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 成长是痛苦的，而生活并未停止成长 成长是痛苦的，而生活并未停止成长 【我泪眼朦胧地看着父亲，他的容颜已经变丑了，手指也可怕地蜷曲着，父亲的玉树临风已经一去不返。可是，有谁明白一个六岁女儿的心：我深深地爱着父亲那变得丑陋的容颜！】 关于我出生的细节，是母亲后来一点点回忆出来的。我出生的那天，据说是个“娘娘命”的日子。 那是1970年的正月初一晚上10点左右，我在母亲的肚子里整整折腾了两天一夜后，终于呱呱落地。手脚麻利的接生婆提着我的双脚，让我头朝下，狠劲在我屁股上拍打了一下，我便“哇”地哭出声来。接生婆提着我，喜颠颠地对焦急地等候在门口的父亲说：“赵夕贵啊，你好福气，生了个娘娘命的女儿，将来这丫头，非富即贵，难怪这么会折腾。” 后来我才知道，正月初一出生的女孩是“娘娘命”的说法来自《红楼梦》，代表人物便是贾元春。然而我后来的人生经历却证明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40岁，母亲38岁，在我来临之前，他们结婚8年未曾生育。父母被中年得女的巨大喜悦笼罩着，对我爱不释手。时任公社会计的父亲给我起名“美萍”。也许就因了这个“萍”字，我的人生从此与漂泊有关。 我的记忆从3岁就开始了。尽管3岁的孩子可能对一切事物都很懵懂，但并不影响我对往事的怀念。 那时的江苏省如皋县（现为如皋市）十分贫困，而我家所在的江防乡永福村更是个贫困之乡。在乡下每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边，摇摇欲坠地站立着一座座三开间的茅草屋，一般都是一间卧房，一间客堂，一间厨房兼猪羊圈。那时，苏中农村的猪羊大多养在家里，所以每户人家的家里都长年迷漫着一股猪羊的臊味。那时唯一能果腹的就是黄澄澄的玉米糊，喝得每个农民的牙齿上长满黄色的牙垢。而玉米糊不饱肚，两次尿一撒，胃就空了。终于熬到冬天，待到山芋（也有地方叫红薯或红苕）成熟，早饭就变成了山芋茶——把山芋切成块，放在水里煮，山芋煮烂后，放上糖精，甜甜的山芋茶就出锅了。整个冬春季节，基本上都是靠山芋度日。除了山芋茶，人们还变着法子蒸山芋片、烤山芋……吃得满村人都便秘腹胀，放个屁会臭半天。至于大米饭，那是过年时才能惊鸿一瞥的人间美味。偶尔谁家能吃一顿韭菜鸡蛋面条，那就是过节了。 不过，农村也有美丽的地方。我家屋后有一条无名小河，长年清澈，它是鸭们、鹅们甚或菱角们的天堂，夏天又成了孩子和男人们的天堂。河这边有我家的半亩自留地和十几棵白果、刺槐、泡桐等杂树。河那边有属于集体的站得威风凛凛的杉树。触目所及，天高云淡，碧水清波，绿树成荫，处处美景。 我的童年生活不能不提到美华，我的妹妹。她比我小3岁，生于美丽的五月。她的到来给了父母锦上添花般的骄傲。父母给我们两姊妹的爱非常平等。常常是妹妹在母亲怀里勾着脑袋吃奶时，我则在父亲厚实的胸膛上取暖。 父亲玉树临风，颇有文才，受人尊敬。母亲不识字，但贤淑温柔，通情达理。他们贫穷，然而恩爱。 我和美华的幼年时代充满五月栀子花的馨香，栀子花是母亲栽的，就在屋前小院里，当初夏来临，它就如期盛开。那种绵长而浓烈的馨香温馨了我们浑浑噩噩的幼年。直至如今，我也没觉得有哪一种花香比得上栀子。 除了美华，事实上我还有一个“姐姐”，叫美英，比我大20岁，她是父母因久久不育而领养的，来家时14岁。据说她家因孩子多，父母养不了，便将她送给了我的父母。但她很恋家，常把我妈妈给她买的衣服偷偷拿回家给她的姐妹们穿。我出生的那年春天，美英嫁给了本村一个杀猪的小伙子。我生下来11个月时，美英也生了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平时我们两家相安无事。虽然在一个村，相隔不过几十米，但姐姐从不主动来看望父母，她并不爱我的父母。 灾难是不期而至的，猝不及防的灾难的来临，过早而又彻底地摧毁了萦绕于我懵懂幼年的平静与温馨。 首先是父亲的病变。年轻英俊的父亲先是手指难以伸直，佝偻着，越来越像鸡爪的样子，接着头发也如秋叶般掉落，很快，眉毛睫毛也全然不见。父母的惶惑被六岁的我尽收眼底，他们每天急慌慌地奔波于家和医院之间，脸色一日日凝重。 终有一天，两个穿白大褂的人直奔我和美华上的幼儿园而来，将我和美华全身上下一通检查，还抽了血。周围的眼神是紧张的、怀疑的、畏惧的。我和3岁的妹妹展览似的呆立当地，无助地、茫然地、惊恐地任人摆布。父母不在身边，没人能想象我的惊吓有多大，一种朦胧的、莫名的恐惧深深笼罩了我小小的心。 终于得知结果了，原来是一种叫麻风的病在父亲身上显形露迹了。那是1976年的夏季，我与快乐从此无缘。 父亲很快离家住院，医院是离家20多公里的江滨麻风病医院，在长江边上，是个潮湿而与世隔绝的所在。我患病的父亲就在那个莫名其妙、烦躁不已的夏日清晨离家而去，由大伯和母亲送他去的医院。 父亲临走时，终于在厨房的灶间里找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6岁的我不会像现在的影视剧中的孩子那么伶牙俐齿，什么懂事的话都说得出。唯有哭，是我当时唯一的表达伤心的方式。记得当时，父亲用他那再也伸不直的手指撸撸我的一头小黄毛，叹口气，哑着嗓子说：“萍后（我的小名），爸爸去治病，要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你要听妈妈的话，妈妈身体不好，你帮妈妈多做点家务，你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要好好读书，爸爸希望你将来上大学，听到没？” 我泪眼朦胧地看着父亲，他的容颜已经变丑了，手指也可怕地蜷曲着，父亲的玉树临风已经一去不返。可是，有谁明白一个6岁女儿的心：我深深地爱着父亲那变得丑陋的容颜！ 我在父亲期待的目光中死命地点头，一边用手背抹着眼眶里奔腾而下的泪水。父亲拍拍我的肩，转身走了。父亲去的方向是西边，初升的朝阳在他的左后方紧紧跟随着，父亲挺拔的身躯在我朦胧的视线中越来越小。生离的感觉如此痛彻心肺，我终于忍不住在父亲的背影里号啕大哭。 送父亲去医院的大伯呵斥我：“哭什么哭？又不是不回来了，晦气！”而我哭得越发凶了，我不懂得什么晦气不晦气，只晓得那渐行渐远的，是我此生最最依靠和疼爱我的人呀！父亲从门前的小土路上蹒跚而去的背影从此固执地盘踞脑海，挥之不去。 【等到美华感到疼痛的时候，她的腿部已经浓烟滚滚，皮肉和棉裤的焦味弥漫了整间屋子。】 每当夜里我和美华依偎在忧郁无比的母亲怀里等待睡眠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去摸母亲的下巴。美华生下后，我一直和父亲睡一头，我早已习惯父亲硬硬的胡子扎在我嫩嫩皮肤上的感觉，这使我能够十分塌实地睡觉。现在父亲走了，他的归期又是多么遥远而不具体，每夜的每夜，我在浅表层的睡眠中想念父亲，噩梦连连。 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亲的病是所有不幸的根源。 我对此病的理解是从村人的神情举止上感觉的。那时我天天与美华手牵手，从村头走到村尾的幼儿园去，500米长的小路漫延着遥遥无尽的屈辱和冷漠。一路上侧视的目光和躲闪的身影使我难过至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更使我惶惑悲伤的是，我和美华的身后总会跟着一帮男孩子，手作鸡爪状，齐声高喊三个字：“小麻风！小麻风！小麻风！” 其中就会有我的外甥，这个长得黑瘦的家伙也许是觉得有我们这样的姨有损他的形象或尊严吧，他在那帮男孩子中间表现出一种凛然的大义灭亲。他不叫我和美华姨，也不叫我们的名字，而是叫“小麻风”。若我们逃得急了，男孩子们便手捏土坷垃紧追不舍，他们会一直追到我家门口，然后将泥巴砰砰砸向我家的木板门。如果母亲在家里，她会出面，不是呵斥，而是神色哀怯地恳求男孩子们：“美萍美华比你们小，你们不要欺负她们俩好不好？她们喊你们哥哥哪……”男孩子们讥讽地叫：“我们才不要小麻风叫哥哥……”母亲的眼圈便会红了，一句话不说，关了门，转身进房，哭去了。 从此，我和妹妹再也没有了小伙伴，再也不是乡邻家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走在路上，急惶惶、胆怯怯，像两只忧伤的小老鼠，在一片喊打声中仓皇逃窜。 但这仅仅是苦难开始的前奏。 就在父亲住院的那年冬天，3岁的美华遭遇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巨大灾难。 快过年了，大队分猪肉，母亲兴高采烈地去队里拿我们家的那份肉。肉，是那个时代无比珍贵的一种副食！一般来说，我们也只有过年时才能有幸尝到令人馋涎欲滴、切成块状的连皮红烧肉。即使闻一闻那肉香味，也能快活地扒上几口糙米饭。而糙米饭也只有在过年时才会在苏北农村人家的饭桌上亮相。 母亲去大队拿肉的那天似乎也没什么不祥的预感，分肉的喜悦挂在她的脸上，她轻快地吩咐美华和另一个在我们家玩耍的亲戚家的小孩乖乖在家呆着，不要吵架，她一会就回来煮香喷喷的红烧肉吃，两个孩子愉快地答应着，母亲就挎上一只小竹篮走了。 当时美华和那个和比她大一岁的小孩在火盆边一边烤火，一边爆蚕豆和花生吃。苏中的冬天比较冷，几乎每个农家都有陶制的小火盆。一边取暖、一边在火盆里埋上几颗蚕豆和花生，爆熟了，再用树棍拨拉着找出来吃——这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小游戏。我那天碰巧不在家，为什么不在家的细节记不清了。唯一记得的是美华后来凄厉无比的哭号。 美华在和那个小孩争抢爆熟的蚕豆时发生了争执，美华抢不过那个比她大的孩子，她急中生智，将穿着棉裤的腿压在了火盆上，以此保护自己爆熟的蚕豆不被对方掠夺。等到美华感到疼痛的时候，她的腿部已经浓烟滚滚，皮肉和棉裤的焦味弥漫了整间屋子。美华吓坏了，她想到水缸里有水，想爬到水缸里去，这样就可以灭火了。可遗憾的是我家的水缸太高了，3岁的美华往缸沿上爬了几次都滑了下来。然后她把膝盖抱在胸前，企图压灭火焰。但是，她很快感到胸口也疼痛起来——膝盖上的火苗已经舔向了她的胸口。于是美华开始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救命”…… 等到住在我家西边的曹队长闻讯赶来时，美华的棉衣已经火苗簇簇了。曹队长拼命撕扯美华的棉衣棉裤，但母亲亲手缝制的棉衣太结实、纽扣太严谨了，曹队长实在撕不开，只好找来剪刀三下五除二剪除了美华身上的棉衣棉裤，美华的前胸和右腿的创口已经惨不忍睹了，有些皮肉已经粘在了剪下的衣裤上。美华像一只被活剥了皮的小猫，不停地、凄厉的号哭着，声嘶力竭…… 【那年的春节无比凄惨！父亲在一个未可知的地方治一种很可怕的病，美华在家里哭叫不止。我的世界没有一丁点的快乐，像没有花朵的冬天的原野一样凄凉。】 美华的号哭一直连续了整整三个月！那三个月里，家里始终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心痛如绞的母亲怀着赎罪般的心情每天为美华煮一个鸡蛋，剥出蛋白给美华吃了，蛋黄则放在铜勺里熬成油，然后把这种特殊的、难闻的油敷在美华的伤口上。每天一次。这是母亲千方百计打听来的偏方，据说治疗烧伤有神奇疗效。 给美华抹药油是一个艰难而残酷的过程。美华烧伤后，她每天她在里面爬，或者坐，一切以不连累伤口疼痛为前提。如果她的伤口发生疼痛，她会随时惨叫或者号哭，母亲就会陪可怜的美华一起抹泪。可能是蛋黄熬出的油抹在伤口上极其疼痛，每次换药时，美华总是哭得惊天动地，并且拒不配合母亲。母亲只好一边落泪，一边“乖乖”、“宝宝”地唤着美华，一边不得不狠劲地腿手并用制服张牙舞爪的美华，直到成功地将药换好为止。我曾帮过母亲的忙，按住美华的两只手，母亲用腿夹住美华的腿，谁知美华扭头张嘴就咬我的手，我一怕，松开了她。母亲骂我没用。她一边哗哗地流着眼泪，一边给美华敷药…… 这三个月里，家里没有欢歌和笑语，只有美华的哭声、母亲的泪痕和蛋黄油那难闻至极的味道！那年的春节无比凄惨！父亲在一个未可知的地方治一种很可怕的病，美华在家里哭叫不止。我的世界没有一丁点的快乐，像没有花朵的冬天的原野一样凄凉。 三个月后，美华的伤口慢慢长上了新肉，只是胸口和右腿膝盖的部位留下了碗口大小的疤痕。妹妹从此与裙子无缘。 我的童年生活孤独而灰暗。那时天总是很蓝，小路总是很长，忧伤总是遥遥无期。 我于1976年9月上了小学。原以为长大一些后，所受的欺凌会少一些，其实不然，学校更是个爱憎分明的小社会。第二年，治疗好烧伤的美华上幼儿园了，我们每天手牵手上学放学，依然日日行动如鼠，孤独而坚定地行走在悠长悠长的小土路上。每天最大的安慰是放学回家时，远远望见母亲等在马路边的瘦弱身影。 母亲身体不好，头痛和胃痛时常折磨她。母亲的呻吟是贯穿我整个童年时代的忧郁音符。每当我和美华放学回家，没见到母亲站在门前引颈眺望的身影，我的心就会莫名地沉下去，我知道，母亲十有八九又病卧在床了。母亲一病，我就觉得，唯一可靠的一棵树也倒下了。于是我无事自通地学会了做饭洗衣、割羊草煮猪食，帮妹妹梳头扎小辫，甚至缝补衣裳。7岁，小萝卜头一样瘦小的我不得不开始当家。 原以为美英会在我家风雨飘摇时助一臂之力的，这也是父母抱养这个女儿时的初衷，但她没有，也许是怕麻风病，也许是怕我们的连累，反正美英经常上工从我家门口来来去去，就是不进门，甚至不会扭头看一眼。 在父亲住院的三年时间里，我艰难而不屈地成长着。 在学校里，我是最受同学欺凌和冷落的一个，甚至没人愿意和我坐一张课桌，最后和我分在一道的，是个不能控制自己大小便的傻子。无论春夏秋冬，傻子总穿开裆裤，为的是可以随时“方便”，他几乎每天都会在课间随心所欲地拉一泡屎，并且是坐在板凳上拉。我报告老师，老师便指派我将傻子的板凳拿到门口的小河里洗干净。我一言不发地照做不误，我整整帮傻子洗了一个学期的板凳，不但洗板凳，我还得给他擦屁股，那时候没有卫生纸，只能用小树枝、小篾片刮。给傻子刮一次屁股，我得至少寻觅七八根小树枝。后来学校让傻子退了学，我帮他洗板凳和擦屁股的任务才算结束。 小学时更深的一次屈辱记忆是被人逼债。债务是一分钱。债主是同班同村的一个姓祁的女同学，借钱是为了买一块橡皮。因为我暂时还不起，一天中午，祁同学带领几个同学把我拦在马路上，逼我还钱。我恳求她再宽限几天，可祁同学不干，她吊住我的书包，死死地拖。我委屈、惊吓不过，“哇”地一声号啕大哭。祁同学怕了，立马和同学作鸟兽散，留下我瘫在阳光正午的泥土路上孤苦无助地放声大哭着。 后来是母亲闻讯赶来，将我拉回家。母亲得知缘由后，沉着脸从裤腰处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纸币，拉着我到祁同学家还了。回来的路上，妈妈警告我：你给我记住，以后不准向任何人借钱借东西！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直刻到现在，轻易不敢负债。 我7岁的时候，家中还发生过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我的小叔，也就是我父亲的弟弟不幸因病去世。小叔长得极帅，人又聪明，但因身体原因，一直未婚，35岁时还因病被截肢。因此，父母同意将我名义上过继给小叔，将来我给小叔养老。一年级暑假期间，我去老家陪小叔和爷爷。爷爷家的夏夜很安静，屋子后面有个竹园，长着茂盛的青竹，入夜，如有风雨，竹叶婆娑，雨声绵绵，是最好的安眠曲。窗外的篱笆墙上爬满白色的金银花、粉红的蔷薇花，还有小朵小朵却奇香扑鼻的茉莉。金银花和茉莉的香味从敞开的窗户间漫进屋子，梦都是香的、甜的。所以，在我小时候，极愿意去爷爷家过暑假。 晚上，我和小叔睡一个房间，但让我纳闷不解的是，失去一条腿的小叔夜晚时总是不知去向，每当我睡着之后他才回来。有个雷雨之夜，小叔又要出去，我坚决地要跟着他，小叔却大发脾气，把我骂了一顿。我委屈得大哭一场——我是怕拄着拐杖的小叔摔跤啊！以后的夜晚，小叔依旧神秘地外出，这也成了我心头最不解的一个谜。后来依稀听大人们闲聊，说小叔原本有个初恋对象，因为小叔生病，对象家里不肯他们继续交往。后来，对象在家人逼迫下出嫁了。只是，依然私下里和小叔“偷情”。放在现在，小叔是不道德的“第三者”。可是，请原谅我的小叔吧，他不过活到36岁。想起这些，依然心疼。在小叔短暂的生命里，美丽而伤感的爱情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亮色。只是不知道，小叔临去时，是带着遗憾，还是带着满足？ 【我一边守着母亲一边就着煤油灯看课本，长夜漫漫，我习惯了在黑夜中阅读。那些课本也成了孤寂的寒夜中唯一让我感到温暖和不再害怕的精神抚慰。】 如果用植物来比喻那时的我，狗尾巴草应该是最恰当的——它在农村随处可见，人和动物都不喜欢它，但它总是倔强而卑微地生长着，任何雪雨风霜都不能使它彻底枯萎和灭绝。 在我上二年级时，母亲又患了一种容易昏厥的毛病，她有时正好好地吃着饭，会突然往后一倒，人事不醒，呼吸微弱。母亲第一次发作时我以为她不行了，和妹妹吓得哭叫不已。邻居张大妈一家闻声而来，有的掐人中，有的往母亲嘴里灌水，母亲呛着了，便咳嗽着悠悠醒来。这一招我学会了，后来的若干年，我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抢救过母亲无数回。母亲对我感激不尽，总说她的命是我给的。 很多个夜晚，我守着昏昏然的母亲不敢入睡，怕她昏厥后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永不醒来。我一边守着母亲一边就着煤油灯看课本，母亲的床边踏板上放着一张椅子，椅子上放着一个母亲陪嫁来的旧木箱，木箱上放着煤油灯，为了省油，我把灯芯调到最小，然后坐在床沿上，趴在木箱上看书。灯芯烧久了，会结出灯花，我会用剪刀剪掉灯花，煤油灯就会更亮一些。长夜漫漫，我习惯了在黑夜中阅读。那些课本也成了孤寂的寒夜中唯一让我感到温暖和不再害怕的精神抚慰。我总是等到母亲睡到发出均匀的鼾声才放心地睡觉。长此以往，老师还没有教到的课文我都超前读完了。当老师刚开始讲新课文时，我已会将新课文倒背如流，作业也做得整齐正确，老师很惊奇，视我为“神童”，并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但没人得知我的成绩包含有多少心酸。 在学校里，我独来独往，没有朋友和玩伴，唯有学业令我扬眉吐气。 也许是与生俱来，也许是父亲的遗传，我如饥似渴地喜欢学习。从一年级起，我一直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作文尤其优秀。深得老师们喜爱，纷纷预言我是上大学的料。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大学是个什么概念，但我能够想象得到，能够读大学，一定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母亲每次去医院看望父亲时，总会把我的学习成绩如实地告诉父亲，父亲也每次都让母亲转话给我：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 父亲的病情也在一日日好转，他还成了医院的生产组长，带领一些病情较轻的病友在医院里开荒种地，他们在医院的房前屋后种上蔬菜，栽上果树，养了鸡鸭，自给自足，像个幸福的小农庄。 我读二年级的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父亲竟然挑了一担香喷喷、黄灿灿的香瓜，走了十多里路，送回家来给我和妹妹吃。那天傍晚，放学后的我正在家门口的地里割羊草（那时候，生产队要求每家每户按人头养羊，我家四口人，养了两只羊），偶然一抬头，忽然看到西边马路上晃悠悠地走过来一个人，挑着颤巍巍的担子，夕阳将他的身影拉得老长，这不是我日思夜想的父亲吗？ 身材像极了父亲。我急忙提着篮子跑回家，冲进门就喊：“爷回来了！爷回来了！”（爷，即父亲，此为苏中农村方言）此时，母亲正围着围裙，蹲在灶前烧火煮粥，闻言嗔道：“瞎说什么，你爷这刻儿怎么会回来？” “真的真的，不信你出去看。”我满心兴奋。母亲还半信半疑，已经被我拉着奔出门外。母亲手搭凉棚，向西边的路上看去。那时的夏日傍晚极容易看到晚霞和火烧云，就像天上着了火；又好像一位了不起的画家将天空作为调色板，用大块的橘黄和大块的红色画着抽象派油画一样，美得让人陶醉。只是这样的美景稍纵即逝，几分钟后，夜幕倏然而降，遮盖了所有颜色。父亲就在这晚霞稍纵即逝的时刻，出现在了我和母亲的视野里。 母亲眯眼看了好一会儿，终于笑起来，然后快步迎着父亲奔过去，伸手接下父亲肩上的担子，两人有说有笑地往家走来。这一幕，至今如此清晰地深刻于我的脑海，像一幅永不磨损的油画，永远悬挂在记忆深处。 分别一年多，这是父亲第一次从医院回家来看望我们。母亲又点了一盏煤油灯，放在八仙桌上。以往，我们家里从来只点一盏灯的。坐在桌前的父亲欣慰地一手搂着我，一手搂着妹妹，感叹着我们长高了。我和妹妹争相向父亲展示自己乖巧听话的一面，我给父亲用扇子扇风，妹妹给父亲唱儿歌。母亲欢快地在厨房里忙碌着，她特意去邻居张大妈家借了两个蛋，和上面粉，为父亲摊了两张鸡蛋饼。但在喝粥的时候，父亲没有吃一口鸡蛋饼，全都分给了我和妹妹。父亲在家真好啊！又热闹，又有好吃的。 只是这样的快乐时光，也像晚霞一样稍纵即逝。随着第二天一早父亲的离开，我和妹妹的天空又被抹上了沉重的灰色。只是父亲挑回来的香瓜，让我和妹妹享了好几天的口福。当然，如此难得的好东西，母亲是不会忘记隔壁邻居家的。 转眼就是我三年级的暑假，我的心情无与伦比的欢欣，因为我这个暑假将要在父亲身边度过。他的病情据说已经得到控制，再过半个多月，就可以出院回家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父亲捎话回来说这个季节正好桃子和香瓜都熟了，他的病房后面就是一块香瓜地，那块香瓜地成了我最向往的天堂。 暑假一开始，母亲就带着我和美华去了医院。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父亲了，他看上去一副健康的样子，秃发的头上戴着帽子，眉毛和睫毛是不会长出来了，但我已习惯父亲这种另类的清秀。 父亲在医院门口迎接我们，我和美华抢着叫“爷”，父亲极慈祥地一手牵一个女儿，满脸柔情。一路上不断有人和父亲打招呼：“赵夕贵，你的丫头来啦？”父亲答：“是呀，来啦！”父亲的笑容里透着骄傲和满足。 我没觉得这个夏天有什么异样，医院里的栀子花祥和而平静地开放着，幽幽散发着阵阵清香。我的心情好得无法形容，我天真地想：我一定能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暑假。 母亲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妹妹回家了。母亲临走关照我：“萍后（我的小名），好好照顾你爷，过半个月，我跟你大伯来接你们回去。” 我快乐地点着头，这是一个多么光荣而又美好的任务。我牵着父亲的手目送母亲牵着妹妹的手回家去。和无数个夏天的清晨一样，这天早晨天高云淡，空气中飘着栀子花的浓香。母亲挥手让我和父亲回宿舍去，而父亲坚持要等母亲走到拐弯看不见为止。父母的恩爱让懵懂的我有一点点的感动，他们如此相爱，爱得深沉而又不露痕迹。 母亲和妹妹就这样毫不设防地走出了父亲的视线与生活。父亲和母亲一定都把希望寄托在不久后的相聚上了，所以离别没有任何伤感与留恋。由于要赶在太阳升高之前回到家，母亲的步子甚至有点急促，对于不久后的灾难一点预感都没有。我也是。 【我的所有快乐与幸福在1978年的8月21日（阴历七月十八）这天戛然而止，命运在这里走出了它的分水岭，带着我泅向苦难之海。】 父亲所住的医院在那时的我看来很大，有十来排平房，每排平房后都有一块栽着桑树的园子，桑树园里种着香瓜。我只要翻过父亲病房的窗户就可以偷偷去摘香瓜了。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一天下午，趁别人都在睡午觉，我用两只凳子垒起来放在窗台下，我先爬上凳子再爬上窗台，一翻身就到了窗外，我像个耗子般借助于桑树的隐蔽在瓜地里穿行摸索。那种做“小偷”的感觉非常刺激，寻香瓜的过程更是令人激动。第一天我就收获不小，摘了起码七个瓜，还有一对“双胞胎”瓜，白皮，闻起来一股甜香。我把它献给了父亲。 晚上，父亲带我去外面乘凉，那里靠近江边，江风很大，蚊子也很多，父亲会给我的身上抹上清凉油防蚊子。他再也伸不直的手指粗糙地划过我的皮肤，有时候会留下一道道印子。父亲有时候会随意地问我：萍儿，爷变得这么丑，你会不会嫌弃爷？我说：你哪里丑啊，你很好看。爷就叹口气，不再说话。事实上，医院里当时有很多已经治愈但无家可归的病人，他们要么是被家人嫌弃，要么是被社会摒弃，只能在医院里呆到离开这个世界为止。所以，父亲当时问我那样的话，也许正因心有隐忧吧。 那时的夜晚总是能看到满天的星星，像无数的碎钻石在黑天鹅绒般夜空的衬托下熠熠生辉。父亲总会指着一颗颗星星，给我讲关于星星的神话传说。 一次，他指着天空中三颗并排在一起的明亮的星星告诉我：“那颗中间最亮的星叫牛郎星，他两边的小星星叫扁担星，这是牛郎挑着一儿一女，想要度过银河，去和对面的织女星相会呢。那道银河，是王母娘娘用簪子划的……”偶尔，会看到一两颗流星拖着尾巴从夜空一闪而过，掉落在遥远的天际。父亲就会说：地上死了一个人，天上就会掉下一颗星。 “那我们死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星星掉下来？”我天真地问。父亲嗔怪地拍拍我的脑袋：“不准说这不吉利的话……” “为什么说死就是不吉利了？”我十分纳闷不解，也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但父亲并不回答我，而是久久地仰望星空，不知在想些什么 难道是冥冥中的注定吗？就在这次“不吉利”的对话之后，父亲，这颗我心中最亮的星星，便从我的生命星空悲凉地坠落了。 那是1978年的8月21日（阴历七月十八），从这天开始，我所有的欢乐和幸福戛然而止。命运在这里走出了它的分水岭，带着我泅向苦难之海。 这一天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我和父亲早早起床，手牵手在晨曦中沿着医院里的泥土路溜达了一圈。我穿着白衬衫，戴着红领巾，还兴致勃勃地唱了一首《东方红》，受到父亲的表扬。回到父亲的宿舍，煤油炉上熬的粥刚好稀稠得当，于是我和父亲就着母亲腌制的酸咸菜吃了早餐。接着就是我做作业的时间了，父亲则雷打不动地去医院的医务所打最后一个疗程的针药。 父亲临走时，用他那伸不直的手指摸了摸我的头发，慈爱地嘱咐：“萍后，好好做作业，我一会儿就回来，中午我做鸡蛋面给你吃。”哦，鸡蛋面！我最喜欢吃的。父亲就在我的满心期待中背着手走了。 那天的太阳红艳艳的，一早就已显示出了它的灼热威力。父亲是迎着初升的阳光走的，他那天穿着一件肩头打了一个三角补丁的浅灰衬衫，短袖，父亲瘦瘦的两只手臂从宽宽的袖管里伸出来，像两根枯瘦的树枝在背后交握着。因为头发落光了，父亲戴了一顶旧黄军帽。他就那样散步似的往医务所去了。他在拐弯时还回头看了看我，远远地冲我做了个写字的动作，微笑着走过一丛万年青，不见了。 我耐下心来写作业，但是，鸡蛋面的诱惑时时让我心猿意马，我都忘记上一次吃鸡蛋面是什么时候了，在家里，母亲一向是不做鸡蛋面的，那些鸡蛋不是卖了换油盐酱醋就是送到父亲这儿来了。鸡蛋面，鸡蛋面，我多么向往那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面呀！我不时看一眼天上，盼望太阳快一点到头顶，那是吃鸡蛋面的时间。 暑假作业里有一个命题作文《暑假里最难忘的一件事》，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写父亲和他的医院，香瓜和鸡蛋面。这天我心情很好，我在作业本上郑重地写下第一行字：“今年暑假，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我正在酝酿下面的字句，忽然，有个父亲的病友急急走来，匆匆对我说：“你爷叫我来拿席子。”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卷了父亲床上的竹篾席子，我就这样眼睁睁、傻乎乎地看着这个叔叔拿走了父亲的席子，一点不祥的预感和猜测都没有。 太阳终于在我的望眼欲穿中滚到了头顶，可父亲并未回来，我开始焦急不安，我开始心神不定，我开始埋怨父亲。我把作业本一推，跑到路边去张望。远远的我看见医务所门口有很多人，独独没有父亲瘦长的身影。我想跑过去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我父亲，又怕父亲知道了责怪我。 就在我惶恐不安时，一个小女孩颠颠地跑过来，她就是刚才来拿席子的叔叔的女儿，叫梅儿，我俩一起钻过香瓜地。她一边跑一边冲我挥手喊：“不好了，你爷打针打昏过去了！”打针打昏了？什么概念？我一点不懂。 梅儿拉过我，我就在她的牵扯下一路狂奔，其实是梅儿拽着我跑。到了医务所，许多病人一见我就要抱我，我都9岁了，干嘛要抱我？我开始隐隐觉得不妙，我挣脱每一个怀抱，坚决要冲进医务所。要抱我的人改成了拦我，我再也顾不得面子与矜持，我大喊：“爷！爷！”又有人来阻挡我，并说：“你爷在睡觉，一会就出来。”我急得跺脚，父亲这时候睡什么觉？我粗暴地推开每一个人，从大人的胯间钻进了医务所。我看到了什么？ 医务所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不知是谁的人，从头到脚蒙在一块白布下。其他一个人都没有。我颤颤地、轻轻地叫了一声“爷”，没有人应。我又大喊了一声“爷”，还是没有人应。父亲在哪儿？为什么这一切变得如此莫名其妙？ 有个人进来要拉我走，哄我说带我回去下鸡蛋面吃，我张牙舞爪，拳脚相加，并凶狠地咬了那个人一口，随后“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我想只要我一哭，父亲不管躲在哪儿，他都会出来哄我的。但是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我惊惶到了极点！父亲去了哪里？为何不回应我的哭喊？ 【我的伤痛如此清晰而深刻。我在两个亲友的拉扯下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泥土掩埋了，最后只剩下一个高高隆起的土堆。父亲在里面，我在外面。他在沉睡，我在痛哭。】 我到底被大人们弄出了医务所，一路狂哭不休，我不知道父亲去了哪儿，一句招呼都没有，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不见了。父亲还说要做鸡蛋面给我吃，难道他忘了？我心底更深的还是恐惧，我不知道父亲出了什么事，竟然连见都不见我了。 我在医务所的外面不顾一切地哭喊着“爷、爷”，我像小无赖一样在抱我的大人怀里扭来扭去，红领巾上糊满了我的鼻涕和泪水，我的鞋子被踢掉了，头发散乱不堪，脸上涕泪纵横。此刻，我已经隐约感到不妙，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不见了。 让我更为惊诧的是母亲竟然来到了医院，而且她是那么悲痛与失态。我先是在医务所门口就远远听到一个女人伤心地哭嚎，接着就看到了披头散发的母亲在无数人的包围下一路滚爬着向医务所这边跑来。我“嗷”地叫了一声，挣脱了抱我的人，跑向母亲。母亲见到我，越发哭得凶了，她死死抱住我，叫了一声：“我苦命的儿啊……”忽然手一松，母亲软软地瘫倒在地。人们就手忙脚乱地将母亲弄到急救室去了。 很多事是多年后才弄清楚的——父亲被打错针药的时候，心里难受，他对和他一道打针的病友说了一句话：“我女儿喜欢吃鸡蛋面，你帮我做一碗……”病友只来得及点了下头，父亲就小便失禁，热血变冷，永远去了。那个病友就是后来抱我要做鸡蛋面给我吃的那个人。后来，他真的做了一碗放了葱花的鸡蛋面，但我没吃。那一天，我只来得及悲伤。 母亲是医院里派人到我家，用自行车驮来的，开始没说我父亲已经去了，怕身体不好的母亲受不了这个致命打击，他们只说父亲的病情有了变化。母亲就焦急地赶来了。当时她和许多妇女在生产队的晒场上搓草绳，身上的围裙都没来得及解下。母亲在一路上就担心地问个不休：“夕贵不是就要出院了，咋又犯病了呢？”驮她的人就安慰她：“嫂子，没大事，没大事！”直到到了医院，那人才噙着泪水告诉母亲：“嫂子，你家老赵走了……”母亲一下子从自行车上滚了下来…… 母亲来了之后，我才明白父亲是死了。死了，就是永不再见了；永远没有他的呼吸与笑容了；永远没有他的抚摸与呵护了；永远没有他在阳光下晃来晃去的瘦长的身影了；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了父亲。 父亲死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是粗心的护士用错了针药，她给父亲打了致命的青霉素，父亲恰好对青霉素过敏，很快就死了。他就像一盏煤油灯，尽管还有半壶油，但却被人粗暴地一刀剪断了灯芯，生命之光倏然熄灭。 后来我查过相关医学资料，其中表明——“青霉素类抗生素常见的过敏反应在各种药物中居首位，发生率最高可达5％～10％，为皮肤反应，表现皮疹、血管性水肿，最严重者为过敏性休克，多在注射后数分钟内发生，症状为呼吸困难、发绀、血压下降、昏迷、肢体强直，最后惊厥，抢救不及时可造成死亡。使用本品必须先做皮内试验。但皮试本身也有一定的危险性，约有25％的过敏性休克死亡的病人死于皮试。”可怜我的父亲并非死于皮试，而是被粗心的护士直接注射了青霉素致死。而我如今在网上依然可以搜索到，未做皮试直接注射青霉素致死的案例至今还屡屡发生，真是令人痛心。 虽然我父亲的死亡是一起明显的医疗事故，但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医院赔了我家30块钱，给父亲做了一身“老衣”（死人穿的衣服），父亲的一条鲜活生命，就这么了解了。（直到13年后，已经在上海工作的我懂得了什么叫医疗事故，还曾打过无数的电话找江苏省有关部门和法律工作者咨询这桩医疗事故，想为冤死的父亲讨回公道。但我得到的答复是：由于事过境迁，早过相关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了。所以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自己年幼无知，使得父亲白白冤死而悔痛不已。） 由于天热，我们在第二天就将父亲接回了家。也是晚上。大伯和其他一些亲友用父亲生前睡的竹床抬着父亲，这一幕，就像两年前我送小叔回家一样。我背着书包走在父亲的前面，一边走一边缓缓地撒“买路钱”，一边迎着夜风默念：“爷，我们带你回家了……”大伯说，我只有这样念叨，父亲的灵魂才会回家。我仿佛一夜长成，明白了生死，也体验了苦痛。随着夜风和纸钱一同飘落的，是怎么也流不尽的泪水…… 父亲回家的第二天即下葬，父亲的棺材是我家屋后的一棵泡桐树打成的。泡桐的材质并不好，用指甲一掐，就会出现一个印子，但我家实在无能为力给父亲安置更好的棺木了。这一天家中哭声阵阵，香烟缭绕，父亲躺在门板上，供在堂屋里，脸上盖着黄表纸。我和美华披麻带孝跪在父亲头前，一边朝前来吊孝的亲友磕头，一边往火盆里放纸钱。母亲在房里大声哭着、哀哀喊着：“你怎么这么狠心就走了，丢下两个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的小家伙我怎么养得大？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一个人走？你不如带我一起走了好啊……”哭一会便昏过去，醒过来后继续哭嚎。美英也大声哭着，怀念着父亲的种种好处。我静静地跪着，不时看一眼门板上的父亲，我无法像母亲和美英那样大放悲声，我的哀伤在心里，像一颗埋得深深的种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生根发芽。 父亲下葬了，就埋在河的那一边，站在我家屋后就可以看见。那个长方形的坑是姐夫和大伯他们几个男人挖的，父亲的棺材被两根绳子吊着徐徐放进了墓坑。 就在往父亲的棺木上填土的那一刻，我忽然感到深深的恐惧：他们要把父亲埋进土里了，以后再也看不到了。我不知哪里的勇气，忽然从大伯身后窜出来，一把揪住大伯的铁锹，哭喊起来：“不要埋爷！不要埋爷！”也许谁也没想到我的突然发作，都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我只知道，坑内埋下的是我的亲人，是我一生一世亲爱的父亲。我不容许他们将父亲埋在这个永不见天日的土坑内。 最后我还是被人拉走了，我不知道我撕坏了谁的衣服，咬破了谁的手臂，我像只疯狂的小野兽，又咬又踢。我的胳膊上也是伤痕累累，但我毫不在意。我的伤痛如此清晰而深刻。我在两个亲友的拉扯下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泥土掩埋了，最后只剩下一个高高隆起的土堆。父亲在里面，我在外面。他在沉睡，我在痛哭。 在父亲去世最初的几天里，母亲夜夜抱着我和美华失声痛哭，有时哭着哭着就晕倒过去，我和美华手忙脚乱地将母亲灌水救醒后，她就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睁着无神的眼睛，久久地盯着某个黑暗的角落，不眨眼，也不说话。我真害怕母亲变傻了，变呆了，成了疯婆子。而此时的父亲已经成了米柜上的一个小小的木头灵牌位，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他就那样沉默地看着我们母女三人，没有一丁点的喜怒哀乐。 后来，我渐渐对父亲有了深深的想念，想念之后，是深深的怨恨。 【但我隐隐听懂了一点事情，那就是，母亲的痛苦和夜晚的叩窗声、桌上的匕首以及大人们嘴里所说的“无恶不作”的那个人有关，那个人是谁呢？他为何让母亲感到如此惊恐？难道是魔鬼？】 父亲的去世是我家苦难的起源。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体质日益下降，骨瘦如柴。开头几天，她除了流泪就是站在屋后呆呆遥望父亲的坟墓，神思恍惚。我和美华带着黑纱和白花去上学。为了给父亲戴孝，我和美华得穿三年的白鞋子。白鞋子很容易脏，我常常去河边洗鞋，父亲的坟就在河对岸，我常常一边洗鞋，一边望着父亲的坟墓想心事——他一个人呆在永远黑暗的坟墓里有什么意思？他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时偷偷爬出来跑回家看我们？ 说来也许有些难以置信，但我觉得父亲是经常回来看我们的，至少有一天夜里他是真的回家了，而且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腿上。 那个深夜很宁静，母亲也没有犯病，她搂着美华睡在我的脚头，我依然睡在父亲这头。夜里，我在迷迷糊糊中想翻个身，但两条腿却无法动弹，像被压了一块巨石般沉重。我努力睁开眼睛，影影绰绰看到母亲的床头坐着一个人，我仔细辨认——呵，这不是父亲吗？他穿着白衬衫，戴着黄军帽，静静地看着沉睡的母亲，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坐在我的腿上。我惊喜万分，想叫醒母亲——父亲回来了，这是多大的喜讯啊！但我喊不出，也动不了，只有眼睛清晰地看到父亲坐在床头的身影，真切地感受到他坐在我腿上的力量。我急坏了：母亲和美华怎么不醒呢？父亲回来了，她们看到会是多么高兴！ 然而，我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我感到腿上一阵轻松，再睁眼细看，父亲已经杳无踪影，我急得一下子翻身坐起，大喊：“爷、爷……”母亲醒了，用脚碰碰我的身体，问我是不是“发魇”（我们那里的方言，做梦的意思）了。我失望地对母亲说：“爷刚才回来了，他坐我腿上了，现在他又不见了……”母亲没说什么，而是用脚捅捅我，让我安心睡觉。 我坐在床上，茫然地看着不远处的正方向格子窗，那里透出正方形的模糊天光，父亲是从窗户里走的吗？既然回来了，为什么不留下来？他为什么这么绝情？他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我把头蒙进被子，委屈地哭泣起来。从那之后，父亲再也没有回来过。尽管我每天充满期待，期待他再回家坐在我的腿上。 也许因为父亲曾是公社会计的原故，父亲去世后，生产队很是照顾我家，队里给母亲分了轻松点的活儿，就是搓绳、编草席什么的。我和美华在18岁前的口粮和学费也全由生产队解决。父亲的去世也使我们得到了村人的莫大同情，村人对我们的歧视开始有所转变，我们一家孤儿寡母就这样勉勉强强、磕磕碰碰地过着日子。 母亲是47岁守的寡，母亲对改嫁一向讳莫如深。父亲去世后约一年，就有好心的乡亲来跟她提亲，母亲一律摇头：“我什么指望都没了，只要两个丫头将来有出息。”乡亲好心劝解：“你一个人带孩子太苦，不如找个人帮你一把。”母亲还是摇头：“到哪儿去找个比夕贵更好的人？” 这些话是母亲和好心的乡亲坐在我家的煤油灯下说的，我和美华在灯下做作业，母亲在纳鞋底。堂屋正中的墙上悬挂着父亲的花圈，靠墙的米柜正中放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灵牌位上面用墨水写着“先夫赵夕贵之位”。母亲就坐在父亲面前，拒绝了一个又一个说亲者。 灾难总是猝不及防地降临。 忽然，有天夜里，东边邻居家的黄狗狂吠不止，一直暴躁地狂叫到我家的墙根底下，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听到了一阵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哗哗”响声，到我家这边就没了动静。然后窗上就传来阵阵轻叩，“笃笃、笃笃”。母亲被惊醒了，她紧紧搂住我和美华，微微发抖，紧张得像只护雏的老母鸡。 狗吠越来越凶，附近的狗们也遥遥呼应起来，吠成一片。过了一会儿，自行车又响，那狗追着叫远了，不久就归于平静。我在母亲的怀里恐惧地醒着，母亲搂我的手松了一松，一颗水珠落在我的脸上，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 有一天放学回来，我看到母亲的眼睛是肿着的，桌子上放着一叠那个年月里罕见的粮票和油票。母亲呆呆地坐在桌旁。我乖顺地喊了一声“妈”，母亲搂过我，一串泪珠又落在我的头上，我惊恐无比，不知又有什么苦痛袭击母亲了。母亲不说，我也不好问。每天临睡前，母亲在大门后的门闩上插一把菜刀，枕头下也放一把。夜里，自行车的响声和狗吠依然激烈，还有叩窗声。母亲总是紧张地搂着我和美华，一声不吭。 【当我数年后尝试杀死自己的时候，才彻底明白了自杀其实是一种比活着需要更多勇气和力量的勇敢行为！】 后来就有了那次“匕首事件”。匕首是插在我家木板桌上的，寒光闪闪的一把刀子，直立着插在桌子上。我放学一回家就发现气氛不对，家里有许多人，多是村干部。母亲红着眼睛，见我和美华回来，扑过来搂住就哭：“我死了不要紧，可那个畜生心狠手辣，说得出、做得到，他真要害我两个丫头咋办？”我在母亲的哭声与诉说中惊恐万分，不知道又将有什么灾难降临我家。 只听村干部说：“沙玉芳，你让我们怎么保护你呢？总不能派民兵住在你家里吧？你都说他无恶不作了，他真要干了谁，我们怎么吃得消？再说你们毕竟有过婚姻，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怎么插手管你们的事？依我们看，他这次可能也是真心的，是你不给他面子，他才恼羞成怒拿匕首吓唬你，你不要害怕，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杀人偿命，他坐过几次牢，这一点肯定懂。要是他真心待你，倒也是件好事。你就退一步吧！” 母亲不说话，一味地哭。后来村干部们一个一个陆续走了，母亲一直哭到了天黑。我这时不过10岁，也许母亲认为我还不到能够为她分担痛苦的年龄，所以她什么也不跟我说。我悄悄地为无法得知和分担母亲的痛苦而痛苦。但我隐隐听懂了一点事情，那就是——母亲的痛苦和夜晚的叩窗声、桌上的匕首以及大人们嘴里所说的“无恶不作”的那个人有关，那个人是谁呢？他为何让母亲感到如此惊恐？难道是魔鬼？ 后来几天，母亲每天神情呆滞地在屋后的河岸边徘徊，要么就是坐在河边对着父亲的坟墓发呆，还经常在夜里紧紧搂着我和妹妹掉眼泪，我有一种隐隐的担忧。 几天后，果然就出事了——母亲喝了农药。 当我和妹妹得知消息，从学校一路哭着跌跌撞撞奔回家时，母亲已经被乡邻们灌了很多肥皂水，满嘴白沫，全身湿漉漉的。一见此景，我害怕到了极点：我刚刚失去了父亲，又要失去母亲吗？已经破碎的天空又要塌陷一次吗？ 我不顾一切地扑到母亲身上大哭，妹妹抱着母亲的腿哭，我摇晃着母亲的头哭，帮忙的邻居也哭。我听到有人说：“恐怕不行了！”我更加绝望，死命地抓住母亲的衣服，哇哇大哭。母亲去了，谁来守护我们流泪的天空？ 也许是天可怜见，母亲并没有死神掠去。在我们七手八脚的摇晃和哭叫中，母亲突然张嘴呕吐了起来，刺鼻的农药味道弥漫了整个屋子。母亲活过来了！邻居们也喜极而泣，我和妹妹一人拉母亲的一只手，眼泪汪汪地看着母亲，可母亲当时看着我们的眼睛却空洞失神，那是一种已经熄灭了所有情绪的眼神。 当我数年后尝试杀死自己的时候，才彻底明白了自杀其实是一种比活着需要更多勇气和力量的勇敢行为！ 那一次母亲被救活后，我第二天没去学校，在家寸步不离地“监视”母亲。她担水我跟着，她上厕所我也跟着。母亲让我去上学，我说，如果我读书会失去你，我宁愿不读书！母亲说，妈不会再做傻事，妈想通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妈就是讨饭也要把你们姊妹俩拉扯大，好对得起你爷，以后到地下对他也好交代。 我忍了一眼眶泪水，背起书包上学去了。那是夏天，粉白、甜香的槐树花儿坠满枝头，树下走着凄苦无边的我，抬眼望去，是明晃晃的阳光，和白晃晃的村路，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世界里总是阴雨连绵，泥泞不堪？ 也就是从那时起，小学四年级的我开始学会思想，我小小的脑袋每天忙碌不停，想母亲的痛苦，和自己的忧伤。想父亲的寂寞，和妹妹的懵懂。我还想知了为什么叫唤，它到底是在号啕大哭还是高兴地歌唱？我甚至想过，如果我、妹妹和妈妈都变成知了，每天只要喝点露水就能美美地活着，这是多么幸福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令我欣慰的是母亲到底有些转变了。那年夏天还没过完的时候，有一天，母亲说要和邻居顾大妈去一趟镇上，让我中午和美华在顾大妈家和她的女儿秀美一起吃饭。我狐疑地看着母亲和顾大妈一早就走了，母亲很少赶集的，何况这时又不是节日。那天母亲穿着难得一见的蓝凡士林上衣，和所有上街的妇女一样挎着一只小竹篮，沿着门前的小土路走了。 那时田里的矮桑树正郁郁葱葱，那是蚕宝宝的粮食。而那些乌黑发亮的桑葚就是我的粮食了，我和美华总会瞅机会避开守林员，像精灵的小贼一样去摘桑葚，吃得心满意足，胃囊鼓胀，嘴角发紫。我实在想象不出这样美好的季节有什么奇异的事情发生。 中午在隔壁的顾大妈家吃饭时，我从她的女儿秀美口中得知了母亲去镇上的秘密——原来母亲是相亲去了。听说那个男人是在青海工作的，具体工作不详。如果母亲和他谈得成，那么母亲将会带着我和美华跟着那个男人一起去青海。 “青海？青海在哪里？”我茫然地问秀美。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远很远。”秀美说。她比我大四岁，很多事情她懂，我不懂。我对母亲会嫁给一个陌生男人感到新奇，我弄不懂再嫁的意义何在。秀美说，要是你妈嫁了人，就没人再欺负你们家了。我对这个解释感到满意，至少我能听得懂。 晚上，我一放学就拉着美华往家跑，书包在我和美华的屁股上一打一打的，看起来好像很欢快，其实是焦急。母亲已经回来了，她已经换下了早上穿的蓝凡士林上衣，正在灶间做晚饭。 我挨到母亲面前，喊了一声“妈”，母亲应了一声，脸上有一丝淡淡的笑容，她拍拍手上的灰，到堂屋的米柜里摸出两颗粽子形状、蓝白相间的薄荷糖，给了我和美华一人一颗。我小心地含了糖，一股清凉甜润的感觉立即浸过全身。 我喜滋滋地对母亲说：“这糖真好吃。” 母亲含笑说：“慢慢吃，还有。”我立即兴奋了，没有比天天有薄荷糖吃再幸福的事了！ 然而薄荷糖清凉甜润的感觉并没在我的生活中停留多久，有甜味的日子从我10岁的天空稍纵即逝。 【至此，我从秀美口中得知了一个让我小小的心脏在瞬间窒息的秘密——母亲和父亲竟然不是原配，母亲是与一个叫杨东启的人结过婚、离过婚、而后才又嫁给了我父亲的。父亲去世后，杨东启又企图霸占母亲了！】 原以为真的会跟着母亲去青海，结果事与愿违。还是听秀美说的：母亲在她妈妈的介绍下已经确定了和青海男人的关系，本来已经确定了日子就办结婚手续的，不料青海男人突然不辞而别回了青海，因为有个叫杨东启的人揣着匕首去找了他…… 至此，我从秀美口中得知了一个让我小小的心脏在瞬间窒息的秘密——母亲和父亲竟然不是原配，母亲是与一个叫杨东启的人结过婚、离过婚、而后才又嫁给了我父亲的。父亲去世后，杨东启又企图霸占母亲了！ 至此我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杨东启的人，不，应该说是一个恶魔！ 所有的灾难都是他一手制造！ 我是后来的后来、差不多长大后才知道母亲过去的故事的，这个故事说起来简单，然而深藏其中的苦与痛却是令母亲一辈子都不堪回首的，母亲每每回忆起过去，总会泪水涟涟，泣不成声： 母亲因为外公指腹为婚，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要嫁给杨庄镇那个叫杨东启的家伙。此人父亲早逝，母亲双目失明，有一弟弟。家境可想而知的窘迫，母亲曾拼死不从，但被我那脾气暴躁的外公一巴掌打进了花轿，也打进了噩梦的深渊！直至现在，母亲对外公依然恨之入骨。 “要不是他，我何至于遭受这么多苦难？”母亲提起外公就咬牙切齿。我想如果外公能预测他的指腹为婚会导致他唯一的女儿一生悲苦，就是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也不会使他老人家屈服的吧。 那时的母亲是沙庄颇有名气的小美人，女红家务样样精通。母亲是在一间茅草房里成的亲，茅草房的墙壁是芦苇编制的，墙上有洞，是被杨东启拆了当柴禾烧的。他的瞎眼母亲和弟弟都被他揍怕了，不敢多说。据说有一次他的瞎眼母亲还被他扔进门口的井里，幸亏有只吊桶在里面，才救了老太太一命。杨东启的大逆不道在杨庄臭名昭著。 母亲结婚后就成了杨东启的拳头下的“沙袋”，这个恶魔打人很有策略，他从不打头脸，他用拳头揍颈部以下的任何部位，有时用香烟烫。他还是条无耻的变色龙，他可以在一分钟之前打得母亲皮开肉绽，一分钟后已经把母亲扔到了床上…… 母亲忍辱负重和杨东启过了9年，其间曾多次离家出走到很远的农场去干活，但阴魂不散的杨东启总会找到，把母亲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回家，搜刮完母亲身上挣的几块钱后，蹂躏之后暴打一顿…… 母亲在水深火热的婚姻中浸泡了9年，直到外公去世，杨东启入狱以后，母亲才得以获得自由。而母亲下定决心离婚，是因为杨东启五毒俱全、无恶不作，他因流氓罪和盗窃罪曾蹲了两回监狱。第三次是因为他和人打架，卸掉了人家一只胳膊。母亲就是在杨东启第三次坐牢时和他离婚的，母亲离婚后不久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父亲。八年后生了我。 杨东启在监狱里和一个犯了政治错误的女人认识，出狱后两人便结了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后来，杨东启的老婆因不堪受虐，和杨东启离了婚，然后远走南京。游手好闲的杨东启在将自家的两间茅屋赌得四壁空空后，恰恰是我父亲去世不久的时候，于是，心怀鬼胎的杨东启想到了母亲。于是有了半夜敲门试探，在母亲坚决不理后，这个恶棍恼羞成怒，于是有了匕首相向。母亲那天对村干部的哭诉就是害怕杨东启的骚扰威胁，想求得帮助。在村干部们表示无能为力后，绝望的母亲就自杀，再后来好心的顾大妈帮母亲介绍了一个可以带着我们远走高飞的青海男人，没想到杨东启又得了风声，带着匕首去威胁了那个青海男人，于是母亲的再嫁成了泡影。 【可怜的母亲伤痕累累，欲哭无泪。我日日沉默，我像一只沉默的羔羊，等待长大和强壮。】 1979年的秋天，屋后仅剩的一株梧桐树开始落叶缤纷的时候，杨东启终于在母亲的无力反抗中进入了我的家。这个时候，父亲的坟头早已青草凄凄。唯有他的灵牌位依然光亮如新，这是因为我天天都要为他擦拭一遍灰尘。父亲是去世了，但对他的爱与思念随着我年龄的成长而日益深沉。 开始的时候，杨东启是以一个披着羊皮的狼的面目出现的。他每次到来都少不了给我和美华几颗糖块，我和美华往往不屑一顾。因为他一来，母亲的脸上就会明显出现惊恐不安的神情。我是敏感而爱憎分明的，对臭名昭著、满脸横肉、五短身材的杨东启打心眼里充满仇恨与恐惧。 我对他“亲切、和蔼”的笑容常常不寒而栗和厌恶反感。对他要我和妹妹喊他“爸爸”的要求充满鄙视与厌恶，我怎么可能会认他做父亲？我将我对杨东启的憎恨情绪放在脸上。母亲曾私下交代我为了安全起见，表面上要对杨东启客气一点，妹妹做到了，但我不行，生活磨炼了我的早熟。 在杨东启未来我家前，我和母亲还有美华是睡一张床的，杨东启来了后，他让母亲给我们姊妹俩在厨房的羊圈里搭一个小床，可母亲固执地将我们的床搭在她的房间里。这可能使杨东启不满意了，他的脸一连几天阴沉得可怕。 杨东启每个星期有三天在我家，其余几天不知去向。他不在的那些天，是母亲和我们最放松的时候，也是母亲敢偷偷哭泣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母亲曾对着父亲的遗像和灵牌位暗自垂泪，有一次，我还听到母亲对父亲说话：“……你不要怪我，我是没办法的啊……你要是有灵魂，就要好好保佑两个小家伙平安长大……” 我知道母亲心里很苦，可我不知如何安慰。 杨东启进入我家一个多月后开始暴露出了他的无赖本性。有一天放学回来，我吃惊地发现母亲的左脸颊上有一块乌青，双眼红肿，我和美华吓坏了，母亲一见我们，捞起围裙捂着脸哽咽着骂道：“你这两个讨债鬼，到什么时候才长得大呀！” 后来我才知道，杨东启这天向母亲要钱去做倒买倒卖的生意，说贩鸡蛋去上海卖很赚钱。母亲哪有钱给他呢？他大怒，骂母亲不识好歹，敬酒不吃吃罚酒。随后就一拳挥在了母亲的脸上，然后就在母亲伤心的泪水中扬长而去。临走还丢下一句话：“给老子准备200块钱，不然，老子就卖掉米柜。” 我家唯一值钱的家什也就是那只三格头的米柜了，母亲用它一格放面粉，一格放麦子，一格放玉米。如今上面还放着父亲的遗像和灵牌位。这只米柜是父亲在世时置下的重要家当。母亲怎么舍得让父亲的遗物失去呢？可母亲一下子又到哪里去筹200块钱呢？ 三天后，杨东启回来了，还带来了搬柜子的人，竟然就是美英姐姐和姐夫。美英对这只米柜是觊觎已久，她就因为在出嫁时没要到这只柜子做陪嫁而对父母心生怨愤。也不知她和杨东启如何交易的。搬柜子的时候母亲死活不同意，护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不让动。杨东启就一把撸起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跑到河边扔进了碧波荡漾的河水里。母亲抢救不及，一下子昏了过去。 等我放学回来，家里已然空空荡荡，曾占了堂屋三分之一地面的米柜一消失，家里立时显现出一副苍凉和潦倒的迹象。母亲歪倒在床，泪眼朦胧地对我说：“萍后啊，妈实在无能为力护住赵家的家业，你的大伯、姑妈、爹爹肯定会责怪我败了赵家家业，你长大了要有出息，一定要把米柜赎回来。” 我似懂非懂“赎”的意思，但有一点我再也明白不过，那就是我恨杨东启毫无人性的掠夺，恨美英的乘火打劫。 我跑到河边，河里哪里还有父亲灵牌位和遗像的影子？河里波光粼粼，几只鸭子无忧无虑地漂游着，我的眼泪掉下来。面向父亲的坟茔方向，我默默念叨：爷，你为什么不保佑妈妈？我在河边坐到天黑，哭肿了双眼。 这时我已上了四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依然优秀，但我的忧郁和内向使喜欢我的老师们忧心不已，谁都了解我的家庭，谁都为我生活于这样的家庭惋惜不已。老师们一致看好我是个上大学的料子，只是无法确定，我能否像压在大石头下的小草一样顽强生存下去。我的班主任蔡老师曾满怀希望地安慰我：“世上很多作家、艺术家都有过不幸的童年。” 很多年后我又从一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给我的震撼和信心又是蔡老师说这番话时所没有体会到的了。当我第一次听蔡老师说这句话时，我心里想，我不要做什么作家、艺术家，我只要能养活母亲，不让她受苦就行。多么小的要求和愿望呀！我是真的这么想。 【如今想来，我仍为自己11岁时就产生杀人之念而心悸不已，亦为自己心地如此残忍疯狂而后怕，如果我真的去做了，我的人生将会如何？我不得而知。】 成长的过程很痛苦，但我从未停止成长。就像大石下压着的一株小草。 卖米柜不久，家里的八仙桌也被杨东启变卖了。他每次都说是拿去做本钱，去上海贩卖东西，事实上是去赌了，还有喝酒和嫖女人。杨东启对母亲施以的拳脚也越来越惨无人道，他一旦兽性发作，便关上门毒打母亲。每次只要我回家发现大门从里面紧闭，我就没来由一阵恐惧，母亲一定又在遭受非人的折磨了。我急得去找美英救母亲，美英却说没空。我带着哭腔说：“妈妈在挨打……”美英头都不抬：“我去有什么用？我能打得过杨东启？” 最后还是顾大妈看不过，来拍我家的门，说找妈妈借鞋样。我才听到母亲隔门答话：“过一会儿吧，大姐。”母亲从不敢向别人诉说自己的痛苦和所受的折磨，因为杨东启一旦知道母亲将家丑外扬，丧心病狂的他会变本加厉地虐待母亲。 母亲有一次实在被杨东启打得怕了，喊了村干部到家里来要向杨东启讨公道。狡猾的杨东启见了村干部又是泡茶又是递烟，村干部顺水推舟说了一通“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溜走了。接着杨东启关上大门，对母亲又是一顿暴揍，因为母亲使他丢了面子。 从那以后，母亲独自忍受着一切伤痛，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救她逃出苦海，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她承担苦痛。可怜的母亲伤痕累累，欲哭无泪。我日日沉默，像一只沉默的羔羊，等待长大和强壮。 放寒假时，杨东启把他的儿子杨小刚带到了我家，我对这个长得酷似其父的壮小子满怀仇恨。每顿饭他吃得像个霸王，好吃的向来是他风卷残云。他的唾沫和拳头经常莫名其妙地落在我和美华的身上。我们总是敢怒而不敢言，我只能在心里一遍遍诅咒杨家父子不得好死罢了。 有一天，我偶尔从同学那里看到一本《侠女十三妹》的连环画，于是我就有了杀掉恶魔杨东启报仇雪恨的念头。我甚至想到了具体的复仇方式，投毒、手刃似乎可行一些。投毒在不知不觉间就可以做到，家里到处都可寻到耗子药。手刃也不难，只要趁对方睡着了，像侠女十三妹那样，拿一把锋快的刀干净利落地照他的脖子一砍就大功告成了。那段时间里，我一直为自己的复仇计划兴奋、激动不已。我留意着一切机会。 一天中午，我在堂屋的地上剁猪草，杨东启在房里睡午觉，当他的鼾声传出来的时候，我忽然心中一跳：这不是一个好机会吗？我的心开始激跳不已。手中剁草的速度慢了下来，我想象杨东启被我砍死后大快人心的后果，一丝快意涌上心头。我右手紧握菜刀，蹑手蹑脚走到房门口，我看到了杨东启肥胖的身躯和他硕大的头颅，我的心因紧张而狂跳，刀把在我小小的手心里攥出了汗。 突然，杨东启咳嗽着翻了个身，正面对我，我一惊，菜刀从我的手里“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我吓得呆若木鸡，有好几秒钟没反应过来。谢天谢地，杨东启没有一点动静。我颤抖着拾起刀，跑到河边去大口大口地喘气。好久，我才平静了心情。 如今想来，我仍为自己11岁时就产生杀人之念而心悸不已，亦为自己心地如此残忍疯狂而后怕，如果我真的去做了，我的人生将会如何？我不得而知。后来我再也没有贸然行动，我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在奔跑的同时我是哭着的。我小小的心里满是膨胀的屈辱与仇恨！也就是那一天，我在心里立下两个誓言：一、从此与赵家所有人一刀两断！二、一定要出人头地！】 时间到了1980年秋天，就是我们母女三人开始逃亡的那个凄惶的季节。 那时是十月下旬，门前地里的小麦已经冒出嫩芽，放眼望去一片青绿，我常在小麦地里寻找猪爱吃的嫩草，有时一个人坐在田垄上，风从田野上轻柔地吹来吹去，感觉很惬意。我不想回家，就坐在田垄上想心事。 天在很高的地方幽幽地蓝着，地在很近的脚下深深地黄着，而我如此渺小无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看到，在那个秋天的黄昏，那个落寞地坐在田垄上的小女孩，怎样无望地攥着镰刀，悲伤着自己的悲伤。 逃离家门也是在猝不及防中来临的。就是那天夜里，睡着的我忽然被一阵打斗声惊醒，杨东启又在打母亲了，我急忙从床上跳下来去咬杨东启，被杨东启打了一巴掌，母亲死命地和他对打起来。杨东启最后威胁着要去找一把杀猪刀，杀了我们娘儿仨。趁他骑车出门后，母亲便带着我和妹妹开始了月夜逃亡…… 那天的逃亡是成功的。 红英是我小舅舅的小女儿，舅舅去世得早，从小就是母亲带大的，与母亲感情极深。表姐生有三个孩子，表姐夫勤劳致富，小家庭倒也殷实。 表姐救了我们。至今我对表姐一家感激不尽。 可母亲在到达红英表姐家的第二天便不知去向。 我惊恐到极点，在表姐家的房前屋后到处寻找母亲。表姐家屋后有密密的芦苇荡，我以为母亲藏在里面，钻进去呼唤寻找，失魂落魄。 表姐紧紧拉住我，悄声告诉我：“你妈去安徽了。等她在那边落下脚，马上回来接你们姊妹俩过去。” 安徽？安徽是哪里？母亲为什么要去安徽？我一时呆住，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母亲抛弃我们了！母亲扔下我和8岁的妹妹独自远走了，不再保护、不再爱怜我们了！我对母亲怨恨到极点！ 我整整一天没吃饭，哭累了就昏沉睡去。梦里是母亲决然而去的背影，我和妹妹站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呼唤母亲，泪流成河…… 在我平静下来后，红英表姐找我谈了一次话，我这才理解了母亲的一番苦心。 红英表姐有个小姑子正好远嫁于安徽农村，母亲走投无路，只好听了红英表姐的建议，去安徽谋生。母亲之所以不带着我和妹妹一起走，是怕有两个“拖油瓶”跟着不好找对象。母亲走时交代红英表姐，叫我和妹妹先回父亲的老家——赵家园找我的爹爹（祖父）、大伯和姑妈去，让他们抚养我们一段时间。待她在安徽找到合适人家，马上来信让表姐送我们过去。 可是，在父亲的老家，我们能够找到亲情吗？ 我是在一个阴雨的早晨牵着妹妹的手回我们的老家赵家园的，从表姐家到赵家园有三四公里路，父亲在世时带我从这条路上走过无数次去爹爹家，我还依稀认得路线。那也是回家的路呀！ 路是苏中农村的那种常见的黄土路，这种泥土沾水后很粘，下着雨的天，我和美华的鞋上走不多久就粘上了一大块，甩一甩掉一点，走两步又沾一大坨。狠狠一甩，泥巴没掉，鞋倒飞出去了。 我和美华就一路走，一路甩泥、捡鞋。美华不小心摔了一跤，浑身上下都是泥。美华呜呜地哭，我沮丧至极，向往地安慰妹妹：“到了爹爹家就好了，到爹爹家正好吃中饭。” 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和妹妹跌跌爬爬、满身泥水地终于回到自己的老家时，我们面对的竟是一张张义愤填膺、冷嘲热讽、漠不关心的脸。 大伯说：“我也有儿子有孙子，我哪养得起你们两个小东西？” 姑妈说：“我是养得起，我不养！你们的娘不是很有本事吗？找你们有本事的娘去！家败光了，就拍拍屁股走了，让赵家替她养女儿，没门！” 84岁的爹爹已是老态龙钟，他是靠家境富裕的姑妈养活着的。爹爹用满是同情、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和美华，说：“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亲不亲赵家人，先给俩孩子弄点饭吃。” 姑妈说：“喂猪也不给她们吃，谁知道是不是她娘施的苦肉计？” 这是怎样的一种侮辱？这是怎样的一种刺痛？ 我的头“嗡”的一声发胀了，我尖瘦的小脸一定也胀得通红，我愤怒而仇恨地冲姑妈那张看起来很富态的脸说：“姑妈，你记着，我们就是讨饭也不到你家门上，你家富不会富一辈子，我家穷也不会穷一辈子！” 说罢，我拉着美华飞奔着离开了爹爹家，我听到爹爹在身后焦急的喊声。我们头也不回。在奔跑的同时我是哭着的。我小小的心里满是膨胀的屈辱与仇恨！也就是那一天，我在心里立下两个誓言：一、从此与赵家所有人一刀两断！二、一定要出人头地！ 【这段乞讨经历成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细节，陌生人的爱心与亲人们的冷漠、刻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小小的心从那时起便盛满感激与仇恨！】 那是怎样的一个雨天呀！我永远记得那天的雨，绵密、惆怅、忧伤，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灰网，笼罩着无家可归的我和妹妹。 走投无路。 姐姐，我们去哪儿？美华饥饿的小脸像天一样灰。 我的心像掉在地上的雨滴一样，又疼又碎。我捏紧美华的手，我们唯一的路只有回红英表姐家了。 雨天黑得早，加上美华饿得走不动，我们像两只被雨水淹没的小蚂蚁，在人生的泥泞里苦苦爬行。 路边的农家已经点亮了煤油灯，开着的门内有饭菜的香味，也有晃动的人影和大人呵斥小孩的声音，我真羡慕那个被父母呵斥的小孩子——如果此刻让我喝一碗粥，不在雨地里流浪，即使被父母打骂也是幸福的呀！ 美华实在走不动了，我蹲下去，美华小猫一样趴到我背上，饥饿与负重让我有一刻的晕眩，想起不知身在何方的母亲，一串眼泪掉在了雨地里。 等我再也背不动美华了，我放下她，我俩蹲在路边，手按着胃部，大口吞着口水。路边的地里长着韭菜一样生机勃勃的麦苗，那是白面的希望，与我此刻的饥饿无关。 路边有户人家，门半开着，屋里没什么声音，但有铲锅的声音，好像是吃了饭，要洗碗了。美华小声喊：“姐，我饿。”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要饭更难为情的了，我像咽下口水一样咽下胆怯和自卑，我踟蹰着来到那户人家门口，怎么开口呢？说什么？ 我站在门口的暗影里咬着手指，我希望门里有人出来，有人问我：你们是不是讨饭的？讨饭在乡下太司空见惯了，但都是些老人，像我和妹妹这样的小叫花子倒是罕见。 终于等到门里有人出来，是准备关门的，我在暗影里轻轻咳了一声，一个女人惊叫一声，走近了看我，连声问：“你是哪家的？怎不回家？在我家门口做啥？” 我没说话，眼泪刷地涌出眼眶。 女主人看看我，再看看蹲在路边的美华，美华终于哭出声来，我终于艰难地挤出一句话：姨，我们饿…… 女主人看看我们，把关了一半的门复又推开，一手拉一个，把我和美华拉进了她的家。 那晚，我们补偿了一天的饥饿，尽管只是玉米粥和咸菜，可那香香的滋味终生难忘。更难忘的是那个脸上长着蝴蝶斑的妇女，家里只有她和她4岁的儿子，她耐心地看着我和美华呼呼地喝粥，我偶尔抬头，竟看见她眼里飘忽着亮晶晶的液体。 从此我知道什么叫与人为善。 那晚，我和美华在那户人家的灶门前的稻草堆里睡了一夜，稻草的清香弥漫了整个梦境。 这段乞讨经历成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细节，陌生人的爱心与亲人们的冷漠、刻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小小的心从那时起便盛满感激与仇恨！ 第二天，我和美华继续赶路，走投无路的我和美华只得重又回到了红英表姐家，表姐义无返顾地收留了我们。那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因怕杨东启听到风声追踪而至，我和美华平时从不出门。我们像两只不敢见天日的小老鼠，躲在表姐家的三间屋子里，望眼欲穿地等着远方母亲的消息。 这时的我和美华彻底失了学，每天听着表姐家屋后的小学里传出的朗朗书声，我羡慕而伤心。我还能读书吗？我在地上一遍遍划写这样的文字。我对自己的明天充满忧虑。 【我竟然是被养父母家当童养媳领养的。他们决定把我养大到18岁，然后嫁给他家两个儿子中的一个，这就是他们和母亲的约定。】 有关杨东启的消息也被时常在外做工的表姐夫一点点带回来：杨东启对我们的“不辞而别”大为恼怒，我家的两头已经长膘的肥猪不幸成了他的刀下祭品。也许他觉得我们的逃离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辱，他揣着一把杀猪刀疯狂地四处找寻我们的踪迹。 我家几乎所有的亲戚家他都在半夜造访过，所到之处，莫不恶言相胁：要是被他发现谁家收留了我们，他绝对一把火烧了这家的房子。好在我家亲戚都说我们可能都已到了外地，加上红英表姐家住得偏僻，平时几乎素无往来，红英表姐家暂时倒是个安全地带。 躲避与惊恐的时光令我感到窒息。我天天趴在表姐家的窗户边，望着天空漂浮的云彩，幻想得到母亲回来的消息。做梦都想。 关于母亲的消息终于在两个月后传来：母亲已经在安徽芜湖市郊区找到一位矿山工人，并且结了婚，很快就会回来接我和美华去那个鱼米之乡了。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消息啊！背井离乡固然凄凉，但天天有大米饭吃，又在母亲身边，对我来说，没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虽然已是冬天，但有母亲回来的消息鼓舞与期盼着，严冬的寒风也是亲切而温暖的。 终于，母亲回来了。是悄悄的。我们惊喜地发现母亲的气色好多了，身上的衣服是全新的，母亲还带了一些糖果回来，我和美华欢欣雀跃。就要跟着母亲去外地了，从此告别担惊受怕的日子，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 因为害怕杨东启听到风声，所以母亲不敢久留，准备两天后就回安徽。那两天，母亲总是背着我和美华，和表姐商量着什么。我没想到，她们是在决定我未来的命运。 母亲临走那天晚上，将我独自拉到表姐的房间里谈心。看着母亲欲言又止、满脸为难的表情，我就知道，她想说的事情，一定与我有关，而且，一定对我不利。果然，母亲犹豫很久，还是开了口：“萍后啊，妈要跟你说件事，你已经长大了，懂事了，你一定能理解妈的难处，一定会体谅妈的苦心，你千万不要怪妈……这次我回安徽，只能带美华一个人去。你继父的条件也不太好，他暂时不想要两个孩子，怕负担不起……”随着母亲的述说，我的心也在慢慢地往下沉，我低着头，极力忍住眼泪。妈妈怎么可能不带我去安徽呢？妈妈为什么要抛下我，而不是美华？ “我也想过，带你去肯定比较好，你长大了，又会做事，继父肯定会很喜欢。但是，美华太小，送给人家我很不放心，想来想去，就只能委屈你了……”我的眼泪还没掉下来，母亲已经哭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割哪块都疼啊……你能体谅妈吗？”我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出声来。为什么带走的不是我？难道妈妈最疼的不是我？哪个孩子不愿意跟着娘？ 听到哭声，表姐也推门进来了。表姐帮着妈妈劝我：“萍后你要懂事，把你留下来只是暂时的，等你妈做通了你继父的思想工作，再来接你去，不是一样吗？现在把你留在这里，还有我能照顾你，你什么都不要怕……”原来，表姐和母亲已经商量好，把我留下来送给表姐同村的一户周姓人家领养。 最终，我理解了母亲，没有哭着喊着吊着母亲的衣角要跟她走，虽然我千万个不舍得。母亲临走哭肿了眼睛，一遍遍要我不要记恨她。我怎么会恨母亲呢？要恨，我只恨杨东启！ 第二天清晨，我站在红英表姐家的窗户后面，眼睁睁看着母亲和妹妹走远。表姐一家人都送她们去村口搭顺路的客车去南通，再从南通港乘轮船去安徽。表姐曾拉我去送母亲和妹妹，我使劲地抓住门框，不愿意出门，我满眼泪水，无声地呜咽着，就是不愿意出门为她们送行。 我的手里捏着母亲偷偷塞给我的两元四角钱，两张一元的纸币，八个五分的硬币，卷成一团捏在我的手心里。这也许是母亲给我的安慰吧！ 我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地目送母亲走过红英表姐家的场地的，直到她们拐弯走上了小路。母亲是一步三回头的，母亲的眼神让我终生难忘。那是一种与骨肉分离的痛苦、无奈、凄凉，还有乞求原谅的复杂眼神。 12岁的我从此懂得了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寄人篱下。 母亲一走，我就住进了养父家。养父家和表姐家其实是邻居，还沾亲带故，所以母亲才放心将我放在这里。养父家很穷，四间低矮的草房，住着6口人——养父养母、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养母终身未娶亲的弟弟，加上我，就是7口人。养父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分别比我大八岁、六岁、四岁。16岁的姐姐小梅有点老实，头脑少根筋，她有个病态的恶习——尿床。我到她家后，就和她睡一床。有时我一觉醒来，半边身子都浸在尿里，全身臊气哄哄，我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 一天晚上，小梅要解大便，又不敢一人去外面上厕所，就让我陪她去。她坐在茅厕上对我说：“等你长到18岁，你就要做我的嫂子了，嘿嘿，好玩吧？在我们这里叫童养媳。” “什么叫童养媳？我妈跟表姐没有告诉我啊！”我反问小梅。于是小梅一边解大便，一边给我解释：“我不是有两个哥哥吗？等你长大了，不是嫁给全儿，就是嫁给忠儿，反正要嫁一个。”“我为什么要嫁给他们？”“你妈答应的啊！不然我家干嘛养你？”小梅的口气充满不屑。 我愣愣地站在臭气冲天的茅厕边，依然百思不解什么叫童养媳。同时我有点怨恨母亲了——还骗我说以后会带我去安徽呢，原来连我将来嫁给谁都算计好了。我带着满腹疑团跑到隔壁去问表姐，我妈是不是真的把我当童养媳送人的？表姐一脸惊讶和尴尬的表情，想了半天才告诉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要不这样答应周家，人家是不会同意供你读书、养你长大的。你先在他家过两年，等你妈那边做通了你继父的思想工作，就能带你过去了，没有娘是不要自己的孩子的。你还是先安心读书，什么都不要想……” 提到读书，我的心头稍微一暖。我到周家唯一的幸运就是可以重新读书。至于什么童养媳，就像表姐说的，那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当务之急，是读书。于是，那年寒假过后，我就插班到周窑小学上了四年级下半学期。 原以为养父母家的日子少了流离颠沛，会平和温暖得多。其实不然。我在读书的同时也成了养父家的小劳工。割猪草羊草是小事，掰玉米穗、剥玉米粒、砍玉米杆子、锄芋头、剥棉花、做饭、洗衣服、洗碗、打场……除了挑担子，所有农活、家务活我几乎都干过。 养父好酒，三餐必喝。给养父去一公里以外的代销店打酒成了我的任务。常常是晚上吃饭时，养父发现酒壶空了。即使我正吃着饭，也得丢下碗先去打酒。去代销店的路上要经过一座杂草丛生的坟场和一条清冷纤瘦的河。路是从坟场中间穿过的，冬天的天黑得早，下午六点钟就已经黑透。养父家吃饭通常是七点，打酒也往往是这个时候。农村的路上一向行人稀少，何况晚上。冬天的坟场里冷风凄凄，更有风刮过树梢的呜咽令人毛骨悚然。可无论多黑的夜，无论多冷的天，我总得一个人走完这一条阴森可怖的路。 夏天，河边的小路上常常横着乘凉的水蛇，我最怕蛇了，总担心会踩着它们，走路总是很小心。而且夜晚的河边总会有各种莫名其妙的声音，联想加害怕，会让人更加胆战心惊。我只能一边狂奔，一边在心里哭着呼唤母亲：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呀，妈妈呀，你可知道女儿寄人篱下的悲苦和凄凉？ 打酒回来，养父一家人有说有笑围在桌子边剥花生吃。我把酒壶递给养父。没有人叫我吃花生。我从未坐在桌子旁吃过饭，每次都是端着碗蹲在门前的小石墩上喝。说喝，是因为吃粥的时候多，仅有的一点沉淀在锅底或沸浮在锅沿的米粒早被养父的三个儿女捞光了，即使他们没捞光，我也不敢捞，就像我喝面汤时从来不敢像他们一样堂而皇之地去开柜挖猪油一样。在这个不是我家的家里，我自律而自卑。 我穿的是小梅的旧衣裳，他们给自己的女儿做新衣裳，而把旧的破的换到了我的身上，尽管我的个子比他们的女儿要高，尽管他们女儿的衣服总是在我身上吊着。他们全家人只有一柄牙刷，而且都磨秃了头。有一次养父让我去打酒，我说买一柄新牙刷吧，结果被养父训斥了一顿，说浪费。我再也不敢提。 每天晚上，我捧了碗坐在门前的小石墩上喝稀稀薄薄的粥或面汤时，就对着东升的月亮想母亲，我会在泪眼朦胧中做一个很虚无的梦:母亲来了！来接我了！我直觉地相信，尽管母亲与我隔了万水千山，可总有一天我们母女终于会团圆！ 【我在两名警察的追问下回忆着不堪回首的噩梦般的日子，警察刷刷地往本子上记着。我想忍住不在生人面前哭的，可我到底没忍住，我一边说，一边哭，我为我流了泪而难为情。】 我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很容易饿，但在养父家总是吃不饱，所以我经常去表姐家找吃的。时间长了，红英表姐也看不惯养父母家对我的刻薄，鼓励我给母亲写信，让她尽快回来带我走。这是我平生写的第一封信，我从练习薄上撕下一张纸，趁着课间休息时趴在课桌上给远在天边的妈妈写信。 “妈妈，我想你。”我写下了第一句话，这句话一写，眼泪就在眼里旋转了。我想了想，接着写：“妈妈，你想我吗？”眼泪已经控制不住地掉了下来。我偷眼四顾，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疯玩，教室里很安静。我大胆地吸了一下鼻子，抓紧时间写：“妈妈，我过得很不快乐，他们让我干很多活，很累。我想到你那里去，哪怕跟着你讨饭喝粥，我也愿意。妈妈，快来吧！”“讨饭”那句话是红英表姐的授意。 想了想，我又在信的一角画了一个脸上正掉着眼泪的小孩子。我折好信，接着写信封。信封是红英表姐帮我用废练习薄的封面糊的，我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上从红英表姐家抄来的母亲的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马塘乡荆山石矿周习康转沙玉芳收。周习康就是我继父，红英表姐说我写母亲的名字没人知道。 信由红英表姐帮我寄出去了。我的心随着这封信的飞越万水千山，而等母亲的回信成了我每天的惦念。 母亲的信一个月后才姗姗来迟。是寄给红英表姐的。母亲的信不长，不知请谁写的。母亲的回信是这样的：“萍后，接到你的信，我的心都碎了，都怪妈妈没用，让你吃苦头了。妈妈过段时间就回去看你，真的。你好好读书，妈妈下次回来一定给你带个新书包。妈妈也想你。” 我将母亲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连标点符号都数在内，一共73个字。这时候我竟没有一点想哭的冲动，心内只是失望。母亲没说要带我走。 我再未给母亲写信，对母亲的怨恨在加重。 放暑假了，我更成了养父母家的长工，每天的做饭洗衣成了我的必修功课，两头猪和三只羊的一天三顿草也由我包了。我就像课文《包身工》里的“芦柴棒”一样辛苦与嬴弱。再沉重的担子我也得自己扛，无人会帮我。我的坚忍与强干也许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成。 在家里，养父老爱对我灌输“生父不如养父亲”的道理。他常在喝酒时微眯着眼睛斜看着我，说：“你长大了不要忘本，是老子供你吃饭读书，不是别人！老子不希望舀水浇鸭背，竹篮打水一场空。记得不？”我就老老实实地回答：“记得。” 给我饭吃，供我读书，抚养我长大，给我一个家，我当然应该感恩戴德。 炎热的夏天过去后，我升上了五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令我所在班的班主任欣喜不已，班主任抛下他原先宠爱的学生，而对我青睐有加。我受宠若惊，学习更加用功。期中考试我果真考了个全公社年级第一。 养父母对我拿回的奖状并不特别开心，我懂他们的心事，我读书再好，也只到18岁为止，他们养我是为做童养媳准备的，而不是养着读书的。 考试完了就是寒假了。又到了我繁重的家务劳动时光。我觉得这个冬天特别冷，因为我只穿着一套单薄的秋衣秋裤，还是养父母的女儿不穿了的。 棉袄没有，毛衣没有，一双有洞的袜子也没有，鞋是芦苇编的“毛窝儿”，结实是结实，但由于没袜子穿，脚在里面空荡荡的，坚硬的芦苇秆子会把脚磨起泡。养父母的儿女们比我幸运，他们有暖和的棉衣裤和养母亲手做的棉鞋。 有次我小心地对养母说我冷，养父在一边轻飘飘地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冷什么冷？”我无言，从体外到体内彻骨的寒冷让我直打冷战。我绝望地想：我会不会冻死在这个阴冷的冬天？ 也就是在这个冬天，表姐夫从外面带回一个令我振奋不已的消息：杨东启在南京涉嫌强奸杀人被抓起来了！原来，杨东启到处找不到我妈妈，就又去南京找他的前妻，他的前妻也四处躲藏不见他。有一天，他打听到他前妻上班的工厂，找到她的宿舍，便潜进宿舍等她回来。谁知，他前妻当晚没回来，但与她住同宿舍的一个女大学生回来了，兽性大发的杨东启不仅将那个女孩奸污，还用他前妻的毛巾勒死了女孩。很快，南京的警察就顺藤摸瓜，将东躲西藏的杨东启逮捕归案了。 表姐开心地告诉我：“只要杨东启一死，你妈就能堂堂正正地回来了，你们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几天后的一天，我正在上课，红英表姐忽然跑到学校，风风火火地将我拉回家，说有警察来找我。一进门，我看到两个头戴大盖帽的警察威风凛凛地坐在那儿，一下子愣住了。其中一个警察和蔼地对我说：“小妹妹，你不用紧张，杨东启你认识吧？”我机械地点点头。警察接着说：“杨东启被我们抓住了，我们是来向你调查杨东启都在你家干了什么坏事的。” 天哪！恶魔终于伏法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激动人心吗？我多想把这个好消息立即告诉妈妈，让她回来，我们什么也不用怕了。 接着，我在两名警察的追问下回忆着不堪回首的噩梦般的日子，警察刷刷地往本子上记着。我想忍住不在生人面前哭的，可我到底没忍住，我一边说，一边哭，我为我流了泪而难为情。警察和蔼地说：“小妹妹，杨东启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再也不会欺负你了，你不要怕，有什么说什么。” 问答了大约有两个小时，我的手背上早已糊满鼻涕、泪水，警察问完了，递给我本子，让我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工工整整地在警察的本子上认真写下“赵美萍”三个字。警察临了又要了母亲的详细地址，说还要去安徽向母亲调查取证。 晚上，我迫不及待、心情激动地给母亲写信：“妈妈，大坏蛋杨东启干坏事被抓起来了，警察还来问了我话，我把杨东启在我家做的坏事都讲了，包括他折断你手指的事，警察说还要去安徽找你调查，你高兴吗？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好想你。” 因为杨东启的被抓，我高兴之余，将对母亲曾有的怨恨抛到了九霄云外，心里满满的是扬眉吐气的快乐。生命中的乌云似乎从此散尽，光明与温暖应该重新抚慰我饱尝苦难的心灵了。 【我跪了也许有两个小时那么久，继父的鼾声经久不息。我绝望地想：如果继父一直不醒来，我是不是就一直在这冰冷的地上跪下去？】 不久，母亲的回信到了。母亲在信中说，江苏的警察已经去安徽找到了她，还带她去医院拍了她受伤手指的片子，虽然骨折早已治好，可还有旧伤。这些都是证据。母亲在信的最后说：“杨东启杀了人，肯定会被枪毙。我们的苦日子也到头了，今年我会光明正大地带你继父回去过年。” 捧读母亲的来信，我喜出望外。母亲要回来了！母亲要回来了！我像只快乐的喜鹊，拿着信在黄昏的小土路上飞奔。 母亲和继父是腊月二十八那天到达的，这次美华没回来。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继父。继父矮小壮实，皮肤黝黑，双手粗糙，眼里有云翳，说话嗓门很大，这使我对他有几分畏惧。 母亲拿出一包花花绿绿的糖塞给我，说：“这是你爸爸买给你吃的，快叫爸爸。”我看看继父，他用那双长了云翳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看着我，我心里一紧张，竟然喊不出口。母亲一个劲向我使眼神，我像蚊子哼哼一样叫了声“爸爸”，继父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在红英表姐家里，母亲摸摸我的衣服，惊讶地喊起来：“你怎么穿得这么少？”我鼻子一酸，说不出一句话。母亲又摸摸我的手，再次惊呼：“手这么凉，怎么不加衣服？”我低头不语，强忍住就要落下的泪水。母亲当即就要去养父母家，看样子似乎要兴师问罪去。 我拽住母亲，哀求道：“妈，带我到安徽去吧，我不想在这里过下去了。”母亲的眼圈一红，说：“不是我不想带你去，是你继父不同意呀！” 红英表姐给我出主意：“我看姑父也是个老实人，萍后你要求他，晚上他睡觉，你就在他床前哀求，他心一软，兴许就同意了。”母亲想想也说：“只能这样了，萍后你要会说话，开口闭口就叫爸爸，他一高兴，一喜欢你，就带你走了。” 晚上，和表姐夫喝了两盅白干的继父在红英表姐家的东房里睡下了。母亲和表姐在另一间房里说话，母亲叫我去求继父“开恩”，成了马上告诉她。 我遵照母亲的意愿而行。开始我是低头认罪似的站在继父床头，一动不动。那时农村还没通电，昏昏暗暗的煤油灯跳在继父的床头，他缩在被窝里，用安徽普通话说：“你把灯吹掉吧！”他以为我是来给他吹灭油灯的。见我半天没动，继父奇怪地问我：“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我嗫嚅着说：“爸爸，带我去安徽吧！” 继父没吭声，我想起红英表姐交代的必要时要跪下的话，我双膝一弯，跪在了继父的床前。跪下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划过一抹钝钝的痛，过了这个春节，我就13岁了，13岁的我已经懂得自尊，我的眼泪在这一刻暗潮汹涌。 几分钟后，我听到了继父发出的鼾声，继父居然睡着了。 我的泪水不可抑制地滴落下来。如果是我的亲生父亲，他会视而不见我的跪地哀求而心安理得地酣睡吗？ 我跪在冰冷的地上，薄薄的秋裤隔不了来自地底的寒气，我能感觉到寒气上升的冷酷与无法抵挡，泪在脸上蜿蜒成冰凉的河，小小的心似乎也冻成了冰坨坨。世界何其寒冷啊！哪里会是我取暖的地方？ 我跪了也许有两个小时那么久，继父的鼾声经久不息。泪痕已在脸上干结，紧绷绷的，像结了一层痂。我绝望地想：如果继父一直不醒来，我是不是就一直在这冰冷的地上跪下去？ 继父醒来时我已跪麻了双腿，继父起来解手，见状，很惊异地问：“干什么跪这里？”我小声而坚决地说：“我要去安徽！” 我听见继父叹了口气，边往外走边说：“去安徽也是过苦日子！” 继父解完手回来时叫我起来，“你不要跪了，”他说，“不是我心狠，我养两个人已经够呛，我也没办法。” “爸爸，”我困难地叫了一声，眼泪又没出息地掉了下来，“讨饭喝粥我也愿意！”我说。 继父躺进热乎乎的被子里，不再理我。一会儿，鼾声又起。 我是彻底死心了。不再哭，继父不会因我的哭泣而心疼的，我又不是他生的。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想往他身上贴的小包袱吧，谁又愿意自找苦吃呢？ 我艰难地爬起来，在这个寒冷而又无情的冬夜，无家可归的我连继续哭泣的意念都放弃了。生活不相信眼泪。 我一个人悄悄回了养父母家去睡觉，没去惊动母亲。我跪了两个小时继父都毫无怜悯，她又能怎样？ 回到养父母家里，养父好像在等我。他还端着酒盅悠悠地品着，见我回来，他眯缝着微红的小眼睛问我：“和妈妈聊得还好吧？” 养父的慈祥是绝无仅有的，我冷淡地“嗯”了一声。养父颇有讨好之意地说：“我明天一早上街去买菜，中午叫你爸爸妈妈来吃饭。” 养父的神态让我对他这个人无端产生厌烦和轻视。他是那种自以为大、爱贪便宜而又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可厌、可怜而又可悲的人物。这种人吃不得半点亏，一旦吃亏，他想方设法也要捞回一点，否则，他会一辈子对自己的吃亏耿耿于怀。我没和养父多罗嗦，落寞地上床睡去了。其实哪里睡得着呢？满脑子都是继父冷酷的脸，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讨得继父的欢心。 整夜都在噩梦中挣扎。我一个人奔跑在烈日炎炎的旷野上，旷野无人，我一路嚎哭，找着妈妈，但她已经走远…… 【我忽然惆怅万分，不知道这一去还有没有归期，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故土。忽然想到孤零零埋在屋后的父亲，眼泪迅速吧嗒吧嗒掉下来。我就这样，如一叶飘萍般随着滚滚长江水飘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故乡——安徽芜湖。】 第二天，事情出乎意料地改变了。继父竟然同意带我去安徽了。 后来才明白，一切还是母亲所为。在我黯然离开后，母亲与继父大吵一架，母亲说如果我不带去安徽，她也不去安徽了。最后继父吼了一句“老子算栽了”便默认了我。 继父的那一关过了，养父的一关就不那么容易过了。 中午，继父和母亲都在养父母家吃的饭。这顿饭应该说吃得圆满而美好。养父对母亲一口一个亲家母，和继父一杯接一杯喝酒。这天的我破例上了桌子，还吃到了两块红烧肉，自然是养父“疼爱”我的表现使然。 我一小口一小口咬着养父夹到我碗里的肉。到养父母家也有一年了，吃肉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也是养父第一次给我夹菜，并且是红烧肉啊！那肉是切成方块型的，有瘦有肥还有皮，琥珀色的，一层明晃晃的油，香极了。吃过饭，养父威严地叫他的女儿：“小梅，洗碗！”小梅很不情愿地动手捡桌上的杯盘碗碟，并且狠狠地瞅了我一眼——洗碗本来是我的义务，就像给养父打酒一样天经地义的。 母亲是在吃完饭后向养父提出要带我走的。养父正剔着牙，闻言眼睛一瞪：好好的，开什么玩笑？是了，周家是怀着我做童养媳的目的收留我的，自然不会轻易放了我吧？我的心有点飕飕的凉，就像顺着我的裤管向上窜的凉风，一直窜到了我的心里去。 任母亲好话说尽，养父就是不放我，他的两个儿子站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打了个寒战，怕母亲夺不走我。 母亲和养父终于控制不住地争吵起来，养父咆哮起来，脖子上青筋鼓起老高，跳脚道：“老子不能白白养你女儿一场……”母亲答应养父，即使我去了安徽，仍然认他做父亲。养父不依，指使他的两个儿子将我押解起来，就在他们动手时，母亲冲过来，母鸡护雏一样抱我在怀。养父恼羞成怒，举起煤油灯就砸，油灯飞在母亲的额头上，殷红的血从母亲的脸上淌了下来。 亲眼目睹着流血的母亲势单力薄地为我争取着自由。原先对母亲的些许怨恨在此刻烟消云散。心里满满的，是对母亲的感激与感动。 事情的结果是请了养父村里的干部调解，母亲答应了养父赔偿200元养育费的要求。200元！这在八十年代初是个多么吸引人的数字！母亲找红英表姐借了100元，继父从口袋里掏了100元，我就被从童养媳赎回成了母亲的女儿。 养父仍不解恨，我临离开他家那天，他恼恨地叫我从身上扒下他家的所有衣裳。母亲二话不说，拉起我到薛窑镇，由我亲自挑选，替我买了一整套棉衣棉裤的衣料，随后送到一个裁缝店加急赶制。 至今仍记得那件粉红底碎白花的棉衣，我就是在13岁那年的春节穿着它满怀喜悦地从南通港登上了江汉号客轮。在南通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长江，站在江边的我惶惑至极，江水怎么可以有这么多呢？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这么混浊？在它身边，我是如此渺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那轮船真大，上下四层，我们买的最低等的五等舱，在船的最底层，一层草席铺在船板上，南腔北调的旅客横七竖八地或躺或坐。我不时爬上二层的甲板，望着江水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金色、银色的碎光，怯懦而兴奋。船开动了，逐渐骚动的旅客们逐渐安静，我看着庞大的轮船笨拙地离港，掉头，缓缓驶离我的故乡。 我忽然惆怅万分，不知道这一去还有没有归期，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故土。忽然想到孤零零埋在屋后的父亲，眼泪迅速吧嗒吧嗒掉下来。我就这样，如一叶飘萍般随着滚滚长江水飘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故乡——安徽芜湖。 采石场，屈辱和血汗铸练坚韧不屈 采石场，屈辱和血汗铸练坚韧不屈 【13岁的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坚忍！正是这种坚忍磨炼了我的心态，在以后的年月里，我因坚忍而避开了许多矛盾与锋芒，获得了心灵的超脱与豁达。】 原以为好日子就会随着和母亲的相聚而降临的。直至来到继父家，我才明白梦想和现实的距离有多大。 继父家境的窘迫让我始料未及。当继父领我走过一座名为小荆山的露天采石场，再下一道坡，转弯就到了继父家门口时，我还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新家。这就是我的新家吗？ 这是用石头垒起来的三间房子，像一只老龟，沧桑不堪地趴在地上。三间房子里却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即我家，一户是继父的大哥一家。三间房子一家一半，中间堂屋里乱七八糟地堆着杂物，养着鸡鸭，地上坑坑洼洼，屋里气味熏鼻。我的心一下子冷了下来。 刚进门，我就莫名地接触到几双敌意的目光，那是继父的侄儿侄女们的目光。不久后我就明白了被敌视的原因，很简单，我和妹妹的到来严重影响了继父的侄儿们继承继父财产的权利，尽管继父唯一的遗产就是这石头累起的三间老屋，但在农村，这也算是不小的资产了。后来才知道，继父的大哥原来是招赘到别村的，生下三个孩子后生活艰难，继父心软，加之自己从未婚娶，为了老有所靠，就把他的大哥一家叫了回来，继父当时的意思是只要他的侄儿们在他老后对他有所照顾，这房子就算他们的了。于是他们一家五口便当仁不让地挤进了这间屋子。 继父在未和母亲结婚前一直独身。继父独身的原因很简单，继父易怒，脾气暴躁，嗓门大。据说继父年轻时曾有过数月的事实婚姻，后因那个女人无法忍受继父的性格而一去不返。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里，继父像山上一块不讨人喜欢的顽石一样，一直无女人问津。 于是继父孤独地生活了47年，直至经人介绍介绍认识了49岁的母亲。其实母亲在见继父第一面时心内是备感失望的。做矿工的继父看上去丑陋而粗糙，家境也不如人意。但那时急于找个落脚点的母亲别无选择。而母亲这一次毫无选择的选择，直接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 当继父后来娶了母亲，带来美华后，曾多次和他的大哥一家交涉，希望他们搬出去，但请神容易送神难，继父的大哥老实巴交，但他的老婆和他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们却刁钻野蛮到极点，他们不仅指着继父的鼻子骂他胳膊肘往外拐、咒他不得好死，甚至耍泼找茬打骂我们。母亲私下一再告诫我和美华，她和继父不在家的时候，千万不要和对方发生争执，否则会吃大亏的。我问母亲什么叫吃大亏，母亲脸色一沉：挨打，你懂不懂？ 我到继父家的第三天，便领教到了继父的大嫂和她儿女们的凶恶。起因是一件小事，因为他们家的鸡在堂屋里乱飞乱跳，把我家正在煮饭的煤球炉上的锅都打翻了，我气急之下，将他们家的鸡轰赶了出去，于是大祸临头。他们家的大女儿，已经20岁的周小金从房间里冲出来破口大骂，她没读过书，骂的都是难听至极的脏话，我固然听不懂，但看她骂人的表情也能猜出几分来，我不知道如何反击，也不会反击。但屋内的母亲已经忍不住，回敬了几句，由此火上浇油，周小金冲上来一把薅住母亲的头发死命地拖，战斗打响了！从他们家的房间里刹时冲出了她的妈妈和两个弟弟，他们围攻了我和母亲，继父和美华都不在。我和母亲没有打架经验，只会揪别人的衣领，根本无暇护卫身体其他部位。混战的结果是，我和母亲的头发被揪掉了好几缕，脸上糊满污血，手背上有被抓破的血痕，而他们家没有一个人受伤，他们凯旋了，他们胜利了。 当我和母亲噙着眼泪在房里清洗伤口时，周小金家里正传出阵阵得意的笑声。我多么恨啊！我恨自己太弱小了，不能保护母亲，不能打赢这场战争！为什么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伤害？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吗？命运为什么像个无情的杀手，处处追杀无辜而弱小的我们呢？我们到哪里才能过上安逸、祥和的日子？ 我被打怕了，我害怕这种武斗场面。我摸着生疼的头皮央求母亲：我们走吧，我不要住在这里。母亲的泪掉了下来：我们能去哪里啊？他们这是给我们下马威，孩子，忍着吧，以后少招惹他们就是了。我们惹不起，躲得起。 生活仿佛又回到了杨东启在我家横行霸道的日子，唯一不同的是他动辄提到动刀子杀人，周小金一家固然没有如此狂妄，但他们阴鸷、仇恨的眼神总令我不寒而栗！ 是的，唯有忍。 我们一家坐在门外的桌子边吃饭，周小金出来倒洗澡水，故意扬得高高的，让脏水撒进我们家的菜碗，我们忍了。我家在做饭，周小金故意挥舞着扫帚扫地，灰尘弥漫，乌烟瘴气，我们忍了。他们指桑骂槐，诅咒我们一家，我们也忍了……13岁的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坚忍！正是这种坚忍磨炼了我的心态，在以后的年月里，我因坚忍而避开了许多矛盾与锋芒，获得了心灵的超脱与豁达。 直到四年后，不堪欺凌的母亲最终说服继父，将大伯一家告上了民事法庭，依法要求他们搬出继父的房子。在农村，兄弟之间打官司还是很罕见的，至少在我们那个村是绝无仅有。于是，母亲的做法又招来了大伯一家的辱骂和诅咒，为了保护我们不受伤害，母亲采取了骂不还口的态度，任由他们发泄。晚上，大妈和她的女儿躺在床上睡觉，也指桑骂槐地诅咒着我们一家。我们一家一声不吭，用忍耐抵抗他们无聊的咒骂。令人扬眉吐气的是，最后经过法官调解，继父的房子终于被我们要了回来。 但大伯一家并未远走，而是在我家屋子东边横着修了三间大瓦房，彻底拦住了我家的视线和风向。即使这样，也总比原先两家人一个大门进出、晚上躺在床上吵架要好了许多。也许正因为母亲敢于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让大伯一家有所收敛，虽然他们偶尔还会出言不逊，咒骂我们家，但至少不敢随便动武了。 【最让我寒心的倒不全因为贫穷，也不是因为周小金他们家不时的寻衅闹事，而是继父与母亲日复一日的争吵，全为经济拮据。】 继父虽然嗓门大，脾气暴，其实外强中干，面对我们母女的被欺凌，也只有忍气吞声。直至和继父生活在了一起，我才深切地明白继父支撑生活的不易。也才理解母亲当初不能带我来的苦衷。狭小的房间里，不仅横竖放着两张床，屋里还塞满了农具杂物，堆得满满的，一家四口和所有的破烂农具塞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连转身的空间都很困难。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门背后还藏着一只尿桶。晚上，谁起夜都是一阵“哗啦啦”的声响，又臭又吵人。 由于我的来临，使得原先就备感窘迫的家境更为捉襟见肘。我和母亲、美华的户口还未迁过来，实际上就是黑户，一家四口就只有继父的一亩五分地。吃的米和烧的柴都不够，只能买黑市米和煤。母亲的身体不好，几乎每月都要抓药。而继父一个月满打满算才七八十元的收入，这对一个有着两个正长身体、正在读书、又有一个长期病号的家庭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每次买煤，都是继父和我一起拉着板车，步行去十几里外的市区南关买煤，每次买三百斤，只够烧一个月左右。最后的散煤，总是被母亲合上泥土接着烧，但那一点也不经烧。而且米和煤的价格总是不断上涨，我和妹妹的饭量也日渐增加，愁得母亲天天叹气。 我一听到母亲的叹气就紧张，就知道母亲又碰到难事了。最让我寒心的倒不全因为贫穷，也不是因为周小金他们家不时的寻衅闹事，而是继父与母亲日复一日的争吵，全为经济拮据。 生活的艰辛严峻地摆在了我们一家人面前。 过完春节不久，我和美华就要上学了。我很顺利地插班上了平山口小学的五年级读下半学期。学费是继父四处去借的。 继父认为借钱供我们姐妹俩读书，我们就得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才对得起这个家。于是，我和美华有了分工，课余时间，我上山砸石头，美华捡猪屎，因为猪屎是上好的农田肥料。 美华干的是早晨的活。安徽某些农村的猪是放养的，一大清早，睡眼惺忪的猪们爬出猪窝，摇摇摆摆出了门。美华的任务就是扛着屎勺，屎勺的一头挑着屎筐跟在猪们的肥臀后面，猪们拉下一泡屎她就用屎勺捡进屎筐。有时实在捡不到屎，美华也会做一回“偷屎贼”——直接跑到人家的猪圈里舀屎。可美华并不喜欢这份捡屎工作，她觉得一个女孩子扛着屎勺、屎筐，一清早就跟在几头肥猪屁股后面转悠实在难为情。可我恰恰相反，我非常喜欢捡屎。我喜欢欣赏猪们悠哉游哉、摇头晃脑的憨笨样子；我还喜欢看猪们边吃边拉的悠闲姿态；当然更喜欢它们拉出一泡泡肥硕的屎块。每当我捡起一泡屎，心里就有一种小小的收获了的喜悦。并且，早晨的空气十分好，尤其是夏天，边捡屎边呼吸新鲜空气，一举两得。而且猪屎并不臭。 于是我常常拿洗碗和美华换捡屎的工作，美华倒也欣然接受。在我家后来的种田肥料里，起码有一半的猪屎是我捡的。除了捡猪屎，我还捡牛屎，牛屎没对农作物没什么营养价值，但如果把它们做成饼子贴在墙上，晒干后就成了绝好的燃料，冬天时煤球炉引火最管用。我很喜欢玩牛屎，我喜欢先把牛屎做成一个圆圆的屎蛋，然后“啪”地一声贴在墙上，上面清晰地留着我的手指印。有时候，太过稀烂的牛屎会溅在我的衣服甚至脸上，但牛屎一点不臭，还有点草腥气，因为牛是吃草的。我家屋后和西侧面的墙上都被牛屎贴过，留下了一个个圆圆的、斑斑驳驳的牛屎印迹，像一幅抽象画。 我早上捡屎，晚上放学回家便直接到山上帮母亲砸石头了。那时我人小，就用小铁锤砸“寸子”。所谓“寸子”，就是一寸左右大小的石子。母亲身体好些时就在上山劈劈啪啪地砸。那时砸一吨石子可以得两块钱，一天砸得快可以砸一吨。 学会砸石头我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 尽管是将那种拳头大小的石块砸碎，我在入门时还是吃足苦头。砸石头的正确姿势是用左手扶住石头，右手抡锤狠狠砸向目标。我握锤的姿势非常正确，只是每次砸向目标的准确性不强。好多次石头完好无损，扶住石头的左手指却皮开肉绽。疼是不必说的，难忍的是继父的指责。如果继父在身边，我连哭都不敢，继父会说：“眼睛是干什么用的？不会看准了再砸？” 砸破指头是正常不过的事，还有碎石屑溅入眼睛、划破腿脚的，右手掌被锤柄磨起的水泡也钻心的疼。只是，无论我受了怎样的伤，都甭想从继父那里得到半点同情。继父心肠并不坏，只是心不软。也许因为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便无父女情深吧！ 有一次，我吃过中饭，趁着上学前有一点时间，顺便砸点石子。父亲回家吃饭前，给我扒了几簸箕的石头让我砸。砸完了这些，我自己又去扒了几簸箕石头，正砸到一半，继父来了，见面就吼：“你怎么砸得这么慢？回家前那点石头，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你在干什么啊？”我委屈极了，又没胆子回嘴。任由眼泪把眼睛都泡肿了。 半个学期很快过去，期末考试，我是和班里几个尖子生被班主任带到市里去考的。结果出来后，我就成了村里的“小名人”——我居然考上了芜湖市二十五中，是全村多少年来唯一考上重点中学的女孩子！ 【我和美华瑟缩在房间一角，继父的话句句如刀，直刺我生疼的心脏！在一刹那间，我心如死灰：不读书了！】 放暑假期间，我天天上山砸石头，要挣足自己的学费呀！山上的男人女人指着我教育他们的孩子：“看看人家小姑娘，读书又聪明，又会干活，多懂事！看你，笨得像头猪！”挨骂的孩子敌意地瞅我两眼，而我却希望生在那个挨骂的孩子的家庭，起码，我不用为学费发愁吧！ 辛辛苦苦砸了整个暑假的石头，因为垒了一间我和美华安身的小石头屋，我和美华的报名费又成了问题。 我考取的重点中学在市里，我得住校，住校就得交伙食费。不住校，天天往返二十多里路的时间和车费又是我难以承受的。美华也要上三年级，眼看九月一号即将来临，家中越发愁云密布。 换个人家，孩子考上重点中学是高兴都来不及的事，而我家相反。炎热的夏季是身体虚弱的母亲最难挨的季节，母亲常常吃不进一口饭，光喝水，然后躺在竹榻上呻吟。继父焦头烂额，整日愁眉不展。我和美华日日行动如鼠，生怕一不小心触发了继父的火气，从而引起父母的一场恶吵。 父母的争吵是三天两头的，苦难生活的无情磨炼，将母亲逐渐从一个通情达理、温婉和善的妇人变成了一个敏感脆弱、脾气暴躁的怨妇，她不堪忍受继父诸如随地吐痰和大嗓门之类的恶习，经常指责继父。继父又是一个火暴性子，受不得一点指责，于是家中几乎无一宁日。父母的争吵让我和美华倍感家庭的冷漠与凄凉。 一天，11岁的美华问我：“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在家里呆了呀？”记得我当时对神色忧伤的妹妹说了一句恶毒的话：“一是嫁人，一是死。”嫁人和死，后来真的成了我向往的目标。 我的妹妹美华后来发明了一个家的代名词——“活死人墓”。对我家，这个词再合适不过，因为父母大吵后，家中便是一片死寂，父母的呼吸都沉闷得可怕。 要开学报名了，继父丝毫不提我上学的事。我在忐忑不安中鼓足勇气、战战兢兢问继父：爸，我能读书吗？当时是晚上，正吃饭，继父夹了一筷子咸菜蹲在门槛上大口扒饭，把一个沉默的背影留给了我。母亲气度小，马上冲继父嚷：“女儿跟你说话，你聋了？”我心里一冷，凭经验知道，一场恶吵又即将开战了。 继父果然横眼吼道：“我要是聋了倒好了，省得听你的屁话！老子瞎了眼找了你们娘儿仨，累死老子了！老子也没办法可想，读不读书怪不得老子……”发怒时的继父可以声震整个小荆山，母亲放声大哭，母亲的委屈我能理解：继父后悔娶了她，她又何尝不后悔嫁了继父？ 我和美华瑟缩在房间一角，继父的话句句如刀，直刺我生疼的心脏！在一刹那间，我心如死灰：不读书了！ 我翻开书包，找出那张录取通知单，折好放进衣袋。临睡前，我开门出去了。 家门口就是一条通到长江的河，夏天的河水涨得满满的。有时连下几天大暴雨，长江上游的水就会顺流而下，直抵我家屋檐下。每年夏天总有一段时间，我可以站在门槛上洗衣服。因此这条河是危险的，但又是我深为喜爱的。 现在，河里的水位已经过了涨潮期，而回落在离我家门槛十米远的地方。月光下的河水波光粼粼，闪着温柔而慈爱的光泽。我小心地涉水而下，水的凉润让我全身一阵舒畅。水真好，谁也欺负不了它，也无烦恼，还可到处漂泊，多自由啊！我要是一滴水就好了，随波逐流，随遇而安，随心所欲。可我不是一滴可以流动的水，我是一个活得非常苦恼和艰难的小女孩，是一个很不快乐的小生命。水能让我远离烦恼、自由流动吗？ 我在水里安静地站着。有一些小鱼儿悄悄地吮吸着我的小腿，痒痒的，酥酥的。月光在水里深深浅浅地摇晃，一片银色。这刻的时光如此美好。 我从兜里掏出录取通知单，放在了水面上。我用手一拂，它就随波漾了开去。再拂，它就漂得更远了，很快，它就漂成了一个小小的白点，我目送它远去。然后，上岸，回家。 【我抹干眼泪，爬起来，捡起我的铁锤，把仇恨通通发泄到了石头上。石头在我的铁锤底下啪啪地碎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压在自己身上的石头，也只有自己去颠覆，去砸碎，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帮你。】 我成了山上最小的采石女。14岁。 砸石头的光景又已不同，芜湖钢铁厂不要“寸子”，改要“碗口石”了，顾名思义，就是碗口那么大的石头。八毛五分钱一吨。砸石工具随之更新。继父给我准备了一大一小两把铁锤，一把10磅，一把18磅。18磅铁锤的任务是将抱不动的大石头砸成能搬运的小石头，10磅铁锤的任务是将小石头砸成合格的“碗口石”。还有一根铁撬、一把铁耙、一把铁叉。我每天扛着这些铁家伙“上下班”，它们硌得我的肩膀生疼生疼，它们和我的骨头对抗着，它们硬，而我的骨头更硬。扛久了，居然也不觉得痛了。 山上的石头只有两种颜色。一种深青色的，带点墨绿色，这种石头往往一片一片的，约有十公分左右的厚度，适合铺平板路、下地基、垒围墙，这种青石石质较脆，只要力道到位，一铁锤下去就会开裂，棱角分明。这样的石头最好砸，砸石头的人都喜欢抢这种青石，可山上这样的石头并不多。 另一种是褐色的，这种石头比较顽固、坚硬，不容易砸碎，一块吨把重的巨石，弄不好，砸到最后就成了一块难啃的硬而圆的骨头，只能再用风钻打一枚炮眼，放进100克左右的TNT才能炸开，然后用破碎机瓦解它们，送去炼钢或者烧石灰，碎石子适合铺路。 人人都说石头没有生命，我不这样认为。它也会被夏季的太阳温暖，暖得发烫，烫到你无法接近，它个性鲜明，它的冰冷和热情都让人无法消受。它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它可以粉身碎骨，也可以亘古不化。它可以卑微到做普通的铺路石，也可以非凡到做高贵的工艺品。它没有变成石头之前是山，对人来说，山是一座庄严的景观。但对山自己来说，则是一种孤独。它有灵魂，否则不会屹立。石头把我的手掌磨起了老茧，也把我的性格磨炼到一定硬度。 山上的石头多得数不清，一炮放下来，总是几十吨的往下掉。那种轰泻而下的气势无比壮观也惊心动魄。放炮时，人们像麻雀一样躲在防炮洞里，默念炮响的次数，侧耳倾听石头倾泻的轰鸣，议论哪只炮的力道大，哪只炮是闷炮，哪只炮成了哑炮。而炮声一停，人们就像放出笼的鸭子，呱呱叫着跑去抢石头。弄不好就会引发一场争斗。轻则揪衣领、扇耳光，重则铁锤、石头齐飞，一时间破口大骂、唾沫横飞、拳脚相加、头破血流……记忆中似乎没有比采石场更野蛮、更凶悍的力量搏斗场了。打架是采石场最司空见惯的场景，就好像每天需吃三顿饭一样平常。 砸石头也有规矩，靠山吃山，山上的“个体户”都是附近的村民，个个“占山为王”，家家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场地，不成文的规定是，放炮炸下的石头落在谁家场地上便是谁家的，别人不得越界拾取，否则，轻则骂个狗血淋头，重则大打出手。在这个完全靠蛮力生存的小社会，每个人都有一套自我保护与对外抗衡的势力。有人以凶悍出名，有人以蛮横出名，有人以玩命出名。在山上，为抢石头打得头破血流的例子太多了，我任何势力都没有，为避免麻烦，我到山上找了一处还未开采到、没人占有的场地，开始了我的砸石生涯。 我的场地因没开采，因而原料来源艰难。我先是从土堆里掏一些碎石块，但没两天就“坐捡山空”。接着我开始采取“蚕食”行动。我看见有些人家的场地上石头多得砸不了，最后还是被工人们拉上了破碎机。我便央求人家：“你家石头多，与其让他们上破碎机，给我一点好不好？”这样恳求，一般比较有效。但也有蛮横的，宁愿上破碎机也不给我，我只有干瞪眼。 还有一种情况，人家石头多，他们只青睐省力的小石头，对那些费力的大石头便不屑一顾。我就捡这些人家不要的大石头，一块一块地用大锤砸小，再装上小推车运到我的场地上。我就像那只辛苦的精卫，一块一块地衔着石头，所不同的，它是填恨海，而我是填生活。 我的砸石生涯之初并不顺利。最大的困难是我几乎抡不起那些铁家伙，尤其那把18磅的铁锤。颤颤巍巍抡起来，砸到石头上却绵软无力。有时砸偏了，不是自己的腿脚倒霉，就是石屑飞进了眼睛。每天回家，手上腿上少不了旧痕添新伤。手上是逐渐两极分化的：十只手指因搬运石头被磨掉了螺纹，鲜红的嫩肉触之即痛；而手掌上却又老茧厚厚，针扎进五毫米丝毫不觉。几个月下来，我的脸庞黑了，胳膊腿粗了，力气大了，15岁的我看上去有20岁那么大。这是磨炼，也是成熟。 只要身体允许，母亲也会上山和我一起砸石头。但她已经抡不动18磅的大铁锤了，她骨瘦如柴的身体连抡10磅的铁锤也非常吃力，每当看到母亲抡着铁锤、汗流浃背、发丝滴水的样子，我就莫名的心痛。一看快到中午，我就催母亲快回家做饭。因为做饭总比砸石头轻松一些的。为了多砸石头，我中午基本不回家吃饭。母亲会在饭后用大号搪瓷缸，装满满一缸子饭和菜来。砸石头对体力消耗极大，我那时的饭量自然也极大，一顿至少可以吃半斤米饭。即使只有青菜或咸菜，我也能毫不费力地扒拉下两大碗米饭。 有一次，我为了一块钱与人打赌，在半个小时之内，将一块近一吨重的巨石砸开了。那块石头也是赌气砸的。头天放炮的时候，它不偏不倚正好滚落在我家场地上。一般来说，这么大的巨石是该用炸药炸碎的，但我向矿上的班长要求放炮炸碎的时候，班长说石头有裂缝，可以砸碎，不必放炮。但是，却又没有一个矿工愿意出这份苦力。我求了好几个人，人家都说，石头这么大，砸碎有什么好处给我？石头在我家场地上，别人自然不管了，着急的是我。我一赌气，就说，我来砸给你们看。 这下，矿工们来劲了。有个人说，你砸碎了我给你一块钱。另一个人说，我也加一块。不过限定时间，半个小时之内砸碎有效。我说你们别赖。当我轮着18磅的铁锤，站在巨石上高高抡起铁锤的时候，颇有点英姿飒爽的味道。那是砸石头最累的一次，半个小时，除了擦汗，没有休息一下，身上的汗水连裤子都湿透了。那块巨石渐渐地变小，变小，最后变成了一堆碗口石。后来整整装了一毛驴板车，足足一吨多。和我打赌的矿工赖掉了两块钱，这让我有点耿耿于怀。不过我还是不后悔砸了这块巨石，毕竟它卖的钱归我。 在山上，最艰难的还是抢石头。当我的那块场地也被矿工们开采后，忽然就成了宝地。前后左右都有人来围攻。每次炮声还未停息，就有胆大的率先跑进堂口，顶着石壁上放炮炸松的危石抢石头。为了捍卫自己的场地和石头不被侵略，我曾多次勇敢地和侵略者发生械斗。砸石生涯锻炼了我的个性，我再不是原先那个柔弱无助的小丫头了，我学会了自卫。 【紧张、恐惧使我心跳如鼓。现在下去是很轻易的事，但半途而废又是我不甘心的。我咬咬，上吧，如果连一座小山都不敢爬，我以后还能干什么？】 常和我发生武斗的是一个叫兰兰的女孩，比我大3岁，仗着她哥哥是矿上的风炮手，一向专横跋扈，欺霸一方。她不仅抢我的石头，连我的场地也妄图侵占。我们原先在边界处打了个界桩，以此为界的，但她总乘我不在时，擅自往我这边移动界桩。这种阴暗卑劣的手法令我尤其恼火，我和她讲理，她不，她张口就骂。山上砸石头的女孩子大多是没读过书的，那个靠蛮力吃饭的小社会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一般我都是忍字当先，因为我一直记着母亲的告诫：在小荆山这个地方，我们是外来户，没有亲朋好友帮助，尽量不要惹是生非。 当有一次兰兰唾沫横飞地咒骂我家的祖宗八代时，我终于忍无可忍，扬手给她两个响亮的耳光。于是我们扭成一团，她长得人高马大，力气自然也比我大，我被她死死地压在地上，我们像两个野蛮的小野兽，在满是碎石子的地上滚来滚去。最终我们是被矿工们拉开的，我们都负伤了，血汗交融，满面狼藉。我们互相仇视，咬牙切齿，气喘吁吁，一副困兽犹斗的样子。 兰兰的哥哥从半山腰下来了，我满怀希望地以为他是来为我们做调解、说公道话的，没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家伙居然二话不说，提起我的衣领，像老鹰拎小鸡一样把我扔到了几米开外。人生就这么残酷！谁让我没有哥哥？谁让我孤掌难鸣？哭是没有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使自己强壮起来，面对强悍的对手毫不胆怯。我抹干眼泪，爬起来，捡起我的铁锤，把仇恨通通发泄到了石头上。石头在我的铁锤底下“啪啪”地碎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压在自己身上的石头，也只有自己去颠覆，去砸碎，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帮你！生活就这么残酷，生活的哲理也就这么简单。 在一个中午，矿工们都下班之后，我鬼使神差地和砸石头的六九子打赌，看谁能通过安全绳上爬上山去，然后再爬下来，不准将安全绳系在腰上，只准抓在手里。我从没有过如此疯狂的念头和举动，潜意识里，似乎想证明自己的勇敢，让那些总是欺负我的人看看我的胆魄。 六九子是个男孩，比我大两岁，经常像只灵巧的猴子，在山上窜来窜去。他自然是不怕的。而我呢，仰头看看陡峭的石壁、摇摇欲坠的危石，感觉那山就要当顶压来了。我的心和腿一起狂跳起来，山虽不高，才200多米，但那是垂直攀登啊！可我不愿退缩，兰兰在这儿，周小金和周小九也在不远的场地上砸石头，我一定要成功地爬上去，不能退缩。 我和六九子一前一后攥住了同一根安全绳，绳子太粗了，我的手几乎握不牢它。绳子是矿工们放炮、撬石头时用的，它的另一头系在山后的一块巨石上。六九子爬在我前面，他说他是男孩子，应该“身先士卒”。我穿的是已经磨平了底的解放鞋，登在石壁上总是往下滑，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两只攥住绳子的手臂上了。刚往上爬几步，颤动的绳子就带动了石壁上松动的小石块，簌簌落下，六九子赶紧喊我低头，只听见小石头嘣嘣地打在我们戴的藤编的安全帽上，有一些碎石擦着我的手掉了下去，手上有点痛，一定是破皮了。紧张、恐惧使我心跳如鼓。现在下去是很轻易的事，但半途而废又是我不甘心的。我咬咬，上吧，如果连一座小山都不敢爬，我以后还能干什么？ 好容易爬到半山腰一块平稳的巨石上，我汗流浃背、气喘如牛。我转身下望，天！兰兰和其他人像侏儒一样在蠕动，山脚下是石块遍地，我不敢想象，如果现在掉下去会是什么结局。六九子笑嘻嘻地说：现在掉下去，不是脑浆迸裂、肢体分离，就是一块肉饼吧！ 我不敢再往下瞄一眼，只有咬紧牙关往上爬了。在爬上一块凸出来的岩石时，我有一度双脚悬空，在挣扎的一刹那，我以为我真的要掉下去了，我惊恐地大叫，双脚乱蹬，我听到了下面一片惊呼，我能想象所有人都在看我的洋相。母亲正好给我送中午饭来，老远就骂：“你个讨债鬼，你不要命啦？快下来、快下来啊——”那天我穿了一件红的确良短袖衬衣，比较惹眼，山下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仰头看我的洋相了。母亲的喊声已经充满了哭腔。我也要哭了。现在我进退两难，我吊在半空。我后悔不该逞能，不该和六九子打赌，不该把自己十五岁的生命吊在一根绳子上。 最后，还是六九子，这个已经砸了三年石头的十七岁的小伙子，用他巨大的臂力将绳子拽了上去。当我一脚跨上顶峰的坚实土地时，我一下子躺在了地上，半天没有爬起来。 六九子对我说，你真不一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强、勇敢的小姑娘，你是小荆山多少年来最大胆的一个女孩子。经历了巨大惊恐的我现在又有点沾沾自喜了——是的，我自信我很好强，但这是生活逼迫的。那天回家后，我在日子里写了爬山的感受，最后我写到：这只是我攀登的第一座小山，在我人生中，还要攀登多少座山崖呢？ 【我为这个家牺牲了学业，小小的肩膀过早抗起了家庭重担，可他们居然连书都不让我看，这是我唯一的爱好啊！我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哭肿了眼睛。我第一次想到了离开这个世界。】 为了多砸石头挣钱，也为了避免和兰兰们无谓的战争，我总是最早上山、最晚回家，我坚持每天砸四吨石头，够拉三毛驴板车，这样我每天至少可以挣到三块钱左右。一个月除去下雨天和星期天，起码可以挣到七八十块钱，可以帮继父撑起半个家了。 我最喜欢有月亮的晚上一个人在山上砸石头，虽然山上放炮时总会炸下早先埋在山上的棺材或人骨头，虽然几年前兰兰的父亲就被在放炮时炸死，虽然听说山上有很多孤魂野鬼，但我从未意识到怕。我喜欢晚上一个人不用跟谁抢石头，可以从容不迫地砸石头；我喜欢自己孤独的砸石声在空旷的山上传出回音；喜欢月亮看着我劳动的样子；喜欢一点点积累起明天的希望。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怕回家又看到父母阴沉的脸。他们三两天就要吵一架，全为经济拮据。有时候，因为石源不足，我会完不成一天砸四吨的“任务”，回家后继父一问，他的脸色马上就阴了下来。我最怕父母发生争吵，只要他们和睦相处，哪怕让我一天砸十吨石头，我也愿意。 我经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孩子到夜晚来临也不想回家，是不是一件十分悲凉的事情？也许，就是这些磨炼和经历让我对家失去了依恋，以至于才会有后来的离家出走，才会有浪迹天涯的念头，并且选择独善其身。 砸石头最难熬的是夏天，露天的矿山上气温高达五六十度，明晃晃的太阳烤得石头冒烟，即使戴着厚厚的帆布手套搬石头，也能感受到来自石头心里的灼热。一滴汗水滴到石头上，只听“滋”的一声，水印就变白了。被开采得凹陷进去的堂口里钻不进一丝风，要呼吸，就得像缺氧的鱼一样张大嘴巴。或者在休息的空隙，钻到荫蔽处，坐下用草帽扇一会风。好在矿上供应茶水，工人们一上班，就有人专门挑一担凉茶来，放在避荫处，所有人都用一只水舀喝水，也无人讲究或忌讳。在那样的环境下，根本没有讲究和忌讳的资格。 有时休息时，我坐在山根底下，仰望不可捉摸的高空和陡峭的石壁，闻着从自己身上散发出的发酸、发馊的汗味，搓磨自己老茧层层的手掌，忽然感觉命运就像压在我身上的一块巨石，压抑、沉重，难以颠覆。虽然我曾成功地攀登了小荆山，砸碎了男人们也胆怯的巨石，或多或少为自己树立了一点小小的尊严，但这又能改变什么呢？我还只是一个砸石头为生的小女孩。唯一改变了的，是我的自信心增强了。所以我常常望着越开采越矮小的山杞人忧天地想心思，我担心它会很快被采空，那么我又靠什么去生活呢？ 夏天的中午，山上往往除了我之外再没有其他人，人们都在午休。要到下午三点多钟、太阳偏西才上工，因为正午的堂口里实在太闷热了，人很容易脱水中暑。我就利用中午这段时间来读书，书是找矿工们借的，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我读的第一本历史小说《隋唐演义》。每天中午，我就坐在破碎机旁，那里地势较高，也有阳蓬，非常安静。偶尔会有一丝丝风愉快地穿过这里，这里就成了我夏天中午的读书天堂。晚上回家，我就把这天的读书心得写到日记本上，抄录下书里的名言警句。那些书，还有那些闪光的字句，像星星一样点亮了我灰暗的15岁的天空。 但我是不能在家里看书的，继父心疼电费。我和妹妹住的是单独开门的小石头屋，和父母住的那一间一墙之隔，他们可以透过墙上的石头缝看到我们小屋里的灯光，要是我们在小屋里超过十分钟不关灯，继父就会不由分说拉了电闸，房间刹时便沉入黑暗，像小船沉进了海底，我的心也是。躺在床上，闻着从窗户外飘过来的茅坑的臭气（我们的小屋窗户正对着茅坑），眼泪止不住刷刷往外涌。浑身的酸痛袭击着我，而最痛的还是心。 【亲情的眷恋软化了我的自杀意志，我从凳子上跳下来，收起绳子，擦干眼泪。生活不相信眼泪，即使你把眼泪流成珍珠，灰暗的生活也不会因此而闪光。】 母亲心疼我，月底到石矿结了账，母亲会偷偷塞给我一两块钱作为奖赏。这钱我轻易舍不得花，等到下雨天，露天石矿不能作业的时候，我就徒步十几里路去市里的图书馆买书或者在芜钢路的那家小书屋里租一套连环画，坐在那里看半天。那天的心情就会愉悦无比，像饥渴已久的人终于找到了食物和水一样。 但命运似乎注定了读书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 有一次，我用省吃俭用的三块五毛钱买回了两本书《宋词三百首》和《工笔画技法》，继父看到了，勃然大怒，对他来说，这种浪费简直罪不可恕。母亲因为给我的私房钱被继父发现而恼羞成怒，她不由分说，将那两本崭新的书塞进了正燃着的灶堂。我愤怒至极，有生以来第一次顶撞了父母：“你们太愚昧了！” 母亲扬手给我一个耳光，从小到大，母亲从没打骂过我，因为我一直是那么乖顺听话。母亲的这一耳光打碎了我的心，我痛哭失声。我为这个家牺牲了学业，小小的肩膀过早抗起了家庭重担，可他们居然连书都不让我看，这是我唯一的爱好啊！我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哭肿了眼睛。我第一次想到了离开这个世界。 我把自己关进小屋，边哭边在我的日记本上写遗书，我一遍遍狂乱地写“我恨这个阴暗的世界、我恨不公平的命运、我恨……”一连串的恨，我不知道具体该恨谁。只觉得整个世界对我都是不公平的，我的童年那么不幸，经历过同龄人没有经历的苦难，为什么现在还要我背负这么重的生活压力？为什么我的家没有一点点温暖和幸福？为什么我的世界看不到曙光？为什么亲情也那么冷酷无情？…… 我选择了上吊。绳子是插秧拉线用的尼龙绳，很细很结实的绳子，打上死扣就解不开了，几乎可以勒断人的脖子，这种自杀方式在农村比较普遍。我甚至在邻村看过一个上吊的新媳妇，舌头伸了出来，怎么也缩不回去。可怕是可怕，但比较能解决问题。 可临到实施时，当我站在凳子上，把绳子挂到房梁上后，许多牵挂涌上心头——我死了不要紧，母亲能经受得了如此巨大的打击吗？父亲的去世她已经“死”过一次，我还要再让饱经风霜的母亲再“死”一次么？美华呢？她才12岁，正在读初一，我答应过要供她读完初中的。没有了姐姐和母亲，她在这异地他乡如何生存？ 亲情的眷恋软化了我的自杀意志，我从凳子上跳下来，收起绳子，擦干眼泪。生活不相信眼泪，即使你把眼泪流成珍珠，灰暗的生活也不会因此而闪光。 但是，离开这个冷酷世界的念头并没有从我的心里彻底抹去。后来，我一旦被父母痛骂，或父母吵架的时候，就想自杀。十分渴望自杀。也实施过自杀行为。我前前后后写过10封遗书，写了烧，烧了写。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封写于16岁夏天的遗书。但我已经记不清那天受了什么刺激想自杀了。 有一天，为了写这部自传，我特意翻出14本日记，发现在一本日记里夹着一这封遗书，将近20年过去，它已经散发出一股陈旧的霉味气息。遗书是写在日记本上撕下来的，蓝色墨水，字迹工整，只有三页纸，正反面都写满字——“既然这个世界不留我，我还留念它干吗？还有一个月，就是父亲（去世）的第七周年，我（多）想在父亲七周年这天去阴朝寻找父亲啊，可我等不及了，因为我受不住了。在我这短短的十六年的一生中，世间的一切苦难已经够折磨我了，我痛苦，我绝望，倘若父亲还在世，我有多快乐，多幸福，世界对我这苦命少女太不公平，太不公平，死，这个字在我心里已孕育几年，今天已实现了。我要以死来抗议，我要离开这个吃人的世界，去阴间找回失去的父爱，这十六载里，我吃遍了世上的千辛万苦。是的，正如母亲所说的我，活着不如死了，我活着给他们带来的只有苦恼、累赘。 亲爱的故乡的人们，我多么想在我临死之前看一眼我日思夜想的故乡和乡亲，永别了，亲爱的故乡，亲爱的乡亲，永别了，世界上一切可爱的东西，好坏我总能分得清的。 还有，亲爱的妈妈，你忘掉女儿过去的不孝吧。我时常惹你生气。美华妹妹，你替我尽孝吧，继父和妈妈养老送终全靠你了。妈妈，请收（受）不孝女儿纸上一拜。 我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命苦。是的，妈妈为我吃了不少苦头，我不能为她养老，很对不起。 妈妈，我死后，我求你把我的骨灰送到故乡父亲坟旁，让女儿永远伴着父亲，这是女儿最后求你，你一定得答应。我在九泉之下也闭目了。 可怜的妈妈，你从今后只有美华一个女儿了，凡事要顺着她点，让她安心学习。妈妈，到此时，我把心里话都掏出来吧，四年前，你带我到这儿来时，我心目中的第二个家是很温暖幸福的，没想到，这个是那样的不协调，继父的心胸那样狭窄，脾气那么暴躁。 我不知道前世错做了什么事，命运要这样对待我，给我这么多的苦果叫（我）吞，我受不了，我要向这不公平的命运抗议。 还有，我写了一封信给桃英，忙（麻）烦你们代替寄一下。妈妈，您不须悲伤，你如想得开，也许你会开心的，因为你少了个眼中钉，肉中刺。 不孝女儿美萍拜上 现在，我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可笑大于酸楚。我笑自己的幼稚，通篇遗书没有明显的标点符号，只用一个点代替。而且语句也不怎么通顺，一股愤世嫉俗，连“吃人的世界”都写了出来，可见当初是多么仇恨这个世界。从遗书里的最后一句看来，分明对母亲又有些怨恨的，甚至把自杀当成对父母的报复。可以想见，我那时之所以想自杀，完全是受了父母的气。从小到大，受到父母的气太多太多了，至今已想不起导致我要写这封遗书的导火线。只知道，那时候真的想死。想死的念头是从15岁开始的，一直到19岁离家出走。除了那次上吊未遂之外，后来我又喝过一次老鼠药。 那一次，我把母亲藏在墙缝里的两包老鼠药全都倒进了水杯，我以为毒药是该泡着喝的。但老鼠药倒进水里之后，它久久不沉淀，也不融化，我闻了闻，味道很难闻，我想捏住鼻子一饮而尽，忽然又害怕万一死不了，那就是笑话了，以后还如何见人？痛定思痛，我终究打消了喝老鼠药的念头，想找个一了百了的办法。后来，我又跳过一次河、用剪刀剪过一次手腕。但每次，都是在关键时刻，想到母亲和妹妹而狠不下心肠。都是半途而废。后来才明白，自杀真的是很傻很傻的事情，我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人生过程没有去体验，就这样死了，实在太冤了。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自杀成功。我很庆幸自己平安地度过了花季里的雨季。我很庆幸自己还算坚强，终于守到了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我躺在马路中央，感觉不到疼痛，我以为我死了。但我分明看到有人向我奔跑过来，有人抱起我，有人帮我拦车，送我去医院，我脑子里是混沌的，我依稀躺在一个人的怀里，车子颠簸着。】 生活无论多么阴暗，总会有火星闪亮的地方。而照亮我灰暗生活的火星，无疑便是书了。为了不让父母恼火，我不再花钱买书了，只有厚着脸皮找人借书看。村里有个已经在纺织厂上班的高中生，他酷爱书籍。他有个小木柜，里面装满世界名著和书刊杂志。高中生人很温和，我找他借书基本上不会空手而回，但他每次只借一本给我，看完一本再去换下一本。我从高中生那里借完了《飘》、《三国演义》、《西游记》、《巴尔扎克文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泰戈尔诗集》、《鲁迅文集》、《巴黎圣母院》，武侠小说《白发魔女传》、《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期刊《十月》、《啄木鸟》、《清明》、《收获》等等。有将近两年的时间，高中生的小书柜对我来说成了耗子的米缸。那些书我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地读。走在路上读，吃饭的时候读，上厕所也读，任何时候，我的口袋里都会有一本书。晚上为了和继父打马虎眼，央求美华故意拖延做作业的时间，那些书籍芬芳了我整个枯燥无味的花季生活。 每当读到一些警世名言，就把它们抄在日记本上。什么“人生能有几回搏”、“谁若游戏人生，他就一事无成。谁不主宰自己，永远是个奴隶”等等。还把一些爱情锦言也悄悄地抄录下来。那些书籍使我感悟出一个人生哲理：人必须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精神的。如果现实世界令我们痛苦，那么，我们就从精神世界获得安慰，这种安慰来自我们的心，我们要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沉溺于苦难无法自拔，怨天尤人，要学会自己拯救自己，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受到了启示。山和石头在我眼里有了生命，它们是为了改善我的生活而存在的，如果没有这座石山，我不知道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如果没有它，我的意志、我的自信、我的坚忍的个性也许不会磨炼出来。苦难是一笔财富，我得感谢它。人生是一条河，无论水深水浅你都得趟过去，才能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趟过16岁的河，我到达了17岁的彼岸。3年的砸石生涯使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采石女。身体健壮，手臂有力，走路时脚下像按了弹簧，弹性十足，每顿可以毫不费力地就着咸菜扒拉下两大碗米饭。在山上，有人戏称我“文武双全”，因为我说话总是“文绉绉”的，还会用水彩笔在图画纸上画“红楼十二金钗”，又能不费吹灰之力地砸碎一吨多重的巨石。 17岁，的确良的黄军褂下掩饰不住我的青春了。开始有年轻的矿工注视我的背影了，开始有人和我开无伤大雅的玩笑了，我猛然意识到，我已经不知不觉地长大了。成长是痛苦的，但它并未停止成长。 父母开始对我敏感起来，如果有同村的男孩到我家来送书给我看，继父准会怒目而视，比防小偷还紧张。有一次，本村有个男孩到我家送书给我看，居然被继父拿着扁担赶了出去。我自然恼火，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羞愧和憎恨。但他是我的父亲，我无可选择。 17岁，在农村该是说亲、订婚的年龄了。父母防患于未燃，一再给我打预防针：“不准在外面和男孩子瞎胡搞！不要给父母丢脸！不要像某某家的女儿，还没结婚就怀孕，丢人显眼……”其实，即使父母不说我也是不敢的。那个年龄，提到恋爱、订婚的词汇都会脸红的呀！ 开始有人明里暗里给我提亲了，母亲一一回绝。母亲的心思我明白，她是想把我嫁到街边去，那里人家比较富裕，我会生活幸福，而她的下半辈子也算有所依靠。但我不以为然，街边是那么好攀的么？家境优越的人家会到这穷乡僻壤来找媳妇么？父母的希望和出发点是好的，但怎么就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呢？我为父母的美好愿望感到可怜、可悲又可笑。 偶尔，我的窗外会飘过男孩子的歌声：“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我不敢开窗，唯有静静地听，感受那颗躁动的心。 读了那么多的小说，我对自己的未来不是没有幻想，书中那些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的白马王子是每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中的偶像，我也不例外。然而我不敢憧憬，那是个遥远的世界遥远的梦，无法触及。只有砸石头，是最现实的。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十七岁的元旦前夕，灾难会再次从天而降，猛地砸在我满怀希望的头顶上。 那时，毛驴板车已经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机。拖拉机是外村人开的，谁先抢到就替谁家拉。那是一项不亚于运动会上争夺第一名的速跑运动，只要远远地看到拖拉机开来的影子，等候的人群便用百米冲刺的劲头冲将出去。这就需要有极强的速跑功能，我是练出来了的。只要我和其他抢拖拉机的人同时向一辆拖拉机奔去，一般都是我抢先一步。 但是，那天我失手了，我跑得太快，而那辆拖拉机到了我跟前也没有减速，我凭经验一个箭步跨上了飞奔中的拖拉机踏板，与此同时伸手去抓拖拉机上的栏杆，但我却没像往常一样像一只油瓶般稳稳地挂上去，因为拖拉机的踏板上有霜，我脚下一滑，人就迅速滑倒在拖拉机的前轮和后轮之间。耳边一片惊呼…… 掉下去的刹那我就知道完了。电光石火间，我看到拖拉机巨大的后轮向我的脸压过来，我本能地一偏头，这辆庞然大物飞快地从我的右脚经过左腿，再压过我的左半身，从我的左耳边呼啸而去…… 我躺在马路中央，脑袋是懵的，感觉不到疼痛，我以为我死了。但我分明看到有人向我奔过来，有人抱起我，有人帮我拦车，送我去医院，我脑子里是混沌的，我依稀躺在一个人的怀里，车子颠簸着急驰。我仰头看天，天上白云朵朵，变幻莫测。我忽然想我要是一片云多好，想到哪里到哪里，没有灾难，没有苦痛，没有烦恼和牵挂。我就那样久久地看着自由飘动的云彩，心像死了一样沉寂。 在平山口的医务室里，我看到了自己的伤口，右脚伤得最厉害，粉碎性骨折，脚髁处有一个洞，看得见里面的白骨。左腿腿部的伤口较深，血流不止。我颤颤地问医生我会不会残废，医生含糊地说那要看恢复的情况了。 难道我会成为一个瘸子？瘸子？天啊！ 母亲闻讯赶来乡卫生所，进门就哭：“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叫娘怎么活呀……”出事后一直没流泪的我这时忍不住泪如泉涌，母亲的发已经灰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沟渠纵横，母亲老了，而我还没彻底长大。我还遭此横祸，我为此而悲哀。为什么命运之神要一次次至我于绝境呢？ 【平时是有点恨继父的，恨他的冷酷，恨他的坏脾气，恨他的没有人情味，恨他的大声吼骂……而在此刻，所有的恨都变成了对继父的理解和宽容，变成了爱与感动。】 我被拉回家躺在了床上。 小屋里冰凉如水。从落叶凋零的树梢上“呜呜”刮过的冷风从掉了水泥的石墙缝里钻进来，像一双冰冷的手从我的脸颊上摸过来又摸过去，鼻尖都是红的。伤腿被打了石膏藏在被子里，只要不动，伤口并不太疼。疼的是心。 车祸过后，继父的脸色变得越发阴沉。他很少到我的房间来，我常隔墙听见他愤怒的咆哮，我知道他借题发挥都是因为我不能再上山砸石头，并且又会损失一笔医药费。我很内疚，内疚得绝望。我不恨继父，我理解他的愤怒，本来我可以为他承担一半的家庭重担的，现在，只能靠他一人支撑风雨飘摇的家了。他能不恼火么？ 母亲买了骨头熬成汤给我喝，我说喝不下。母亲不发一言，双手将汤碗送到我的面前，就那样固执地举着。我不敢对视母亲的眼睛，我知道那里面一定有无声的哀求。母亲举着碗的手指上裂开了道道血红的口子，像一张张小嘴，在对我说：难道你能忍心看着妈妈难过？ 我的眼泪吧嗒吧嗒掉在汤里，我双手捧起碗，一口一口将汤和眼泪咽了下去。我知道，我同时咽下去的，还有一片慈母心肠。无论母亲曾经对我多么严厉凶狠，无论我对母亲有过多大的怨恨，而在此刻全都烟消云散。毕竟血浓于水。等我喝完，母亲才长叹一声：“这个家还要靠你，你要早点恢复起来啊！” 伤腿是要经常换药的，继父就找人家借了一架板车，车上铺上稻草，稻草上铺上我的棉被，我被裹在被子里，然后和母亲、姑妈（继父的妹妹）三个人拉着推着送我去医院换药。本来是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的，有继父一人拉我去就行，可母亲偏偏不放心继父的脾气，怕他和医生说不清楚，坚持拉了姑妈同去。 我家离市二院约有十多公里路程，有一半是坑洼不平的泥石路。继父在前面拉着，母亲和姑妈一左一右跟在车侧，脸色和脚步一样焦急。板车的轮子不时从小石头上面压过，伤腿也在颠簸中备受疼痛折磨。我不吭一声，吭声也没有用。再坎坷的路，该经过的总是要经过的。车轮压过路边曾经繁荣过的芨芨草，现在它们已经枯萎了，瑟缩着身子趴在地上等待严霜的来临。而严冬一过，春天降临，它们的生命又会蓬勃展开。我不由联想到自己，此刻的我何尝不是一株窒息在人生严霜下的芨芨草呢？而我的春天在哪里呢？ 为了抄近路，继父准备从火龙港过渡。火龙港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流经的码头，冬天的长江有点清瘦，而江水依然浑浊汹涌。摆渡的是一条水泥驳船，一来一往，繁忙穿梭。在等待驳船的时候，我对着江面呆呆看了许久，想起几年前从江苏坐着轮船来到安徽8号码头的情景，竟如隔世般遥远。来时我不过是一个扎着羊角辫的胆怯嬴弱的小女孩，而今却无法拒绝地长大成人了。我不明白，岁月可以如水般不停流逝，为什么就冲不走萦绕在我生活中的苦难和伤痛呢？ 本来我要母亲扶我上船的，继父却说江边路滑，不能让我摔跤，一定要背我。我只得顺从地趴在继父的背上，继父的背并不宽厚，蓝色卡其布上衣上还占有矿石的灰尘，肩胛上的补丁一层叠一层，虽是寒冬，走路急燥的继父已经热得出汗，身上发出一股浓烈的汗酸味。更令我感到心酸的是，平时我居然没有注意到，继父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如果不是我们孤儿寡母的拖累，才50岁不到的继父何至于如此苍老呢？ 平时是有点恨继父的，恨他的冷酷，恨他的坏脾气，恨他的没有人情味，恨他的大声吼骂……而在此刻，所有的恨都变成了对继父的理解和宽容，变成了爱与感动。我生平第一次紧紧抱住了继父的脖子，一串热泪悄悄地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我在心里第一次充满感情地叫了一声——爸爸！ 原来，在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领悟是在寻常而无意的时刻感受到的——如果不是我受伤，如果不是继父送我换药，如果不是继父背负我渡过这个江边码头，我怎会轻易摈弃对继父曾有的误会和怨恨？ 在回家经过芜钢路的时候，继父停下来，到一个烟酒门市部里买最便宜的红梅香烟，那家小店铺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歌——“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天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是你抚养我长大，给我一个家……”这首叫《酒干淌卖无》的歌我曾在矿山上的广播里听到过，我没有看过这场感人至深的电影，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养女唱给养父听的歌。我在心里默记下歌词，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继父听。 【边喝边哭。边哭边喝。边喝边想。喝完今天的酒，我就跨进18岁的门槛了，可哪扇门可以通往春暖花开呢？】 1987的大年初一是个值得纪念的一天，也是刻骨铭心的一天。那天我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喝醉，第一次喝伤。 腊月里，家里就磨了豆腐和年糕，炸了肉圆子，买了一条鲢鱼，割了几斤肉，准备了蔬菜，过年的菜肴基本上准备好了。我和妹妹也一人做了一身新衣服，尽管只是花了十块钱给旧棉衣做了一件新外套，还是令我们欣喜不已的。 年三十那天一大早，继父去镇上买回一瓶“醉大圣”白酒，继父回来说花了三块五毛钱。下午四点还不到，村里的家家户户就争先恐后地放鞭炮吃年饭了。农村有种说法，年饭吃得越早，来年光景越好。许是过年的缘故。父母的心情都比较好，说话的声音比往常温和了许多，这比过年更令我开心。 继父洗了两个喝白酒的小杯子，让我陪他喝一杯。家里能陪继父喝一杯的也就是我了。年三十，我们一家四口，围着热气腾腾的煤炉吃“一锅熟”。锅里有咸肉，有青菜，有豆腐，有粉丝，有肉圆子，十分丰盛。母亲喜欢吃豆腐，妹妹喜欢吃肉圆子，继父喜欢吃咸肉，我什么都可以吃。过年真好，父母不吵架了，还有肉吃，又不会挨骂，还不用干活，世界上任何时刻都没有过年幸福。要是天天过年就好了。我想天下所有的小孩子都有这种希望。 继父往两个小瓷杯子倒满了酒，白酒像清水一样清，但是酒味浓烈极了。我先举杯对继父说：“爸爸，祝你身体健康。”继父愣了一下，似乎还没习惯被祝福。母亲把一块肉夹到我碗里说：“只要你的腿快点好起来，比我们身体健康更重要。今天还是你的18岁生日，你好我们一切都好。”妈妈的话让我鼻子一酸，我一仰头，把一杯酒倒进嘴里。18岁的第一天，我第一次品尝了白酒的滋味。那酒真辣，像一条抹了辣椒的小蛇，一直钻到肚子里。 后来我和继父一人又喝了两杯，两人大约一共喝掉了三两。酒瓶里还剩下白晃晃的大半瓶。我感到头有点腾云驾雾似的晕，晕的感觉特别美妙，像有一双棉花似的手在眼前拂来拂去，优雅，奇妙，梦幻……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第一次领略酒的神奇。所以，大年初一那天下午，当父母和妹妹都去姑妈家吃饭时（我因为腿行走不方便，所以留在家里），我又拿出了那瓶头天喝剩下的白酒，蒸了一碗肉圆子，然后一个人坐在小桌旁，吃一粒肉圆子喝一杯酒，开始的时候，似乎还很潇洒，一杯一口。当一碗肉圆子吃光的时候，六七两白酒也见底了。白酒并不好喝，但是头天领略了微醉之后的美妙感觉，我以为多喝点，感觉会更加美妙的。我并不知道，醉酒之后会生不如死。 喝到后来，我一边喝一边哭，我不知道那已经是醉了。我只知道我清醒地想着很多前情往事。我想回家，回江苏老家，想去给父亲上坟，给他的坟头除草，多年没回去，父亲坟头的草一定长成青纱帐了。父亲，父亲，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隐隐作痛的父亲呵……一想起父亲，我就控制不住感伤，控制不住泪流成河。如果父亲一直活着，我们一家一定不会经历那么多苦难和坎坷的。亲爱的父亲，你为什么要早早离开我们呢？…… 边喝边哭。边哭边喝。边喝边想。喝完今天的酒，我就跨进18岁的门槛了，可哪扇门可以通往春暖花开呢？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跌跌撞撞地倒在了父母的床上，我想打开十四寸的小黑白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刚一抬头，胃里忽然翻江倒海，我无法自控地吐起来，一塌糊涂。我知道父母回来我会挨骂的，但我顾不得了，身不由己了。 我心里很明白，我醉了，但思想清醒着，只是肢体被麻醉了。我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地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吐得翻天覆地，撕心裂肺，像有一只手抓住我的胃，把它翻了过来，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出来…… 不知道父母什么回来的，只记得后来头上了有热毛巾，有了母亲恼怒的责怪。我还记得我抓住母亲的手，固执地喊：“我想回江苏，我想回江苏……”后来想想，我潜意识里对故乡的感情从来没有因为过去的那场噩梦而变冷，相反，却因为在安徽生活的艰辛而越发思念故乡，思念死去的父亲。那种乡愁，是比醉酒还伤人的一种哀愁。 我18岁的生日就在这场宿醉中度过的。没有蛋糕，没有许愿，没有祝福。一个惨淡的生日就像那天晚上的鞭炮纸屑一样，很快被冷冷的北风吹走了，一去不返。 【那夜似乎特别漫长，有种从地狱等待天堂的感觉。我不停地凑在妈妈耳边说：再忍忍吧，快天亮了，医生就要上班了，你就快有救了……等到天亮时，妈妈已经气若游丝，脸色黄得可怕，手脚冰凉。】 我就这样一头栽进18岁的门槛，尽管还没春暖花开。 我的腿直到春节以后才逐渐可以下地行走，那时候门口的河水已经开始解冻了，躺在床上也能听到河畔传来的妇女们的棰衣声。从后窗望出去，屋后的柳树也开始吐苞萌芽，一切迹象显示，春天来了。我18岁的春天就这样如期来临。 腿好点之后，我依然上山砸石头。但左脚还没恢复好，只能用右脚着力，一蹦一跳地走。母亲帮我搬石头，我砸。有些开拖拉机的司机我家的遭遇，也会主动为我家拉石头。我的生活在悬崖边轻轻拐了一个弯，又驶上了原来的轨道。 然而，祸不单行，我的腿刚好，母亲就生病了。从四五月份开始，妈妈便经常性地躺在床上呻吟了。她一会说胸口疼，一会说肚子疼，一会说胃疼，不知道究竟哪个部位出了毛病。继父整日吼着叫她去医院看病，妈妈却倔强地躺在床上不肯去，也不肯吃饭，不是不想吃，是吃不下。我了解妈妈，她是在硬撑着，不想浪费钱，能挺就挺过去。农村人对待生病都是这样硬撑的。直到实在撑不过去，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医院，往往会因为病情的加重而吃更多的苦头，花更多的钱，甚至拖到病入膏肓。 那些天，妈妈的呻吟实在让人胆战心惊，每天，当我从山上回家的时候，就习惯性地远远看望自家的屋顶，如果屋顶上的烟囱在冒烟，我的心便会愉快起来，那说明妈妈起床了，她在为我们做饭了。可多半我是失望的，往往我回家的时候家里依然冰锅冷灶的，连一口开水都没有。偶尔，妈妈会有气无力地喊一声：美萍啊，我疼得架不住了。于是，我就找来汪医生，给她打一瓶生理盐水消炎，她就会安静下来。偶尔，我也冲病中的妈妈发脾气。不是我不心疼妈妈，而是她从来都拒绝我们送她去医院看病，她心疼钱。但她不知道，她的呻吟对心疼她的亲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心灵煎熬和折磨！那时，我就有个刻骨铭心的感受：穷人，是生不起病的。 终于有一天，妈妈挺不下去了。那是1987年7月1日，我晚上回家，忽然没听到妈妈的呻吟了，我以为她的病情减轻了些，心情一阵轻松。没想到，我一进房间，一看到妈妈的脸，便大大地吓了一跳——妈妈的脸像一只盖了黄表纸的核桃，多皱而蜡黄。她裸露的手臂和大腿也是一片黄色，我翻开她的上衣，全身也是一片蜡黄！她蜷缩在床上，像一只垂死挣扎的猫！我一下子恐惧到极点：妈妈不会是要死了吧？ 继父回来了，他也吓坏了，他在屋子里六神无主地转了一圈后，一路喊着叫着去了姑妈家。继父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遇到任何意外，他都会第一时间跑去姑妈家讨主意。我和妹妹美华围在妈妈床前，心如刀绞。妈妈要是死了，这个世界上，连棵值得我们姐妹俩依赖的草都没有了，还怎么往下活呢？ 很快，姑父和姑妈都来了，还有汪医生。汪医生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立即下结论：是急性胆囊炎，看样子黄疸已经破了，必须马上送医院，晚了，命就难保了。 那个7月的夏夜，那个泛着浓烈汗酸臭味的夏夜，那个在妈妈的病痛中变得极其狰狞的夏夜——让我心有余悸！我、继父、姑夫和年保子（妈妈认的一个干儿子），四个人用扁担抬着沉甸甸的竹床，竹床上躺着几近昏迷的妈妈，在那个无月的深夜脚不点地地奔向市内。然而我们都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两点：一、这时已是深夜，医生也是要睡觉休息的，妈妈送到医院时不是时候；二、病重的妈妈是要住院治疗的，然而我们没有带够妈妈住院所需要的押金。继父的口袋里，只装着146元现金，这是我们家当时的全部家当。 所以，当我们抬了两个多小时，把妈妈终于送到芜湖铁路医院时，那个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现在医生都在家睡觉呢，只有等到明天早上八点钟上班以后才能治疗。”姑父低声下气地跟医生说：“现在病人都快不行了，求求你先治一下吧。”医生不耐烦了：“跟你说了，现在医生们都在各自的家里睡觉，怎么给你治疗？你们带钱没？带钱了就先办住院手续吧！”父亲摸了摸口袋，跟医生说：“医生，我只带了一百多块钱，够不够？” 那个医生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冰冰地说：“住院押金300元。交齐才能住院。”继父又懵了，嗓门又大起来，还有一丝哭腔：“这可怎么办哪！这人哪里还活得了……”说着抱头蹲在了地上。竹床上，妈妈蜷缩成一团，悠长的呻吟让人气短。姑父和年保子轮流和那位医生说好话，求情，但没用。 那一刻，我恨透了没有人情味的医生。我在牙齿缝里诅咒他们的铁石心肠。求医生无果，父亲和姑父只好回去筹钱了，父亲把146元现金塞到我手里，嘱咐我医生一上班，就先给妈妈看病。他们走了，我和年保子守着缩成一团的妈妈，在医院的走廊上，从天黑等到天亮。那夜似乎特别漫长，有种从地狱等待天堂的感觉。我不停地凑在妈妈耳边说：再忍忍吧，快天亮了，医生就要上班了，你就快有救了……等到天亮时，妈妈已经气若游丝，脸色黄得可怕，手脚冰凉。 妈妈，你千万不能死啊！ 【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真多，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农村女孩子，瘫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眼睛哭得只剩下一条缝，眼巴巴地望着手术室的大门，四个小时没挪一步，她在等她的妈妈活着从手术室里出来。】 好不容易，医院里的白大褂们多了起来，我再次跑进急诊室，有位年纪较长的医生正在水池边洗手，我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眼泪“哗”地涌出眼眶，泣不成声地对那位医生说：“医生，我妈妈快死了，你快救救她吧！”真是谢天谢地，这位医生总算有些仁善之心，他问了一下妈妈的基本情况，就随我来到妈妈身边。躺在急救室门外的妈妈已经昏迷了，老医生用手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病人是急性胆囊炎，黄疸已经破裂，生命垂危！”老医生皱着眉头说。他转而问我：“谁是病人家属？你？你家大人呢？” “回去取钱了。”我抹着眼泪凄惶地回答。 “你们没带钱？那病人无法住院啊！”老医生一脸无奈。我急了，双膝一软，就跪在了地上，成串的眼泪随之跌落尘埃。我顾不得羞涩或难为情了，此时此刻，只要能救妈妈，让我磕破脑袋我都愿意。我哭着对医生说：“医生，求求你先救我妈妈吧，我爸爸早些年得病死了，现在妈妈又病成这样，她要死了，我和妹妹也活不成了……”我生平跪过两次，一次是多年前，求继父带我来安徽而下跪过，我在冰冷的地上跪了两个小时。而这次，是为妈妈的生命而跪的，这两次下跪都让我刻骨铭心。 老医生犹豫了一下，果断地一挥手：“先把你妈妈送进病房，打针消炎。钱来了赶快交到财务室。”老医生原来是外科主任，一句话解决了所有问题。在老医生的指点下，我先去医院的财务室交掉了146元钱，终于将妈妈送进了病房。 一群医生很快对妈妈的身体进行了检查，从医生们神色严峻的交流中，我知道了妈妈的情况十分不妙，她身体极其虚弱，又贫血，且还发着烧，人呈半昏迷状态，如果现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最保险的疗法就是先退烧消炎，然后看情况再动手术。 接下来的十多天，妈妈每天在生死边缘挣扎，因为没钱交医疗费，医生们对妈妈不是特别关注。我每天催促医生们给妈妈做手术，医生两手一摊：你们还没交够钱，怎么动啊？ 直到7月12日，继父借了500元高利贷，总算可以把妈妈送上手术台了。可是，正准备给妈妈做手术时，医生又发现她血压太低，手术过程中至少需要输两袋血，所以还需要补交300元。继父只得又垂头丧气地回去筹钱。医生一再叮嘱一定要在13日上午将钱补齐，病人必须马上手术了。 7月13日上午，医生决定为妈妈做手术，因为妈妈的病情已经不能再拖了。上午8点，我被叫进了医生办公室，一位姓孔的中年医生拿出两张纸，对我说：“现在病人身体很差，贫血，发烧，动手术的风险很大，家属要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同意，我们才能动手术。你能签字吗？”我懵了，我这才知道，动手术的风险是病人家属承担的。 医生问我多大了，我说18岁。医生严肃地看着我说：“18岁已经成年，可以承担法律责任了。”必须我来签字吗？18岁的我能够掌握妈妈的生命吗？我低头仔细阅读手术同意书上的字，可那上面写着什么啊？——如果手术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医院概不承担责任。我的眼泪又刷地滴落下来。这张薄薄的纸，会不会是妈妈迈向死亡之路的通行证？而我如果在上面签了字，是不是意味着我同意妈妈走向死亡？ 我捧着那张纸哭个不停，眼泪把纸都打湿了，我依然不敢签字。直哭到医生都不耐烦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快签字吧！签了字我们马上就可以给你妈妈做手术了。如果你不签，我们就没法抢救你妈妈……” 我终于颤抖着手，用我稚嫩的笔迹在手术同意书上写下了“同意手术，赵美萍”这七个字。眼泪一串串地滴在那几个字上，慢慢染成一团墨迹…… 我在帮妈妈换手术服的时候，触摸到了妈妈瘦骨嶙峋的身体，如果不是她的鼻孔还有一丝呼吸，如果不是她的肌肤还有一丝温热，如果不是她间或还有一两呻吟，她就像是一具风干的木偶了……我用热水将妈妈浑身上下擦洗了一遍，她几乎没有什么感觉。连我的眼泪滴在她的后背上，她也浑然无知…… 上午8点30分，妈妈被推进了手术室，眼看着妈妈越去越远，眼看着那扇门在我眼前缓缓关闭，我感觉到像有一只手在往外掏我的心，巨大的失落和疼痛从胸口部位扩散开来，我靠在手术室门外的墙上，掩面大哭。有个医生刚好从楼梯上来，冲我呵斥道：“医院里要保持安静，不要在这里哭，要哭到外面去！”我不敢大声哭了，我抽泣起来，头脑昏沉沉的，我的身体顺着墙根溜了下去。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真多，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农村女孩子，瘫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眼睛哭肿得只剩下一条缝，眼巴巴地望着手术室的大门，四个小时没挪一步。她在等她的妈妈活着从手术室里出来。 【7月28日，我们已经弹尽粮绝，妈妈不得不提前出院了，连胆汁袋都没摘除，医生说等胆汁流得很少了，再去医院摘除。妈妈住院整整28天，前后总共交给医院1143.51元。一笔巨债！】 手术进行到11点多钟，妈妈终于被推了出来。谢天谢地，她还活着。只是肚子上多了一条伤口，同时还多了一个胆液引流袋，妈妈被切除了大半个坏死的胆囊。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在医院里陪着妈妈。其间，医生给妈妈下过三次病危通知。病床上的妈妈像个纸人一样不堪一击，医生最担心的是会有并发症夺去妈妈的生命。7月酷暑难熬，妈妈的病房里没有电扇，除了酷热，病房里蚊子奇多。我每天形影不离地守候着妈妈，倒屎倒尿，擦身洗脸，打扇驱蚊，晚上就趴在妈妈的脚头眯一会。那段时间我整整瘦了十斤，不仅睡眠严重不足，还因为吃不饱。医院食堂的饭菜不仅贵，而且量少，我只能每顿吃一只馒头，就家里带来的咸菜。妈妈吃我煮得软软的面条，偶尔放几片猪肝或用小鲫鱼熬的汤。 在医院里，最令我揪心和伤脑筋的是，那个胖胖的护士长隔三差五就把我叫到走廊上，要我补交药费，否则就停药。停药对一个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很明白。动完手术后，妈妈有过三次病危。我接到过医院下达的三次病危通知书，随着通知书一起下达的，还有医院财务室催交药费的通知单。每次捧着这些烫手的通知书，我欲哭无泪，只能厚着脸皮一遍遍求医生：先救我妈妈，钱一定会补齐！ 在医院里，唯一令我感到开心的是，认识了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子，也是因为胆囊炎住院开刀的，叫方霞，是和县人。方霞是个外秀慧中的女孩子，高中毕业后在一个小学做老师，和我一样爱读书，我俩经常在病房里背诵《红楼梦》里的诗，她还会看手相，会解梦。有一次，她煞有介事地拉了我的手，要给我看相。看了一会，她认真地说我这个人命硬，以后会有大出息，28岁时会有感情波折。我边听边笑，谁能预测未来，谁能知道未来的天空是晴空万里还是阴云密布呢？不过，她的话多少给了我一点希望。在医院那段难捱的日子里，我和方霞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方霞早早结婚，生了儿子，和在铁路上工作的老公恩恩爱爱。唯一不足的是，她的身体十分不好，长年生病。有了孩子后便没再工作，把家迁到芜湖，一心抚育起儿子来。但我们的友谊一直保留到现在。当然，这是后话。 母亲住院的那些日子，我们一家人都有分工，我在医院照顾妈妈；继父在家一边上班一边想办法借钱；妹妹正好放了暑假，也上山砸石头。一想到妹妹那么瘦小的身体，却像当年14岁的我抡着铁锤砸石头那样拼尽了吃奶的力气，我十分心疼。妹妹曾换我在医院服侍了两天妈妈，结果被妈妈骂了回来，她太小了，连帮妈妈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妹妹生性胆怯，连妈妈的吊针打完了也不敢叫护士来换。 家里最累的要数继父了，干体力活容易，但借钱就是万难了。所以，我每次看到继父来医院，从贴身口袋掏出被汗水浸湿的钞票时，我就眼眶发涩。钱是借到了，可何年马月才能还清呢？ 7月28日，我们已经弹尽粮绝，妈妈不得不提前出院了，连胆汁袋都没摘除，医生说等胆汁流得很少了，再去医院摘除。妈妈住院整整28天，前后总共交给医院1143.51元。一笔巨债！ 【师傅会当着整个车间二三十个绣花女的面，公然骂我的手指难看又笨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像潮水一样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又穷又笨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当务之急，是挣钱还债。 正巧，当时靠近芜钢的“松园绣花厂”正在招工。于是，我去报了名。绣花厂有规定，进厂要交三百元押金，自己带缝纫机。天！这简直是雪上加霜。但是，绣花对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似乎是个光明的前途，病床上的妈妈坚持要我去。钱的问题再想办法。 结果，我还是如愿以偿地进了绣花厂。钱是一点点借来的，还买了一台长江牌缝纫机。父母都指望我马上学会手艺，很快把本钱挣回来。就这样，18岁的我从采石女摇身一变成了绣花女。 一开始，我花了整整两天去踩动缝纫机，它不太听我的使唤，总是在不该停的时候停了下来，而在该停的时候呼呼乱跑。我是进厂较晚的学员，当其他绣花女收放自如地踩动缝纫机，十指纤纤、针线如飞地绣着花样的时候，我还脸红脖子粗地学着穿针引线。而等到我终于可以自如地驾驭缝纫机的时候，我又发现自己这条路走错了——我满手是茧，粗糙的手指总是把那些绣花用的丝线粘住，漂亮的丝绸也被厚厚的茧子摸起了毛。我的笨手笨脚自然让来自扬州的漂亮师傅伤透脑筋，师傅因此一点也不喜欢我，总是对我呼来喝去。师傅会当着整个车间二三十个绣花女的面，公然骂我的手指难看又笨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像潮水一样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又穷又笨的人，在别人眼里是没有尊严的。 我恨我自己的笨，恨自己的手指为什么那么粗糙，像一根根长相粗笨的胡萝卜。为了惩罚自己，我中午不再去食堂吃饭，我要笨鸟先飞。 我想绣出一只蝴蝶，但是我手脚的行动根本不在一个节拍上，我的手如此僵硬，绣花绷子根本不听使唤，一只蝴蝶的翅膀还没绣好，已经断了三枚针。过多的接线使蝴蝶的翅膀毛毛糙糙的，这是师傅最见不得的。我只好拆了重新绣。这样拆来拆去，蝴蝶还没绣好，那块绣花布已经报废了，为此，又少不得挨师傅的一顿责骂。 每每张开手指，自己看着都有点厌恶：骨节粗大，皮肤粗糙，哪里像个女孩子的手呢？难怪绣花师傅会嫌弃我的手，连我自己都嫌弃呢！我从一本相书上看过，说掌纹清晰的人心地简单，命运也简单。但是，我线条清晰而简单的掌纹为什么却和命运对不上呢？ 我回家对妈妈说，绣花比砸石头还难，我不愿意学了。妈妈骂我没出息，说砸石头不可能砸一辈子，绣花才是女孩该干的活。再说，缝纫机买了，学费也交了，不学会就亏大了。妈妈说的没错，我无可选择。世上可以选择的路有很多，却不是我的。 为了将手上的老茧尽快除去，我每天晚上在热水里浸泡好一会，然后一层一层撕掉那些老皮，再抹上五毛钱一袋的雪花膏。精心护理了两个月，手上的老皮总算柔软了些。 两个月之后，我才终于学会将绣花绷子使用自如，脚下控制着缝纫机的轻重缓急，手拿着绣花绷子上下左右不停地筛动一会，一对蝴蝶的翅膀或一朵玫瑰的花蕊便跃然布上，最多的一天，我可以绣到30只。按每只一毛五分钱计算，可以挣得四块五毛钱。后来操作熟练了，每天可以绣到40只左右。 为了向母亲展示我绣花的本领，我去街上买了一块粉红的确良布，绣了两朵盛开的白菊花，然后做成了两只实用的枕头套。那两只枕头套成了我的闺房里唯一的美丽点缀，一直用到我离开家乡。 有一回，我在一件衬衫的前胸绣了一朵白色的菊花，那衣服立刻变得鲜亮起来。从此我便忙碌了，村里总有些姑娘跑来请我帮她们做些绣品，为出嫁做准备。有的要求绣枕套，绣窗帘，绣床头帘，绣桌布……那一阵，我成了村里有名的“绣花女”。 【对农村女孩子来说，命运的转折就是依靠婚姻这块跳板，跳好了，对岸柳暗花明，小日子可以过得舒心惬意。跳不好，就是浸身苦海，后果不堪设想。】 我的绣花女时光只延续了8个月，因为经营不善，松元绣花厂很快倒闭。当我将缝纫机拉回家时，适逢碗口石也卖不动了，山上已经没什么人砸石头，日子更为萧条。村里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纷纷选择出嫁到外村，逃出了一穷二白的小荆山，没嫁的，也订婚了。她们就像一只只从笼中逃脱的鸽子，逍遥地飞远，唯有我的前途一下子渺茫起来。虽然家里一直没断过媒人，但是父母紧守着“把我嫁到街边”的底限，轻易不松口。父母的势利让我反感，与生俱来的叛逆在心里萌芽，我有种预感，也许我会违背他们的意愿，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回家不久，矿上的破碎机组要招人，我跑去“应聘”，被顺利录取。于是，成天戴着日本鬼子那样的深蓝色“风帽”、眼镜和口罩（因为破碎机在开动后粉尘极大），拉着铁皮翻斗车，一天数十趟地从破碎机里拉出加工后的小石子或石粉，倒到50米外的料场，让汽车或拖拉机运走。周而复始，枯燥而又机械，生活没有一点亮色。破碎机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振聋发聩，灰尘弥漫。 一天下来，尽管戴着口罩，鼻孔里还是吸满石粉，手指一抠，都是灰白色的厚实的泥巴。露在风帽外面的头发、眉毛像是染了霜，回家好一通洗，那时能用香皂洗脸已够奢侈，至于头发，只能用最便宜的蜂花洗发水，如果没有，只能用洗衣粉了。每天必须洗一次，否则头发根本不能梳通。尽管如此，我还是留了一头齐腰的长发，尽管它们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枯黄，我每天还是精心地将它们编成两根粗大的麻花辫，在我的黄军褂背后摇曳生姿。如果是夏天，我最喜欢在河里洗头，看着长发在河水里水草一样飘来荡去，有种悠然的快乐。可惜的是，夏天的河里漂满了鸭子和鹅们，它们在河水里嬉戏打闹，用嘴巴和脚掌放肆地将河边的水搅得浑浊不堪。为了洗净头发，我必须涉水下到水的深处，差不多齐腰了，才能看清水的颜色来。也许总是在河里洗头，头发上总是有股淡淡的水草的味道，不香，甚至还有些腥味，是接近泥土的味道，但是我喜欢。 冬天洗头有些麻烦，只能在煤球炉子上烧点热水，用洗脸盆洗头，因为冷，也因为节约用热水，头发根本不能彻底清洗干净。洗完后也没吹风机，只能自然晾干。有时实在太困，往往等不及头发晾干，已经倦极入睡。湿漉漉的头发贴在头皮上，从冬天的夜晚一直贴到黎明。一觉醒来，头发卷曲纷乱，将干未干。也许从那时开始，我便落下了头痛的毛病，至今未愈。头痛成了我生命的凌迟杀手。是不是命运的魔杖总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一些令人诅咒的印记呢？ 那时极喜欢下雨，只要一下雨，露天矿山便无法开采了，破碎机便也停息了。我就一个人撑把伞，走十多里路，去8号码头发呆。自从我十二岁那年，从这里上岸来到芜湖之后，我便无法忘记这个让我靠岸的码头。潜意识里，我多么希望再从这个码头回到故乡去。有时，我在江边挑一个偏僻的地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着烟雨朦胧的江面上那些颠簸飘摇的小渔船，忧伤不已。我希望有一只船可以带我远走高飞，浪迹天涯，永不回来。那些江鸥的鸣叫也是那么凄切，惹得我常常坐在江边独自哭泣。哭够了，再打着伞回家。 现在想来，一个人的一生中注定要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转折的，就像好好地走在路上，会莫名其妙地摔跤一样，有的人只是略伤皮毛，爬起来掸掸衣服上的灰尘继续行路。而有的人却会被摔得头破血流，前程尽毁。对农村女孩子来说，命运的转折就是依靠婚姻这块跳板，跳好了，对岸柳暗花明，小日子可以过得舒心惬意。跳不好，就是浸身苦海，后果不堪设想。 18岁那年秋天，我浑身发抖、惊骇不已地见证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这件事深深影响了我日后的情感取向。 那是初秋的某个黄昏，太阳刚刚滚到山旮旯里去，附近的小刘村忽然人声鼎沸起来，顺风传来哀嚎阵阵。很快就有消息传过来，说是一个20岁的姑娘上吊死了。喜欢看热闹的村民们倾巢而出，朝着哭声最响亮的小刘村奔去。我也去了。 在农村，没有什么比上吊、投河、喝老鼠药更方便快捷的死亡方式了。几乎每年，各个村庄都会有想不开的村民非正常死亡，有些是因为婆媳不和，有些是因为夫妻打架，但像20岁的姑娘寻死的还不多。 【这场巨大的悲剧发生在1988年的秋天。两条鲜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让我心有余悸。我恨死了农村；恨死了贫穷而愚昧的农村；恨死了那些因为贫穷和愚昧而麻木了的灵魂！】 那场景绝对是触目惊心的。那个姑娘还赤着脚，脚丫子上残留着微干的黑泥巴，那是稻田里肥沃的泥，她应该是刚从田里割稻回来吧！她上身穿件褪色的红的确良的衬衫，袖口也是高高挽着的，肩膀上有两个叠在一起的补丁。她躺在门板上，脸上蒙了一顶破破的草帽，薄薄的衣衫下挺着两个小馒头似的乳房，瘦瘦的身子一动不动，一条粗长的辫子垂在门板上。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大大的寒战，我不认识她，但我分明感到疼，感到怕。 她的家门口人山人海。有唏嘘的，有哭泣的，有打听的。哭声最响的应该是她的妈妈吧，呼天抢地的，还咒骂着什么。我也哭了，我看到那个女孩留下的一封遗书，被好多人传阅着。那是一张春节时贴门对的红纸，撕得很不规则，纸也已褪色了，字是用圆珠笔写在红纸反面的，上面只有歪歪扭扭的几句话：“我死了，你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了。我和小九子是真心相爱的，你们硬要逼我跟别人结婚，我就死给你们看。我到死也恨你们！！！”一连三个触目惊心的惊叹号，表达了这个姑娘的绝望和仇恨。此刻的她平静地躺在门板上，以沉默的死，无声地抗议着她的仇恨。一个农村姑娘，唯一能主宰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对往下淌，曾几何时，我也是想一死了之的呢！虽然不是为爱情。那么弱小的女子，为了爱情，她没有能力与强大的亲情抗衡，她唯有以死抗拒。这份勇气是多么悲壮又是多么悲惨！ 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大致弄明白了，原来这个姑娘是和村里一个叫小九子的青年自由恋爱，但是她的父母嫌弃男方家兄弟多，家境贫困，坚决不同意，为让姑娘彻底死心，她的父母托人给她做媒，找了个在市里卖煤球的跛子，收了人家三千元彩礼，准备在阴历八月十六那天成亲。绝望的姑娘和小九子决定私奔，但那夜没走出半里路，就被闻讯而来的父母亲友堵截了回去，愤怒的亲友打折了小九子的腿，把姑娘拉回家中锁了起来。才过一周，姑娘就选择了自杀。 死去的姑娘并没得到彻底的解脱和安稳。她的死被其父母亲友视为是小九子的罪过，于是将她的遗体抬到小九子家中，逼迫小九子一家老小为姑娘的亡魂守灵三天，并将小九子家中的所有家具物件打烂砸碎，只差没拆掉房子了。当夜，小九子便喝了满满一瓶农药，紧抱女友的遗体，含恨而去。 这场巨大的悲剧发生在1988年的秋天。两条鲜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让我心有余悸。我恨死了农村；恨死了贫穷而愚昧的农村；恨死了那些因为贫穷和愚昧而麻木了的灵魂！ 也许就是那时候，我萌发了要逃离农村的念头。“死也要死到外面去！”我在日记里用力地写下了这行字。 【我心如刀绞，第一次觉得父母如此陌生和“歹毒”！我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逆反心理像野草一样在心里滋生——我一定要离开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家，与其被父母“卖掉”，不如自己出去闯荡。】 我十九岁的春节如期来临。因为母亲生病时的欠债没有还完，我家过了一个凄凉无比的春节。没有一件新衣服，一双新鞋子，甚至没有一点肉。一锅豆腐白菜炖粉丝就过了一顿年夜饭。 这一年，注定又是我家的灾年。同样是夏天，母亲旧病复发。居然是胆结石！真奇怪，切掉半个胆囊之后的母亲居然又长了结石。手术依然是在铁路医院做的，结果是，母亲得救了，但又欠下千元巨债！真正的雪上加霜。全家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窒息。挣钱还债，成了这个风雨飘摇之家的当务之急！ 也许上苍还是眷顾我的，就在我处于人生的黑暗之中时，他伸出一只引路的手，将我拉出了黑暗——就在我妈妈出院回家的第二天，本村有一个顶替父亲在上海宝钢工作的小伙子大川回家来农忙。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来串门，他说起了上海的种种繁华，以及一个新鲜而陌生的词汇——打工。大川告诉我，如今在上海打工的农民特别多，工作也遍地都是，随便找个洗碗扫地的活，一个月也能挣到上百块。天！那够我在破碎机上干两三个月了。“打工”这两个字，像两支小小的蜡烛，在我眼前慢慢燃烧起来。 从我来到小荆山的时候，就认识了大川，我们经常互相借书看，在一起扳手劲，还经常成群结队地去有电视的人家看《排球女将》。他家兄弟三人，他是老二。我们经常会听到他被脾气暴躁的母亲打得鬼哭狼嚎，哭过之后，爬起来又去耕地挑谷，16岁的他就像个26岁的男人一样干体力活，壮实得像头小牛犊子。大川18岁的时候，幸运地接替了他父亲的工作，去了上海宝钢，做了合同工人，也成了我们小荆山所有孩子羡慕的对象。听他回来说了上海的种种好处，我的心不安份了。 我跟父母说要去上海打工，他们一听就像炸雷一样跳了起来，继父首先表示强烈反对！在我们那个村，那时还没有一个女孩子离开本市，去那么遥远的地方找工做的。病中的妈妈生怕我一去不回，更是态度坚决地反对！一会儿抹泪，一会儿要找绳子上吊……家里又发生了一次鸡飞狗跳的激烈争吵。这回，我寸步不让：我出去挣钱还债有什么错呢？ 情急之下，妈妈居然说了句“大不了帮你选个好人家，订个亲，彩礼就够还债了”。天！那和将我卖掉有何区别？我心如刀绞，第一次觉得父母如此陌生和“歹毒”！我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逆反心理像野草一样在心里滋生——我一定要离开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家，与其被父母“卖掉”，不如自己出去闯荡。闯好了，就回来；闯不好，死在外面拉倒。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 我越想越悲壮，越想越激动：我要走！一定要走！我要去上海，那里一定会有我的一小块立足之地！我被自己的疯狂念头鼓舞着，一刻也不想在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里呆了。 我知道无法说服父母了，为了顺利离家出走，我选择了不辞而别！我和一心要帮我的大川“私奔”了！ 迄今还清晰地记得，我穿着一件肩膀上打了一块三角补丁的白的确良短袖衬衫，一条黑白格子的裙子，一双走路“咔咔”作响的塑料凉鞋，在那个无月的夜晚，我背上了五六年来写的14本日记，悄然离开了我生活了6年的家。在我和妹妹一起住的小屋里，妹妹隐忍地小声地哭着，她答应我在天亮之前一定不向父母告密。天亮之后，我坐的火车估计已经离开安徽省了。 我是一路走一路哭着的。我想着天亮时，还挂着胆汁袋的妈妈找不到我，该是怎样的悲伤；继父的大嗓门一定会把我的“私奔”丑闻在小荆山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可我除了一路洒下心情复杂的泪水外，已经顾不上父母的反应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义无返顾，奔向我渺茫而不可知的未来。至于未来是什么模样，我无从揣测。我的出逃就是在向命运挑战！向世俗挑战！ 上海，我能在这里寻找到自己失落已久的梦吗？ 漂泊在上海，风中扬起不屈的旗 漂泊在上海，风中扬起不屈的旗 【对上海的第一感觉，是新奇多于陌生，兴奋多于恐慌。上海，能接纳我这只不期而至的飞鸟吗？】 1988年8月17日早晨，我顺利地坐上了从芜湖到上海的火车。19元车费，8个小时后就抵达上海了。当我站在黄昏的上海火车站广场上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5元钱，我的胃里是半斤苏打饼干。大川一路上对我无微不至，比我大3岁的他像哥哥一样，帮我提着行李，带着我倒了三四趟车，终于在夜幕中到达他上班的宝山钢铁公司第十九冶金建设材料处。他在这里做木工。 夜幕下的上海有种神秘的美，那些璀璨的灯光、令人目眩的高楼和马路上奔驰的汽车，无一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与我擦肩而过。我不敢过斑马线，不敢东张西望，不敢开口说话。这是个天堂，身边所有人与建筑，汽车与树木都让我感到敬畏，感到它们的强大，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与卑微。 公交车上满耳都是我听不懂的吴侬软语，陌生人们个个都衣冠楚楚。我下意识地看看我的左肩，那里有一块三角形的补丁。好在是夜晚，没人会注意。但我依然感到那块补丁像打在我脸上一样，让我脸红心跳，让我不好意思。 对上海的第一感觉，是新奇多于陌生，兴奋多于恐慌。上海，能接纳我这只不期而至的飞鸟吗？ 我们在宝山区月浦镇下车后，大川提着我的行李，带我走进了宝钢的大门。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夜晚的宝钢宁静安详，宽阔的马路两边种满各种花卉。大川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宝钢是全国闻名的花园工厂，明天早上起来，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绿树和鲜花。” 到达大川的宿舍时已经晚上9点，他的宿舍里空无一人，宿舍里挂着四顶蚊帐，他说他的三个同屋一定是在电视房里看电视吧！那时正是食堂里卖宵夜的时间，大川放下行李，立即拿了两个搪瓷盆子，在屋外的水龙头上冲了冲，跑去食堂买来两碗肉丝面。那碗到上海后吃的第一顿面条，成了我记忆中最美味最难忘的佳肴。我一根一根地挑着面条吃，舍不得一口吞下。至今，我固执地以为，没有哪一种饭菜，及得上那一碗肉丝面。那一碗肉丝面的香味，在我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萦绕不去。 在吃面的时候，我忽然有种失真的梦幻感觉。昨夜，我还在妈妈的泪眼中为自己的去留而痛苦不堪，而今夜，却已身处千里之外的异乡，时空变幻，世事无常。我这一走，面临的将是怎样的人生呢？ 到达上海的第一晚平淡无奇，我在大川的安排下，住进了他宿舍后面一排的一间女生宿舍。那屋里有一张空床，我就在那张窄窄的单人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浅意识的睡眠中，始终摇晃着母亲伤心欲绝的泪眼和继父暴跳如雷的怒骂。我一定在梦中又哭又喊了的，要不，第二天一早起来，宿舍里那个四川女孩不会那样问我：“你夜里做噩梦了吧？又哭又喊的……” 我是在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歌曲中醒来的，那是宿舍区的喇叭在催促人们起床。宿舍区开始嘈杂起来。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清晨，陌生的空气中有种鲜亮的色彩，让我感到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梳洗完毕来到大川的宿舍时，他的三个同屋奇怪地看着我，大川笑着介绍：“这是我的老乡，叫美萍，想在上海找份工作，以后你们大家多帮忙。”他的同屋意味深长地笑笑，笑得我和大川的脸都红了。 我就这样在宝冶材料处的一个女生宿舍住了下来。来了才知道，工作并不像大川在家里说的那么好找，他托了好多本地同事帮我找，我理想的工作是能进工厂打工，任何工作都行。可一天又一天过去，一周又一周过去，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后来，大川的一个木工师傅好不容易帮我打听到宝山有个地方需要铲煤工人。我立即就想去试试，在家连石头都砸过了，铲煤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没想到大川坚决不让我去，说那是男人干的活，他宁愿每天下清水面条给我吃，也不让我出去吃这种苦。 我热泪盈眶。我的到来已经增添了他的巨大压力。材料处领导已经警告过他多次了，宿舍区里不准住非职工。实在没办法时，大川只好把我藏到了他的木工房里，好在是夏天，在地上铺张草席，点一支蚊香，他把我反锁在木工房里，这样我就能安稳地睡一夜。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到外面溜一圈，等到别人上班时，再从大门口堂皇地进来，给人造成我在外面住的假象。 也有惊魂不定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材料处保卫科突击查夜，因为宿舍区里像我这样的外来人还不少。那夜真是惊险，得到消息的大川飞快地跑到木工房，拉着我从窗户跳了出去，穿过杂草丛，爬过围墙，跑到不远的江边，好歹躲过了这次“浩劫”——如果被查到私自带着非职工在宿舍区过夜，是要狠狠罚款的。 白天，为了不招人眼目，我要么躲在大川的宿舍里不出来，要么独自翻过围墙，去江边发呆。我常常在江边的防洪堤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或一个黄昏。我时常远眺长江对面的崇明岛，和不远处的吴淞口，期盼来往的船只能停下来载上我，随波逐流到天涯……我常常在这种幻想中伤感莫名，可滔滔江水带不走我的忧伤。 【就在家中第9次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的时候，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姗姗来迟。在一家私人小餐馆做服务员，每月工资80元，包吃住。我喜出望外、心花怒放！】 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家里不断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后来从妹妹的来信中得知，我的私奔果然在小荆山闹得沸沸扬扬，继父逢人便说我的不孝，母亲则泪水涟涟、长吁短叹。她抑郁的心情直接影响到伤口的愈合，直到我离家一个月之后，她才去医院摘掉了那根挂在她腹部的胆汁管子。令我稍微心安的是，他们总算没去大川家吵闹，只是一遍遍写信要钱还债。 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川。他当时做木工收入很低，每月工资奖金加起来也就二百多元。原先他是每个月给自己家寄点钱的，我家的催款信来到之后，他二话不说，便每月从伙食费里再挤出一份，给我家寄去。 10月份的时候，家里又来信了，要钱还高利贷，连本带利近2000多元。我捧着信欲哭无泪。债务沉沉，何时才能还完翻身呢？大川安慰我：“别担心，有我呢！”我还是想哭，为他的话。 大川把那个月刚发的工资一分不少全寄给了我家，又找同事东挪西借了一点，还是不够。他把自己才买的40块钱菜票卖给了同事，又把单位“十一”发的两箱苹果和梨也卖了，总算凑齐了钱，给我家寄了回去。 那个月，我们整整吃了一个月的白水面条和馒头，最奢侈的是买了几包涪陵榨菜。大川是最不喜欢吃面食的，那个月吃得他面黄肌瘦，他喜欢锻炼身体。吃到后来，他连40公斤的杠铃都举不起来了…… 好容易挨到11月份，大川发工资了，先还了别人一部分。我们终于吃上了食堂的炒青菜，每次我都把菜汤喝得干干净净。后来打来饭菜，大川总要先把菜一分为二，因为我跟他说我喜欢喝汤，不喜欢吃菜。他不依，一定要跟我对半分。米饭很糙，青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我们嚼得很香，像是品味世界上最美味的佳肴。 天渐渐冷下来了，找不到工作，闲不住的我又开始写诗，写散文和小说。然后委托大川帮我带到月浦镇上寄出去。糟糕的是，我的作品要么是退稿，要么杳无音讯。给我退稿最多的是上海的《萌芽》。诗歌编辑孙悦不厌其烦一遍遍退稿又一遍遍鼓励。孙编辑不客气地说我的诗歌写得肤浅而幼稚，全是无病呻吟的感慨，或莫名其妙的忧伤。我大受打击，从此轻易不再写诗歌了。我把所有情绪全都倾泻在了日记中。 为了缓解我找不到工作的郁闷，每天晚上，大川便推着他那辆花20元买来的二手自行车，教我骑。在老家，像我这样快20岁还不会骑车的人是很罕见的。不是我笨，而是因为没钱买自行车。在宝钢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我不知摔了多少跤之后，终于稳稳地骑上了自行车。大川说，会骑车，也许会容易找工作一些。他像个无微不至的兄长，细心地安排着我的生活。 就在家中第9次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的时候，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姗姗来迟。在一家私人小餐馆做服务员，每月工资80元，包吃住。我喜出望外、心花怒放！80元啊，不用风吹日晒，是我在家乡需要砸近100吨石头、在破碎机上拉两个月翻斗车才能换来的。大川送我来饭店的时候，一个劲叮嘱我：“帮人干活，小心着点，如果有什么委屈，就去找我。” 说罢，他骑上车就走。我的心里涌动着感激的潮水——他是我生命中出现的第一双援救之手啊，是他将我拉出了血泪合流的苦难岁月，拉出了暗无天日的少年时光。如果不是他，我的人生也许会阴暗得无法想象。 【大年初一老板放了一天假，我去月浦镇给家里寄了点钱。到处是彩灯鞭炮，衣着光鲜的人群。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起千里之外的家，心一下子潮湿起来。】 开始工作了，我把这份工作看得极为重要和神圣。当时我天真地想，只要老板不撵我走，我就要一直在这里干下去。我对着天空长舒一口气：上海啊，我像一枚针，终于在你的领地上扎下来了。 上班第一天，我按照老板阿亮的吩咐，5点钟起床，然后骑上自行车去月浦镇的一家面店买30斤挂面。30斤面条压得我的自行车直晃荡，我上了两回自行车，两回都掉了下来。我泄气了，干脆推着车回去。没料到，一回饭店，迎面就见老板大发雷霆，因为我回来迟了，影响到店里做早餐生意。我战战兢兢地将面条搬进厨房，另一个服务员红妹刚刚从宿舍里拎着开水瓶慢悠悠地走过来，我觉得不公平，但我没敢吭声，我必须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要努力表现我除了不太会骑自行车之外，我心灵手巧，并不笨拙。那时已是凉意袭人的十一月，但我已经汗流浃背。一半是走路热出来的，一半是老板骂出来的。 有民工来吃早餐了，老板站在灶台边教我如何下面条，教我放味精和盐，叫我如何根据民工的口味需要，放不同的浇头。一个早晨过去，我已经学会有条不紊地同时下好几碗面条了，老板的面容多少和缓了些。到了上午九点，基本上没人来吃早餐了，我们才自己下一碗面条。老板娘吃大排面，老板吃三鲜面，红妹也吃大排面，而我，什么浇头都没敢放，就夹了一筷子咸菜。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牢牢地记着。 吃完早餐，就开始准备中午的饭菜了。已经在这家饭店做了两年的红妹只干切菜配菜的活。剩下的择菜、洗菜、传菜、洗碗等都是我的活。老板娘是主厨，老板是账房先生兼招呼客人。其它菜都好洗，唯有肥肠，让我恶心不已。老板教我，先用盐巴使劲搓洗一遍肥肠，然后再一根根反过来清洗，并把里面的息肉刮掉。然后再放在锅里用开水焯一下，开水煮过的肥肠臭气熏天，头发和衣服上都充满那些挥之不去的怪味。但我还得嗅着那些恶心的气味将肥肠从锅里倒出来，再一根根清洗一番……做过两次之后，我也习惯了这种味道，一个在餐馆做服务员的，还能讲究什么呢？ 我们的中餐是在下午两点半左右开始的，我早已经饿得头昏眼花，早上那碗面条早在脚不点地的穿梭中消耗掉了。老板娘炒了一盘咸菜肉丝，一盘青菜，一碗丝瓜蛋汤，这就是我们四个人的中餐。我很少去夹那些菜，既觉得不好意思，又觉得菜太少了，大家不够吃。我只能多吃饭。没想到，当我去厨房盛出第二碗饭的时候，老板娘发话了：“小赵，你的饭量不小啊！”我一怔，脸立马就红了。在家里，我就着咸菜也要吃三大碗米饭的，那时干着体力活。到了上海后，大川每次都给打四两米饭，我都吃掉了。 我和着眼泪，默默地扒拉下了那碗白饭。从那之后，我在老板的店里每顿只吃一碗米饭。有时干活实在没力气的时候，我就使劲喝水，可是喝多了又要上厕所，而公共厕所又有点远，次数多了，老板以为我在磨洋工，脸色也不好看。我只好连水也不敢多喝了，饿就饿吧！反正不会饿出人命来。 晚上，当我洗完最后一只碗的时候，往往已经是10点多钟了。当我回到和红妹合住的宿舍时，睡觉都懒得翻身，站了一天的腿脚酸痛不已，手指被洗洁精浸泡得发白，指节肿大。可想到月底就能拿到80元现钱，心情马上舒畅起来。这些苦累和在山上砸石头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个月做满了，我终于拿到盼望以久的第一份工资。因我洗碗时打碎了一只杯子，老板扣掉了5元钱，剩下的钱，我到月浦镇上的邮局给家里汇去70元，我还在汇款留言里自豪地写下一句话：这是我的第一份工资，挣的上海人的。生活仿佛向我绽开了久违的笑脸。虽是严冬，我却觉得有种春风拂面的惬意。 那一年的春节我没回家，我在老板的店里加班。因为附近的工地上有民工们在干活，老板的小饭店基本上就是靠这些工人支撑着的。 大年初一老板放了一天假，我去月浦镇给家里寄了点钱。到处是彩灯鞭炮，衣着光鲜的人群。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起千里之外的家，心一下子潮湿起来。一个人，对家再怨恨，但在某个特定的环境和时刻，还是会无法遏止地思念和牵挂它。家，就是一个人无论走多远，都能顺着脚印找回去的地方。家，就是一颗心无论飘多远，都会留恋地张望的地方…… 大年初一是我生日，我给自己买了一本崭新的日记本和一叠方格稿纸作为礼物。对于写作的梦，我从没放弃。 【我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奖金是个阴谋。我像条案板上的鱼一样奋力挣扎，将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响，老板见动静大了，才气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将钱扔在地上，咬牙切齿骂了句：“畜生！”】 我以为，这份服务员工作我会干很久的，因为我毫不容易才找到它。 没料到，半年不到，我却果敢地炒了老板的鱿鱼。首先是我实在无法忍耐老板要我把发臭的鸡头和发馊的面条卖给民工吃。有几次，我背着他扔掉了几根臭得不能闻的带鱼，他就暴跳如雷，骂我不会节约。他说用油炸一炸，还是可以卖给民工的。他还振振有词地说：“那帮穷鬼，他们也只配吃这些发臭的带鱼鸡头，好的他们还吃不起呢！他们身体结实，不会生病的。” 那一刻，我好想往这个唯利是图的上海小男人脸上吐口吐沫，我到底忍住了。我需要工作，我也斗不过他。我不想惹是非，只想安分地打工挣钱。 有一天上午9点多钟，有个经常来我们餐馆吃面条的本地男人来到店里，像往常一样，要一碗大排面。我认识他，好像就是后面的那家纸厂的工人。平时他来吃面条时，还喜欢没话找话跟我搭讪，但我从来没怎么理他。那天，我转身去厨房里下面条。没想到，那个家伙居然晃到厨房，趁我不备，忽然在我臀部摸了一把，一边说：“快点，我饿死了。”我一下子怒火中烧！我从来没这样被人侮辱过！我对这个轻薄的家伙怒目而视，脑子里急遽地思考着是否该往他的脸上甩一耳光。那家伙也许看出我即将发作，识趣地离开了厨房。可我怎么也无法咽下这口被轻薄了的浊气，我故意把面条煮得稀烂，并挑了块很小的排骨放在面条上。然后我端着面条，来到餐厅，故意“咚”地一声，把面条重重地放在这个家伙面前的桌子上。 显然，这个家伙被我的举止激怒了。他站起来，用上海话骂我服务态度不好。我正找不到地方发气呢，马上高声回敬他：“就你这种不要脸的色鬼，还配什么服务？”他恼羞成怒，端起面条要砸我。我顺手提起一只圆凳：“你敢砸我？试试？”坐在门口的老板和老板娘赶紧进来拉架。这是我来上海后第一次与人吵架，而且是和一个上海男人。我当时真被气坏了，嘴里乱七八糟地骂着“色鬼、不是东西、无耻的家伙”一边没出息地掉下了眼泪。 那个家伙从那之后再也没来我们餐馆吃过面条。事后，我抱歉地老板说：“对不起，我不该对顾客那么冲动。”老板然而安慰我：“这样的人，活该你这样对他。我们饭店也不在乎他一碗面条。”老板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温暖，几乎要感激涕零了，庆幸自己遇到一个是非分明的好老板，从此干活更加卖力。 我在这家饭店做到第五个月的时候，老板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先是红妹回江苏老家嫁人去了。于是老板又招了一个女服务员，我便被“晋升”为切菜配菜工，剩下的活归新来的女服务员做。老板私下里对我说，他觉得我干活十分尽心卖力，他要给我发奖金，我很高兴，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老板的欣赏和承认，毕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没想到，这家伙却另有所谋。有天下午休息的时候，新来的服务员出去给家里寄信，老板娘回家洗衣服去了，饭店里只剩下我和老板。当我正在窄小的配菜间里整理菜的时候，老板挤了进来，手里捏着两张十块的票子，说是给我的奖金。我坦然地接过来，没料到，他却顺势把我往怀里拉。我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奖金是个阴谋。我像条案板上的鱼一样奋力挣扎，将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响，老板见动静大了，才气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将钱扔在地上，咬牙切齿骂了句：“畜生！”这是我们家乡骂人最恶毒的话了。 老板讪讪地说：“这有什么？你太幼稚了，红妹不也要了奖金吗？” 我坚决地说：她要是她的，我不要。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这个饭店了。至于下一份工作，我相信我会找到的，并且会比现在的服务员工作更有发展前途。 月底，我义无返顾地炒了老板的鱿鱼。老板以加薪的诱惑挽留我，他以为二十块钱可以买动我卑微的尊严，他错了。 好在我决定辞工之前，已经在附近的村子里物色到一户农家废弃的厨房，主人家新盖了楼房，旧房子遗留了下来，以低廉的价格租给民工们住。我找过去的时候，只剩下那间拆掉灶台的厨房了，大约八平米，单独开门，房东以每月十五元的价格租给了我。并给了我一张竹床和一床破棉絮，这就是我到上海的第一个“家”。厨房离主屋有七八米的距离，隐身在一片小树林里，白天看起来很清静，晚上就觉得阴森可怕了。第一晚我没睡着，躺在床上才发现抬头可以看见外面的星光。 不知道那个小树林里隐藏着哪些喜欢夜间活动的小动物，它们一直在我的窗前门后弄出令人心头发毛的声响。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个无家可归的小动物，在别人熟睡的时候还睁眼想着明天的生活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想着，鼻子就酸了起来…… 【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大川得知我辞工之后，也非常焦急，他再一次发动所有同事朋友帮我找工作。不久，他们单位行政科陈科长告诉他：月浦镇有家服装厂正在招工，他让我去找一位姓潘的女副厂长，面试一下。我对如此七弯八绕的关系不太抱有希望，也不太相信好运会如此轻易地降临到我的身边。但还是去了。 但令我惊喜的是，这次面试却无比顺利。那是1990年5月21日，一个扭转我命运的日子。我来到了月浦服装厂，我直接来到厂长办公室，找潘祥芬副厂长。潘厂长是个亲切温和的中年妇女，她问我的年龄、学历和会不会缝纫。我如实说了年龄，因为有身份证作证。但在说到我的学历时，我耍了个小小的花招，我说我读到高中一年级，因为没毕业，所以毕业证也没有。至于缝纫，我说我在家学过用缝纫机绣花，会踩缝纫机。潘厂长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有种满意的表情。果然，她当场就说：“明天你就来上班吧，试用期一个月。” 那时候，正是这家服装厂蒸蒸日上的时候，四个车间排满电动缝纫机，坐满工人。除了小组组长、车间主任、质检员、后勤部门和厂领导都是上海人之外，分布在流水线上的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妹。据说即将与日本合资，所以才继续扩招流水线女工。与我同批被录用的三十多名女工在接受一周的培训后，将会成立一个新车间。能在一家正规的服装厂上班，这是农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 上班第一天，我又就把这份工作当成了永恒的饭碗。那时很天真，以为只要抓住了一个工作机遇，就会一生无忧。那时我真的相信了这句话：命运往往就在你生命的角落里徘徊，它不会挨家挨户地敲门，而必须你自己去寻找。 如今想来，如果没有月浦服装厂，我在上海的打工经历将是一片苍白。正如我若没有山上的砸石头经历，我的少年时光将没有任何意义一样。之后，在服装厂的七年时光，是我的人生彻底脱胎换骨、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现成的坦途，生活中也没有绝对的顺利一样——当我第二天正式踏进月浦服装厂的大门，开始我的缝纫女工生涯时，我充分领悟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上班第一天，我才明白，这份在我看来如此适合女孩子做的工作其实包含无数看不见的艰辛和劳苦。我们这些学徒工进厂伊始，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学会踩平缝高速缝纫机。但那种通过电压产生动力的机器并不容易控制，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脚尖一点踏板，它就呼呼飞转；脚跟一踩踏板，它就停下来。但是，在它飞转的时候，还要手上配合着缝纫，如果配合不默契，飞速缝纫着的针就有可能将你的手指扎成马蜂窝。 刚到服装厂，对服装一窍不通的我和其他外来妹没少挨师傅的责骂，负责培训我们这些新员工的师傅是个胖胖的上海男人，姓潘，我们都叫他潘师傅。也许是身为上海人的优越感使他对我们这些外来妹们充满鄙视。他对我们常常没有好脸色，一点小错就被骂个狗血淋头。每个外来妹听到他训话，个个都噤若寒蝉。 到厂里的第七天，潘师傅让我们每人缝一条童短裤，以检测我们的“技术”。可我不小心把前后裆缝错了，潘师傅拎起我的“作品”，胖胖的脸上挤满嘲讽：“侬穿裤子是不是也不分前后？外地人就是笨……”全车间工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脸上，我的脸在刹那间火辣辣起来，受辱的感觉烧灼着我的心胸。我想哭，也想反唇相讥，但我没有勇气。 最后我什么也没表示，只默默拆了裤片，重新缝纫。但心里却在咬牙切齿：“总有一天，我也会做师傅的，要让你也听我的！” 出人头地的念头从我的每根头发丝里冒了起来。 可是，才过几天，我就为学会缝纫付出了血的代价。那天，我正好好的在缝着衣服，潘师傅巡视了过来，在我身边停下，看着我缝纫。我心一慌，手脚的配合也乱了，忽然，指尖一阵刺痛，上下飞快行动的针扎进我了的左手食指，殷红的血滴在了布片上。我愣住了，疼和害怕让我不知所措。潘师傅大骂：“侬眼睛瞎特了？弄脏了布料侬要赔！” 我这才感受到疼，连着心脏的疼，无法形容那种疼！指甲上有无数个小针眼，其中一个针眼里扎着断了的针头……这种疼比在山上砸石头时砸破手脚要疼数倍，这时的疼不仅是十指连心的疼，更多的是被羞辱的疼…… 在医务室取针头时，久忍的泪水终于随着钻心的疼痛倾泻而出。医务室那个和蔼的女医生安慰我：“别怕，每个做缝纫的小姑娘都会被这么扎一次的，以后小心就是了。”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 生活不相信眼泪。哭过、疼过之后，我只能翘着包扎了的手指继续干活。因为生活不是可以随时按暂停键的影碟机，它也不可能停顿下来等待你的疼痛过去。 一个月后，我转正了。成了正式工，跟服装厂签了三年劳务合同。厂里将从工人的工资里扣满一千元押金。如果工人半途离厂，押金不退。 服装厂干的是流水线的活，按件计酬，多劳多得，加班加点是常事。为了多做些活，多挣点工资，我每天早上6点多就到了厂里，晚上10点多才回出租屋。有一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时，竟然遭遇了一次“蟒蛇惊魂”。 那年的七月，大雨下个不停，总是夜里下雨白天晴。马路上到处是积水，车间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姐妹们到处传说各自的家乡遭遇了水灾，最严重的据说是安徽。我的心提了起来，家乡的大水是每年都要发的，每年的大水都会淹没到我家的台阶。但家里没写信也没打电话来，估计问题应该不大吧。但是，也许因为发大水的缘故，一些令人见之发毛的动物也都活跃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已经快十一点，我开了门，照例先去床边拉灯绳。十五瓦的灯泡马上发出晕黄的光来。因为连天下雨，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泥土和稻草的霉味，这个废弃的厨房是用土墙和稻草堆砌的。接着，我转身去关门，就在我转身的刹那，我呆住了——门后的角落里蜷缩着一大团蠕动的“长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蛇，蟒蛇！它足有我的手腕粗细！蛇头隐藏在腹部，两粒绿豆一样的小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狡黠阴森的光…… 天啊，我最怕的就是蛇了。小时候赤脚走在田间小路上，哪怕看到一条死蛇，我也会吓得魂不附体、跳着逃跑的。这条大蛇的出现让我感到绝望！它会不会咬我？它有没有毒？我到哪里去找救兵？我想大喊，但已深更半夜，谁会理睬我？也许喊叫会惊吓到大蛇，它会向我发起进攻呢！我站在原地急速思考了半分钟，还是决定将这个不速之客友好地“请”出去。 我悄悄移动脚步，从墙边拿来长柄扫帚，谢天谢地，幸亏还是长柄的。我小心地、表示毫无恶意地用扫帚冲蛇晃悠，示意它离开。它开始蠕动起来，一团“长绳”开始松散。天啊！足有两米来长。但它没有向门槛那边游，而是顺着墙根往我床的方向游去。我急了，扫帚挥舞的力度大了起来，一边“去去去”地叫，那蛇停顿了一下，看看我，再转头看看门，门外黑黢黢的，是它喜欢的世界。它似乎明白了，掉转脑袋向门口游去。它没有越过门槛，而是从门槛下面一个洞中钻了出去。想必那就是它来的通道。那蛇顺着门外的墙根向树林里游去，窸窸窣窣的声响一路远去。我把门紧紧关上，一身冷汗。 那夜我基本没睡，病态地打开床头的纸箱子，一件件抖搂里面的衣服，生怕里面藏着一团小蛇。我又把床上的席子翻过来检查，还用扫帚的长柄把床下的鞋子一只只拨弄了一遍，虽然什么险情都没发现，可我还是睡不着，开着灯半梦半醒了一夜。 还是那个月，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我真正的欲哭无泪了！我把所有湿淋淋的衣服都堆在了床上，就那样守着一堆湿衣服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到处向工友们打听附近的村子有没有空房出租，终于在马泾桥问到了有一家。那还是一户农家，有一栋两层的楼房，想把楼下的一间偏房租出去，房租每月五十元。水电费每月各五元，总共每月六十元。我咬咬牙，租下了。然后我购置了简单的锅碗瓢盆，一个简陋的家随即诞生。 随后的6年，我就在这个小屋里度过的。它像个忠厚的长者，见证了我在上海的苦乐悲欢。 我终于有勇气给家人写信了。我信心十足地告诉父母：我永远都不愿意回老家生活了，等我在上海站稳脚跟，我会把你们全都接到上海来。我还保证，家里每个月都会准时收到我的汇款。 不知道父母接到这封信会有什么想法，我为自己的选择和信念感到骄傲。因为我必须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拼搏。 从进服装厂的第三个月起，我的业绩就开始扶摇直上，组长和车间主任都对我另眼相看。因为我可以早晨六点多就来上班，晚上十点多才回。除吃饭和上厕所，基本上没有时间被浪费，我一个人可以做两个人的活。每当上新的产品，我总要求做最难做的工序，比如上衣的衣领，裤子的口袋和拉链等等，因为工序越难，工分就越多。最多的一个月，我拿到了268元工资。每月在发工资那天，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飞奔到月浦镇邮局，给家里汇去五分之三，剩下的一份对付房租和伙食，一份买书，我所在的月浦镇上有一家“月杨书店”，我几乎成了那里的常客，我买大量的杂志期刊，研究它们的风格要求，我开始尝试写作。那是我一定要完成的梦。 虽然下班回来已经很晚，但我总要在泡脚时看看书，写几句诗，每晚总要熬到12点后才睡觉。那时年轻，熬夜根本不觉得很累，反而因为看了书，晚上睡觉都觉得很香。可以说，在那些独居异乡的日子里，是诗歌与书籍芬芳了我一个又一个孤寒无助的夜晚。 【我嗓门大，性子急，看到那些姑娘笨手笨脚的样子，十分恼火。有个姑娘走路和说话都是慢吞吞的，即使别人忙得火烧眉毛，她也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有时我气急起来，恨不能在她屁股上踹两脚。】 有一天，我写了一篇短文，让它震撼了整个服装厂。 受歧视，几乎是每个进城打工的农民们司空见惯的一种城市表情了。 在厂里，上海本地人一般是不把流水线上的外来妹们当成自己人看的。提到外来妹，眉眼和神态之间都会流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和蔑视。“你们外地人……”是上海同事的口头禅。 我学会了忍气吞声，那是一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厂里有位管质检的老师傅，也许是对我每月的名列前茅心怀嫉妒吧，他对我的工序检验得格外认真负责，扣分罚款毫不手软。而同样的小毛病，如是上海人所做的工序，那么只需返工修改即可，不会遭到扣分罚款。每当车间的广播里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去一趟质检车间时，我的心里便开始发毛，不是怕罚款，而是讨厌质检员对我特别苛刻的吹毛求疵。 1991年“五一”劳动节，厂里举行文艺晚会，我毛遂自荐，报名表演朗诵。车间主任问我朗诵什么作品，我说我自己写的。她狐疑地看看我，答应了。我有我的想法。 晚会是在食堂里举行的，三四百人挤满了偌大的食堂。镇里的干部和上海市服装进出口公司的经理都来了，和厂里的大小干部们兴致勃勃地坐在台下。直到上台前，我也没给任何人看我写的是什么。直到轮到我上台表演时，我一开口就让台下的所有人大吃一惊，我朗诵的题目是《你的歧视我不懂》。那是我代表全厂三百多名外来工写的，写出了我们对命运的不屈，也写出了对歧视目光的质问。 “我们是一群外来妹，我们来自遥远的农村故乡，希望在这个繁华美丽的都市里找到我们的栖息地……我们虽然出身低微，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我们是用辛勤劳动换取报酬、改变命运的，我们并非来此乞讨，请尊重我们，一如尊重你们的兄弟姐妹……”我不知道这些发自肺腑的语言是否能够打动别人，但是，从全场的静默程度来看，我多少打动了骄傲的上海人，或是震慑了他们。台下的大小领导都齐刷刷地看着我，他们的目光比较含蓄深沉，我看不清他们目光中的内容。但我看到前排几个外来妹眼眶湿润，她们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 这次朗诵让我在三四百人的服装厂里一下子成了“名人”，人人都知道我有点文墨了。潘厂长对我犹为赏识，亲自到车间鼓励我：“赵美萍，你好好干，厂里会有你的用武之地的。”知遇之恩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无论有没有用武之地，我都得好好干的。我得为自己干！ 后来，这篇小文章发表在了《宝山报》副刊上，我的写作欲望也开始蓬勃起来。经《宝山报》一位记者的介绍，我认识了钢铁研究所的一位刘金国老师，他把我写过的所有的小文章都要了去，先后在他主编的《钢研报》上发表，虽然每篇文章只有几元钱稿费，但我却感到了不小的满足和极大的自信。从此之后，一份心情或一个生活细节，都能成为我的写作素材。即使买一条鲢鱼做晚餐，我也会写一篇《红颜杀手》。看到每一篇手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那种成就感比上班拿工资还令人鼓舞。但与我的正式工作——流水线上缝纫工比起来，写作只能算是业余爱好。那时候的我，以为自己也许会做一辈子缝纫女工。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丫头，又没文化又没靠山，如果能在大上海站稳脚跟，做一名缝纫女工已经值得全家烧高香了。何况在当时，这家服装厂的前程看起来无限美好。 1992年5月，服装厂和日本一家公司合资，正式更名为“上海熊田时装有限公司”，所有服装加工后全部返销日本，以生产童装为主。厂里所有人都欢欣雀跃，这就至少意味着，工厂的前景会越来越好了。 合资后，厂里扩大生产线，又招聘了一批外来工，成立了新车间。而我，竟然有幸被厂里提拔为生产组长，后来知道，这是潘厂长力荐的。厂里共有四个缝纫车间，另外还有一个裁剪车间和一个包装整烫车间。每个缝纫车间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十四五个员工。以往，组长以上的干部都是上海人担任的。到我这一批，竟然破例了。 初次当上小头目，我又惊喜又惶恐，生怕辜负了头头们的期望。每天更是勤勤恳恳，带着刚刚招聘来的一批宁夏女孩，手把手教她们穿针引线，调整针距以及最基础的直线缝纫技巧。这些脸蛋被高原的紫外线烤得像涂了胭脂的宁夏女孩似乎比当初的我还要笨拙，刚刚初中毕业的她们玩心很重，根本耐不住刻板枯燥的流水线工作。一条简单的直线，她们之中有的人居然学了一个星期还缝得歪歪扭扭。有些女孩因为例假来了肚子痛，就要请假休息。稍一训斥，她们便眼泪汪汪。我便不忍心了，想起自己刚来厂里时，被潘师傅百般嘲讽，想到自己当时所受的委屈和愤怒…… 我嗓门大，性子急，看到那些姑娘笨手笨脚的样子，十分恼火。有个姑娘走路和说话都是慢吞吞的，即使别人忙得火烧眉毛，她也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有时我气急起来，恨不能在她屁股上踹两脚。 都是天涯沦落人。我对这批宁夏女孩格外用心地指导起来，我时常对她们灌输“笨鸟先飞”的道理。与日本合资以后，日方派来了一位专管质量的经理，叫石川光付。这位日本小老头工作态度十分严谨，每天都在满车间转悠，甚至会亲自指导员工们缝纫操作技巧。我们都听不懂日语，但是，他在缝纫机上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能心领神会。石川特意关照我：“教新手一定要耐心、细心，不要给她们的心理上增加难度。这样，她们学起来才会有积极性。”话是通过翻译钱先生转达的，我对这个善良睿智的日本老头敬佩不已。 一个月后，我带领的这支缝纫小分队开始进行正常的流水作业。小组和小组之间有时也暗暗较劲，比产量和质量。我对自己的小组充满信心，我更想借此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想出人头地，机遇是关键。 【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一次，厂里接到一批急单，五百套儿童套装必须在三天内完成任务。其他小组都没敢接，正好我们小组上一批的活儿已经接近尾声，我主动向车间主任要求接下这批急单。我以极快的速度封好样（先做一件样品，送交质检部门检验），顺利通过质检，然后迅速启动小组流水线，抓紧时间赶工。第一天晚上，我带领小组的姐妹们一直干到11点才下班。第二天晚上也干到11点。到了第三天晚上，还有一百多件的半成品没有完成，而第四天上午必须整烫包装出货，航空运往日本。如有延误，便得按照合同赔偿客户的经济损失。 只有加通宵了。夜里，整个车间只有我们这个组还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干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又饿又累，眼皮直打架，有几个姐妹实在熬不住，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我也困啊，连续几天的疲劳早已严重透支了体力，但我又不能趴下。我只好搜肠刮肚地讲笑话，惹大家发笑，我还要求每个人都讲笑话，用笑话驱散疲劳，振作精神。小组里有个叫小芹的四川女孩用方言给我们讲了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瞌睡虫都被惊飞了，缝纫机重又响了起来，像一首高亢的打工之歌唱响在黑夜里。 望着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体会我们相依为命的打工生活，我忽然觉得，世界上并非只有我不甘安于现状的，每个走出山村，走出家乡，走向都市的农村女孩，她们都很勇敢，她们都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大都市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打工一族，才变得多姿多彩，丰富美丽的。 熬夜的时候才觉得长夜漫漫，随着手表的指针一圈圈走过，窗外渐渐由暗到明，由明到亮，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从窗口照在了一张张苍白疲倦的隔夜脸上。而我们的任务也已完成了，大家都围拢在质检台前，打着呵欠，修剪着线头。 已经陆陆续续的有工人来上班了。令我惊讶的是，石川先生也一早来到车间，他是不放心我们能否完成任务。当他看到质检台上堆着如山一样的成品服装时，脸上漾起了满意的笑容。接着，他又用手比划着问我们吃了早餐没有，大家都疲倦地摇着头。石川先生转身就走了出去。 没想到，过了一会，石川先生和他的翻译钱先生提了满满两袋面包和饮料来到车间，让我们赶紧洗手，到走廊里去吃点心。对我们来说，加班赶工是常事了，但从没遇到过老板给员工买点心的好事。石川先生的做法令大家都很感动，更惹得其他车间和小组的员工们又羡慕又嫉妒。 后来钱先生告诉我，石川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他被我们这个小组员工的敬业所感动。他说在厂里这么久，第一次发现我们这个小组的员工如此敬业，这是很多上海员工都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也许就是从那时起，石川先生开始对我这个外来妹青睐有加。 通过这次加通宵，我也明白了一个职场规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敬业。唯有敬业，才会被人赏识敬佩，更能显示一个人的职业道德，也更能树立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那是1992年初秋，我用执著和自信在这家蒸蒸日上的服装厂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这是我的舞台，也是我的阵地，更是我不断向上攀登的台阶。每一层台阶都有不同的风景，我要一级级攀上去。此时，我的打工目的已经不是养家糊口那么简单了，我有了更高的愿望。 这个时候，当初我进厂时拿着我缝错的裤片对我冷嘲热讽的潘师傅已经退休了，他没看到我当上组长，没看到我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不过这已经不重要的了，我在心里依然感激他在我一进厂时，就狠狠刺痛了我的自尊。否则，我也许没这么快就扬眉吐气的。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由此我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行，往往不是我们真的不行，而是因为别人说了我们不行。如果我们坚信自己行，就一定会行！ 【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也许她们心里依然不服气，但还是必须听我的指挥来做。】 每天中午打铃下班时，花花绿绿的姑娘们像一群蜜蜂一样嗡嗡嗡地从各自的车间里飞出来，有的还没摘去白围裙和白头巾，噼哩啪啦地飞跑向食堂，去排队买饭菜。而我，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抢先吃饭，而是先去门口的传达室，看看有没有我的信。每天上午十点多钟，邮差会来送一次信。 好像整个厂里就数我的信最多。以至于看门的张师傅总是会特别照顾地把我的信放在抽屉里，等我去时一并拿给我。那些信，多数是杂志社或报社的退稿，也有一部分是文友们的信。那时我最喜欢看《台港文学选刊》、《上海文学》、《知音》、《女友》等杂志。每月发了工资，在去邮局给家里寄钱时，总要去“月杨书店”买回几本，晚上下班后无论多晚，都要读一小时。那时的杂志上有很多文友、笔友的交友信息。有些发表的文章后面，也署着作者的联络方式。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很多文学爱好者。其中不乏以后的作家。 我就是从《台港文学选刊》上认识福建的楚楚和浙江的王立的。喜欢楚楚，是因为她绝美的散文。那时的《台港文学选刊》的封二总是有一幅脱俗而优美的风景照片，上面由楚楚配着优美到极致的散文。栏目就叫《行走的风景》，我疯狂地喜欢上了这个栏目，每月都给楚楚写信，她偶尔也回。寥寥数语，却温热了我的心。 而浙江的王立，我却对他敬佩到极点。我是在《台港文学选刊》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散文，才知道他和我一样，因为家境贫寒，没读什么书，他也没按照父亲的指点去街头帮人修皮鞋，而是拿起笔，在人们的白眼和不解中锲而不舍地写起了文章。他的文笔自然比我好了不知多少倍。那时，才二十多岁的他已经是嘉兴市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我只有佩服的份。 王立的字写得极美，我的每封信他都耐心回复，我的每篇习作他都仔细批改。有一次，他在回信中夹了一张《嘉兴日报》来。在副刊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写的那篇千把字的散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居然在王立的推荐下发表了。那是我的第一篇被印成铅字的文章，应该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我像范进中举一样欣喜若狂，把报纸拿给许多同事们看，在车间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如果说那次“五一”节趁机朗诵自己写的《你的歧视我不懂》，让全厂上下知道我有些“墨水”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更证明了我还会写作。 这篇短文的发表大大地鼓励了我，它像一盏灯，照亮了我想走的那条路。 以后写得越发勤奋。不管下班多晚，总要写上那么几页纸的。那纸是我趁着休息时到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方格稿纸，纸面滑爽，蓝色圆珠笔写在上面像溜冰鞋轻巧地滑过冰面，干净顺畅。思维也像潺潺流水，一气呵成，顺着笔尖不停流淌。 那时的写作苦到极点，冬夜怕冷，就坐在被窝里，腿上垫着厚书埋头写，久而久之，脖子和腰背都酸疼酸疼，右手还长了冻疮；夏天，穿上长衣长裤对付蚊子，不但捂出了一身痱子，汗珠还常常在写作的稿纸上落下一滩水印。 1993年，我的一首小诗《嫦娥》经《萌芽》的沈刚编辑推荐在《上海侨报》上发表了，我得到了生平的第一笔稿酬——5元钱。我把这笔钱仔细地放在笔记本的夹层里，从未舍得用掉。对我，这是个美丽的纪念。 接着，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头条刊发了我写的《母亲、铁锤、石头》，拿到了120元稿费。这是我第一次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这更奠定了我要向文学进军的信心。 【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打工，永远是合着血泪与艰辛的两个字眼。这年冬天，就在春节即将临近的那几天，我的身边发生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厂里有个打工妹因加班太晚，回家时遭遇车祸而死！ 这个不幸的打工妹叫陈花娇，28岁，来自四川比较贫困的南部县农村。我们曾在一个小组做过同事，经常在一起说笑，她干活很麻利，每月的工分都是车间里的前几名。她和做泥水匠的丈夫在上海打工两年了，一心想挣点钱回家盖新瓦房，家里还有个6岁的女儿，眼看要上学了，学费也得挣回去。冬季的泥水活并不多，因此花娇的丈夫准备早点回家过年，他要妻子花娇跟他一块回去。花娇说，厂里活很忙，不到年三十都放不了假，如果提前走，一年的年终奖就泡汤了。丈夫很固执，坚持要花娇跟他一起走，火车票都买好了。花娇只好去跟厂里请假，车间主任不准。花娇无奈，只好去退了一张票，叫丈夫先回。丈夫很恼火，临走怨恨地对花娇说：“你这次不跟我一起回去，那你就永远不要回去了。”谁知，这气句话竟成谶语。 花娇的丈夫走了之后，为了多挣点钱，花娇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过厂门口黑黢黢的公路，回她的租房去。 那是一个无月的夜晚，将近11点的时候，花娇才出厂门。寒冬腊月，路上行人稀少，虽然这是一条二级公路，但是厂门口却有很长一段没有路灯。宽阔的马路上偶然有一辆车心急火燎地驶过去，留下一股灰尘和噪音。 那天晚上，花娇一定是加班加得头昏脑胀的，耳朵已经被车间里缝纫机的轰鸣震得呜呜作响，否则，她不会听不到呼啸而来的那辆卡车，它像一个巨大的鬼魅，风一样裹挟了她瘦弱的身子，把她连车卷进了飞速行驶的车轮之中，肇事车辆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等到有人发现花娇的时候，她已经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头部汩汩冒出的血液已经在寒冷的夜风中逐渐凝固了，失去所有血液的她全身冰凉，没有一丝呼吸……发现她的人看到她躺在离我们厂不远的路面上，于是将情况告诉了门卫。门卫赶过去一看，花娇已经面目全非了，但她身上穿的那件厂里统一发的红黑相间的棉衣，说明她就是厂里的女工。她那已被压扁的自行车的车篮里，躺着一张考勤卡，于是人们知道了这个不幸的女子名叫陈花娇。 28岁的花娇就这样死了。死在1994年春节来临前几天。当她的亲人跌跌撞撞地从老家赶来时，花娇已经孤零零地躺在宝山区医院的太平间了。她6岁的小女儿和60多岁的老父母都来了，在厂里哭得惊天动地。只要有人拿颗糖给那个孩子，那孩子便抹了眼泪，有滋有味地吮起糖来，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看得人心酸不已。厂里后来召集了募捐，厂里的每个人都往那个用红纸糊起来的募捐箱里塞了钱，我塞进去五十元。厂里出于人道主义，给了花娇的家人几千元抚恤金，花娇的家人便拿着这笔钱，捧着花娇的骨灰盒回四川去了。 这件事情给我触动十分的大。我和花娇虽不在一个车间，但曾在一个小组里呆过，我们还曾一起去月浦镇看过电影。她念念不忘她的女儿，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挣钱供女儿读书，让女儿将来脱离农村苦海。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起她尖瘦的脸和单薄身子，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也是因为花娇这件意外事件，我决定回家过春节。这是我离家出走之后第一次决定回家过春节。以前的春节一直没有勇气回去，但是，花娇的离去让我领悟到了生命的无常与脆弱。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延续多久，不知道在生命戛然而止时会有多少遗憾留下来。 大年三十那天，我还是回家了。给家里的每个人都带了礼物，我给父母各买了一套棉毛内衣，给妹妹买了一件漂亮的棉衣。那个春节过得少有的温馨。继父很自豪地逢人就夸我的能干，把我带回去的香烟四处散发。而我每天呆在家里，非常不愿意抛头露面，因为那年的离家出走曾被村人作为“私奔”话题传得沸沸扬扬，自尊依然有点难以接受。在家里呆到第三天的时候，父母为一件小事情又开始了唇枪舌剑，吵得鸡犬不宁。我的心渐渐凉起来，我知道自己该走了。 临走的时候，妹妹可怜兮兮地问我：“姐，你能带我去上海吗？”我说那里很苦的，你能吃苦吗？妹妹说，吃再多的苦我都不怕，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吵架时那种可怕的嘴脸。妹妹的话让我心酸，为父母而心酸。如果连自己的子女都不愿意呆在身边，争先恐后地要离家出走，做为父母，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呢。但我们的父母永远不会想到这一点。 于是，我把妹妹也带到了上海。父母倒没什么意见，他们只关心我们每月能给家里寄回多少钱。 我把妹妹带到厂里，把她安排到一车间四组拷边。有了妹妹的陪伴，我不再那么孤单了。写作也更为勤奋。此时，我开始把写作当作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个月后，我终于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 1994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征文消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举办“打工在上海”征文，我决心一试。我想起了花娇，用两个晚上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我点出了写这篇文章的主题：金钱固然重要，但生命更为可贵。虽然我们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没有了生命，任何梦想都将灰飞烟灭。 然后，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用挂号寄给了“打工在上海”征文组。接下来就是盼望了。我对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觉得自己写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状态，并且饱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读了这篇文章都会唏嘘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娇》最后获得了一等奖。我得到通知，将在上海老八仙桥饭店领奖。我准时去了，辗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征文的评委们都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的资深编辑或总编，还有沪上知名作家。参赛的作者有大部分是报社记者或通讯员。像我这样来自车间一线、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是唯一的。 颁奖过后，当时还在上海电视台《文化风景线》做主持人的和晶在现场采访我，和晶问我：“你是高中毕业出来打工的吗？”“不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话音一落，当场很多作家、记者先是愕然，既而为我热烈鼓掌，那些掌声让我泪眼朦胧。我在他们的追问下，简单地说了自己来上海打工的经过。人们频频点头，我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到了欣赏和赞许。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上海人的承认和赞扬。我低着的头开始自信地昂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的征文获奖，奖金200元。不久后，《花娇》便刊登在了《上海故事》杂志上。该杂志副总编辑蔡鹰扬老师对我说：“小赵，你让我们上海人汗颜。如今多少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呢！你倒好，不仅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能写一手好文章，好好写吧，你会成功的。”后来，蔡老师自己写了本书，把我的故事写进了他的书里。 也就是从1994年起，我的写作生涯正式开始。当时比较喜欢看《知音》、《女友》和《现代家庭》等杂志。那些杂志里刊登的活生生的家庭生活故事激荡着我，我想：发生在我家的故事够复杂坎坷的了。那是多么好的写作素材！ 经过一番酝酿之后，我鼓足勇气，以母亲半辈子的不幸遭遇为主题，写成了一篇《妈妈，别哭》，邮寄给了《现代家庭》的林华编辑。没想到，过了半个月左右，我收到回信，我的原稿夹在里面，我心里一冷，以为又是退稿。但是，我打开一看，立即惊喜交加——林华编辑给我回了一封短信，让我重新修改一下文章，她还在我的原稿上提出了修改意见，有的错别字也改正了过来。捧着自己的原稿，我竟然有点想哭。希望在燃烧了！ 我很快满怀激情地改好稿件，转乘了好几路公交车，亲自送到了《现代家庭》杂志社。可惜林华编辑当时不在，我只好把稿子交给了其他编辑，他们答应我会转交给林华。接下来就是忐忑不安的等待了。那些日子，做梦都是捧着新出版的杂志，范进中举一样狂奔在路上…… 两个月后，我终于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我欣喜若狂，一口气买了5本杂志，欢天喜地地跑回住处，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读一边流着喜极而泣的泪水…… 两个月后，我的另一篇《继父，也是父亲》又在《现代家庭》上发表了。这是一篇散文，写得很美，很情真意切。每个字都是饱含泪水撰写的。 这下，全厂所有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了。我从女工们眼里看到的是佩服，从上海人眼中看到的依然是不屑。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任何目光都改变不了我写文章的激情。有梦不觉人生寒！ 【我在厕所里呆了足足有10分钟。本来我想哭的，但是没有眼泪。心里窜来窜去的就是愤怒。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厕所里，我再次发誓：我一定要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 但我没想到，厂领导也因此对我刮目相看。 1994年秋天的一天，潘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吓了我一跳，她开门见山地说对我说：“赵美萍，你很聪明，又很能干。你在厂里三四年，一直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现在厂里决定调动你的工作……”我的心“怦怦”跳动起来，不知道有什么好差使落在我的头上。 “厂部研究决定，把你调到技术部做技术员。你也知道，金科长要生孩子了，现在技术部只有一个技术员，忙不过来，这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你这么聪明，很快就是适应的。” “我……我恐怕不行吧。我不懂日语，从来没看过设计图，又没在技术科实习过，万一出了差错……”我胀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这些你不要担心，石川先生会指导你的。”潘厂长鼓励我，“随着工厂规模的不断扩大，厂里决定培养有文化的后备人才，第一个就选了你，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呢！”可不是么，进技术科不仅意味着不用加班加点，好歹还是坐办公室的干部呢！ 我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新的任命，硬着头皮坐进了技术科办公室，硬着头皮看起了日文技术资料。 在服装厂里，技术科是重要的中枢部门，所有的技术和质量要求全由技术员说了算，技术员是根据客户设计的服装图纸和质量要求，布置操作工艺流程的。有一点差错，便是技术员的责任。尤其是日本人，对童装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比如是格子面料，拼缝处横格一定要对齐，相差不得超过半毫米。订纽扣的位置有严格尺寸，并且随着服装尺码的大小，纽扣的间距会不一致，甚至纽扣的数量也不一致。各种服装辅料更是五花八门，看得人头昏脑胀，眼花缭乱。一不小心，配错了辅料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不仅要重新返工，还浪费很多辅料，并会影响交货时间。 刚进技术科，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图纸到样板，每一样工序、每个步骤都认真地核查，小心地写工艺流程操作单，生怕出半点差错。好在石川先生十分关心我，每天都到技术科转转，看我有没有问题要请教他。翻译钱先生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后，我每问一个问题，石川先生都会认真耐心地为我讲解，边讲解边画图。我的领悟力还比较强，很快把简单的日语图纸看明白了。那时我跟的单子是金科长以前跟的日本“今时亚洲”公司的订单，订单是通过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转来的。熊田时装公司实际上是由日本、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和月浦服装厂三方合作的。 一开始当上技术员，除了厂领导之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表示不信任。 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肖小姐是“今时亚洲”公司的跟单业务员，也就是我的“上家”。在业务上，我与她直接联系。有一天，肖小姐来厂里“视察”生产情况，潘厂长将我叫到办公室，介绍我与肖小姐认识。肖小姐是地道的上海市人，她上下打量我一眼，用上海话问潘厂长：“伊是个外来妹啊？”她也许不知道我已经能听懂八九成的上海话了。潘厂长郑重地告诉肖小姐：“小赵是我们厂里百里挑一的好苗子，聪明肯干，认真心细，我们有意培养她。”肖小姐摇摇头，翘着下巴，眼睛并不看我。于是，我识相地先行告退。我不会傻到要亲耳听别人对我不恭的评价。 我刚一出门，肖小姐尖刻的话就从门里迫不及待地传出来：“看伊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怎么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呢？要是出了差错，阿拉负不起责任……” 我的怒气从脚底升起来，一路窜过心脏，怒火烧得我面红耳赤，几乎每一根头发丝都受到影响，麻酥酥的立在头上，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怒发冲冠。什么叫狗眼看人低，这就是！ 但我无法发泄。我冲上楼，在二楼我转身进了旁边的厕所，用脚使劲踢了几脚厕所的门，那门无辜地“咣当咣当”发出巨响，剧烈地一开一合，像是抗议我的虐待。我在厕所里呆了足足有10分钟。本来我想哭的，但是没有眼泪。心里窜来窜去的就是愤怒。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我再次发誓：我一定要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 【那时我年轻气盛，一生气，脸会红到脖子，真想冲上去，给那无中生有者一个结实的耳光。但我还是忍住了。当你被狗咬了一口，难道一定要去咬狗一口吗？】 肖小姐再在潘厂长的陪同下来到车间时，我已经平心静气地在二车间三组给员工们上技术课。我的操作工艺单写得十分详细，连拼缝都严格要求到三公分必须十三针。我知道有些女工图快，有时会擅自调整针脚间距，因为是暗缝，有时会很容易蒙混过关。所以我对一些容易使员工偷工减料的部位要求尤其严格仔细。 我刚讲解完，有个老资格的上海女工凑到我面前，问我这件产品裤腰处的橡皮筋接头如何接法？她认为按照我的要求，橡皮筋接头一定会扭曲，无法做平整。我也不解释，直接走到她的缝纫机前，拿过一件裁剪好的新产品，亲自示范起来。两分钟不到，平平整整的裤腰接好了。我顺势又在滚筒上把裤腰的橡皮筋缝好，裤腰总宽度三公分，中间两根0.8厘米的橡皮筋，平均各间距一公分，三条直线，不偏不倚，接线在左侧腿缝处。缝好后，我把裤腰从滚筒上取下来，在手里揉揉，因为刚从滚筒上拿下来，有可能尺寸会被绷大。揉一揉，会使橡皮筋回到原来的尺寸。接着我用尺子量了量，和操作单上的裤腰尺寸丝毫不差。那个上海女工讪讪地站在当地，没有人再向我发问。 我看到肖小姐站在人群之外，不动声色地听着。我在心里冷笑：有你佩服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地狗眼看人低！ 自我当上技术员，与肖小姐类似的嘴脸我见得多了。有时我走到车间，总能听到这样的议论：“一个小学毕业的外来妹，还人模狗样的坐进办公室，凭什么啊？能写几篇狗屁文章就了不起啊？”有人说：“还不因为长得漂亮，没看到日本人老往技术科跑呢……”那时我年轻气盛，一生气，脸会红到脖子，真想冲上去，给那无中生有者一个结实的耳光。但我还是忍住了。当你被狗咬了一口，难道一定要去咬狗一口吗？ 在下车间布置任务、讲解操作工艺时，那些组长、质检员的神态和目光充满不屑。有的会当场刁难，问我一些没想到的问题，或者在我制作的工艺操作单上吹毛求疵，说我制作的工艺不合理，质量要求太严，或者指责我计算的辅料，比如线和粘合衬不够用等等。无数的问题向我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一开始，我还向她们解释，但是，我发现，我越解释，她们越反驳，唾沫横飞，越说越有劲，我知道她们是在故意刁难我。在我做工艺流程表之前，我已经亲自监督打样间的师傅做好两件样品，并寄往日本客户，只有得到客户的意见反馈和确认后，我才布置生产的。既然打样间的师傅可以做到，既然已经得到客户的确认，就说明我制作的工艺流程是对的。 日方经理石川先生特别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他多次通过翻译安慰我：“米卡（萍的日文，意即水中花），没有什么比实际能力的展示更有说服力了。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相信自己，就是成功的关键。” 这番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是啊，过去那么多苦难都经历了，这点波折算什么呢？别人的嫉妒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并不能使我失去什么。苦难其实是最好的大学，只要你不被它击倒，你就能成就你自己。 此后，再面对那些挑衅的目光，我不再辩解，而是亲自坐到缝纫机上，拿起裁剪车间已经裁好的半成品，亲自操作起来。三年缝纫流水线，已经使我能够相当流畅地做完每道工序了，否则也做不了组长，做不了技术员。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和怀疑的眼神。也许她们心里依然不服气，但还是必须听我的指挥来做。实际行动比什么都说服力。 【我无地自容。恨不能立即夺路而逃。空前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像要把我逼进深渊里去。如果客户要求索赔，我就成了全厂的罪人了。我的眼泪已经没出息地掉落下来，在我面前的水泥地上溅出小小的湿痕。一滴又一滴。】 1994年10月，我的名字和照片上了《上海青年报》的头版，我是作为国庆焦点人物被推出的，标题是《外来妹当上上海白领》。我不知道那个记者是如何知道我的，她是个与我年龄相仿的上海女孩。采访我的时候，她对我的身世和经历的苦难几乎难以置信。她瞪着漂亮的大眼睛一遍遍问我：“真的吗？你真的吃过那么多苦吗？你有没有痛恨过命运的不公？”我说：“痛恨有什么用？比如你跌进一个坑，当你身边没有一双拉你爬上来的手时，你只能自己想办法爬出那个坑，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对我来说，经历是一笔财富，它磨炼了我的生存意志。” 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前路上，是否会有让我爬不出来的坑等待着。 每天上班最令我提心吊胆的，就是想着在工作中千万别出什么技术性错误，否则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尽管一再的小心，还是有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一天早上刚上班，一份来自日本的传真就放在了技术科的桌子上。我拿起一看，不由惊出一身冷汗来。传真已经被钱先生翻译过了，上面用红笔触目惊心地写着：A1305款女童衬衫的纽扣钉错！100—110CM尺寸的应该是5粒纽扣，120—130CM尺寸的应该是6粒纽扣。但这批已经交货的女童衬衫却全部是5粒纽扣！ 怎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呢？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这可是技术性错误，如果属实，对方一定会索赔的！ 这时，石川、厂长和钱先生等人都来到技术科，厂长脸色铁青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恨不能要哭出来，心乱如麻地翻出已经装进档案袋的那批童装的技术资料。仔仔细细地看过资料后，我渐渐松了口气。没错啊，客户发过来的操作资料以及辅料配料表上，都清清楚楚地标着从100—130CM的尺寸全都是5粒纽扣。我又查询客户发来的辅料总数，没错，也是按照每件童装5粒纽扣计算的，除了放了损耗余地之外，没有多余的纽扣了。 厂长的脸色稍微和缓了一些，她把质疑的目光投向石川先生。石川仔细地看着传真，再看看资料图，也是一脸不解。思索了一会，石川对钱先生说了一句话。钱先生对我说：“石川叫你把排料图纸拿出来。”我拿出图纸，几颗脑袋都凑在了图纸上。石川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地查看着。忽然，他拿出120—130CM的图纸，指着上面对我叽里咕噜地叫起来。我仔细一看，天！图纸上明白地标示着打眼和钉纽扣的位置，是6颗！如此说来，客户也有错，他们的图纸和操作资料关于纽扣的数量不相符！ 我心里多少有些释然。是客户错在先的。我没想到，石川先生还是冲我发起火来，这个平时一脸慈祥的老头此刻脸红脖子粗地冲我叫着：“即使客户有错，你也该看得出来的。难道你没仔细看图纸？你在布置生产之前，应该及时地发现客户的错误，并且反映出来，这样，客户也会有更改的机会。但你将错就错，导致现在120—130号码的童装在日本卖不出去，就因为纽扣间距太开。客户也是人，不会没有一点错，你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应该处处把关！否则要技术员做什么？” 我从来没见石川先生发这么大的火。委屈、沮丧、害怕像一道道绳索将我越缠越紧。我低着头，满面通红。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三面玻璃的技术科外面游移着各种目光。我知道，那些目光里包裹着无数的幸灾乐祸。 我嗫嚅着对石川先生说：“对不起，我没注意。我当时只看了前面两个尺寸，又核对了一下辅料，发现没什么问题才安排生产的，没想到……”厂长厉声地打断我：“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如果多说几句对不起能让客户不索赔的话，我宁愿说一百遍！” 我无地自容。恨不能立即夺路而逃。空前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像要把我逼进深渊里去。如果客户要求索赔，我就成了全厂的罪人了。我的眼泪已经没出息地掉落下来，在我面前的水泥地上溅出小小的湿痕。一滴又一滴。 “哭有什么用？你给我想办法弥补损失吧！”说罢，厂长拂袖而去。 石川先生翻了一会资料和图纸，然后将这些可恶的东西全带走了。门被他们带上的一刹那，浑身发软的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我将头埋在臂弯里无声地痛哭起来。我哭，是因为害怕和自责。一心发誓不能出任何问题的我，怎么就会如此粗心呢？我恨死了自己的粗心！如果我能及时发现客户的错误，如果我能防患于未燃，如果我不是技术员……可现在再多的如果都没有用。 那一天，我没吃一口饭。一是没心情，二是对自己做个小小的惩罚。忐忑不安的心一直沉在深渊里。 【走在街上，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感觉自己除了口音之外，已经不像个外地人了，这样一想，又有几分得意。总算在这个排外的城市里站稳脚跟了。】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上班，一看到公司的大门，就感到一股压力扑面而来。不知道今天会面对什么情况，不知道石川先生和日本客户交涉得如何了，不知道我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曾有算命的说我命中有贵人相助。不知道石川算不算我命中的贵人。第二天上班时，钱先生喜滋滋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日本客户决定不索赔了。一切都是石川先生的功劳。是他和客户据理力争，阐明对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纽扣数目都不对，才导致生产错误的。对方该负主要责任。 日本人有时还是比较谦和的。对方意识到自己错在先，便主动承担了责任，还向我公司发来传真道歉。 一切雨过天晴。 经此波折，我更加小心翼翼起来，每接一批活儿，都是先把图纸和资料对照一遍，再把面料和辅料检查一遍。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我不允许自己同样的错误犯第二次。这就是我倔强的个性！ 自从“纽扣事件”发生之后，我的心里始终存着一块羞耻的阴影。过了两个月，我用一件“对格事件”多少挽回了一点做技术员的尊严。 这次，客户来的面料是像苏格兰男人穿的裙子一样的格子面料，斜纹的。客户要求所有拼缝都要格子横格对齐，斜纹向左为正面。这种单子我曾接过，也算驾轻就熟了。 在面料裁剪前，我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指导裁剪人员要对格子摊布。在摊布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忽然有种第六感觉——客户的面料够了吗？有没有放对格子所需的损耗余地？因为按照常规，所有面料都需要放百分之三的损耗余地。如果需要对格，格子面料的损耗就更大。格子越大，损耗越多。 要在以往，我会忽略计算面料的，因为客户是根据订单数量发放面料的。但这次，我不知道为何，忽然想要计算一下面料够不够。也许是冥冥中有种意念在指点着我吧。我来到仓库，找到面料数据一看，脊背上又出了一层汗，面料果真有问题——客户根本就没有按照对格所需要的用料计算，而是按照一般排料图计算的。如此一算，至少少了百分之十的面料！ 我怕自己算错了，连续计算了三次才确认自己没错。我连忙让裁剪车间停止工作，立即跑到办公室找石川先生反映情况。他一听十分惊讶，以往我们也生产过格子产品，但客户从来都没少计算过用料。但当石川先生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检查了对格情况，再查验了一下客户的实际来料后，他额头上的汗出来了——如果我没及时发现这个情况，裁剪车间一刀裁下去，到后来才发现面料不够，那时就晚了。如果客户再补进面料的话，不仅面料有可能有色差，还有可能会耽搁交货时间。这些对客户来说，都是致命的问题。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户发了一份传真，反映面料不够的情况，并将我们的对格排料图也发了一份过去。 两小时后，对方有了回音——我们计算错误，请暂停生产。等面料补充完毕，再开刀裁剪。 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扬。但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只觉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做了我该做的。同时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工作，认真——是两个最需要重视的字眼！ 在我做技术员的四年时间里，“认真”两个字像两个忠实的卫兵，时刻监视着我，提防着我，不让我出错，不让我粗心。 渐渐的工作就顺了起来。我几乎每年都是厂里的优秀，还被选举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参加镇上或区里的外来工活动，有时作为外来工代表发言，有时接受表彰，报纸上偶然还能看到我的名字，就这样慢慢的被上海承认了。走在街上，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感觉自己除了口音之外，已经不像个外地人了，这样一想，又有几分得意。总算在这个排外的城市里站稳脚跟了。 每年春节，厂里总要举行联欢会。我每年都是节目主持人，和裁剪车间的一个小伙子搭档主持节目，还要煞费苦心地准备一些游戏活动，采购奖品，倒也搞得有声有色。 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我是多么心胸狭隘、冷漠无情的一个人，十多年的时光居然没有磨灭掉我心头的怨恨；我是多么残忍，多么冷酷的一个人，竟然让亲人带着永久的歉意魂归九泉；】 上海和江苏是紧邻。1994年清明节，我决定带妹妹回老家一趟，给父亲和祖父上坟，祖父是在他95岁那年去世的。妹妹没来上海时，我一个人也在清明节时回去过两次，但每次总是来去匆匆，没在老家呆过一天，也没见任何亲戚。因为祖父的坟是在他的故居的竹林里，如今祖父的故居是小堂哥赵文明住着，所以我无可避免地见过两次小堂哥和堂嫂，其他人都没打照面。大伯和姑妈一家在我们落难时那无动于衷的嘴脸，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虽然时间过去了十多年，我对那些“亲人”的怨恨依然无法抹去。 至今难忘那次返乡。从上海坐长途汽车到南通，再从南通坐一辆到如皋的汽车，中途就可以停靠祖父的老家薛窑。从薛窑下车后，我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了很多黄表纸和纸钱，我和妹妹提满了两只手，然后一路往北走，大约走上一两公里小路后，就到了赵家园。家乡的一切那么熟悉而又陌生，还是那样的黄土路，还是那些低矮的房子，十多年了，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大伯家门口的那条河已经越来越干涸了，河边的芦苇丛也不见了。我指着快要经过的一座小木桥，问妹妹：“还记得这座小桥吗？”妹妹说记得，站在桥上就可以看到大伯家了。当年，我和妹妹被大伯和姑妈呵斥着离开赵家园的时候，也是走的这座小木桥。我们怎么会忘记呢！ 到祖父的故居，必须经过这座小木桥，也就必须经过大伯家的门口。当我和妹妹走上小木桥时，忽然一眼瞥见大伯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晒太阳，距离我们大概十来米远。那是我离开老家13年后第一次见到大伯，他是那么苍老，原本便有些脱顶的他几乎没有了头发，我小声地对妹妹说：“看，那是大伯。”妹妹说，大伯好老了啊！ 大伯的目光也始终紧盯着我们，等到我们走过小木桥，回头看他时，发现他的目光依然追随着我们，不知道他认出我们没有，可我始终没有勇气跑过去喊他一声，潜意识里，我依然恨他，恨他在我们一家落魄时的无动于衷。 祖父故居后面的竹林里，已经有三座坟墓。一座是祖父和祖母的合墓，一座是很早便去世的三叔的墓，一座是两年前去世的大妈的墓。小堂哥文明以杀猪为生，那天正在家里，看到我和妹妹，也没什么表情，简单地寒暄了几句，要我们中午在他家吃饭，我和妹妹拒绝了，因为我们还要往西去，给我父亲上坟，然后还要连夜回上海。小堂哥也不说什么，帮我们在三座坟茔上烧了纸钱，我和妹妹在三座坟前默默磕了几个头。上坟的仪式便告结束了。 当我们再次回头走上小木桥的时候，发现大伯依然坐在门口，依然目送我和妹妹远去。妹妹对我说：“大伯也许认出我们来了，我们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我说：“不去！想想当年他是那么讨厌我们，我们现在又何必认他呢！” 我哪里想到，这一别，竟然是永恒！如果我知道，第二年再回去时，便永远看不到大伯坐在门口的身影，我无论怎样都会喊他一声的。但是，我醒悟得太迟了。 当我第二年再回去上坟时，赫然发现祖父的竹林里多了一座新坟。小堂哥说是大伯的。原来，我和妹妹第一年回去时，大伯便中风了，半身不遂，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天气好时便坐在门口晒太阳。那次他果然认出我和妹妹了。在他临去世前，曾对小堂哥说：“萍后和华后从门口过，看到我也不喊，可见她们还恨我。当年，不是我心狠，是我自己有三个孩子，对她们实在无能为力啊！要是她们能认我，我倒想对她们解释一下的，她们也不给我个机会，我只能到阴间向你的叔叔去道歉了……” 听到小堂哥转述大伯临终时的话，一阵巨大的悔愧涌上心头——我是多么心胸狭隘、冷漠无情的一个人，十多年的时光居然没有磨灭掉我心头的怨恨；我是多么残忍，多么冷酷的一个人，竟然让亲人带着永久的歉意魂归九泉；我是多么惭愧，多么悔恨，如果时光重新流转，我一定会站在小木桥上大喊：“大伯，我们回来了……” 总是有一些悔恨要等到事后才会发现。从此我明白了：在有生之年，应该把所有恩怨的疙瘩解开，给他人一点宽容，给自己一点豁达。 【妹妹的幸福那么简单。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她宁愿放弃在大城市打工的机会，宁愿放弃拿工资，宁愿住进三间石头垒砌的老屋，宁愿握锄头种地，宁愿帮婆家承担很多债务……爱情像一双沾了魔力的手，把妹妹俘获了。】 妹妹美华还是没我有毅力。她在厂里做了一年半的拷边工后，就闹着要回家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无法忍受每天工作16个小时，无法忍受组长的训斥，无法忍受机械枯燥的打工生活，我宁愿回家种地。”我太了解性格刚烈的妹妹了，她从小到大就最讨厌受窝囊气。妹妹来时签了三年合同，交了1000元押金，作为厂里对员工的培训费。如果合同未满即离厂，押金不退。 我劝妹妹再忍耐一年半，她却气鼓鼓地说：一天都不愿干了，一进工厂大门就心情压抑，一见组长的脸就心烦。妹妹的心情我太能理解了，我是从车间里摸爬滚打过来的，那种煎熬的滋味我尝过太多。只不过，我比她更能忍耐，更想出人头地，所有的苦我都能坚持。 妹妹走了，1000元押金也没要回来，这是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的，谁也无法破例。我暗地里恨得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实际上，厂里的员工像流水的兵一样，每个月都有跳槽或回老家的。也难怪那些外来妹们，每天趴在缝纫机上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很少有人受得了的，何况还要忍受师傅的责骂。 妹妹走后我才知道，她是为了爱情回家的。原来她和我继父的外甥，也就是我的表弟，姑妈家最小的儿子谈起了恋爱。他俩从小青梅竹马，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早就情愫暗生。妹妹来到上海打工后，表弟与她一直书信往来，互诉衷肠。 妹妹的幸福那么简单。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她宁愿放弃在大城市打工的机会，宁愿放弃拿工资，宁愿住进三间石头垒砌的老屋，宁愿握锄头种地，宁愿帮婆家承担很多债务……爱情像一双占了魔力的手，把妹妹俘获了。 妹妹回家不久，即与表弟订了婚。次年春天，妹妹出嫁了。那是1995年的春天，一个孕育希望的季节。妹妹出嫁时23岁，正是如花的年龄。我自然请假回家将妹妹送出嫁。只是，尽管我拿出所有积蓄，也没能为妹妹置办很像样的嫁妆，妹妹应该算是村子里最寒酸的新娘了。当穿着一身火红嫁衣的妹妹被“轿夫”背走的时候，我想起妹妹曾说过要早点离开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的话，我忍不住心酸。 妹妹终于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了，总算逃离她痛恨的家了。母亲在房间里哭得惊天动地，哭嫁是农村的一种风俗，任何人家女儿出嫁时，母亲都会哭嫁一通的。但我相信，母亲此时的眼泪绝对不是哭嫁那么简单，她的泪水里包含了太多辛酸和伤感。在母亲的一生中，她流过的泪水太多太多了，前半辈子流的都是伤心泪。但愿从此往后，母亲流的都是喜悦和开心的泪水。 妹妹也是哭着离开家的，但愿妹妹的泪水能冲刷掉过去的悲伤，为她迎来全新而美好的幸福日子。 妹妹是个心地善良，思想简单的人，和所有农村女孩一样，只想嫁个自己所爱的人，种种地，喂喂猪，养养孩子，一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不像我，有那么多的野心和抱负，永远生活在马不停蹄的追梦之中！ 人和人的追求不一样，人和人的命运也不一样！ 妹妹结婚第二年，就生了大胖儿子。从此，妹妹的心愿已了，开始安心地相夫教子，过起了简朴、平静的农村小日子。 母亲从此也忙碌了起来，每天抱着她的宝贝外孙子，喜笑颜开，精神也好了不少。我相信，笼罩我家十多年的灾难阴霾终于散去了。 【我茫然地站在西安火车站的广场上，冷风瑟瑟，晕头转向。西安的天灰蒙蒙的，道路狭窄，根本没有想象中的气派和神秘。我有种上当的感觉，但又说不清谁骗了我。】 1996年春节前几天，我一个人来到西安。去西安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为看一眼魂牵梦绕的兵马俑和著名的大雁塔。二是去见一见我仰慕以久的《女友》、《文友》和《当代青年》等杂志社是什么样子。为此，我特意托石川先生帮我从日本带回一只佳能傻瓜相机，1400元人民币，心疼了我好一阵子，不过一点也不后悔。 春节前，我刚好拿到年终奖，加上平时积攒下的钱，有1500元的积蓄了。我想，够走一趟西安了吧！那时出门没经验，春节将至，车票极其紧张。在上海火车站排了好久的队，我只买到一张去西安的站票。也就意味着，我要在火车上整整站25个小时去西安了！但我全身心都被即将见到兵马俑和自己崇拜以久的编辑们的兴奋笼罩着，并不觉得这是个无比恐怖的旅行。 那时我即将跨入26岁的门槛，总想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祭奠自己飞速逝去的青春岁月，来庆贺并不值得庆贺的生日来临。 上火车那天，那情景真是恐怖至极！人潮如涌，窗户里到处是人的脑袋或屁股，正使劲往车上钻，哭爹喊娘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我几乎挤脱了一层皮才上了火车。车上的人像逃难似的，大包小包，人山人海，挤得鬼哭狼嚎，七窍冒烟。个子矮小的人，几乎脚都够不着地了。火车开动之后，躁动的人群才稍微平静了一点，站的站着，坐的坐着，任由火车带着我们向着西部奔去。 我在车上认识了两个在上海体育学院上学的西安籍大学生，一个练击剑的，一个练田径的。他们和我一样买的站票。我们都站在靠走道的地方，然后开始聊天。当他们得知我是一个人去西安看兵马俑时，不约而同露出了诧异的眼神。“击剑小伙”说：“现在的西安天寒地冻，连个游客的影子都没有，我估计有很多旅游景点都关门了，你居然现在去西安旅游？你太勇敢了，我太佩服你了！”一瞬间，我去看兵马俑的热情被他的口气吹凉了不少，我哪里知道什么时候去看兵马俑是最佳时机呢！我只有春节前放假那几天才有空啊，并且也只有这个时候才有积蓄。我有点沮丧了。上车之前，还一腔激情，现在已经有点忐忑不安。怎么办呢，已经上车了，只能既来之，则安之吧！ 那个练田径的大学生头脑十分灵活，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找列车员要来了两只小马扎，于是，我们三个人轮流坐着休息，虽然头挨着别人的屁股，但感觉依然幸福极了。我把煮着在路上吃的鸡蛋拿出来分给他俩吃，他俩不客气地吃了。吃完我的鸡蛋，再吃他俩带的蛋糕。他俩还告诉我，他们平时在五角场的肯德基里勤工俭学，以后我有空，可去那里，他们请我吃肯德基。我满口答应。10块钱一只的肯德基辣鸡腿汉堡我早就垂涎欲滴了，但从来没舍得吃过。 25个小时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但我已经头昏脑胀，整个人好像虚脱了一样，胃里只装着两只鸡蛋，半个面包，一天一夜没合眼。因为厕所被旅客霸占着，水也没敢喝，厕所也没上。那真是一趟狼狈不堪、刻骨铭心的旅行。当我下车的时候，已经彻底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只记得腿脚发软，头脑发晕，目光呆滞，神志不清。那两个西安大学生居然也没法指点我住哪个招待所，他们只告诉我，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买张西安地图，然后往地图中间走，那里一定有吃有住的地方，准没错。然后，他们就扛着自己的行李走了，我茫然地站在西安火车站的广场上，冷风瑟瑟，晕头转向。西安的天灰蒙蒙的，道路狭窄，根本没有想象中的气派和神秘。我有种上当的感觉，但又说不清谁骗了我。 在街上走了一会，我花两块钱，坐了一辆人力车，我告诉他，我想去招待所。那个车夫就吭哧吭哧地把我拉到一个地方。一问，人家招待所都关门歇业了，员工都回家过年去了，住也可以，但没热水。我懵了，没热水怎么住啊！于是，再央求车夫把我拉到另一家招待所，依然如此。我彻底沮丧了。 我在街上转了一个多小时，硬是没找到一家正在营业的招待所。我站在灰蒙蒙、凉飕飕的街头，我想了一会儿，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女友》和《当代青年》杂志了。很容易找到一家书摊，很顺利地买到了这两本杂志。然后，就用书摊的公用电话给这两家杂志分别打电话。《女友》编辑部的电话没人接，后来知道该杂志社当时正在分年货。接着我把电话打到《当代青年》，居然有人接了。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像迷路的孩子寻找帮助一样，我可怜兮兮地对接电话的那个男人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平时特别喜欢看你们杂志，我现在在西安，刚下火车，但我找不到可以住的招待所了，你们能帮帮我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很和气地问我在哪里，又让我站着别动，他马上派人来接我。放下电话，我大大松了一口气。西安灰暗的天空一下子在我眼前变得明媚起来。 半个小时后，一个小伙子坐着出租车来到书摊接我。他自我介绍叫张谋，是《当代青年》的美术编辑，他是奉王金劳主编之命来接我的。我这才知道，刚才接我电话的是该杂志主编王金劳先生。 张谋把我带到离他们杂志社不远的邮电招待所，谢天谢地，这里还营业，这里有热水。张谋把我安顿好便回去复命了。而我，坐在50元一天的招待所房间里，依然感到不真切。我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感到无比的新鲜，很想出去溜达溜达，认识一下这个城市的基本面目，但是我太累了，我倒头就睡。15个小时后，我才彻底回复生机勃勃的样子，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9点多了。 【我的感动难以表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一个在上海打工的乡下姑娘，与西安人民素昧平生，但是，我却在这里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这是上天的眷顾，还是我太幸运？】 西安人民的热情好客、淳朴亲切的优良品质是从王金劳老师身上体现的。当我第二天上午去《当代青年》向王老师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千里迢迢来西安就为看兵马俑和秦始皇陵墓的时候，他立即就给他的一位老同学、考古队队长张占民先生打电话，问他明天有没有时间，如有时间，陪我一起去一趟临潼。张占民先生在电话里一口答应，与我约定第二天上午8点车站见。 我一下子喜出望外，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王老师和气地笑笑：“没事的，小赵，你那么老远来西安旅游，我们总该尽地主之谊啊！”对西安及西安人的好感由此而生。我想，冥冥中一定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神明暗暗保佑着我吧！ 可是，这天夜里居然大雪纷飞。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一夜积雪已经淹没了道路，天地一片苍茫。我和张占民老师在车站见面之后，坐上了开往临潼的客车。临潼距离西安三十公里。但雪天路滑，客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临潼。张占民老师是个精神矍铄、开朗睿智的人，一路上不停地给我讲西安的典故，兵马俑被发现的过程等等。我一次次被他的叙述打动，不仅是对那些名胜古迹的敬仰，更是对他个人的崇敬与感激。 那天的雪真大啊！整个秦始皇陵墓一片雪白，远看像个圆圆的山坡，坡上比较平坦，如果不是张老师介绍，如果是我一个人来，我一定不会对这个圆圆的土坡感兴趣。想到当时我就站在秦始皇的墓宫之上，不禁有点害怕，又有点新奇。整个陵区只有我和张老师两个人，整个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只有我们两双足印。我坐在雪地上，让张老师帮我拍了几张照片。我带着白色绒线帽子和白绒线围巾，穿着一件自己设计缝制的黑呢披风，就那样意气风发地站在秦始皇陵墓的雪地上，振臂雀跃，欢欣无比。 从秦始皇陵墓下来之后，张老师便带我去看兵马俑了。在进馆的一刹那，尽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被兵马俑那庞大的气势和队列震慑住了！他们那么肃穆，那么威严，那么高贵又那么朴实，那么威风凛凛，又那么宁静安详。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是被那种声势浩大的气势所压迫着，被那无言的壮美所感染着，被那夺人心魄的眼睛和庄严的神态迷惑着…… 我久久地站在坑边，望着这群肃穆的武士，不由泪湿眼眶。无论历史走得多么久远，总有一些痕迹可以让我们遥望那个时代，让我们沉湎其中，无法自拔。这就是历史的神秘力量吧！ 从临潼回到西安之后，张占民老师还送了几本他撰写的关于兵马俑的书给我，而我，除了一遍遍地说着感谢之外，竟无语凝咽。至今，西安那个叫张占民的考古学家，依然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从临潼回来的当天晚上，王金劳老师居然提着一袋苹果送到我的招待所，他说他第二天就要和家人一起回宝鸡老家过年了，他很为自己没有时间陪我游一游西安感到抱歉。我的感动难以表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一个在上海打工的乡下姑娘，与西安人民素昧平生，但是，我却在这里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这是上天的眷顾，还是我太幸运？ 在西安那几天，我一个人去了大雁塔，爬了西安的古城墙，著名的碑林自然也不能不去的。期间，我还去了《女友》编辑部。本来，我想找个叫易虹的编辑的。因为她当时在《女友》上主持着一个类似“老照片的故事”的栏目，我给她寄过一张我唯一的砸石头的照片，还写了照片背后的故事，但她既没刊登，也没退还我的照片，令我一直耿耿于怀。没想到，我找到《女友》编辑部的时候，易虹竟然出国了。令我十分失望。那张我珍贵的砸石头照片便从此失去，令我惋惜无比。 在《女友》编辑部，令我唯一兴奋的是，当时号称“文坛四大白马王子”之一的周德东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这个文学爱好者，不仅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还答应帮我联系回上海的火车票。虽然后来因车票太过紧张而没联系到，但周德东的热情还是令我感激不已。我和周德东的友谊便一直保持了下来。我后来应聘到《知音》做编辑，多少也受了周德东的影响。从一些他写的文章中，我知道他也仅仅读到初中毕业，老家在东北，从小是个放羊的孩子，后来，他自学成材，凭着自己优美绝伦的文笔征服了文坛，并娶了一位西安美女。他在文坛上的成功，正是我要学习的榜样。 那次离开西安，还有个细节十分有趣。我是准备腊月二十九回上海的，但是，天知道，那时候的回程车票已经卖到大年初四，而且票都在黄牛手里，每张卧铺票已经炒到400多块钱。我连续两天去火车站等退票，都无果而归。但是，我不得不再次相信我的好运，就在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我居然等到了一个妇女的退票。当那个妇女拿着去上海的卧铺票喊着要退时，她的身边瞬间围满黄牛，有人出300，有人出400要买她的退票。我也挤进去，大叫：“大姐，求你把票卖给我吧，我要回上海过年……”这个妇女看看身边那些五大三粗的黄牛，然后一把推开他们，把这张标价175元的卧铺票原价卖给了我。我简直要乐疯了！付钱之后，那个妇女便走了。这时，有个黄牛提醒我：“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会不会是假票啊！”我一愣，天！如果是假票，我就要哭疯了！我赶紧拿着票挤进柜台，问售票员这票的真假。谢天谢地，票是真的！ 这次西安之行让我感慨良多，在每个陌生的地方，都会有惊喜或奇遇等着你，就看你是否有勇气去寻觅。 【我唯一的担心就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能跟上吗？不过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先把困难想在前头的，否则就没有信心了。无论怎样，先做了再说。如果因害怕失败而不做，就连可能的希望都没有了。】 时间悄然滑过了1996年的门槛。电脑、网络、伊妹儿等新鲜而陌生的词汇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各种文化补习班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在街头巷尾挂起了牌子。我也有了惶恐不安的感觉：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如何去接触这些洋玩意？虽然我天天写服装流程工艺单，把字练得像模像样，龙飞凤舞，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越来越感到知识的匮乏，越来越感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口枯井，当然这和自己的文化太低有关。如不赶紧充实自己，也许很快就要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 恐慌和忧虑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钻进我的心里，让我寝食不安。我是个不安于现状、也不允许自己落后的人，我想要把曾经没能读过的书补回来。 我到处打听哪里可以报名参加自学考试。打听了好几所学校，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因为该大学设了“新闻专业”的成人自考夜校。我比较喜欢写作，自学“新闻专业”应该比较适合。我信心十足地去报了名，预计两年内拿下所有课程。然后一口气把12门课的课本全买了，花了200多块钱，却一点都不后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书抱回家，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国通史》、《新闻概述》什么的看得我头昏脑胀，但却有种新鲜感。我唯一的担心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能跟上吗？不过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先把困难想在前头的，否则就没有信心了。无论怎样，先做了再说。如果因害怕失败而不做，就连可能的希望都没有了。 第一学期，我一口气报考了四门课。我有信心起码通过两门。但要上班，还要听课，时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之后，我便风风火火地骑车回家，拿上书就往车站赶。一路走一路啃馒头。复旦大学在杨浦区的五角场，我住在宝山区的月浦镇，间距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晚上七点半开课，如果顺利，刚好可以赶上听课。晚上九点半下课，坐车回到家，已经11点多了。回家后还要整理笔记，都说自学是靠死记硬背，晚上洗脚时就抓紧时间背书。不知不觉，手里就捧着书睡着了。恍惚中，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病中的妈妈躺在床上昏睡，我在她的床前一边照应她，一边读书熬夜。那时候感觉读书十分幸福，一点也不觉得苦。而现在，长大后却把读书当成了一种压力。总要等到感觉知识不够用的时候，才想到要去充电。这是成长的悲哀吗？还是成长的幸福？ 我并不是每天都有时间去听课的，有时候，厂里临时有事，需要加班，我只好旷课了。好在老师似乎并不在乎学生是否来听课，学生们也都来得断断续续。大家都是在职的，不可能每天都有时间来听课。只希望考试时达到60分就万事大吉了。 那几个月，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第一次考试，没想到我仅仅过了一门课，是《新闻概述》，考了63分。还有一门课考了59分，没拿到及格证。有个同学为我抱不平：“评分的老师也真是过分，一分都不帮你拉。”我很奇怪，是我自己没考好，老师凭什么帮我拉分呢？不过，心里还是十分沮丧，仅一分之差，就要从头再来了。难怪有人说走自学考试的路，简直要脱一层皮。但我依然为自己成功地过了第一门功课而欣慰，毕竟是一个良好开端。即使我每次考试只过一门课，那么一年两次考试就能过两门，12门课我用6年就可以拿下了。 令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的编导陆兰亭老师辗转找到我，邀请我去电台做一期节目。原来，她是从《新民晚报》夏连荣老师那里知道了我的故事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做直播节目，心里十分揣揣不安。当我带上耳麦，在直播间里把自己在上海奋斗的故事娓娓道来的时候，导播间的电话响个不停，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打来电话，与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也是那一次，陆兰亭老师在听到我侃侃而谈、毫不怯场的直播状态后，决定邀请我做《海纳百川》栏目的特邀嘉宾。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上午10点，我的声音便准时出现在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节目中，与上海三四百万的打工族们倾心交谈，探讨人生。从此我的生活很加忙碌，也更加丰饶了起来。正是做这档节目，使我结识了很多与我一样飞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鸟们”，也使我在上海打工族中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尤为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普通话。 爱迪生曾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这话用在我身上，竟也那么合适。 【石川先生的这番话在我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告诉了我如何树立自信与尊严，如何与人真诚沟通。】 1997年是我人生大转折的一年。我跳槽了。 跳槽的念头从一年前就有了。在服装厂的六七年里，有一年半做流水线车工，一年半做组长，三年技术员。工作中遭遇了太多的惊涛骇浪，巨大的责任感像秤砣一样沉甸甸地坠在心上，不得片刻轻松。日复一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心情让人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想换个地方呼吸新鲜空气。 更让我觉得委屈的是，技术科共有三名技术员，我是唯一的外来妹。我和其他两位上海同事付出的责任和辛劳一样多，但是，我的收入却只有她们的二分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为此而愤愤不平。我找厂长争取过，但无济于事。每到发工资那天，上海同事的信封上写着1500多元，而我的信封上写着700多元。每月如此。即使那个月我的单子比同事的做得多，月底的收入依然没有丝毫增加。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一直延续了三年多。我的心情日益灰暗。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总有因果之说的。 早在1992年左右，我就因给《萌芽》投稿而结识了该杂志编辑沈刚，他帮我修改发表了一首短诗《嫦娥》，此后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联系着。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这个地道的上海人十分看得起我，对我不停地鼓励着。他还在一封信中建议我跳槽，说我的文采不错，人也聪明，可以换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他说他有个朋友在闸北区开了家广告公司，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做文案。但我却有点犹豫。最大的担心是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环境。现在的服装公司虽然机械枯燥，收入微薄，但毕竟驾轻就熟啊。 那段日子一直心情矛盾。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延续到1997年5月。我的第二个三年合同期满了。如果再续签，将又是三年为限。我决定趁此机会跳槽。 我给沈刚打了个电话，此时的他已经调到《解放日报》工作了。我刚说了我想跳槽，他就说：“你早该出来了，那里会扼杀你写作的天分。不管怎样，广告公司多少和文化沾边，这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好处。” 如果正如算命的所说，我命中会有贵人相助的话，那么沈刚毫无疑问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好机会说来就来，有点让我猝不及防。 后来我才知道，沈刚所说的他朋友的广告公司，其实便是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的。这家名为“唐神文化传播公司”的广告公司，如今已在上海3000多家广告公司里排名前二十几名。当年，沈刚是兼职下海，他一边做着《萌芽》的编辑，一边与一个朋友合伙开着广告公司。当我去唐神广告公司报到的时候，内敛低调的沈刚依然是以引荐者身份带我去的。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有些员工找沈刚签字，才明白，原来他才是这家广告公司真正的老总。 正是这次跳槽，全然颠覆了我的命运。 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服装厂的领导才发现我的可贵。对我一向十分器重的潘厂长和石川先生轮流劝我留下。另一位大权在握的厂长委托工会主席转告我，只要我留下来，就会考虑给我加薪，薪水将会突破四位数。并且在厂里给我安排一间宿舍。这个诱惑如果早来三个月，也许我会欣喜若狂，感激不尽。但是现在，它出现得太迟了。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 最让我感动的是石川先生，他居然特意在一家饭店为我饯行。这个慈祥的日本老人，他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他一直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还给我起了个日本名字——米卡，意思是水中的花。每次，只要他在技术科门外，喊一声“米卡”，我就会答应一声。厂里的所有人跟他说起我的时候，也都是以“米卡”称呼。所以，在服装厂里，我基本上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本名，一个是米卡。 每次回日本，石川先生总会给我带来各种礼物，然后悄悄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提一只纸袋给我，那里面，不是一两件衣服，就是精美的日式点心，或是姿生堂面膜。他很风趣，总是用食指挡住自己的嘴唇，“嘘”一声，以此告诉我保密，不要跟其他人说。有一次，他给我带了一条漂亮的格子裙裤，我离开服装厂多年之后，辗转了两个城市，但我一直把那条裙裤带在身边，每个夏季来临时，在每个清风飞扬的日子里，我都会穿上它，就会想起那个慈祥而可爱的日本老头。 为我饯行那天，石川先生邀请了翻译钱先生和我的另两位女同事，与石川先生相处了5年多，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伤感。他通过钱先生对我说：“米卡，你是我见到的中国女孩子里，最聪明、最勤奋、也最刻苦的一个。我相信你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都会很优秀的！可惜的是，你一直没答应做我的女儿……” 我的眼睛刹那间有点温热，喉头有点哽咽。其实石川先生不知道，我之所以不愿意认他做父亲，实在是我怕被别人说三道四。在厂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各种明枪暗箭。在做技术员的三年里，因为工作，我得罪了不少人。因为嫉妒，我被很多流言蜚语中伤过。为了保护自己，我总是尽量避免给别人制造流言的机会。石川先生会理解吗？ 我安慰石川先生：“我还会经常回来看望您的，您永远是我的恩人和老师。我现在出去，主要是想发掘自己的潜能，看看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的心很野，也很大，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否则一辈子都心神不定。”石川先生点点头，“是的。年轻人，就应该多多闯荡，我很欣赏你的闯劲。但是——”他话锋一转，看着我的眼睛说，“米卡，我还要给你几个忠告：第一，你以后与人面对面说话时，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无论是对方在讲话还是你在讲话，你都要勇敢地直视对方的眼睛。眼神游移不定的人，往往会给人留下心术不正和不自信的印象。第二，在说话时，语速要平缓，声音要柔和，不要急燥，也不要吞吞吐吐，适可而止，不要没话找话。第三，与人握手要用力，让人感到你很热情……” 石川先生的这些话我没有用笔记下来，而是深深地刻在了记忆里。如今又是7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说这番话时的表情，就像一个父亲在对即将远行的女儿谆谆教诲着，那样推心置腹，那样苦口婆心，琐碎而又温暖。石川先生的这番话在我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告诉了我如何树立自信与尊严，如何与人真诚沟通。 那天饯行到最后，喝了两杯啤酒的我还是哭了。谁也不明白我心里的酸甜苦辣有多重。7年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我挥挥手，什么也没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 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27岁的我从头开始。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天！我居然把五个点说成了五折。幸亏当天业务部里没有其他人，否则，我还有何颜面继续呆在业务部？】 如果把我到上海后的打工生涯分为几级台阶的话，到上海唐神文化传播公司无疑是第二级台阶。在这级台阶上，我欣赏到了在相对闭塞的服装厂里所看不到的景色。 初到唐神时，沈刚原本想安排我进文案部门的，但我却想到业务部去实习一下。业务部是整个广告公司最辛苦也最富有挑战性的部门。业务员底薪800元，拉到广告后拿百分之十的提成。 从来没想到拉广告是如此艰苦。我的一些同事有的每天抱着上海黄页电话号码碰运气，有的搜集各种报纸上的广告，按图索骥打电话去“挖墙脚”，有的干脆上街瞎逛，看到某个产品经销店就进去跟人磨嘴皮。据说公司里有个“元老”已经连续六个月没拉到一笔广告了，他每天夹着皮包进进出出，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有同事私下对我说：“如果你在三个月内拉到一笔广告，就已经破本公司纪录了。本公司里最快速度拉到广告的业务员用了三个月零二十天的时间。”转眼一周过去，我一无所获。心内想着不能辜负沈总的希望，所以越发焦急。 8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我剪掉了长发，花15元钱买了一只透明的夏装包，花80元买了一双达芙妮打折的凉拖鞋，加上公司配备的一只数字寻呼机，就这样全副武装了起来。每天早晨7点就要出门，然后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到位于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公司上班。即使在车上，也是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路边的广告牌或各种店铺，把电话号码抄下来，到了公司再打电话联络，我甚至连一家东北叉车厂都没放过。一个月下来，两千多米的共和新路上有哪些店铺我都烂熟于心了。 为了尽快拉到广告，我几乎每天都把公司订的报纸抢先翻阅一遍，把广告客户的电话一个个抄下来，然后抱着电话一个个打过去，一开口就说我们公司广告价位比别的广告公司更优惠，设计理念比别的公司更完美，这往往是客户最关心的事。 但并非所有广告客户都很有耐心听我喋喋不休地谈广告的。很多时候，都是被人莫名其妙地吼一顿，然后“啪”地被挂断了电话。连续打了十多天电话后，连脸皮也被磨厚了。 刚开始跟人谈广告，我还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有一次，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一个红酒的通栏广告，那是个刚刚打进上海、需要大力宣传的一个新红酒品牌。我冒冒失失地打去电话，找到该红酒在上海的总经销商，对方一开口就问我：“如果我想在《解放日报》二版上做广告，你们能在原先定价上打几折？”我随口说：“五折。”“五折？”对方惊讶地重复了一声。我以为对方嫌高了，立即补充，“如果你们有合作意向，我们可以见面谈。”对方停顿了一下，怀疑地问我：“小姐，你能肯定可以拿到《解放日报》的五折广告吗？他们的价位我是很清楚的。”我太急于拉到广告了，我说没问题的，我们的老总跟《解放日报》老总关系特别铁。对方说，那好吧，你带着合同跟我来面谈吧！我欣喜若狂，这么容易就拉到一笔广告了？ 可等我刚放下电话，一个设计部的同事端着茶杯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冲我挤眉弄眼：“小赵，你真能拿到《解放日报》五折的广告价格吗？”我懵了，大家平时在打电话时，不是都这么说的吗？ “你一定听错了。其他人说的都是五个点。也就是九五折，绝不可能是五折，这是任何人都拿不到的。除非你是报社老总的亲戚。”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天！我居然把五个点说成了五折。幸亏当天业务部里没有其他人，否则，我还有何颜面继续呆在业务部？整个上午，我都没有勇气再打电话。我在心里狠狠地骂着自己——没用，太没用了，连基本的折扣都不懂，还能拉什么广告？ 下午，我不好意思再呆在公司了，于是顶着毒辣的太阳走上街头。附近就是上海火车站和几个大商场。商场里有冷气，透明的玻璃门上诱惑地写着“冷气开放”几个字，我真想一头钻进商场，享受一下冰凉世界。但在广场转悠了一圈，我还是沿着汉口路走了下去。我知道自己没有休闲的资格。至少是目前。 20天不到，达芙妮的鞋跟就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块皮。我要靠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的。 那时候，我周末继续兼职做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嘉宾主持，每次可获得报酬100元。每周依然有三个晚上要去复旦大学上夜校。 我和时间都马不停蹄地奔波着。它是因为使命，我是因为生活。 【辞职后，我在电子公司老板张华的帮助下，很快在莘庄租了一套房子做办公室，又招聘了几个业务员，一个小小的办事处就这样运作了起来，我主要负责在莘庄的广告和销售业务。】 至今想来，我还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到公司的第20天时，我终于拉到了第一个广告客户，虽然标的只有1.5万，沈总还是十分欣赏，当月就将原定的三个月之内的800元底薪加到1600元。因为我破了公司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拉到业务的纪录。 这个让我“起死回生”的广告是济南一家电子公司的IC卡电话机。在第一次广告合作之后，我与这个公司的老板张新华成了朋友。 也就是这次广告，让我觉得自己似乎还有做生意的潜质。那时候，济南这家电子公司刚刚打入上海，正和广东一家同行激烈竞争着。准备在上海各个区设立一个销售部，专门销售IC卡电话和电话密码锁，抢先占领上海市场。在听了电子公司老板张华的几次游说之后，我的心也活动起来，准备加盟该公司。那时候，上海地铁一号线刚刚通到莘庄，莘庄一下子成了热土。张华对我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帮我在莘庄设一个办事处，租一套房子，再招聘几个业务员，我就可以自己做“老板”了。至于产品，我可以先赊货，卖完付款。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十分优厚的条件。我考虑了两天，答应了他。当时，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是创业的激情。我想，即使失败了，我也没损失什么，因为我无须投资。而且可以积累经验。 接下来，我要跟沈刚辞职了。写辞职信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沈刚那么赏识我，鼓励我从服苦役般的服装厂跳槽出来，结果却只在他的公司干了三个月，就要自己出去当“老板”了，实在是令他失望。他认为我太冲动了，他毫不怀疑我的能力，但是，要自己做老板，做生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沈刚多么苦口婆心，多么极力挽留，我还是去意已决。无奈之下，他只好接受了我的辞职报告。在告别的时候，他诚恳地对我说：“小赵，做生意这条路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走。作为朋友，我衷心祝愿你能成功，万一做不好，你还回来继续帮助我……” 辞职后，我在电子公司老板张华的帮助下，很快在莘庄租了一套房子做办公室，又招聘了几个业务员，一个小小的办事处就这样运作了起来，我主要负责在莘庄的广告和销售业务。我每月有1200元底薪，完成一定的销售额后，有相应提成。其实，这还是帮老板打工，但至少我可以独当一面了。而且，我无须为房租、水电以及员工的工资负责，相对比较保险些。 可是，正如沈刚所言，做生意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我想办法印刷了一些宣传单，派业务员往居民小区里的信箱里塞，但收效甚微。于是，我把几个业务员兵分几路，一个专门跑外勤发宣传单；一个抱着黄页电话本给上海的所有企事业单位打电话，搞电话推销；另一个跟着我，提着样品，专门去一些大学或工厂的人事部，上门推销……总之，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每天，倒也能卖出去几台IC卡电话机。但与我理想的销售目标还是差远了。 有一天，我偶尔翻看《新民晚报》，忽然看到“信息之窗”专版，里面刊登的都是一些新产品，还有几十个字的产品介绍。我灵机一动，连忙打电话询问在该版面刊登一则新产品信息需要多少钱。对方回答说不要钱，因为这不是广告，但产品必须是对老百姓有实际用处的生活用品。我不由喜出望外。对于写软广告，我还是比较拿手的。我很快写好了一则几十字的“电话密码锁”介绍。接着，我来到《新民晚报》社，找到负责编辑“七彩民工”专版的夏连荣老师，请他帮忙联系一下“信息之窗”的编辑。夏老师一口答应，让我留下了那则“新产品介绍”。 两天后，那则“新型家庭电话密码锁”的介绍便刊登在了“信息之窗”里，公司总部和莘庄分部的电话都快给打爆了，自然，我们的IC卡电话机和密码锁在上海几乎卖疯了。最多的一天，我们卖了一百多只密码锁，二十多台IC卡电话机，连业务员都来不及上门安装了。初次涉足商海，我感觉到了一丝“畅泳”的快意。 【每当看到这些文字，就想起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苦熬，想起那些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泪水与欢笑，想起那些被我从粗砺的泥土中刨出的文字宝贝，曾带着我的体香与希望，像是从我血管中剥离的一颗颗珍珠，一点点垒起了我文学梦想的殿堂！】 那段日子，我的写作也顺利得无以复加，几乎写一篇发一篇。并且都是省级以上刊物。自从1995年7月以《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凄美爱情故事冲开《知音》大门后，磅礴之气一发而不可收，在随后的半年之内，我陆续在《知音》、《恋爱·婚姻·家庭》、《知音·海外版》、《人生与伴侣》等杂志上满面开花。其中，还有一篇三万字的中篇小说《走向深渊》，发表在《上海小说》上。这使我在上海的业余撰稿人圈子里多少有了些小小的名气。 接触纪实文学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生活类杂志高昂的稿费令我兴奋，第一笔最高的稿费就是《知音》给我的。那篇发表于1995年7期的《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一文，不过两三千字，却得到了370元稿费。也就是这笔稿费，奠定了我写纪实文学的信心！ 渐渐地，有全国杂志的编辑主动向我约稿了。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从低声下气给杂志投稿，到被编辑主动约稿，其间的转变谈何容易！ 为了学会写纪实稿，我学会了采访。我先是从报纸上找新闻线索，然后按图索骥去联系。没有记者证没关系，我发表过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佐证。 有一次，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则感人的小消息：一对年近七旬的老教师夫妇，终生未育。几年前，她们请了一个安徽小保姆照顾他们的生活。小保姆带着一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女儿。不幸的是，那个襁褓中的婴儿竟得了肺炎，小保姆害怕为女儿劳民伤财，竟狠心地将婴儿抛弃在医院自己逃之夭夭了。于是，善良的老教师夫妇承担起了抚养弃婴的重任。六年后，这名小弃婴在老教师夫妇的引导和培养下，竟成了一个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的小“神童”…… 这个感人肺腑的真情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按照报纸上所写的地址，带着一束鲜花，找到位于四川北路昆山花园路的老教师的家，恳求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并拿出自己发表过的作品，请他们过目。开明的老教师夫妇被我的真诚打动，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这篇纪实文章后来发表在了《恋爱·婚姻·家庭》杂志上，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至此我相信，生活永远是精彩的。所有精彩的故事都深藏在民间，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种认识，对我后来的记者、编辑职业有很大的帮助。 在还属于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简单可行的“笨”办法，采访了很多有价值的纪实文章。有句老话说得十分精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自己想去做，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发表过我文章的杂志被我一本本珍藏了起来。每当感到困惑或感到疲累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翻一翻，激励自己不能懈怠。每当看到这些文字，就想起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苦熬，想起那些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泪水与欢笑，想起那些被我从粗砺的泥土中刨出的文字宝贝，曾带着我的体香与希望，像是从我血管中剥离的一颗颗珍珠，一点点垒起了我文学梦想的殿堂！ 【与《知音》杂志社的不解之缘由此而始。写作，像一根神秘的红丝线，连起了我与《知音》非同一般的缘分。】 生活之所以有滋有味，是因为前面永远是拐角。 我的人生不断地出现着拐角，有的拐角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灾难和挫折；有的拐角带来的是挑战和机遇；有的拐角却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好运。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出国旅游。对于一个从小砸石头、捡猪粪长大的农村姑娘来说，这是倒退八辈子也不敢想象的美事。但这种好运却切切实实地来临了。1997年底，我得到知音杂志社的邀请——鉴于我给《知音》杂志写了一定分量与数量的文章，杂志社特邀我参加海外笔会。 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幸福得几乎要晕过去。 为此，我最应该感谢一个人——《知音》编辑陈清贫。他也该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与知音结下不解之缘。认识陈清贫是从1995年4月开始的。那时我还在服装厂里做技术员，业余时间就是爬格子。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轰开中国最著名的《知音》杂志的大门。不仅因为它名气响，更因为它的稿费也是国内期刊界最高的。受名利的诱惑，我每期都准时去书店购买《知音》，揣摩它的风格，研究它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它的版面上。 第一次给《知音》投稿，我颇费了一番脑筋。不知道把稿子给哪位编辑比较走运。为此，我把《知音》杂志每个编辑的名字几乎都研究了一遍，最后还是决定，把稿子寄给一个叫陈清贫的编辑。他的名字给人的直觉不仅朴素、平易近人，还让人觉得他是个踏实稳重、出身贫寒的可信赖的中年编辑。 稿子寄给陈清贫后，我每天盼望着消息。十天过去了，我的稿子像断线的气球，杳无踪迹。我耐不住了，那时我还是服装厂的技术员，有一天中午，趁一楼行政办公室没人，悄悄溜进去拨通了《知音》编辑部的电话。可是，我要找的陈清贫编辑却出差了。 又是忐忑不安的一周过去。一个印着“《知音》杂志社”字样和地址的信封终于落在了我的手上。信很薄，似乎没有退稿。我心里一松，迫不及待拆开信口，一张写满字的《知音》杂志社的专用纸露了出来，里面还夹着一张名片。陈编辑的字是用黑水笔写的，不潦草不张扬，像一根根土里土气的木头桩子戳在信纸上。读完这些字，我的脸开始烧灼起来，脑袋也嗡嗡作响——是给气的。 那个陈清贫编辑居然如此批评我——“赵美萍你好，读了你的稿子，第一个感觉就是：你对写作真是一窍不通，既不知道用方格稿纸写稿，也不知道写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来打动编辑的心……”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陈编辑一定弄错了，因为我向来都是用方格稿纸写稿的，那些稿纸都是我从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上海明星纸厂出产的稿纸。至于不会编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我自以为自己写的故事已经够优美够感人了。是编辑眼界太高了吧！ 我憋着一股狠劲，晚上一下班，就给陈清贫编辑写了封回信——陈老师，您等着，我一定会写一个优美而感人的故事来打动您，同时还要打动你们主编的心。 人的才情很怪。有时候，心灵宁静、快乐祥和反而写不出好文章。但心情如果受到某种情绪的刺激或影响，尤其是受到蔑视或嘲讽挖苦，人的心就像一座憋气的火山，急于喷薄而出！ 三天后，一篇构思奇巧、语言优美、故事耐人寻味的文章被我寄往《知音》编辑部，依然寄给了那个“傲慢”的编辑陈清贫。 两周后，一个特殊的电话打到了技术科，电话那头，一个年轻好听的男声问我：“你就是赵美萍小姐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说：“我是《知音》的陈清贫编辑。恭喜你，你这次写来的故事终于打动了我的心，也打动了我们主编的心。你的文章将刊登在今年《知音》的第7期，标题是《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 哦！老天开眼！没有哪篇文章的发表让我如此兴奋！我捧着话筒，激动得简直要语无伦次了。陈编辑继续鼓励我：“你的文字十分优美，我们的雷主编还特意赞扬了这篇文章呢！希望你再接再厉。”我兀自点头称是。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 想想那时真是自卑而幼稚，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只是与一位知名杂志的编辑说了几句话，我已经激动得满脸绯红了。 后来，那篇我在《知音》杂志上发表的处女作《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文章被好几家报纸转载过，还被广东佛山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反复朗诵。优美的词汇与动人的故事打动了无数读者和听众的心。我第一次收到了从《知音》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 与知音杂志社的不解之缘由此而始。写作，像一根神秘的红丝线，连起了我与《知音》非同一般的缘分。 从1995年7月到1998年初，我在《知音》极其子刊《知音·海外版》就发表了7篇文章。其中《告别最后的伦巴》和《打工妹难嫁上海人》等文章尤其受到广大读者好评。后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便以《打工妹难嫁上海人》这篇纪实文章为主线，采访了我和其他两位在上海打工的姐妹。这是后话。 【回家的路必须经过那座洒下我太多血汗的山，它已经越来越矮小了，采石场已经一层一层地掏空了它的内脏。站在路边，探头就可以看到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山洞。】 《知音》杂志社的出国笔会定在1998年3月。路线是香港泰国八日游。 1997年底，我趁着回家办理出境手续，在家里呆了一些日子，还过了一个春节。转眼，我离开家有近9年了。 9年，再鲜艳的色彩都会在风雨的冲刷中变得浅淡，再娇美的花朵都会在风霜的洗礼中变得憔悴，再精彩的人生都会慢慢走远。我的家乡和亲人，已经变成什么模样？ 回家的路必须经过那座洒下我太多血汗的山，令我心痛的是，它已经越来越矮小了，采石场已经一层一层地掏空了它的内脏。站在路边，探头就可以看到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山洞。因为过年，采石场放假了，山便被冷落了下来，被掏空的身体像一张巨大的嘴，无声地述说着苍凉往事。站在路口向下望，我感到一阵眩晕。不是因为恐高，而是想起太多的前情往事……那些被晒干在采石场的青春，就像被掏掉的石头一样，永远也回不来了。但是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曾尖锐地刺伤过自己的疼痛永远潜伏在记忆深处，稍一触碰，就会像苏醒的蛇一样，再咬你一口，让你再疼一次…… 那些和我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小伙伴们，个个都结了婚，有的还生了两个孩子。他们的脸庞依然黝黑，但很满足，也很幸福。和我同年的、属狗的庭梅到底还是嫁给了属鸡的小蒋，生了一个像庭梅一样聪明漂亮的女儿，庭梅依然在纺织厂里上班。不过她说现在的效益并不太好，上班时断时续。曾和我打赌爬过山的六九子做了木匠，娶了老婆，也生了孩子。曾经与我家“有不戴共天仇怨”的大伯的儿子女儿也都结了婚，都各自有了孩子，那些所谓的鸡毛蒜皮的“仇怨”也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长大后慢慢学会的宽容而冰释前嫌。我给他们的孩子买糖吃，孩子们亲切地叫我“姑姑”。 而一些村里的老人，却去的去了，老的老了。有些老人走在路上我依然觉得面熟，只是，已经忘记了该如何称呼。而有些我离开村庄后出生的孩子，更是相逢不相识。不由想起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更是万般滋味在心头。 少年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小时候读这些诗，纯粹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直到自己长大后，有了背井离乡的经历，回头再吟此诗，便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有些事情，总要错过了光阴，才能品味出它最初的意义。这就是时间的魅力与无奈吧！ 田里的油菜生机勃勃，绿油油的菜叶像一张张孩子的脸，微笑着面向天空，贪婪地呼吸着空气，期待着快快长大。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与母亲在地里种菜的光景。母亲会趁此机会给我输灌一些人生道理，或是朦胧的性启蒙教育等等。母亲总是一再告诫我：没有结婚，千万不要把身子给男人。要不就不值钱了。好像女人的所有价值就在贞操上一样。但母亲的话自有她的道理，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观念。 我站在9年前站过的田野上，风在田野里自由地散着步，阳光的巨手温和地抚摩着大地，抚摩着我已经不再幼稚的脸。眼前的一切依然那么熟悉，9年的光阴对于每年出生的新油菜来说，没有什么岁月的痕迹。我想，它们是因为生命轮回得太快了，快得来不及经历苦痛与伤悲。而我面对它们，竟然恍如隔世。 父母依然住在破旧的老屋子里，只是他们的头发更白了，皱纹更多了，眼花耳背，脊背佝偻，日益显得老态龙钟。家里那台1986年买的二手十四寸黑白电视和父母一样满脸雪花，只能收到三个台。这9年来，父母唯一的变化是，他们学会了打麻将。赌是小赌，但两人时常为了谁去打麻将，谁给妹妹带孩子而争吵。我一回家，母亲和继父便相继对我“告状”，抢着述说对方的不是。心里的酸楚一浪一浪地涌上来。我终于感到父母老了。9年前，他们只会对我和妹妹呼来喝去，非打即骂。而现在，他们反而像孩子一样寻找我的同情。岁月真是把无情的刀，刀刀催人老。岁月的沧桑变幻不仅仅体现在人的肉体上，更多的却是精神的衰老。 最令我们家人欣慰的事情莫过于妹妹的宝贝儿子了。这个叫宋文豪的小家伙是全家的开心果，母亲每天有一大半时间是和小文豪纠缠在一起。有了外孙的母亲像拥有了宝贝的女王，每天抱着两岁的外孙在家附近晃来晃去，给外孙买糖，哄他吃饭。母亲大半辈子灰暗的人生，终于在老年时有了一点鲜活的色彩。 因为我是回来办理出境手续的，我要出国旅游的消息在村里掀起了一股飓风。风自然是母亲放出去的。那时候，去香港泰国旅游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件事情。而对有些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农民来说，更无疑于惊天大事了。母亲整天扬眉吐气似的逢人便夸我有出息，惹得那些一辈子都没出过县城的村民们更是满脸羡慕和向往。 我已经算是有出息了吗？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方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自己把心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3月，永远是个美丽而生机勃勃的季节。每天上下班，乘着95路公交车从长长的共和新路上经过，路边一棵棵整齐排列的法国梧桐像冬眠复苏的美女，一个个睁开了朦胧的眼睛，透过嫩绿的叶片注视着满街的车水马龙。我的心也像这些复苏的梧桐，每个毛孔都浸满快乐。 3月12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有个怯生生的女孩拖着一个深绿色的行李箱，捏着机票，向出境通道走去。机场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请她留步：“对不起，小姐，您还没换登机牌，没买机场建设费呢。换登机牌在21号窗口，机场建设费在那边买——”工作人员挥手指点她方向。而她早就面红耳赤了，她像个企图蒙混过关而被抓住现形的犯罪分子，慌乱而紧张地退出队伍，拖着行李箱尴尬地走出去。 那就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我。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丢人现眼的我。在后来的几年中，我乘飞机几乎飞遍了全国的省会城市，但是，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在虹桥机场遇到的尴尬。我始终相信，世界很大，而我很渺小。 在飞机上，我又遇到了让我如今想来依然脸红的事。先是空中小姐分发饮料和点心，我想，这是在飞机上，东西一定很贵的，所以坚持不要。其实我很渴，也很饿。邻座的一位女士一脸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不要，我掩饰说在家里吃过了，不饿。当我发现这是免费赠送的时候，已经错过机会了。心内懊悔不迭，又不好意思找空姐补要。 另一桩尴尬事是内急。我根本不知道飞机上会有厕所。也不好意思问身边的旅客。就那么使劲忍着。两个小时后，当我到达深圳机场时，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向洗手间。后来想想，完全是自己的自卑在作祟，只要我开口问一问，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何至于把自己渴坏、饿坏、憋坏呢！ 当我赶到深圳指定的酒店，全国二十多名《知音》杂志社邀请的作者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汇合了，第二天即赴香港，然后飞往泰国。 到了深圳，又一层自卑笼罩了我。在那么多的作者里，只有我的身份最卑微——打工妹。其他作者要么是编辑、记者，要么是法官、律师、作家等等。每个人都有着体面的职业。有人在聊天的时候，随口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工作等等。每个问题，对我来说都那么尖锐。 放在如今，打工根本不是什么卑微而羞于启齿的身份。没有学历，也没什么好自卑的。但我当时，这些问题都是我的致命伤。为了我那可怜的自尊心，于是我带着虚荣的心理回答人家：“我是在复旦大学自学的新闻专业，现在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 让我稍微恢复一点自信的，是《知音》杂志社雷一大副总编对我写作水平的肯定。雷总编是特意从武汉赶来深圳给我们送行的。在当晚的晚宴上，雷总编对每位作者都做了认真的评价和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在说到我时，雷主编用带着湖北方言的普通话说：“赵美萍是这次作者笔会中年龄最小的，但大家别看她年纪小，这几年却给《知音》做了不小的贡献，大大小小的文章发了六七篇。这个作者的特点就是文笔优美飘逸，故事浪漫动人，擅写心情故事，是个潜力不错的写手，希望你继续支持《知音》，继续支持陈清贫……” 有时候，人的虚荣心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就雷总编的这席话，在别人听来也许如春风过耳，但我却铭刻于心了。 有时候，人的自信和自卑可能都只源于他人的一句评价。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方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把过去的阴影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机遇，时刻在人生的拐角处张望着，等待着一双发现它的眼睛。】 悠长而快乐的假期开始了。从香港到泰国，所见所闻让我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村姑眼界大开。而比一路美景更吸引我的，是一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来临。 这次《知音》杂志社派出的带队人是总编室主任钱钧（现为《知音》集团励志刊《打工》杂志执行总编）和编辑郝培文。在香港一次饭后闲聊的时候，钱主任无意之中向同桌吃饭的作者透露：因为发展需要，《知音》杂志社要面向全国招聘记者、编辑了，下一期的《知音》杂志上将刊登出招聘启事。 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像被狠狠敲击了一锤的钟。 曾经，我和我的责任编辑陈清贫在电话里说：“我好羡慕你们这些做记者编辑的，成天在国内飞来飞去，见多识广，多神气，多风光。如果我这辈子能做上记者编辑，我会磕头烧高香的……”陈编辑多少了解一点我的出身和学历，他善良地揶揄我：“这个希望有点渺茫哦！没有哪家单位不注重文凭和学历，除非奇迹降临。你还是乖乖地做写手，给我写稿子吧！” 编辑、记者，对我来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职业！但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来说，又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异想天开的梦想！我只能在无望的希望中等待奇迹降临。我就知道，在我人生的拐角处，未必都是灾难和挫折潜伏在那里。 现在回头想想，这个奇迹是必然会来临的。因为我早就准备迎接它的来临了——如果我不是天生就喜欢写作，如果我没有给《知音》写稿，如果我没有参加《知音》笔会，如果——如果我不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人——那么，机遇一定不会在拐角处等我，即使等了，也未必被我发现，即使被我发现了，也未必会被及时抓住！一切，都是冥冥中因果的注定！ 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机遇，时刻在人生的拐角处张望着，等待着一双发现它的眼睛。 “我想去《知音》应聘，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在心跳平缓之后，怯怯地问钱主任。他说，这次招聘是有条件的，如果你条件符合，当然可以去应聘的。尤其你给《知音》写过大量稿件，熟悉《知音》的风格，领导一定会考虑优先录取。 真是一句令人感激不尽的鼓舞精神的话语。但我出于虚荣和自卑的心理，我没有告诉钱主任我的文化履历只有小学毕业。我想等回去之后，看到《知音》上刊登的招聘启示后再说。 有了这个希望的支撑，我的港泰之旅变得美妙无比。 8天后，我带着一叠漂亮的照片和大开的眼界回到上海。在广州转机回上海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的书报摊上买了一本1998年第4期《知音》，翻到最后一页，激动人心的招聘启事映入眼帘。可我一看完就泄气了。那看似简单的三条招聘要求，有两条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第一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第二条：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第三条：发表过十万字以上的作品。 如符合以上三个要求，应聘者可在三个月内将简历和作品复印件寄往武汉知音杂志社总编室。 这三条要求里，也就最后一条我能勉强符合。这道希望之门，对我来说是一道门槛，太高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地考虑是否该向《知音》毛遂自荐。大名鼎鼎、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知音》杂志，会把一个小学毕业生放在眼里吗？人家会不会看到我的简历，就把它塞进了垃圾桶，同时鼻子里轻蔑地“哼”一声：开什么国际玩笑，小学文化也想当著名杂志的编辑、记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 勇气像潮汐一样鼓起又落下，落下又鼓起。 终于，我想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要尝试，我要争取！如果连尝试都不敢去做，何谈成功的希望？有时候，机遇只给你一丝门缝，关键是你是否有勇气去推开它。机会，有时就是一列失不再来的末班车，如不及时搭乘，将会遗憾终身。尝试很简单，只需勇气。 于是，我将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全都复印了一遍。然后装订整齐，用特快专递寄往《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但是，我没写简历。不是忘记，而是故意没写。我希望《知音》杂志社的领导被我的文章打动，而忽略我的学历。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双手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就在我为将来的命运默默祈祷的时候，我接到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编导沙碧红的电话，她说是看到《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打工妹飞出国门》的消息知道我的，想约我做一档节目。原来，就在我飞往香港和泰国参加笔会的同时，《新民晚报》有个记者不知从哪里得到这条消息，写了一篇通讯，让全上海人都知道了：有个仅仅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因为勤于笔耕，被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社邀请出国旅游……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赵美萍”三个字几乎在上海家喻户晓了。我成了上海打工一族的佼佼者，成了所谓的“名人”。 沙碧红开门见山地说，她看了我写的刊发在《知音·海外版》的《打工妹难嫁上海人》那篇文章，她想以此文为主线，拍摄一组打工妹在上海的打拼和情感经历。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打工妹代表。 上电视啊，而且是中央电视台。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采访是在我的小屋里进行的。狭窄的房间令摄像师赵布红先生十分犯难。最后，他们让我坐在床上，赵布红将摄像机固定在床对面的角落里，而他自己只能委屈地蜷缩着了。 令我难为情的是，我几乎没什么漂亮衣服。沙导在我简陋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只翻出一件白衬衫，配上石川先生送我的那条格子裙裤，加上一条背带，稍微有点洋气的样子。但因为是坐在床上，整个人看上去显得臃肿。我暗暗懊悔，早知道这样，该去买件新衣服的。 【不会说话的洪泽内秀而腼腆，聪慧而善良。和她在一起，你会感到宽容与博爱，宁静与祥和，谦恭与上进。她永远不会抱怨人生的不美好，永远不会指责他人的不对，永远不会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第一次面对镜头，我紧张得说不出话，脸涨得通红，说话词不达意，结结巴巴，沙碧红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喊停，一次又一次让我放松点，自然点，不要紧张。我想放松，但是灼热的灯光烧烤着我。我不得不频频喝水，使自己放松，但喝水时拿杯子的动作又是那么生硬做作……唉，天生不是做演员的料。我不由想起一句话：生活本没有导演，但我们每个人都像演员，为了合乎剧情而认真地表演着。 第一天整整拍了四个小时，直到深夜，总算拍完了一部分。沙导说第二天还要去拍服装厂，她已经和服装厂的王厂长和潘厂长都联系过了。 我一夜未眠。因为太过激动和兴奋，我的偏头痛又犯了。每次犯病，左边的脑袋里就像伸进了一只钩子，不停地在里面钩动着神经。有时候，又好像血管堵塞了一样，沸腾的血在表皮下突突地跳着，像要寻找一个缺口，喷薄而出，粗涨的血管隔着皮肤清晰可见。每当偏头疼发作时，百服宁就成了我的救命药。 但是，这天的头痛有点蹊跷，我吞了一颗百服宁，用拳头抵着额角，想努力睡过去。可脑袋像一座急于喷发的火山，沸腾着，狂躁着，折腾得我死去活来。我只得爬起来，昏沉沉地再服了一颗百服宁。从此落下祸根，每次头痛，总要服两颗百服宁才见效。 又想起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难道注定所有“天才”都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修成正果吗？ 第二天的采访十分顺利，出乎我的意料，服装厂领导还设宴招待了沙导一行。有半年没见面的石川先生左右端详着我，说我变了，变得自信而有气质了。我笑着对他说：“这都是您教我的啊。去年您给我送行的时候，送了几句话给我，我一直记在心里呢。” 有些话，是值得铭记一生的。有些人，是值得敬重一生的。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永远铭记与敬重那些指点过我人生迷津的人！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指点别人的缺陷，修复别人的自信的。唯有那些值得别人指点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幸运。 采访过我之后，沙导接着采访了我的两个朋友，毛毛和阿华。毛毛是来自江苏海门的女孩，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她身材高挑秀美，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会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她的内心却充满对爱情的惆怅和忧伤。在上海几年，与上海男人谈过几场有始无终的恋爱，最后都因为自己是个外来妹而无疾而终。 另一个朋友阿华，在我们这帮打工妹里算是十分成功的。来自福建的她不仅在上海开了一家“胎发笔”公司，有房有车，最令人羡慕的是拥有一份美满的爱情。 本来，计划中还要采访我的另一个朋友洪泽的，可惜她是个聋哑人，无法在镜头面前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故事，所以作罢。但洪泽的奋斗故事比我们任何人都值得书写，从她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她的人生经历也曾给过我巨大的精神鼓舞。 洪泽出生在东北齐齐哈尔市，幼年丧母。从小她就十分聪慧，在做编辑的父亲的指导下学习绘画和舞蹈，后来她考上了长春大学工艺美术系。大学毕业后，她来到上海打工，在浦东一家中日合资的玻璃艺术品公司做刻花工。经过数年努力，洪泽从小小的刻花工慢慢晋升到为高级设计师。她设计的玻璃工艺品远销海内外，深受圈内人士好评。她多次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外来务工青年”、“首届中国优秀外来务工青年”、“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称号。还曾受到过书记的接见。她是继张海迪之后又一位令人钦佩的“残疾明星”。我和洪泽在一个外来工的聚会上认识以后，便成了好朋友。见面的时候，我们就用纸和笔交谈。分开的时候，我就给她打传呼留言。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永远是淮海路陕西路口的百盛百货公司门口。 不会说话的洪泽内秀而腼腆，聪慧而善良。和她在一起，你会感到宽容与博爱，宁静与祥和，谦恭与上进。她永远不会抱怨人生的不美好，永远不会指责他人的不对，永远不会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她只知道感恩，只知道学习，只知道善待她人。虽然后来我们天各一方，我们依然会通过手机短信、QQ和电子邮件联系。只要我一回到上海，我们是一定要见面的。 我后来把洪泽的故事写了下来，发表在了《知音》杂志社上。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从这个身残志不残的女孩身上吸取力量，得到启迪。 我为有这样一个朋友而骄傲。 当时，在上海有四百多万名外来工，而我们几个打工妹的奋斗故事只能算是沧海一粟。那时，我也根本谈不上成功。我认为自己真正的成功，应该是成为《知音》杂志社的编辑、记者以后。对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打工妹来说，这才是她真正的人生高峰。 仿佛天意注定我的命运在1998年这个平淡无奇的春天苦尽甘来。《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钱钧来电话通知我去面试了，他说老总对我写的文章十分欣赏。在全国各地上千名应聘者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十多个得到面试通知的幸运儿之一。钱主任让我赶快将自己的简历传真过去，在所有应聘者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简历。 我又惊喜又为难。惊喜的是，面试就意味着有一半的成功希望了，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知音》杂志社的门槛！而为难的是，我的简历如何去写呢？如果我说出只有小学毕业，刚刚萌芽的希望会不会就此夭折？ 但我也只能实话实说告诉钱主任：“我没有什么简历，我也没有文凭，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写文章，全是无师自通，自学而成。”钱主任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那你口述一下自己的简历，我帮你写一个吧！这是杂志社规定的程序，哪怕是小学毕业。” 于是，我通过电话，简单地把自己的“简历”向钱主任介绍了一遍：1970年1月1日出生（其实是正月初一，但身份证上是1月1日），籍贯江苏，1983年小学毕业，1984年—1989年砸石头，1989年8月至今在上海打工……” 简历简历，应该是简单的经历吧。可我的经历却如此的不简单。 我忐忑地问钱主任，没有文凭的我，还有希望吗？ 钱主任叹了口气：“这就不知道了。所有的应聘者条件都比你好。最低的学历也是大学中文或新闻本科毕业的。你是否能被录用，就看你的运气啦！4月14日上午9点在知音大厦面试，你准时赶来吧！对了，这批应聘者里，你来路最远。我们通知面试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湖北境内的。” 心被悬了起来。奇迹能发生吗？ 那时候，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大概二十多个小时。我决定坐飞机去应聘。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当我跟电子公司老板张华辞职的时候，他很吃惊，因为当时莘庄办事处已经比较稳定了，如果我坚持下去，很有机会自己成为真正的老板的。我对张华说，挣钱固然重要，但比挣钱更重要的，是圆梦！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写作，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放弃的。 直到现在，我都回忆不起当时为何会有如此大胆的举动。是为了让自己背水一战，孤注一掷？还是因为太过自信，认为自己一定会被破例录取？我都不不知道。只知道自己迟早会辞职，迟早会走上梦寐以求的文字之路。 【据说这是虹桥机场百年难遇的“意外”，为什么偏偏让我遇上了呢？我的心有点沉，难道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1998年4月12日，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暖风早就吹开了浦江两岸的绿叶。爱美的女孩子早就迫不及待的脱掉了毛衣，穿起了漂亮的衬衫和风衣。天是蓝的，阳光是温暖的，而心情，是愉悦的。 这一天，我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藏青灯心绒外套，白色的衣领从里面翻了出来，朴素淡雅，干净利落。而上了摩丝、看起来一丝不苟的短发更让我显得英姿飒爽。我对自己的外表十分满意。 这一天，是我飞往武汉《知音》杂志社面试的日子。面试是在14日，我决定提前一天到达武汉，熟悉环境，以免临时紧张。 沙碧红导演知道我要去武汉面试，她鼓励我说：“小赵，如果你这次应聘上了，我们就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的镜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你是优秀的，一定能成功！” 也许是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话。当天，我并没有顺利到达武汉，而是被困在了上海虹桥机场。不是我个人的原因，是因为一架韩国货机在虹桥机场出事了。那架“肇事”的货机在降落时出了故障，尾巴滑出了跑道，一半身子在跑道上，一半身子在跑道外的草坪上。 当天的所有航班被迫取消。上万名旅客被滞留机场。其中就有我。焦急、不安、沮丧、无奈，是所有被滞留旅客的共同表情。随着时间的推延，大家越发怨声载道，有急事在身的旅客已经怒发冲冠，围着机场的值班主任柜台大声地发火，有的说要机场赔偿自己的损失，有的要求退票，整个机场大厅闹哄哄一片。据说这是虹桥机场百年难遇的“意外”，为什么偏偏让我遇上了呢？我的心有点沉，难道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当夜，机场将所有滞留旅客拉到附近的宾馆饭店住下，等第二天机场解禁后出港。这一来一去中，我认识了一位武汉人。是同济医院的一位老教授，叫余枢，是来上海开会的。闲聊时，余教授问我去武汉做什么。我说去《知音》杂志社应聘。余教授说：“《知音》啊？很有名的，我们全家人都爱看。我儿媳妇去年去美国学习了，还经常打电话回来，让我们买《知音》给她寄过去呢！”我像是真的遇到知音，和余教授围绕着《知音》的话题聊了起来。不知是鼓励我，还是我确实给人的印象很精练能干。余教授说：“你这个姑娘，一定会被录取的。”我问为什么，余教授笑笑，说是直觉。 我说，如果我真的被《知音》录取，我一定每个月都给您寄杂志。 直到第二天晚上20：40，我和余教授才乘上CZ3572次航班飞往武汉。夜色中的飞翔有点神秘，随着飞机的攀升，感觉自己距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 武汉，那个据说夏天热得像蒸笼的城市，会接纳我这个寻梦的外乡人吗？ 到达武汉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和余教授一起坐上航班车时，我才知道，原来，武汉竟然分成了三镇。一是汉口，一是汉阳，一是武昌。长江和汉水把大武汉分成了三块。而我，要去的是离机场最远的武昌。《知音》杂志社就在那里。 余教授家在汉口。我们在航班车终点站分别时，这个热心的老人居然亲自帮我叫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我要去的地方。而后，他又要来车站接他的儿子抄下了出租车车号，让我有事情就打电话给他。然后才与我握手再见，并祝我好运。 我心里一暖，这个我第一个结识的、亲切而慈祥的武汉老人，使我对这个城市不再感到畏惧和陌生。 夜晚的武汉有些朦胧，道路没有上海的宽敞，出租车没有上海的干净，建筑没有上海的气派，路灯没有上海的明亮……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有一点点失望。然而心底却有一簇明亮的火焰，不停地闪烁着。那是《知音》给我的希望之光。 当晚，住在水果湖省委招待所的我兴奋难眠。不知第二天的运气如何。我像一个虔诚朝拜的佛徒，不远千里，不辞艰辛，来到自己久仰的圣殿。而《知音》，这座我心中的圣殿，会对我敞开它慈悲的胸怀吗？ 四月的武汉感觉比上海的温度要高两三度，早上起来，就已经感受到太阳灼热的温度了。这是个十分晴朗的天气，东湖路上的法国梧桐正在扬花，飞絮铺满了一路。我知道那玩意儿钻进皮肤或眼睛就会奇痒无比，我很奇怪，上海的梧桐树早就被嫁接成了不会飞花的品种，为什么武汉的梧桐还继续飘扬着这种讨厌的花絮呢？这个城市，处处显示出比上海落后至少20年。 【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 我终于站在著名的《知音》大厦门外了。我心中的圣殿啊，它竟然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15层大楼，如果不是大门口的外墙上挂着一块“知音杂志社”的铜牌，根本就无法看出这里就是名扬中外、发行量280多万（当时《知音》还是月刊）的《知音》编辑部。说实话，心里有点小小的失望。在我的想象中，《知音》杂志社应该是像上海的任何一座写字楼，气派非凡，辉煌大气的啊！ 而来到编辑部，看到那些我崇拜得无以复加的编辑、记者们，那种亲切与温暖的感觉便回来了。听着陈清贫介绍一个个编辑给我认识，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终于和本人对上号了，既新奇又激动。我原来一直以为，编辑王唯是一位先生，因为“他”编发过不少案件稿，往往在文后还附有深刻到位的编后。可到了编辑部才发现，王唯是位不折不扣的女编辑。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意外让我们感到惊喜和有趣。 紧张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前来面试的应聘者们已经陆续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面试现场设在二楼的会议室。我离开编辑部的时候，陈清贫伸出右手，对我打出一个“V”字手势，那是成功的手势。 我深吸一口气，下楼，转弯，踏进楼梯左边尽头的会议室。那是我人生的考场。成败在此一举！ 9点整，《知音》杂志社总编、社长胡勋璧、副总编雷一大、副社长周未水、知音编辑部主任关前、海外版编辑部主任张艺潇、总编室主任钱钧、等几位主考官鱼贯入场。我平时只是在杂志上见到他们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期刊界名人，如今面对面，又是关系前途命运的求职考试，心里免不了有几分紧张。 大约近20个人参加面试，第一场考口试，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口试正式开始。第一位做自我介绍的是一所大学的年轻教授，外语相当过硬，给《知音·海外版》写过无数稿件；第二位是一家报社的主任记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第三位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 我的头皮在慢慢发麻。原先积累的自信，随着其他应聘者的侃侃而谈在慢慢泄漏。我该用怎样的表达，才能表现得与众不同，才能让这些严肃的主考官们对我这个仅仅小学毕业的打工妹刮目相看？ 窗外的梧桐们郁郁葱葱、生机勃勃，阳光像一只温暖的手，正温柔地梳理着梧桐细碎的叶片，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送给每片刚刚苏醒的叶子，像个慈祥的妈妈。这一刻，我忽然想起很久没有联系的母亲，想起贫寒的家境，想起小时候找村里的高中生借书看，想起在上海小屋中的灯下奋笔疾书的日子……点点滴滴，穿越时空，呼啸而来…… 我知道该怎样介绍自己了。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是与众不同的。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 文凭是别人的财富！而苦难就是我的财富！是我的大学！ 【三天后，好消息从知音杂志社传来，我被录取了！并且随时可以报到上班！一个期刊界的奇闻就这样诞生了——一个小学毕业生、采石女、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了著名期刊的编辑、记者！在中国期刊界，这是前所未有的。】 轮到我做自我介绍了。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对着窗外微笑了一下。那些梧桐叶子一定可以感受到我的自信。这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听了别人的自述，有点自卑，因为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第一句话有了效果，所有主考官都从面前的资料上抬起头来，有些讶异地看着我。我受到了鼓舞，口齿变得清晰伶俐起来。我先讲了个“煽情”的小故事：“在我们那个村子，能看到好书极不容易。村里有个高中生，他搜集了一箱子的书和杂志，每次，我只能找他借一本，就是在他那个小木箱子里，我发现了《知音》……”煽情的开头将主考官们紧紧地吸引住了。接着，我话锋一转，说起自己的经历——从小因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毕业便辍学回家，靠砸石头养家糊口。19岁时到上海打工，在打工之余自学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发表10多万字的纪实作品和小说…… 最后，我说：“虽然我没有进过大学深造，但是，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我的经历就是一笔旁人难以企及的财富，它会使我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受益无穷。我请求《知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自己的潜能。因为，苦难就是我的大学！”说完了，我发现主考官们的眼睛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而我已经没有了紧张。我的视线掠过窗外的梧桐树叶，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摆着，好像是对我的赞许和祝福。 口试完毕。我们离开考场的时候，一位叫罗志松的某报社主任记者（现为《知音》编辑部主任编辑），走过来对我说：“小赵，听了你的自我介绍，我都自愧不如了。如果这次招聘只有我俩竞争，我一定把这机会让给你！”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却让我感动莫名。 接下来是笔试，考我们对《知音》杂志的理解或建议，还要现场编辑一篇文章。我以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知音》文体与风格的理解，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文章编辑得也很顺利。 考试结束，反馈立即来了。钱主任悄悄告诉我，《知音》领导对我的印象很深，胡总要破例接见我一次。 那一刻，我几乎听到花开的声音！ 下午两点半，杂志社上班了。我准时来到四楼胡总的办公室。面目慈善的胡总不魁梧，也不高大，却有一个充满智慧的大脑门和一双历练洞达的眼睛。他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都是关于我的家事和我的打工经历，我都一一如实回答。我抓住机会向胡总保证：“如果《知音》能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会使你们失望的。虽然我没有过硬的文凭，但苦难这笔财富却是我一辈子也用不完的，因为有了这笔财富，我会比其他人更懂得生活，更懂得人生，更懂得人情和人性……”不知道胡总是否被我打动了。他只是平静地告诉我，录用与否，还必须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 我争取过了，我努力过了，成功与否，那是上天的决定！至少，我已经心安了。考试后第三天，我飞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及时与沙碧红导演联系，她在电话中问我考试情况如何，有多大把握。我充满信心地告诉她：“应该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吧！直觉。”他们也在等待，为我等待奇迹发生。 三天后，好消息从《知音》杂志社传来，我被录取了！并且随时可以报到上班！一个期刊界的奇闻就这样诞生了——一个小学毕业生、采石女、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了著名期刊的编辑、记者！在中国期刊界，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并没有太多的激动。我应该成功的。我相信自己。 4月28日，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再一次来到虹桥机场，这一次，是要长久地离开这个我包容了我太多汗水和泪水的城市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陆兰亭老师来了，《新民晚报》的记者来了，毛毛来了，打工的兄弟姐妹们来了，他们带来了书，带来了鲜花，带来了拥抱和泪水……明明是去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地方，可我为什么会泪流满面？——是我对这个城市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是我对这个城市爱恨交加，是我舍不得离开我同病相怜的兄弟姐妹！可终究要离开了。我洒泪挥别上海的那一幕，被《半边天》节目摄入了镜头。 我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9年的上海，离开了这个让我爱恨交加的城市，就像我当初义无返顾离开故乡一样，我又一次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它。回首奋斗了9年的上海，禁不住泪如雨下…… 28岁的我，开始攀登另一座人生高峰。 《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的地方 《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的地方 【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一直以为，“萍”是个十分美丽的名字，又好写又好看，还好听。可是，当我回忆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却赫然发现——我的命运，就是萍的命运。一生漂泊着的萍的命运。从江苏到安徽，从安徽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逆流而上，逆风而行。而萍草，一般来说只能顺流而下，随波逐流的。而我却恰恰相反，也许正因为我逆流而上的性格，才使自己到达了人生的“上游”。而我到达的每个地方都濒临长江，这不得不让我相信，我命中注定离不开水，离不开漂泊。 这让我想起刘德华的一首歌《我和我追逐的梦》，其中有几句歌词特别打动我——漂流已久/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怒和欢乐都不能由我…… 这首歌有点感伤，却十分符合我的心境。如今，我漂泊到了武汉，这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会是我最后的栖息地吗？我是否还会继续漂泊？一切都是未知数。 而我最大的优点是，无论漂流到哪里，都能立即生根发芽。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到了《知音》才知道，我面临的挑战比我的想象要严峻得多。《知音》编辑至少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硕士研究生更不在少数。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工作经验，我都一片空白。我以前只是写作，不会编辑，也没有作者，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试用期只有三个月，我必须在这三个月里，突破自己。 刚来时，单位一时没有合适的宿舍安排给我，于是，单位斜对面的一家“建材招待所”成了我的临时宿舍。我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在附近的小吃摊上解决的。武汉的饮食受湖南和四川的影响，有点偏咸和辣。一开始，我怎么也吃不习惯，要知道，在上海，是连咸菜也要放糖的。但我也许天性是个随遇而安的命，很快便习惯了吃又干又硬的武汉著名小吃热干面，1.2元一碗，一个月下来，体重明显增加。吓得再也不敢每天吃了。 我每天早晨七点钟便起床，洗漱完毕，到楼下吃早点。然后走上两分钟的路，便到了知音大厦。单位规定8点钟上班，以签到为准。中午11：40下班，下午2：30上班。考勤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知音》杂志社严格的管理体系在期刊界有口皆碑。经常会有一些兄弟单位慕名前来取经。 在三楼正对楼梯的大办公室里，已经安排了我的办公桌。位置十分理想，对面就是高高的梧桐树。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每年都以对面的一幢大楼为标准，目测梧桐每年又长高了多少。我刚进《知音》上班的时候，从我的座位处，刚好可以看到梧桐树的树梢与对面招待所的房顶平齐。过了一年，它们就超过了招待所的房顶。我看着它们快速而欣喜地成长着，它们也看着我辛勤地工作着。 那时单位还没配电脑，所有的稿件在修改后，都必须抄写一遍，如果主任修改过了，还必须再抄写一遍，这样才能方便主编阅读。有些编辑自己抄不过来，就花钱请一些大学生、退休老师抄写。两块钱一千字。那些年，《知音》编辑们不知为多少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们提供了轻而易举挣钱的好机会。 第一个月，我一篇稿子都没有。编辑部主任关前（现为《知音·海外版》执行副总编）指点我，先把《知音》往年的合订本猛读一遍，充分了解《知音》的栏目、风格、要求，以及了解哪些稿件我们已经发表过，以免犯重复编辑同一稿件的低级错误。 于是，我找陈清贫借了近三年的《知音》合订本，一篇篇认真啃读。其实，我在上海时，基本上每期必买《知音》，都是读过了的。但现在的读跟以往的读不一样了，以往读是新奇，现在读是研究。一边研究一边做笔记。同时，我买来大量的哲学论著、文学名著慢慢地“消化”。这些，会有助于我将文章编辑得有分量、有深度。 第一个月，我基本上是在阅读和帮别的编辑抄写稿件中度过的。帮别人抄写稿件有个好处，就是学习别人怎么修改文章，包括引言、小标题和编后的制作等等。这是最简单的“偷师学艺”了。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万事开头难，开头真难。 第二个月，编辑部主任关前带我出了趟差，到我熟悉的上海与南京走了一趟。关老师给我介绍了不少他的作者给我认识，我见了不少人，逢人就谦恭地喊老师，就谈选题。也有两个作者答应给我稿子。可惜，一趟差回来，我依然没拿到一篇稿子。后来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放心把稿子交给我这个新编辑的，怕我糟蹋、浪费了他们的稿子。 有一次，我打长途电话给上海一位在《知音》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的某老师，向他约稿。某老师先不谈稿子的事情，却婉转地问我：“小赵啊，听说你学历不高啊，能到《知音》做编辑不容易吧？”我马上谦虚地说：“这都是《知音》给我的机会。”某老师话锋一转，“你以前从来没做过编辑的工作，你会编辑稿子吗？会做引文吗？会做小标题吗？” 这时，我依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快，这种问题，我虽然听得不多，但有如此疑问的人一定不少。我说：“任何人都不是天生什么都会的，只要肯学，就没什么学不会的啊！” 这个时候，我明显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轻笑，那笑与一般的笑不一样，是带着鼻音的、短促的、气声似的“哼”，是那种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不屑和轻蔑的冷笑。“《知音》这样下去，能办得好吗？”某老师像是自言自语说出了这句话。如果真是他自言自语就好了，偏偏让我听到了。我的脸“刷”地红了，我抑着气说：“某老师，你忙吧，不打扰了。”我正准备放下电话，某老师的话又传了过来：“小赵啊，我跟你们那里的几个编辑都很熟，他们老缠着我要稿子，你嘛，我就无能为力了……”我说“谢谢，不用了”，迅速挂掉了电话，我怕自己没出息的眼泪会掉下来了。 难怪我刚来时，关老师就对我说：“好多人都看着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干。”不仅同事看着我，原来连作者也看着我呢，也许想看看一个小学生编辑是如何出洋相的。 5月中旬，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播出了以我为主的打工妹专题片。一时间，我的电话信件不断。人们都很好奇，无一例外地询问，我是如何从一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的打工妹成为一名记者、编辑的。这些来信来电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压力，现在不仅是少数的几个人在看着我了，而是全国人都在看着我了。如果我几个月后因工作无法展开，而被《知音》辞退的话，我颜面何在？后路何在？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第三个月，我单独出差去了北京，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两眼一抹黑。我根本不知道去北京该住在哪里，单位那时规定的报销标准是每天住宿150元。在北京，这是住招待所的价格了！我到处打听，最后打听到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东街《经济日报》社招待所，有120元一间的标准间。北京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太大了，大得感觉自己像只蚂蚁，每天只能在北京很小的一个角落里爬来爬去，还很难办成什么事情。 我是奔着北京几位和我同时参加过香港和泰国的笔会的作者们去的。我们在海外又是亲密合影，又是谈笑风生，还约定我以后有机会去了北京，他们请我吃饭什么的。但是，我到北京之后，打了那么多电话，有些人不是说忙，就是说手头没有稿子，不好意思……只有严欣久老师（其父是著名作家、散文家、著名儿童文学家严文井）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北京的写手。至今还记得，那位可以做我妈妈的严老师，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一个个作者的电话，联系地址等等，还亲自帮我一个个打电话跟作者先通了气。虽然严欣久老师也没有给我写过稿，但她的热情帮助我至今难忘。有些人，虽然只是泛泛之交，但他/她也许会让你铭记一辈子。这就是人格的魅力！ 因为没有经验，尽管我频频出差，依然没有收获。有时组回一堆稿子，到报选题的时候，才发现都是不痛不痒的，跟其他同事的题材比起来，简直是一堆垃圾。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我焦头烂额！ 第四个月，我到安徽出差。那是我的故乡啊！我希望在那里会有所收获。果然，故乡没有使我失望。回去后，我找到了芜湖市文联的王永祥老师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张国军法官，他们又介绍我认识了芜湖政法委的王昌银老师。王昌银老师刚好新近写了一个案子，题材不错，凭直觉，我就觉得是必发稿。果然，就是这篇我家乡发生的案子，打开了我的编辑生涯的第一炮。 对编辑来说，组稿好比买菜，菜买回来后，如何加工成一道道风味独特的美味佳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编辑出一篇好文章，不仅标题要凝练，因此要出彩，编后要深刻，更重要的是如何提炼出新颖不俗的主题。这对我来说，都是需要下大工夫去学习的。好在，《知音》的领导们都很敬业而随和。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关前没少关照我，每月编稿期间，他都十分耐心地教我如何改稿子，如何做小标题，如何写编后，如何把一篇题材新颖但写得很平庸的稿子编出新意来。 同样是农村出身的雷总编也对我厚爱有加。每当稿子到了三审时，他发现某个稿子编辑没到位，他都会把编辑轮流叫进他的办公室，耐心细致地为编辑讲解分析这篇稿子的重点在哪里，该如何提炼主题。有好几次，我对一篇稿子失去信心的时候，雷总会这样鼓励我：“小赵，你能走到今天十分不容易，我们都相信你会做个好编辑的，我们当初讨论是否录用你的时候，也正是看中你身上那种能吃苦的精神和你的聪明才智。只要你能下苦功，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的。”谆谆教诲如同春风拂面，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每次发完稿子后，胡社长和雷总编都会给编辑们开编后会，评价每篇稿子的优劣与得失，发出来的稿子它好在哪里，没发出来的稿子缺陷在哪里。通过一一点评，使编辑们对稿件的把握与主题的提炼的水平大大提高。而我，更如海绵吸水，认真地记下社长和主编的每句点评，这是拿钱也买不到的宝贵知识。 万事开头难，一旦开了头，便顺利了。自从发了第一篇稿子之后，我每月都能顺利完成版面任务。那时候，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誊抄稿件了。每个月，我至少交五篇稿子，每篇稿子约六千字左右，至少要抄写三万多字。有时反复修改，就必须反复抄写。在每月编稿期间，我从没在午夜12点之前睡过觉。 从第三个月开始，我搬进了单位给我在水果湖刘家湾租的宿舍。那是一套私人民居，共三层，一二楼是我们单位的男同事住，我和另两位女同事住三楼。她俩因年龄小，合住一间，我一人一间。那套房子掩藏在一片高楼大厦间，夏天闷热难当，冬天阴冷潮湿，门都关不上，厨房里爬满蟑螂，自来水管里常常还爬出一团团的红色线虫…… 那时正是炎热的7月，是武汉最热的季节，如果没有电扇和空调，人坐着不动，也会像蒸桑拿一样。那时我已经没什么钱了，在上海打工攒的一点钱早已在两次的飞行和这几个月的生活费中花掉了。加上开头几期没发稿子，基本上入不敷出。我花150元钱买了张简单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后，剩下的钱连床都买不起了，幸亏陈清贫把他家闲置的一只行军床借给了我，而美术编辑段志华老师把家里的一台窗式空调给我拿了过来，我的一个简陋小家就这样拼凑起来了。这是我到武汉之后的第一个“家”。 那间房子的环境实在糟糕。因为楼下开着小餐馆，更是乐坏了一堆硕鼠。白天的时候，那些一尺来长的硕鼠们就大摇大摆地在楼房间穿行，抢食物，抢女朋友，抢地盘，打架斗殴，热闹得一塌糊涂，不亦乐乎。 而夜晚，这些家伙就更猖獗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编稿子，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楼下的餐馆也打烊了，周围的居民都进入了梦乡，一片寂静，这时正是编稿子的好时光。我正奋笔疾书着，忽然听到背后有小小的喷嚏声，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天！一只比小猫小不了多少的老鼠正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呢！我与它对视了有五秒钟，它居然一点都没把我放在眼里，不跑不躲，不惊不怕。我先是害怕，接着生气了，人人都说胆小如鼠，可这个家伙居然没把人放在眼里，它一定是想到我的房间里乘凉呢。我迅疾地站起来，顺手超起床头的一根棍子（这是平时放在床头以防不测的），可它早已经从离地有七八公分高的房门底下窜出去了。经此骚扰，我的思路受到严重干扰，怎么也静不下心来编稿子了。 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老鼠造访我的小屋，甚至发生过咬坏我稿子的恶劣事件。除了咬牙切齿之外，我无计可施。不过，从农村出来的人，一般对生活要求都不太高的。何况，比起当年我在上海租人家的厨房住，遭遇大蛇惊吓和漏雨之苦，这里可算是天堂了。 搬到刘家湾之后，我买了一只小煤气灶和一些油盐酱醋，电饭锅是从上海带来的。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顺便从菜场带点菜回来，炒一个菜，烧一个汤，一碗米饭就够了。有时，天太热，不想做饭，就花5元钱，在楼下的小餐馆里买一份青椒肉丝，一盒米饭，一样可以吃得很饱。有时，我就下一碗面条，炒一盆青菜，或者是一个番茄炒鸡蛋。吃得简单而惬意。生活是因人而宜的，有的人可以过得幽雅而精致，有的人却只能过得寒酸而简单。我却无从挑剔，经历了过去的种种艰难困苦，能够做着心仪的工作，被人赏识，我就十分知足了。 武汉的夏天真热啊！虽然有台窗式空调，但制冷效果并不太好，为了降温，我每天下班回家就用凉水冲地，这样屋内很快就会凉下来。 最麻烦的是洗澡，因为没有热水器。夏天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用的冷水冲凉。开头几天洗得伤风了，十分难受。渐渐就锻炼出体能了，再怎么洗都不伤风了。但是，冬天却不行。想着要洗冷水澡，就已经浑身打寒战，一身鸡皮疙瘩。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我买了两只开水瓶，加上同事的两只，四只开水瓶灌满开水，在卫生间用盆子冲洗。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我的那两个同事后来也仿效我。洗澡问题解决了，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晒被子。那个终年不见阳光的屋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冬天时，被子总是潮呼呼的。尤其是垫在下面的那一床。为了晒被子，每当晴天的时候，我要找根结实的长绳，跑到楼下很远的一块马路边，利用树的间距来拉绳子晒被子。 刘家湾离单位大约三四公里，但却没有一条直接到达的公交线路。有一个月，我等到发了工资，就用170元钱买了一辆女式自行车，每天骑车十分钟左右可到达单位。 我很喜欢花，每天下班的时候，会在菜场看到一些卖花的女子，3块钱就可以买一把小雏菊或扶郎花。我常会买一把小雏菊，回来插在玻璃瓶里。等到它们快要慢慢枯萎的时候，我就把它们移植到外面一只闲置的花盆里，每天浇水，这样，插在土中的小雏菊花期可以延长一倍。每天下班回家，看到灰暗的阳台上一盆郁郁葱葱的黄色雏菊，那种朴素的温馨让人觉得简单的日子也可以过出芬芳的味道。 简单的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在这个陌生而平民化的城市里，我在孤独和忙乱之中慢慢地过出了温馨的生活味道。 【我可以想象，就在我们的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到《知音》后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人生中最刻骨难忘的采访。那就是1998年夏季那场百年罕见的大洪灾。那时我刚到杂志社才三个多月。刚从安徽出差回来，如果我迟回来两天，那么就有可能被水堵在半路，回不了武汉了。那时，连《人民日报》都用《武汉头顶一缸水》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武汉的水患之忧。 这时，为配合全国的抗洪救灾，杂志社决定加印抗洪特刊，紧急派遣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新闻。陈清贫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也决定不放过这一次采访的机会，急匆匆跑到雷总办公室，自告奋勇请求去前线采访。可雷总却怎么也不答应。他说为了安全，女编辑就不要下去了。可我坚决要求去。在雷总面前，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固执。最后，大概是被我缠得没办法，雷总和胡总他们商量后，决定还是让我加入采访小组。派我去的地方是已经溃口的牌洲湾。 当时，我是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湖北省副省长）蒋大国一起去的牌洲湾，时值8月，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我到牌洲湾的当夜就病倒了，该死的偏头痛又犯了，头痛欲裂，喉咙不知为何也溃烂了，无法吞饭咽菜，喝水都像受刑。我用镜子照了照喉咙，发现喉咙里白白的，以为是白喉，吓坏了。当地的妇联干部四处为我找药，但也无济于事。妇联干部担心我的安危，劝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医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呢！我大把地吃着消炎药，每天硬挺着到处跑。 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解放军某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我请求他们将我带进水里，配合我的采访。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们答应了。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战士们满脸肃穆，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座座房屋的顶，那些高高的意大利杨树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害。”我不由为这几只可怜的鸡们哀痛起来，其实，值得哀痛的又何止几只鸡呢！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地方时，我听到冲锋艇上的战士们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低沉哽咽。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牺牲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是滚落下来的。战士们也一边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冲锋艇上有四个人，四个人的眼泪成串成串地滚落着……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呼唤比这更凄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在我们的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掩埋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那里。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舟桥旅部队的参谋含泪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问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圆满完成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后才抽个痛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 那四天，我连续高烧，没吃一口饭，全靠喝水。换在平时，病成那样的我肯定会卧床休息的。但在那场悲壮的战斗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就太微不足道了。 在采访抱树8个多小时而幸存的6岁女童小江珊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顽强生命力而唏嘘。那个脑门大大的小女孩，可能因为每天被记者追着采访，已经一点也不畏惧陌生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带着点顽皮和好奇。无论我问什么，她都笑嘻嘻地回答，没有一点害怕和悲伤。也许她还没意识到，在这场洪灾中，她的妈妈、奶奶和两个姐姐永远地去了。当我问到她，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什么印象时，刚刚还笑嘻嘻的小女孩忽然噤声了，接着，眼泪挂上了脸颊，我十分后悔问了这个刺痛幼小心灵的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问”啊……小江珊是眼睁睁看着奶奶被水冲走的，奶奶原本与她爬在一棵树上，但奶奶毕竟老了，在洪水的冲刷与浸泡中早就没了力气，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点时，一个浪头却把奶奶卷进了水中，刹那间，亲爱的奶奶不见了…… 我无法想象，这残酷而悲痛的一幕会在一个6岁女童的幼小心灵里刻下怎样的烙印？灾难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灾难留给我们精神上的后遗症。 但愿小江珊能把这场噩梦尽快忘却，但愿她的人生从此平安快乐！ 5天后，我从牌洲湾回到了单位。同事们一看到我，就惊讶地说我又黑又瘦。陈清贫也回来了，他去了当时最危险的公安县，被围困在水中7个小时，差点就“光荣”了。后来我才知道，单位领导为了我的安全，才将我安排到已经溃堤、但与其它洪区相比却相对“安全”的牌洲湾。其他几位男编辑也去了不同的洪区，采编回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好素材。 很快，《牌洲湾，英勇悲壮的牌洲湾》一文发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当我读到又我采写的那一段时，依然会泪流满面。 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人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成了我记者、编辑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命的张力，什么是爱的奉献，什么是人间真情！ 【初到《知音》的两年，我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闹钟，时刻不停地奔跑着。因为我太清楚不过，在这个“以实力争地位”的地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没有退路的时候，正是潜力发挥最大的时候。来到《知音》，我就已经切断了自己的所有退路，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做一名合格的编辑和记者。 没有什么比作者的奇缺更令我伤脑筋的事情了。作为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支可靠的作者队伍。如果自己手里有几个得力的作者，每月给我提供一篇有价值的稿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为了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作者队伍，我只好坚持每月都出差。后来，我想到了一个最为简单有效的“笨”办法：每到一地，先买来当地的所有报纸，一边寻找新闻线索，一边记下报纸上写特稿的记者的名字。然后再按图索骥，打电话到报社找这些记者。一般情况下，这种做法十分有效。新闻界的同行基本都是相通的，然后我再通过这些记者的介绍，认识其他记者。就通过如此滚雪球般的介绍，我渐渐地在全国有了自己的作者队伍，有时即使我有一个月不出差，也能通过长途电话约到稿件，我的编辑工作就这样一点点开展起来了。 除了组稿，我就是亲自采写。这是我的优势。在我的采访经历中，还有一次刻骨铭心。那就是去得最远的一次——只身跑到青海湖，采访一位在青海湖鸟岛上研究黑颈鹤的生物学家。当初，我是为了核实一个作者提供的新闻线索的真伪而去的。没想到，当我乘飞机到达兰州，再从兰州坐车赶到西宁时，却发现，作者提供的那个新闻线索根本子虚乌有。而且，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作者了。打手机不通，打传呼不回。我又恼火又庆幸。恼火的是，千里迢迢来到如此偏远的地方，一个熟人，一个作者都没有，如何完成此次出差任务（因为单位有规定，如果出差没有拿回当地的稿子发表，出差费用不报销）。庆幸的是，我幸亏亲自来了一趟，如果我听信作者的一面之词，编发他胡编乱造出的稿子，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既来之，则安之吧！我这样安慰自己，只好沉下心来寻找新的素材。我想，青海这么大，珍稀动物那么多，难道在保护和研究珍稀动物的生物学家中，就没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过吗？ 我在西宁宾馆住下，然后买了一份西宁地图，回到房间就拨“114”电话，查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单位的电话。没想到，几个电话打下来，居然打听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有一位长年在野外研究鸟类的生物学家，叫李来兴。李教授为了研究我国独有的珍稀物种黑颈鹤，在青海湖鸟岛生活了十二年，他的妻子因为寂寞难耐，与他分道扬镳了，但李教授依然痴情不改，独居鸟岛，无怨无悔。后来，一位同样深爱黑颈鹤的红颜知己来到了他的身边…… 我心头一亮，多好的素材啊！如果不亲自来一趟，如果不大胆地向各个单位打电话询问，这种鲜活而感人的素材就会被埋没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登上了前往青海湖的班车。颠簸了三百多公里，才到了青海湖。我果然不虚此行，我顺利地在鸟岛上找到了一脸黝黑的李来兴教授。在青海湖畔，在鸟岛，我的采访机中录进了成千上万只鸟儿的鸣唱，也录进了李教授五味俱全的回忆…… 后来，这篇题为《青海湖，我无悔而永恒的黑颈鹤之恋》发表在了2000年第9期《知音》上，感人肺腑的故事加上优美浪漫的文笔受到了读者的好评。甚至有些我并不相识的作者，也主动跟我联系，给我稿子。有些作者还把这篇文章当成了写爱情故事的范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肯定了。 初到《知音》的两年，我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闹钟，时刻不停地奔跑着。因为我太清楚不过，在这个“以实力争地位”的地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时候，紧张得晚上做梦都是稿子、稿子、稿子。有一天夜里，我梦到雷总编在下稿子的时候，没有我的，这就意味着我这期剃了“光头”。我急得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醒了，残酷的梦境像真的一样，害得我再也睡不着了。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每次我出差在外，无论是和作者还是和朋友聊天，三句不离稿子，都被别人笑话得职业病了。有次我回家，跟妹妹妹夫也说，如果老家发生了什么故事，马上就告诉我，我好回来采访。 我想，所谓的敬业，就是时刻想着工作吧！今天如果不努力工作，明天可能就要努力找工作了。 【有些人，你给他脸，他不要脸，那就给他耳光吧！】 对我来说，找作者不难，找线索不难，难的是去采访那些目中无人的名人。大凡名人都有些做派（这是我以前绝对想不到的），特别是那些歌星、影星。当然，并非所有名人都是这种德行。 有一年冬天，我出差北京，冒着漫天大雪，找到音乐家蒋大为的家，很顺利地采访了蒋大为先生。我在蒋家呆了两个多小时，和蒋先生聊得十分愉快。蒋大为感动于我的执著，还特意挥毫泼墨，为我题了一幅字。后来，我写的那篇《蒋大为细说父女情》一文在《知音》上发表后，蒋大为先生十分满意，又介绍我采访一位蒙古族男歌星，并把男歌星的电话给了我。 首先，我打电话到那位男歌星的家里，男歌星的女朋友告之我，男歌星在长春演出，让我打他的手机。我拨通男歌星的手机后，礼貌地说：“某某老师您好，我是《知音》杂志社的编辑，叫赵美萍，我正在北京出差，想借机会采访你一下……”我还没说完，男歌星就说：“我现在很忙，在排练。”我连忙说：“那我不打扰了，我晚上再联系您吧！” 晚上9点多钟，我又拨通了男歌星的电话。谁知，我还没开口，男歌星就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又打电话来啊？烦不烦啊你，管你什么破杂志，我不想接受采访……”说罢，“啪”地关了电话。可我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也是一个很在意人格尊严的人。于是，我又拨通了男歌星的电话，我说：“某某老师，您怎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这样，好像不太礼貌吧？”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名男歌星居然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对你讲礼貌？去你妈的！” “啪”，电话又挂了。那一刻，我真的气得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心怦怦跳着。刚刚涉足记者生涯的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在屏幕上那么风度翩翩、那么受人敬重的著名蒙古族男歌星竟然如此粗暴无礼，缺乏教养。我深吸一口气，再次拿起电话，拨通之后，我没等对方开口，就说：“某某某，我尊重你，才决定采访你！可你是个没素质、没教养的人，太不值得我尊重了——”接着我加重语气回了他一句“去你妈的！”“啪”，不等对方说话，我先把电话挂了。好歹出了一口恶气，心里多少有些畅快！ 还有一次，我打了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一个资深编导的耳光。我和这个家伙是在采访1998年那场特大洪水的时候认识的。在武汉，我们还在某舟桥旅部队一起吃过饭，也算是朋友。有次我到北京出差后，这家伙趁介绍一位名人给我采访的机会，想在车里对我非礼，我情急之下，赏了他一耳光。这家伙被我打愣了，也许他没想过我会如此反应，也许他从来没吃过女人的耳光，他愣了半晌，恨恨地对我说：“还从来没女人敢对老子这样！臭娘们，算你狠！但老子警告你，你休想在北京采访到名人！” 面对如此无耻嚣张的嘴脸，我气得咬牙切齿。但理智告诉我不能再得寸进尺了，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我下了他的车，屈辱和委屈的泪水这才掉下来，我才知道，这份看似风光的职业背后，也隐藏着难言的辛酸。 但我不后悔打出的那一耳光，和尊严、人格比起来，能不能采访到名人，发不发稿子都不重要了。 有些人，你给他脸，他不要脸，那就给他耳光吧！ 好在，这种遭遇并不太多。大部分的出差组稿还都是比较顺利。每个月，我和所有同事一样，有二十天在编辑部里编稿子，有十天在外组稿。像鸟儿一样，有规律地出去觅食，再返回来交任务。每只鸟儿都那么勤奋，争先恐后。 从1999年开始，我的发稿量开始平稳，每期保持在两篇左右，偶尔也会发一篇或三篇，极少被剃“光头”。偶尔被剃一次“光头”，就会痛苦不堪，倒不是因为影响到收入，而是羞愧。就觉得对不起主任，对不起主编和总编，更对不起自己。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渐渐地，我打开了工作局面，成了杂志社的骨干编辑。并被晋级为执行编辑。 也许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苦，我对社会上的弱视群体犹为关注。在《知音》杂志社的6年多时间里，我为被歹徒残害的小姐妹奔走呼号过；为身陷冤狱的无辜百姓撰文呐喊过；为身患绝症的不幸生命寻求帮助过；为流落街头的打工仔慷慨解囊过…… 199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记录片之窗》节目组又来到武汉，采访了我到《知音》之后的一些经历。从社长、总编到主任和同事，每个人对我的评价都不错。后来，我在电视中，看到胡勋璧社长说出了当初录用我的情况。他说：“其实当初杂志社决定破例录用小赵的时候，也是有些犹豫的，毕竟我们杂志社从来没有录用过没有文凭的编辑。但是，我们看到她曾写过那么多的纪实文章，又是我们的得力作者，就想给她一个机会，看她能不能胜任编辑的工作。小赵很能吃苦，也很勤奋，这两年，进步很大，也给了我们不拘一格求人才的信心。以后我们要是再招聘员工，可能会更注重应聘者的生活阅历……” 在后来的很多场合，胡总都对我的成绩给予了肯定。有一次，时任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的彭珮云女士前来《知音》视察，社领导还特意向彭主席介绍了我，彭主席亲切地鼓励我好好工作，再创佳绩。那一刻，心里的激动和温暖无与伦比。 其实，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激，如果不是《知音》给我机会，再有才华，也无法施展。要想成功，天赋、勤奋和机遇，是缺一不可的。 随后的采访接踵而来。电视台、报纸、杂志纷纷出动。人们对一个小学毕业的采石女、打工妹能在全国知名的《知音》杂志社做编辑、记者，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人物身份和职业的反差太大了，人们想知道，我究竟经过如何努力，才获得今天的成功的。于是，《打工妹成为著名杂志社编辑记者》、《“小学生编辑”的奋斗之路》、《我变天鹅这九年》、《天地一漂萍》、《从采石女到名刊编辑》等标题的文章此起彼伏。每天，我都会接到数十封来信，有打工姐妹写来的，有大中学生写来的，有为人父母者写来的，还有是高墙囚子写来的。还有两封信，居然是美国写来的。原来，他们是看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对我节目的转播。所有的信，几乎无一例外表达了对我挑战命运的钦佩和崇敬。 其中，有封信是位武汉留学生写给我的，他说看到在自己的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十分兴奋，他把信写给了他的父母，然后又让父母给我转寄了过来。这位留美学生在信中说：“虽然我是个留学生，比你的文凭高了许多倍，但我还是觉得不如你，你在逆境中拼搏向上的精神是我所没有的，你的吃苦耐劳、积极乐观的精神是我没有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我出身在你那样的家庭，那样的身世，我会怎样度过一生……” 在所有来信中，最令我触动，并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是东北铁岭市某监狱一个叫刘树涛的年轻死缓犯人。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故事后，立即给我写信。他说他在犯案前，也是个文学爱好者，经常写点短文，往当地的报社投稿。有一次，他因为哥们意气，帮人打架，失手将人砍死，年轻的人生从此被颠覆。身陷囹圄的他非常绝望，希望我能帮他走出心灵泥淖。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刑犯人。这封信在我手中感觉沉甸甸的。我不忍心把它丢进垃圾箱，我想了想，还是给他回了信，信中无非是鼓励他好好改造等等，同时我还寄去了一本《知音》。没想到，第二个月，刘树涛又写来了信，还在信中夹了篇习作，希望我指导他写作。 说实话，那时我忙得连自己的稿子都是争分夺秒地在编，哪有时间为一个犯人指点写作啊！但我又不忍心让一颗希望的心面对失望，只好硬着头皮给他回信，鼓励他多读多写，并告诉他我会帮助他发表作品。 刘树涛越发努力。他在监狱里做《醒报》编辑的同时，不仅自己撰写稿件，还带动起监狱其他犯人们展开了读书写作的良好风气。他每期都把刊发着他作品的报纸一份份寄给我，向我报喜，向我展示他每一个进步。 2000年秋天，刘树涛给我写来一篇文章——《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我看他文笔流畅，写得情真意切，就编辑送审了。随后，这篇发表在了《知音》上，他得到了一千多元稿费。后来他告诉我，他把稿费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失学儿童。这事，还被当地的媒体报道了。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在短短的十来天时间里，设立在腾讯“灯下文字”论坛的网上捐款便达到三万多元，有人五十，有人一百，有人两千，还有人捐献出了寓意美好祝愿的6666元……这些，都是素昧平生的网友们捐献的。在乍暖还寒的三月，有一种感动让我泪流满面……】 在我所有的采访对象里，我对一个叫阮魏旦的女孩始终怀着一颗悲悯之心，也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难过。这个浙江女孩19岁那年患了“右股骨下端骨肉瘤”，即骨癌，父母怕劳民伤财，索性将她遗弃在医院里，从此不闻不问。就在阿旦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默默喜欢着她的男孩子冯乐明走近她的身边，从此不离不弃守护在她的病床前，小冯还卖了自己的修摩托车的小摊子，倾家荡产筹钱为她治病…… 1999年，我刚好驻上海《知音》记者站，专门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组稿采访。当我得知这个催人泪下的真情故事后，我立即赶到瑞金医院采访了阿旦和阿乐，然后含泪写下了《爱还年轻啊，怎奈何苦恋岁月风雨飘摇》一文，发表在了《知音》2000年第1期上。这个动人的故事立即借助《知音》的影响，在社会上掀起了不小的轰动，一颗颗滚烫的爱心向阿旦涌来，一笔笔捐款汇往阿旦所在医院的账号……她的病情暂时被控制住了。可是，在此后两三年间，阿旦的病情一直反复不定。 2003年2月8日（大年初八），上午9点多钟，刚刚上班的我接到了阿乐从北京打来的求助电话：“赵老师，我是阿乐啊，阿旦的肺部和腰椎又出现了病灶，我们去年底来到北京人民医院治疗，现在钱都花光了，还欠了医院四千多元，我们只好出院，住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里，阿旦的情况十分不妙，请你再帮帮我们好吗？……”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能怎么办呢？《知音》上已经先后刊登过两次阿旦的故事了，再刊登一次希望不大了，因为《知音》每天都会接到很多求助电话，哪里能一个个都刊登呼吁呢！ 可我又不能见死不救。我只好一边向《知音》领导汇报阿旦的病情，一边上网，到我常去的腾讯网站的“灯下文字”论坛，与版主草儿商量，希望利用腾讯在广大网友中的力量，在网上为不幸的阿丹进行募捐。令我感动的是，我把此意一说，草儿十分赞同，并立即在“灯下文字”发帖子呼吁爱心捐款。与此同时，我用电话与所有身在北京的朋友们联系，希冀他们先期帮助阿旦度过眼前的生活难关。我的一个北京朋友听我说了这件事情后，立即托表弟给阿旦送去了1000元钱，以解阿旦和阿乐生活上的燃眉之急。随后，我和北京6688商务网站的总裁王俊涛联系上了，这个热心的CEO立即拿出1.3万元，派员工送到阿旦手中，第二天，阿旦得以顺利住进北京解放军304医院血液肿瘤科接受治疗。 3月1日晚上，我登上了从武昌开往北京的K38次列车，准备去帮阿旦一把。至于能帮多大的忙，我心里实在没底。 到北京之后，我先找到血液肿瘤科王留树主任，向他了解阿旦的病情，王主任说，阿旦的病情目前比较严重，如不及时加大剂量化疗，后果会很严重，目前的化疗和随后的干细胞分离大概需要7-8万元，化疗之后，再实施手术切除病灶。天啊，7-8万，一下子到哪里去筹集？ 我只好发动起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一边找北京的媒体帮忙呼吁，一边找北京的朋友帮忙募捐，一边连夜写好一篇《爱比死亡更坚强》的文章发在了“灯下文字”论坛。令我大为吃惊的是，这篇小小的网文在短短的数小时内已经超过了五千多人次的点击量，还有数十位网友在文章后面回复，强烈要求版主草儿立即开通“阿旦捐款账号”。第二天一早，草儿就到深圳好几家银行都分别开了账户，这是为了方便全国各地的网友捐款。为了将活动做到万无一失，草儿还定期在版面上公布账户所得捐款明细，做到账务公开，并公开各账户的查询密码，以便接受各位网友核查监督。等捐款达到一定数目后，草儿便统一汇往阿旦在304医院的医疗账户上。令人感动的是，账户公开后不到半天，网友们的捐款便像水流一样从四面八方慢慢地汇集过来，第一天共收到捐款2351元，第二天收到1447.88元，第三天收到2823.20元…… 腾讯的管理者对此事也十分支持，第二天，他们不仅在内部员工中募捐，还在极短的时间内，为阿旦做了个漂亮的主页，主题就是“让爱为生命画出奇迹”，这个特殊的爱心捐助活动在互连网世界飞速传递，好几家知名网站纷纷进行友情链接并积极参与。谁说虚拟的网络世界没有真情与爱心存在？爱心绝对可以感动爱心。哪怕我们素不相识，哪怕我们远隔万水千山，哪怕我们身处逆境，但我们与生俱来的善良与爱，会让我们在陌生的时空里成为携手前行的朋友！ 我每天负责为阿旦写病房日记，拍照片，贴到网站上，让所有关心阿旦的好心人随时了解她的消息。我每天白天在医院里陪阿旦，晚上就回招待所写日记，发照片，每天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 在短短的十来天时间里，设立在腾讯“灯下文字”论坛的网上捐款便达到三万多元，有人五十，有人一百，有人两千，还有人捐献出了寓意美好祝愿的6666元……这些，都是素昧平生的网友们捐献的。在乍暖还寒的三月，有一种感动让我泪流满面…… 同时，社会上的爱心捐款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北京一位叫赵淑琴的大姐，她在个人捐款1000元后，又四处发动她的亲戚朋友、老板客户前来捐款，她一个人就帮阿旦募捐了一万多元；一位建筑公司的老板，派人送来了两万元；一位大学老师送来了两千元；就连一个月收入不到四百元的建筑工人，也派代表送来了散发着汗味的十元、二十元…… 这些爱心救命款终于将阿旦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这只是暂时将病情稳定住了，医生说，阿旦这病，治愈的希望太渺茫了…… 如今，已经换过几次手机的我与阿旦他们失去了联系，但我依然牵挂着他们，衷心祝愿不幸而又幸运的阿旦——早日康复，一生平安！ 【那天的阳光很灿烂，一如我的心情。小喇嘛窗台上的鲜花，和他小小的温馨卧室，无不让我感动——无论在怎样简陋贫瘠的环境里，只要有一颗敬畏生命、追求美好生活的心，他的生活就会充满馨香。】 2001年，我被知音集团评为优秀员工。因为这一年我的发稿量在二十多名编辑里位居前四名。因此我被晋升为执行编辑，还获得了第二次出国机会——参加《知音》韩国笔会。 可那次韩国之行回来之后，我的暗箭就来了。有个别编辑不仅在作者中散布关于我子虚乌有的流言，还说我用不正当手法抢稿子。那段时间，我的心沉重到极点，还曾跑到雷总和胡总办公室委屈地哭泣过。领导安慰我：“别人说什么，我们也不会去采信，在背后议论别人的人向来就是是非的制造者，他们是因为嫉妒你的出色才议论你，这你都不明白吗？那些人诽谤你议论你，目的就是要打倒你，让你分心，你只有继续编你的稿子，做好自己的工作，用实际行动去回击他们，这才是明智之举。何况，你经历过那么多坎坷，难道这点委屈就把你打倒啦？坚强一点，我们相信你……” 想想领导说的也有道理，遂抹了眼泪，埋头编稿子去了。只是，心里的那块疙瘩还在。后来有一天，我越过了一座山，才看开了很多事。山有时不是山，是心障。 那是秋天，在黄山之巅的天都峰。我爬上了天门坎上的天都峰，这条路共有1560级石阶，其中最险要的是著名的“鲫鱼背”时，此段长约30米，宽仅1米，光滑如鲫鱼之背，两边都是幽深莫测的万丈深渊，稍不小心，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天的天气不太好，山上云雾缭绕，阴雨连绵，海拔1800多米的天都峰在阴雨中神秘莫测。我参加的那个旅行社的导游和所有游客都放弃了爬“鲫鱼背”时的项目，准备乘索道下山。但我坚持要爬，在苦劝我无效的情况下，导游让我给他写了份“生死契约”，说明我爬“鲫鱼背”时发生任何意外和后果都与旅行社无关。这样，我才得以孤胆而行。 有时，执迷与胆魄无关，是自己向自己宣战。 当我爬上“鲫鱼背”时，才真正理解导游所说的“命悬一线”何等恐怖。“鲫鱼背”时的坡度在80度以上，即使天气晴朗，人也根本不能直立行走，只能手脚并用往上爬行。再胆大的人行经此处，也难免心惊胆战，不寒而栗。而这天，凶险的“鲫鱼背”时在阴雨的冲洗下更为光滑，我只能像一只壁虎一样贴山而爬，一寸寸地移动四肢，如果山有生命，它一定听到了我地动山摇般的心跳。我不敢看两边的悬崖，怕自己一阵头晕，然后就会像一片树叶一样无可救药地飘落下去。冰冷的石壁摩擦我滚烫的脸，汗水和雨水交融在石壁上……仅仅30多米上的“鲫鱼背”时，我整整爬了50分钟。抬头仰望，雨中的山顶近得比什么都近，远得比什么都远。这时我已经不是我了，上前一步是人，退后一步是鬼。 当我终于惊魂未定地结束了这段死亡之旅到达山顶时，迎面却碰上了一个猝不及防的闪光灯，一个老外举着相机对我说了一句蹩脚的中国话：“嘿，你真棒！” 棒？这个字像雷声一样滚过山谷。此刻的我顿然明白：翻过山，你就成了风景中的风景。就那一个字，颠覆了我所有的卑怯。 后来，我还趁着“十一”假期，去过一次西藏。当我的双脚终于站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当我面对布达拉宫磕等身长头的虔诚朝圣者，当我站在高原圣湖——纳木错湖边，在那块离太阳最近、天空亮得透明的蓝天白云下，我终于控制不住地失声痛哭。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而哭，为何把泪水洒落在这个与神佛近在咫尺的地方。我像个饱经沧桑的孩子，把所有委屈、忧伤和疼痛一股脑地向心中的神灵倾泻而出…… 在色拉寺，我认识了一个小喇嘛。当时，我一个人顺着辗转曲折的窄小台阶不停地往寺院的最顶上爬。我压根没想到，寺院顶端那些看起来十分破旧的小“阁楼”的窗台上，居然还开满鲜花。当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寺院顶端，把镜头对准窗台上的花朵时，一个身披红色僧袍的小喇嘛在我背后“嗨”了一声，吓了我一跳。因为我是下午去的，此时游客十分稀少，而像我这样斗胆爬上寺院顶端看风景的游客就绝无仅有了。那个小喇嘛看起来十分友好，皮肤黝黑，牙齿洁白，眼睛里闪着纯洁宁静的光泽。我问他：“你住在这里吗？”他点点头。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一句藏语，我没听懂。我问他，我能去你房间看看吗？他再憨憨地点点头。 小喇嘛的房间真小，只有五六平米左右，却用花布隔成两个小间，一边一张单人小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放着厚厚的经书。我问小喇嘛：“你家在哪里？”他简洁地回答：“青海。”“你是来这里学经吗？”他似乎不太会汉语，说话极慢。但我总算明白，他是来色拉寺“进修”的，两年后就回去，然后在当地的寺院里做喇嘛。他今年17岁。这让我大大吃了一惊，因为他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我知道，这都是高原强烈的紫外线所造成的。我在小喇嘛的温馨卧室里拍了两张照片，就挥别了他。我下去很远，还看见小喇嘛的紫红僧袍在高高的“小阁楼”上隐现。那天的阳光很灿烂，一如我的心情。小喇嘛窗台上的鲜花，和他小小的温馨卧室，无不让我感动——无论在怎样简陋贫瘠的环境里，只要有一颗敬畏生命、追求美好生活的心，他的生活就会充满馨香。 【回首往事，我时常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为自己而感动，感动自己的执著和幸运。人如果不能选择出生的命运，还可以选择生存的命运。总有一种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是吗？】 2002年，我被评为第三届武汉市杰出外来务工青年。被奖励了一个武汉市户口。我的农村户口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调进了武汉市，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父母家人自然是由衷高兴的，但我却没什么太大的惊喜，似乎这一切早就命中注定，迟早会来的。因为我自始至终坚信：我生活中的挫折与苦难都能好转，我迟早能摆脱生活的困境，能够破苦为乐。 好运接踵而来。单位在民主路建了一幢知音花园，四个单元，近百套住房。除一楼是办公区之外，一至八楼全部分给员工。自1996年至2002年来杂志社的员工都有份。按照资历排名，我排在享有分房资格待遇的第21名，这样，我得以优先挑选了二单元五楼一套133平米的大房子，错层的，三居两卫。这是我梦中的家啊！是漂泊无定的我的落根之处啊！ 当我把房子装修一新，把爸爸妈妈从老家接来武汉后，他们一踏进大门，看到我这个宽敞漂亮的新家，竟然久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读出了他们的欣慰，读出了他们的骄傲。一辈子含辛茹苦的妈妈抚摸着我满屏风的照片，哽咽着说：“老家的人，现在谁不眼红你啊！在老家，人人都说我有福气，有这么个有出息的女儿，看到你现在的样子，我死也瞑目了……” 妈妈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中尘封的仓库，过去的点点滴滴像浪花一样汹涌而来，每一朵浪花都泛着咸涩的味道，涌向眼睛的浅海……眼前一下子朦胧起来，我仿佛看到十多年前的自己，哭喊着跌跌撞撞地走在风雨飘摇的路上。那些苦难，那些伤痛，那些挫折，那些横亘在我成长路上的荆棘与坎坷，那些浸透泪水与血汗的深深浅浅的脚印，那些泪水中的欢笑，磨炼中的收获，疼痛中的甜蜜——它们丰富了我三十五年的青春岁月，它们浸染了我三十五岁的饱满年轮，它们构筑成了我与众不同的别样人生！ 回首往事，我时常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为自己而感动，感动自己的执著和幸运。人如果不能选择出生的命运，还可以选择生存的命运。总有一种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是吗？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童年时的灾难，少年时的坎坷，青年时的磨炼，如今的我会是什么命运？ 2004年9月，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鲲鹏文学大赛。武汉团市委推荐我参赛。于是，我把自己写的《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投寄给了大赛组委会。事后我便逐渐淡忘了比赛这回事。没想到，2005年1月初，我却忽然接到广州团市委给我打来的电话，通知我于1月20日前去广州领奖，我的那篇《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竟然获得了散文二等奖。这真是个意外惊喜！ 1月20日，在广州超五星的凤凰城酒店，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岳、著名作家柯岩老师、陆天明老师等人为我们二十多位获奖者颁发了奖杯和证书。在灯光璀璨的舞台上，我接受了主持人的现场采访。当主持人问我：你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与挫折，但你现在已经算是比较成功了，现在的你会对更多正在彷徨困惑中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我想了一下，面对台下的一千多名嘉宾和电视镜头，紧张地说出了一番话：“人生中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不能因为自己暂时置身于阴影之中，而怀疑阳光的存在。只要你勇敢地走出去，就会发现前面正阳光灿烂！”我的话获得了如潮的掌声，而我因为激动，脸色已经红得像西红柿…… 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文学大奖。我想不会是最后一个。回家的火车上，我开始读一本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的自传我小时候便读过了，这次重温，却有更深刻的感悟。凯勒又盲又聋又哑，除了四肢正常之外，她的世界一片黑暗一片寂静，然而，她却“把别人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太阳，别人耳朵所听见的音乐当作我的乐曲，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我的快乐”。正是这种非比寻常的坚韧毅力和挑战生命的巨大勇气，使她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人生的光明，成了19世纪与拿破伦齐名的女英雄。 由此，我再次想起少年时，在山上看到石头下压着的小草，只要挪开了石头，它们被压弯的身体会立即舒展起来。一阵微风掠过，不一会儿，它们便神采奕奕、生机勃勃地站成一片。风雨无法摧毁，野火无法燃尽，霜雪无法冻残——这就是生命和意志的力量！任何灾难都无法彻底摧残！相反，适当的磨炼反而会使原本脆弱的生命变得坚强，变得韧性十足。轻易不会被击垮、打倒。 所以，我相信，经历是一笔财富，苦难是一座金矿！而我的苦难经历，不仅是我的财富，我的金矿，更是一所大学，我的人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