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爽文》 第3章 你的白话文属实有点格格不入 “文以载道”，不是你说得通俗就能上位。你以为写几篇通俗易懂的白话小文就能震惊天下？对不起，在传统士人眼中，这不叫“文章”，只叫“俚语”、“俗语”或“市井词”。 古代文人的标准是：“文以载道”、“辞采有章”、“援经据典”，也就是说： 引用典籍多，代表你“熟读四书五经”； 讲究结构对仗，说明你“通格律善文法”； 用词艰深、典雅，才显得你“有士气、有学养”； 一篇用“今天、明天、干嘛”这种白话写的文章，在他们看来，不只是“浅俗”，而是“不敬、不学、无识”。 哪怕你文意再好，没有典故、没有套话，他们都会说你“胸无点墨”、“徒有浅见”。 从明代开始，科举“八股文”规定： 必须按“四书”命题； 必须遵循“破题、承题、起讲、入手”等固定格式； 必须引用“经文”为主，不得随意创新措辞； 必须文辞典雅，句式工整，对仗严密； 你若写白话，直接出局。因为白话： 没“句读”章法； 不讲四字八字对偶； 语言太俗气； 无经典出处支持； 所以白话文不是“能不能传播”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入眼”的问题。一个穿越者若递上一份白话“自荐书”，八成被当成乞丐信扔进火炉里。 古代“写文章”不是全民娱乐，而是权力阶级的“认证标志”。 只有士人有“文章资格”； 文章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载体； 用白话写作，会被认为“亵渎圣言”、“玩弄笔墨”； 你写小说、话本、戏文，可以用白话，但那是下九流行业； 你写奏章、对策、论政，要敢用白话，主考官可能说你“轻慢上国，诋毁道统”。 穿越者写一篇“为百姓请命”的白话政论，士人会认为你是个“市井狂生”，不是革命者，是笑话。 古代确实有很多白话作品，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这些作品在民间火爆，但： 不登大雅之堂； 不被正统文人认可； 不纳入科举内容； 被称为“淫词小说”、“野史荒唐”； 例如，《金瓶梅》文笔极高，但因语言淫靡、情节露骨，被列为“劣书”；《水浒传》虽写忠义，却因语言粗俗，不登正史。 而读这些作品的，往往是： 商人、手工业者； 小店掌柜； 地主阶层中不走科举路线的人； 庙会、茶楼的说书人； 你用白话写东西，最多“骗骗百姓”，在士大夫看来，那和“唱曲子”“卖唱”差不多。 你可能说，那我就当个说书先生，用白话文影响百姓嘛——但问题在于，说书先生是“贱业”。 属于“非正经文人”，难入士人圈子； 说话靠嘴，不靠笔墨，被视为“艺人”； 家庭也因行业影响而被排除在“科举资格”之外； 明清很多说书艺人其实文笔极佳，但因出身不正、语言白话，只能靠“街头茶馆”谋生。 穿越者靠白话说服百姓搞教育、搞改革，这套在“士人认同体系”里根本不成立，他们只会说你是个“跳梁小丑”，不配参与大政。 白话文真正登堂入室，是五四运动以后。 1918年，《新青年》用白话文发表文章； 陈独秀、胡适推动“文体革命”，才广泛推广； 鲁迅写《狂人日记》成为第一篇白话小说； 国民政府1920年代后开始在教育中使用白话教材； 也就是说，在你穿越前的任何一个朝代，白话文都是“非主流”、“非官方”、“非高雅”。 想靠白话征服古人思想，你就像现在用抖音视频说服一个大学教授写论文一样——传播没问题，认可几乎为零。 写文章讲究“文采”是古代文人的执念，哪怕内容平庸，只要辞藻华丽、典故连珠，照样能“拔高档次”。 你若写： 今夏大旱，百姓无食，乞丐遍地。 士人会写成： 自春未霖，自夏无潦，饥者号于道，瘦者僵于壑，骸骨蔽野，号咷盈耳。 你写： 皇帝不顾百姓死活。 他们会写： 上失其道，下无所依，溷乱纲常，法纪陵夷，天道之罚，殆不远矣。 穿越者写白话短句，他们会觉得你是没学识的草民，说话没品位，不值得听。 古代进谏皇帝、写政论、递书启，全都要用“官样文章”。 你若写： 圣上啊，百姓饿死了，求您救救他们。 官员会写： 欣逢隆运之世，然民命告危，实系兆庶膏血，乞敕内外有司，体恤实情，力除苛政，以慰苍生。 你写白话，他们觉得你在“撒野”、“乱语”、“触犯礼法”。 在士人圈子里，连写一封私信都要“引经据典”，更别说上达天听。白话写书信，就如今日用语音输入发毕业论文：没人敢看。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古代“文言”不仅是语言形式，更是“权力结构”的象征： 能写文言，说明你是“士人”； 会用典故，说明你读过书； 遵守章法，说明你尊重儒家礼法； 白话是“无根语言”，代表下等、草民、低阶； 文字就是门槛，谁写得好谁就能发声。你用白话，等于放弃了“士人语言权”，也就等于放弃了参与话语体系的资格。 这跟你今天写网文投稿人民日报社论是一个逻辑——格式不对，思想再好也没人搭理你。 如果你真执意想用白话传播思想，也不是没可能——但路径如下： 去茶楼、庙会，说故事； 写白话小说，投给书坊； 培训一批“草根布道者”，类似明末的布道僧； 争取下层百姓认同后，积聚影响力； 被地方官或士人“注意”后，逐步纳入书目； 再由士人转译为“正统书文”，才有可能登堂入室； 这个过程可能耗时数十年，还不一定成功。 真正的白话入主官场，是晚清以后、是民国开新政、是五四之后。你穿越到宋、元、明、清，就算白话文写得再精彩，也只能被当作“市场小品”。 穿越文里主角用一篇白话文章“打动皇帝”“震动朝堂”，实则犯了两个常识性错误： 语言形式不被承认； 身份与文字挂钩，你没士人身份，说什么都白搭； 古代社会是等级制社会，文字是最精致的等级工具。你若不用文言、不能写八股、不会引典，就像不会说英语的人硬闯联合国发言厅，哪怕满腔热血，也注定被排除在外。 所以，不要天真地以为“写白话文章就能改变世界”——在那个年代，文章不是看你写得对不对，而是看你是不是有资格写。 喜欢历史不是爽文请大家收藏：()历史不是爽文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章 先搞清楚什么是“公主” 在封建王朝里，“姓”和“名”不是随便取的，“宗法”更不是个摆设。古代中国推崇宗法制，最核心的理念是“父死子继，宗族血统”。王室成员之所以贵重，是因为他们的血统直接连接到皇帝祖宗的香火。简单来说，一个皇帝的儿子才能叫“皇子”，皇帝的女儿才能叫“公主”，而不是哪个贵妃身边养个宫女，孩子也能封为公主的。 许多穿越小说喜欢让现代人穿过去，一睁眼就成了公主。要么是太后偷偷养的、要么是敌国换子计划成功、要么是失踪多年的私生女，这些设定看似精彩，其实大多不符合宗法逻辑。在现实的历史中，王室对血统的苛刻近乎病态，不是只要住进宫里就算“龙种凤胎”。 清朝甚至把非皇帝嫡系血脉称为“宗室”，严格分层，比如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亲疏有别，等而下之。明朝更极端，除了朱元璋一脉，其余统统当“异姓人”处理。 宗法制度决定了谁能生、谁能养、谁能管、谁能继承王位。想要“凭空生出一个公主”，比让一个乞丐变成状元还要难。 “开局即公主”，一睁眼宫廷金碧辉煌，皇帝父亲宠爱有加，后宫谁都不敢惹，封号“长乐”“安宁”“昭华”信手拈来。读者代入感爆棚，脑补自己就是“天命皇女”。 但请你停一停。古代的“公主”并不是谁生的女儿都能称之为“公主”。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公主是“封号”，不是“性别”附送的贵族身份。 真正的“公主”必须满足几个前提条件： 出身嫡系皇族（多半是皇后或地位极高的嫔妃所生）； 经朝廷正式赐封，有封号、封地、封禄； 封号不是终身制，随皇帝喜怒或政局变动； 而你穿越的身份，如果是个宫中小妾之女，哪怕生父是皇帝，也未必能封为公主，很多只能叫“郡主”甚至“宗女”，嫁人也只是政治联姻的工具。 哪怕真是皇帝的亲生女儿，也不见得人人都是金尊玉贵。历史上的“公主”不是统一待遇，她们有自己的“等级制度”。举个例子：汉代把公主分为“长公主”“公主”“乡公主”“亭公主”“县主”等。只有皇后所出的嫡女才能叫“长公主”，而一些宗室诸王的女儿则只能被封为“县主”或“郡主”。 明清时期，这种分等更为复杂，明朝明确区分出“亲王之女封郡主”，“郡王之女封县主”，“一般宗室女连封号都没有”，一切皆由“父亲品级”决定。这种严苛的分封制度是维系王权尊卑结构的一部分。 很多小说把“公主”当成一个统一的高贵标签，其实历史上的大多数公主并不富裕，有的甚至嫁给边远小吏，有的被迫和亲，有的穷困潦倒。如果不是皇帝宠女，或母族强势，命运常常不如民间富家千金。 公主不等于“娇生惯养”，大多数是政治工具。很多穿越设定将公主塑造成生活无忧、富贵奢华、整天刺绣赏花的“金丝雀”。但真实历史告诉我们，大多数公主都生活在高度的政治枷锁下，甚至是王朝政治平衡的“人质”。 汉代为了巩固匈奴边疆，经常将宗室公主远嫁边塞，“和亲”政策牺牲的正是这些“皇家女儿”。王昭君之所以能名留青史，并不是她有多幸运，而是她背后的牺牲令后人动容。 唐代更是将联姻政治玩到极致，像成德节度使、河东、安西等地，都有“驸马都尉”迎娶公主，借此制衡藩镇，结果很多公主活成了“软禁外交人质”。 穿越小说里动不动“我不愿和亲我要跑”，现实中这是叛逆天理，是对皇帝意志的挑战，极可能换来一纸“赐死”圣旨。 小说最喜欢的套路之一，是女主穿越成“失踪多年的公主”，或者“宫女所生，实为天命贵人”。这类情节几乎是虚构的幻梦，因为历史上的王室对每一个孩子都“登记在册”。 从先秦到两汉，贵族子女都要“立谱入籍”。到了唐宋之后，宗室子弟有专门的“宗正寺”负责登记，明清则有“宗人府”和“玉牒”，几乎每一位宗亲的出生、婚配、封号、子女都记录得明明白白。 一位公主失踪多年还能没人察觉？那是对皇室档案的极大侮辱。别说失踪了，就连出宫半天都要经过层层报备。失踪多年还能回来夺嫡、认祖归宗？历史上这种桥段几乎没有。 宫女生公主？那是严重的“越级妄想”。古代宫廷规矩森严，妃嫔之下才是宫女，宫女属于奴婢阶层，没有血统资格，也无封号地位。倘若宫女怀上皇子，轻则送往冷宫，重则秘密处死。这种事件在史书记载中极少，都是大案奇案。 明代正德帝曾私幸宫女，后宫震动，事后处理极为低调，连子女都被掩盖。而清代更严格，宫女怀孕几乎等于死罪，哪怕皇帝一时兴起，也得事后安排“赐婚出宫”，不允许留在宫中继续伺候。 妃嫔等级从贵妃、嫔、昭仪到才人、常在等，都有名册备案。穿越小说中所谓“我前世是宫女，却生下龙种，成为隐藏公主”，这在现实中是彻头彻尾的幻想。即使真有宫女得宠，也必须晋升为嫔妃，孩子才能被认定为宗室。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公主的封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由皇帝“诏封”。也就是说，哪怕是皇帝亲生的女儿，在她年幼时也不过是“宫中小女”，没有任何封号与俸禄。只有到了适婚年龄，皇帝才可能下诏赐封，比如“永宁公主”、“安乐公主”等。 这种封号不但代表身份，也是未来婚配、嫁妆、封地的法定依据。没有诏封就去自称公主，是一种对朝廷制度的僭越。 清朝《大清会典》中明确规定，公主封号需由礼部和内务府审核通过，再报皇帝裁定。而封号的字词也有规制，不能随便乱取。 穿越小说里自称“我乃某某公主”，又没有诏封记录，那在历史上可能被视为谋反伪宗，连命都保不住。 穿越小说中的“自由恋爱公主”，或者“脱离王权躲在民间”的设定，也是脱离史实的幻想。历史上的公主一生大事基本是由皇帝决定，婚配人选大多是为了政治利益，根本没有“自由择偶”空间。 唐代安乐公主、太平公主虽有一定权势，但婚姻也受限于皇帝授意，无法任性出嫁。而一些郡主、县主则更无话语权，往往在十几岁时就被送去联姻，丈夫可能是边将、宗室甚至年老大臣。 明清更是将公主圈禁在“府第”内，不得出入私游，有严格门禁和仆役监控。没有皇帝的旨意，她们甚至连看花灯、祈福庙会都不能随便外出。 小说里那种“女主身为公主，伪装身份游历四方”，现实中可能连东门都出不了。 公主“继位”是违制之举，无法成真。小说里还有一种流行设定：“女主穿越为公主，后来代兄摄政、甚至继位为皇”。虽然看起来激动人心，但在宗法体系里，这种情节几乎等于“谋逆”。 中华王朝基本奉行“男承父业”，即使皇帝无子，也要从兄弟、侄子、宗族里“择男继位”。让一个女子继位？只有少数极端情况下，才有“女主临朝称制”的机会，比如武则天。但武则天先是皇后，再是太后，最后挟天子以令天下，一步步掌控权力。 她能成功的背后，是数十年政治积累，不是“穿越成公主”就能横扫朝堂。更别提史书中，绝大多数“临朝称制”的女性，最后下场都不太好。 别看公主身份高贵，但“生活质量”并非如想象那般奢侈。大部分公主的生活全靠朝廷发放的“食邑”与“赐田”，但若皇帝不宠、年头不景气、或政局动荡，封赏常常缩水甚至被拖欠。 比如唐代永泰公主墓志铭就记载，她“府第简陋，衣食不丰”，死后甚至需由太宗亲赐衣衾安葬。 清朝时，县主年俸不过数十两银子，还不如一个五品文官。若驸马无能，或夫婿早逝，公主一生可能穷困潦倒，还要靠兄弟接济，连医药费都拮据。 小说里“公主宫中亿万家财”“随手万金赏赐”的桥段，在真实历史中只存在于极少数宠女身上，远远不是常态。 公主不代表权力，很多人毫无政治地位。穿越设定中常见“公主对抗朝廷权臣”“女主代父掌权”，这在历史中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除了极个别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掌握实际权力者，大多数公主并无实权。 明代公主不得干政，连婚姻都不能随意选择。清朝更甚，公主严禁干政，所嫁驸马也大多被“软职闲差”，防止权力集中。 公主若干政或干涉朝政，多被视为越矩，轻则削爵，重则流放甚至赐死。例如清代有位和硕格格因私下干预奏折，被康熙严惩，永禁足。 因此，穿越成“掌权公主”的可能性，不亚于中头彩再上火星。现实的宫廷女性，多数不过是被困在金笼的“国家资源”，无权也无力，谈不上什么女主光环。 成为“公主”并不是一个浪漫设定，而是一套宗法制度下的严格产物。它涉及血统、等级、诏封、宗族、政治、婚姻等方方面面，没有哪一项是可以“穿越者”轻易跨越的。真正的公主，既是身份的象征，更是制度的产物。小说可以天马行空，但了解历史，才不会被“假想的尊贵”蒙蔽了双眼。 喜欢历史不是爽文请大家收藏：()历史不是爽文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2章 女子出门是很难的 “男主外，女主内”这句老话不仅仅是文化观念，更是明文规定的行为准则。尤其是到了宋明以后，女子出门在很多家庭中并不是“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而是“是否违法礼教”。一个出身士族或大户人家的女子，正常状态就是“三步不出闺门”，连上屋顶晒衣服、对外说话都要小心翼翼。 汉代以后，“妇德”逐渐体系化。东汉末年，《女诫》就是一份“行为准则手册”，要求女性不可随意窥看外界，走路不能抬头，不许快步行走。到唐宋，“闺训”一词正式被提出来，意味着女子在行为举止、交往方式、衣着仪容、日常出入都有规范，极端点说，连笑容和说话的语气也有规矩。 不仅如此，宅门制度也在物理上限制女性行动。大户人家的宅第往往建有专门的女眷居住区——内宅——与外院严格分隔。守门的老仆、门房、甚至宗族中年长男性的“耳目”系统，构成了全天候的“行动监管网”。出门？那要报备、写由头、请示长辈，很多时候还要带上保姆、嬷嬷、丫鬟作为“护卫”。 “礼以制人”，儒家礼教不仅规范了官吏、百姓、君臣，也为女性量身打造了一整套“限制包围圈”。 其中最为关键的概念，是“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礼记·内则》详细列举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言行举止，强调妇人不可随便和外人说话，更不能与男性有身体接触。哪怕是自己的堂兄表哥，也属“外男”，出门同行都是忌讳。 更可怕的是礼教并非仅仅来自典籍，而是成为地方乡规民约的一部分。例如《乡约》《家法》中常见的条文包括“不许妇人夜行”、“不得入集市”，甚至“妇人有朋至，须报丈夫”。这些不仅是规范，更有“处罚”：一旦违反，不仅女子名声毁了，还可能牵连家族。 唐代就有“清议”之风，一个女子哪怕只是被看到一次出门过于频繁，可能第二天整个县城的士人都在议论。而这种“名声”一旦败坏，就会直接影响婚姻前景，甚至兄弟的科考、父亲的仕途。 别以为只有朝廷的法律在限制女性，其实最日常的“铁笼子”是宗族。 在一个讲究“宗法血缘”的社会中，女性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归入父系宗族网络中，承担的角色是“他人之妻”、“宗族之女”。她不是一个独立个体，而是某某家的女儿、某某人的媳妇。自由出行？那意味着“失控”。 宗族中有“族长”、“长老”，还有庞大的亲戚网络——所谓“九族同堂”。一个女子是否常去庙里、是否和谁说了话、有没有单独出过门，都会被视作“族中大事”。她一举一动可能都在“姨婆”“堂叔”的监控下，甚至邻里都可以“代行监督义务”。 晚明时期福建的《林氏家训》里写道：“女不可独往，不可无由入市，不可夜观星月。”哪怕只是去买油盐酱醋，也得由丈夫或家中仆从代劳。宗族控制力最强的地方，女子一旦擅自出门，是要被“请到祠堂”训诫的，严重者还可能“逐出族籍”。 即便没有外部监控，女性也未必就能“大胆出门”，因为她们从小被教育要自我审查、自我压抑。 “闺训”是一套系统性的价值教育。书籍如《女四书》《内训》《烈女传》《贞节录》，被编入女子识字课程。女孩三四岁开始学认字，第一个学的不是《三字经》而是《女诫》——告诉她“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才是人生目标。 这种教育讲得很清楚：女子出门太勤快，容易被视为“浪荡”；交友太广，名声易毁；话多话快，不成体统。她们不是不敢去庙会、看戏、上街买菜，而是心中根本没有“这是我的权利”的概念。明代张岱记载某地女子“以出门为耻”，甚至到了病重时才请求一次“踏出大门”。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人拦着，一个从小浸泡在闺训里的女性，也会自己关起门来。这个“闺门”，已经在她心里种下了根。 “逛街”一词现代人觉得无比自然，可在古代社会，女子逛街是一件大事，甚至是一种“特权”。 市集是男性主导的空间，不少地方规定女子“非市日不得入”，意思是只有逢集日才能由丈夫陪同出门采购。而那天往往也是当地巡捕特别关注的日子，生怕出什么“男女相接”的风波。庙会也一样，虽然是宗教场合，但往往被当成社交场景。女子若“频繁上庙”，容易招来“求姻缘”、“勾搭香客”的流言。 《清嘉录》记载，江南女子上庙都要由年长女仆陪同，不能独自前往；若年纪轻轻就频繁“游庙”，甚至可能被写进地方文人的“谐记”中，被当成取笑的对象。 在很多地方，如河南、山东、浙江，地方衙门和宗族甚至会设“女禁”，标注某些区域女子不得入内、不得独行、不得参与议事。 有人可能会问，那宫廷女子呢？贵族小姐是不是可以自由些？答案正相反。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皇宫、王府的女子，是最早也最严格被“内外有别”制度管控的一群人。从唐代起，皇宫内设“掖庭令”“尚宫局”，全部职责就是管理女性宫人——她们不仅不能随意走出寝殿，就连信件都要通过内侍或女官转交。 皇后、妃子，哪怕再受宠，也需要“召见”制度，非经允许不得出宫一步。就连临时迁宫、避暑搬迁，都要单独列车、设专队护送。 同样，王公贵族的女眷也是如此。王府内宅常常有“女墙”、“影壁”，甚至院墙上加盖“女不出门”的石雕文告。到了清代，八旗贵族女子常年居住在“闺房”，即便嫁人，也不一定能立刻“出嫁”住进夫家。 上层女子的出门自由，甚至比农妇还受限制。她们有身份，却也因此被束缚得更深。 当然也有女性出现在市井街头，那多数是因为家贫无奈。 低阶层女子，如农家女、女仆、寡妇，确实可能承担卖菜、担水、送饭等任务。但这并不代表她们有“自由”，而是她们“无可选择”。宋代一位文士在《笔谈》中就曾说：“市井妇多劳，而言语不敢稍高。”就是说，即使这些女子出门谋生，也要尽量“悄无声息”，免得惹人非议。 清代地方志也记载，女子“若非寡困，不宜贸易”。在正统的观念中，女子经商是“伤风败俗”，即使偶有例外，也要被贴上“迫于无奈”、“守节经营”的标签。 她们不是自由地出门，而是带着羞耻与危险，在社会边缘勉强求生。 古代文人极爱描写“贞女”——守节、守门、不见外人、不出家门，被赞为“冰清玉洁”；反过来，“出门女子”则多被塑造成“荡妇”或“红粉祸水”。 《聊斋志异》《世说新语》《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逃不出这个二元对立：你若出门、说话、接触男性，就注定会被“描黑”。 这种文学形象一再加深社会偏见，使得“贞节”不再是个人选择，而是家族荣誉、社会标杆。甚至地方上建“贞节牌坊”，对出门女子就是无形的警告。 这类文化压力，远比明文律法更可怕。 除了宗族与礼教的束缚，古代女子还要面对来自法律制度本身的性别歧视。别以为官府公正严明，事实上，法律对女子的惩处不仅更重，而且更羞辱，其背后的逻辑根本不是“公平执法”，而是“维护礼法”。 先说一个现象：同样是“私奔”，男子通常会被斥为“轻佻”“不敬父母”，但女子往往直接按“淫奔”“失节”处理，有时还会被冠以“贱行”，轻则鞭笞驱逐，重则活活打死。为什么？因为她“坏了家门名声”“败坏纲常伦理”。 《大清律例》就明确写道：“妇逃奔他人而未婚配者，笞六十；若成婚，徒三年。” 这就意味着，只要你离家出走，不论是不是被逼婚、有没有自愿与人结合，你作为女人，默认就是“有罪”，哪怕你只是逃离一个施暴的家庭，也要被先打六十大板。 更可怕的是，“节妇观念”与“守礼规定”常常渗透进法律解释中。比如： 寡妇改嫁：虽说律上不禁，但很多地方律令或“乡约”默认禁止，若有“淫名”，可能被强迫出族、逐出家门； 非礼之交：女子与男性多说几句话，就可被定为“不正之行”，地方官府可“依乡规重责”，即使无实证也可鞭打羞辱； 所以，你穿越成古代女子，如果真的“离家外出、游市观花、抛头露面”，不仅要面对家里怒火、宗族非议，还可能面对官府鞭杖，整个体制就是要把你打回“闺门之内”，让你知道“女人不该走出去”。 古代女子不是不能走出家门，而是被现实中的千百条“无形锁链”层层围住。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写出符合历史逻辑的女性角色，也才不会让历史设定沦为戏说浮夸的“穿越白日梦”。 如果写作者想要塑造一个在古代依然活跃于市井、独立行走社会的女性角色，不是不可以，但必须交代清楚她的家境、身份、环境与所承担的后果。她是寡妇、医女、商户之女，还是身陷乱世？她如何应对名声的压力、如何突破礼教围墙、如何面对亲族非议？这些背景与挣扎，才是古代女性一旦选择“出门”，背后沉重社会代价的真实刻画。 否则，动辄“一个大家闺秀半夜跑到县衙破案”、“富家千金骑马游街引无数书生围观”、“皇宫妃子随意微服私访走街串巷”，不是戏说历史，就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人设幻想。写得越自由、越现代，越显得对古人真实生活缺乏基本尊重。 历史是复杂的，女性的压抑不是一两条法令的问题，而是一整套制度、文化、宗族、教育的合力结果。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否定现代女性的独立理想，而是在写作中真正理解古代女性之所以“难以自由”的现实根源——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现代自由来之不易的珍视。 喜欢历史不是爽文请大家收藏：()历史不是爽文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3章 女子禁考，别想科举逆袭 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从隋唐正式建立、到清代废除，历经一千三百余年，却始终对女性关闭大门。无论在何种朝代、什么身份的女子，哪怕她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也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制度性的性别排除。 《唐律疏议》中早有明确规定：“女不得仕”，即女子不能担任官职。而科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选拔官员，自然不可能开放给女性。即使宋代女性教育风气相对开放，出现了诸如李清照、朱淑真这样的才女，她们的文学成就再高，也与科举无缘。明清之际，女性教育主要是为了“内训”、“贞节”，而不是为了入仕。这种制度性屏障，是写“女主考科举”之前首先要理解的背景。 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作品中，为女主角参加科举找出路的方法是“女扮男装”。然而在历史上，这种事情一旦被发现，不仅不能逆袭，反而可能送命。 科举制度对于身份审查极其严格，尤其在明清时期，设有“童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多个层级，每一级都需登记户籍、年龄、宗族信息，还有保结人作保，甚至要求三代家族背景清白。如果是冒名顶替，或者代考，一经查实即是重罪。《明会典》明确规定，冒籍、诈试者“斩决”，即处以死刑。女扮男装不仅违法，而且难逃各层身份核验。 在清代，有人因代考被处以流放，还有考生因冒名顶替被凌迟。更不用说女子假扮男子，暴露风险极高，根本无法在系统中通行无阻。 穿越小说中“女主天赋异禀、博览群书”的设定常见，但历史上的女性能读书识字，已属凤毛麟角。 以清代为例，全国人口超过三亿，女性识字率却不到3%。民间普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绝大多数家庭不会花费资源培养女儿读书。女子识字多用于家中记账、绣花样样谱、读佛经，极少有人系统学习儒家经典。 而科举的核心内容，如《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朱熹《四书集注》，结构复杂、字义晦涩，非寒门子弟可以轻易攻克。即使偶有女子受到父兄熏陶，得以读书识字，也远远达不到科举应试的水准。更何况，考试题型如“八股文”，本身就是以官方标准格式答题的死功夫，极难突破。 “女子学堂”≠科举备考班，内容天差地别。 晚清以降，女学兴起，一些人误以为这是“女考生”萌芽。其实不然，清末民初的女子学堂，课程内容并非科举标准，而是以识字、算术、女德教育、家政为主。 清政府在1907年才首次尝试设立“女子师范学堂”，目的是培养女子教师，而不是开放仕途。1905年科举废除前，女性依然完全没有参加科举的渠道。民国之后虽取消科举制度，女性才逐渐获得教育与考试的机会，但那已经是20世纪的事情。 换句话说，在古代，无论是否设有女学堂，女子与“应试取士”的路径都没有交集。不存在“偷偷进女学，再冲刺科举”的可能。 即便某些作品绕开了考试资格限制，安排女子“匿名应试”“天降奇才”，但忽略了一个根本性问题：科举的目的是选拔官员，而女子无仕途，无从实现“逆袭”。 在古代社会结构中，男子考中举人、进士，可直接进入官僚系统，从县令、主簿、知府一直升至宰相。而女子，即使写出八股文，拿到“状元”，也无处安放。她既无法入朝为官，也不能参与治理，顶多成为“私塾女师”、“家中幕僚”之类边缘身份。 《明史》中记载的“文士女子”往往只能靠着书立传或成为文人之妻，在私领域发挥才学，远远无法像男士一样“朝堂有位”。这种结构性差异，使得“女子科举逆袭”根本无从实现。 “才女”不等于“官员”，社会评价体系不同。历史上确实有众多才女，但她们与官员体系是完全脱钩的。比如李清照、班昭、蔡文姬，她们的文学、史学、书法成就斐然，但社会对她们的期待是“内修其德”，而非“外任其职”。 清代女性作家纪昀的夫人“刘氏”，据称能背诵《春秋》，评论文章不输丈夫，但她的地位仍然局限于家庭。“妇德”、“贞节”、“女训”始终是社会对才女的道德底线，若敢越雷池一步，反而会被视作“不守妇道”。 简而言之，才华可以有，但必须藏于闺阁，不得外显；作品可以传，但最好署夫姓。这种根深蒂固的礼教伦理，使女子“靠文采搏仕途”的幻想彻底落空。 古代科举竞争极其激烈。据《清会典》记载，清代会试时每次参考者约六千人，录取者不过三百，录取率仅5%；乡试中举比例更低，仅2%左右。哪怕是寒窗十年、父祖三代耕读积累的男性，也多半落榜收场。 在这样严苛的考试体系中，女性即使有机会入场，所面临的竞争和资源劣势更难逾越。连男性都“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女性根本没资格上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此外，考试费用高昂，需置办应试服饰、书籍、长年备考支出。家族若不是中产以上，根本无法支持一个子弟长期备考。女子既不被鼓励，也得不到资源，如何能突破重围？ 即使“宫廷钦点”，也难逃舆论攻击。个别小说设定中，女主“才名远播”，被皇帝“钦点为官”，跳过考试，直接入仕。这种设定极不符合古代礼制，也极易引发社会反弹。 古代讲究“名正言顺”，科举制度是确保任官合法性的根本渠道，凡越制用人，都会遭遇强烈反弹。宋代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都备受攻击，何况一个“无考试资历”的女子被钦点为官？无论多才多艺，社会根本无法容忍。 类似的设定若发生在现实中，极可能引起官场排斥，甚至逼迫退隐。像历史上的“太监干政”都能引发轩然大波，更何况是女子入仕，这在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儒家秩序下，是不可容忍的“僭越”。 到了明清时代，随着理学兴起，朱熹体系中的“三纲五常”“女四书”牢牢将女性角色钉死在家庭与后院。 《女诫》《内则》《列女传》等妇训读物广为流传，女子被教育“相夫教子”、“贞静贤良”。一旦女子显才露面，往往被讽为“淫奔不节”。清代乾隆年间甚至设专门机构审查女性诗文是否“有悖妇道”。 更严重的是，明清时期广泛设立“贞节牌坊”，夸赞那些为夫守节、为父守孝的女子，而对于有事业心、有抱负的女性，则持压制、侮辱态度。礼法压顶，才情也成枷锁。在这样高度束缚的社会中，“女子考科举”比登天还难。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女性社会流动主要依靠婚姻，而非考试。所谓“女嫁良人旺三代”，女子能否逆袭，大多取决于嫁的对象。 例如，清代江苏才女沈善宝，文采斐然，却只能寄人篱下，依附夫婿王士禛得以成名；而王夫之之妻谢氏、纪晓岚之女纪端芳，哪怕学识不俗，也只能“才为闺誉”，绝无入仕之路。 无论是成为“名士之妻”还是“文坛伴侣”，女性“逆袭”的路径都不靠考试，而靠婚配与家族联姻。在制度性不平等的古代，这种格局根本无可撼动。 在小说里，女子可以靠智慧、勇气、变装、作弊闯进科举考场，一路披荆斩棘、高中状元、封侯拜相。但历史并非童话。 从制度封锁、身份审核，到教育资源、社会舆论，再到礼教文化、性别秩序，女子与科举之间始终横着一堵厚厚的墙。现实世界没有捷径，没有金手指。历史的复杂与沉重，远比一场考试更值得书写。 倘若真想描绘女性逆袭，不妨从现实结构出发，从她们如何在缝隙中争得一席之地写起，而不是虚构一场从未存在过的“女科举”幻梦。毕竟，历史不会为爽文让路。 喜欢历史不是爽文请大家收藏：()历史不是爽文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吐槽：降智的男频权谋 纸上谈兵的巅峰，“智商碾压”的幻觉。如果说女频穿越文的通病是把礼法人伦当儿戏，那男频权谋文的毛病，就是把整个历史当棋盘，把人命当筹码，把智商比拼写成中二对决。满纸荒唐言，权谋成了嘴炮游戏，谋士成了外挂AI，皇帝是傻子，大臣是背景板，主角永远站在上帝视角，一招吃遍天下人，运筹帷幄胜过诸葛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仿佛只要“懂点兵法、读点三国”，就能横扫千军、搅动庙堂。 现实中，哪有那么多“计中计中计”？政变哪是发几句狠话、丢几个包袱就能赢的？朝堂之上，官员权势盘根错节；战场之上，粮草运输、军械保障一桩都不能掉链子；甚至小到地方官府，征税、安民、治盗，全是靠系统化运转，岂是主角一句“我来”就能解决？ 我们不是要嘲讽幻想，而是要揭穿“把历史写得比网游还简单”的粗糙剧本。因为当“权谋”变成了热血爽文的外挂，当“谋略”成了全靠主角设定的空壳，那就已经不是故事的瑕疵，而是对常识的蔑视、对历史的羞辱。 男频权谋穿越文，这几年简直烂大街了。翻开一看，不是某大学生一朝穿越变摄政王，就是某社畜意外重生成储君，睁眼就是宫斗权谋、朝堂争锋，手下必有一群“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对手永远是“蠢得刚刚好”的权贵奸臣。主角从没读过《周礼》，没学过律法条文，也不懂政务细节，但他能三言两语让老谋深算的宰相拍案叫绝，轻轻一笑就把朝局翻转、皇位到手，一切仿佛理所当然。 说白了，就是“爽”字当头，不管现实逻辑，只要能让主角站得高、看得远、压得住，剧情怎么扯都行。可问题是，这种脱离现实的“权谋”，本质上就是一场集体智商侮辱。而且，越写到后期越失控：小到一个县令职位，主角都能搞出什么“民心所向、百姓称颂、上书朝廷”；大战在即，他不靠粮草，不管调度，就靠几句话策反敌将、一计搞崩后勤，战局瞬间反转。 这种剧情，其实连战国策都不如。真正的历史，哪有这么干净利落的“权谋”？三国曹操谋士如云，也没能一句话定天下；唐太宗李世民纵有房玄龄、魏征，也要一步步稳政收心，处处掂量；更别提那些朝代里默默撑起庙堂的无名官僚，他们面对的，往往是成堆的税赋账目、粮草清单、移文批令，而不是“你有阴谋、我有阳谋”这种段子式智斗。 而现在男频权谋穿越文最大的问题，是“简化”。简化一切流程、压缩一切阻力，只留下一个舞台让主角“开挂表演”。皇帝是傻子、敌人是猪、百姓是背景布，官僚体系像沙堆，戳一下就倒。只要主角开口，就没人反驳，只要主角一计出手，全场都得跪。哪怕是个庶子、奴仆、边疆小吏，主角也能“靠气质征服上层，靠智谋征服军队”，下一章就坐镇朝堂，风光无限。 很多作者可能也知道现实中不可能这么干，但他们不管。因为这种写法最省事、最吸粉——权谋不需要资料查考、官制不需要研究推敲、财政不需要编制预算，只要写个“主角环视群臣冷笑一声”，大家就高潮了。 可问题是，你这不叫“架空历史”，你这叫“智力幻想”。你不是在构建一套完整的政治博弈体系，你是在写一个“没有任何抵抗力的世界”，用来供主角爽上三千章。 而且更糟的是，这种文风还在不断“劣币驱逐良币”。很多真正想认真写历史、写政务、写制度、写人心的作者，会发现自己写得太真实、太严谨、太不“爽”，结果流量全给了那些扯淡式王炸。久而久之，一整片男频权谋的生态，就变成了一锅稀烂的大粥，里面没智谋、没逻辑、没制度，只有主角的一张嘴和一群NPC围着鼓掌。 比如“千古一帝”的套路：主角上位不到一年，废科举、改田制、建监察、清贪污、改革兵制、统一货币，三天出个大政令，七天改完全国制度，满朝文武“吓尿”，百姓“喜极而泣”，外敌“闻风而逃”。你说他改革没阻力？没有；你说有人反对？一反对就死。你说官员不执行？一查就办；你说执行困难？主角亲自督办、亲赴地方，两章内搞定。 而现实呢？汉武帝搞个盐铁专卖都磨了几年，唐玄宗搞个节度使体制最后反噬成安史之乱，宋神宗想搞“王安石变法”还得皇帝亲力亲为、文臣吵成一锅粥，最后不了了之。哪来你主角一句话，满朝跟风、一夜改完的道理？ 甚至有的权谋文把“兵权”写得跟玩具一样：主角刚穿越，还没弄清地图，随手调兵十万，命将出征，军队不问缘由就赴汤蹈火。现实中，兵马调动得有兵符，有命令，有后勤补给，还得看谁掌握兵源、谁掌握粮道、谁调得动兵符，你一个小县令凭啥发兵？凭主角光环吗？ 再说朝堂权斗，动不动就是“计中计中计”，今天设个套让皇叔跳坑，明天再反算反贼全军覆没，结果全程没有细节，没有实施过程，没有人反问一句——朝廷这么好骗，你让范仲淹、狄仁杰、张居正情何以堪？真权谋，那是博弈与算计，是制度与人性的较量，是一场需要信息、资源、人脉、时间统筹的持久战，不是你脑中灵光一现、嘴上一个反将就能搞定的。 当然，也不是说权谋题材不能写，而是你得尊重基本的历史运行逻辑。你可以架空，你可以爽，但请别把一切都简化成“我主角最聪明、别人都傻逼”，别把历史政务写成麻将对决、斗地主比牌。你至少得写出一套自洽的行政体系、财政模式、军队体系，否则你就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一场“没有对手的自嗨”。 更讽刺的是，很多权谋文还特别喜欢“借古讽今”，仿佛主角穿过去是要“拯救腐败体制”，其实写着写着，他自己也成了那个最“独断专行”的权臣。你不是在重建国家，你是在装神弄鬼；你不是在治理天下，你是在表演中二。 所以，别再拿“这是爽文不必较真”来遮羞了。你可以爽，但不能蠢。你可以写穿越主角翻盘，但不能写成“主角说什么都是对的，别人只能配合”。你要真敢碰权谋，就该知道权谋这东西，讲究的是流程，是博弈，是制度缝隙里的操作空间，不是靠喊几句狠话、扮几次深沉、留几张锦囊就能解决的。。 历史不该被当成主角爽文的背景板，更不能沦为逻辑放弃的借口。真正的权谋，从来不是靠“智商压制”，而是靠体系博弈、制度拉锯、人心经营。否则，说到底，所谓“男频权谋文”，就是一坨看似滚烫、实则空心的屎罢了。 喜欢历史不是爽文请大家收藏：()历史不是爽文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章 一句话斩杀功臣？没那么容易 许多历史穿越文中，为了吸引读者，喜欢增添一些权谋元素在里面。但也存在着一些很蠢的情节。 权谋小说的误区——皇帝是一言九鼎的绝对独裁者？ 在许多权谋小说里，一个皇帝只要说一句“把某某赐死”，忠臣立马伏地谢恩，下一秒就提头来见。这种操作看似威风八面，实则是把古代皇权制度理解得过于扁平化。真实的历史远没有这么简单粗暴，哪怕皇帝再强，也不可能想杀谁就杀谁，尤其是那些立下赫赫战功、有宗族、有声望、有兵权的功臣。 古代帝王虽然号称“君权神授”，但政治运行从不是靠个人意志硬压下来就行的。功臣将领背后不仅有家族势力撑腰，还有地方豪强、军中部曲、乃至士人的支持。随便动一根毫毛，整个国家就可能出乱子。更别提，许多功臣还是从乱世中打拼上来的兄弟，不是你一句“杀”就能斩断的关系。 哪怕是所谓的“圣君”，在做出“清君侧”“诛权臣”这种决定时，也要计算权力的平衡、宗族的态度、士大夫的议论、军队的忠诚。否则，后患无穷。 诛杀功臣最有名的莫过于韩信了，可真有这么容易？我们看看韩信冤死的过程。 《史记·淮阴侯列传》里记载，韩信被吕后和萧何设计斩于长乐宫钟室。后世很多小说就拿韩信做例子，说“你看，皇帝要杀谁就杀谁。”但真正懂历史的人知道，韩信之死是精心谋划的“宫中政变”，背后有一套复杂的政治布局。 首先，韩信虽然已被贬为“淮阴侯”，但他依然有大量旧部，尤其是他亲自训练和指挥的楚兵。而且韩信原本是“异姓王”之一，封地广、权势重，一直被刘邦忌惮。当他被贬后还疑似有“谋反”言论，才被吕后下狠手。 而韩信之死，并不是刘邦当面说杀就杀的，而是吕后趁刘邦外出、韩信来朝之时设局除掉，这里面也有刘邦默许的成分。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次“政治斩首行动”，目的在于避开公开对抗，防止引发韩信旧部反扑。 这说明，哪怕是皇帝，也必须避开锋芒，选取合适时机，用巧妙手段才能对功臣下手。权谋是术，但术的前提是对权力结构的清醒认知。 功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网络。古代的忠臣、功臣，往往不是孤零零的人物。他们身后站着强大的宗族、门阀、姻亲关系。这种网络结构决定了他们不能轻易被动。 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虽说出身“琅琊阳都”，并非皇族，但其家族早已是东汉时期的名门望族。诸葛氏家族成员遍布朝廷与地方官职，还有与荆州牧刘表等人的姻亲关系。你要杀诸葛亮，不只是对一个人动手，而是对整个荆襄士族的宣战。 在门阀制度发达的魏晋南北朝，宰相、将军乃至皇后几乎都出自几个大族（如王谢、崔卢等）。皇帝若贸然动他们的“人”，不光是内部斗争，甚至可能直接引来兵变或外族拥立新君。 这种以宗族为单位的权力结构，是封建时代政治生态的基石。很多小说故意忽略这一点，把忠臣写得像孤胆英雄，被皇帝一句话斩首，实在是对历史常识的嘲弄。 兵权、地盘与军中人心——动谁不能动有兵的。在古代，只要某位功臣手中有兵，皇帝动他前都得三思。比如唐朝的安禄山，虽然是节度使、官拜大将军，但在朝中结党营私，甚至有谋逆之心。唐玄宗多次想削他兵权，但一直不敢直接动手，因为安禄山的兵源控制着整个东北，还能调动边军。 要杀有兵的将领，不光要有“名正言顺”的借口，还得先分化其部曲，瓦解其人望，不然就是逼宫的前奏。李世民当年发动玄武门之变之前，也是不敢直接对抗李建成与李元吉，而是精心布置了数月，才在可控的空间内一击致命。 这类操作，称得上是“政变”，是皇帝不得已而为之，而非手起刀落那么潇洒。 杀错人会引发士人舆论与地方反弹。东汉末年，曹操诛杀董承、王粲等汉室忠臣，在当时士人圈子中引发强烈不满，导致大量人辞官归隐，联合抵制。后来曹操不得不通过举孝廉、征辟隐士的方式重新洗牌官僚系统。 再看南宋的秦桧，即便他在现实中权势熏天，但岳飞的冤死，仍成为宋代文人士人群体最大的反噬口碑事件，连后世都要竖碑“岳王庙”，刻秦桧夫妇跪像祭之。想想看，如果功臣真的“随便杀”，那为何数百年后还有人骂“谋杀忠良”？ 在讲究“名教”、“士风”的古代，杀一位有名望的忠臣，不只是政治行为，更是文化和舆论的自我毁灭。真正聪明的皇帝，会选择“软禁”、“贬谪”、“削权”，而不是直接“赐死”。 不是你是皇帝就能越规矩。 《唐律》规定，“大辟”（死刑）需经过御史台、三法司共同审理，不得私自定罪，哪怕是皇族。如果是功臣、王公贵胄，甚至需要御前议审，并报请太庙请命。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明太祖朱元璋虽以“酷吏治国”着称，但杀胡惟庸、蓝玉等功臣也都设了“胡案”、“蓝案”作为司法程序。为的就是留下“依法行刑”的口实，堵住后人之口。 哪怕像清朝康熙帝这样的“少年英主”，也不能直接杀掉鳌拜，而是先设局夺其兵权，再以“擅权乱政”判其入狱，最后才暗中除之。哪有什么“圣旨一下，人头落地”这种野路子？那是小说戏剧，不是历史运行。 朱元璋初期杀功臣是付出过代价的。连杀上万名功臣和官吏，虽然巩固了中央集权，但也把人才杀光，导致明初人才断层，内政迟滞。 所谓“帝王杀功臣巩固权力”的说法，其实是“以命换稳”，后果往往是一代帝王风光，几代王朝失衡。 古代政治常讲“天命所归”。这不是空话，而是一种政治合法性建构。功臣的存在，往往是对“天命”的象征性加持。你动他们，就是否定你自己的统治基础。 比如汉武帝后期忌惮卫青、霍去病家族，却仍给卫青封“长平侯”，给霍家丰厚恩赏。到了霍光掌权时，汉昭帝也不敢随便动他，只能一步步削权、布局，直到霍氏自败，才完成换血。 哪怕是“皇帝权柄至高”的时代，依旧要考虑“天命之托”的象征意义。乱杀功臣，等于天命自毁。 忠臣并不愚忠，他们也在自保。那些被小说写成“明知皇帝不仁，还要舍命相随”的忠臣，在真实历史中也常常非常务实。比如张良在刘邦胜利后急流勇退，称病不仕；范增在项羽不听计后愤然离开；李斯被赵高害死前，也多次试图转圜。 他们不是无脑跟随皇帝的工具，而是拥有强烈政治判断力的人。忠，是建立在可控利益和政治信任上的。只要局势恶化，他们也会选择离开、避祸甚至自保。 这点，也彻底粉碎了那种“皇帝动嘴，功臣送命”的剧情模板。 每一个“功臣被杀”的历史节点，都不是什么皇帝睿智的“宫斗胜利”，而是王朝进入衰败期的信号之一。杀功臣，说明皇权不稳、心怀猜忌，说明制度不能制衡、治理靠暴力。杀的是信任，是忠诚，是稳定的根基。 真正能驾驭权臣的人，是能让他们“功成身退”、主动交权、安度余生。不是刀剑加身、血溅朝堂。 历史，是给聪明人看的。权谋小说，若只会写皇帝杀功臣、朝堂清洗、诛心问斩，那只是权谋“戏码”，不是权谋“智慧”。 愿写作者们，别再让读者在纸上流血了。 喜欢历史不是爽文请大家收藏：()历史不是爽文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2章 皇帝忌惮权臣，但也依靠权臣 有些作者先天性的把权臣看成是皇帝的对立关系，他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权臣是权臣，只要是穿越，那权臣就是他的妨碍者，必须除掉他。 我们先捋一捋。除去一些年幼继位的皇帝，需要辅政大臣维持朝政。权臣之所以能做大，无关乎一下几种因素： 1.能力极强。历史上权臣都不是废柴，往往自身拥有极强的政治能力，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2.皇权允许。权臣做大，很大程度上和皇帝本身有关，有时候是皇帝本身的默许。 3.政治平衡。如果没有权臣在前，那么每天的御史言官就是直面皇帝，皇帝也烦。 最重要的是替代性，国家的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作，你把权臣拿下去，总得有人能顶上来，国家治理一旦出现真空期，那混乱就会席卷而来。明朝首辅哪怕换的再多，也是有能持续性顶上的人。 很大程度上，权臣也是皇帝的同盟，皇帝也需要依靠权臣。 皇权再大，也无法“独自统治”。古代皇帝不是神，他没有分身术，也不能亲自管天下千万人口的吃喝拉撒。庞大的国家机器必须靠一整套行政体系来运转，而权臣，就是那条权力链上的关键节点。 魏征、姚崇、张居正、李德裕，哪一个不是一朝之柱石？皇帝再英明，也需要有人来具体执行政策、管理朝政、调和派系。没有权臣，皇帝就得事必躬亲，最后被政务压垮。 想象一个皇帝既当CEO又当财务、人事、仓库管理员，还得巡边打仗，除了累死，就是乱政。真正聪明的皇帝，是用权臣来分担权力，而不是想着“一个人玩通关”。 皇帝最怕的，不是权臣强，而是权臣不忠。皇帝不怕权臣手握大权，怕的是权臣有了独立意志、拉起小团体，甚至想着“取而代之”。所以他忌惮的，不是权臣本身，而是权臣脱离控制的那一刻。 曹操再专权，也不敢称帝，是因为他懂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边界；王莽再能干，也因野心过大走向篡位。皇帝与权臣的关系，就像驯兽师与猛虎，合作得好，虎能震慑百兽；失控了，驯兽师可能死于非命。 忌惮，是权力制衡的一种体现；但那种以为“皇帝对权臣全靠监视、设套、清除”的理解，未免太小学生政治课了。 没有权臣，皇帝就得依靠外戚、宦官，结果更糟。一个政权必须有人管，如果没有有能力、有经验的权臣，那权力就只能落到宫中人手里——皇后的兄弟、太后的外甥，或者掌印太监。 东汉末年，权臣集团（如袁绍、何进）与宦官集团争权，最终两败俱伤，引发了长安政变。明朝中后期清除张居正等权臣后，皇帝开始亲信宦官，导致魏忠贤当道，东林党人被屠戮。 没有制度制衡的“亲信政治”，往往走得比“权臣政治”更歪、更乱。与其说皇帝害怕权臣，不如说他更害怕没有人可用，只能抓身边人凑合着治国。 权臣不是“反派角色”，他们往往是改革中坚。历史上很多权臣，其实都是推动国家改革的骨干。汉文帝用贾谊推进法制改革；唐太宗依靠房玄龄、杜如晦稳定朝局；万历倚张居正理财整顿，推动“考成法”。 他们被称为“权臣”，不是因为谋权篡位，而是因为手里有权，能拍板、有执行力，能推动一整套国家改革机器。若无实权，连政令都下不去，又谈何治国理政？ 权臣不是阴谋家，更像是高级执行长。他们不是皇帝的敌人，而是帝国的大管家。 很多权臣之所以崛起，正是因为皇帝主动提拔，甚至不惜打破制度来给予权力。汉武帝信任桑弘羊、主父偃；唐玄宗力挺李林甫；宋神宗大胆启用王安石；明神宗对张居正既怕又依。 这是因为皇帝深知，一个想干事、能干事的人，必须给他足够的权力，否则只会变成空话连篇的摆设官僚。扶权臣上位，其实是皇帝“借人治国”的一种策略。 说白了，皇帝扶权臣是因为他“没空”；等自己有空、有精力再收权，就是循环轮回的皇权术。 皇帝靠权臣稳住局势，也靠他们替自己背锅。每个朝代的开国、整顿、改革期，都是皇帝需要“打手”和“黑脸”的阶段。皇帝要维持圣明形象，那就需要一个敢得罪人、敢动大刀阔斧的人——权臣正好来背锅。 比如朱元璋让刘伯温和李善长来收拾军队、整顿官场；清康熙时期用索尼、索额图压制鳌拜余党；雍正借年羹尧之手整肃西北军政。等权臣“刀锋已用尽”，再撤换也不迟。 皇帝的用人逻辑很简单：让权臣顶雷、当盾，自己维持英明无暇的光环。权臣不是敌人，是耗材；不是对手，是工具。 权臣之“权”，实为皇帝之“影”。很多时候，所谓“权臣当道”，其实是皇帝有意为之。表面上看是权臣拍板决策，其实每一项决策都有皇帝授意或默认，甚至是利用。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被文官集体攻击，但万历一直顶着不撤；李德裕排斥牛党，被斥为党争之源，但唐武宗始终依赖他掌政。这些“权臣”，其实是皇帝的影子，是延伸出去的意志。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历史上真正“独断专行”的权臣极少，大多数所谓“跋扈”，其实是在执行皇帝的战略安排，皇帝乐得做“幕后圣君”。 很多皇帝忌惮权臣之后选择“削权”，但削得太狠，往往把国家的骨架也削断了。比如明武宗废刘瑾之后，没人再能治得住朝局，导致宦官再起；乾隆后期打击和珅，结果朝廷财政失衡，腐败反而更严重。 权力不是一块蛋糕你吃一口我吃一口，而是一个需要分工合作的系统。一旦一方突然“下岗”，其他人未必能顶上，结果是整个系统崩溃。 皇帝想保权，靠的是平衡，而不是一味清洗。 真正让皇帝忌惮的是“无权者成势”。相比于明面上权倾朝野的权臣，皇帝更怕的是那些“没有名分、没有官职、却暗中结党”的人——比如宦官、外戚、皇子结党、后宫干政。 权臣好歹有朝廷制约，有章可循；而那些体制外的权力，如后宫指点江山、太监手握密令、皇子私招兵马，更容易让政局失控。 清朝前期，康熙最头疼的不是索尼、鳌拜这些大臣，而是几个皇子暗中拉帮结派；唐中宗不是死于权臣，而是死于韦皇后和武三思的联手。 皇帝怕权臣，其实是因为他更怕“失控的权”。 权臣与皇帝之间，始终是“合作—互忌”的动态关系。皇帝与权臣，从来不是“皇帝想杀就杀”“权臣想篡就篡”的单行道，而是不断合作、互忌、再合作的过程。他们就像舞伴，一边跳舞一边抢舞台中心，但跳得太激烈，舞台会塌；合作得好，才能精彩谢幕。 房玄龄可以被唐太宗骂到下跪，却依旧是“贞观之治”的基石；姚崇可以被中宗猜忌，却依然留下“开元之治”的底子。皇帝也好，权臣也罢，谁都离不开谁。 正因如此，那些把“皇帝 vs 权臣”写成简单斗争的小说，才显得格外无趣、无知、无理。 皇帝对权臣又爱又怕，这是权力结构中的常态，不是例外。怕的是权臣脱离掌控，爱的是权臣帮他掌控天下。正如太极阴阳相生，依靠与忌惮并非对立，而是一体两面。 写帝王，就别把权力关系想得太幼稚了。掌控天下，从来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事。 喜欢历史不是爽文请大家收藏：()历史不是爽文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章 古代不是风花雪月、封侯拜相，而是民生疾苦、饿殍遍野 我其实一直不太喜欢所谓的历史剧，穿越剧，还有一些小说。这可能和我前几年的思想转变有关。历史不应该是王侯将相的历史。所有的史书和影视作品，永远都是那一套，写的是皇家事，记的是权贵名。这种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的失真，让大家误以为古代是浪漫的。 他们以为只要穿越到古代就可以依靠着现代人思维去封侯拜相，去弥补在现实生活的遗憾。这就造成了对历史现实的极大扭曲，你随手翻的史书一页，就是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但是史书上，只是“民，饥，死”等寥寥几个字。影视剧拍摄的古代富丽堂皇与老百姓毫无关系，把视角转向那些寂寂无名者，你会看到隐藏在王侯将相下的累累白骨，他们才是历史的真实。 最让我觉得可气的是，很多穿越作品，他们笔下，口口声声以“人人平等”自居的主角，为什么最后反而凌驾到所有百姓之上。哪怕抛开所有的客观因素，当你以上帝视角给主角开挂的时候，为什么最后的结局是主角在人民头上，而人民还是人民，人民的生活还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痛苦还是人民的痛苦，那些主角没有想过去改变制度，没有想过去革新技术，更没有想过去还权于民。他们只是利用时代的差异，满足自己的私欲罢了。因为从一开始，你所谓的“人人平等”就不成立，人民和你之间从没有发生过阶级的改变。 所以，别再给你笔下的主角打着“人人平等”的旗号了，因为我从没有看过你笔下的主角真的和人民平等。 古代中国的主旋律，从来不是英雄气短、红袖添香，而是“今天能吃饱吗”。几乎所有朝代在它们的大部分时间里，百姓的生活状态都高度依赖天灾人祸的容忍程度。一场雨迟来，一次蝗虫成灾，一次赋税加重，便可能意味着一个县的老百姓要开始煮草根树皮，甚至喝人血求生。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极度依赖天气，产量低、储备差、运输能力弱，使得基本生活需求随时可能崩塌。 而穿越文中“家道中落，一朝翻身”的操作，在真实历史语境中往往是不存在的。古人最害怕的不是敌军入侵，而是“无粮可种，无米下锅”。有读书人的地方，有诗词歌赋；但更大多数地方，只有被压迫、被征收、被逼着逃荒的沉默农夫。 每当有人试图把古代描写得如画中山水时，往往忽视了一个硬核事实：人太多，资源太少。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的垦殖率早已饱和，新增耕地主要靠战争和迁徙，而不是技术发展。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突破一亿、两亿甚至三亿，资源的紧绷程度越来越接近爆线。 百姓不是不勤劳，而是系统性地吃不上饭。即使在所谓“盛世”如康乾之治，底层百姓也多是吃粗粮、穿麻布，家中子女幼殇率极高。一家六口，能活到成年三人就算幸运。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不是今天的人口密度，而是以“命”换“活”，没有社保、没有医疗、没有保障的彻底脆弱。 赋税与徭役是压垮百姓的铁山。古代王朝的财政结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预算”，而是“索取体制”。赋税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王朝的统治代价由百姓支付。无论是修长城、凿运河，还是宫殿营建、朝贡礼仪，其成本几乎都直接加到农民身上，形式是粮食、布匹、铜钱、人丁、劳役。 历朝历代尝试轻徭薄赋者寥寥，真正成功的也只有寥寥数人，比如文景之治或贞观初年，但很快便被后续的军事或奢靡支出吞噬。在这样的体制下，所谓“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不过是皇权吸血网中的漏网之鱼，更多的民户是负债累累、逃亡在外。 流民与饥荒是王朝的周期病。几乎每一个王朝衰败前，都爆发大规模的流民潮。这些流民并非反贼起义之初的组织者，而是因年年灾害、岁岁催租而被迫离开家园的普通百姓。他们是那种在老家连树皮都吃不到的人，是卖儿卖女都保不住田地的人，是在官府账册上已经“脱籍失户”的“人间蒸发者”。 而穿越文中“招募流民、开荒拓地”的操作看似英明，其实高难度得离谱：流民没有工具、没有牛马、没有种子、没有储粮，身心俱疲，只求能苟活一日。而朝廷对这些流民往往第一反应是“围剿”“遣返”“编户”，因为他们动摇税基、威胁秩序、滋生盗匪。 社会分层极度僵化，不是努力就能翻身。“寒门再无贵子”，不仅是唐之后的事实，更是几乎所有朝代的普遍规律。科举并非全民开放的机会场，而是少数读书人之间的竞争游戏。识字者不足一成，真正能走仕途者往往有家族资源的支持——私塾、笔墨纸张、时间与安全感。 平民百姓若无世家背景，即使博得功名，也可能因“无门第可依”而被压制或流放。而且，考试成功仅是起点，升迁靠的是裙带、关系、恩主、门生故旧——与现代公务员系统完全不同。你不是不能努力，而是努力本身早已嵌套在一个无法撼动的社会架构中。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战争是百姓的地狱，不是主角的舞台。战争并不如小说中那般英勇激荡，而是对普通百姓的彻底毁灭。从西汉的匈奴战争，到明朝的辽东战事，战场后方的百姓常常被迫提供粮草、交出儿子、献出妇女、交出铁器，甚至整个村庄被强征当做军屯。 而一旦战败，掳掠、屠城、流放是常态。即使战争胜利，几十万伤残士卒和遗属也会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而这些人往往被抛弃。穿越文中“带兵打仗出风头”的叙事，在历史中往往意味着“兵灾所过，寸草不生”，主角风光，百姓流血。 在古代，感冒可能致命，产妇分娩可能死亡，刀伤可能感染化脓而死，牙疼可能引发颅内感染。所谓名医寥若星辰，大多数人遇病靠神婆巫术或自我康复。穿越者如果指望用现代常识普及医疗，那也必须先解决工具、材料、培训体系和信任机制的问题，而这几乎不可能靠一人一书完成。 更重要的是，即使你会现代手术技术，古人没有抗生素、没有麻醉、没有消毒，你能不能救活一个人，完全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条件问题。而最关键的是，百姓根本没有时间和金钱生病——有病等死才是主流。 女性在古代社会中地位极为边缘化，家庭内的职责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社会上没有话语权，也极少经济独立机会。婚姻完全服从父母包办和家族利益联姻，“自由恋爱”不是主角行为，而是“忤逆人伦”的罪行。 而穿越文中动辄“女主凭才情征服朝堂”更是幻想：女性若要参与政治，必须借助男权的庇护，或是极端个案（如武则天）。而绝大多数女性的一生是“在规训中活着，在沉默中老去”。你若不能掌握家族经济命脉，就连为自己儿子择个媳妇的权利都没有。 权力运行背后是“制度压人”。真正的古代政权运行，不是靠皇帝一言九鼎就能完成一项改革。每一个制度变更，都需经由繁杂的礼仪、法令、颁诏、奏章、执行、稽查、再反馈，而这中间无数环节都可能被层层扭曲。皇帝是制度的中心，但更是制度的俘虏。 你不能靠一纸政令让天下轻赋减税，也不能靠一顿训斥清除贪官污吏。因为每一个地方官、每一个税吏、每一个驿站兵卒，背后都有利益链、靠山与生存博弈。制度的惯性远大于人的意志，这也是历代改革失败的原因所在。 哪怕你站在“盛世”的中心，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依然无法否认：底层百姓仍是吃粗粮、穿破衣、依天而活。所谓“盛世”只是政权稳定、粮价不乱、税负略低、盗匪少见的相对状态。 这些时期只是“还没崩”，并非“已富足”。而真正的历史进步，不是靠哪位君主的圣明，而是技术迭代、生产提升、交易自由逐步积累出的红利。而这些进步，往往不是古人想象得那么“礼乐文明”，而是一次次痛苦中的积累。 古代是制度残酷、资源紧缺、社会封闭的多重合围，不是个人奋斗的舞台，更不是情爱诗意的天堂。若脱离这些基本常识，仅凭主角光环描摹权谋征战、情仇恩怨，写出来的东西不过是当代人对历史的浪漫投射罢了。穿越写作，想写得真实而深刻，第一步不是构想，而是了解这片土地上亿万先民真正如何活过来的。不是金戈铁马，而是血泪骨肉。 喜欢历史不是爽文请大家收藏：()历史不是爽文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心声：我所感受的真实 这一卷的内容，可能就和前面不太一样了。之前那些章节，我努力在讲事实、拆误区、纠偏，把历史的逻辑讲清楚，把那些浮夸幻想拆得明明白白。但现在，我想说点私人的、主观的、可能没那么严谨、甚至不太“政治正确”的想法——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不是对穿越文的嘲笑，而是对这个现象的深思。不是站在历史上骂人不懂历史，而是站在生活里反问自己，我们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看穿越？ 我见过太多主角带着系统、剧本、现代脑子回到古代，摁着一群“古人”打脸、开挂、封王封神。也见过很多人沉浸其中，一边骂现实无趣，一边对小说里的“你杀人我称帝”兴致盎然。有时候，我会突然停下来想：为什么这些故事这么有吸引力？它们满足的，真的是对历史的好奇吗？还是某种更深的情绪？ 也许，是对现实的无力感。 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太难改变什么了。官僚体系、社会规则、学历门槛、财务压力、资源分配、身份壁垒……哪怕你努力奋斗，很多时候也不过是在一个巨大的机器里多转几圈。于是“穿越”成了一个出口——在那里，你可以跳过一切积累、破除所有束缚、踩翻无数曾经压你的规则，从零开始，迅速“登顶”。 但我想说的是：现实不可跳过，历史更不可跳过。 古代社会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更顽固、更残酷。很多人幻想“一夜改法、铁腕治国、全民归心”，但真实的权力运行从不是脑子快就能赢的游戏。那是一套套利益的缠绕，是无数个你看不到、却咬死不放的链条。 所以，当我写前面那些内容时，我并不是在否定幻想，而是在提醒自己：要尊重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幻想本没错，错的是幻想取代了常识，错的是幻想让我们误解了现实。 我越来越觉得，看穿越文并不是问题，但信穿越文的逻辑就是问题。我们可以用穿越的视角去理解世界、去做思想实验，但不能用穿越的方式解决现实中的困局。人类的历史，不是靠聪明人开挂写出来的，而是靠一代代人熬、争、忍、修、建出来的。 这一章，写给正在看这本书的你，也写给当初那个被穿越文燃起想象力的我自己。 我们都幻想过权谋纵横、富贵权权在手的快感，但也该知道，真实世界是没有存档点的，没有主角光环的，也没有“你只要想就能”的奇迹。 如果非要说有一个“真实的穿越者”，我觉得，他也许不会想着称王称霸，而是蹲在田间，认真学怎么种地、交税、避祸、生存——然后在动荡与秩序之间，活下来。 这不是爽，但这是人活在历史里的方式。 说实话，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从来不是为了“打脸穿越文”，也不是想端着一副历史权威的架子去指点谁写得好、谁错得离谱。我只是想把那些反复出现在网络小说中的误区，一点点掀开，告诉大家——历史不是那样的。它不简单，不热血，不按剧本来，也不允许你把自己当成“挂逼”。 但越写到后面，我越意识到一个问题：穿越文之所以流行、误区之所以广泛，背后其实有着某种深层的情绪。 有一次朋友问我：“你为啥对穿越文这么上心？你不是一开始也爱看吗？甚至你最早看的那些作品，不也充满了各种荒唐的设定？” 我沉默了一会儿，回答：“我不是不爱幻想，而是我越来越不相信，幻想可以替代理解。” 这句话说得可能有点绕。但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种危险的趋势，就是太容易用幻想来替代理解了。穿越文不是不能看，但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把它当成对历史的“常识来源”？是不是越来越多人在看多了之后，真的开始相信“一个现代人回古代就能吊打所有人”？是不是已经有人觉得，只要“脑子清楚”、“手段果断”、“制度先进”，就一定能改造社会、拯救国家？ 我很担心。 担心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想要理解一个真正复杂、缓慢、无解的世界，而是更想沉浸在一个可以随意“开挂”的快节奏剧本中。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穿越爽文不是“反历史”，而是“反现实”的一种表达。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对现实世界的巨大不满与深切焦虑。 在现实里，努力不一定有结果，聪明反而容易撞墙；关系、背景、出身、时运，决定了你能走多远；想要改变体制、优化结构，需要无比的耐心、资源、人脉，甚至还要承担极高的风险。 而穿越文里不用。主角一睁眼，身份、资源、后台全到手；然后依靠现代知识与理性，一路势如破竹，改法制、建军队、整财政、清贪官、驯文官……所有阻碍不过是“剧情需要”的跳板。现实世界的复杂在这里被简化为几个可解的任务，像一个RPG游戏。 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叙事，它鼓励我们逃避复杂，沉迷简单逻辑；它给我们塑造了一种错觉，认为“理性+执行力”就能解决一切。但真实历史告诉我们的却恰恰相反：问题从不是“不懂改革”，而是“改革动了谁的蛋糕”；不是“没有道理”，而是“谁决定真理”；不是“怎么改”，而是“谁能保住改完的你”。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我曾试着问自己：如果我真的能穿越回去，我会怎么做？ 我越想越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 不是我不聪明，也不是我不努力，而是古代的世界不是为我设计的。它有自己的阶层结构、舆论系统、制度惯性、利益网络。你一个外来者，连“身份合法性”都站不住脚，谈什么权力？谈什么改制？ 更重要的是，你所熟悉的现代常识，在那个社会里根本没用。你说“税要合理”，他们理解的是“皇上少收钱就是仁政”；你说“法要平等”，他们告诉你“贵贱有等”；你说“自由贸易”，他们只知道“盐铁专营”。你以为你是个理性改革者，他们觉得你是个不识时务的疯子。 你能做的，大概只有一件事：闭嘴、隐忍、融入、学习，看看能不能先在夹缝里活下来。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真正“成功”的古人，都是熬出来的？ 曹操熬到中年才开始真正崛起；司马懿隐忍多年才一举翻盘；赵匡胤三十多岁还只是个小将军；朱元璋从要饭到称帝用了二十多年……他们没有谁是“秒登巅峰”的。他们都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小心的筹谋、复杂的博弈、数不清的低头与委屈。 历史不是一个“让你发挥”的舞台，而是一个不断“筛选幸存者”的大筛子。你没资源、没人脉、无合法性、没文化认同，哪怕再聪明、再能打，也只是个路人甲。 而穿越文最大的问题，是它让人误以为：只要我想，我就可以成为主角。我不需要经过真实的积累，不需要理解复杂的背景，不需要尊重制度的惯性，我只需要“有想法”和“有行动力”。 这是一种“过度自信”的叙事，也是一种“失控的乐观主义”。 我不是说幻想不好。恰恰相反，幻想是我们思维的一种可能，是人类想象力的体现。我只是希望，当我们在幻想世界里驰骋时，也别忘了回头看看现实。 我们可以喜欢穿越文，但不能被它取代现实的认知；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快感，但不能从中形成判断世界的逻辑。 历史，是无数个现实构成的，不是“如果我在场”的重写剧本；而未来，也是由你我今天的妥协、努力、挣扎、失败、偶尔的小成功，一点一点拼出来的，不是“脑子转得快”的奇迹。 写到这里，其实我挺想对每一个正在追穿越文的年轻人说一句话： 你可以幻想，但你要知道真实是什么样的。 现实里，没有系统，没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真空机会，没有你一个人能翻盘的奇迹。但有的是：一步一步积累，跌跌撞撞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不是你去统治历史，而是你被历史塑造、筛选、考验、鞭打——如果你够坚韧，才能留下来。 这也许不够爽，但它足够真。 （只是有感而发，随意写了一些） 喜欢历史不是爽文请大家收藏：()历史不是爽文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2章 江湖在朝廷面前就是一帮流寇，仅此而已 教员当年在做评水浒传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水浒传这本书好就好在宋江招安”。年轻的时候觉得是一帮侠义恩仇的梁山好汉，后来才发现这里面的每一个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几乎都有人命在手。 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几千人的小山坡，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名义——行侠仗义。可这些人整天大鱼大肉，他们的钱粮从哪里来，他们不从事生产，不从事贸易，总不可能凭空出现。 古代粮食的供给无非就是两种方式。第一种自主生产。第二种烧杀掠夺。所以，梁山这帮人能这样生活的唯一解释就是去劫掠百姓。所谓的江湖道义，只是给抢劫正当化了。他们以为自己在百姓眼里是“英雄”，实际上，在百姓眼里，他们是一帮无视法纪的“流寇”。在朝廷眼里，是一小搓犯罪分子。 宋江毕竟是在体制内混过的人，和纯正的土匪还是有区别的，他明白妄想靠着这几千非正规军队去对抗朝廷，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招安是对大家都好的选择。实际上，把梁山泊围上几个月，不用朝廷去打，他们内部就会因为吃饭问题打起来。江湖从来就没有对古代的朝廷构成过威胁，更不可能像小说中江湖绑架朝廷。 江湖这个词听起来浪漫又自由，什么“快意恩仇”“行侠仗义”，但在真实的古代中国，它的同义词叫做“非官武力组织”——简单说就是朝廷眼中的“非法武装团体”。中国古代政权极为强调“兵权归公”，暴力工具必须牢牢控制在官府体系内，哪怕是驿卒、乡兵、捕快、护院，也必须有身份、有编制、有上级核准。 而江湖上所谓的门派、镖局、帮会，在国家法典中一律视为非法结社，尤其在乱世中更被默认为潜在造反势力。哪怕你只是开武馆、练把式，不经备案，私设门徒，就可能以“聚众习武、意图不轨”被查封、抓捕、甚至灭门。国家的第一要义，是压制一切脱离其控制的暴力可能。江湖要么归顺、要么镇压，没有第三条路。 所谓江湖门派，规模永远是个位数。很多人幻想“武林盟主”指挥万千侠士、各大门派山头林立，其实根本不存在那种规模化、正规化的武林体系。真实的古代中国，民间自发武装的组织规模极小，大多是以宗族、村社、地域或亲友为基础的小团体，有的顶多几十人，强一点的能凑齐一百个青壮就不错了。 而那些真正能成“地方一霸”的所谓“帮会”，要么早已变成土匪，要么依附豪强当作私兵，要么干脆投靠官府“转正”成为义勇军、保甲队。他们不是独立江湖，更像是在体制边缘讨口饭吃的次级武力工具。所谓“天下第一大帮”，最多也就一个乡镇的地头蛇而已。 冷兵器时代，个人武艺确实有用，但不要高估它的极限。一个人练十年武艺，不如三十个衙役抱团抓你。真正的战斗不是一对一的擂台比拼，而是人海围捕、武装包围。而朝廷有的是资源配备正规军械、布控人手、情报侦缉、联动围剿。 更重要的是，江湖之人很难拥有长期训练、统一号令、战阵配合这三项最关键的军事素质，他们的格斗能力不具备系统性，尤其面对正规军队的集体攻防时，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你可以单挑赢三五人，但当几十个弓弩手一齐上，你连还击的机会都没有。 没有律法支持，江湖永远处在刀口之下。朝廷之所以允许“保镖”“镖局”存在，是在明确其注册、受监管、服差遣的前提下。而一旦其人手过多、行动不报、使用武器、调动资源，立即归入“盗匪”范畴。清代的《大清律例》中明确规定：非官办之兵械贮藏、武装聚集、私斗械斗，一律重罚甚至斩首。唐宋元明清无不如此。 所谓“行侠仗义”，在法律面前毫无豁免权。就算你劫富济贫，那也是“劫”；你救人报仇，那也是“擅杀”；你越过官府私设审判，那就是“私刑”。江湖人身上的浪漫，仅存在于故事里，在法理中，他们始终是危险分子、法律盲区、随时清算的对象。 情报、钱粮、后勤——江湖根本撑不起长线斗争。维持武力，不只是靠一腔热血。军队能打仗，是因为有财政、有后勤、有粮草、有训练、有制度。而江湖人既没封地，也没税收，活动成本全靠灰色地带维生。一场长途押镖，路上要打点关卡、支付过路、修整人马、雇佣人手，其成本极高。如果长期对抗朝廷，这笔账根本撑不住。 更别说情报能力。朝廷有驿站、间道、文书、密探、地方衙门的联动网络，江湖之人靠的则是传言、口口相传、小道消息。你若要与朝廷对抗，连朝廷准备围捕你都不知道，只能被动挨打，毫无战略优势。更现实的是，大多数江湖人连基本识字都困难，政令通报看不懂，地图也不会画。 官府收编才是江湖的出路，否则只能等死。古代很多镖局、山寨、帮会最后不是被消灭，就是被收编。清朝设有“绿营义勇”，明朝有“土兵”，汉代更早有“义民兵”，都是通过赐号、授职、安置，来吸收“江湖人”进入体制。这不是善意收留，而是“服软投诚”，从流寇转正的唯一办法。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没有朝廷背景的江湖人，在一有风吹草动时就会被搜捕。哪怕你再忠义，再武功高强，只要你脱离了地方宗族、州府备案、赋税登记，那你就是“黑户”与“可疑人员”，一个举报就能引来缉捕文书，一支巡捕就能正当出手。逃亡，不是自由，是被体制放逐。 地方豪强才是掌握“江湖”的真正主体。那些能在一地呼风唤雨的“江湖大哥”，往往不是靠拳头打出来的，而是背后有地主、族长、地方官支持。他们可能名义上是镖局，实际上是地主雇佣的私兵；也可能披着武馆的皮，实则维护地方秩序的“准义警”。他们靠武力维稳、打击竞争对手、执行族规，是半官半匪的模糊存在。 这种“江湖”，不是游离体制，而是体制的灰色外包部分。他们既不挑战官府，也不挑战制度，而是维持本地的非正式权力秩序。一旦与州府或巡抚闹翻，结局不是打出天下，而是被一道密旨剿灭。江湖之中，真正的权力逻辑从不是拳头，而是“谁罩你”。 侠义精神是文学叙事，不是社会主流。古代并非没有侠士，但他们是极小极小的社会边缘人，无法改变世界，只能改变个人。历史上的所谓“义士”“刺客”，不是高人，而是亡命徒。荆轲刺秦王失败，他的族人也被灭门；聂政复仇之后自刎；专诸成功刺杀吴王僚，照样身首异处。这些人不是活在江湖，而是被体制吞噬的献祭者。 而大多数“江湖人”——如果真有——活着就很难。朝廷不养他们，百姓不信任他们，宗族也疏远他们。他们无宗无源、无主无靠，活得谨小慎微，死得悄无声息。真正的侠义从不是一种行业，而是一种牺牲。 朝廷镇压江湖，动用的是一国机器。历史上只要江湖势力聚众闹事，朝廷往往以“剿匪”之名，全力出动。一支地方军队即可调动几千人马，配备器械、粮秣、医官、兵械库。还可以下令封锁交通、断绝水粮、悬赏举报、层层追剿。江湖帮派只能靠熟地游走，无法逃出一个州府的围堵。 而当中央出手时，更是摧枯拉朽。明代曾有“东南剿寇”，清代有“三省围剿”，不计成本就是为了消灭一个“私设武装”。即便你“只是练武传艺”，只要“势力成团”，就会被视作“潜在威胁”。江湖人在朝廷眼里，是问题；一旦聚众，就是敌人。 江湖就是流寇的文艺包装，不可美化。历史上所谓的江湖，其实就是“流动武装人口”，换个词就是“流寇”。他们不拥有土地、不纳赋税、不在籍贯册中，靠武力吃饭、靠暴力维生，不是体制中的人。无论是绿林、山寨、义军、快活林，说得好听是“自由之地”，说得直白点，就是一帮没有出路的“黑户亡命者”。 这种状态注定是短命的，不是被剿，就是被招安；不是互斗，就是被围歼。你不能靠一群人天天练拳舞刀就支撑一套武力体系；你更不能靠几句豪言壮语就赢得一个时代的认同。江湖如果不归顺朝廷，那它就不是“侠”，只是“寇”。 “江湖”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世界，它既无资源，也无秩序，更无未来。它只是古代国家统治体系的阴影，是权力未能完全覆盖之处滋生的灰色地带。而这片地带，从来都在被清理、被剿灭、被规训的进程中挣扎求生。那些将江湖浪漫化、英雄化、正义化的文本，不过是对历史暴力本质的一次次回避和粉饰。真正的历史，不是侠骨柔情，而是铁律冷酷。江湖人若不归顺体制，就只能在体制的猎杀中消失。仅此而已。 喜欢历史不是爽文请大家收藏：()历史不是爽文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随笔：科技真的能完全取代人力吗 这一章不是这一卷的主要内容，只是昨天和朋友聊了一下，想把自己的思考给写下来，也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个话题可能会延伸很多。 最近在想一件事，当一个社会的科技发展能够取代百分之90甚至百分之99的人力时，社会会走向何种地步？人类会进行怎样的生活？社会结构会衍生出哪些形态？接下来，我可能想到哪就到哪，大家凑合对付下。 其实，大家也明白，整个社会的科技生产力变革突破都是天才在做的事情，这些人每一次的理论突破都可能引发一次科技革命，变革人类的生活方式，比如从互联网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大家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或许终有一天，科技的发展能够取代几乎所有的人力劳动和社会分工，在如今的一些大城市已经开始逐步上演，如无人驾驶、无人工厂、无人超市等等，这种情况下，未来90%底层人的生活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有消费才有生产、才有发展。可如果消费停止或者大幅度减少呢？ 这不是不可能。随着机器人研发的更新迭代，当机器人的用工成本比人力低，效率比人力高，企业也不需要承担劳工的法律风险，那代替人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带来大面积的失业。我们假设整个社会，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十八线县城，都能实现这种无人化、工业化（其实和支付系统一样，解决成本因素后就只是时间问题），那接近百分之90的中低端劳动力被取代，瞬间就会丧失收入来源，进而就会缩减消费甚至不消费。之所以保留百分10到百分之一的人，是因为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这些人，如顶尖的科学家、资本家等等，当然社会的财富也会集中于这些人。 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社会财富和社会等级已经非常固化，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普通人的生活，就需要外力的介入，按需分配，合理的分配生活资源。而且这个资源会维持一个平均水准，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出现不一致，百分之90的群体会因为不公而乱起来。这个时期，人人有房住，人人有饭吃，生活或许没什么“不好”。 同一时期，企业也会出现改变，因为随着消费的萎靡，普通人的生意很难做或者做不成，小企业会倒闭、会被吞并，社会上保留巨大的集团公司，这些公司会有外力的控股介入，避免出现资本绑架社会的情况。但是生意还会继续，他们会转向做富人的生意，如延续生命、永生等等，总之是普通人无法介入的领域。社会生产的必要投入也会维持在百分之90的人生存的条件。（这种巨无霸公司与外力并无实质性区别，一体的） 我在上面说过，普通人的生活会维持一个平均水准。为什么会是平均水准？ 因为资源。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不是自由的市场交易，因为消费停止的原因，市场已经不存在了，而是原始生产资料的再分配。普通人不再从事生产活动，由机器人代替人力，活下去就需要生存资料，如粮食、衣服等等。这就会出现定期分发，但是资源不是无限的，本国总会有用完的一天，所以，会进行对外贸易进行资源互换，可当别国的资源撑不住时，就会收缩，但生存是第一要素。这就会衍生出对外扩张，甚至会出现殖民掠夺。 我们再把视角转向普通人的生活。收入尽管中断了，可生存的必须还在维持。这一时期，不用劳动，只需要按部就班的生活就行，貌似人人都可以无忧无虑。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大家可以全身心的投入文化创作、艺术创作。但在我看来，没有经济效益的文化艺术创作不具备可持续性，自娱自乐还可以，想要把自己塑造成大师，我觉得不可能。至少，哪怕在市场自由经济时期，我也没见到平民艺术迈入殿堂的，大多也都是资本的炒作，装作附庸风雅或者洗钱罢了。 可人都是有攀比心或者利益追求的。当制造业被机器取代，劳动不再必须，那唯一兴起的可能就是服务业——人的服务。可是普通人之间，因为收入萎缩，服务业很难在底层兴起或者流通。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人取悦于更高阶级换取超出原始阶层的经济效益和物质享受，甚至会乞求跨越阶级，这种时候底层人会被进一步的物化。而且服务业，甚至会出现以性等非道德服务为主（也有可能是极其变态的服务）。阶级的固化，生活的麻木，会导致人思维和行动能力的退化。道德的滑坡，也会促使非法服务的正当化。 这只是我一部分的思考，可能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社会结构都会产生一系列巨变。也许，科技的发展会带来远超人类想象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固化。人往往低估劳动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劳动可能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价值取向的重要组成。 喜欢历史不是爽文请大家收藏：()历史不是爽文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娱乐至死的年代——保尔·柯察金，好笑吗？ 今天刷到一个嘲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视频，写了一下。 保尔柯察金，可能是我们年少时接触的第一个外国人名字，以至于，长大后，我们甚至会认为这是真实存在的人。这本小说人物，保尔柯察金比作者在中国中学生群体更有知名度。 娱乐至死的年代，一些自以为搞笑的脱口秀演员，以搞笑做嘘头，言语间透漏着自己的浅薄。更有一些人，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当作言情小说来看。全本书透漏的信仰是那个年代一些共产主义者的真实面貌，歌颂苦难是这帮人最脑残的感触。 苦难不值得歌颂，但值得铭记，那是二战时期无数共产主义者血与泪的来时路。他们为了世界上最崇高的理想一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 自以为现在的生活是理所当然，但是现在的生活，是那十四年死了三千多万人才有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到处充满欢笑的年代。短视频、脱口秀、段子手、网红、自媒体……只要你愿意，每天24小时都可以在屏幕前放肆大笑。从“哈哈哈哈”到“笑死我了”，从直播间的呐喊声到社交平台的鬼畜剪辑，似乎这个世界的悲伤已被技术和流量彻底抹除。 可我们真的快乐吗？还是，只是被“娱乐”这个麻药麻痹得感觉不到疼痛？ 有人说，笑一笑十年少，所以我们宁可把深度的沉思变成调侃，把严肃的历史简化为笑话，甚至连曾经感动无数人的保尔·柯察金，也被拽下了神坛，成为网络段子的背景布。有人说他是“舔女狂魔”，有人把他和冬妮娅之间的感情当作“俄版言情”，还有人，干脆把整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作励志搞笑片解构，甚至拿来做“反面教材”。 这不是幽默，这是愚蠢的狂欢。 在很多人心中，保尔是“那个得了伤病还不休息的傻子”，是“为爱情失去理智的青年”，是“苏联教育下的牺牲者”，甚至是“虚构的工具人”。 可我们忘了吗？我们读这本书时，有没有真正去想过：保尔是谁？他为什么而活？又为什么而死？ 保尔不是一个人，他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人的缩影。 他不是“单相思的舔狗”，而是把信仰当作人生灯塔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是“盲目战斗的牺牲品”，而是把革命当作生命唯一意义的青年战士。他在战壕里掉过眼泪，在病床上挣扎过，在怀疑与迷惘中走了很多弯路，但他始终没有背弃初心。 他问自己：“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是生命。” 然后他说：“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在我们把这段话贴在作文开头、背诵在语文试卷上时，是否真正明白它的重量？ 今天的娱乐圈，已经变成了文化战场的前线。 脱口秀演员拿历史开涮，影视剧编剧把共产主义者写成舔狗、叛徒、傻瓜，小学生在短视频中被教育“做人要懂得躺平”，而青年人则在弹幕和笑声中，被悄悄拔掉了信仰的根。 这些人，当然可以说：“我们只是在搞笑。” 但问题是：你知道你在笑什么吗？ 你笑一个信仰坚定的青年在雪地里写日记，你笑一个瘫痪后还坚持工作的战士太“中二”，你笑一群人为了“虚无缥缈的理想”死得毫无价值——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这些人，你今天还有资格“笑”吗？ 有些笑，是从自卑中长出来的讥笑；有些笑，是从无知中生出来的愚昧；最可怕的，是那些拿刀子捅你，然后告诉你：“开个玩笑而已，别当真。” 美国文化评论家尼尔·波兹曼早在1985年就写下《娱乐至死》，他预言：“未来的专制，不是用铁链锁住我们，而是用笑话让我们忘记自己被锁住了。” 今天，我们已经活在这样的未来。 你可以在社交平台上痛骂官员，却不敢在现实中参与一次公益；你可以发出“我要移民”的豪言壮语，却不敢去建设你脚下的土地；你可以嘲笑革命先烈是“工具人”，却从没为这个社会贡献一分钱税收。 我们笑着，看完了段子、笑剧、网剧，却不知道——我们，已经被时代悄悄消费成了一具具空壳。 我们看一些文学作品，却往往忽略一本作品所创作的年代。以至于现在很多人会随口来一句，“那是过去的事了。” 可历史，从不只是过去，它是我们现在的一部分。 苏联的革命者们，为何可以面对饥饿、战争、死亡而不低头？ 因为他们相信：劳动者不该永远是受压迫的一方；人民有资格决定自己的命运；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是值得为之流血牺牲的目标。 这不是幻想，是用生命争取来的现实——苏联曾是第一个提出“人人有工作、有住房、有受教育权”的国家；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全民义务教育、全民医疗的社会体系；它的人民，在二战中牺牲2700万人，击败了法西斯。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你可以批评它的制度缺陷，但你不能否认它曾经代表了人类的一种可能性：人，不是资本的奴隶，而是社会的主人。 很多自媒体博主说：“保尔是傻子，脑子里只有苦难。” 但信仰，真的就是“傻”吗？ 一个人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我们说他“现实”；一个人为爱情生死不悔，我们说他“伟大”；那为什么，一个人为了理想流血牺牲，我们就说他“傻”？ 这世界最不缺聪明人，最缺的，是信仰坚定的人。 而那些以嘲笑“坚定”为乐的嘴脸，不过是懦弱者用来掩饰无能的遮羞布罢了。 今天的我们，配笑保尔吗？ 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人真正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又有多少人，只是从表情包、段子里“了解”保尔？ 你可以不认同他的选择，但请不要污蔑他的努力；你可以不走他的道路，但请尊重他的理想。 他从未要求你成为他，但你也没有资格嘲笑他。 一个为了国家献出一切的人，一个把个人痛苦融入集体幸福的人，一个即使瘫痪也要继续工作的战士——哪怕放在今天，也是值得尊敬的“人中之铁”。 是的，我们不该歌颂苦难。 但我们更不该忘记，是谁背负着苦难，走过来，让我们今天可以舒适地说“不喜欢政治”。 你不喜欢政治，是因为这个国家稳定；你能“骂一切”，是因为这个社会容许你表达；你能沉迷娱乐，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你可以选择享乐，但不能忘记—— 在那场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里，是无数共产主义者用身体抵挡坦克、用热血染红国土，他们死时没有掌声，没有热搜，没有“流量”，有的，只是一种坚定信念：“人民，必须赢。” 我们总说“铭记历史”，但历史早已被娱乐化解构成表情包、段子、搞笑视频。 今天的你，看一个讲述战斗英雄的视频，只会问：“他和谁谈恋爱？”“有没有反转？”“是不是假的？” 我们失去了对历史的敬畏，也正在失去作为人的尊严。 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来的，就只能一次次跌入深渊；一个社会，如果把英雄当笑料，最终连自己也变成了笑话。 这个时代可以让你笑，但不应该让你失去思考的能力。 保尔·柯察金，是理想的象征，不是你饭后消遣的段子素材；他代表的，是那个愿意为人民、为信仰而死的一代人；是你爷爷、你外公甚至你祖辈心中最尊敬的那个“光”。 你可以笑，但请不要嘲笑那些为你今天的“自由生活”拼过命的人。 因为你所拥有的一切，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由前人用血和骨一点一滴换来的。 请在下一次“哈哈大笑”之前，问问自己：我真的理解这个世界了吗？我真的理解那段历史了吗？ 保尔·柯察金，好笑吗？ 他不是笑话，他是镜子，照出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下，我们的空虚、软弱与可悲。 喜欢历史不是爽文请大家收藏：()历史不是爽文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