临阵脱逃，但有了方伯谦这个靶子，其他官兵引以为戒也就行了。怎奈他继丰岛海面战役之后再次脱逃，作为杀一儆百的牺牲者，实在是非君莫属。 “还真不能掉以轻心呢！”袁世凯不由得摸了摸后脖颈。 这次战争责任最大的，岂不就是我！——想到这里，方伯谦的处死，与他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了。 黄海海战的次日，李鸿章写了一篇奏折，送往北京。他在奏折中说： “北洋人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唯有严防渤海，力保沈阳，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请另简重臣，督办奉天军务。” 李鸿章的意思是，这次战争简直不是日本对中国之战，而是日本对李鸿章之战。事实上，动员的军队大部分是淮军，出动的海军则是李鸿章一个人惨淡经营的北洋舰队，只有他一个人在拼命战斗，别人都若无其事。奏折中充满了抱怨情绪。 返回旅顺的汉纳根来电报说：各舰或多或少都受了损伤，修理大约需要三十五天。就是说，自今而后的三十五天，北洋舰队的战斗能力等于零。究竟会怎么样呢？李鸿章陷入沉思。 武器弹药不足。光靠北洋一隅是不行的，必须集中全国之力。李鸿章打电报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他尽量多弄些武器送来。李鸿章觉得刘坤一比湖广总督张之洞通情理，当然也给他的胞兄——两广总督李瀚章打了电报。弟兄之间，遇到这种事就顾不上客气了，何况谁都知道李瀚章能当上总督是沾了弟弟的光。李鸿章要求哥哥给予报答也无不可，一开口就借用步枪六千支，随后又打电报，“希望尽可能多借一些”。 李瀚章确实为弟弟尽了最大努力，甚至做过了头，惹下祸患——为筹措军费，他竟想使用“闱姓捐”。 所谓“闱”，本是宫廷侧门之意，也指科举的考场。科举规定，乡试在各省会进行，合格者称“举人”，有资格参加北京的会试。会试合格，便是进士。 会试，是从全国会聚而来的举人的考试，谁将怎么样，无从知晓。但以省为单位的乡试时，对参加考试的人几乎都熟悉。他是谁家的第几个儿子，能考得怎么样，等等，事先都有评议。于是，对谁能考上下赌注，这就是“闱姓捐”。 拿神圣庄严的国家考试赌博，成何体统，因此废止了。李瀚章想把它复活，不管是什么样的赌博，设赌抽头的人总能捞到一大笔钱。李瀚章打算用官办赌场的钱充当军费。 他本人也许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方案，但是，没有充分估计到民众对赌博的反感。是李鸿章的哥哥，这一点使他有所倚仗，但同时又是他的弱处所在。李鸿章的政敌很多，他们觉得攻击戒备森严的弟弟，不如攻击漏洞百出的哥哥。于是，恢复闱姓捐的提案遭到舆论的全面攻击，李瀚章竟被逼到辞官的边缘。反对者，确实是有的，但也不难推测有人从旁煽风点火。 九月二日（阳历9月30日），李鸿章坐在天津的公署里，整天思考着计策。这时，户部尚书翁同龢来访。翁在一个多月之后当上了军机大臣。十年前，他曾当过三年的军机大臣。现在，他侍从天子左右，成为朝廷的重臣，是人人皆知的反李鸿章派。 这样的时期，这样的人物，特意从北京赶到天津来，当然是为了公事。原来，他是奉西太后之命来会李鸿章的。 翁同龢时时提醒自己：这次是奉皇太后之命而来，将她的命令传达给李鸿章，再把李鸿章的答复转报太后，如此而已…… 总共有几件事，其中之一是非常简单的。 “要严厉责问：这回为什么把事情搞得这么糟？”西太后说。 尽管这么问，实际上她比谁都相信李鸿章。翁同龢把西太后的这句叱责传达给李鸿章，心里感到很痛快。 清朝，把军机大臣当做天子的秘书来使用。到了清末，有实权的总督也参加进来。清朝的制度原来是把大学士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不论是军机大臣还是总督，都兼任大学士，所以极有权势。大学士的定员是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各一名，协办大学士两名，计七名，也可以缺员。例如文渊阁大学士自光绪帝即位以来二十年间一直空缺。七名大学士中，文华殿大学士为首席。 李鸿章身为文华殿大学士已有二十年。在此之前，曾任协办大学士三年、武英殿大学士三年。 翁现在还不是大学士，他当上协办大学士是三年以后。 在朝廷的席次，翁同龢也很低。但这次是奉西太后的懿旨而来，所以进了天津的直隶总督公署，他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首。 李鸿章垂头听了西太后的叱责之词。 “水陆各军均遭惨败，臣无可辩白。”李鸿章说道，但心里却在说：这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辅佐国政的并非我一个人！北洋军确实是我创建的，在我之外，又有谁创建过军队？我从来不反对别人建军队。 “沈阳可是陪都！”翁同龢说道。 现在的国都是北京。满族人入关之前，有一个时期曾以沈阳做国都，顺治帝以前的太宗和太祖陵均在那里，因此，把沈阳视为陪都。 “臣知道。”李鸿章仍低着头回答。 “那是重要的地方，皇陵也在那里，一旦发生意外，你能担待得了？” “老实说。奉天兵不足恃，臣没有把握。” 李鸿章口气生硬，翁同龢有点犹豫了。他预感到，再加申斥，李鸿章会提出共同责任的问题来。于是，他立刻改变话题。 “问问李鸿章：是否可以借助于俄国？”西太后曾说过。 她非常希望快一点结束战争，想同李鸿章商量，可否借助俄国的力量，促成议和。按照翁同龢个人的意见，在陆海失利的情况下，议和有失中国的脸面，又不能指望得到好处，所以不能同意。要等前线取得一些反攻胜利，再进行议和。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现在议和，就得不怕举世唾骂。 “这都是皇太后的懿旨，我只是传达一下。你的答复，我也将不置一词地照样转奏。”翁同龢故意添了这么一句。 “俄国公使因病回国尚未归任，同他们的参赞倒是不断来住。俄国对日本侵占朝鲜非常愤恨，喀西尼伯爵也经常提及。臣以为，往俄国派一特使也是个办法。”李鸿章答道。 “依靠俄国行是行，但很难说他们就没有阴谋。假装亲近，然后占领东三省……实际上，占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吗？” “请圣上放心，我敢保证绝不会发生这种事。” 李鸿章一贯是亲俄派。当他说保证俄国没有野心时，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 “总之，我是代表皇太后来办事的。刚才我已说过，我要把你的话，一字不差地上奏。”翁同龢说完，回北京去了。 这一天，朝廷任命了一个前线总帅——“命宋庆节制前敌各军”。 宋庆是七十五岁的老将，曾在袁甲三手下，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赏给“毅勇巴图鲁”称号。 巴图鲁，满语是“勇敢”之意。对军功显著者，授予这个称号。后来宋庆的军队被称为“毅军”，他的部将马玉昆已经率军出征朝鲜。 宋庆是山东人，既不属湘军，也不属淮军。最初，他给同乡前辈的安徽亳州知州宫国勋当仆从。那时正是镇压捻军之战最激烈的时期。捻军的一个将领孙之友前来诈降，计划在清军内部暴动。不知什么缘故，竟被宋庆看破了。得到主人宫国勋的许可，他杀死了孙之友，接管了孙之友的部众。 宋庆从一个仆从升为部队之长，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有趣的是，他所率领的部众绝大多数是安徽人，同淮军官兵同乡。宋庆虽然不属淮军，但常被看成淮军，像是淮军的一个旁系。 宋庆的毅军在光绪六年（1880年）由汉纳根指挥在旅顺构筑要塞，此后一直驻扎旅顺。由于离前线较近，十天前宋庆已接到开赴九连城的命令，军队正在移动中。 当时还没有电讯联络，宋庆到了九连城才接到让他统帅全军的命令。 你还在那里磨蹭什么？赶紧去九连城！你的任务不仅仅是补充给养！——阴历八月末，袁世凯接到李鸿章打来的如此含义的电报。 这时，袁世凯同周馥在沈阳，正派人去西北方的新民厅采购军粮。其实，采购军粮是他们滞留沈阳的借口，这种工作是完全可以委托给商人的。 “将军们太无情了！就这么去前线有多危险！”嘴上虽然不说，但袁世凯和周馥两人心照不宣，尽可能不往前线靠。 正在这时，主子李鸿章来了斥责电报。 他们的任务不单是给养补充，从天津出发时李鸿章就亲自叮嘱过。 “如果我军战事不利而退却时，你们要收容残兵，重新编制战斗单位。”这就是另一任务。 清军在平壤失败，纷纷向后撤退。这种时候，应该尽可能靠近前线，收容残兵，装备他们，使之再战。 “没法子。走吧！”周馥说道。 现在由于陆海军败战，北京和天津都处于激动之中。这是非常时期，违反命令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难以想象。被正法的方伯谦就是前车之鉴。 “脑袋被砍掉，那就什么都完了。”袁世凯答道。两个人的想法完全相同。 倘若被斩首，那就本利全丢，于是他们决定去九连城设立转运站。 此时宋庆正率领毅军向前线急奔。 宋庆从旅顺开拔时，向北京和天津发电报，预计九月十日（阳历10月8日）前进到九连城。 当时的日本报纸报道：“宋庆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李鸿章大为愤怒。” 这段报道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任命全军统帅，原是李鸿章向北京朝廷请求的。现在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没有理由发怒。 如果说近来李鸿章时常发怒，那可能是因为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为首的三十五名翰林联名弹劾他。 文廷式，江西人，是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龢的门生。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仅仅四年便升为侍读学士，确实是破格提拔。 中了进士，一般被叙为七品官。同为七品官，差的被派到地方去当知县，而好的将来当大官，便放到翰林院里进修。翰林院编修也是正七品，这是选拔人才必须经过的关口。中进士才四年，一般说来还应该在这个关口前徘徊，可文廷式已升为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了。这是与国子监祭酒①同格的从四品，晋升得太快，岂止是连升三级。 当然也因为文廷式是榜眼，成绩突出，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原先在广州将军长叙家里坐馆，教他两个女儿读书，后来这两个女儿都为光绪帝所爱，就是珍妃和瑾妃。光绪帝早就听二妃提过文廷式之名，所以公布进士及第时，他说：这个人很出名。 翁同龢为网罗反李鸿章势力，要把一些可以瞩望的年轻官僚拉到身边，便盯上了文廷式。 文廷式认为，现在正是驱逐李鸿章的绝好机会。 他对翰林院的新秀们谈了自己的想法，决定联名弹劾李鸿章。年轻的新秀们都渴望脱颖而出，也许心里正想着“下一个时代即将来临”。 现在虽然还是李鸿章的时代，可是，他年事已高，霸者更迭的时代不远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将由拉开时代序幕的集团主宰，新时代的明星宝座将由扯掉旧时代幕布的人占据。 “千万别落在后面……”这是新秀们普遍在思索的问题。不过，他们很谨慎。翰林院这个宝贵位置，得之不易，可不能因为一些微妙的举动而失掉它。若是集体行动，他们的胆量就稍稍大些，再有一个“大义凛然”的理由，就更可以放心大胆地采取行动了。现在，他们眼前正飘荡着一面大义凛然的旗帜。 清军在朝鲜被东洋小岛国日本给打垮，陆、海军双双惨遭失败，弹劾使中国如此丢脸的人还怕谁谴责吗？他们的呼声出于爱国心，出于义愤。他们要站出来声讨败战的责任者，被声讨的正是旧时代的代表。 弹劾李鸿章能获得通向新时代权力宝座的通行证！文廷式抓住翰林院这群野心新秀们的心理，汇集了三十五人。 弹劾的内容不外是李鸿章疏于戒备，掣肘诸将，任用私人，不设粮台，删改电奏，欺瞒朝廷等。末尾下了这样的结论：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亡国，请予罢斥！ 李鸿章对于弹劾他的事早有所知，因为翰林院里也有李鸿章的人。 历经权力之争的李鸿章清楚地知道，在弹劾者的背后，有翁同龢牵线操纵。 “黄口小儿！”李鸿章听到联名弹劾的消息，轻轻地啐了一口。黄口小儿当中竟有一个六十五岁的翁同龢，其实，李鸿章啐的是不靠实力、只靠皇帝恩宠得权得势的人。 领唱者文廷式当过光绪帝爱妃的老师，而幕后操纵的翁同龢又是光绪帝的师傅。 “皇上也太成问题了！”李鸿章自言自语。重臣们嘴里所说的皇上实际上指的是两个人，即皇帝和西太后。现在李鸿章是指前者。 已经成年的光绪帝，燃烧着亲政的热情并非坏事。比起没有欲望的皇帝来，为国家着想，还是拥戴这样有欲望的皇帝要好些。然而，为亲政而网罗的人才，净是些无聊的家伙。看来问题出在网罗的面不广。自己的师傅，爱妃的老师……都是皇帝的私人。这些人是否有才干，值得怀疑。 前几天，翁同龢作为西太后的钦差来到天津，他提出的所谓自己的意见，在李鸿章看来，都不得要领，不符合现实。这是因为他缺少结合现实问题的经验。 李鸿章暗暗拿定主意，对弹劾不予理睬，我行我素。 他闭上眼睛稳了稳情绪，从容不迫地拿起毛笔，开始起草电稿。书案上，堆着各种各样的报告。 其中也有袁世凯来的电报：“已将九连城转运站迁至凤凰城，窃以为办事诸多方便。”这是把兵站基地后撤了。败兵陆续渡过鸭绿江，进入九连城。 李鸿章相信袁世凯的预测，可能九连城也要失守了。袁世凯这个人有特殊嗅觉，他的措施可能是正确的。 李鸿章想挥笔叱责败战之将，激励他们为挽回名誉而战。他首先给卫汝贵一纸电文： “讲宫诸人（文廷式等）弹劾汝之军队，军心不稳，纪律紊乱，到处骚扰，平壤之役，不战而退。又同时弹劾我对汝等有所庇护。朝廷恨汝，几近切齿。兹命宋庆前往，严肃调查。此次宜火速集合败兵五千，整饬军令。如遇贼（日军），血战一场，或许能稍赎重罪。倘非如此，汝至危矣！在津将士均谓汝等临阵脱逃，痛骂盛军人数虽多，皆不能战，是否愿当此恶名？切记！” 好严厉的电文，而李鸿章仍觉得不够劲儿。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李鸿章一边写着严厉的电文，一边提醒自己，不要过于激动，以防失去自我控制。 折断伐南旗 朝鲜自古以来乡党意识就非常浓厚。在东学中，也有南接、北接之类的说法。“接”是什么意思呢？东学在1878年设立了门徒集会之所，当时称“接所”，就是教会。“接所”，简称为“接”。南接，是指南方的教会，北接，是指北方的教会。南接就是全罗道，北接就是忠清道。开始时只是划分地域之意，后来竟与路线斗争结合起来，名词被赋予深刻的含义。 想把东学尽量限制在纯宗教活动的组织范围内，称做“北接”；要把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相结合，称做“南接”。 全罗道出身的人本应该都是南接，但其中也有人主张，东学是宗教团体，致力于大众精神方面的教化就够了，不要涉足政治。相反，本应该是北接的忠清道出身的人中也有人主张，东学钻在宗教的贝壳里实在可笑，如果有理想和抱负，就应当为实现它而倾注一切努力，不惜扩大到政治领域，诉诸武力，积极地行动起来。 本来朝鲜人当中好激动的人居多，组成集团斗争，就更是一往直前。 如果是因为地域闹口角，那么，双方按照习惯，互相吐唾沫，狠狠骂上一顿，也就完了。可是，像东学这样，在同一集团中路线不一致，问题就严重了。 就日本出兵之前的东学起义而论，因为北接派领导人崔时亨对军事行动消极，所以在忠清道南部缺乏号召力。这样分散了力量，对朝鲜政府军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的确，当时东学的举兵有些不够果断，后来在内部也作过总结。 南接派领袖是全琫准。他面对日本出兵的新事态，越发坚定了信念。他早有预料，不做出抵抗的姿势，敌人会毫不留情地长驱直入。敌人已经来到面前，能把自己锁在祈祷的世界里无动于衷吗？全琫准积极地准备武装起义。 然而，东学这一宗教团体的上层却大都是北接系。南接的理论家们反复地鼓动武装斗争，但要使整个教团行动起来，是需要时间的。 “你们没看见吗？倭兵（日本兵）在汉城到处都是！你们打算就这么置之不管吗？祈祷有什么用？除了拿起武器战斗，没有别的办法。你们还能算是东学信徒吗？不，还能算是人吗？” 嗓门高起来，议论升级了。 在宫廷内部，大院君同闵妃派有分歧有斗争，在朝鲜的其他领域里，各个派别的抗争也很激烈。这也许是儒教家长专制体系的影响，从一家一户开始，同塾、同乡等关系纠缠着，不管本人如何，都要依照所属集团的意志行动。 主战论的南接宣扬自己的主张。声调越来越高。尽管主张宗教纯化的北接反对举兵，但它也不是非暴力集团。为了打倒对立的南接，北接并不怕使用武力。南接方面大骂： “你们算什么男子汉，一群窝囊废！” 越骂越凶。挨骂的一方不可能默不作声，结果不断地发生殴斗，甚至激化到出现伤亡。 “南接太蛮横了！” “竟然动刀动枪威胁我们！” “对于强暴，我们也得用武力相抗！” 北接方面开始集结兵力，不是为了同日军和朝鲜官军作战，而是要跟共同信奉东学的南接火拼。北接领导者金演局、孙秉熙、孙天民、黄河一等人组织了伐南军，揭起了伐南旗。 他们起草了檄文，准备发往北接各地。檄文说：“以道（东学）作乱，实属非是。全琫准、徐璋玉等辈乃国家之叛逆，师门之乱贼，吾等何不群起而攻之？” 这就是内部分裂。 这样下去，不仅不能同日军作战，反而会使东学自我崩溃。南接方面在起兵之前也必须解决同北接的对立问题。 这期间，形势大为变化。成欢之役，清军大败，日军占领了牙山。清军向平壤退却而去，日军在后紧迫，朝鲜政府只有当日本的傀儡了。 日本侵略朝鲜，最强烈反对的是东学。同政府军讲和时，东学坚持加上一条：“严惩通倭者。” 如今，朝鲜政府自国王以下的要人全都通倭，虽然是迫于武力。 不，“通倭”一词表达得并不充分，实际是屈从于倭人。从此以后，朝鲜政府的意图，就是日本的意图。日本的意图是统治全朝鲜，而统治全朝鲜就必须消灭反对日本的东学。日本驱逐清军之后将采取什么行动，东学是看得很清楚的。 东学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势力，但一直以朴素的方法维持的内部统一，目前到了极限。朴素的方法就是靠人事关系。组织扩大以后，人事关系也随着复杂起来。 东学第一代教主崔济愚遇难后，崔时亨成了第二代教主。本应该他一声令下，东学便齐声响应，但现在却做不到。其原因不只是组织的扩大，还在于教主崔时亨的观点是东学中的少数派。 要进行为第一代教主恢复名誉运动——“申冤运动”，崔时亨很谨慎。起初是反对，后来知道赞成者占多数，他才下定决心。他在统率教团的政治方面，并不出众，他超群之处是作为一个宗教家的才能。 崔时亨心里只希望把东学的活动限制在宗教方面，并使其纯化。可是，前来参加东学的，是些饱受压迫、对现有宗教已经失望的人，他们要越过阻碍干一场。 显而易见，屈服于日本的朝鲜政府将同日本一起镇压东学，因此，武装暴动已成为多数人的意见。 东学之所以出现南接和北接的分裂状态，说到底是教主崔时亨赞成少数人意见造成的。 在东学内部，一些有心人对这种状态也很忧虑。其实，这并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武装暴动实际上是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北接的头面人物在内心也是赞成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朝鲜式的家长制以及对上级的绝对忠诚，使许多人无法表态。而且，北接和南接的对抗，在感情上也产生了隔阂。不过，对抗只是数月以来的事，感情上的对立还不算深刻。双方都盼望早一天解决。 这时，出面调停的是吴知泳。 他是东学里为数甚少的知识阶层出身的人，他从孙和中那里接受了东学教义，其后又跟随金邦瑞学习。儒教作为一种体制，朝鲜比中国更严格。一旦拜人为师，就终生执弟子之礼。 事有凑巧，孙和中属南接，而金邦瑞属北接。当然，过去并没有南接、北接之分。如果说有这种称呼，那也只不过是表示出身地或居住地罢了。总之，孙和中与金邦瑞是后来才渐渐分属于南接和北接的。吴知泳与两方面的要人都有较深的渊源，作为调停人是最合适不过的。 吴知泳出任调停人，据他的著作中记载，时间在中秋节之后，正当清军从平壤败退、黄海制海权落到日本手里的时候。 “听说你们要举旗伐南，是吗？”吴知泳拜访北接的领导人，问道。其实，不问也能看出来，北接的司令部——报恩郡的大都所里充满了杀气。 “以道作乱者，依据东学精神，必须予以讨伐。这是我们的信念。”大都所长金演局答道。 “你们何必去讨伐呢？日本军和朝鲜傀儡军正在讨伐他们。南接同敌人打得不错，不过，我认为他们肯定打不赢，因为同属东学的北接也要出兵了……他们的命运会怎样呢？” 吴知泳扫视着金演局等北接领导人的脸，仿佛在向他们每个人发问，语调缓慢而柔和。 没人回答。孙秉熙似乎晃动了一下肩膀，吴知泳便盯住孙秉熙问道： “不用各位回答，结果不是明摆着吗？南接军受到敌人和昔日伙伴的双重征讨，必败无疑。北接军一定能大获全胜。怎么样？你们高兴吧？” 依然没人回答。停了一会儿，吴知泳接着说： “后世的历史学家对这次战争将如何评论呢？你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套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说辞吧？我想听一听，能说给我听听吗？” 金演局瘪着嘴，轻轻合上了眼睛。孙天民垂下视线。孙秉熙并不躲避吴知泳的目光，身子一动不动，脸上泛起红晕。 “因为我们再也忍不下南接那帮家伙的无理谩骂！”孙秉熙似乎终于按捺不住，首先开口了。说完，他的嘴唇颤抖着。 “噢，那就让他们来赔罪，事情不就完了吗？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就像兄弟之间吵架一样。兄弟吵得再凶，如果有人来欺侮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兄弟俩就会忘掉吵架，互相帮助，一致对外。这难道不是我们朝鲜人的人情吗？” 对吴知泳的话，孙秉熙深表同意。 “我们之间有南接、北接的问题，”吴知泳又说道，“但是，在日本军和京军①的眼里可没有南北的差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是整个东学。你们也是他们的讨伐对象，这还不明白吗？” 在吴知泳的雄辩面前，北接领导人都低下了头。 其实，他们心里也在想：若不是所属关系，若不是以往的一些缘由，对于武装暴动，他们也并不十分反对的。 “如果能向我们道歉……”孙秉熙道出真情，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当然要赔礼道歉。我代表南接，向你们赔罪。” 吴知泳立刻跪倒在地，叩头谢罪。 “好，你瞧！” 孙秉熙站起来，抓过竖在屋角的旗帜，狠狠摔在地上，用脚踹断。这就是“伐南旗”。 调停成功了。 当然，在北接集团中，主张东学是纯粹的宗教团体，坚持反对武装暴动的人仍然存在。但是，能使北接一派的大多数倾向于武装暴动，这就是巨大的成功。 日军在平壤和黄海的胜利，使英国感到了危机。 英国的权益中心在上海。日本掀起战端时，英国认为只要战火不烧到长江下游，倒也不必干涉。 不过，当时英国预料清廷不至于一败涂地。现在，从战况来看，似乎清廷已经无法挽回败局。于是，英国开始考虑将来的问题了。它是最希望清廷能够维持现状的。 日本彻底打败中国，清朝的政治体制必然崩溃，中国全土必然陷于混乱状态，工商业活动将停顿。这正是英国所担心的。从日军进攻迅速这一点看来，很有这种可能。 据英国分析，清朝崩溃，意味着它的边远地区开始从中央脱离出去。西藏，新疆，还有东北部会首先离去，但不是独立或自治。它们的背后都肯定有列强的力量在活动。周围地区动摇了，中央部分的反政府运动就会激化，从而加速混乱。到那时，英国所害怕的工商业停顿必然要出现。 反政府运动即革命运动，这时也开始在中国内部萌动了。 近来，孙文在夏威夷。他抛弃了以前那种去天津说服李鸿章进行改革的书呆子气，正在同洪门的人们接触。他要募集武装暴动的资金。 “推翻满清，建成我们的新政权时，加倍偿还。” 孙文以这种条件筹措军用资金，他的计划越来越现实。 清朝的房架子还算牢固，但是，一次巨大的失败会使它动摇。考虑到这一点，英国便想出面劝说日本停战了。 10月8日，英国公使向陆奥外相提出两个条件，探询停战、媾和之意，即：一、列强保障朝鲜之独立；二、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这位公使于8月中旬到任，不久便造访日本外交部，暗示：英国政府对日、中两国的战争最近要提出自己的意见。 10月初，可能英国看清了战局，向欧美主要国家号召：中国已经出现了反政府运动，为保护本国侨民，欧美各国应当共同行动。 10月6日，英国又提议，共同劝告日、中两国讲和。这些国家是法、德、意、俄、美五国。 英国公使对陆奥外相说： “关于日、中两国间的媾和，各国正在讨论，不久将提出相同的建议。” 日本政府当时对媾和条件尚未研究，但这是迟早要研究的，于是借此机会，在政府内部开始了研究。日本外务省以照会形式拟订了三个方案。 甲案： 一、敦促清政府承认朝鲜之独立，割让旅顺口、大连湾给日本，作为永不干涉朝鲜内政之保证。 二、敦促清政府向日本赔偿军费。 三、清政府应根据同欧洲各国缔结的现行条约，与日本缔结新约。（这不外是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 在实行以上条件之前，清政府应向日本政府作出充分的保证。 乙案： 一、由各强国保证朝鲜之独立。 二、清政府割让台湾全岛给日本。 其他条款同甲案。 丙案： 在日本政府明确提出停战条件之前，先了解清政府的意向。 陆奥外相把这三种草案呈送广岛大本营的伊藤首相处。 陆奥外相在《蹇蹇录》中记述：“甲、乙两案竟成为后来起草《马关条约》之基础。” 伊藤首相同意了甲案，但他认为现在立刻答复英国，不是上策。可是，英国公使正式照会，不能不给予回答。陆奥外相把丙案稍加修改，在英国公使来访的十五天后，递交过去。其文如下： “对于英国皇帝陛下之政府提议停止日中战争之友谊，帝国政府十分感激。迄今战争之胜利常属日军，然帝国政府认为，尚不足以保证谈判之满意结果。因之，公开发表停止战争之条件，留待他日。” 为什么伊藤首相赞成甲案，却又说现在作答不是上策呢？那是因为日本还没有占领旅顺和大连。这时，进攻旅顺的第二军还没有出发。第二军从宇品港出发是在10月15日。第二军司令由大山岩大将担任。 外国出面干涉了，必须趁此机会尽量扩大战果。陆奥外相在阁僚会议上要求尽早执行旅顺作战，不过，他从英国“干涉”的强度上体会出一个乐观的日期。英国公使已经同各国公使协商，说不久各国也将提出停战建议，于是陆奥外相同各国公使会晤，不露声色地摸意向，得知俄、德、法、美等国公使似乎还没有接到本国政府的训令。 俄皇重病在身，不可能研究英国的建议。美国以它同欧洲诸国共同活动违反美国传统为理由，拒绝了英国的建议。德国认为，对日本进行干涉，如果被拒绝时不能采取行动，就绝无效果，所以，它并不把英国的提议放在眼里。 英国提出的媾和条件，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于10月10日去天津，同李鸿章会晤，探询对讲和的意见。 “赔偿战费？岂有此理！这种谈判根本办不到！”李鸿章答道。 虽然如此，他对英国出面干涉一事表示欢迎。 两天后，俄国公使喀西尼来会李鸿章。李鸿章简直把他当成了救星。 “近来，本国一直没来电，您当然知道是什么原因。”喀西尼说道。 “祈祷俄皇陛下早日康复。”李鸿章通过翻译说道。 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卧床不起，气息奄奄。帝俄外交是宫廷外交，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一切活动都停顿了。 “不过，我国决不允许日本独占朝鲜，这一点，我敢保证！”喀西尼说。 至于赔偿战费，从当时的气氛来看，在清政府内部是绝对通不过的。那么，朝廷有无同日本长期打下去的意思呢？没有，就连那个坐在最高权力宝座上的西太后也是个最讨厌战争、盼望早日结束战争的人。 站在主战派最前面的翁同龢，在九月十六日（阳历10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一听到英国公使欧格讷的提议，立刻参谒西太后，据说军机大臣孙毓文（兵部尚书）和徐用仪（吏部左侍郎）主张接受英国提案，否则陪都（奉天）难保，山陵（顺治帝以前的帝陵均在奉天）难护，表示悲观。翁同龢和李鸿藻两人主张强硬对敌，奏请西太后悬赏鼓励九连城将士，火速修复受伤军舰，保卫渤海。“然天意（西太后的意思）已定，似不能回……愤慨而归，求死不得。噫！” 次日，日本政府任命内务大臣井上馨为特命全权公使驻在朝鲜国。 内务大臣作为公使赴任朝鲜，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次人事安排很特殊。 他不是一般的外交官，虽然带了个公使头衔，但实际上一定比这更高。 是监国！ 以前袁世凯曾有过这个绰号。他是由宗主国派去的人员，为的是监视藩属国的国事，叫监国似乎也未尝不可。在日本吞并韩国之前，伊藤博文身为“韩国统监”，实质上就是监国。 处于列强注视之下，不能给井上馨以监国或类似监国的官名，伊藤首相最初想了个“特派全权办理大臣”，但陆奥外相坚决反对，因为这个新官名确实是尊重了井上馨的资历，可是从外交的角度讲欠妥。 这种从未听过的官名，会引起诸国怀疑：日本是否要吞并朝鲜？越是有吞并之心，就越要避免引起猜忌。 井上的任务是指导朝鲜内政改革，其实就是“监国”，但最后还是决定使用“特命全权公使”这一称呼。 东学举兵正值此时。 忠清南道的南面有一座山，叫论山，东学的本营便设在这里。南接的全琫准和北接的孙秉熙两位英雄在论山会晤。虽然没能把所有的北接人引进武装起义之中，但是，东学的大团结总算实现了。 东学的目标是首先占领公州，接着扩展到国都汉城去。 接到东学暴动的情报，南小四郎少佐率领后备军十九大队，合并忠清道监司朴齐纯率领的朝鲜军，防守公州。日军大约有一千人，朝军将近一万人，指挥权由日军掌握。 在北方前线，日军第一军于10月24日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境内。先锋部队是佐藤大佐率领的第十八联队一支队，他们从水口镇上游涉水而过，然后夜间在江上架起浮桥。日军主力在25日拂晓过了江。 对岸是老将宋庆率领的部队，据守在九连城。 袁世凯被李鸿章催促，在九连城设立了转运站。日军一过鸭绿江，他便把转运站撤到凤凰城去了。判断战局的眼力或嗅觉，袁世凯确实是高人一筹，这也许是一种本能。 在九连城的铭军，是刘盛休指挥的淮军，算是清军的精锐。然而，日军拂晓渡河，他们竟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别人也做不到。遭到日军突然袭击，这支精锐部队顿时失掉了战斗意志。 九连城于10月26日失陷，唯恐被切断退路的清军，几乎是不战自退。 第一军渡过鸭绿江的10月24日，大山大将的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完全没遇到任何抵抗。29日卸完货，全军向旅顺进发。 10月29日，第一军立见少将率领分队进了凤凰城。从九连城退下来的清军几乎只是路过凤凰城而已。他们知道日军的进攻速度，没敢在凤凰城喘口气，匆匆抢掠之后便往大后方逃去。兵卒们朝军官逃跑的反方向逃散，他们再也不想打什么仗了。 清军在丢弃凤凰城之前放了火。这天正是阴历十月一日。两天前，凤凰城就已经和北京不通电报了。北京也把它完全放弃。 得到日军在金州东面的花园口登陆的消息，北京似乎大为震惊。人们总有一个印象，以为九连城和凤凰城距离朝鲜很近，是边境地区，但一提到辽东半岛，隔着渤海就是天津和北京，心情可就大不相同了。 北京震动了。为保卫国都，集结了军队。恭亲王、庆亲王等皇族也督办起军务来。 主战派的翁同龢与李鸿藻在凤凰城失陷的第二天升任为军机大臣。从这次人事安排来看，似乎要彻底抗战。但另一面也有完全相反的活动。两天后，恭亲王拜访英、美、德、俄、法五国公使，委托他们调解，与日本停战。 恭亲王访问俄国喀西尼公使时，首先对俄皇逝世表示哀悼，因为他刚刚接到了电报。 委托别国调解，当然得提出自己的条件，那就是承认朝鲜的独立，赔偿战争费用。但是，日本已经拒绝过英国所提出的同样条件，而现在，战局对日本更加有利。 11月6日，金州失陷。清军不曾迎战，弃城而走。守城的副督统连顺飞快地逃到旅顺。看着沉默的金州炮台，日军十分纳闷地进了城。 “登陆一看，如同空宅”——日本报纸报道了占领金州的消息，用了这样一条大标题。 翌日，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大连由铭军总兵赵怀业镇守，麾下的三千多名士兵大部分是新兵。赵怀业没有做无谓的抵抗，扔掉一百二十门大炮和许多弹药，逃到旅顺去了。 大连失陷的11月7日（阴历十月十日），恰巧是西太后的六十大寿。 正值战时，人们以为她会收敛一点，谁知竟毫无收敛迹象。庆典所需费用，由京官每人捐献年俸的四分之一，外省巡抚各筹措三万两。宦官和宫女们也都各有奉献。 庆典费用达七百万两，估计这次捐献总额不下一千万两。 “去年北洋海军从朝廷领的经费是多少啊？”李鸿章听到庆典费用时，忍不住向旁边的幕僚问了一句。 “不足一百五十万两。”幕僚答道。 “能买多少只铁甲舰……”李鸿章低声自言自语。 “您说什么？” “我说旅顺……难办哪，旅顺也要……” 李鸿章失神地盯着墙壁。 驱逐使节 “根本不行，日本正想再狠狠地打击一下中国，换了我也不会就此罢手的，他们两人去也没用。”袁世凯断言。 “不行吗？看来，这儿的工作还多得很呐！”周馥说着，长吁了一口气。 来到新民府，本来主要的工作是补充军粮，结果，残兵败将的收容、整顿、新编的工作反倒比其他事情更忙。 实在是令人讨厌的工作。 袁世凯托言有病，提出辞呈，但没有被批准。听说清政府派了两名媾和使节去日本，袁世凯预言谈判不会成功。他看出战争在短时间内还要继续下去。残兵还要增多，他们的工作可能更忙。听了他的预言，周馥长叹一声。 同是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比袁世凯年长二十二岁。虽然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行政官员，但对于这次战争，袁世凯却比他有见地。 真是个怪人！——周馥既惊讶又佩服。同日本的战争，节节败退，袁世凯居然能说出什么时候打败，什么时候有多少败兵涌过来，几乎是分毫不差。不知不觉中，周馥成了袁世凯预言的信徒。 “再狠狠打击一下，就能以更好的条件收场，两个人打架也是这样嘛。”袁世凯凭他的感觉说道，而这种感觉来自对国际政治力学关系的观察。 “你知道自己的事吗？”周馥问道。 他以前听人说，不管是多么高明的卜者，也卜不出自己的命运。天才的预言家袁世凯能否预言出自己的未来？ “什么意思？”袁世凯天真地反问道。 “媾和时，会不会提出你的责任问题？在朝鲜促成同日本交锋的主角，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你。日本人恨透你了……说不定会要你的颈上人头！”周馥作为同门长者，毫不客气地说道。 “日本人怎么会恨我呢？”袁世凯哧哧地笑着说，“日本人心里倒是在感谢我哩。他们能打上一场这么合算的战争，还不是多亏了我袁世凯，哪里会提出什么责任问题！真要是刨根问底，追查什么责任问题，日本就会露出马脚来。我的脑袋是毫无问题的！” “了不起的自信！”周馥嘲弄似的说，但心里已有一半相信他的话。 正如袁世凯所预言，清政府的两名使节——邵友濂和张荫桓，被日本以全权资格不足为由给撵了回来。 2月1日，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在广岛县政府同中方全权大臣会晤。依据外交惯例，双方先交换全权委任书，然后才进行会谈。陆奥看了中方使节递出的文书，说道： “这不过是一种信任书，哪里是全权委任书！” 中方使节说这就是“国书”，是清朝皇帝给日本天皇的文书。 “大清国大皇帝问候大日本国大皇帝。我两国谊属同洲，素无嫌怨，近以朝鲜事彼此用兵，劳民伤财，诚非得已。现经美国居间调处，中国派全权大臣，同贵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商妥协。兹特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贵国商办。唯愿大皇帝予以接待，俾该使臣尽职，是所望焉。” “哪里有不妥之处？”张荫桓问道。 “我国和中国目前已断绝了国交，没有国交的国君之间不能交换文书。可以拒绝接受没有外交的国家君主的信件，这是外交常识。我们要问：你们是否真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全权？你们所说的国书，不过是介绍信而已。” 陆奥宗光的话被流利地译成汉语。他早就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翻译事先也做了准备。 “请你们看看，这是我国皇上给我们的敕谕。” 张荫桓双手把敕谕举过头顶，递给日方。 “着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派出之全权大臣会商事件。尔仍须一面电达总理衙门，请朕旨遵行。随行官员须听尔节制。尔其殚竭精诚，谨以行事，勿负委任。尔其慎之，特谕。” “这只是一纸命令。上面虽写着会商事件，但究竟是何事件却没明写出来。是通商问题，还是渔业事件？未免太含混不清了。而且，要用电报一一请示总理衙门，这能算作全权吗？” 陆奥宗光看了“敕谕”之后，低声命令随员：“把那个拿来。”他设想了各种情况，做了多手准备。他又继续说下去： “日方全权大臣的权限同中方全权大臣的权限不相同，就不能开始谈判。只凭口头，是不能作为日后的证据的。所以，要先用文件形式确认这件事，谈判以后再说吧。” 他把话一停，日方的随员立刻分发给每个代表一份文书。分发完，陆奥又追加一句： “请在刚才发给各位的备忘录上写上书面回答。” 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如下： “在缔结媾和条约方面，日本皇帝陛下授予日本全权大臣一切权限。根据相互对等之原则，中方全权大臣是否也由清朝皇帝陛下授予了缔结媾和条约之一切权限？请以书面明确答复。” 对此，中方全权大臣不能当即作答，这天的谈判便结束了。 次日，2月2日，中方送来答复文书。其中写道：中方全权大臣被授予为媾和会谈、签字、盖章之全权。至于各项条款，须以电报奏闻本国，请准敕旨，定期签署，然后将条约带回，经皇帝御览，批准后施行。 “这怎么能称做全权？”日方以此为借口停止了谈判，并把责任推到中方身上。正如袁世凯所看穿的那样，日方企图再来一次凶猛的打击，获得有利的地位后，再进行媾和谈判。 即使中国的全权委任书是完备的，陆奥宗光也会提出苛刻的条件，使谈判中断。不过，为了不驳居中调停的美国的面子，与其用盛气凌人的态度，不如借口中方手续不完备更好些。事态正是按日方的意愿进展的。 接受答复的当天，两国代表再次在广岛县政府会谈。伊藤首相演讲一通，宣告停止谈判。 “两阁下的委任权极不完备，足以证明清政府尚无求和之诚意。” 这就是中止会谈的理由。 张荫桓大吃一惊。如果因意见不合，谈判决裂，无计可施，倒也算是完成了使命。可是，现在还未进入谈判阶段就停止，岂不是白来一趟？他恳求道： “委任书不够完备，我可以致电本国政府，授予完备的全权。务请设法促成会谈。” 这简直是哀求。对此，陆奥冷冷地回答： “我不愿同我拒绝过的人再进行谈判。” 中方代表们垂头丧气地站起来，准备离去。这时，伊藤首相叫住随员之一伍廷芳。 “伍先生，久违了，请留步。” 伊藤博文十年前去天津谈判时，伍廷芳是李鸿章的幕僚，见过几次面，可算是老相识。 伊藤首相向敌国代表的一个成员这么亲昵地打招呼，使会场的紧张空气顿时缓和了不少。 “为什么您没当上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用英语说道。 伍廷芳是广东人，年轻时曾在香港英国人办的法律学校学法律，后来又去美国留过学。 “哎呀，我怎么行……像刚才说的那样，我完全不够资格。”伍廷芳答道。 “不，您是法律专家，今天问题之所在，您最明白。如果最明白法律的您直接来谈判，或许事情就好办得多。” “恐怕是一样吧！” 法律专家伍廷芳清楚，清政府的全权委任书的确有问题，但那只是手续上的问题，可以随后补齐，并不妨碍先进入谈判阶段，这在外交活动中也不乏先例。伍廷芳看穿了日本是想再打击中国一次。袁世凯靠直觉，而伍廷芳是凭法学家的眼睛及所处的外交地位来观察。 伊藤苦笑了。他明白，今天为拖延时日耍的把戏被伍廷芳看穿了。他想起十年前在天津谈判朝鲜问题时，曾被伍廷芳从法律的角度顶得张口结舌。 那时的《天津条约》规定了从朝鲜同时撤兵，将来派兵之际相互通告。结果，依据这个条约却产生了这次战争。 “请转告中堂。”伊藤说道。 “转告什么呢？” “这次中断谈判，绝不是因为日本好战，务请说清楚。我盼望两国尽早恢复和平。这次谈判虽然中断了，但具备合法资格的全权代表来日本时，我们将高兴地再次开始谈判……唔，因为同阁下是老相识了，所以才说了这番话。不是正式发言，就不必告诉那两位全权大臣了，算我们两个人的悄悄话吧。” “明白了，谢谢，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是不是这次全权大臣的官位和名望不够，让您不满意？” “不，不是，若持有完备的全权委任状，我是不能拒绝举行谈判的。当然，代表的爵位、名望越高就越好些。老实说，最好是国政的最高负责人，如中堂或者恭亲王。他们当全权大臣，我们甚至愿意前去谈判。因为同地位最高的人会谈，就不会成为纸上空谈，能负责到底，彻底实行。” “我全明白了，一定转告给中堂。” 伊藤和伍廷芳的私谈结束了。表面上只是几句简短的应酬语，但伍廷芳立刻明白了，这是希望李鸿章亲自出马的意思。 1月5日，张荫桓、邵友濂两大臣又接到敕谕，其中言及：“关于各项交涉，须随时电奏，待旨办理。凡有伤国体、中国力所不及者，不可任意许诺。” 日方要求中方使节团早日离开广岛，理由是这里乃大本营所在地。 张荫桓等人不得已迁到长崎，2月12日从长崎归国。 这简直是“驱逐”。 清政府两大臣访日期间，威海卫形势紧急。 那年除夕是阳历1月25日，日军在1月20日攻陷山东荣成，这是进攻威海卫的准备。李鸿章给丁汝昌发电报：“日军拟除夕、正月初一攻击我军，年末年初不可如例年……奋心血战。” 1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向丁汝昌发出“劝降书”，是委托在威海卫海域的英国军舰“塞万”号带给的，用的是英文。开头写道： “谨呈一书致丁提督阁下：事局之变，致使仆与阁下互为敌对，何其不幸！然今日之战，乃国与国之战，非个人结仇也。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 这是一篇有名的劝降书，说中国陆海军连败，绝非君臣某一个人之罪，其原因乃是墨守陈旧政治之弊。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抛弃旧政治，逐渐崛起。最后，劝诱丁汝昌逃亡日本，以期东山再起。 “贵国曾有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先例。在我国，如榎本海军中将、大岛枢密顾问官，虽举叛旗，终得赦免，且位居显要，不屈才干。败战乃旧政治之结果，非阁下责任。应留有余力，以图他日……” 丁汝昌当然不听这种劝告，把劝降书原封不动寄给了天津的李鸿章。 这时，李鸿章的电报到了。 “如水师之力不支，莫若出海一战如何？若能取胜，可使铁甲舰退避烟台，蓄积战力。……” 因旅顺失陷，12月17日朝廷作出决定，查问丁汝昌，被李鸿章反对：“威海卫处于与敌人对峙的第一线，防备最为紧要，我认为应当暂缓议处，等有了适当的继任者，再查问不迟。” 新任钦差大臣刘坤一正指挥江南军向山东半岛转移，他也认为，“应当暂缓对丁汝昌的处分，令其立功赎罪”。 海军人才少，若以旅顺之败问罪丁汝昌，则找不到后任。丁汝昌的脑袋险乎哉。 陆军很容易找到胜任者，所以败将卫汝贵的命运就悲惨了——“临敌退缩，贻误大局，即行处决。”1月16日，卫汝贵被斩首。 丁汝昌咬紧嘴唇，心想：不管怎样，我可不能像卫汝贵那样死掉！ 卫汝贵在众人围观下被处死，留下的只有耻辱。 丁汝昌提醒自己：万一不行了就自尽，要自尽，决不被人在闹市上砍头！ “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在军舰被水雷击中后从容地服毒自杀，当时丁汝昌还觉得他未免死得太早，现在看来，他实在有先见之明。 1月30日，威海南岸炮台落入日军之手。 1月31日，守卫威海北炮台的清军逃散。次日，为了不白白送给日军，北洋舰队开炮轰击北炮台和弹药库，那里存有大量弹药。的确，与其留给敌人，不如自己毁掉。这一天，日、中两国大臣正在广岛县政府会晤。 濒临山东半岛尖端的荣成湾的荣成，在1月20日失陷。从荣成往西到威海卫，只有五十多公里。 威海卫湾头有个刘公岛，北洋海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日军对威海卫的攻击，在2月4日夜晚开始。是用水雷艇攻击。中方在海面上设置了防线，但是有间断，日本的第二、第三水雷艇队便从那里挤了进来。第一水雷艇队担当西口的警戒。 北洋海军原是优秀的部队，军官们受过新式训练，水兵们大都是沿海出身，习惯于大海。可是，陆军官兵不断溃逃，使海军官兵的士气急转直下。 日军乘胜前进。水雷艇夜战是日本海军的拿手戏，而清军的六炮台不能予以有效的打击。后来有的外国军事顾问指责：威海卫失陷的主要责任在统领六炮台的刘佩超身上。 2月4日的夜战中，北洋舰队损失了引为自豪的“定远”舰。“定远”漂在海面上，勇敢的水兵们要用它做炮台，坚持战斗下去。可是，在水上不能动的巨舰成了最好的目标，日军炮弹纷纷飞来。 “装好炸药，准备离舰！”听到命令，水兵们离开了军舰。五分钟后，二百五十磅炸药引爆，“定远”舰沉了下去。 日本海军损失了两只水雷艇。 2月5日，日军又来夜袭。 北洋舰队又失掉了“来远”和“威远”两舰。 “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 2月5日夜战之后，在“镇远”舰上督战的丁汝昌疲惫不堪，上了刘公岛。外国顾问劝他投降，他也认为没必要再伤亡兵员了。 哪怕有一点胜利的可能性，他也要战斗下去。可是，他十分清楚，已经完全无望了。继续战斗，只意味着继续糟蹋人命。 外国顾问们说这是“光荣投降”，但是，在中国，没有“光荣投降”这种观念。 英国顾问马格禄明白了丁汝昌的心意，极力劝解： “犯不上去死，你和卫汝贵的情况不同，在这次战役中，你究竟有什么可以责怪的？应当受惩罚的，是那些丢掉炮台的陆军将军们，还有那些不派一兵一卒前来救援的巡抚们！你孤立无援，无法再打下去，这是谁都一目了然的。要活下去，不必寻死，你和卫汝贵不一样，投降后会受到国际法的保护。” 丁汝昌摇头。 马格禄还说：等送还俘虏时，你还是免不了死罪，干脆亡命去美国。清政府正委托美国办理媾和的事，提督亡命那里，是不会提出抗议的。 丁汝昌的脑海里，一幕幕地浮现出那年率领北洋舰队，到日本作友好访问的情景。宴会，拜访，结识的朋友们……正跟他战斗的伊东中将，就是在那时认识的同行。在他的记忆中，日本是一个非常静谧的国度。 真想活下去啊！这种强烈的愿望在他心灵深处隐藏着，大概是对人生的眷恋吧。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他挺起胸膛，向马格禄说道： “作为军人，最后落一个投降的下场，我实在受不了。可是，不正式投降，就白白损伤人命……我死之后，用我的官印，用我的名义，写投降书吧！我自己是捺不了这印的……” 提督的眼睛湿润了，但终于没涌出泪水。 2月12日下午，丁汝昌服毒自杀。地点在刘公岛军营中，所用的毒物是鸦片。副司令刘步蟾在他之前自杀。与丁汝昌同时自杀的还有记名总兵张文宣。张文宣是李鸿章的外甥，有名的炮手。副将杨用霖用手枪击穿头部，也自杀而死。 北洋舰队炮舰“镇北”号挂起白旗，递交了降书——“本提督前接佐世保司令长官来简，因两国处于交战之中，至今未作答复。 本提督之意，沉舰决战，直至人尽而后已，但为保全生灵，愿乞休战。威海卫现有舰队及刘公岛、炮台兵器，均献于贵国。希勿伤害陆海军内之外国官员、兵勇、人民等生命，允其归乡，是所切望。 如蒙允许，希以英国舰队司令长官作证。” 降书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误写成佐世保司令长官。 伊东复函：“前已谈及，为贵官一身之安全及贵国将来之利益，请来我国，等待战争之结局，是否合乎尊意？如贵官光临敝国，自当竭尽礼遇，致力保护。” 伊东允许用“康济”号将丁汝昌等自决军人的灵柩送到烟台。 “康济”号开出威海卫时，日本诸舰鸣炮吊唁。 清军投降后，残存的北洋舰队诸舰均移交给日本。长期威胁日本的七千三百三十五吨的巨舰“镇远”号，今后将成为日本海军的主力舰。同一型号的“定远”舰已经沉入海底。 威海卫遭日军攻击时，李鸿章曾打电报给烟台的刘道含：“有无方法使北洋诸铁舰退避吴淞？铁舰以外船只，沉之亦可。”然而，为时已晚。不但采取不了这种措施，就在发电报的时候（2月7日），旗舰“定远”号已经沉没了。 被解除了武装的士兵们现在肆无忌惮地谈开了：过去说这些话是要被杀头的。 “这下子可好了，让满洲八旗兵来收拾败局吧！” “让战争见鬼去吧！说是保卫国家，到底在哪里有咱们该保卫的国家？” “皇上什么时候御驾亲征？” “早就亲征了！不过，可不是面向敌人，而是朝西，跑得可快啦！” “连皇上都这样，这仗能打胜吗？” “最好把八旗兵开来，让咱们也瞧瞧他们的本事。” “这里是旗人的国家，和咱们有啥关系！” 败兵们无所顾忌，特别是海军士兵，牢骚多，激昂愤慨。 这时候，钦差大臣刘坤一好不容易来到山海关附近。归他指挥的官兵有一百余营，四万多人。他准备用这些军队攻打被日军占据的海城。 “这是些什么军队？根本不听调度！” 总帅刘坤一只有叹息而已。可想而知，这些军队有多么混乱！把这些不同系统的部队凑到一起，变成一个整体，不但困难，而且需要时间。 刘坤一被从南京叫到北京，奉命马上出征山海关，但他拖延了出发时间。他是主战论者。有人说，当时和平论者正在抬头，为了打击他们，他在北京做了一些工作。其实，是拨给他的官兵非常差，装备又不好，使他不知所措了。他苦心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他们改造成有用的部队，但是，没有那种立竿见影的好办法。 不管翁同龢怎么劝他，他都不想挂帅。 “这样的军队，我若轻易应承下来，将来要吃不消的！” 直到一月十九日，他才勉强动身。 接到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北京的气氛一下子转向赞成媾和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在北京城里到处流传。 “你没听说吗？中堂把五百万两银子早早就运回老家安徽了。” “有钱人都悄悄地溜了。” “听说都去了上海。” 街头巷尾的议论并不都是谣传。富豪们从北京偷偷溜走，不管怎么遮掩，也会被人看见的。 日本舆论大呼：进攻北京！连战连胜的战果使日本举国狂喜。虏获了北洋海军之后，报刊上出现了这样的论调：“这下子，再也不必战战兢兢地害怕英国了！” 清政府终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去日本。当时李鸿章正受着革职留任的处分，朝廷给他恢复了名誉，赏还黄马褂。这是在丁汝昌殉职的次日，即2月13日。 从长崎回国的张荫桓还停留在上海。李鸿章在进京参内之前，发电报给张荫桓，委托他“推荐精通国际公法、条约法的有胆有识之士”。 张荫桓复电举荐两人——徐寿朋和李经方。 徐寿朋当然很合适。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曾为驻日公使，日语、英语都擅长，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李鸿章本来就打算用李经方做随员，但因为是自己的儿子，难以开口，所以采取了让前任推举的招法。张荫桓在电报中还加了一点说明：“访日时，陆奥外相曾几次询问李经方。” 为使媾和谈判能够有利地进行，必须准备好各种手段。日本一再打听的人物，当然要编在随员之内。有了张荫桓的推荐，就可以搪塞公私兼顾的攻击。 李鸿章在天津做了周到的准备，2月21日来到北京，受命之后已过去一周多。 次日，李鸿章入宫，研究媾和条约的原则。正如他所估计的，一天未研究完。 关于割让领土，光绪帝坚决不同意。 李鸿章认为，连威海卫都被日本夺去了，不割让领土怎么能媾和。 朝廷内部还残留着一些强硬论的余波，而且，绝对信任李鸿章的西太后因病没出面。在同日本谈判之前，李鸿章不得不以宫廷势力为对手，进行初步磋商。 李鸿章遇刺 在李鸿章出国参加媾和会议之前，清军又失掉牛庄和田庄台。牛庄由素以保持曾国藩传统而自豪的魏光焘、李光久等大将率领的湘军把守。日军的第三、第五师团猛烈攻击，于3月4日陷落。 湖南巡抚吴大澂当时在田庄台，牛庄一丢，便趁夜逃往石山站去了。 3月7日营口失陷。 3月9日田庄台失陷。 吴大澂是金石家，但他不满足于文官、学者的名声，居然想当将军，威震四海。 他要亲自率兵同日军对阵作战，终于得到旨准。他的志愿应当说是豪壮的，然而，战争可不像研究古代文字那么随心所欲。 吴大澂在山海关向日军发出劝降书。因为是文人，劝降书写得相当高明。可能他长年累月地凝视古代文字，眼睛昏花，以致看不清现实了吧。 他之所以志愿从军，原来是因为他得到了一颗“度辽将军”的汉印。 度辽将军是西汉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设置的官职。它不像骠骑将军或车骑将军那样，属于常设的将军职，而是一种临时封赏的将军称号，如西汉的路博德和东汉的马援被封为“伏波将军”。他们二人曾跨海远征南越和交趾（北越），所以选了“伏波”这么个名号封赏。至于“度辽”，则是渡过辽河，征讨乌桓之意。元凤三年范明友曾获得此封号。到了东汉，变为与地名无关的专事征讨匈奴的将军名，永平八年（65年）吴棠被封为此职。 吴大澂是古代印章收藏家。苏州人徐翰卿把这颗印送给他，他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这是万里封侯的前兆”。 这时，正好同日本开战了，他觉得“这就是我留名青史的绝好机会”。 不限于中国，各国都有些研究国学，被该国传统深深吸引的学者。他们往往会有一些极其狂热的言论和行动。吴大澂就在这种情况下投笔从戎了。 他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介笔墨文人。十五年前，他担任过吉林防务监军之职，也直接参与过建设兵工厂、修筑炮台、训练军队。他对这段经历过于自信了。 他在劝降书中说：“日军三战三败之后，本大臣犹有七纵七擒之计。” 不愧是国学家，引用了《国语》中“三战三北”和《三国志》中“七纵七擒”的典故。他的意思可能是要同日军战斗到底，但说法未免太狂妄、太陈腐了。中国人也把这篇劝降书作为笑料。 在现实中，彻底吃败仗的是吴大澂。 当过驻日使馆参赞、为日本人所熟知的诗人黄遵宪，愤慨于吴大澂的败走，写了一首长诗《度辽将军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弃冠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 据说，这颗古印是当时住在上海的著名书画家吴昌硕伪造的。 牛庄、营口、田庄台失陷后，战局暂告一段落。下一个战役将是从山海关指向北京，不过，那需要相当长的准备时间。各战线暂时都呈现出胶着、休战状态。 李鸿章在媾和谈判之前提出了“休战”的要求。惧怕列强干涉，希望尽快收场的陆奥认为，这不过是追认现状罢了，不如爽快地应承，做一个顺水推舟的人情。但是，休战必须尊重军部的意向。由于连战告捷，军部一定会坚决反对休战。为使军部能够接受，就得给它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3月21日，第二次会谈中，伊藤博文提出休战条件： 一、把大沽、天津、山海关让与日军。 二、该地清军解除武装，交出军需品。 三、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交日军控制。 四、停战中军费由中方负担。 这些条件无疑是在首都北京的咽喉处插上一把匕首。日本军部早就想这么做了，只是由于兵力和战费不足，至今还无法实现。不流一滴血便得偿夙愿，军部当然会满意，不会有任何异议。 使日本军部满意的条件，对于清廷来说，就是极其苛刻的条件。 李鸿章满以为依据现状附加上一条休战条款就行了，不禁被这个苛刻的条件弄得瞠目结舌。 “太苛刻了，过于苛刻……超出想象的苛刻方案……” 看了摊在桌上的日方条件译文，李鸿章嘴唇颤动，他的身躯突然变小了。在当时的中国人中，他属于高身材，有一米七几。他能当上淮军领袖，恐怕也沾了高大的光。比起其貌不扬的曾国藩来，他在体格方面是占了便宜。 李鸿章声调也变了，比以往低沉得多，说道： “这次战争，缘起于朝鲜问题，日军把朝鲜全土夺到手中，又进兵我国领土之内，如真正希望永久和平，日本不但要考虑自己的立场，还应当考虑中国的名誉，天津、大沽、山海关是我国国都的门户。我认为这个方案太过分了。日军在战局上握有主动权，什么条件都提得出来，这一点，我们也明白，但是，物有极限，若一意孤行，则恐怕日本得和平之空名，也将有失掉实利之虞。” 伊藤答道： “我倒不认为这些条件超过了限度。天津等处的占领，只作为一时的担保，我们并不想破坏城镇。” “我们的目的是媾和，不是休战，伊藤阁下不也这么想吗？” “是的，我们希望尽早恢复和平。停战是贵方提出来的，为此，我们才提出条件。先休战后讲和，不过是中国的意向。至于日本，不休战议和也行，休战议和也行，现在提出了后者的条件，我们没准备第二套方案。” “那么，请拿出媾和的方案吧。” “贵方不撤回休战问题，就不能拿出媾和方案。而且，请注意，一旦撤回，休战的事就不能再议了。” 听了这话，李鸿章犹豫了。 如果李鸿章正确地掌握着战局的实态，他这时就会当即撤回休战问题。 吴大澂等人仓皇败走的时候，其实，日军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到进行下一个攻势，需要补充兵员和军需的时间。当然日本要隐瞒自己的困境。决定派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征清大总督”，把大总督府开上前线，就是措施之一。 大总督府虽然推进到旅顺，但指向北京的直隶作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李鸿章所害怕的“日军在媾和谈判中进攻辽西地区，指向山海关”，完全是多虑。 “让我考虑几天吧。”李鸿章希望宽限时间。 “考虑倒可以，不过，两国人民现在都注视着这次会谈。尽可能快些达到会谈的目的，是我们的义务，所以不能老这么拖延，三天为限吧。” 伊藤给了李鸿章三天的考虑时间。 返回引接寺，李鸿章把日本提出的休战条件电告总理衙门，并告知：“昨日电报所说去台湾方面之五千日兵，或是开赴北方，望通告各地军队严加防范。” 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次日光绪帝看了日本的休战条件，“为之动容”。 年轻的皇帝受到极大打击，他想请示西太后，但她还在病中，不禁犹豫了。然而，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让西太后知道。 征清大总督小松宫还没有出发，日本国内刚刚编制完军队，开始进攻辽西，最快也得半个月以后。——李鸿章总算明白了事态。谈判期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斗，何必为休战条件而增加苦恼呢？ 三天后，3月24日，举行第三次会谈。中方拿出了答复的备忘录：休战问题撤回，希望立即进行媾和谈判。 日方答复，明日提出媾和条约草案。 大概觉得这样会谈未免太简单了吧，李鸿章在回去之前又谈了一点意见。 “是否可以相信，明天提出的媾和条约方案中没有加入损害其他外国利益的条款？若问我为什么提出这一点，乃因为讲和问题是中日两国的问题，要避免把问题扩大，招致他国的干涉。” 对李鸿章的这段发言，陆奥认为是“掩耳盗铃”——嘴上说不愿招致他国干涉，而实际上玩弄种种手段，想招致这种干涉的，正是李鸿章本人。李鸿章与列强沟通的情况，大都被陆奥的情报网截获。 “诚如所言，这完全是日、中两国间的问题。您可以相信，我方提出的条约方案没有招致他国干涉之虞。”伊藤答道。 李鸿章的发言是警告日本，如在媾和条约方案中写进过分苛刻的条款，就有招致列强干涉的危险。想避免干涉，当然不是他的本心。他是任何干涉都欢迎的。 中方代表要退出时，陆奥宗光对李经方说： “关于明天的谈判，想预先商量一下事务性问题，您可否稍留一会儿？” “好，为使谈判成功，留多长时间都可以。”李经方用流畅的日语回答，然后用汉语向父亲讲了陆奥的提议。李鸿章轻轻地点了点头。 陆奥宗光和李经方送走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等人，又返回会议室。 在非正式的场合，两人用日语交谈。 “还不到赏花时节，可真想轻松地赏花玩乐一下呀！”陆奥说道。 “樱花已经含苞待放了，希望快一点解决问题，让我们从容地赏赏花。” “为此，你的合作很重要。” 陆奥正要进入正题，拿出笔记本摊开来。 这时，走廊上突然骚乱起来。有人在跑动。虽说会谈结束了，但在重要的外交会议的场所里，大声走动也有失礼貌。布置在春帆楼的，是训练有素的卫兵、警官和外务省官员，他们做不出粗野举动。 陆奥和李经方面面相觑，都露出不解的表情。 门被打开了。 这里居然有不敲门就进屋的人？屋里的两个人一齐向进来的人望去，是陆奥熟悉的外务省官员。 “你……” 陆奥刚要责备，立刻又闭上了嘴。若不是发生了重大事件，这个官员是不会越出常轨的。他上气不接下气，站在门边，僵立不动，脸色苍白。 陆奥顿时感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而且同李鸿章有关。 “刚才，李鸿章阁下，被暴徒用手枪刺杀了！”官员几乎是吼叫着报告。 “阁下怎么样？” “左颊中弹……” “只一发？” “是……” 陆奥在惊愕中放下心来。面颊不是致命之处。 “暴徒呢？” “当场被捕！” 陆奥看了看旁边的李经方。两个人同时从沙发上站起来，李经方的额角不停地抖动。 “发生了遗憾的事件，不过，我们会全力处置的，请您先去令尊那里，我去见伊藤阁下……请保重。” 陆奥只觉得两个膝盖松软无力。 “暴徒有二十五六岁……”官员继续报告着。 “好个大混蛋……发疯了吗？叛逆……把我们的努力……”陆奥歪扭着脸孔，心里骂道。 李鸿章一行的路线是从春帆楼出来，沿阿弥陀寺町向西，转过外滨町拐角，进入下处引接寺。 群马县二十六岁的小山丰太郎就等在外滨町的拐角处。那里有宪兵队，过桥的对面有警察派出所。从常识来说，是警戒最严密、行刺者最需要避开之处。然而，正因为夹在宪兵队和派出所中间，是警戒上往往疏忽的地点。小山丰太郎是否因此而选择了这里，不得而知。或许他只想到拐角处是突然袭击的最适当地点吧。 中方代表团只有李鸿章坐轿，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等人乘人力车。 日本的“驾笼”是由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扛着，乘坐部分垂挂在下面。中国式轿子是四个人扛在肩上，乘坐部分在上面，所以也叫“肩舆”。 李鸿章专用的轿子是蓝色的，只有下部涂着红色。四面装有玻璃窗，从轿子里能看见外边。李鸿章把玻璃窗打开着。 小山想尽量靠前狙击，所以跳出来打了一枪。他刚一跳出，宪兵队的上等兵阿部就冲了出来。新条警部也助了一臂之力，马上把小山捺住了。 事情发生在一瞬间。 子弹打进李鸿章的左眼窝下面。李鸿章戴着金边眼镜，子弹擦过眼镜打在脸上，减弱了势头。镜片破碎飞散，大概他正闭着眼睛，没伤到眼球。 引接寺就在眼前，受了伤的李鸿章立刻被抬进去，安放在长椅上躺下。医官林联辉为他做了紧急处置。 李经方从春帆楼跑回来。随后，伊藤博文首相由外相陆奥宗光和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陪同，也赶到引接寺。 李鸿章不顾林联辉的制止，对前来探望的伊藤等人说： “这种事，我思想上多少有准备。” 他的意识很清醒。 四年前，在大津，津田三藏袭击了俄国皇太子。有人说，对外国要人搞恐怖行动是日本的风气。 伊藤等人低下头。陆奥咬紧嘴唇，他最担心的是这件事会成为列强干涉的借口。 如果李鸿章以受伤为由撤回本国，那该怎么办？他指责日本，征得两三个列强的同情，并非难事。 如果认为，像日本这样还保留着野蛮风俗的国家，交战国首脑去是危险的，干脆停止同日本直接谈判，委托第三国从中斡旋，那可就糟了。 上次赶走了两名使节，这次拉出来最高负责人李鸿章，陆奥认为是他在外交上的成功。可是，从欧美方面的情报来看，情况并非如此。 世界舆论和同情似乎逐渐偏向李鸿章了。第一他年逾古稀，第二他名望极高，第三他第一次渡海出使外国。这一点，在海外也成了话题。李鸿章虽是实质上的外交负责人，但是，中法战争的和谈是在天津举行的，同俄国进行关于伊犁的重大谈判，去彼得堡的也不是他，而是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把从来没出过国的老年人硬拉出去，日本也太狠毒了…… 欧美诸国的这些舆论通过驻外公使馆传到日本国内。 正常情况下李鸿章还引起国际上的同情，何况在日本遭到了暴徒的刺杀。日本最害怕的，就是被国际视为“恶人”。 “万幸，这次负伤似乎不致影响会谈。”马建忠说。这是在医师诊断后发表的谈话。 中方随员中有主张把李鸿章搬出引接寺，到“公义”号上疗养。理由是：“日本土地上太危险，难保不发生第二、第三次恐怖行动。” 顾问科士达反对回船上疗养，压下了这种意见，陆奥这才安下心来。 李鸿章若撤回船上，全世界就会问为什么。中方说是因为日本的“野蛮行为”，铁证如山，日本将无法辩解。好不容易平息的旅顺大屠杀问题，也许会再次闹腾起来。 陆奥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李鸿章稳定住。 对李鸿章，日本方面极尽关怀与照顾之能事，派来两名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和佐藤、陆军二等军医正古宁田、内务技师中滨博士等医师，还请来法国公使馆的兹巴斯博士。在医疗方面，是最强的阵容了。 警卫方面怕再出纰漏，几乎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警戒声势相当浩大。 天皇和皇后委派中村侍从武官前来慰问。 山口县知事原保太郎与县警部长后藤松吉郎立即递上请罪书，皆被免职。 欧美报纸几乎是一个论调，拿四年前在大津发生的事件对比。有的评论甚至说，日本“胜于武器之战，败于道德之战”。也有人说，日本“戴着文明的假面具，时时暴露出野蛮本性”。 一张王牌握在李鸿章手里，他满可以带着全世界的同情，从日本退出。不论谁来评论，谈判破裂的责任也应该加在日本头上。处于这种状态，日本不可能再进行直隶作战了。 小松宫挂帅出征中国的军队，是把近卫师团和北海道屯田兵全动员了。大举出兵，几乎没有保卫日本本土的军队了。 关于本土没有守备兵员的情报，各国公使馆早已报给各自的国家。如果有人大喝一声，日本就得赶紧撤退。 美国通过驻在东京的公使向林次官劝告：“大概除了答应李鸿章的要求，无条件休战而外，没有别的办法。” “的确，只好如此……”听了次官的报告，陆奥忧郁地点头同意。 如果让李鸿章打出“愤然归国”的王牌，那日本就无计可施了。直隶作战不可能，列强干涉又明显地要压过来，为使李鸿章不打出这张牌，只有答应无条件休战。 暗杀李鸿章的凶手小山丰太郎，其父在群马县当过县议会议员。丰太郎进过庆应义塾，不久退学，拜评书艺人伊藤痴游为师。但技艺无长进，也放弃了，又进入一个叫神刀馆的右翼团体。当时还没有“右翼”一词，一般把这种团体叫壮士团体。 山口地方法院公审，对犯人判处无期徒刑。判决是3月30日下来的，可谓神速。以前袭击俄国皇太子的犯人津田也是被判无期徒刑。 小山在供词中说，他认为日、中两国的战争是李鸿章引起的，即使现在缔结了媾和条约，不知何时清政府又会掀起战争，同日本重新开战，所以想从中制造障碍。 3月30日，日本终于决定在和谈之前无条件休战。但日军正在进攻的台湾、澎湖岛，不在休战地域之内。 实际上，只是追认了一下业已休战的地区的休战。期限定为三周，正好是日军准备下一个战役所需要的时间。这个休战条约丝毫无损于日本。 尽管如此，陆奥等人为取得军部的谅解也费了一番周折。川上参谋本部次长（已兼任征清大总督府参谋总长）、桦山军令部长都反对休战。而且，西乡海相、松方藏相、榎本农商相等有权势的内阁成员，也不赞成休战。 只有山县陆相同意休战。因为他收到一份情报：三万俄国兵正在中国北部移动。所谓列强干涉，必须以武力为背景。俄国调动兵力，可认为是干涉的前奏。为了尽早谈成，绝不能让李鸿章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同意休战这个代价，太便宜了。 3月25日，伊藤首相乘夜车从下关去广岛，说服了重臣们。3月27日晚，得到天皇的敕谕。29日伊藤回到下关，通知中方休战——期限为三周，台湾、澎湖列岛除外，其余各地均无条件休战。 军医总监佐藤博士劝李鸿章做手术，取出子弹。这样会早些痊愈，只是手术后需要绝对安静几天。 “谢谢，”李鸿章说，“谈判以后再说吧。现在应当尽早地解决悬案，怎么能耽搁数日。” 伊藤和陆奥也同样急于谈判，因为俄国的动向令人担心。李鸿章若得到俄国军事行动的情报，肯定会听从佐藤博士的劝告动手术。 4月1日，陆奥把媾和条约方案亲手交给李经方，要求四日内答复。据陆奥的《蹇蹇录》记载，其内容大致如下： 一、中国承认朝鲜为完整无缺的独立国。 二、中国将下列土地割让日本： （一）奉天省南部地区； （二）台湾全岛及其附属诸岛与澎湖列岛。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亿两，五年付清。 四、以现存于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各种条约为基础，缔结日中新约。在条约缔结之前，中国给日本国政府及其臣民以最惠国待遇。 除上述条款外，中国须租借下列各地： （一）历来所开放的商埠之外，增开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各商埠，以便日本臣民居住并营业。 （二）为运输旅客及货物，应扩展日本国汽船之航线。 （三）日本国民输入商品时，除缴纳原价百分之二的进口税外，应免除在中国内地的一切税金、杂捐、特别捐。此外，日本臣民在中国购买原料、天然货物，声明为输出物时，应免除一切税金、杂捐、特别捐。 （四）日本国民在中国内地购买或运往中国内地的货物，有权租用仓库，免纳税金。 （五）日本国臣民缴纳中国捐税及手续费时，应按库平银，亦可用日本国本位银代纳之。 （六）日本国臣民在中国得以从事各种制造业，并得输入各种机器。 （七）中国着手排除黄浦江口之吴淞浅滩。 五、中国作为执行媾和条约之担保，允许日本军队暂时占领奉天府及威海卫，并支付驻扎军队之费用。 媾和条约方案中，关于权益的部分，多是为防止干涉而插入的条款，如降低进口税，豁免各种捐税等。实际上，在中国拥有最大权益的英国，也曾多次同清政府交涉过这一问题，不过，尚未见实现。 如果日本实现了上述条款，那么，得利最大的将是英国。英国可以依照最惠国条约，同日本享受同等权益。 知道了这个内容，英国还干涉什么呢？把这种对自己利益不大的条款列入，是陆奥耍弄的外交花招。 李鸿章向北京总理衙门电告日方要求时，嘱将条款内容透露给驻北京的英、法、俄三国公使，但对于日本所提的通商权益各项，则希望暂时保密。 顾问科士达在外交回忆录中说，这全是依照他的主意做的。 日方则把重点放在通商权益各项上，大事宣扬各国利益均沾。正如日本所期待的，英国无意干涉。英国觉得，与其在扩大权益、利益均沾上计较，不如利用日本来防止俄国南下。 这些想法，当然也与日英同盟有关联。 在北京，日本要求之苛使朝廷内部大受冲击。虽然还是草案，但指望获得更大的让步是困难的。 那么，能彻底抗战吗？要抗战，宫廷和政府机关必须迁到西安。北京的紫禁城，历代皇帝的陵寝即东陵和西陵，势必被日军占领。 中国人民能一齐奋起，同日本作战吗？如果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对付日本，无疑是会胜利的，因为日本并没有那么充足的兵源。 中国人民对清王朝能竭尽忠诚吗？三十年前早已表明了，先有太平天国运动，后有捻军起义。 当清王朝对外处于困境时，人民不但不会救援，反而会乘机而起。处于这种状态，迁都抗战是不可能的。 终场与开幕 4月17日，缔结了媾和条约。 清政府最抵制的是割让辽东半岛。清王朝兴起于中国东北，进入北京之前，曾以沈阳（奉天）为都。迁都北京后，这里仍称做盛京或留都。昔日的宫殿保存下来，叫奉天故宫。郊外有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和太宗皇太极的照陵，两帝乃清朝的创业之主。 当日军从朝鲜跨过鸭绿江进入辽东时，北京宫廷大惊失色，曾飞檄命令死守这块“皇祖寝陵之地”。 日本要求割让的北限，是辽河一线，紧贴着奉天之南。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都城是辽阳。根据日本的方案，辽阳在割让之内。 辽东半岛为日本所有，旅顺就变成直布罗陀，使日本能控制渤海，随时可以进攻北京。清廷认可的是割让鸭绿江西岸以凤凰城为中心的与朝鲜接壤的领土，但日本岂能满足于这么小的地块。 关于割让，日本准备了ABC三案，提给李鸿章的是B案。A案比B案更往西扩展了许多。这个B案，把辽阳、鞍山划在内，地盘也不小。李鸿章拼命抵制，日方终于让步。其实，日本的让步不过是“预定的让步”而已，早就准备好了C案。 根据C案，辽阳和鞍山仍归清廷所有。即便如此，比后来日本从俄国手里接过来的租借地“关东州”也大七倍多。 至于赔偿战费，这场战争既不是中方主动攻击日本，又不曾踏进日本尺寸之地，实在是毫无道理。何况要三亿两，五年付清，真是苛刻已极。 “不管怎么说，太苛刻了！”李鸿章反复念叨，他最了解清政府财政的拮据。 最后日方让步，减为两亿两，七年付清。 日本明白，若要求过苛，清政府实在无法接受，日本就只有谈崩，再挑起直隶之战。那时，列强势必干涉，不要说割让土地，连分文战费赔偿也得不到。 中方只认可割让与朝鲜接壤的四县和澎湖列岛（不包括台湾岛），赔偿战费一亿两。这是李鸿章4月9日提出的修正案。日方提出让步方案是4月10日。 日方明知直隶作战要冒很大风险，但到了此时也只好让征清大总督府的增援部队出发了，并且有意让李鸿章目睹这批运输船。增援部队于4月13日开出宇品港。 提出让步方案的次日，4月11日，伊藤博文写信给住在引接寺的李鸿章，限期“四日内答复”。 两国代表的心都处于忐忑不安之中。 李鸿章接到伊藤的最后通牒式信件，同时又收到天津的电报。是德璀琳发来的。 德璀琳是天津税务司，与李鸿章很亲近。不久前，他奉李鸿章之命出使日本，伊藤以不是正式代表为由拒绝接见。同日本媾和事宜，他很早就参与了。 电报说：“前任德国驻中国公使来电称，列强对中国割让领土问题颇有议论。皆认为日本要求不当，中国不必急于议和。” 伊藤首相4月12日也接到日本驻俄国公使的冲击性电报：“俄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讨论了阻止日军进攻北京的问题，结论是，以俄法联合舰队达成其目的。” 果然招致了俄国的干涉，法国和德国也将同步而来，伊藤和陆奥心急如焚，认为不赶快签约，恐怕要生变。 确认增援部队已出发的李鸿章，比别人更着急。日本是怕可能得到的东西不能到手，而清廷则是怕失掉更多的东西。 日军进逼北京，倘若这时太平天国和捻军还没有被镇压，清王朝就可能崩溃。如今太平天国和捻军已被李鸿章等人联手平定了，不过，借日军进逼北京之机，第二、第三个太平天国的出现势在必然。 李鸿章在引接寺偶然想起去年读过的文章。他站在政界的最高峰，时常有人向他“上书”，大都是忧虑国家前途，议论救国方法。运气好的话，献策被采纳，献策者就可能当上官。这类上书，李鸿章很少看，只是心血来潮时才读一读，但也读不上一半便顺手抛掉了。去年他读过一篇文章，好像是个广东青年写的，名字叫什么…… 李鸿章没能想起孙文这个名字。 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确实是忧国之士，似乎对外国的事情很熟悉，常以外国作对比，提出要下决心采用外国文明等。不过，他所热爱的国家似乎不是这个清王朝，字里行间充满着不惜以改变政体来振兴国家的想法。 当然，李鸿章没作答也没接见，但确实是一篇使他难以忘怀的文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没把他找来见见，李鸿章不禁有些后悔了。持这种想法的青年似乎在渐渐增多，当权者不采纳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就可能纠合抱有同一志向的人，聚众结党。到那时，就可能会出现第二个太平天国。日军进攻北京，正好给他们以良机…… 4月13日，李鸿章又向总理衙门请示，可否在伊藤提出的修正案上签字盖章。 日方向中方代表施加压力：如果和谈趋于破裂，停战协议就自动失效，战局重开。 4月14日，星期日，中方代表没有休息。四天的期限，明天截止。李鸿章给天津海关的道员盛宣怀发了一封电报。往常李鸿章从下关往本国发电报都是给总理衙门，这次致电海关道员，是答复三天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以示继续联系。至于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得力部下。当李鸿章在天津时，盛宣怀几乎就是北洋派支撑门户的元老。电文是：“伊藤两次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云无可商改。现约明日会晤即定。欲保京城，不得不尔，以后看各国办法。朝鲜准自主，商令两国勿干预内治，伊不允，非据而何？” 他似乎把愤怒都倾泻在电报中了。 北京也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 翁同龢的日记中，14日这天写道：“不欲记，不忍记也。”当然是指下关来电的绝望情况。 4月15日的会谈预定在下午四点开始，14日夜里和15日午后，北京以皇帝名义先后两次向下关发来准予签约的电报，大概是怕误事，发生不虞，所以才反复发电报—— “李鸿章十九日三电均悉。十八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钦此。” 李鸿章于三月十九日（阳历4月13日）发了三封电报。据说，中方代表团在下关期间花了一万五千元的电报费。 “若不如此，北京恐将不保。”这句话把宫廷的强硬派也都吓得不做声了。究竟谁来保卫北京呢？只凭悲愤慷慨是不能阻止敌兵入侵的，强硬派的本质早已从吴大澂的败战中暴露无遗。 李鸿章在赴日和谈之前，曾拜会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提出：“如谈判破裂，请立刻将主上迁至西安，一定把主战派留在北京，让他们同日军作战。这件事可在众人面前提议，主战派逃离北京者，一律问斩。” 于是，在重臣会议上，恭亲王说：假如议和破裂，主战派大臣都应以紫禁城为据点，血战到底。说也奇怪，自从恭亲王说了这话之后，主战派的调子确实不那么高了。 当然，这样做是为了给媾和签约铺平道路。李鸿章和恭亲王的互相配合，在宫廷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清政府代表团的气氛比当初缓和多了。李鸿章遭暴徒狙击一事，使一般日本人对代表团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来，其中有皇后制作的绷带。下关西部的渔民送来玻璃鱼缸，里面装着七十多条活鱼。甚至有些日本人还做出赎罪举动。 当然，说穿了，这并不是惋惜李鸿章的遇难，而是行刺事件使日本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他们害怕对媾和不利。对此，陆奥在他的《蹇蹇录》中也有所记载。 清政府代表团近来感到日本人的敌意缓和了，心理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而且，国内对于代表团据理力争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过去指责李鸿章是卖国贼的骂声，由于李鸿章的遇刺而逐渐消敛。强硬派的攻击之词丧失了说服力。 接到皇上批准签约的电报，住在引接寺的清政府代表团成员们顿时都如释重负，若不因为是处理战败媾和，必须谨慎从事，真想举杯庆贺一下。 “签了条约……就马上……回国！”李鸿章把电文放回桌上，摘下眼镜，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的事情可算办完了！”李鸿章独自喃喃地说道。 4月15日第五次会谈（加上在病床上的那一次为第六次）之后，七十三岁高龄的李鸿章觉得疲劳不堪了。 那一天，他拼出最后一点力量，要求把二亿两赔款再减少五千万，为一亿五千万两。 “这个问题不能再谈了，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嘛！” 伊藤不想再谈下去。 “那就再减少两千万两吧。” 然而，伊藤一个劲儿摇头。 赔款当然是用清政府的单位来表示。清政府是银本位，但没有货币。有一种洋银在市面上流通，是以墨西哥银元为主的外国银币。还有一种马蹄银，是小银块。按纯银称量，纯银五百七十五格令（约三十七克）为一两，叫库平两。所谓“库平”，是保管在户部的标准秤。 战争之前，光绪十七年（1891年）岁入为八千九百六十八万余两，岁出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余两（据《清史稿·食货志》）。由此可见，日本的要求对于清政府来说是多么苛刻。 伊藤首相同意把作为条约担保的占领威海卫和奉天两地改为只占领威海卫，清廷支付驻兵费由年二百万两减为五十万两。 4月10日和15日两次会谈，日方委员陆奥外相因病未出席。 签字仪式在4月17日举行，这天正好是甲午日。战争爆发之年的1894年是甲午年，所以中国一般把这次战争称做“甲午战争”。甲午之年爆发的战争，于次年三月的甲午之日收场——签署媾和条约。 签字仪式只不过是一种形式，陆奥外相也抱病出席。 再没有可议的问题了，这一天，他们只谈些非正式的闲话。作为正式的国家代表，为结束战争的和谈而来，因此，尽管李鸿章在十年前缔结《天津条约》时就认识了伊藤博文，也必须避免议题以外的闲谈。在谈判中，有时似乎也谈些闲话，但双方都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纯粹的闲谈。 签署已毕，不管再谈什么，条约也不能变更了，于是，两国代表第一回东拉西扯起来。 “陆奥阁下，病好些了吗？” “平素很少锻炼，时常闹病。”陆奥答道。 “大概是公务过于繁忙，操劳过度吧？应该适当把工作交给训练有素的部下去做。事无巨细，外交大臣一个人都掌管，岂能有休息时间？阁下还年轻，今后工作的日子长着呢，要多多保重身体呀！” 通译刚把李鸿章的话翻译完，伊藤博文就插嘴道： “我们都不能长生不死，的确应该让部下适当地分担工作，可是，收罗人才不容易呀！听说中堂阁下那里俊才如云，令人羡慕！” 以李鸿章为中心的“北洋派”的存在，是人人皆知的。甚至有人说，李鸿章把中国的一多半人才都笼络在自己手下。 “如云？”李鸿章微微一笑，露出自嘲的表情。 在场的人当中就有北洋派的主要人物——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徐寿朋、于式枚…… 李鸿章真想反问一句：你是不是有意讥讽？可是，在这些“俊才”面前反问这话，未免太不知趣了。网罗了如云的俊才，最后还不是败给了日本…… “可惜是乱云哪！”李鸿章说道。 翻译卢永铭先译成“散乱的云”，接着又译为“破碎的云”。 “破碎的云？”伊藤博文刚要发笑，立刻又把张了一半的嘴紧紧闭上了。“破碎的云”就在他身边。 “他们作为个人，确实都是出类拔萃的。至于没能把他们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大云团，就只怪我老朽无德，惭愧之至。”李鸿章说道。 这并不是谦逊之词，他心里也的确在这么想。 他驱动这些俊才，总是以竞争为动力，现在他觉得很后悔。因为竞争固然可以磨炼才干，创造业绩，但作为一个集团，岂不是缺少了团结一致？他们没能为一个巨大的目标丢开小异，同心协力。 李鸿章同他的出身很不相称，特别重视民间谣传。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宣传机构，想了解人心动向，街头巷尾的闲话是重要资料。罗丰禄就专门负责收集北京和天津的街谈巷议。临来日本之前，他听来这么一句话： “一个喽啰点火，另一个喽啰扇风，老头子忙着去扑灭！” “老头子指的是我喽？” “是的。” “点火的喽啰可能是指袁世凯，扇风的是谁呢？” “像是指盛宣怀。” “唔，不错。” 李鸿章敲了一下膝盖，喜形于色，认为说得很形象。民间的眼力真不错，令人叹服。 在朝鲜点火的人确实是袁世凯，而在天津海关的盛宣怀，主战言行颇多，还不时弄来一些低估日本实力的情报。 两个部下当然都很出色，但他们从未同心合力过。这也是因为主子李鸿章尽量把他们分开，让他们互相竞争，各显其能。 “那位在朝鲜的袁世凯眼下在干什么？”伊藤博文问道。 “不知道……像他这样的卑微下属，我不曾留意。”李鸿章答道。 “原来他处于中堂阁下不注意的位置，太可惜了，这个人可是个干才。”伊藤说道。 提到袁世凯的名字，李鸿章怀疑伊藤是要求给这次战争的点火人以处分，虽然签约已结束，但提一点“要求”之类尚无不可。这些杂谈尽管在签字以后，李鸿章也让秘书把重点都记下。 他所说的“卑微下属”，是指袁世凯不处于对战争负责的地位，假如伊藤要求处分，就可以借此来推托。 然而，伊藤只是称赞袁世凯的才干，只字不提处分。 “那个年轻人竟让我们老练的竹添公使喝了不少苦酒，真是年轻有为，可惜我手下没有这样的人才！”伊藤说道。 沉思良久，李鸿章仿佛终于想起来似的说： “有一次听说他在沈阳那一带，管运输之类……” 袁世凯在哪里，李鸿章知道得最清楚。被暴徒击伤后，从国内来了许多慰问电，其中也有袁世凯发来的。 袁世凯正在沈阳。他所负责的兵站总部位于沈阳西北约六十公里的新民府，从那里到临近前线的辽阳之间，设置了十二处兵站，以接力方式补给军需。袁世凯一般住在中间站的沈阳。 “这就是湘军和淮军的下场！”周馥说道。 周馥是直隶按察使，比道员的袁世凯品位稍高，出身安徽，给李鸿章当幕僚也比袁世凯早些。 从前线逃回来的湘军和淮军，在三十年前，曾镇压了太平天国军，因而赫赫有名。 “两军当年比今天强吗？”袁世凯问道。 “那当然。”周馥似乎受到了侮辱，愤然答道。 “他们变弱了？” “是啊！” “若是不间断地加以训练，军队很快就能变强。训练好的士兵再训练新兵……总之，我认为训练可以使军队强大。” “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心里想的，纸上写的，都合情合理，一旦着手去干，可就……” “为什么实际干就不行了？” “你问谁？你这家伙比谁都清楚！” “哈哈哈，当然！” 不用周馥说，袁世凯知道那原因，而且知道得非常清楚。除了“腐败”，还能有别的吗？曾国藩和李鸿章年富力强的时候，湘军也好，淮军也好，都保持着正规军队所没有的紧密团结，无愧于精锐之名。 腐败究竟从何而起呢？ “不是训练问题，是军队的管理问题。”袁世凯似乎在自言自语。 “对，完全对！”旁边的长芦盐运使胡燏棻突然大声插嘴。他现在也是兵站的负责人之一。天天看到一群群丢盔卸甲的败兵逃来，他冥思苦想，追究原因，终于找到了同一结论。 腐败先从金钱上开始。 军队就好像包工合同制一样，带一百人的队长，国家支给一百人的兵饷。实际上，队长手下只有七十人，那三十人的兵饷被他私吞了。当然，他也要有两三名得力部下，也得分一些给他们。有七十人还算是好的，只有实数的一少半的，并不罕见。 侵吞兵饷的军官们心里有鬼，说不得硬话。士兵们觉得受了愚弄，拒绝接受严格训练。 这样，军队自然就无法管理好。想改善，必须建立一套杜绝舞弊的管理制度。可是，军队的干部们怕失掉既得利益，不欢迎改革。 清军就是在这种腐败的基础上同日军交战的。 “失败是必然的！”周馥说道。 这也是在场的袁世凯和胡燏棻两人想要说的话。 “假如现在给我一万兵，训练一年，一年之后同十万国军打一仗，我准能打败他们。”袁世凯说道。 “是啊，你应当造就一支自己的军队！”胡燏棻起劲儿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