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江南》 第29章 米立奇的晚宴 应贝尔格莱德国际笔会中心主席莫马?迪米克的邀请，下午六时出发，去参加塞尔维亚著名画家米立奇?马其伟的六十二岁生日晚宴。 红星牌轿车穿过市区，沿着多瑙河缓缓行驶。司机有意放慢车速，为的是让我们欣赏夕阳下的贝尔格莱德。一群群洁白的和平鸽，绕着东正教堂金色的塔楼上下翻飞。被两岸浓绿托起的多瑙河胭脂色的水波，仿佛正在往外溢散一股莫名的芳香。纵然笼罩着战争的阴影，贝尔格莱德依然是巴尔干半岛上最美丽的城市。 车子驶上了山道，只见绿色葱茏的缓坡上，一大片别墅群错落有致。莫马告诉我，这里是富人区，一些政要、富商、社会名流聚居于此。我们的车停在一栋地势较高的别墅门前，即使是在这半山的富人区里，这栋别墅也是比较显眼的。一是因为它比周围的别墅大，二是它的位置很好。站在门前，整个贝尔格莱德尽收眼底。 两位老人站在门口欢迎我们。一个胖胖的，满脸慈善；一个很精神，有着一把钢刷似的络腮胡子。莫马介绍，胖老头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文化部长，大胡子就是米立奇。 米立奇给我的第一印象，让我想到了阿根廷的足球明星马拉多拉。他们都一样的矮，一样的结实，好像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向外喷发着力量。米立奇和我拥抱的时候，那架式，仿佛不是拥抱，而是和我摔跤。“中国，欢迎！”他快乐而又生硬地说。也许，为了欢迎我们，他临时学了这句中国话。 米立奇既是画家，又是诗人。他的画曾多次在国际上获得大奖，听说他的作品能在巴黎的画廊里卖出好价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栋大别墅并不是他自己掏钱买的，而是在南联盟没有解体之前，由国家奖给他的。这足以证明他在南斯拉夫艺术界的地位。 今晚受到邀请的客人很多，有俄罗斯的、保加利亚的、德国的、法国的、英国和意大利的。别墅宽敞的大厅，也显得拥挤了。米立奇似乎对我们中国的客人特别热情。稍事寒暄，他便带我们参观他的别墅。 别墅有三层。一楼是生活区，二楼是寝居地，三楼是书房和画室。无论是客厅，餐厅，还是书房，画室，甚至楼梯口，储藏间，到处都摆满了他的画和各种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并不昂贵，但反映了米立奇的追求：一张木犁、一柄帆船的柁、一只中世纪的盛酒的木桶、一柄剑、一根禅杖。大厅显眼处，挂着的竟是一大串风干的大蒜瓣。米立奇是一个钟爱自然且又非常怀旧的人，这不足为奇，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有这一特点。安慕小说网 让我惊奇的是，他的画室里挂着的一幅大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一身军装，和另一个穿着军装的高个子男人，并肩站在台上，为从台下走过的士兵授枪。 那个高个子军人让我觉得眼熟，我禁不住凑拢细看。“你认出了吗？”莫马问我，见我一脸惶惑，莫马神秘地说：“这是卡拉基奇。” 卡拉基奇？这是那个波黑总统？那个被联合国维和部队定为战争罪犯正在到处追捕的人？对的，没错儿，是他，这正是我经常从电视上看到的卡拉基奇。 米立奇毫不隐讳，甚至充满自豪地告诉我，他和卡拉基奇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不是要消灭别人，而是为我们塞尔维亚人生存的权利而战。任何一位了解巴尔干半岛历史的人，了解我们塞尔维亚历史的人，都会同情我们。”米立奇的情绪激动起来。 没想到，这位艺术家也是性情中人，沉入政治之深而又没有一点城府，让我初初领略他的人格的魅力。 我承认，我对塞尔维亚的历史了解甚少，可以说一无所知。来到贝尔格莱德后，才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在塞尔维亚人中间，卡拉基奇可不是什么战争罪犯，而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波黑战争之前，南联盟还没有解体的时候，卡拉基奇还是一名心理医生，同时也是一名出版过两本诗集的诗人。那时候，米立奇就和他是朋友。这两个塞尔维亚人，一个成了波黑的总统，而另一个，就是眼前米立奇，成了塞尔维亚的精神领袖。这一点，是另一位塞尔维亚诗人告诉我的。 直到参加这次晚宴之前，我还不知道米立奇在塞尔维亚人中间的崇高地位。现在，我既然知道他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反而更有兴趣来欣赏他的画作了。 他的画，有着很浓的宗教气氛，人物都活动在一种神秘莫测的环境中。他喜欢用那种反差很大的色彩，来强调一种无法躲避的压抑。在这种环境下的人，自然而然地产生强烈的反抗意识。可以说，米立奇用色彩描绘出塞尔维亚的历史，但米立奇本人可不这样看。在生日晚宴的致词中，他朗诵了自己的诗：“我是一名画家，我不用色彩，而是用思想来绘画。” 晚宴的重要活动并不在于吃，而是即兴的歌舞晚会。这对于害怕西餐的我，无疑是一种解放。我一边嚼着黑面包，一边品尝着米立奇自酿的葡萄酒，听宾客们的诗朗诵和歌舞表演。 一位医生出身的塞尔维亚诗人称赞米立奇：“你是我们的一盏灯。” 一位修女用她阴郁的嗓子吟唱了一首怀念妈妈的诗。朗诵完，米立奇走去吻了她满是泪痕的脸。 一位移居俄罗斯的塞尔维亚作家说：“我们塞尔维亚的男人就是力量的象征，米立奇就是力量。” 激动的米立奇开始唱歌了，我不知道他唱的什么，但从他火一般的眼神中，大致可以知道他既不是在歌唱爱情也不是吟唱自然。 塞尔维亚是一个善饮的民族。酒之于勇士就像鲜花之于美人。嗜酒的塞尔维亚的艺术家们现在都有了几分醉意，他们终于像勇士那样狂欢了起来。从楼下跳到楼上，又从画室跳回餐厅，整座别墅都被闹翻了。就这样，米立奇还嫌气氛不够热烈，这位大胡子老头，竟然从乐师手中抢过手风琴，一边拉，一边唱，一边跳，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再次沉入到手舞足蹈的疯狂之中。我不由得由衷地赞叹：无论是在战场还是舞场，塞尔维亚人都是那样地投入。 看来，这场歌舞晚会要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了。由于是生日晚宴，我不便主动提出告辞。看到我局促地坐在沙发上，米立奇走过来对我说：“如果累了，你可以先走。”我起身称谢。向在场的所有客人告别，走出别墅。但是，歌舞并没有停止。这回，是塞尔维亚的文化部长拉起了小提琴，米立奇依旧拉他的手风琴，在他俩的带领下，且歌且舞的塞尔维亚人一直把我送进轿车。他们用歌声向我道别。 1996年10月21日于贝尔格莱德 第30章 瓦里沃的夜晚 在市立中学开完诗歌朗诵会，已是晚上十点了。莫马?迪米克先生朝我做了一个手势，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一起上街走走吧。莫马会讲塞尔维亚语和瑞典语。我只会讲汉语。因此，我们俩沟通就只能靠哑语了。 比起贝尔格莱德的夜晚，瓦里沃显得更为安静。这座只有六万人的小城，在塞尔维亚的中部，距贝尔格莱德只有九十公里。当我们走上夜的街市，看到明亮而洁净的街灯下，一家家露天小酒吧生意兴隆，我的心中不免惊叹：塞尔维亚人真会享受悠闲啊！ 我们是上午离开贝城来到瓦里沃的，沿途岗峦起伏，塞尔维亚中部的丘陵，连绵不断。由枫树、白桦和檞树等落叶乔木组成的丛林，染出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黄或者赭红，如彩霞堆砌，煞是壮观。隔断丛林的是一条条的玉米地，偶见二三农妇，正在挥刀砍伐已经干枯的玉米秸。她们干活的姿态，让人一点也不感到匆忙，好像是悠闲生活的补充。点缀在丛林之间的，是那种白墙红瓦，并有着尖尖屋顶的农舍小楼。每座小楼必用矮矮的木栅圈起。木栅之内，必有一片绿茸茸的草地。在中国，这是只有那些新生的富豪们才买得起的别墅。不过在塞尔维亚，每一位普通的农民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由于波黑战争，南斯拉夫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已经四年了。但是，在这片塞尔维亚人生活的土地上，我们首先体会到的并不是战争的创伤，而是暖融融的阳光下那份自得其乐的田园之趣。 触景生情，在车上我哼出这么几句： 红叶满山花满市， 瘦墙尖顶小钟楼， 漫言国破愁如织， 村女弹琴韵自悠。 客观地讲，塞尔维亚现在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一些商店的货架上商品寥寥，但这并不妨碍塞尔维亚人苦中作乐的生活。只要有酒、有烟、有鲜花一样的少女，构成幸福的元素就全有了。 莫马领着我们在街上闲逛。家家啤酒，户户琴歌的异国情调着实让我陶醉。在穿城而过的卡普拜罗河边，我们站了一会儿。河上升起淡淡的夜雾，路灯的光芒已被教堂的钟楼阻隔。而这时，恰好浅浅的云层中露出大半个月亮，皎洁清丽的光辉披满我们的双肩，也给卡普拜罗河水敷上了一层银霜。河两岸的别墅小楼，投出参参差差的灯影，此起彼伏的歌声盖过了时断时续的水声。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这时在我的心中悄然而至。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在江西的婺源旅行，当我扣动一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的门环而无人应答时，也产生过这种情绪。一个人突然遭逢到使他感兴趣又完全陌生的环境时，这种情绪就会产生：新鲜、亲切，又夹杂些许的惆怅。昨天，在贝尔格莱德一家图书馆里，一位研究历史的塞尔维亚教授请我为她的小女儿抄一首中国诗，我在那小姑娘的童话书的扉页上写下了李白的名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没想到今夜，在瓦里沃的卡普拜罗河边，我又见到了故乡的月亮。它虽然高悬在巴尔干半岛的上空，但依然那么的温柔，那么恬静，默默地抚慰每一位远方的游子。 也许我沉思得太久，直到莫马拍拍我的肩膀我才惊醒。他用一种很神秘的眼光看着我，指指月亮，指指我，说了一句塞尔维亚语。见我茫然，他又吐出几个生硬的中国字：“孔夫子！老子！” 从莫马的神态，我猜想他的意思：“你们中国人都喜欢沉思，就像孔夫子和老子那样”。两天后回到贝尔格莱德，通过翻译，证明我的猜测大致是对的。莫马的原话是：“你这样子，像你们的老祖宗孔夫子和老子。”在塞尔维亚，有三个中国人的知名度最高，他们是孔夫子、老子和毛泽东。 因为小街上的歌声太诱人，我们走过卡鲁拜罗河上的石桥，来到另一条小街上。从街头走到街尾，却不见一家露天酒吧。原来，它们都集中在河对岸的小街上去了。这里行人稀少，灯影横斜。我们慢悠悠的脚步声像清风吹过竹林时留下的细微的沙沙声，更是增添了一种“鸟鸣山更幽”的闲雅之境。 回到下榻的白色花朵旅馆，已是晚上十二时。莫马兴犹未尽，他把我们同行的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马其顿等国的作家都喊出房间，到旅馆的酒吧里喝酒。威士忌、白兰地、啤酒和苏打矿泉水应有尽有。酒杯刚刚举起，歌声就响起了。瓦里沃当地的一位漂亮而又奔放的女诗人带头唱起了塞尔维亚民歌，在座的塞尔维亚人都跟着唱起来。那位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写童话诗的银发老太太，也是塞尔维亚移民，也许是故国重游之故，唱得特别起劲，好几次都和那位奔放的女诗人一起离席而舞。在朦胧的灯光下，她的满头白发像是一篷优雅的月光。而那位奔放的女诗人，“美目盼兮，巧笑倩兮”，更是把塞尔维亚风情，展示得淋漓尽致。安慕小说网 歌舞之余，奔放的女诗人看见我并没有喝酒，便问我为什么不喝酒，我说不会。她又问：“抽烟呢？”我摇摇头，她又接着问：“女人，你喜欢吗？”我笑了笑，又摇摇头。她也跟着摇头，嘟哝了一句：“很遗憾，你把诗人的三个专利都放弃了。” 已是凌晨两点了，歌舞酒会还在继续。我感到疲倦，抱歉地向朋友们告别，回到房间。而这时，月光下的瓦里沃城，依然沉浸在歌的摇篮里，酒的芬芳中。 1996年10月24日上午匆草于贝尔格莱德王宫旅馆104房 第31章 海啸的颜色是什么 一望无际的深蓝的海面上，绽放着一朵朵雪白的浪花。突然开放又突然消失，然后再开放，再消失……它的闲适，像故乡篱边的残菊；它的逍遥，像雪山上的金达莱；它的迅疾，像高原上的羚羊；它的壮阔、它的壮阔像什么呢？铁骑突兀刀剑鸣，大概惨烈的滑铁卢战场，与它庶几近之。 但这一切，只是惊涛破空而来的前奏。 此刻，我站在一片犬牙交错的珊瑚石的岸礁上，面对大海，我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渺小。甚至，还有几分恐惧。 因为，我是在印度洋发生海啸后的半个月，来到这座天宁岛的。 在太平洋与菲律宾海相接处，有一个北玛利安纳群岛，它由13座小岛连缀而成。最大的塞班岛，面积120平方公里，是北玛利安纳群岛联邦自治政府的首都，常住人口大约7万人。与它相距仅5海里的天宁岛，面积101平方公里，略小于塞班岛，但岛上的常住人口不到3000人。一大片一大片的椰林无人涉足，住在里面的，是响亮的阳光，是匆促的风雨，是扑喇喇的鸟翅，是擦着树稍一掠而过的涛声。 作为一名旅游爱好者，我饕餮过各种不同的山水盛宴。但是，当我面对这天宁岛的太平洋热带风情，我仍然惊讶莫名。因为，我所熟悉的词汇，无法准确表达我对这片海域的感受。 此刻，我站在天宁岛的最北端，十几公尺外就是大海。我知道我的正前方，东面的五十海里处，即是闻名世界的北玛利安纳海沟，它深10938公尺。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比它更深的深渊。由于这道深渊，海水在这里尤其变幻不定。我的目力所及的最远处，海水蓝得发黑，让人体会它的森严，真正是“远观而不可近拭焉。”稍近一点，水变成了深蓝；再近一点，才能找到那种一碧万顷的感觉。当鼓翼的风把海浪推到岸边，水的颜色便变成了翡翠。仿佛海底有强大的阳光向外透射，被照亮的深蓝，变成亮晶晶的翡翠了。这翡翠不仅柔软，而且会呼吸，乃至每一个观赏它的人，都产生了跳进去任其融化的愿望。可是，当风力增大，一波一波的翠浪被挤压到岸边，与礁盘发生猛烈的碰撞时，温柔的浪，刹那间愤怒地竖立起来，卷卷扬扬，变成了高达数十米高的玲珑剔透的冰花。既有消魂之美，又具有横扫千军的气势。就在这一刻，我明白到风涛的颜色是洁白。它后退一步是翡翠，前进一步，它前进一步是晶莹！ 风涛扑来时，我感到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裹挟着我。它既像在推，又像在吸附，人很快就失去了重心。我刚来得及转身，涛声便重重地砸在我的背上，冰花如雹，衬衫尽湿。我踉跄几步，才站稳了脚跟。不是我战胜了惊涛，而是它小试牛刀之后，又得意地退回到海中。 惊魂甫定，我又转身向海，看翡翠的波浪上闪烁着的阳光。我再次惊讶这海水的诡谲，它把所有的危险，尽藏在色彩迷离的游戏中。越是美丽，越是单纯，越是有灭顶的灾难在窥伺着你。 惊涛的颜色是晶莹，那么海啸的颜色呢？ 在2005年新年到来之际，再没有比海啸这个词更能让世界揪心。水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莫过于洪涝与海啸。洪涝有一个过程，像1998年发生在中国长江海域的洪灾，历时一月。虽然也惊心动魂，但人们毕竟还有时间来与它抗争，来安全地撤离。海啸则不同，它几乎在瞬间发生。今天，当我们看到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斯里兰卡、泰国等处的印度洋沿岸的疮痍满目的城市与乡村，看到那么多的骤然萎谢的生命之花，便知道一场海啸的发生意味着什么。 在天宁岛，我也看到了海啸的遗迹。 去天宁岛北端的海岬观潮之前，我先参观了中部的岛上土著塔加族的石墟遗址。据说，这处遗址为塔加族的酋长所居。它是由十一根巨石撑起的一幢石屋，这些石柱每根高约两丈，重约四十吨，应该说坚固至极。可是，在1800年，这里发生了海啸，顷刻间，巨浪以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了令塔加人引以为自豪的石屋。十一根大石柱倒了十根，而石屋周围的小型民居，更是荡然无存。 这次海啸究竟有多大的威力？因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已不得而知。但是，海啸之后，西班牙的探险者在180公尺高的山坡上，找到了石屋的构件。因此猜测，这次海啸的巨浪，最低有180公尺高。试想一想，一堵晶莹的180公尺高的水墙，以飚风的速度向前推进，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它免于毁灭呢？ 自海岬观潮归来，我又回到了塔加族石屋遗址。我抚摸着那根孤零零的屹立着的石柱，再看看倒在草地上的它的横七竖八的同伴们，心中难免升起一股排之不去的凄凉。 人因为有着非凡的智力而实际上成为万物之灵。但是，宇宙并没有赋于人类特权，让他主宰世界。人类只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决不能成为世界的对立面，中国的先哲创造了一个词汇——居安思危——诠释的便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居安思危，是他身处顺境时应想到随时可能到来的逆境；一个民族的居安思危，是它始终要思考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整个人类的居安思危，就是我们要想保持生命的尊严，首先应该学会敬畏，学会谦卑。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智力毁灭一个地球，但人类绝不可能凭借自己的智力创造一个地球。 离开塔加族石屋的废墟，我又走到了海边。黄昏来临，落日的红晕，给远处蓝得发黑的海面敷了一层胭脂。而近处的翡翠海面上，余辉像一朵朵火焰在跳动。当我为这辽阔的诗意而陶醉，风又起了，雪白的惊涛又窜得老高老高。惊悚的我，再一次想到：灾难到来之前，它的色彩总是最美的。海啸的颜色是什么，灾难的颜色就是什么！ 2005年1月13日于天宁岛 §§第四辑 第32章 问花笑谁 昆明昙华寺的院子里，两殿门上，各有一块匾，前匾是：听鸟说甚。后匾是：问花笑谁。两匾相对，正好组成一幅绝妙的对联： 听鸟说甚 问花笑谁 站在花木扶疏的院子里，把这幅联轻轻吟诵了几遍，富有诗趣的佛家情怀便油然而生了。 花与鸟，这是春天的一对伴侣。江南三月，莺飞草长，那是多么蓬勃的生气。古代的诗人们，多以鸟与花对举，来歌咏明媚的春天。我17岁时，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山高花上树，天窄鸟扶云。”我想，热爱生活的人，大概没有不喜欢花与鸟的吧。“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绝妙的一联，为我们营造了一幅多么好的美人怀归图。其实，它又何尝不是含蕴着深深的禅意呢？ 关于花与鸟，《五灯会元》中记载了两则典故：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眼法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师（百丈怀海）侍马祖行次，见一群野鸭飞过。祖曰：“是什么？” 师曰：“野鸭子。”祖曰：“什么去也？”师曰：“飞过去也。”祖遂把师鼻扭，负痛失声。祖曰：“又道飞过去也。” 师于言下有省。 摩诃迦叶，被公认为禅宗初祖。释迦牟尼拈花示众，众皆默然，唯有迦叶破颜微笑，释迦牟尼便认为他开悟了，于是把禅宗大法传给了迦叶。 百丈怀海是中国禅宗史上一位光辉的人物。得到禅宗五祖慧能衣钵真传的马祖道是他的师傅。当他如实地回答师傅的提问，说野鸭子飞过了头顶时，却被师傅使劲地扭住鼻子，以致痛得嗷嗷大叫。但是，当师傅怒斥他：“又道飞过去也。”他的心中顿时划过了一道明炽的闪电，他开悟了。 拈花一笑，迦叶明白了佛法的妙谛，被扭痛了鼻子的百丈怀海，竟然获得了禅的奥义。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这只能说明，常人与禅师之间，的确存在着思维上的鸿沟。我们常人，从小就受到严格的逻辑思维的训练。冷了就要穿棉衣，病了就要吃药。这看来很平常的生活上的道理，其实也会引起我们逻辑上的判断。由冷想到棉衣，由病想到药，这就是逻辑的推理过程。而得道的禅师，首先要走出的，便是这逻辑的藩篱。将人心从二元思维的陷井中拯救出来，回到‘一心’，回到空，回到如如不动的佛陀境界。我之所以说回到而不是找到，乃是因为每一个婴儿本来就是在佛陀境界中，自从他呱呱坠地，随着意识与语言的产生，他便离开了佛陀境界。人为为伪，人弗为佛。伪与佛，用《心经》来解释，伪是色，佛是空。色不异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即是化二元为一心，弃经验而入禅的关键所在。 禅的暗示是普遍存在的。鸟飞鸟唱，花开花落，这些自然界常见的现象，往往也隐藏着巨大的禅机。所谓禅机，即是把复杂的客观世界化为自体的单纯的感觉。用铃木大拙的话说，禅“除自体以外没有其它任何目的”。释迦牟尼拈花，迦叶微笑。花成为迦叶入禅的契机。百丈怀海因为局限于野鸭子飞过头顶的真实性（也就是逻辑性）而被马祖道一扭鼻子。这只野鸭子，终于把百丈怀海引进了许多人终身寻觅不到的禅关。在这两则故事中，花与鸟不再是逻辑语言所给定的那两个呆板的概念，而是在漫漫长夜中突然亮起的两盏明灯，给苦苦追求的跋涉者带来了新生的曙光。 前面说过，花开花落，鸟飞鸟唱，它们都那么无拘无束。它们也决不因为人们的好恶来改变自身的存在。这一点，正是迦叶微笑的理由：禅是生命本来的自由。所以，当我置身在昙华寺的院子里，看到“听鸟说甚，问花笑谁”这两个问句时，我好像突然捕捉到了对生命的最细微处的知觉。我更看到伟大的佛陀说出的那四个字：“无情说法。” 按禅的知解，无情即是有情。既然禅宗大师们演释过“法无定法”，“非法非非法”的公案，我们也可以说“情无定情”，“无情无无情”。我们可以无情说法，但决不可以用“无情”来对待鸟的歌声和花的微笑。玫瑰花红得那么鲜艳，可是，它绝不会因为自己的娇媚而去讥笑路边杂草丛中的矢车菊，而矢车菊也绝不会对玫瑰花生出嫉妒之心。阗无人迹的深山，枝柯交复的树林，是鸟的快乐的家园。有一棵树鸟就满足了，它不会像人类那样贪得无厌，为了满足一己私利而不惜互相屠戮。在恶欲横流的人的世界里，鸟说什么，花笑什么，似乎并不能引起芸芸众生的注意。但是，花与鸟，都是生活在大慈大悲的佛陀的世界里。我们爱花，我们爱鸟，即使不能获得禅的启示，也可以获得一种爱悯的精神，促使慈悲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萌发。xfanjia 关于花与鸟，历代的禅僧与参禅的诗人们留下不少诗作，以传递他们的开悟，试举几例： 慈受深禅师的诗： 烟笼槛外差差绿， 风撼池中柄柄香。 多谢浣纱人不折， 雨中留得盖鸳鸯。 张无尽的诗： 莲花荷叶共池中， 花叶年年绿间红。 春水涟漪清澈底， 一声啼鸟五更风。 宝峰照禅师的诗： 一口吸尽西江水， 鹧鸪啼在深花里。 自有知音笑点头， 由来不入聋人耳。 王安石的诗： 午鸠鸣春阴， 独卧林壑静。 微云一过雨， 淅沥生晚听。 红绿纷在眼， 流芳与时竟。 有怀无与言， 伫立钟山暝。 戴呙的诗： 幽栖颇喜隔嚣喧， 无客柴门尽日关。 汲水灌花私雨露， 临池叠石幻溪山。 四时有景常能好， 一世无人放得闲。 清坐小亭观众妙， 数声黄鸟绿荫间。 即使不懂禅的人，读这些诗，也会获得花鸟娱人的至美感受。若要细细地解读这些诗，恐怕又要占去更多的篇幅。但我相信，细心的读者阅读这些诗时，一定会走出烦恼的阴影，甚至赤脚走向花开鸟鸣的深山。 不过，关于花与鸟的诗，我认为字字渗透了禅机，应该是王维的《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在这春月空濛的晚上，人、山、花融为了一体，让人进入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菩提境界。这时，忽然有山鸟惊起，三声两声，在春涧中幽鸣。这山鸟，其实就是诗人跃动的禅心。由此可见，禅并不是枯寂的，而是活泼的，新鲜的，是流布于天地间的一股精气。 于是，我明白到鸟在说什么，花为什么笑了。 1997．2．4写于武汉梨园书屋 第33章 寒山寺的钟声 我总觉得，含蓄的忧愁，淡淡的、蕴藉的忧愁，让人去体会——而不是得到某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生命神韵，乃是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所在。唐代诗人张藉的《枫桥夜泊》一诗，当属此列。 现在，我伫立在寒山寺内的这一方诗碑前，禁不住又一次吟诵：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刻在碑上的是这诗。书丹的，是清代的大才子俞樾。字体秀逸，让人感受到霜花满天渔火摇曳的宁静之美。江浙士子特有的楮墨风流，让人享受到内敛的含蓄之美。 聪明的俞樾，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张藉的诗意。 只有几岁时，我便会背这首诗。儿童的心灵，因为稚弱而容易接受暗示，我是背唐诗长大的，所以中毒甚深。淡淡的忧愁，悄然的伤感，在我的生命中挥之不去。就像这首诗，储藏在我的心中，就像棉衣储藏在柜子里。只要一到冬天，我们就会把棉衣从柜子里拿出来穿在身上。一俟我独行在外，在异地的旅舍里，夜深人静，孤灯之下，这首诗就会自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没来寒山寺前，我以为这孤寂的夜半钟声，会穿过广袤的田畴，掠过箫瑟的村庄，遥遥地、悠悠地，传到倦泊在河埠的客船上。其实，寒山寺就在运河边上，撞钟处与泊船处咫尺之遥。寺门不远处，就是横架在运河上的枫桥。甚至，船上的客人只要探头窗外，就可看到小和尚扯动钟杵的身影。 寒山寺的规模并不大，比起苏州城内的戒幢律寺来，又不知小了多少。寺名寒山，是为了纪念唐代那位著名的诗僧。从寒山留下的数百首诗作来推断，这位秀才出身的关中人从未真正地出家，或者说，从未举行过正规的受戒仪式。他远离家乡，来到浙江天台山隐居，与天台山国清寺的火僧拾得相善。所以，佛教史上，将这两位僧人并提，一些寺庙中，都建有专门的寒拾殿纪念。 探究寒山寺的来历已不重要。因为寒山寺的闻名与寺庙本身无关。重要的是张藉的《枫桥夜泊》这首诗。一首诗造就千古风景，当以此为最。中国的许多景点，都是因为诗人而产生的。如杭州西湖的白堤、苏堤，绍兴城中的沈园等等。还有，陈子昂之与幽州台，崔灏之于黄鹤楼，辛弃疾之与郁孤台……莫不都是诗韵与名胜相得益彰。 倘佯在寒山寺外的运河边上，正是油菜花黄的江南三月。乍暖还寒，嫩嫩的阳光，让你无法体会深秋萧瑟的行旅。从寺门前行不远，是铁铃关，挨着关墙的是枫桥。这座建于前唐的石桥，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涛洗礼，已无复当年的旧貌。桥下悠然流过的运河水——它的上游是尽藏铅华的西湖杭州，下游则是曾经纸醉金迷的瘦西湖扬州，这真是一条黄金水道啊。航行其上，有千金买笑的巨贾，有倚红偎翠的达官。在深秋之夜，能够独自一人伫立船头，披冷霜、听乌啼、伴黄枫、看渔火的，大约只有远离富贵的诗人了。 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诗人，我们的世界又能从哪里看到这一道道绝妙的人文风景？我的故国江南是美丽的，温婉的，而且，总还含有那么一点点忧愁。单看月、霜、枫、渔火、客船这五个词，似乎没有什么，但加上“乌啼”与“钟声”，这凄苦与悠扬的两重奏，上述这些互不关涉的景物，便一刹那间生动起来，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再与一个“愁”字对应，奇妙的美感便油然而生。这时，你感受到的寒山寺也不再是一座庙宇，而是一座寒冷峻峭的山峰，它带给你至深至大的深秋的寒意。 于是，愁有了温度，钟声也有了深度——它是要穿过千重山万条水的。在你最初的生命意识中撞响，一程程发散，一圈圈荡开。听到了它，被尘俗的生活弄得愚钝了的灵魂，又豁然醒悟。呀，没想到，真正的生命已经离我这般遥远。 美呀，寒山寺的钟声，然而更美的，是翘首船头的独立的诗人！ 近年来，听说每年除夕，都有不少日本人去国离家而来，为的是在那特定的时刻，能够听到寒山寺的送旧迎新的钟声。对于这些渴慕中国古典文化的异乡客，我表示理解，但同时又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听得懂寒山寺的钟声。这钟声里头，蕴含着多么深邃的禅机啊！ 1996．3．26于寒山寺 第34章 峨嵋山散记 一 虽然，我游过许多山，但因未到峨嵋，与人谈起山时，仍不免气馁。久欲探峨嵋，却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这遗憾一直伴我度过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漫长的二十余年，峨嵋山中的暮鼓晨钟总是在不紧不慢地敲响，佛光与圣灯也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展现；桫椤花开着，绝珍的美人红也每年撩人一次。而我，却早已告别了朝气蓬勃的青春岁月，游山的兴趣，也从奔跑傲啸变成了踞坐一块顽石，静静地、静静地看着花开花落，云起云飞。 古人咏峨嵋山，留下许多佳作。这些名篇，都曾是我寒夜佐酒的佳肴。其中，最让我喜爱的，是李白的《峨嵋山月歌》与《听蜀僧浚弹琴》两首。第一首是他二十五岁的作品。峨嵋山的半轮秋月，送我们诗人上路，开始他一经起步就永不停歇的人生壮游。每当吟诵这首诗，我的眼底就会浮起一条一千二百年前的青衣江上的行舟。峨嵋山如此之大而行舟又如此之小，这种极富颠覆性的乡愁，的确让李白难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首诗，是李白离开峨嵋山三十年后的作品。咏叹再三，我禁不住还是要把它抄录出来：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这诗，李白写自安徽宣州的敬亭山。他在这里邂逅了三十年前在峨嵋山中认识的和尚广浚。他乡遇故知，何况在两鬂斑白的暮年。广浚解下了背囊中的瑶琴，只轻轻一拨，久违的峨嵋山，原版的一峰一壑，一花一叶，又都在蜀国音乐的旋律中生动地再现。m.xfanjia 二 闲话半天，读者还以为我这是在山外谈山。其实，这会儿，我正在峨嵋山息心岭下的万年寺中。这寺的前身，即唐代的白水寺，广浚和尚是白水寺的高僧。寺左有一水池，即白水池。峨嵋山十大景中，就有一个白水秋风。秋之于山，犹如十八岁之于少女，是最绚丽多彩的季节。白水寺之秋，大概最能代表峨嵋山的韵致了。在霜钟破晓的十月，站在白水池畔，看狮子岩边，天池峰上，钵盂山前，功德林中，处处的层林，都是色彩的交响乐。熟透了的西瓜瓤似的枫叶，胭脂色的岩桑，金箔一样闪光的银杏，苍郁的扁柏，翡翠般的古楠，还有水白蜡树组成的一片一片的灌木林，在深浅不一的绿色中盛开着抢眼的小白花，如同无涯的碧波中翔舞着成千上万只缟素的鸥鸟。这铺展在无尽岗峦峰谷中的燃烧的秋色，面对它，你的内心会突然掠过一阵惊悸。太美的风景，也会把人灼伤。 一千二百年前的某一个晚上，或者，某几个晚上，广浚和尚就是在这白水池畔，面对四山合围的醇厚秋色，用他闲雅的琴声，招待我们旷代的诗人李白。三秋的桂子不焚而香，绕膝的秋风，比爱人初洗的秀发还要爽滑。此情此景之中，广浚十指如飞，弹奏出一曲又一曲优美的旋律。如秋风，在万千红叶间簌簌踱步；如芳醪，令人不醉不止。 从李白诗中看，广浚属于那种大气魄的且有着幽玄境界的艺术家。在我来看，这两点也正是峨嵋山的特色。两人所处时代，佛教禅宗已开始流行于中国。初期的禅，以恢复人心的本性为目的，让盲目挣扎的生命，有一个愉快的归宿。广浚显然是一个得道的禅师，琴声中流露的是他对生命的理解，用向上奋进时必须凭借的特殊情感来关照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打从一来到息心岭下，蹀躞在白水池畔，我的耳畔就一直萦绕着广浚的琴声。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琴声是峨嵋山的一种象征。此前，我已登上了金顶，在海拔三千七百七十七公尺的华藏寺中拈香礼佛。尔后，我在岩丛间漫步，乱云弥漫，冻雨潇潇，什么都看不见，唯有寒冷而已。正自懊恼，忽然一阵风来，云被推上高空，万千峰头，都亮出宝蓝色的剪影。它们在积云的苍穹下所表现的轮廓线，不正是广浚禅师指间流露的有着幽玄境界的旋律吗？ 三 白水池边，原有一块“唐李白听广浚弹琴处”石碑，不知何年立，亦不知何年毁。大凡上峨嵋山的游客，来息心岭下只想游览万年寺。比起山中其它寺庙，这万年寺所存文物最多，最著名的有两个：一尊高七点三米，重六十二吨的普贤菩萨青铜像，造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还有一座放置普贤菩萨青铜像的砖砌无梁殿，建于明万历年间，也有四百年历史了。看到这些年代久远的佛器，的确能让一个人的心思宁静下来，生一些超凡脱俗的遐想。我也是虔诚的礼佛者，但焚香稽首后，仍想去追寻李白与广浚的遗踪。 其实，白水池很小，不过十几平方公尺，一粒松籽掉进去，击起的涟漪，也会在整个池面浮漾久久。我伫立池边，看到许多游人步履匆匆，都不肯在这池边稍一驻足，心中难免生起感伤。 对人世间事物的认识态度，对精神生活的感悟能力，佛家称之为慧根。现代人生活的旨趣，已与古人相去甚远，若用禅家评判慧根的标准，大部分都是钝而又钝。这的确是现代文明给我们留下的尴尬。一方面，科技进步拓展了人类的生活空间，衣食住行的舒适大大提高。由于整体的发展，今天一个普通人的享受，已是超过了远古的帝王。可是，另一方面，人类的精神生活却大大退步了，为人类提供精神食粮的艺术家们，屈服于商业的压力，再也不可能无条件地倾心于艺术。达摩面壁九年，始悟禅机；瞎子阿炳终生穷愁，但留下了《二泉映月》；贾岛“三年两句得，一吟双泪流”；王羲之一辈子都在揣摩一个“鹅”字；曹雪芹十年食粥，隐于荒村写出《红楼梦》……这随手拈来的几例，在远古的艺术家中，决不是极端的个案。存在于农业文明中的艺术，是纯真而执著的。广浚和尚孤独地隐居在这山中，化禅为琴，飞瀑鸟鸣，山风松啸，其聚散、其抑扬、其跌宕、其节奏，不穷其一生，你怎能体会到其中的奥妙？所以，远古的艺术家，是为艺术而艺术，将人生容纳其中。今天的艺术家，大部分是为金钱而艺术，将名利列于首选。所以，他们决不肯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个画家可以一年画数十幅画，一个作家可以一年写好几本书，一个歌手可以一年出几张歌碟。这里头究竟有多少真正的艺术呢？可悲的不是这现象的存在，而是这现象已成了艺术家的主流。 像留不住游人的脚步一样，真正的艺术也几乎要在我们这时代消失了。感官的享乐代替了精神的追求，这一切都是科技发展的结果。对于生活，科技是福音；对于艺术，科技则是瘟疫！在这种情况下，“唐李白听广浚弹琴处”石碑的被毁，而且再也不恢复，则不能认为是一个简单的事件。 四 感伤并不如同流行感冒，可以传染给他人。我一起的旅伴，在这万年寺中，尽在快乐的浏览。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峨嵋山是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但峨嵋山的声名，不仅仅因为佛教。它的风景，它的文化，也是让人常读常新，不但眼热，而且心仪。徜徉在万年寺中，在虚无飘渺的广浚禅师的琴声里，我吟出了这样一首律诗： 为到峨嵋品雪芽，三春三月过三巴。 檐桃金顶风兼雨，雾暗青衣气若霞。 古刹梵钟菩萨道，白云苍狗杜鹃花。 瑶琴一抚千年后，谁携余音过酒家？ 天色向晚，在青紫的阴影中，踽踽地，我踏上了归途。雨后的峨嵋山，处处沟壑莫不争流着代代相传的琴音诗韵。车子一拐，路左闪出一排小木楼，其中一幢门前挂了一个“峨嵋酒家”的招牌，我吩咐司机停车。立刻，我找到了与李白对饮的地方。 2001．7．28写于梨园书屋 第35章 访成都杜甫草堂 一 春来惆怅浣花乡，无限江山一草堂。 细雨酥泥红满路，竹篱楠影绿盈窗。 每因战乱伤襟抱，历尽沧桑壮酒肠。 流寓锦城听杜宇，诗人独自话凄凉。 坐在杜甫草堂的茶馆里，我写下这首诗。数年来借助银翼，频到成都，也曾抽空三访杜甫草堂。诗人出身的我，一直想为这草堂写点什么，但不知为何，总找不到感觉。此番从峨嵋山归来，心如青衣江上的行舟，还航行在盛唐的烟雨里。再来到这成都的杜甫草堂，细细浏览柴门花径，穿过一丛丛凝烟滴翠的新竹，看高大的楠树把四月的烟雨中的春光，撑了一个满庭，心中便突然生起无尽的惆怅。于是，就有了上面这首诗。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是绕舌的一群。中国以诗国著称，诗歌在中国，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状态。在古代，中国的为官者，几乎没有谁不会写诗，他们中产生了许多大诗人，像屈原、宋玉、鲍照、庾信等等。这情形在唐宋两代尤为突出。在唐有张九龄、王维、柳宗元、元禛、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等等；在宋有王安石、晏殊、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等，都是诗坛中雄视千古的人物，同时又都是高官。同以上这些人相比，杜甫官职卑微，所谓工部，比之如今，充其量是个处长级别。但论诗不论官，何足挂齿的小官并不妨碍他获得“诗圣”的地位。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十分优秀，但同时又极尽虚荣之能事，凡事都要夸张。譬如圣人，全世界获此封号的，加起来恐怕也没有咱中国多。周公旦是中国政治家中的第一位圣人，孔夫子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有“万世宗师”之美誉。另外，诸如书圣、草圣、诗圣、棋圣、艺圣、画圣、歌圣等等，不一而足。发展到当世，愈演愈烈。这种现象的产生，实乃是远古生民图腾崇拜的余绪。圣人是崇高的，不可企及的。我辈仰望，窃窃惭愧自己的愚笨。可是站在这杜甫草堂中，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为何这草堂，从来没人称它为“诗圣草堂”而要直称为“工部草堂”？难道圣人的头衔，还敌不过一个级别卑下的工部员外郎？ 二 公元758年冬，从华州司功参军任上弃官流浪的杜甫，携家带口来到成都，借寓于浣花溪畔。翌年春，在友人的资助下，在浣花溪上游选了一块地，盖起了几间茅屋。这便是最初的杜甫草堂。杜甫在这里住了三年零九个月，写下了两百四十多首诗。在他死后，草堂数度易主终成废墟。直到一百多年后，来成都做官的晚唐诗人韦庄，在浣花溪畔找到了草堂遗址。缅怀先贤，他在遗址上头盖了一间茅屋，这是后人纪念杜甫的第一座建筑。又一百七十年过去，到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有一位名叫吕大防的进士仕宦锦城，在再度倾圯的韦庄版的草堂遗址上又一次重建。这一次规模略大，其壁间绘有杜甫遗像，供人瞻拜。半个世纪后，已是南宋初年，时任成都知府的张焘来到浣花溪边，面对草堂凋敝之甚，遂再度培修，新增二十六通石碑，遍刻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历时四月而成。经过这次修葺，草堂渐有气势，大殊于从前。元明改朝换代之际，草堂毁于战火。明初，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受封蜀王到了成都，下令重建草堂，这次规模更为宏大。自此，终明一朝，草堂修葺扩建了七次，亭馆祠堂，曲水园囿，草堂已成胜景。明末，张献忠入蜀，杀人如麻，川中浩劫，草堂亦不能免。1670年，清康熙朝川湖总督蔡毓荣履任成都，联络四川布政使金凌、成都知府冀应熊倡仪重修。清代历朝扩建五次。民国期间，地方人士筹款对草堂中的工部祠与诗史堂进行了重建。新中国成立后，草堂成了杜甫纪念馆，成立了管理处，向游人开放。1961年，杜甫草堂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我们所见的草堂建筑群，为清嘉庆十六年重修所留下。这穿逗式的民居建筑，典型的川西风格，层轩累阁，华堂丽庑，清流散绮，雨浥红蕖。此般景象，华贵有如王府，与诗人的故居相去甚远。 三 唐代诗人中，最穷的有两个，一个是杜甫，另一个是杜荀鸫。如果给他们划成份，都是贫农。在新中国，他们可算是无产阶级诗人。宋代，曾主持过草堂重修工作的喻汝砺，为这草堂写了十二首诗，第一首头两句“灿灿诗翁锦城西，只缘诗好合穷栖。”开宗明义就点明了杜甫的身份，这个“灿灿诗翁”穷栖于人世。同时表述了一个观点：唯其穷栖，才能写出好诗。杜甫自己也说过“文章憎命达”。这无异于告诉人们：文学是穷人的事业，这观点与孔夫子的“仓廪实然后知礼节”显然违背。文学与财富的关系，也就是说杜甫的立论是否正确，值得另写一篇文章探讨，这里略下不表。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诗圣，一个瘦骨嶙嶙的穷老头子，生前颠沛流离，为五斗米折腰尚嫌不能，强抑嗽齿的穷愁，在达官贵人面前强颜欢笑的这位在大热天吃腐牛肉中毒而死的诗人，为何寓居三年多的一座草堂，竟有如此的宏敞亮丽？在这草堂里，杜甫写下了那首呼天怆地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如果草堂是今天这般气象，杜甫会如此痛哉惜哉，捎带着还把抢走茅草的邻家的孩子咒骂一番？ 答案只有一个：这座草堂是后人盖的。从第二节里列举的历代重修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官府所为。这样就引出了第二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的官府，为什么在杜甫生前如此吝啬，任其穷愁潦倒。但在他死后，又要如此大费财力，不厌其烦的修缮、扩建这一座已没有杜甫的杜甫草堂呢？生前穷愁死后荣耀都达到了极致，这究竟是荒诞的黑色幽默呢，还是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 前面已经讲过，诗在中国，首先是一种生存方式，其次才是艺术。且不说官场的附庸风雅已成痼疾，就是天生龙种威加四海的皇帝老儿，同样也要往诗人堆中凑。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几乎是两个文盲，然而都有诗传世，刘邦的《大风歌》写得还不赖。御制诗应算是中国诗歌中特殊的一种。乾隆皇帝御制诗一万多首，这数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大诗人。尽管中国的统治阶级爱好诗歌，但爱诗与爱诗人是两码事。历史上，爱诗人的皇帝不多，但给诗人制造苦难的皇帝却枚不胜举。远的不说，就说开创新中国的毛泽东，他自己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无情打击胡风、艾青等数以万计的诗人、作家。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残酷迫害手无寸铁的文人，从来都不会有道德上的障碍。 基于以上考虑，漫步在这杜甫草堂中，我的确产生了“诗人独自话凄凉”的感觉。 四 仅就园林而言，杜甫草堂堪称西南胜景。邓小平以八十高龄来游草堂时，说：“来成都没到杜甫草堂，就等于没来成都。”我不知道这句话确切的含义是什么。既可以理解成对杜甫的推崇，提示国人不可丢掉了忧患意识。又可理解为对这一片园林建筑的赞美。是的，田舍农居风格的草堂，如含蓄淡远的水墨画，有着闲逸的韵致。特别是1996年动工兴建的茅屋景区，曲水林塘，莫不充满杜诗的意境。在洞庭湖上客死孤舟的杜甫，绝对想不到，他靠友人赞助而建起的流寓蜗居，竟然被改造成锦城佳构，从而吸引了八方权贵，万国衣冠。仅从这一点看，诗人的荣幸，此地可称为“海内孤本”。 我在草堂中时，正值暮春，烟雨濛濛，园中游人熙攘。我细心观察，游人最少的地方，是杜诗碑林。啊，他们并不为寻诗而来，像游鱼唼喋浮萍，他们需要的是这里春光的溪流，娱情的小径。细心一想可以理解，在中国历史中，诗人是一种时尚。而在当今，在利益追逐成为社会首选的今天，诗人早已变成了社会中的边缘人物。再没有人愿意欣赏铿锵的音韵，更没有闲人来倾听诗人的诉求。尽管这诉求发自心灵，注满忧患，也不借助于语言暴力，但是，仍不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因为，产生于情感的诗，毕竟离铜臭太远。 2001．8．1晨写毕 第36章 谒张居正墓 一 冬日的江汉平原，若是雨天，那种辽阔的灰濛濛的色调，树林、牲畜、田野与村庄皆如烟凝，若真若幻，这是一种让人忧郁的景象，然而萧瑟并不冷清，枯寂并不衰败。不知为何，我一直喜欢在这样的冷色调中旅行。 现在，我们乘坐的面包车正穿行在江汉平原的冷雨之中。车上除了我，还有三位著名的学者，他们是王春瑜、王先霈与何镇邦。此行的成因是王先霈的一位学生在秭归县当领导，他邀请我们前去参观已经蓄水的新三峡。在我的动议下，临时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就是順道去荆州城中拜谒张居正墓。 二 张居正的墓在沙市市郊一处名叫张家台子的地方，荆州与沙市两城合并后，该墓便在荆州城内。 我自1993年对张居正产生了兴趣并从此开始了对他长达数年的研究。在这次拜谒他的墓园之前，我已独自前来凭吊过两次。第一次是1998年清明节。那时，我对张居正的研究和史料搜求的工作已大致完成，正准备选择一个吉日动笔写作四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清明节的早上，我独自驾车从武汉出发，沿宜黄高速前行约两百公里，至沙市站下。友人刘心宇君在出站口等着我，带我去墓地。约半个小时，我们的车停在一片泥泞之中，心宇领我走进一畦散发着粪臭的菜地，指着菜地中的一个土堆说，这就是张居正的坟墓。 尽管动身之前，我对该墓的毁坏已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及至亲临其境，仍不免深深地惊讶。 这座在平地上凌起的土堆，陷在难以插脚的泥淖之中。墓的后头地势稍高，即当地人所说的“台子”（我不知道张家台子的地名，是不是因张居正的坟墓在此而得），上面盖满了两层的农舍。墓之两侧，左为民居，右为村人筹资修建的一座名为菩提寺的小庙。据说所用寺基，亦是侵占墓园的用地。 我走到墓碑跟前，两条裤腿溅满泥浆。而台子上的村民，莫不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由此可以揣测，前来墓园拜谒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土堆前的墓碑是极其普通的米青石，显然是今人所立。没有任何雕饰，仅“张文忠公之墓”六个隶书大字，用油漆涂红。也许又经历了一段岁月，碑上漆色剥落，字迹开始模糊。圆土堆的一圈墓墙，用约两尺高的青砖砌起，年久失修，有几处已经倾圮。土堆上的蒿草欲青还黄，在艳丽的阳光下，格外引发人的沧桑之感。 心宇君告诉我，这座坟墓即是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钦天监为张居正选择的墓葬的原址，但坟墓却不是原来的。盖因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红卫兵小将们信奉毛泽东主席的教导，认为帝王将相无一好人。作为当过万历首辅的张居正，焉能放过？小将们遂成群结队前来掘墓。墓很坚固，用锹铲之类的工具无法挖开，便有人开来推土机，终将墓室摧毁。掩封了近380年的棺材显露出来。红卫兵们一涌而上，掀开棺盖，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这结果让红卫兵们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入夜，一张姓老农（据说是张居正后裔）悄悄来到墓地，将被红卫兵丢弃的张居正的散乱白骨收拾起来，装在一个临时找来的陶缸里，在原地挖了一个坑予以埋葬。又二十年过去，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的曾一度得了妄想症的民族部分恢复了记忆，列宗列祖的文治武功不再一概抹杀。时任沙市博物馆馆长的侯先生与陈先生，终于鼓起勇气要重修张居正的墓园。首先，他们找到那位老农，将张居正葬于陶缸的尸骨挖了出来。那只陶缸过于简陋，他们便让当时尚在博物馆工作的刘心宇找来一只精致的青花罈子，将张居正的尸骨再次收殓。然后，在当年被推土机推平的墓基处重新挖坑，将青瓷罈埋于其中，又把散于原地周围的断砖捡起做了墓堆的护墙，并作了一块墓碑竖起，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一座坟茔了。侯、陈二人本来雄心勃勃，要建一座张居正陵园，并在今已盖了菩提寺的地方修建一座张居正纪念馆。他们把报告呈给有关领导，可惜没有下文。两位老先生现已退休，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张罗此事。 所以，我第一次谒墓，在满目荒芜的墓园听完刘心宇的讲述后，心境之苍凉可想而知。这苍凉中，既有为张居正死后数百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悲哀；更有为我所置身的这个民族的后代子民对先贤的麻木不仁而痛苦。 三 我是在39岁的时候，才有意识地研究张居正这个人。那时，因为唐浩明先生的小说《曾国藩》，国人中的确掀起了一股曾国藩热。我在坊间购得《曾国藩》读过之后，遂留意起曾氏著作。后来在湘中名士王闿运的著述中，得知曾氏非常推崇江陵人张居正，说他柄国于“窳盐之极，其功尤伟”。我便开始搜求张居正的著作。不久，便买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幑主编的煌煌四巨册的《张居正集》，又从友人处借到了朱东润先生写于抗战时期的《张居正大传》。这便是我研究张居正的发端。 我在另一篇《让历史复活》的文章中，谈到研究中国的政治，首先要研究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皇帝系列，二是宰相系列。称职的国务活动家，是宰相多于皇帝。在中国那么多可圈可点的文治武功的宰相中，张居正无疑属于最优秀的一类。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认为张居正不但是明代惟一的大政治家，就是自汉以降，也只有诸葛亮与王安石二人稍可比拟。这是因为，诸葛亮只是蜀国的宰相。局促的舞台，不足以让他运筹帷幄，摇撼乾坤。王安石才情很高，人品也不错，但缺乏将理想化为现实的政治智慧。同张居正相比，他更像一个文人。他的源头是屈原，而张居正的源头是申不害与霍光。但张居正在历史上的功绩，却是远远超过申霍二人。 明代有作为的皇帝，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篡位的皇帝朱棣，史称太祖与成祖。其后的十几位皇帝，依次为仁宗、宣宗、英宗（中间有一位景帝干了七年）、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与毅宗。这些皇帝除仁宗、孝宗与穆宗比较忠厚外，多半昏庸。特别是武宗与世宗两朝，共六十一年，已经把国家搞得一塌糊塗。穆宗是世宗的第三个儿子，继位时三十岁，享祚六年。如果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六年也能做出几件事来，怎奈穆宗素无大志，虽然俭朴本分，但沉湎酒色。所以，国政在他手上，仍没有什么起色。到万历皇帝登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国家除边防稳固之外（这其中也有张居正的功劳），内政几乎乏善可陈。官腐民败，政以贿成。斯时之皇权，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九五至尊，威加四海。但其实际的控制力已相当薄弱。京师百里之外的地方，盗贼成群——这是民不聊生的显著特征。 远在世宗中期，张居正还只是翰林院的一个编修，就痛感国运的土崩鱼烂，朝廷中的官员庸多贤少，于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张居正的宰辅之志，并不是入仕之后才有的，当他还是一个青巾学子的时候，便想成为当世的伊吕。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扎扎实实地做准备。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由于得到首辅徐阶的赏识，张居正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而参赞入阁。他的这一地位类似于今日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年，张居正四十二岁。幸运的大门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洞开。历代的内阁，都是权力斗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一是与皇权的磨擦，二是阁臣之间的斗争，很少有人能在那枢机之地呆得长久。就是能够呆在里头，也极难有所作为。但张居正却是一个特例。从他入阁到去世，他一共在内阁呆了十六年，六年次辅，十年首辅。其间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权嬗变，人事代谢，他都固安其位，巍然不动。不言施政，单从为官的角度看，张居正无疑也是最优秀的。 张居正的政治理想是“足食强兵，国富民本”，在朝廷命官“饱暖思淫欲”普通百姓“饥寒起盗心”的明代中晚期，这理想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但张居正明知不可为而为，从未放弃自己的渴求与梦想。隆庆元年，他入阁之初，就向新登帝位的穆宗上过一道《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这是张居正经过长期思考而精心写出的一份相当完备的改革文件。自商鞅以降，漫长的封建时代曾发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改革，但没有任何一位改革家提出的改革措施能像《陈六事疏》这样切中要害，而且富于操作性。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遗憾的是，穆宗缺乏从根本上改变朝局扭转颓败的勇气。他只是对《陈六事疏》说了几句赞扬的话，在西苑搞了一次阅兵，仅此而已。经过这一次试探，张居正知道时机并未成熟。他仍隐忍地呆在内阁，在保全自己权位的前提下，做一些于社稷苍生有利的善政。 穆宗皇帝去世，作为太子的老师，随着太子朱翊钧的登基，他迅速得到了重用，取代高拱当上了首辅。万历新政的改革大幕，此时才正式拉开。 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一个人在副职的位子上干得太久，骤膺大任，很难摆脱“小媳妇”的心态，缺乏总揽全局的才能与朝纲独断的勇气。用这一观点来衡量张居正，显然不合适。他从翰林院的编修干起，到国子监司业（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教务长），到左春坊（太子的老师）以及入阁为次辅，他做过的官，不是无关国计民生的文职，就是与大办事员无异的副手。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他一天也不曾干过。这种出身，很容易书生意气。但张居正不同，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种“磊落伟人”。甫一上任，他就施出雷霆手段，裁汰庸官，两京不到三万名的官员，被他裁掉七千人。仅这一举动，就令天下士林为之侧目。并因此被人指斥“与天下读书人为敌”。面对汹涌而来的道德的责难，张居正不为所动。为了改革，他说过“虽万箭攒体，亦不足畏”的话。没有这种敢于担当的勇气，则他所领导的改革，不可能实现历史的飞跃。 四 后世对万历新政的评价，大都肯定。但奇怪的是，对万历新政的倡导者张居正，却颇多攻讦之词。细究其因，是因为张居正的改革得罪了两部分最不能得罪的人：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势豪大户；二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清流。 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其实，自商鞅至康有为，封建时代的任何一次改革，莫不都是拿势豪大户开刀。举凡江山易主之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产生痼疾。所谓太平盛世，就是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达到了某种平衡。士农工商各有天地，政治清明民淳事简。在这种和平的环境里，耽于享乐的人群愈来愈多，于是，攫取财富的贪欲也越来越强烈。此情之下，那些把握权柄的人总是能够通过不正常的手段，掠取和占有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财富。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通过他们的领导才能，使社会资源能得到合理的分配。但是，在封建专制的情况下，这样的政治家并不多见。 张居正怀着安邦济世之心，一心想救赎饱受苦难折磨的黎民百姓。当上首辅之前，他曾说过“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奸人乘一日之衅，则不可胜讳矣。”他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若对贪婪的豪强集团不加抑制，则胆小怕事的百姓都会成为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历史上所有的改革，莫不都是豪强集团与弱势群体产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发生的。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一系列举措诸如裁汰庸官、整顿驿递、减少生员、清丈田亩、一条鞭法等等，都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老百姓的困苦。当然，也把势豪大户得罪干净。 关于第二点，张居正得罪清流的问题，至今，仍有人认为这是张居正不可饶恕的罪过。在古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国的读书人，若想光宗耀祖，只有一条出路，即博取功名，金榜题名后做官。张居正也是凭着这条途径而逐步攀上权力巅峰的。但他一直对官场上的人浮于事，政令不行而以玄谈相尚的陋习深恶痛绝。他上任之初，一些同年同乡莫不欢欣鼓舞。认为升官的机会到了。可是半年时间之后，他们便深感失望。张居正并不任人为亲，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同科进士，时任湖北巡抚的汪道昆。他的确凭着张居正的关系，从地方的抚台升任为兵部左侍郎。张居正让他去蓟镇巡视边防。每到一处，这位汪侍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当地的文人，吟诗作赋，极尽风雅之能事。回到京城后，他呈给皇上的巡边奏疏，是一篇字斟句酌的美文。美则美矣，却对蓟镇边防的情况语焉不详。张居正看了很生气，在奏疏上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意思很明显，你即便是一株美丽的芝草兰花，却因为长错了地方而不得不除——路是用来行走车马的，而非园圃。于是，汪道昆被皇上下令致仕，回到歙县老家，当了一名真正的吟风弄月的诗人。另一个例子是，仍为张居正同科进士的王世贞，他本想依靠张居正的关系谋求升官，但张居正觉得这位同年虽是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但并不具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才干，所以拒绝让他担任要职。王世贞因此记恨在心，他在晚年写了一部“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张居正褒少贬多。他说“居正天资刻薄。好申韩法，以智术取下”。在张居正同时代中，除了这部书，另有他的前任高拱写的《病榻遗言》，也是对他多有中伤。 重用循吏而疏远清流，这是张居正的一贯主张，也是值得肯定的用人之道。但恰恰这一点，他得罪了读书人。乃至在他死后，一些清流竟然配合豪强集团，对张居正横加指斥，大肆挞伐。这不是张居正的悲哀，而是民族的悲哀。黎东方先生的一段话，道出了个中奥妙：“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太多了。” 五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享年五十八岁。在他之前的一连五位首辅，没有一位死在任上。张居正真正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死，对朱明王朝来讲，是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但是，直接从张居正推行的改革中得到实惠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却并不这样认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朱翊钧才十岁。一应国家大事，全凭张居正作主。张居正的角色，类似于摄政王。随着朱翊钧逐渐长大，特别是十六岁大婚之后，亲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加之他生性喜爱钱财，为花钱的事，屡屡与张居正发生龃龉。久而久之，他由当年对张居正的言听计从变为内心厌恶。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朱翊钧即开始了对他的清算。家产被抄，爵秩尽夺，家人死的死，谪的谪。朱翊钧本还想开棺戳尸，在众多大臣的力谏之下，才罢止了这个念头。自此，人亡政息， 仅仅两年时间，万历新政带来的中兴之象，便消失净尽了。好货的朱翊钧，又上承他的祖父世宗，开始了横征暴敛，国事越发地糜烂了。在他主政的最后十几年，内忧外患一直没有停止。朱明王朝，终于在他死后二十四年彻底地崩溃了。 张居正死后的数百年，围绕他展开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每遇国难之时，总有睿智之士感叹“世上已无张居正”；而遇太平顺境，便有人站出来替皇权讲话，斥张居正是“威福自专”的权臣。平心而论，张居正是爱权力，有独操权柄的嗜好。但更应该看到，他决不是那种以权谋私的人。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确确实实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张居正死于京城，遗体运回江陵老家安葬。当年他的葬礼十分隆重，享受到赐祭九坛的规格，可谓达到人臣之极。但仅仅一年后，墓庐尽毁，并从此以后再没有修复。1966年，早已沦为荒坟的张居正墓也没有被红卫兵放过，终于开了棺，扔了尸骨。四百年前的万历皇帝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在毛泽东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手上终于做成。同在1966年，万历皇帝的尸骨被付之一炬。此前的1959年，他葬于万寿山的寝宫就被考古部门打开。这寝宫，就是我们今天参观的十三陵。朱翊钧与张居正，这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君臣、师生，尔后又成为明代昏君与明臣的两极，在同一年以不同的方式暴尸骨于世间，兴许，这又是一个历史的玩笑。 六 第一次谒墓，我怀着一颗惆怅的心情离开。到了第二年的年底，我的《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已经出版。武汉电视台读书栏目决定为这本书做一个专题。在我的建议下，摄制组随我第二次去荆州谒张居正墓。薄暮时分，凛冽的寒风中，我们仍然是踩着泥泞来到墓冢前。依旧的残碑、依旧的荒草，同行的编辑与摄影师，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破败的坟包里，埋藏的竟然是一位封建时代的杰出政治家。他们认为，张居正身后的寂寞，在政坛、在史坛，得不到正确的评价还可以理解。但在自己的家乡，也遭受如此的冷漠则令人费解。我告诉他们一个小故事：此前，我曾在友人的安排下，与荆州的某位领导见面。我向他讲述张居正，意在引起他的重视，能够修一修这座荒坟。可是，他听了我的介绍后，立即回答说：“我正在规划，在荆州城内给关羽修一座中国最高的铜像。”我听了甚为奇怪，放着自己的乡贤不管，却要大费钱财去为隶籍山西的关羽造像，这究竟出于何种动机？我想问他，但话到嘴边又打住。道不同难与为言。面对这样的父母官，我还能说什么呢？又过了三年，我的四卷本《张居正》已全部出齐，我得以有第三次机会到荆州谒墓。在车上，在雪意渐浓的景色中，我向三位学者讲述了我头两次谒墓的经过。著名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说：“你的《张居正》一书出版，且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想必张居正的墓不至于那么荒凉了吧。”我也如此期冀，但这次的谒墓，我们仍深深地失望。 三年时间，荆州城区的建设日新月异，新建了许多宽阔的马路，高耸的楼房。合并后的沙市、荆州两城，中间的接合部成了美丽的新区。我们乘坐的面包车驶进城中，已完全找不到前往张居正墓地的道路。司机多次停车问路边的行人：“请问张居正的墓地怎么走？”被问者皆一脸茫然：“张居正？张居正是谁？不知道。”车子在城里瞎转。这时，我想起了定居北京的刘心宇，便打电话问他。他回答说：“你不要问张居正墓，你问菩提寺。”果然，一问菩提寺，路人都知道。我们终于也在颇费周折之后，再次来到张居正墓前。 比之三年前，这墓园除了对面新添了一座巨大的垃圾堆外，别无任何变化。一样的泥泞、一样的荒草、一样的残碑、一样的断砖……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学者，绕墓一周，对残冢一揖，也只能感慨唏嘘。 谒墓之后，车向三峡。过枝江，丘陵渐多，辽阔的江汉平原已在身后隐去。但三次谒墓的感受，却在我心中拂之不去。当夜，在秭归的旅舍里，我写了七律一首，名为《再谒张居正墓》： 忍向荆州寻旧冢，三年凭吊我重来。 残碑更欲迷荒草，梵磬悠然怅客怀。 社稷频添龙虎气，英雄谁上凤凰台。 伊周事业千秋在，岂让丹心化作灰。 写完之后，我就想，待有机会再到荆州，一定要把这首诗，焚化在张居正的墓前。 2003．2写 第37章 再谒张居正墓园 张居正的墓园，在荆州城内，太岳北路之侧。四月二十八日，我第四次前来拜谒。在这之前的三次，我每次拜谒，心中都会留下一份惆怅。其因是墓冢的残破以及张居正的故乡人对他的冷漠。2003年冬天，我写过一篇《谒张居正墓》的文章，发表在《随笔》杂志上，记述了我的种种感受。 但这次的拜谒，我终于能够一解心中蓄积多年的惆怅，而换成一份欣喜。盖因修葺一新的墓园，能够让生前一直有着洁癖的张居正，有一处洁净的安息之地了。 记得去年夏天，时任荆州市人大主任的刘克毅先生，特来武汉找我，说荆州要重修张居正墓园，并取得了省领导的支持，他将亲执其事。听到这消息，我非常高兴。一个地方没有理由忘记自己的先贤，何况张居正又是这样一位难得的中兴名臣。刘主任当时就说，一俟新的墓园建成，他就邀请我前往参观，我爽快地答应。今年初，墓园落成时，荆州方面即时邀请了我，同时，还邀请了二十多位国内著名的明史学家，一起前往荆州共襄盛举，在开园之时举行张居正研讨会。不巧的是，当时我正在国外赶不回来，无法躬逢其盛。回国后，著名明史学家王春瑜先生还打电话来责备我，我也只能道歉再道歉。 新修的墓园，是在张居正荒坟的原址，占地约二十亩。墓园大门上悬挂的，是同为江陵人的王元化先生所题的“张居正墓园”的匾额。入门后首先是月牙池，池后的环型小土墩上，栽有十六棵翠柏，喻意张居正六年次辅十年首辅的阁揆生涯。这十六年，即1566年至1582年，是张居正政治上的巅峰岁月。柏墙之后，是墓道，由五十八块米青石板铺成。张居正活了五十八岁，墓道的长度即是他生命的长度。此一设计，亦见主事者的用心。 墓道之后，是圆冢。先前的圆冢周长十米，新修之后，增长了六米，亦是十六米.与十六棵翠柏呼应，还是暗示他的运筹帷幄理燮阴阳的宰辅生涯。 刘主任告诉我，增大这圆冢时，曾发生了一件异事。施工人员掏开坟堆，细心地找到收藏张居正尸骨的青花罈子，发现有两条透明的红蛇，缠在罈体上，虽人声扰动亦不肯离去，后来又掩土而埋。这两条红蛇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唯物论者，不作任何无谓的猜测和玄想，但至少可以说上一句“人杰地灵”的话。 绕着圆冢走了一圈，我周身汗透，不是因为热，而是内心突然生起的躁动。半个月前，当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公布，拙著《张居正》高票当选，名列前茅时，我连日来接到许多祝贺的电话以及传媒的采访。十之八九的记者，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作怎么想到要写张居正这个人？”这个问题，从一开始我打算写这本书的时候，就一直有人问。提问的人，大都觉得张居正这个人物太陌生，他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比之诸葛亮，曾国藩之类的名臣来，他几乎不为老百姓所知。当初我动笔写他的时候，曾有朋友劝我不要写，他说：“张居正的名气，还没有武大郎大，你写他肯定吃力不讨好。”当年，这种提问对我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而我前三次的谒墓，也足以证明张居正的确淡出了普通人的历史视野。张居正的故乡人，尚有许多人不知道有这位“宰相之杰”的乡党，何况别处？但现在的情形有了很大的改观。 去年十月上旬，我应邀到青岛出席中国海洋大学组织的“科技与人文”的对话。在会上，我认识了药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先生，他对我说，他看过我的《谒张居正墓》的文章，对张居正这个人物生出了好奇心，于是利用国庆假期，专程从北京出发到荆州拜谒张居正墓。他高兴地说：“张居正的墓园正在修复中，你所描写的那种荒凉破败已经不存在了。”他拍摄了不少墓园建设中的照片，并送了我几张。m.xfanjia 因为张居正，我获得了文学的殊荣，也因为张居正，我结识了很多朋友。摒弃所有诸如名誉、地位、财富与权力等世俗的东西，能够超越时空，与心仪的古人作灵魂的沟通，实乃是人生的快事。 在墓园里徘徊良久，我在想，如果《张居正》的电视连续剧开拍之际，能让所有的主创人员前来这里拜谒一次，定能激发他们演绎历史的激情。 2005年4月30日荆州归来速草 第38章 怎一个愁字了得 一 甲申年岁暮，乘友人相邀去济南讲学之机，游了一趟趵突泉公园。园内有李清照纪念馆,在趵突泉东。此前，有好事者认为这纪念馆就是李清照的故居，大肆喧染。其依据是清初担任过户部侍郎的田雯的一首诗《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诗六句： 跳波溅客衣，演漾回塘路； 清照昔年人，门外垂杨树； 沙禽一只飞，独向前洲去。 此诗之前，不见任何典籍记载李清照的故居在此。此诗之后，倒是有不少好事者步田雯后尘，来这里寻访易安遗踪。寻胜者无可指摘，但传讹却不大好。于中航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故宅说提出质疑并给予否定，言之有据。故宅说因而寝息。这座修建于清代的李清照故居也就更名为纪念馆。李清照是济南人，在趵突泉之侧为之保留一座纪念馆，彰其胜事，则是地方上的明举。 纪念馆是一座庭院式建筑，我徜徉其中，正值薄暮。甲申年的天气有些反常，夏天酷热，北方的几座城市如西安、北京等成了火炉；冬天奇冷，南方的城市如长沙、贵阳等，都下起了暴雪。冬夏之间的秋天，较之往年，也延长了许多。我是大寒之后到达济南的，可是处处残留的，还是晚秋景象。这纪念馆中的柳色，欲黄还绿；馆前的泉水，喷涌如夏。更有那柔和的疏透的晚雾，给人以淡泊的宁静的诗境。触景生情，我的脑海里浮出了李清照的词句：“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是李清照早期作品《一剪梅》中的后半阙，表现的是最适宜怀春的少妇的幽怨。虽是闲愁，乃是因为我觉得闲愁应该是所有女诗人的最好的营养。可是这位李清照，却因为晚年耽于家国之痛，而坠入至深至大的“真愁”之中。孤苦其心，憔悴斯人。闲愁可以万斛，真愁却如毒药，只要来那么一滴，就足以使之香消玉殒了。 二 李清照出身于官宦之家，用今天的话讲，属于“高干子弟”。父亲李格非的官做到了礼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公公赵挺之更是做到了宰相职位。她的夫君赵明诚是太学生出身，后来也入仕为官，最后的职务是江宁知府。级别虽不及父辈，毕竟也属高官之列。在中国历史上，“高干子弟”几乎是纨绔的代名词，而所谓太平盛世，也无不弥漫着纵欲与享乐的腐败气息。这一点，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似乎也无法改变。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助长了整个社会的莺歌燕舞与纸醉金迷。置身其中，很少有人会想到他们的好景不长，更不相信他们所有的美梦有被颠覆的危险。 就说南唐的李后主吧，当他置身在“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享乐中，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后来的结局是“最是仓皇辞庙日，两行清泪对宫娥”。 北宋的徽宗时代，是赵家天下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此前一百多年，在六位皇帝的统治下，可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便是在这样一种歌舞升平的环境下出生并成长。但是，自宋神宗时代开始，深刻的社会危机实际上已经产生。因王安石的变法引起了朝廷文官集团的新旧党派之争。在哲宗、徽宗年间达到水火不容的程度。李格非是苏东坡门下文士，被列入元祐党籍，在蔡京上台后被削职。赵挺之虽是新党，并位列右相，终因得罪蔡京而罢官，并于死后受到陷害。父辈的政治恩仇，无疑会给赵、李夫妇留下心灵的创伤与生活的坎坷。但这时的坎坷，还不会使他们真正体会到人世的险恶与艰难。因此，他们还能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 值得肯定的是，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都出身在官宦之家，却一点也不纨绔。史书记载“赵李族寒，素贫贱”。我理解为赵李两家虽是高官，却非豪门。赵挺之、李格非两人均于《宋史》中有列传，皆无贪贿之名，而有文章行世。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至今仍为人称道。据说，李格非的妻子即李清照的生母王氏，是文学家王拱辰的孙女，亦善文。生在这样的家庭，李清照耳濡目染的是诗的晨夕，书的春秋。她的少女生活，闲适而略显单调，唯一能做的事情，大概就是怀春了，请看她的《点绛唇》：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活脱脱的怀春少女形象跃然纸上，既羞涩又开朗，活泼而佻达。这种情趣，这种心态，这种生活的格调，只能产生在入仕为官的书香人家。 史载赵李夫妇的早期生活，似乎并不富贵。两人结婚时，赵明诚还是太学生，平常都住在学校里。他回来与李清照团聚，总是先到当铺里当掉一两件衣衫，换几个铜板，然后到汴京城中的旧书坊里淘几件古碑拓片，回来与李清照欣赏。赵明诚受父亲影响，喜欢古玩，尤对金石有研究。他后来成为宋代有名的金石研究大家，有《金石录》一书行世。 当衣衫搜购拓片，说明这对年轻夫妇的追求，亲近诗书而疏于声色犬马。这种追求贯穿了他们的一生，李清照后来贵为知府夫人，也很少佩戴首饰。赵明诚的俸禄，多半用来搜求金石，他们因此名传后世，也因此遭受到意外的打击。 三 公元1125年，也就是徽宗时的宣和七年，金兵大举攻宋，翌年攻破汴京。徽、钦二帝被俘。赵宋政权只好仓惶南迁。1127年，高宗迁都建康，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这一年，李清照44岁。她从青州出发，南下与先期奔母丧的赵明诚相会于金陵。1128年，赵明诚任江宁知府，一年后死于任上。这时，李清照46岁。 政权邅递，山河变色。此际的文人，在经受了干戈离乱之后，诗作往往沉郁苍茫。李清照之前，有颠沛于安史之乱中的杜甫，有失国的李煜；之后，有降元的赵孟頫，有被迫入清为官的吴伟业。看看他们那些遭受动乱前后的诗作，便能体会到什么叫人生沦落，什么叫去国之悲。 让我们来看看李清照南渡前的最后一首词《诉衷情》： 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酒醒薰破春睡，梦远不成归。人惜惜，月依依，翠帘垂。更挼残蕊，更撚余香，更得些时。 再看她南渡后的第一首词《蝶恋花》： 永夜厌厌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醉莫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 这两首词，虽然都是李清照一贯的冷艳，一样的缠绵悱恻。但不难看出，前一首词是怨妇的怀人。而后一首词，已隐藏了无法排遣的怀国之痛。与丈夫久别重逢，又与亲友们欢聚，按常理李清照应该欢乐才对，可她诉说自己“永夜厌厌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因失国而产生的乡愁，使她的“莺歌燕语”，开始有了一点历史的苍茫。 南宋有两位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与辛弃疾。他们可谓把失国之痛写到了极致。但是，这两位诗人都没有亲眼见过北宋汴京的繁华。在金兵大举攻宋的1125年，陆游才出生。此时，李清照已经42岁。15年后的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李清照57岁时，辛弃疾才出生。 偏居一偶的南宋政权，并没有吸取北宋王朝后期的耽于享乐的教训，其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乃至出现了“山外清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样沉痛的诗句。陆、辛两位，是南宋小朝廷中的两位伟大夫，他们以收复国土，重造金瓯为己任。遗憾的是赵宋南迁，不思北返；昏君坐廷，佞臣柄政，诗人的一支笔，又怎能真正地变成渡河的铁骑或是闯阵的戈矛呢？ 应该说，李清照的去国之痛，比之陆游与辛弃疾更为惨烈。她毕竟是在北宋首都汴梁城中长大，在锦幄绣闺的辇毂之下，她见惯了夜夜笙歌的龙袖骄民的生活。渡淮之后，杭州的醉生梦死更胜于汴州，达官贵人们“饱暖思淫欲”，贫穷百姓“饥寒起盗心”，两相比较，李清照怎能不沉入绝望。 南渡第二年，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病死。此后，国破家残的孤苦，一直伴随着这位聪颖异常的女词人，直至老死。自1127年离开青州南下杭州算起，李清照在南方生活不下30年。这段岁月不算短暂，但她却只留下15首词。尽管她创作上一贯惜墨如金，这15首词，也显得太少。即便这样，这么少的词作中，仍充满了断肠人的凄苦。除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声声慢》，道出了“怎一个愁字了得”之外，余下尚有： 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 《南歌子》 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临江山》 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孤雁儿》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武陵春》 不知为何，每每读到这些词句，我的脑海里，就会闪出两句诗：“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是杜甫听到官军收复蓟北、安史之乱即将平息时写出的一首律诗中的两句。我认为这是杜甫这位苦吟诗人留下的第一快诗。此前，他写过三吏三别、秋兴八首以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等充满离愁别恨的诗作。比之李清照，杜甫算是有福的，他毕竟看到了安史之乱的平息。而李清照，却一直享受不到归乡的喜悦。岂只是她，就是比他晚死半个世纪的陆游，也只能留下“一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浩叹。 李清照生前写下的最后一首词《永遇乐》，回忆了她在汴梁城中的闲适富贵的生活。这垂垂老妪，虽然身在南宋，但她的心，却一直留在淮河以北的故乡。基于此，这位性格内向且又温婉的弱女子，竟写下一首石破天惊的五绝：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四 女子的诗，有脂粉气当属必然，若充满这样挟雷带电的英雄气，则一定是国家出了问题。李清照之前的女诗人，有薛涛和鱼玄机，两人的命运似乎也不怎么好，但哀怨则有，怒气亦有，霸气则无。李清照之后，清朝末年出了一个秋瑾，写过“不惜千金买宝刀，雕裘换酒也堪豪”的壮语，最终她成了殉国的烈士。国家不幸诗人幸，这是指诗而言。尝过国恨家仇的人，能写出诗的沧桑感来。惟其沧桑感，才能充满悲情。诗以情动人，我以为，最催人泪下的，当是悲情。 说到这里，容我讲一段题外话： 李清照的这首诗，我十一岁就能背诵。那一年，我的当医生的舅舅把这首诗写在宿舍的白粉墙上，他喜欢这首诗，又觉得白粉墙空空如也，于是书写其上以作装饰，谁知却因此惹下大祸。医院里的政工人士立即向上级举报，说我舅舅书写反动诗词，意在反对新中国，为旧政权招魂。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头，不啻于滔天大罪。尽管我舅舅一再辩解，写这诗的是宋代的李清照而非他自己，却也无济于事。他仍因抄了这首诗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份子”而获领七年徒刑。我５岁念书，那年正好小学毕业，受舅舅牵连，也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力。这件事给我幼小的心灵投下巨大的阴影，一辈子都拂之不去。 如今，我年过半百，正是李清照写《声声慢》的年龄。少年时，我尝过愁的滋味，现在若再言愁，恐怕就是闲愁了。毕竟，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人，属于“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一类。但我毕竟可以透过我童年的苦难，能够体会李清照晚景的凄凉。值得警惕的是，李清照早期词中的脂粉气，如今已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蔓延。耽乐既久，英雄气必然蜕变为脂粉气；受难日多，脂粉气复又凝作英雄气。这种变化几成规律。 2005．2．14（正月初六） 写于潇潇冻雨中 第39章 初到双峰荷叶乡 早有愿望，看看曾国藩的故居。 曾国藩是宝庆府湘乡县荷叶乡人。解放后，宝庆府撤消，改称邵阳地区。后又从邵阳地区分出娄底。湘乡县则归属到湘潭地区，荷叶乡又从湘乡划出，列入娄底地区双峰县的版籍。因此，曾氏的籍贯便起了争执。按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曾氏是娄底市双峰县人，但若遵从历史，则曾氏仍应称是湘乡县人。 车自长沙出发，先从京珠高速至株州，于此改走东西向的长瑞线，至湘乡县境下，驶入三二0省道。经山枣，虞塘西镇而入双峰县境。一路陵山纠葛，曲水萦迴，稻田层叠，人烟稠密。过虞塘后，山始峻肃，路渐陡峭。曲折盘旋凡三十余公里而至荷叶乡。 荷叶乡并非丽山圣水之地，比之巴蜀的神秘与江浙的温婉，此地并没有那种让人眼睛一亮的风景。特别是当我专程从长沙驱车两百余公里来到这里，站在曾国藩故居——毅勇侯宅门前的时候，一股难禁的失望之情，如霖雨一般浇灭我探望的热情。m.xfanjia 如果你看过皖南的民居，江浙大户人家的宅院，便觉得这幢侯爷的居所真是太过寒伧。宅坐北朝南分两重。第一重是门弟。大门两边，右为马厩，左为轿房；第二重是正屋，一溜数十间房舍，每间屋又是一进两重，廊沿相接。门第与正屋之间，是一片狭长的庭院。东西厢房，一为书楼，一为膳堂。从东边厢房旁的通道出去，院子的东南角缓坡上，另建有一栋单独的建筑，名思云堂。这里，才是曾国藩真正住过的地方。 参观这幢毅勇侯宅，无论从建筑的规模还是使用的材料，乃至仅存下来的一些家具来看，都与曾国藩的显赫声名极不相称。最令我吃惊的是，这座侯宅的墙体，外观面虽然使用的都是青砖，但里墙以及屋内的闬墙，用的都是清一色的土砖。思云堂内，有一个曾国藩用过的书桌和太师椅，都是松木制成。其古朴，其简单，令人猜想，这应是陋巷寒儒使用的物件。 据说，古玩收藏者，很难得到曾氏家传的旧物。如玉件、如红木、如铜器等。曾国藩留给后世最多的是书法。这正应了“秀才人情纸半张”的说法。问题是曾国藩不是秀才，而是晚清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无双国士。 梁启超说过一段有趣的话，大意是英雄造时势者是英雄，时势造英雄者亦是英雄。用这一观点来衡量三湘的著名人物，则毛泽东是造时势的英雄，而曾国藩是时势造出的英雄。这两种英雄是有高下之分的。说简单一点，前者创造历史，后者顺应历史。想当年曾国藩回湖南奔丧，被请出来办团练，他这位以舞文弄墨，吟诗作赋为己任的翰林学士，突然间要“沙场秋点兵”了，心里完全没有准备。因此，他开头的对策并不是知难而进，而是千方百计躲避这件事。可以说，他这一位英雄是被逼上梁山的。他训练的湘军，初始亦不见神勇，也是在屡战屡败之后，才致之死地而后生。 曾国藩在迈向“无双国士”的漫长生涯中，是挫折大于成功。他也不止一次打退堂鼓，想重新过那种悠哉游哉的文人生活。只是在所有的退路都被斩断的情况下，他才不得不登上“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英雄舞台。在经历了太多的惨烈的战争之后，他的文人心态才有了改变。战争终于成为他不可或缺的思维。 有人说，没有曾国藩的示范效应，湖南近代史上，不可能涌现那么多的英雄人物。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我倒是认为，正是湘人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成就了曾国藩。设问一下，世界上究竟有多少支军队，在屡战屡败之后，还能够重振旗鼓战胜对手呢？如果洪秀全领导的军队有这种精神，湘军能有翻盘的机会吗？曾国藩是洪秀全的剋星，乃是因为湘人的愈挫愈勇。在他之后数十年出现的毛泽东，之所以成为蒋介石的剋星，还是因为湘人的锲而不舍的屠龙精神。岳麓书院门前挂着的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不可讥为是湘人的狂傲，应看作是湘人的自信。 在毅勇侯宅邸盘恒，可以悟出曾国藩做人的追求：在功名而不在富贵。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虽然也是一名骁将，但到死都没有改变强盗心态。所到之处，以劫掠为能事。据说他攻陷南京后，狂抢三日，六朝故都数不尽的金银财宝，被他车载船运弄回荷叶乡，修建起富丽堂皇的巨宅。俗话说“一娘生九子，九子九般行”。曾国藩与曾国荃虽手足情深，但品性与情操有天壤之别。 曾国藩故居，虽然也挂起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但参观者寥寥。荷叶乡太偏僻，像我这样发思古之幽情者，毕竟又太少。 2004．6．1匆草 第41章 游洞庭西山记 五月中旬的天气，榴花似火，枇杷如金，虽是初夏却全无暑气。此时置身江南，在江南的苏州，在苏州的太湖，在太湖中的洞庭西山上，我感受到“春寒泽国隐鱼龙”的廖廊，更陶醉于“不尽春山叠翠螺”的美景。 自苏州至太湖，即胥江入湖处，约二十公里。于此分道，右去东山，左往西山。东山为半岛，西山则孤悬水中。两山合称洞庭山，与湖南的洞庭湖，称名虽一而毫无关涉。 昔日游洞庭西山，只可舟楫往还。数年前，苏州相关单位斥资建桥，一连三座，如卧波的长虹跨越连接的螺屿，历十几公里而入西山。轿车水鸟般掠过湖面，为游人节省了不少时间，但是少了荡漾波心，与鸥凫共浮沉，与帆影共进退的情趣。 未来之前，我以为浪花簇拥的这一座西山，只是一只小岛，却没有想到，它有86平方公里之大。山间古树，坡上茶圃，岸畔稻田，村头花坞，不但向我诉说鸡犬桑麻的往事，更向我展示盛世农家的风情。 我来西山，原是为寻找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吴王夫差的遗迹。这位将父王阖闾创立的诸侯霸业丧失殆尽的亡国之君，曾在西山筑消暑宫。每到夏日，夫差就会带着越国献来的美女西施，乘着金笼玉饰的箫鼓楼船，自姑苏而木渎，自木渎而胥口，自胥口而西山。在新筑的层台累榭的消暑宫里，把长长的夏日，过成转瞬即逝的美人养眼、美酒醉心的花朝。美则美矣，畅亦畅也，只是代价太大。难怪唐代诗人皮日休写诗讥道：“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 消暑宫建在梭山与龙头山之间，面临一个深九里、阔三里的湖湾。袭消暑宫之名，这湖湾被称为消夏湾。此处山环水绕，春日的柳线花痕，秋日的蓼矶枫渚，冬日的霜情雪意，都大可玩赏。当然，最好的还是溽暑时节，这里的红莲白鸭、月影星踪、菱芡蒹葭、烟云鱼鸟，无不让人陶醉。 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吴王的遗踪早就渺不可寻。今日所能见到的，只是“橘柚千头烟外树，芙蕖四面画中山”的自然美景。月下的笙歌、馆娃的调笑、深闱里横陈的玉体、水榭上燃烧的香兽，都一一风化在线装版的历史中。 我们这个地球上，二千五百年前的城市，究竟还有几座存在呢？风流的庞贝，朴拙的镐京，只给我们留下遥远的记忆。苏州则不同，二千五百度的春花秋月，二千五百度的风刀霜剑，给它留下的温馨与痛苦，坚挺与剥蚀，都鲜活地存在于今天世人的眼中。苏州太丰富了！城内的每一条小巷、每一座园林，城外的每一条小河，每一处山峰，都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故事，像一粒粒璀灿的珍珠，串起熠熠闪光的历史的项链。 因此，与拙政园、虎丘、寒山寺、灵岩山等名胜相比，这相对较为僻远的西山，这西山的消夏湾，便显得不怎么重要了。何况它除了遗址，更不见一点点些微的遗迹了。但我独自一人在这里徘徊的时候，却依然生出了强烈的沧桑感。大约出于传统文人的旧习，我对吴越文化素有偏爱。这文化的基调是精致、温婉，即便剑拔弩张，也可以从中化出诗情；更能让吴侬软语，消解所有的暴戾之气。但是，凡事适度为宜。像这最具东方情调的吴越文化，用于盛世，则能提升生活的品质，使其高雅而惬意。但若用之太过，则会露出腐朽气的端倪。男儿的意气消磨，是国力疲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然，在黄池会盟的夫差，为何在被推为诸侯霸主的三年之后，就在馆娃宫中刎剑而死呢？ 消夏湾一片空阔，回首看西山的最高点缥缈峰，林木葱笼，倒真像是耸向青空的碧螺了。与消夏湾毗邻的，是明月湾，亦是吴王赏月处。这里除了苍茫的湖水，古渡头前，还有一座名叫明月湾的古村落。我停车走进去，村中多明清建筑。村民半数姓吴，虽是农人，却都彬彬有礼。我走进村头第一家，主人用自家的特产碧螺春茶招待我。这茶，原叫吓煞人香，乾隆下江南，曾下榻于洞庭山，品赏过，盛赞其香，但嫌其名不雅，亲改其名曰碧螺春。因此，村民在我面前争说乾隆，对他们自己的远古的祖先，那个倒霉的夫差，却是不置一语。 品饮三杯，扶今思昔，不觉枝痒，便吟了八句五言： 夫差赏月处，我品碧螺春。 耳幻吴趋曲，胸藏梁父吟。 鸟啼山入梦，花放路迷津。 盛世人间好，悠悠沧浪情。 2005年5月20日记 第41章 游洞庭西山记 五月中旬的天气，榴花似火，枇杷如金，虽是初夏却全无暑气。此时置身江南，在江南的苏州，在苏州的太湖，在太湖中的洞庭西山上，我感受到“春寒泽国隐鱼龙”的廖廊，更陶醉于“不尽春山叠翠螺”的美景。 自苏州至太湖，即胥江入湖处，约二十公里。于此分道，右去东山，左往西山。东山为半岛，西山则孤悬水中。两山合称洞庭山，与湖南的洞庭湖，称名虽一而毫无关涉。 昔日游洞庭西山，只可舟楫往还。数年前，苏州相关单位斥资建桥，一连三座，如卧波的长虹跨越连接的螺屿，历十几公里而入西山。轿车水鸟般掠过湖面，为游人节省了不少时间，但是少了荡漾波心，与鸥凫共浮沉，与帆影共进退的情趣。 未来之前，我以为浪花簇拥的这一座西山，只是一只小岛，却没有想到，它有86平方公里之大。山间古树，坡上茶圃，岸畔稻田，村头花坞，不但向我诉说鸡犬桑麻的往事，更向我展示盛世农家的风情。 我来西山，原是为寻找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吴王夫差的遗迹。这位将父王阖闾创立的诸侯霸业丧失殆尽的亡国之君，曾在西山筑消暑宫。每到夏日，夫差就会带着越国献来的美女西施，乘着金笼玉饰的箫鼓楼船，自姑苏而木渎，自木渎而胥口，自胥口而西山。在新筑的层台累榭的消暑宫里，把长长的夏日，过成转瞬即逝的美人养眼、美酒醉心的花朝。美则美矣，畅亦畅也，只是代价太大。难怪唐代诗人皮日休写诗讥道：“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 消暑宫建在梭山与龙头山之间，面临一个深九里、阔三里的湖湾。袭消暑宫之名，这湖湾被称为消夏湾。此处山环水绕，春日的柳线花痕，秋日的蓼矶枫渚，冬日的霜情雪意，都大可玩赏。当然，最好的还是溽暑时节，这里的红莲白鸭、月影星踪、菱芡蒹葭、烟云鱼鸟，无不让人陶醉。 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吴王的遗踪早就渺不可寻。今日所能见到的，只是“橘柚千头烟外树，芙蕖四面画中山”的自然美景。月下的笙歌、馆娃的调笑、深闱里横陈的玉体、水榭上燃烧的香兽，都一一风化在线装版的历史中。 我们这个地球上，二千五百年前的城市，究竟还有几座存在呢？风流的庞贝，朴拙的镐京，只给我们留下遥远的记忆。苏州则不同，二千五百度的春花秋月，二千五百度的风刀霜剑，给它留下的温馨与痛苦，坚挺与剥蚀，都鲜活地存在于今天世人的眼中。苏州太丰富了！城内的每一条小巷、每一座园林，城外的每一条小河，每一处山峰，都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故事，像一粒粒璀灿的珍珠，串起熠熠闪光的历史的项链。 因此，与拙政园、虎丘、寒山寺、灵岩山等名胜相比，这相对较为僻远的西山，这西山的消夏湾，便显得不怎么重要了。何况它除了遗址，更不见一点点些微的遗迹了。但我独自一人在这里徘徊的时候，却依然生出了强烈的沧桑感。大约出于传统文人的旧习，我对吴越文化素有偏爱。这文化的基调是精致、温婉，即便剑拔弩张，也可以从中化出诗情；更能让吴侬软语，消解所有的暴戾之气。但是，凡事适度为宜。像这最具东方情调的吴越文化，用于盛世，则能提升生活的品质，使其高雅而惬意。但若用之太过，则会露出腐朽气的端倪。男儿的意气消磨，是国力疲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然，在黄池会盟的夫差，为何在被推为诸侯霸主的三年之后，就在馆娃宫中刎剑而死呢？ 消夏湾一片空阔，回首看西山的最高点缥缈峰，林木葱笼，倒真像是耸向青空的碧螺了。与消夏湾毗邻的，是明月湾，亦是吴王赏月处。这里除了苍茫的湖水，古渡头前，还有一座名叫明月湾的古村落。我停车走进去，村中多明清建筑。村民半数姓吴，虽是农人，却都彬彬有礼。我走进村头第一家，主人用自家的特产碧螺春茶招待我。这茶，原叫吓煞人香，乾隆下江南，曾下榻于洞庭山，品赏过，盛赞其香，但嫌其名不雅，亲改其名曰碧螺春。因此，村民在我面前争说乾隆，对他们自己的远古的祖先，那个倒霉的夫差，却是不置一语。 品饮三杯，扶今思昔，不觉枝痒，便吟了八句五言： 夫差赏月处，我品碧螺春。 耳幻吴趋曲，胸藏梁父吟。 鸟啼山入梦，花放路迷津。 盛世人间好，悠悠沧浪情。 2005年5月20日记 第42章 雨中登滕王阁 登高骋目，总以晴好的天气为宜。遗憾的是，此刻我登滕王阁，周遭是一片淅沥沥的雨声。五月下旬，江南开始进入梅雨季节，站在滕王阁的七层之上，但见槛外浩茫的赣江，罩在濛濛的烟雨之中，虽然胭脂色的波浪显得湿润，但江的对面已是模糊一片；而飞阁之下车水马龙的十里长街，除了喇叭声的清脆，一切，也都幻化为浮动的剪影。 但我仍觉得，眼下这雨中的凭欄，乃是别一番感受。虽然见不到落霞孤鹜、秋水长天，但雨来风掠，雾卷云飞，更平添了登临者怅然怀古的思绪。 在滕王阁的楼下，正准备登临时，有人说“这是一个假古董”。言下之意，既为赝品，你何必登上这水泥浇铸的楼梯？ 是的，昔日的滕王阁早已倾圯，眼前的这一座，是1989年动工修建，历时三年而成。比之旧制，它更加峭拔，也更加壮丽。珠簾晃动在天阙，檐马叮咚于青空。置身其中，哪怕是烟雨如潮飞云似梦，你依然会有那种望尽中原百万山的感觉。 中国的古建筑，都是砖木结构。它的好处是质朴、浑厚，沉静中透出空灵的禅意。人住在里面，若饮酒，则窗牖的花影可以助兴；若弹琴，则木质的板壁可以让弦音更加柔和。但是，砖木结构的建筑，特别是使用了太多的木材后，不但易燃，而且耐腐性也很差。那些著名的亭台楼阁，保存百年尚且不易，何况它们的建筑年代，非唐即宋，都在历史的烟雨中浸泡了千年呢！就说这座滕王阁吧，自公元653年即唐永徽四年建成以来，已经历了将近十四个世纪。无论是霜天画角下的铁骑，还是暗夜秋风中的野火，都不可避免地一次次侵蚀它、焚毁它。所有香艳的记忆，其尽头都不可避免是一把劫灰。滕王阁首建至今，已经历了数十次的毁灭与兴建。除了初唐的王勃，登临层榭并为之留下千古美文，是正宗的滕王版的楼阁之外，自他之后的韩愈，自韩愈之后所有的文人骚客，所吟咏的滕王阁，都是在歌颂赝品。 这些年来，各地的名胜古迹都在恢复，这是民族复兴的特征。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人，若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则哪里还有可能恢复名胜呢？乱世逃命，盛世建楼，这都是历史的必然。眼前的滕王阁，虽然是假的古董，但却是真的名胜。王勃的美文已经成了千古绝唱，我们岂能让他的满纸珠玑无法印证，让后来人徒生惆怅呢？因此，南昌不能没有滕王阁。它的千百年来的每一种版本，都不是赝品，都是南昌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机缘以及不同风情的真实写照。 如今，我站在最新版的滕王阁上，在枇杷黄莲叶青的季节，眺望变幻不定的江山风雨图，沐浴天地间流动的勃勃生机，心情便如茶烟深处的月色，那份诗意，那份惬意，想压抑都压抑不住了。 滕王阁留给我的记忆，一直与歌舞有关。盖因修建此阁的李元婴，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十二个儿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生长于钟鸣鼎食的帝王之家，李元婴的手不必磨剑，却可以捉捏彩笔，绘出人间的富贵。据传，李元婴擅画蛱蝶，阁中留有他的《滕王蛱蝶图》，满眼风华、一片缤纷。当然，李元婴的耳，也听不到杀伐之声，他生命中的岁月，被一场又一场的歌舞填满，脂粉气、楚腰身、霓裳曲，使他贪欢、使他迷醉、更使他对国计民生了无兴趣。 据说，李元婴从苏州刺史的任上迁转洪州都督，就因为任职不专，或可套用近时语，即执政能力的低下。在南昌，他又因“数犯宪章”再次被贬，谪置滁州。看来，称他风流王爷完全称职，若以官身评判，他恐怕只沾得上一个“庸”字儿了。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南唐李后主，论当皇帝，他只是庸君，论诗人，他却高居上游。这李元婴同样如此，他若不当官，而专心致志当一名歌舞团的导演，必定完全称职。 李元婴自苏州迁来南昌，走的虽是贬谪之路，仍不忘声色。他从苏州带了一班乐伎前来，于是，这赣江边上的南昌故郡，平添了夜夜笙歌。 李元婴好游冶，某日来到章江门外的荒阜，面对茫茫江水，他忽发奇想，让随从在榛莽中治酒席，起歌舞。燕麦兔葵之中，离草荆棘之上，怎搁得住弱不禁风的舞衣？于是，谄其事者，投李元婴所好，在这岗峦之上建起一座高阁，这便是滕王阁的由来。登临送目俯瞰江山，只是它的附属功能，开绮筵，演歌舞，才是建阁者最初的动机。 于今，风流的滕王早已灰飞烟灭，但阁上的歌舞却一直不曾消歇。远古的吴趋曲，盛唐的柘枝舞，虽然不再演绎，但我在这阁上，却听到更为古老的编钟，以及渗透了赣南风情的《十送红军》，这熟稔的旋律，立刻让我想到这槛外的苍茫河山，曾经是红旗漫卷的苏区。更由此感叹，没有这一片土地，没有这一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的人民，今天，我们就不能在这滕王阁上，欣赏到令人陶醉的盛世歌舞。 2005年6月2日于南昌归来 第43章 一杯香茶敬亲人 不知不觉，已是夕阳时分，一抺黛青色的峰影，横在了车窗的前面。友人告诉我，那是飘峰山。这嵯峨的、温润的、团团葱绿浮涌如浪的峰头，傲立在汩罗、平江、长沙三县的交界处，而繁花簇拥的阳坡，尽在长沙。它的蒸腾的绿雾，出岫便成为无尽的湘云；它的湍流的清泉，每一滴晶露，都溅成汩罗江上游的翡翠般的诗情。 由汩罗江我想到了屈原，他把自己烈火般的生命，终结在如此美丽的河流里——对于俗世，这是抗争；对于个人，这是一种永恒的艺术的选择。但我现在要说的不是屈原，而是另一位伟大的女性。在翩翩的紫燕刚刚衔起的薄薄的暮霭中，我的车，已停在她的故居的门前。 这是潇湘大地上最常见的乡舍。褐黄的斑驳的泥墙，留有雨水冲刷的痕迹；苍黑的长着针菲的屋瓦，尚氤氲着往昔的寂静。推开半掩的柴门，穿过小小的院庭，我脚步轻轻，一间房一间房的走过。啊，我竟是看不到了，寒夜里伟人伏案疾书的身影；也听不到了，娇妻送别丈夫的深情的叮咛。灭了灭了，搁在古老木桌上的油灯；熄了熄了，灶膛里袅出的淡蓝的炊烟…… 她走的时候，走进万劫不复的恶梦的时候，她的丈夫，还在赣南的土地上，率领数万红军，与数十倍于已的敌人，展开艰苦的塵战。数十年后，她的生命已化作家乡土地上的离离青草，她的丈夫，那一位时代的伟人，难以排遣对她的思念，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辗转不眠，深情地为她写下了《蝶恋花》，那是一首千古不朽的名篇啊！安慕小说网 现在，当我站在开慧烈士的故居里，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人杰地灵。 自飘峰山脚下如扇面一般展开的这一片自北向南的土地，这一片秀美如庄子的寓言，隽永如唐人绝句的山环水绕的土地啊，古往今来，诞生过多少杰出的人物！远的不说，单说近一个世纪来，除了杨开慧，这里还走出了黄兴、李维汉、柳直荀、徐特立、许光达、田汉、朱熔基等为数不少的民族精英。众星闪烁，在星斗与星斗之间，是牧歌浮漾的梦土，是江南流水的黄昏。 徜徉在这梦土上，我从清晨走到了黄昏。我早就过了一步就踏进乡愁的年龄，也过了落花成梦的季节，但我仍不免随着渡过小石桥的蛙声，顺着溪边的青石板的小路，去造访那些晚归的农人。我想知道，这么多伟人的故事，从他们的嘴中道出，会是多么的平淡。惟其平淡，我们才有可能体悟到，真正的史诗是多么地朴素。然而幸运的是，我在这里，不但听到了过去的史诗，更是听到了正在书写的史诗。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飘峰山下的这一方水土，长沙县人珍爱有加，他们将它称为百里茶廊。正是因为在这茶廊里，我从清晨走到了黄昏，才充分感受到了潇湘的灵气。 自长沙到平江的油黑的沥青路，在积翠的山谷间蜿蜒。路的左与右，山的高与下，由一处处的名人故里连缀起来的这一条百里茶廊，几乎把整个江南的四月，都搬到我的眼前了。 美丽的茶园，郁绿的茶坞，在住满鹧鸪的杭州狮子峰上，我见过；在星子跌进深潭的武夷山中，我见过；在渔舟唱晚的太湖的洞庭山腹，我见过；在行行复行行，迷不知终其所止的绍兴的山阴道上，我也见过。现在，我又置身于长沙县境内的这一条湘版的茶廊，一整天，清洌的茶香都在我的胸臆间浮动。 自春华而高桥，自高桥而金井，自金井而白沙，自白沙而北山，曲曲折折的百里啊，每一面山坡都是葱笼的茶园，每一个少女都是美丽的茶姑，每一个异乡的游子，都像我一样，成了一杯饮尽江南的茶客。郭沬若盛赞的铁色茶，我品过了；赵丹称誉的白鹭茶，我品过了；而他们无缘享受的金井茶，我也品过了。那不可复制的清香，至今还留在我的舌底。 自唐自宋，长沙就是有名的茶乡；上世纪的二十年代，飘峰山下，又成了英雄辈出的苏区。赤卫队的旗帜是鲜红鲜红的，山坡上的茶园，是碧绿碧绿的，这一红一绿，不但给了我们铁马金戈的回忆，也给了我们葱笼茂盛的诗情。 饮了一天的香茶，最后，我才来到开慧烈士居住的板仓，在这座泥墙小院里，我独自品味芬芳与宁静揉成的黄昏。 我在想，八十多年前，当毛泽东第一次走进这道柴门，开慧迎接他的，一定是一杯驱散严寒的香茶；几年后，当毛泽东再次在这里与亲爱的夫人告别时，开慧眼含热泪，捧给他的，应该仍然是故乡的清茶。 离开板仓，我的耳畔，响起了苏区民歌中的句子：一杯香茶敬亲人。 200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