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苏东坡》 第6章 为母守丧尽孝义 卷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在距离眉州不到一百公里的乐山，古称嘉州，坐落在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江交汇之处，有一座始建于唐朝开元元年（713年）至贞元十九年（803年）历时九十年完工的弥勒大佛，即现今闻名遐迩的乐山大佛。相传每逢大灾大难、伟人辞世或重大喜庆事件，乐山大佛都会闭眼流泪，或因痛苦哀悼，或因喜极而泣。 关于大佛不时闭眼的传说由来已久，自古有之。据野史记载，在宋朝嘉佑二年（1057年），大佛也曾闭眼一次。民间对此有诸多猜测，一说当年北宋举行了科举千年第一考，眉州籍苏轼、苏辙兄弟双双中进士，宋仁宗赞誉其为“后世选出的两位宰相”，后来苏轼、苏辙均成为朝廷重臣，苏辙更是官至副宰相，苏洵、苏轼、苏辙还并列唐宋八大家，大佛因此喜极而泣；另一说则认为大佛闭眼是为悼念程夫人辞世，三苏一程，程夫人成就了三苏，无论艺术还是政治成就均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她与孟母、岳母、陶母、欧母并称古代五大贤母。无论是因悲伤而闭眼，还是因喜悦而流泪，大佛闭眼的传说仅仅是民间对未知自然的一种臆想。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碎琉璃脆”。程夫人的英年早逝给苏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沉重的打击。自此，苏洵痛失贤德的妻子，苏轼和苏辙失去了贤良的母亲，王弗、史氏则失去了一位贤明的婆婆，眉州纱縠行亦失去了一位精明能干的总经理和致富的领路人。 程夫人的骤然离世，使王弗和史氏顿时失去了主心骨，苏家的天仿佛瞬间崩塌。妯娌二人抱着婆婆的遗体，悲痛欲绝，嚎啕大哭。在过去的两年里，一直病痛缠身的婆婆在两位儿媳的悉心照料下，生活得以轻松许多，身体状况也逐渐好转，变得硬朗起来。 一年前，苏洵见程夫人的身体日渐康复，便与她商议送两个儿子前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当得知太守张方平推荐两兄弟前往汴京应试时，程夫人早早地为丈夫和孩子们打点好了行囊，并一再催促苏洵带着孩子们尽快启程赴京。 然而，苏洵、苏轼和苏辙离开眉州后，程夫人又开始担忧丈夫和孩子们的旅途安危。蜀道艰险，通信不畅，一连半月未收到他们的音讯，程夫人忧心如焚，病情骤然恶化，最终不幸撒手人寰。 苏洵、苏轼、苏辙接到眉州发来的加急快报时，父子三人正沉浸在兄弟二人双双高中的巨大喜悦之中。苏洵刚刚写好准备发往眉州的加急快报，打算与妻子儿媳一同分享这份喜悦。然而，喜报尚未发出，便先收到了眉州的加急快报。当接过驿官递来的“先夫人卒，请速归”几个字时，父子三人如遭当头棒喝，苏洵顿时两眼昏花，一头栽倒在驿馆的门槛上。苏轼、苏辙兄弟急忙扶起父亲，捡起掉落在地上的快报，父子三人抱头痛哭。 根据儒家礼制，母丧被视为头等大事，即便官居宰相高位，也须立即归隐，守丧二年三个月后方可重返职场。苏洵、苏轼、苏辙三人迅速上书朝廷，请求告假还乡。宋朝时期，从汴京前往眉州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是陆路西线，自汴京出发，经洛阳、郑州，过潼关，沿秦岭北麓至凤翔，再经宝鸡、汉中，翻越秦岭，通过金牛道或米仓道进入四川，最终抵达眉州。此线路虽距离较短，但需穿越险峻的秦岭山路，适合少量人员或轻装出行。 第二条是中线水陆结合路线，从汴京沿汴河至淮河，转长江至荆州，弃船登岸，经荆门、襄阳，过南阳、洛阳，再沿陆路前往眉州。此路线前期水路平稳，后期陆路较长，需多次换乘交通工具，适宜携带较多物资或家眷同行。 第三条是东线水路路线，从汴京沿汴河至扬州，渡长江至瓜洲，再沿长江逆流而上，经金陵、鄂州、夔州，穿越三峡，最终抵达眉州。此路线以全程水路为主，行程虽长，但相对平稳，适合大规模人员或物资运输。 因事情紧迫，苏轼三父子决定沿来时的陆路返回。父子三人昼夜兼程，马不停蹄，人不卸鞍，快马加鞭，原本需半月有余的路程，仅用十日便赶至眉州家中。踏入家门，只见院墙坍塌，屋顶破损，家中哀嚎一片。王弗、史氏两位儿媳身披孝服，昼夜守候在程夫人遗体旁。为防止遗体腐臭，妯娌二人轮番驱赶蚊虫，邻里亦协助在遗体四周放置冰块。依照儒家礼制，母亲遗体需由儿女亲自沐浴更衣后入殓。 中年丧女，老年丧妻，苏洵悲痛至极，几近崩溃。在苏轼、苏辙兄弟为程夫人入殓之际，苏洵悲痛欲绝，几乎昏厥。他抱着程夫人的遗体，心中满是悔恨与悲痛。苏洵悔恨自己在八娘离世一事上考虑不周，给程夫人内心带来了伤害；他悲痛自己年轻时不懂事，努力太晚，致使程夫人一生操劳，未曾享受半点福分，悲痛之中，泣不成声： 呜呼！ 与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 我徂京师，不远当还。嗟子之去，曾不须臾。 子去不返，我怀永哀。反复求思，意子复回。 人亦有言，死生短长。苟皆不欲，尔避谁当？ 我独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谁在堂？ 唯轼与辙，仅存不亡。咻呴抚摩，既冠既昏。 教以学问，畏其无闻。昼夜孜孜，孰知子勤？ 提携东去，出门迟迟。今往不捷，后何以归？ 二子告我：母氏劳苦。今不汲汲，奈后将悔。 大寒酷热，崎岖在外。亦既荐名，试于南宫。 文字炜炜，叹惊群公。二子喜跃，我知母心。 非官实好，要以文称。我今西归，有以藉口。 故乡千里，期母寿考。归来空堂，哭不见人。 伤心故物，感涕殷勤。嗟予老矣，四海一身。 自子之逝，内失良朋。孤居终日，有过谁箴？ 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 我知子心，忧我泯没。感叹折节，以至今日。 呜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镇之乡，里名可龙。 隶武阳县，在州北东。有蟠其丘，惟子之坟。 凿为二室，期与子同。骨肉归土，魂无不之。 我归旧庐，无不改移。魂兮未泯，不日来归。 苏轼父子在家附近的一处名为“老翁泉”的山坡下，精心挑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作为苏家的墓地。据当地居民所述，之所以称此地为老翁泉，是因为每逢月夜明亮时，总有一位老者端坐在泉边的石上，而当有人靠近，老翁便悄然隐入泉水中。后来，苏洵与程夫人合葬于此，后人因此尊称苏洵为苏老泉。在程夫人下葬的那一天，半个眉州城的民众纷纷前来，共同送别这位贤良才德的妇人，为她送上最后一程。 程夫人不仅是苏家的贤媳，更是苏家的福星；她不仅是苏洵的贤妻，也是其良友；不仅是苏轼、苏辙的贤母，更是兄弟俩的良师。然而，程夫人在四十八岁时不幸离世，未能亲眼目睹丈夫的晚成大器和两个孩子的高中进士。更为遗憾的是，这位流芳千古的一代贤母，仅留下了姓氏“程”，却未留下她的芳名，成为了一位真正的“无名英雄”。不仅老版《眉山县志》中关于她的词条仅以“程夫人”三字冠名，即便是三苏父子浩如烟海的诗文中，也对她只字未提。这究竟是程夫人为了苏家崛起而甘愿隐名？是封建礼教男尊女卑的不公所致？还是另有他因？总之，这无疑是一桩千古之谜。 常言道，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母爱如同大海，只求付出不求回报；母爱如同春雨，润物无声却孕奇蓄秀。程夫人短暂的一生，无疑是对母爱最美丽、最伟大的践行。“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已贤矣”（司马光《苏主簿夫人墓志铭》）。女性的温柔良驯，能使整个家族和睦；女性的智慧能干，能让一个家庭兴旺，这正是所谓的“贤惠”。司马光对程夫人贤惠的内涵，给予了准确而深刻的诠释。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苏轼、苏辙兄弟能光耀苏门，成为文坛巨擘、国家栋梁，一代贤母程夫人功不可没。能拥有这样的母亲，苏氏兄弟何其幸也！能养育出苏轼、苏辙这样的孩子，苏母程夫人又何其贤也！ 程夫人不仅在苏家兄弟的成长中倾注了无尽心血，更在苏洵远行、家庭重担落在她肩头时，以柔弱之躯撑起了一片天。当苏洵之父苏序离世，程夫人作为儿媳，守丧期间恪守礼法，尽心尽力操持家中大小事务，其孝义之举，深得乡邻赞誉。她以自身的言行，为苏家兄弟树立了孝悌的典范，使得苏家虽历经变故，却依然保持着和睦与尊严。这份坚守与付出，无疑是对“为母守丧尽孝义”最生动的诠释。 在眉州蛰居的二年又三个月，居丧守礼的时光，成为苏轼三父子最为闲散的日子。此时，三父子均已名动天下。苏洵正静候朝廷的任命，朝中大臣如欧阳修等对苏洵的文章赞赏有加，并已承诺向皇帝推荐他。苏轼与苏辙已中进士，只待丁忧结束后接受朝廷的任命。 由于两个儿媳均年轻，新婚不久，难以留守眉州家中，苏洵便变卖了纱縠行的丝绸店及苏家的部分田产，仅保留少量房产，以备将来回乡之需。妻丧不同于母丧，丈夫只需手持丧杖以示哀悼，无需长时间守丧。 苏洵等待朝廷任命已久，却迟迟未获音讯。直至程夫人居丧将满前两月，在时任澧州安抚使雷简夫的斡旋下，皇帝终于下达圣旨，命苏洵即刻赴京参加官员选拔考试。此时，苏洵已年过五十。面对无数次科举落榜的经历，苏轼对考试心生抗拒。苏洵遂以年老体衰为由，致信老友《答雷太简书》，信中写道：“仆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佳者……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以自取轻笑哉……向者权书论衡几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猝之言又何足信耶？” 然而，在给梅圣俞的信中，苏洵却言：“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自思少年尝举茂林，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届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 从苏洵这两次前后矛盾的言辞中，我们不难窥见其求仕不得的矛盾心理。此后，苏洵专心治学，整理前期作品，终成《嘉佑集》。 《百年孤独》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父母是隔在我们与死亡之间的帘子。你与死亡之间仿佛隔着某种屏障，因而感受不到其真切，你的父母站在你们中间，直到他们离世，你才会直面这些现实，否则你所见的死亡始终是抽象的。你不曾真正明白。亲戚、朋友、邻居，甚至隔代的长辈，他们的去世对你而言，压力并不那么直接。父母正是那道隔在你与死亡之间的帘子，为你遮挡了一时，而你最亲近的人，将深刻影响你的生死观。” 对于苏轼和苏辙而言，母亲的离世意味着从此人世间大雨滂沱，再无人牵挂你是否被雨淋湿。母亲的谆谆教诲时刻回荡在他们的耳边：“关于做事，行于天地间，若瞻前顾后，那你将一事无成，一生注定碌碌无为；”母亲说：“关于自立，这天下没有谁是谁的依靠，凡事最好不要依赖他人，大家各有难处，要学会自立自强，唯有自我强大，方能走遍天下无所畏惧；”母亲说：“关于眼界，眼睛长在前方，本应向前看，要想生活美满，万事需向前瞻望；”母亲说：“关于坚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积跬步足以致千里，凡事贵在坚持。” 母亲的每一句教诲都深深烙印在他们的脑海中，殷殷叮嘱萦绕在耳畔。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余光中在《今生今世》中写给母亲的一段话里感慨道：“我一生中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一次是在我生命伊始，一次是在母亲生命终结。第一次我无从记忆，是听母亲所述；第二次母亲无从知晓，我说她也听不见。”三年之丧，情感依旧难以平复。为了缅怀母亲，苏轼与苏辙兄弟常相约至老翁泉的山岗上种植松树。一年间，兄弟二人在那山岗上栽下了数万株松树，郁郁葱葱，蔚然成林，伴随着青天明月，默默守护着长眠于此的母亲。 在为母守丧的这段日子里，苏轼与苏辙不仅以种松缅怀，更在生活的点滴中践行着母亲的教诲。他们深知，母亲虽已离世，但她的精神与智慧将永远指引着他们前行。每当夜深人静，或是遇到人生抉择之时，兄弟二人总会想起母亲那慈祥而又坚定的面容，以及她留下的那些宝贵的人生箴言。这些教诲，如同山岗上的松树一般，深深扎根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他们人生路上最坚实的依靠。 苏轼在丁忧期间，常携妻子王弗前往青神县探望岳父王方一家。青神山水秀丽，苏轼与岳父一家相处极为融洽，无论男女老少，皆对这个超凡脱俗、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女婿喜爱有加。青神山上遍布大小古寺，苏轼常与小舅子相约探访。一次，二人欲探访的古寺路途遥远，傍晚时分才抵达，天突降暴雨，无奈夜宿古寺。该寺位于青神山最高峰，四周被高大乔木环绕，环境幽静。当晚，苏轼梦见一形貌奇特之人，自称是家中怪石的惊魂，侃侃而谈，引经据典，列举其在典籍中的诸多业绩。面对疑惑的苏轼，怪石最终言道：“子今我得岂无益，震霆凛霜我不迁。雕不加文磨不莹，子盍节概如我坚。以是赠子岂不伟，何必责我区区焉。”苏轼听后惭愧谢过，怪石遂嫣然隐去。据此梦，苏轼创作了一诗一画，诗为《咏怪石》，画为《枯木怪石图》。该画于2018年11月26日在“不凡——宋代美学一千年晚间拍卖会”中以4.1亿港元的天价成交。 《咏怪石》 家有粗险石，植之疏竹轩。 人皆喜寻玩，吾独思弃捐。 以其无所用，晓夕空崭然。 碪础则甲斮，砥砚乃枯顽。 于缴不可碆，以碑不可镌。 凡此六用无一取，令人争免长物观。 谁知兹石本灵怪，忽从梦中至吾前。 初来若奇鬼，肩股何孱颜。 渐闻{左石右宫}{左石右隆}声，久乃辨其言。 云我石之精，愤子辱我欲一宣。 天地之生我，族类广且蕃。 子向所称用者六，星罗雹布盈溪山。 伤残破碎为世役，虽有小用乌足贤。 如我之徒亦甚寡，往往挂名经史间。 居海岱者充禹贡，雅与铅松相差肩。 处魏榆者白昼语，意欲警惧骄君悛。 或在骊山拒强秦，万牛汗喘力莫牵。 第7章 孤帆南去如飞鸟 卷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母亲在，人生尚有来处；母亲去，人生只剩归途。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秋天，苏轼、苏辙两兄弟服丧期满，苏洵再次接到朝廷的诏令。父子三人决定举家迁往京城。离别之际，苏洵忧虑程夫人的灵魂在阴间可能受苦，无法获得自由与安宁。他希望通过塑造菩萨像，助其脱离苦海，得享往生极乐世界的希望。于是，苏洵请人塑造了六尊菩萨像，分别是“观世音菩萨、势至菩萨、天藏王、地藏王、解缘王者、引路王者”，并撰写《极乐院造六菩萨记》一文，以祭奠程夫人的亡魂。 始予少年时，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备具，终日嬉游，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长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忧，盖年二十有四矣。其后五年而丧兄希白，又一年而长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岁，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长姊之丧。悲忧惨怆之气，郁积而未散，盖年四十有九而丧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间，而骨肉之亲零落无几。逝将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后访吴、越，适燕、赵，徜徉于四方以忘其老。将去，慨然顾坟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滞于幽阴冥漠之间，而不获旷然游乎逍遥之乡，于是造六菩萨并龛座二所。盖释氏所谓观音、势至、天藏、地藏、解冤结、引路王者，置于极乐院阿弥如来之堂。庶几死者有知，或生于天，或生于人，四方上下，所适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尔。 此次举家南迁，苏轼心中满是复杂情绪。想到母亲程夫人一生辛劳，为家庭付出诸多，如今却已离世，心中悲痛难以自抑。而那六尊菩萨像，承载着父亲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与祈愿，亦让他感受到亲情的力量与生命的无常。 十月小阳春，四野缤纷，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苏轼父子携王弗、史氏，以及苏轼不满周岁的儿子苏迈和苏轼苏辙的养母任采莲，从嘉州大佛脚下的嘉陵江登船启程。此次因携带家眷，且时间充裕，苏轼一家选择了最为惬意的水陆结合的中线进京路线：从嘉州进入长江，途经嘉、泸、渝、涪、忠诸州，过夔门，出三峡，至荆州再转陆路前往京城。 在嘉州渡口，落日苍茫之际，苏轼抬眼便望见了郭纶——这位几乎被历史遗忘的英雄。于是，他挥毫写下了南行的第一首诗，亦即苏轼三父子《南行集》的开篇之作。 《郭纶》 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 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 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 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集蛮毡。 郭纶曾是河西地区声名显赫的勇士。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夏两国签订和平协议，战争随之结束，英雄的价值也随之消逝。郭纶于是跨上他那匹青白马，挎上曾令敌军闻风丧胆的弓箭，孤身一人踏上了远行的征途。如今，世人已不再识得他，这位昔日的猛将只能在傍晚时分，独坐渡口，闲看过往船只以打发时光。路人仅见他骑着一匹瘦弱的青白马，却不知他曾经使用的长矛竟如屋椽般巨大。郭纶坦言，边疆久无战事才致此境遇，一旦战事再起，他誓言愿冲锋陷阵。那时，我定会拭目以待，目睹这位勇士的飞箭射向敌军阵列。 纪昀评价苏轼这首诗，称其“写出英雄失路之慨”。或许，美人终将迟暮，英雄亦会有末路之时。宋夏战事，虽负多胜少，缘于种种原因，但千万将士的牺牲不应被抹杀。在重文抑武的时代，那些为保境安民奋战半生的军人，境遇往往令人唏嘘。苏轼言郭纶“屡战有功，不赏”，仅任黎州都监这样的末流小官。郭纶或许是个直爽且清廉之人，虽为下级武官，但有俸禄可资生活。然而，任期已满后，他却因贫困无法归乡，只能羁留于嘉州，实在令人感慨。年轻的苏轼，或许在郭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无论历经多少坎坷，那份飞矢集蛮毡的豪气能否始终相伴？ 拜别郭纶后，苏轼一家正式踏上了南行的旅程。十月的蜀地，天高云淡，他们拜别故乡的山山水水，以及亲朋好友。登上游船，苏轼如同一个急于挣脱世俗束缚和各种牵绊的孩子，心中豪情万丈，好男儿志在四方，岂能空老于林泉之下。他天真地以为，凭借自己的才华，定能走得更远，飞得更高。故乡渐行渐远，苏轼满怀豪情，挥笔写下了《初发嘉州》这首诗篇。 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 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 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 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 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时间是抚平伤痛的良药，随着时光的流逝，丧亲之痛逐渐化为心底最深沉的回忆。苏轼一家带着希望与欢笑，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对于苏家而言，这趟旅程充满了欢愉，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起点。尽管贤良的程夫人已不在，但家中迎来了新生命——孙儿苏迈，而苏洵、苏轼、苏辙也将迎接新的人生篇章。王弗与史氏首次离开故乡眉州，妯娌二人心情愉悦，她们同样面临着崭新的人生。两位丈夫均高中进士，她们即将步入官太太的锦衣玉食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一路上，她们相互扶持，悉心照料幼小的苏迈及年迈的公公与乳母。 四川在古代历史上始终是地域面积最为广袤的省份，其版图之辽阔，堪比现今的德国。四川的疆域格局主要奠定于三国时期的蜀国，其地大物博的特性使得古代对四川的治理尤为艰难，素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大治蜀先治”之说。一艘大船在四川境内顺流而下，几乎航行了近一个月，才抵达最东端的省界。沿途风光壮丽，“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相传大禹治水时，凿开夔门引蜀海水东流，如今这夔门终于映入眼帘。苏轼凝视着夔门，回想起近一个月的航程，臀部早已酸痛不堪，方才走出四川。他忆起大唐诗人李白笔下的《早发白帝城》，不禁感叹李白笔力之雄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望着两岸如万马奔腾的群山，思及逝去的母亲，离乡背井的苏轼不由得发出孤帆南去如飞鸟的感慨，遂作《江上看山》一诗。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苏轼立于船头，凝视着两岸连绵起伏的群山，心中感慨万千。这些山峦如同生命中匆匆过客，来去无踪，逝者如斯。偶尔，他瞥见山间的行人，心中涌起一股冲动，欲挥手致意，然而船行如箭，转瞬即逝，仿佛一只轻盈的小鸟径直南飞。苏轼不禁自问，自己不也正像一只振翅高飞的鸟儿吗？此次南行，正是为了飞向更广阔的天地，去追寻并实现那致君尧舜的宏伟理想。 船行江中，水波荡漾，苏轼的思绪也随着这起伏的江水飘向远方。想到自己虽心怀壮志，但前路未知，心中既有对未来的憧憬，又有一丝难以言说的忐忑。然而，这浩浩荡荡的江水，这连绵不绝的群山，都仿佛在告诉他，人生就如这江上之行，虽有波折，但总要勇往直前。他深吸一口气，目光变得坚定起来，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定要在这广阔天地中闯出一番名堂。 船很快到了仙都，这个汇聚“松甲山”——荆楚三国文化、“湘东苑”——南北朝园林文化、“玄妙观”——千年古观文化、“荆楚非遗园”——荆楚非物质文化、“长生古街”——荆楚民俗文化、“古城墙博物馆”——古城墙文化的古荆楚文化的重镇，苏轼一家人决定下船游玩一番。看着山顶的寺庙，白鹿飞仙，苏轼感叹岁月流逝，尘世烦扰，提笔写下了《仙都山鹿》。 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 仙子去无踪，故山遗白鹿。 仙人已去鹿无家，孤栖怅望层城霞。 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江市叫平沙。 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 夜鸣白鹿安在哉，满山秋草无行迹。 大禹凿通夔门，导引巴蜀之水，使得古蜀海逐渐演变为一片辽阔的盆地。随后，李冰致力于治水，修建了千年不朽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将四川打造成了一个水旱由人、免受饥谨之苦的天府之国。大禹引水东流的传奇故事，孕育了三峡的壮丽风光。神女依旧安好，高山之下现平湖。在三峡大坝修建之前，三峡之险峻令人心惊，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全长193公里。两岸群山连绵，毫无间断，重岩叠嶂，遮天蔽日。每一个峡谷都伴随着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洪流急湍，漩涡与激流交织，悬崖峭壁直插水中，高达数百丈。古时，游客乘船进入三峡前，常需焚香祷告，祈求旅途平安。三峡之险与三峡之美相辅相成。俗语云：“天下诗人皆入蜀，行至三峡必有诗”，苏轼亦未能免俗。苏轼一家穿越三峡时，父子三人竞相赋诗，苏轼更是以长诗《入峡》细腻描绘了三峡的迷人景致。 《入峡》 自昔怀幽赏，今兹得纵探。 长江连楚蜀，万派泻东南。 合水来如电，黔波绿似蓝。 余流细不数，远势竞相参。 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 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渊潭。 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 坠崖鸣窣窣，垂蔓绿毵毵。 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 飞泉飘乱雪，怪石走惊骖。 绝涧知深浅，樵童忽两三。 人烟偶逢郭，沙岸可乘篮。 野戍荒州县，邦君古子男。 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霜柑。 闻道黄精草，丛生绿玉篸。 尽应充食饮，不见有彭聃。 气候冬犹暖，星河夜半涵。 遗民悲昶衍，孟昶従此入觐 王衍亦蜀主。旧俗接鱼蚕。 版屋漫无瓦，岩居窄似庵。 伐薪常冒崄，得米不盈甔。 叹息生何陋，劬劳不自惭。 叶舟轻远氵斥，大浪固尝谙。 矍铄空相视，呕哑莫与谈。 蛮荒安可驻，幽邃信难妉。 独爱孤栖鹘，高超百尺岚。 横飞应自得，远飏似无贪。 振翮游霄汉，无心顾雀鹌。 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 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 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 “版屋无瓦蔽，岩居狭如庵。伐薪频涉险，得米难盈甔。叹息生境陋，劬劳心不惭。”苏轼立于船首，偶见山巅一茅屋，孑然矗立。又见一樵夫于峭壁间行走，感慨黎民生活之艰辛。苏轼哀民生之多艰，愈发坚定了致君尧舜之志。 船行数日，一路所见皆是这般艰苦之景。那山间村落，破败简陋，百姓面有饥色，却仍为生计奔波劳碌。苏轼每至一处停靠，便与当地百姓交谈，听他们诉说生活的困苦与无奈。他深知，这世间还有无数如眼前这般在苦难中挣扎的民众。夜深人静时，苏轼独坐船舱，望着窗外江水滔滔，心中思绪万千。他想到自己虽有一腔抱负，却不知何时才能真正为百姓谋福祉。但即便前路艰难，他也未曾有过丝毫退缩之意，只盼着有朝一日能得遇明主，施展自己的才华，让这天下苍生都能过上安稳富足的日子。 船过忠县，苏轼一家游览了屈原塔。苏轼惊讶地发现，屈原虽为楚国人，从未涉足此地，但当地百姓对屈原的推崇却极为深厚，特修此塔以示纪念。苏轼感慨万千，千百年来，人们始终为屈原的遭遇感到悲恸，时至今天，仍有民众在端午节向河中投掷食物，以防饥饿的鱼虾啃食屈原的遗体。自古以来，谁能逃脱生死的轮回？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然而，一个人的名声却能永存于世，屈原宁死不屈的气节真是令人敬佩。人如何才能获得永恒？有的人虽生犹死，有的人虽死犹生。苏轼有感而发，遂作《屈原塔》一首，以纪念屈原。 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 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 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 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 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 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 南宾旧属楚，山上有遗塔。 应是奉佛人，恐子就沦灭。 此事虽无凭，此意固已切。 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 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 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 过了忠州，船不久便驶入巫峡。巫峡全长五十里，约占三峡全程的三分之一。两岸高山耸立，江面逐渐狭窄，光线也随之昏暗。无论是黎明还是黄昏，江面皆显得苍茫无际，万古如斯。巫山十二峰犹如十二只怪兽迎面扑来，其中最高峰神女峰形似裸女，在阳光照射下，宛如女性酮体，刺眼夺目。正如《神女赋》所描绘：“王曰：‘状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瑰姿玮态，不可胜赞。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巫山十二峰高耸入云，天与地相互交融，风与云交相鼓荡，形成巫山**，阴阳雌雄之景。 过了巫峡，便进入三峡最险要之处——新滩。当时正值浓冬季节，船外大雪纷飞，河面边缘水流较缓处已结上一层薄冰，船只无法正常行驶，只得停靠在避风之处。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苏轼与弟弟苏辙闲来无事，决定以雪为题，但规定诗中不得出现与雪相关的词语，各自赋诗一首。苏轼挥毫写下《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能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字由韵》。 缩颈夜眠如冻龟，雪来惟有客先知。 江边晓起浩无际，树杪风多寒更吹。 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 方知阳气在流水，沙上盈尺江无澌。 随风颠倒纷不择，下满坑谷高陵危。 江空野阔落不见，入户但觉轻丝丝。 沾裳细看若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 霍然一挥遍九野，吁此权柄谁执持。 世间苦乐知有几，今我幸免沾肤肌。 山夫只见压樵担，岂知带酒飘歌儿。 天王临轩喜有麦，宰相献寿嘉及时。 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帏。 高人著履踏冷冽，飘拂巾帽真仙姿。 野僧斫路出门去，寒液满鼻清淋漓。 洒袍入袖湿靴底，亦有执板趋阶墀。 舟中行客何所爱，愿得猎骑当风披。 草中咻咻有寒兔，孤隼下击千夫驰。 敲冰煮鹿最可乐，我虽不饮强倒卮。 楚人自古好弋猎，谁能往者我欲随。 纷纭旋转従满面，马上操笔为赋之。 苏轼这首与弟弟的比作言物诗，通篇未及雪，但处处是雪，文字干实自然，诗画一体，想象力丰富，为咏雪诗的典范之作。 诗中以奇特的比喻描绘出雪的形态与神韵，将那无形的雪化作了可感可知之物。那如少年子变尽沧浪髭的奇妙联想，让人仿佛看到时光在瞬间流转，雪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现着它的变化与力量。沙上盈尺江无澌，又勾勒出一幅雪后江景图，雪之厚重与江之宁静相互映衬。随风颠倒纷不择，更是把雪在风中的灵动飘逸刻画得入木三分，它不受拘束，自由自在地飞舞，下满坑谷高陵危，尽显雪势之浩大。整首诗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雪景画卷，每一个字都似画笔，勾勒出雪的千姿百态，让人沉浸在那纯净而又充满想象力的雪之世界中，感受着诗人对雪的独特感悟与赞美。 船过秭归，进入黄牛山后，很快便抵达江陵地界。经过两个多月的水上航行，苏轼一家终于要转陆路前行。由于水上行程有所延误，他们在陆路上不得不加快步伐。次年二月，苏轼一家顺利抵达汴京，并在城外选了一处僻静之地购房安家，自此从眉州迁居至京城。 这一路走来，苏轼父子三人感慨于沿途风光的秀丽、风俗的淳朴以及贤人的遗迹，累计创作诗词一百余首。后经王弗整理，这些作品汇编成三苏早期的专著《南行集》。苏轼亲自为《南行集》作序，写道：“昔日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皆因内蕴充沛而外显，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幼聆听家君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我与弟辙作文甚多，却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年，随行至楚，舟中闲暇，博弈饮酒，非闺门之欢，然山川秀美、风俗朴陋、贤人君子遗迹，凡耳目所及，皆触于心而发为咏叹。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此，凡一百篇，名为《南行集》。意在记录一时之事，供他日寻绎，且皆为谈笑间所得，非勉强而成之文也。”时值十二月八日，书于江陵驿。 第9章 应似飞鸿踏雪泥 卷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庄子．人世间》写到：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为焉？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名也者，相轧也；智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且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为人菑夫！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 人们常说：“顺境读孔孟，逆境读老庄。”苏轼一生酷爱研读《庄子》，其包括《前后赤壁赋》在内的大部分文章都深受《庄子》思想的浸润。在苏轼的诗词中，我们能深刻体会到庄子那种“自然为宗，复归与朴”的道家理念。林语堂曾评价道：“苏轼是天生的乐天派，也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 苏轼生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此时的宋朝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但已初现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现象。尽管“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短期内无战事，但边境却危机四伏：辽国对宋朝虎视眈眈，西夏迅速崛起，大宋的富饶令边境游牧民族垂涎。加之宋朝重文抑武的政治环境，导致军事力量积贫积弱，战斗力低下，使得宋朝面临巨大的边境威胁。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神灵的力量被视为无比巨大。无论是大人物的诞生与离世，还是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神灵附体的传说。例如，黄帝降生时草木提前发芽，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红光满室、异香三日不散，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以及广为传颂的水浒梁山天降石碑、天罡地煞大排名等。 作为唐宋八大家的领袖，苏轼也不例外。关于他的出生，流传着诸多神鬼异象的传说。有祥云金光之说，称苏轼降生时天降异象，金光冲天，祥云化作七彩，片刻后祥龙破云而出，盘踞在苏家大宅，约一小时后才缓缓散去。这一描述显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可能是后人对其才华的浪漫化想象。 另有彭老山草木枯荣之说。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苏轼出生时，眉山的彭老山突然草木枯萎、百花凋零。60多年后，苏轼去世的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彭老山又重放光彩，恢复生机。当地人认为这是彭老山的灵秀精华被苏轼吸收，其去世后又归还山林。这一传说体现了人们对苏轼超凡才华的惊叹与敬仰。 苏轼降生在天蝎宫之下，天蝎宫是占星术黄道十二宫的第八宫，天文学对应的星座是天蝎座。在刺骨寒风中降生到这一星座的人，性格粗犷而倔强。他沉闷的个性和紧张的神经常使接近他的人感到压抑和迷惘，他的爱情心理也常充满矛盾。他拥有一双极其敏锐的眼睛，能洞察并利用人性的弱点和利弊。此外，他的神秘性、极端性、好斗性和狂热性，也常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无法摆脱的烦恼常纠缠着他，使他感到精神疲惫。照苏轼自己的话说，出生在天蝎宫是他一生饱经忧患的原因，不管是好谣言还是坏谣言，他总是语言的箭垛，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 苏轼自幼志向远大，十岁时便写出“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蛰”的佳句，从小锋芒毕露，不懂内圆外方之道。以至于苏洵在其十一岁时为其更名为“轼”，以时刻提醒他懂得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后来，苏洵曾作文《名二子说》，可见作为父亲的苏洵用心良苦。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辙乎，吾知免矣! 苏轼父子抵达京城不久，苏洵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施展的机会，如愿不经考试被授予校书郎一职，随后又改任亲职，专门为本朝皇帝撰写传记。朝廷也为两年前中进士的苏轼和苏辙安排了官职，苏轼担任正九品的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则任渑池县主簿。在欧阳修的建议下，兄弟二人决定参加来年的制科考试，因此决定辞去官职。 制科考试是唐宋时期特有的一种考试制度，与科举考试有所不同。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而制科考试则不定期举行。制科考试的程序比科举考试繁琐更为复杂。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员需由朝廷大臣推荐，并经过一次预试。最终，由皇帝亲自出题。制科考试的选拔标准极为严格。据记载，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科举考试共选拔了四万多进士人，而制科考试仅举行过22次，成功通过者仅有41人。 苏轼、苏辙兄弟在恩师欧阳修的推荐下参加了制科考试。制科考试分为七个等次：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其中第一等和第二等是虚设的，第三等即为最高等。苏轼当年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荣获第三等，而苏辙则列为第四等。《宋史·苏轼传》记载：“自宋以来，制策入三等，唯吴育与轼而已。”然而，纵观大宋三百年的历史，制科入三等的仅有苏轼、吴育、范百禄、孔文仲四人。但经考证，吴育、范百禄、孔文仲实则属于第三等次等，整个宋朝真正获得第三等的唯有苏轼一人。成绩公布后，苏轼欣喜若狂，在《谢制科启二首》中用“非怀爵禄之荣，窃喜幸会之至”这句话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 制科考试后不久，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及凤翔府通判。宋朝的行政区划包括路、府、州、军、监和县，其中路为最高一级，相当于现代的省级区划。当时天下共分为十五路，相当于十五个省。府则相当于现在的市一级行政区划。苏轼担任的凤翔府通判为正九品官职，通判是州府的幕职，负责掌管文书，协助州官，其职责类似于今天的市委办公厅主任或秘书长。 与此同时，苏轼还兼任大理评事一职，这是宋朝掌管刑狱的京官，相当于现代的检察院检察长，官阶为正八品，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和管理。苏辙则被任命为商州推官，宋朝的推官因级别不同而权责各异，苏辙所任的推官职务较低，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加之商州地处偏远，苏辙对朝廷的任命并不满意。 此时，苏洵被任命为校书郎（京城图书馆的助理研究员），需留在京城工作。苏洵已年届五十，且刚刚经历丧妻之痛，孤身一人，亟需子女在身边照料。于是，苏辙以需留京照顾父亲为由，向朝廷请求改派官职。宋朝以孝义治天下，朝廷遂答应了苏辙的请求，同样任命他为校书郎，与苏洵一同受命修订《礼书》。 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苏轼携妻子王弗和幼子苏迈离开汴京，告别父亲和弟弟一家，启程赴凤翔任职。凤翔，即今陕西省宝鸡市，曾是秦始皇的加冕之地，在宋朝隶属于秦凤路。秦凤路治所位于秦州，统辖2府19州5军，辖区涵盖今甘肃、青海东部、宁夏南部及秦岭以北地区。其提点刑狱设在凤翔府，府治天兴，下辖9县。凤翔府距汴京680公里，素有三绝：东湖柳、姑娘手、西凤酒。东湖乃苏轼在凤翔府任期内，于周文王“饮凤池”基础上扩建而成。苏轼酷爱柳树，遂组织百姓在东湖四周广植柳树，形成千年园林胜景，誉满神州。苏轼一生嗜酒，偏爱微醺之感，西凤酒更是其心头所好，曾赋诗“花开美酒曷不醉，来看南山冷翠微”，赞誉西凤酒的回绵甘醇。后来在黄州，苏轼还仿效西凤酒的酿造技艺，创造性研制出东坡酒。所谓“姑娘手”，则指凤翔手工艺之精湛。 此次离别，是苏轼与家人的首次分离，尤其与弟弟苏辙，自幼一同求学、嬉戏，后共举仕途，同守母丧，二十余载形影不离，几乎书读同桌、食则同席、寝则同床、玩则同路，情同手足。分别之际，二人依依不舍，苏辙送兄长一家一程又一程，情景宛如《西厢记》中的张生与崔莺莺：“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又如“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苏辙一路送至郑州西门外，方才不舍别离。苏轼目送弟弟渐行渐远的背影，心中恨不得效仿刘玄德送别徐庶，砍去遮挡视线的树木。为纪念此次别离，抒发离愁，苏轼特作《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这首诗描绘了为何未饮酒却似醉意朦胧的情景。原来，我的心早已随着弟弟的归鞍，一路追随至京城。想象兄弟回到家中，仍在回味共学庭闱的欢乐，而我独自漫步在寂寞的旅途中，又该如何抚慰内心的孤寂。我登上高高的山岗，回首远眺弟弟，却见他身影被坡垅阻隔，仅见乌帽随着马匹颠簸，时隐时现。天气严寒，弟弟却衣衫单薄，独自骑着瘦马，踏着残月归去。路上行人边走边歌，路旁住户满心欢喜，僮仆不解我为何愁苦凄凉。我深知人生终有离别，却忧虑岁月匆匆流逝。面对寒灯，追忆往昔，夜雨声竟显得如此萧瑟。兄弟啊，切莫忘记我们“风雨对床”的约定，切勿沉迷于高官厚禄。“风雨对床”是苏轼与苏辙年少时的誓约，此次别离在千里黄云蔽日、北风吹雁雪纷飞的郑州西门外，兄弟二人并肩而行，马鬃相触，诉不尽的相思，道不完的离愁，共同回忆“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的情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黯然**者，唯别而已，苏轼不得不独自踏上荆棘密布的仕途。 苏轼携妻子儿女一路前行，不久便经过渑池。他回想起去年二月进京时，朝廷曾任命苏辙为河南渑池县主簿，自己则为河南福昌县主簿。若非兄弟二人嫌官职低微，辞官不就而参加制科考试，此刻在渑池或许还能与弟弟苏辙相聚。同时，苏轼又忆起六年前进京赶考时，父子三人因旅途劳顿，马匹疲惫，曾寄宿于渑池的一座寺庙。当时，主持奉闲和尚对他们招待甚周，兄弟二人为表感激，还在居室的墙壁上题诗二首。 怀着探访故人之情，苏轼兴致勃勃地走进寺庙。看门的小和尚告知，奉闲和尚已于几年前圆寂，骨灰安葬在寺庙院中的舍利塔内。苏轼步入六年前居住的居室，只见墙上的题诗已然脱落，仅剩几个字的偏旁。此时，他恰好收到弟弟苏辙的来信《怀渑池寄子瞻兄》。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 这首诗描绘了兄弟俩手牵手在郑州郊原上送别的情景，我们一同感慨长途跋涉中最怕遇到雪泥。我骑着归途的骏马，寻觅前往大梁的道路，而大哥你已翻越至崤函的西边。我差点成为渑池县的县吏，不知当地百姓是否还记得我？那旧日的僧房，仍留存着我们兄弟的题诗。遥想未来，独自游历的日子，欢乐将日渐稀少，那迷失方向的乌骓马，只能徒然嘶鸣。看着弟弟的来信，回想起不过六年光景，奉闲和尚便已离世，寺庙墙上的题诗也已蒙上尘埃。自己的仕途才刚刚起步，苏轼不禁感叹世事变幻无常，时光流逝迅速，于是挥毫赋诗《和子由渑池怀旧》，寄予弟弟苏辙。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飞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封回信堪称苏轼诗歌创作的巅峰之作。清代纪晓岚对此诗评价道：“前四句单行入律，唐人旧格；而意境恣逸，则东坡之本色。”苏轼在诗中感叹人生漂泊无定，究竟像什么呢？或许，正如那纷飞的大雁，在雪泥上匆匆踏过。雪泥上偶尔会留下指爪的痕迹，然而大雁仍需继续飞翔，不论东西。这恰如我们兄弟，一个西去凤翔，一个东归汴京。 当年请我们题诗的老僧奉闲，如今已逝，化作一座寂静的新塔；题诗的墙壁亦已毁坏，旧日痕迹无从寻觅。弟弟啊，你可还记得往日的崎岖路途？马死于二陵，我骑驴至渑池。道路漫长，人困马乏，唯有蹇驴的嘶鸣声，一声接一声。 这首诗蕴含着亦庄亦禅的人生哲学。当时26岁的苏轼未曾料到，他未来的人生，竟会如孤鸿一般，拣尽寒枝不肯栖，飞至黄州，飞至惠州，飞至儋州，最终抵达人生终点。他终究像孤鸿一样，在人生的雪泥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深刻痕迹。而他的兄弟，亦将自身的人生深深嵌入了他的轨迹之中。 宋朝的邮递业已极为发达。据史料记载，宋朝的邮传分为三等：日急脚、日马递、日步递，每隔十八里或二十里设一铺。其中，日急递一日可行达四百里，且昼夜不间断地送递。得益于宋朝高度发达的邮递系统，苏轼与苏辙两兄弟得以频繁书信往来，书信通常仅需两三日即可送达，极大地缓解了兄弟二人因离别而产生的相思之苦。 这些书信往来中，既有对日常琐事的絮叨，也有对人生理想的探讨。苏轼在信中常提及仕途的起伏、诗文的创作心得，苏辙则更多倾诉对兄长的牵挂与自身宦海的沉浮。一封封书信如纽带，将分隔两地的兄弟紧紧相连，即便相隔千里，彼此的心却从未疏远。在书信往来间，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慰藉，共同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这份手足情深在发达邮递业的助力下，愈发深厚且绵长。 第10章 初仕宦途践初心 卷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嘉嘉佑六年（1061年）十二月十四日，经过近一个月的跋涉，苏轼一家顺利抵达凤翔府。凤翔位于陕西西部，素有“凤凰名于岐，翔于雍”的传说。古时，凤翔曾被称为陈仓、雍州、西岐，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典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便源于此，汉高祖刘邦由此出陈仓与项羽展开楚汉争霸，诸葛孔明六出岐山逐鹿中原也在此地。凤翔不仅是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还是佛骨圣地、神火之乡，镇国之宝石鼓、毛公鼎等珍贵文物均出自于此。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凤翔南通巴蜀，西达西域，堪称交通要冲。苏轼在凤翔期间，曾创作《凤翔八观》《石鼓歌》等诗词，生动描绘了凤翔的秀丽风光。 苏轼在凤翔的第一任上司，亦是其仕途的启蒙导师，乃知府宋选。宋选，字子才，籍贯郑州荥阳，进士出身，早年曾在京城任职，与司马光、韩宗彦共事于三司幕僚。在宋朝，凤翔知府为正四品官职，位居凤翔最高行政长官之列，而苏轼担任的通判兼大理评事则为正八品，官阶较宋选低四个品级。尽管如此，苏轼与宋选同样是由皇帝亲自任命。通判的主要职责是辅佐知府处理政务，并对其进行监督，某些重要事务甚至需由知府与通判共同签署方能生效。根据宋朝规定，通判有权越过知府，直接向朝廷和皇帝汇报工作。这种通判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朝廷设在州府的耳目，通判也因此成为朝廷监督州府的重要工具。 宋选原本是工部官员，尽管职级不低，但在工部主要负责仓库管理，缺乏地方治理的实际经验。宋选性格宽厚温和，加之苏轼早已声名远扬，且正值年轻力壮，因此宋选对苏轼极为倚重。苏轼提出的各项政事，宋选无不采纳。在仕途初期，通判与知府的协作默契，堪称珠联璧合。苏轼在宋选麾下工作，如鱼得水，得心应手，不久便成功办成了几件令人瞩目的大事。 凤翔作为宋朝南北交通的枢纽，吸引了南来北往的士农工商在此汇聚。在宋朝，像凤翔这样的交通重镇，通常设有由政府出资修建的馆驿，以供往来的仕子和商人休息。六年前，苏轼进京赶考途径凤翔时，因馆驿破败不堪，不得不借宿寺庙。苏轼一到凤翔，便前往馆驿进行实地考察，发现馆驿依旧破败，已然荒废，于是上书知府宋选，建议立即修葺馆驿。宋选比苏轼早一年到凤翔上任，一直有意为凤翔办几件实事，但因当时宋朝“三冗”问题凸显，官府办事效率低下。见苏轼主动牵头，宋选立即应允，拨款修复馆驿，重塑凤翔的城市形象。在宋选和苏轼的共同主导下，馆驿很快焕然一新。苏轼为感念宋知府的支持，特作《凤鸣驿记》以广为宣传。 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求舍于馆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于逆旅。其后六年，为府从事，至数日，谒客于馆，视客之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将去既驾，虽马亦顾其皂而嘶。余召馆吏而问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兴工，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万六千，木以根计，竹以竿计，瓦甓坯钉各以枚计，稍以石计者，计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闻而心善之。其明年，县令胡允文具石，请书其事，余以为有足书者，乃书曰：“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使人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后之君子，常有所不屑，苟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不屑，则燥，否则惰，躁则妄，惰则废；既妄且废，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于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计其所历而累其勤，使无龃龉于世，则今且何为矣，而犹此官哉？然而未尝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风也，视其兀臬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传舍而已，事更有小于传舍者，公未尝不尽心也。常食刍豢者，难于食菜；常衣锦者，难于衣布，常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贵乎恺弟者，岂非从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而喜从事欤？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以传舍之修，而见公不择居而安，安而喜从事者，则是真足书也。 “尝食刍豢者难于食菜，尝衣锦者难于衣布，尝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贵乎岂弟者，岂非以其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欤？”这段话揭示了天下人的通病：一旦经历富贵，便难以安于贫贱；曾经担任要职的人，往往不屑于做小事。而《诗经·大雅》中提到，只有德行深广的君子，才有资格成为百姓的父母官。身为官员，唯有从小事着手，方能最终实现天下大治。 从这篇落地凤翔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初入仕途的苏轼心怀天下大治的远大抱负，而他选择的实现路径正是从小事做起。此时的苏轼，虽年纪轻轻，却已名动京师，以京官身份担任州签判，类似于现今的公务员下基层锻炼。他满怀憧憬和政治抱负，秉持为国为民办实事的原则，尽己所能地做事。因此，这一时期的苏轼热情洋溢、踌躇满志、洒脱自信、处事干练，丝毫未沾染仕途中人唯唯诺诺、趋炎附势、明哲保身的陋习。他直言不讳，见不合规之处即改之，一心致力于成就一番事业，实现出仕济世的宏图大志。 在修葺馆驿后，苏轼在凤翔接连有干了几件顺民心的事。一是改革凤翔的衙前役制度，凤翔府每年要定时将秦岭南山的木材通过水路运往汴京。这是项靠天吃饭的苦差事，招来的水手干这个活，弄不好不仅赚不到分文，还可能因水路凶险翻船丧命，或因遗失木材赔得倾家荡产，甚至最后远走他乡沦为盗贼，弄得百姓苦不堪言。苏轼在遍访老吏后向时任宰相韩琦上书《凤翔到任谢执政启》，提出现有衙前役制度的破坏力，并提出建议让被招用的水手自行根据黄河水势，按时令“编木筏竹”，这一改革措施实施后，出事的概率下降了一半。不仅保障了水手的财产和生命安全，还提高了当地政府运送任务的达成率。二是为农民减税。到凤翔后，苏轼才真正发现现实和理想背道而驰，陕西百姓非常贫穷，苛捐杂税、徭役负担甚重，基层官员巧立名目，对百姓层层盘剥，就连百姓家中的瓮、釜、甑等廉价日用品都要估价缴纳科役钱，朝廷明令百姓欠官税无力偿还的可酌情减免，但下层官吏不仅不施行，反倒乘机勒索贿赂，苏轼上书时任三司使的蔡襄，要求酌情减免，并实际上按律为平民减免所欠官税。此外还建议朝廷出台利民政策，将茶、酒、盐等生活必需品由官卖变为民卖，限制官府垄断，增加百姓收入。为此，苏轼还获得了百姓赞誉为“苏贤良”，苏轼在凤翔这段亲身体验民间疾苦的经历也是后来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加重老百姓负担的原因。三是疏浚东湖。在凤翔时，苏轼水利治理的才干就显露出来，当地主要水域叫“凤饮池”，由于干旱少雨。苏轼到时，凤饮池已经淤塞多时，苏轼组织官员挖掘疏浚拓宽水面，从城西北凤凰泉引入泉水，又种植植柳，修桥建亭台，不仅改善了水质，还为凤翔塑造了一座风景优美的景点，后改名为“东湖”流传至今。四是苏轼呕心沥血为民求雨，在古代由于科技还不十分发达，对下雨这件事人民都认为是神灵的力量，苏轼到凤翔的第二年，凤翔大旱，宋选便委托苏轼代其去求雨。求雨需去秦岭最高的太白峰，据当地老百姓讲，求雨只有去太白山顶拔仙台离天最近的地方求雨才会灵验。在太白山顶有一道士庙，庙前有一小水塘，传说雨神龙王就居住在其中。往往祈祷神灵的事最重心诚，苏轼在出发之前斋戒三日，沐浴更衣，并诚心诚意的写了一篇言辞恳切的祈雨祝文。苏轼在祈雨祝文中说：“维西方挺特英伟之气，结而为此山，惟山之阴威润泽之气，又聚而为湫潭，瓶婴罐勺，可以雨天下，而况于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于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盍亦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以无失愚夫小民之望。尚飨。”仿佛苏轼初入仕途是有求必应，连老天爷都愿意帮苏轼。太白山求雨的傍晚，果然电闪雷鸣，瞬间下起了倾盆大雨，大雨一下就是三天，田间快干涸的禾苗有挺了起来，老百姓欢呼雀跃。看到老百姓来年的收成又有了保障，宋选和苏轼都很高兴，适逢苏轼在住所刚刚修建了一座亭子，苏轼便将亭子命名为喜雨亭，还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子的石碑上。 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亭者，皆雨之赐也。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宋选对苏轼温厚与知人善任让苏轼这个初入仕途的年轻人颇有幸遇之感，苏轼在《和子由除日见寄》一诗中心写到：“兄今虽小官，幸忝佐方伯”。以及苏轼在《东湖》中也写到“予今正疏懒，官长幸见函。”均表露出他对宋选对自己的赏识和事业的支持表示感谢，后来苏轼也曾对宋选的儿子宋杰说：“某初仕即佑先公，蒙顾遇之厚，话及畴昔，良复慨然”。 苏轼与宋选愉快地合作了两年，宋选因在凤翔政绩卓越而高升调离。宋选离开后，凤翔迎来新任知府陈希亮。陈希亮，字公弼，四川眉州青神人，与苏轼同乡。据陈希亮所言，他与苏轼家是故交，按辈分苏轼应称其为爷爷。在陈希亮到任前，苏轼与前任知府宋选共同完成了几件深得民心的大事，使得苏轼在凤翔百姓心中的威望达到空前高度，这不禁让苏轼有些飘飘然。 陈希亮上任不久，察觉到苏轼的些许傲气，便有意磨炼这位孙子辈的小老乡。苏轼因修建东湖造福百姓，获封“苏贤良”的称号，无论官吏还是百姓都如此称呼他，苏轼对此也颇为受用。然而，陈希亮对此极为不悦，为整顿官场阿谀之风，他在一次府务会上明确强调，今后不得以“贤良”等称呼官员，一律以官职相称，显然暗指苏轼。苏轼本性豁达，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某日，一小吏进府报告工作，见苏轼在场，随口道：“苏贤良也在啊！”陈希亮顿时怒不可遏，厉声斥责：“我早已吩咐不得称苏通判为苏贤良，你难道不知？拖出去，打二十大板！”目睹小吏因自己受罚，苏轼急忙为其求情，但陈希亮坚决不允，执意施罚。此事令苏轼颇感颜面尽失，自此与陈希亮结下梁子。 陈希亮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外表显得格外严肃，常常用锐利的目光审视对方，给人带来一种无形的压迫感。然而，陈希亮却是一位嫉恶如仇、深受百姓赞誉的好官，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的利益。他曾将鱼肉乡里的近百名男巫遣返回乡，也曾将道德败坏的恶僧绳之以法。苏轼听闻陈知府的这些善举，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 苏轼本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苏贤良的事情很快便被他抛诸脑后。他渴望辅佐陈希亮，共同完成几件利国利民的壮举。无奈陈希亮似乎有意针对苏轼，苏轼连续提交的数篇关于发展凤翔的建议，要么被束之高阁，要么被退回要求反复修改。苏轼对此感到困惑，考虑到陈希亮是苏家的旧交，冤家宜解不宜结，他决定亲自去找陈希亮沟通。 于是，苏轼直接前往陈希亮的家中，谁知他去了三四次，每次都等候多时，陈知府却连面都不露。苏轼尴尬至极，最终写下《客位假寐》一诗，生动描绘了当时的尴尬情景。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苏轼担任的大理评事一职属于京官，与陈希亮的知府职位一样，都是由中组部直接管理的干部。陈希亮多次对苏轼进行打压，年轻气盛的苏轼于是决定与陈希亮对抗。不久后的中元节，按照惯例，各级官员都应参加由知府召集的聚会，但苏轼一气之下拒绝出席。结果，陈希亮毫不留情，当众宣布对苏轼处以八斤铜的惩罚，令苏轼颜面尽失，尴尬至极。然而，很快苏轼便抓住了一个报复陈希亮的机会。陈希亮为欣赏凤翔风景，在府衙后院建造了一座高台，命名为凌虚台，并请苏轼撰写文章以记其事。苏轼立即挥毫泼墨，写下一篇诙谐幽默的《凌虚台记》，借此讽刺那位屡次让自己不快的陈知府。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苏轼原本以为陈希亮会因自己的文章而大发雷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位严肃的官员阅毕不禁失笑，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与苏家世代交好，我对苏洵视如己出，苏轼就如同我的孙子一般。我之所以对他严加管束，是因为他年少成名，恐其骄傲自满，断送前程。我本意是想好好磨砺他一番，没想到这孩子竟当真了。”于是，他命人将苏轼所撰写的《凌虚台记》一字不差地刻在凌虚台的石碑上。苏轼闻听此事，深感惭愧。后来，他在官场中历经沉浮，逐渐领悟到陈希亮的良苦用心，便重新撰写了一篇《凌虚台记》，以此向这位老上司表达歉意。 才高多感激，道直无往还。 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 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 崩腾赴幽赏，披豁露天悭。 落日衔翠壁，暮云点烟鬟。 浩歌清兴发，放意末礼删。 是时岁云暮，微雪洒袍斑。 吏退迹如扫，宾来勇跻攀。 台前飞雁过，台上雕弓弯。 联翩向空坠，一笑惊尘寰。 第12章 汴京城风起云涌 卷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三国演义》开篇即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唐末黄巢起义后，中国大地千里荒芜，烟火断绝，群雄并起，藩镇割据，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这一局面延续70余年，直至周显德元年（954），周世宗柴荣继位。柴荣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为宏图，励精图治，志在统一天下。然而，正当柴荣击溃后蜀、南唐，即将收复燕云十六州之际，不幸英年早逝。其年仅七岁的幼子柴宗训继位，因年幼无法亲政，军国大政只得由大臣裁决。 此时，因拥立郭威为后周皇帝有功，赵匡胤被擢升为东西班行首，成为禁军军官，后任开封府尹，再被柴荣改任为开封府马直军使，掌握军队大权。赵匡胤素怀大志，气度非凡，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韩重赟、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等能人名将纷纷聚集其麾下，结为“义社十兄弟”。其幕下还有弟弟赵光义及幕僚赵普、李处耘等谋臣。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镇、定二州刺史遣使进开封，向朝廷呈递紧急战报，称契丹与北汉联军侵境，请求朝廷出兵抵御。宰相范质、王溥未及核实军情，仓促派遣赵匡胤率宿卫禁军前往迎敌。赵匡胤在北伐途中，经赵光义、赵普等人策划，黄袍加身，迫使柴宗训退位，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国号乾德，此即陈桥驿兵变。 陈桥兵变后，为防自身故事重演，赵匡胤采纳赵普建议，于乾德元年（963年）春，退朝后留下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罗彦瑰等高级将领饮酒。酒过数巡，赵匡胤命侍候太监退下，举杯对众将言道：“若无诸位相助，我难有今日地位。然诸位不知，做皇帝亦多难处，反不如节度使自在。实不相瞒，一年以来，我未曾一夜安眠。”数日后，赵匡胤于宫中设宴，再邀石守信等老将，众人闻言惊异，急问其故。赵匡胤道：“皇帝之位，谁不觊觎？”石守信等听出弦外之音，惊慌跪地：“陛下何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谁敢有异心？”赵匡胤摇头道：“非不信诸位，只恐尔等部下贪图富贵，黄袍加身于尔等。届时，欲罢不能。”石守信等感大祸临头，连连叩首，泪言：“我等粗人，未及此虑，请陛下指条明路。”赵匡胤道：“为尔等计，不如交出兵权，赴地方为闲官，置办田产，为子孙留业，安享晚年。我与众位结亲，彼此无猜，岂不美哉？”众将齐声道：“陛下虑事周全！”酒席散后，次日石守信、高怀德等纷纷上表称病，请求解职，赵匡胤欣然应允，令其卸任禁军职务，赴地方任节度使。 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立即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三衙”统领。行政上，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财权。同时，改革科举制度，增设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大力启用文人执政，崇文抑武。 赵匡胤建立大宋后，启动统一全国进程，先后灭南平、后蜀、南唐、后汉等，基本完成全国统一。后其弟赵广义在烛光斧影中继位，史称宋太宗。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皇帝石敬瑭曾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为收复失地，北宋与辽长期交战，败多胜少。直至景德元年（1004），宋战胜辽，宋真宗与辽国在澶州城下签订停战和议，约定宋辽为兄弟之邦，宋每年赠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自此，北方稍得安宁，此盟被后世称为“澶渊之盟”。庆历二年（1042年），再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改“赠”为“纳”。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双方互不侵犯。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间，西夏皇帝元昊多次大举进攻宋朝，双方损失惨重，最终于庆历四年（1044年）达成和议，史称庆历和议。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每年赐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称“岁赐”。 “澶渊之盟”与“庆历和议”使宋朝每年需向辽、西夏缴纳巨额财物，加之连年天灾**、战乱，至宋仁宗时，国库空虚。杯酒释兵权后形成的三权分立制度，导致北宋军队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军心涣散，战斗力低下。崇文抑武，科举大兴，官员冗滥。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日益凸显。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上书朝廷，主张政治改革。仁宗迫于形势，责成范仲淹等提出改革意见。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主张，涵盖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方面，以整顿吏治为核心，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手段。同年，仁宗颁布诏令，推行范仲淹等人的主张，即“庆历新政”。然改革触犯部分官僚地主利益，引发保守派强烈反对，仅一年余，范仲淹等被迫离职，改革失败。 庆历新政受挫后，大宋王朝在仁宗与吕夷简、韩琦、晏殊、文彦博等能臣的周旋下，依托澶渊之盟与庆历和议构筑的相对稳定内外环境，社会经济一度焕发活力。然而，发展浪潮未能冲刷积弊，经仁宗、英宗两朝积累，至神宗即位时，宋廷已深陷困境：土地兼并猖獗，民族矛盾尖锐，军队战力衰弱，冗官冗兵冗费重压国库，贫富差距加剧，社会裂痕愈发显著。 十九岁登基的神宗皇帝，血脉里奔涌着先祖的雄图壮志。他深知“祖宗虽志在吞幽蓟、复灵武，却屡遭边衅重创”，更怀揣着“廓清西北边患，一雪数世国耻”的宏图伟略。这位意气风发的少年天子，初掌乾坤便以汉武帝、唐太宗为楷模，誓要开创盛世伟业，成为傲视天下的雄主。可彼时的大宋，恰似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自熙宁元年（1065年）起，国库亏空已逾一千七百五十万贯，庞大的军费开支与臃肿的官僚体系，犹如让这架千疮百孔的马车在崎岖山道上负重前行，随时可能分崩离析。 朝堂之上更是一派暮气沉沉：宰执大臣们皆是垂垂老者，同平章事韩琦六十春秋，参知政事曾公亮年近古稀（六十九岁），参知政事欧阳修花甲之年，枢密使文彦博亦届耳顺（六十二岁）。这群浸淫官场数十载的老臣，早已磨平了棱角，只会围绕着“祖宗之法不可轻变”“稳定压倒一切”的陈词滥调喋喋不休，恰似一群守夜人，只会用古老的歌谣驱赶着改革的风暴。 某日神宗召见庆历新政的元老富弼问策，本期待这位昔日改革先锋能指点迷津。谁知寒暄过后，六十五岁的富弼却以太极推手般的官话应对：“人主好恶当如天道晦明，不可使人窥测——倘奸佞得以揣摩逢迎，当效苍穹悬镜，善恶自现而后赏罚分明。”谈及边务，这位白发老臣更是劝谏：“陛下新君临朝，宜广施仁德，当有二十年偃武修文之期。”望着这位须发皆白却锐气尽失的老臣，神宗默然良久，胸中那团改革的火焰仿佛被一盆冷水浇灭。 失望之际，神宗又召枢密使文彦博谋议。听闻“天下弊政如琴瑟失调，当解而更张”的妙喻，年轻帝王眼中精光乍现。可当追问具体方略时，这位以“灌园叟”自喻的老臣却再度陷入空泛之谈。暮春的垂拱殿里，神宗凝视着这群守成之臣，终于明白：要打破这百年沉疴，非得有敢挽天河洗甲兵的猛士不可。 正当求贤若渴的神宗辗转反侧时，他忽然忆起苏轼在上神宗的《策略》一文的雄知灼见：“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皆无足使者。”这位二十余岁便洞悉盛世隐忧的青年才俊，此刻正在眉州守丧。神宗当即传诏召见，却得知这位可能带来变革曙光的臣子，尚在千里之外的故里丁忧。 然而就在神宗一筹莫展之时，神宗想起了王安石。王安石是自己当皇子时亲信韩维提起的，韩维十分推崇王安石，多次向神宗称赞王安石的才学与政见，称其道德与文章，皆足为天下法。但当时大家心目中的王安石是个“馆阁之命履下，辄辞不起”的高士，仁宗、英宗都曾数次欲授之高官，他都推辞不应召。自古文人相轻，从宋仁宗时期，宋朝就开始了祸国殃民的党争，后经英宗朝的濮议之争让党争日益激烈化。宋神宗继位后，党争在朝堂暗流涌动，右相曾公亮因不满左相韩琦专权，眼见神宗有变革图强之心，就向神宗推荐了在鄞县县令任上改革成绩颇丰的王安石，以求用王安石来牵制韩琦。 王安石，字介甫，是抚州临川人。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第一名，被任命为淮南判官。后又被调任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那里他兴修堤堰，疏浚陂塘，为水陆交通带来便利；同时他还把官仓中的粮食借给百姓，等秋后百姓加了利息偿还，使官仓的陈粮换新粮，县里的百姓都深感便利。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很多都来源于在鄞县的实践。王安石议论高远新奇，能够以雄辩和渊博的知识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行事果断自信，慷慨地抱有矫正时弊、改变世俗的志向。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仁宗上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他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在曾公亮的推荐下，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召见了王安石，并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上朝是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第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王安石的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变法范围之广，力度之大，世所罕见，影响之大，不亚于秦国的商鞅变法。政治上王安石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全国财政；税收上实施方均田税，重新丈量豪强土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设青苗法，由政府在青黄不接时候向农民借贷钱物，帮助农民度过难关；设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王安石一股脑大大小小颁布了十余部法令。 一、富国之法（理财措施） 1.青苗法。政府在青黄不接时贷款或粮食给农民，收获后偿还并收取少量利息。意图抑制民间高利贷，增加政府收入； 2.募役法（免役法）。民众缴纳“免役钱”代替原本的劳役，由政府雇人充役。意图减轻农民负担，保证生产时间，增加政府收入； 3.农田水利法。（变法中最少争议、成效最显著的举措）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工程所需费用由受益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 4.方田均税法。重新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按土地多少和肥瘠程度征税。意图抑制兼并，增加政府税收)； 5.市易法。政府在都城设“市易务”，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意图平抑物价，打击商人垄断； 6.均输法。政府采购物资时，就近、就贱购买，节省货款和运费。 二、强兵之法（军事措施） 1.保甲法。将农户编为保、大保，各家抽丁，农闲时军事训练，实行连坐。意图：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恢复兵民一体的征兵制以取代募兵制，减少军费； 2.将兵法。设置专门将领，对禁军进行日常管理和军事训练，改变“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提高军队战斗力。 3.保马法。鼓励百姓代养官马，以期节省养马费用，增强军备。 三、取士之法（教育改革） 1.改革科举。废明经科，进士科考经义策论，不再考诗赋； 2.整顿太学。实行“三舍法”，考核学生成绩，择优授官。意图培养和选拔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 王安石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勇气在全国一盘棋强制推行新法，顿时朝野震荡，人心动荡。令曾公亮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自己举荐上来牵扯韩琦的人，这时却变成了自己另外一个更讨厌的对手，朝廷上又掀起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生变法派和以元老大臣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更为激烈的新一轮党争。 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苏辙兄弟丁忧完回到汴京，面对朝廷中的风云变幻，苏轼最初有些迷茫。在苏轼任凤翔通判时期，苏轼也曾上书时任宰相韩琦和宋仁宗希望能够革新弊政，缓解社会矛盾。其实曾公亮、欧阳修等老臣一开始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是充满期待的。但王安石如疾风骤雨般的变革措施让苏轼及一些开始对变法抱有希望的老臣如同被打了一闷棍。苏轼一开始对王安石的变法是持观望态度的，后来通过观察苏轼发现王安石的变法太过急功近利，且操之过急，多数不得民心，苏轼对王安石变法逐渐失去了信心。 面对众多大臣的反对，王安石这时候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把“拗”字发挥到了极致。王安石狭隘的认为，那些反对变法的人都存在私心，或是担心变革损害他们的利益，或是胆小懦弱，不敢面对改革带来的风雨。如论是贤能的老臣，还是自己多年的朋友，只要站在自己变法的对立面，王安石采取的策略都是将反对者一贬了之。这时王安石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妄想家，他希望通过变法短时间内让积贫积弱的宋朝短时间变成一个泱泱大国，正如他那首“爆竹声声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样，大宋朝立马焕发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宋神宗在王安石的鼓吹下，也开始痴心妄想，期待自己有朝一日能超过唐太宗和汉武帝，成为像饶舜那样的千古名君。王安石和宋仁宗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他们忽略了宋朝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改革措施。虽然很多的改革措施是王安石在鄞县任知县成功的改革实践，但他忽略了中国地大物博，不同的地域有不同风土人情，改革是不能一棍子抹平、一蹴而就的，需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稳步推进。 苏轼明目张胆的站出来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是关于王安石对教育制度的改革措施。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王安石准备改革科学，兴办学校，用学校代替科学。改革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改革内容，废除旧明经诸科，将旧有的诗赋、帖经、墨义等进士科考试项目加以废止，正式罢诗赋而代之以经义。参加进士考试的考生，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种参加考试，谓之“本经”或“大经”，并要考“兼经”，《论语》《孟子》为“兼经”；二是改革形式，策论考试分四场进行：第一场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第三场考试论一首，第四场考时务策三道；三是扩大名额，以前学习明经诸科的士子，都改成考进士科，增加进士科名额，将进士录取分为一甲到五甲五个等级。宋神宗下旨让馆阁学士讨论王安石的改革策略，苏轼立马写了一篇反变法檄文《议学校贡举状》。 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行而复之，则难为力。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养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学？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当以时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耶？若乃无大变改，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以谓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比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苏轼认为，选拔人才的关键在于“知人”与“责实”，而非单纯依赖学校或科举制度，苏轼主张维持现有制度。苏轼反对废除诗赋、改革策略等措施。苏轼的反改革檄文充分体现了苏轼保守的政治倾向，但就教育改革的措施和见识来说，无疑王安石是高于苏轼一筹的，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具有非常先进的意义，对宋朝以及后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13章 杭州诗词嘉年华 卷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有一个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叫《沉默的螺旋》。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的一个现象，简单说就是：即使是在公开的、自由的意见市场上，大家其实也不是能畅所欲言的。一旦意见市场中出现了一种强势的声音，它就会用话语权来劫持其他人。因为人有一种害怕被孤立的倾向，所以，强势观点的声量就会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反对者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弱，这是一个螺旋式的强化机制。 宋神宗和王安石掀起的这场变法就如同沉默的螺旋一样，自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后，朝堂上变法派越来越强势，声音越来越大，反对的声音就越来越弱。朝中变法派新党与反对变法派旧党之间矛盾越来越深，争吵愈来愈强烈。拗相公王安石刚愎自用，听不进去一点反对的意见。自三朝元老韩琦自请外任后，张方平、欧阳修、富弼、曾公亮等朝中贤德之士纷纷自请离京，朝廷一时间变成了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吕惠卿、曾布三人的朝廷。 在上了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后，宋神宗看后只是点赞苏轼的雄辩和文采，对他的建议意见束之高阁。但这时王安石已然发现原来和自己同为欧阳修门生，文章惺惺相惜的苏轼竟然也是反对自己的，于是屡次在神宗准备对苏轼委以重任时横加阻碍。后苏轼又写《再上皇帝书》，直言“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王安石听闻大怒，心中暗骂道：“苏轼你小子真他娘的不识好歹”。欲置苏轼于死地，便授意追随者谢景蕴，诬告苏轼三年前送父亲灵柩回眉山时，利用官船沿途贩卖私烟、家具和瓷器。神宗看到谢景蕴递上来的奏折，半信半疑，但在王安石的怂恿下，还是派人沿途调查，结果当然纯属子虚乌有，苏轼无罪。 庄子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异世俗处”。有一种情感，叫做无可奈何，苏轼见自己不被新党所容，不被朝廷重用，于是就和朝廷中大多的贤德之士一样，自请外调。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如愿外调到杭州任通判。 《庄子.逍遥游》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笔下三条鱼，第一条鱼：鲲。鲲能化为大鹏鸟，凭借六月的大风飞往南冥。然而，庄子认为鲲鹏虽能翱翔九天，仍需依赖外物（如风），并非真正的自由。这条鱼象征着人生第一重境界：不滞于物，不为物累，提醒人们避免被财富、权势等外物束缚，保持内心的纯粹与自由。北冥之鲲，超越局限，自在逍遥。苏轼到杭州，好似庄子笔下那只叫做鲲的鱼，自此鱼入大海，鹏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也。自此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自此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带着妻子王闰之，长子苏迈，次子苏迨，这是苏轼一年前与王闰之生下一个男孩子。苏轼一家沿着京杭大运河乘船南下，金秋七月，运河两侧处处皆景，风景如画。 苏轼先到距离京城三百里外的陈州停了下来，他准备顺道先去拜访自己的恩师张方平和弟弟苏辙，此时苏辙在张方平手下任教授。“我公古仙伯，超然羡门姿。偶怀济物志，遂为世所縻。”此时的张方平与苏轼一样，因反对变法不被新党所容，自请外放陈州任知州。“黄龙游帝郊，箫韶凤来仪。终然反溟极，岂复安笼池。出入四十年，忧患未尝辞。一言有归意，阖府谏莫移。”张方平来到陈州，这个历经三朝的肱股之臣发现，新法已经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身边一大帮新进的新法拥趸者整日在耳边聒噪。苏轼见到张方平时，他对苏轼说：“吾衰矣，雅不能事少年，不如归去，以全吾志”。在陈州与张方平和弟弟相呆的七十多天里，张方平要求师徒三人不谈政事，只谈喝酒，三人整日优游宴饮，酒入豪肠，绣口一吐，吐出了达观、从容的人生的篇章。苏轼在陈州，倒也度过了一段人生难得的闲暇时光。然而时光易逝，转眼中秋已过，苏轼不得不启程奔赴杭州，自丁忧回京，兄弟也分别两年有余，苏辙对哥哥依依不舍，一路将哥哥送到了颍州。 在颍州兄弟二人一起又去拜访了退官闲居在此的恩师欧阳修。三人相见，分外高兴，欧阳修带着苏轼苏辙兄弟游览颍州西湖。在西湖上，苏轼见恩师须发似雪，神采奕奕，醉翁行乐处，草木皆可敬，彼时，西湖碧波粼粼，湖岸秋花绚烂。苏轼遂作《陪欧阳公燕西湖》送与恩师，“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湖边草木新着霜，芙蓉晚菊争煌煌。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赤松共游也不恶，谁能忍饥啖仙药。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城上乌栖暮霭生，银釭画烛照湖明。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筝。” 在颍州逗留了半个月后，苏轼告别恩师和弟弟，达到杭州已是十一月下旬。杭州的府衙在凤凰山上，旁依吴山，南观钱塘江，北揽西湖。烟花词人柳永在杭州游荡时写下《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杭州这座自古享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城市，自隋炀帝开凿南北运河后，杭州成了东南数一数二的大都会。宋朝时，杭州不仅不抑商，还放宽宵禁。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杭州城在宋代走向了鼎盛。杭州下辖九县，当时的知府官署设于钱塘县的凤凰山脚下，登上凤凰山，就可以“东望海，西望湖”，杭州城的地理格局一览无遗。城西是著名的西湖和周围的山岭，城东则是钱塘江的入海口和连绵的滩涂。 《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地理四·两浙路》记载，北宋徽宗年间，杭州城郭已有五十万人，沿街店铺、饭馆、酒楼、旅社众多，大街上从早到晚人来人往。杭州城之于宋代，正如掌上明珠，它不仅是水陆两路贸易频繁的港市，也是文人墨客青睐有加的地方。与遥远的边关和京城相比，这里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祥和。而苏轼与杭州的命运交织，似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苏轼一到杭州，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他在《和张子野见见寄三绝句过旧游》中写道：“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之于苏轼，不似故乡胜似故乡。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苏轼与杭州的相遇，是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完美交会。杭州因为苏轼的到来，杭州词开始成为宋词的代名词，宋词、杭州、苏轼成为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苏轼上任后第三天，便去拜访了欧阳修向他介绍过的僧人惠勤。惠勤和尚擅长作诗，对苏轼来说，与僧人交往是逃离官场和家庭生活的一种放松方式。此外，杭州的佛寺通常都位于山水之地，兼有游览之趣。闲游静坐之间，苏轼写下了“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的诗句，可以看出，他初来杭州时，心情十分舒畅。苏轼从前并不喝茶，但是到了杭州，受僧人设茶待客的影响，也开始研究起茶、水及煮茶的方法。加上龙井等处又是茶叶的产地，苏轼对采茶、制茶、喝茶也有所了解，还作了一首《试院煎茶》：“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 三月的杭州，各处花红柳绿，苏轼看到杏花含苞待放，写下一首《浪淘沙》：“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绮陌敛香尘，雪霁前村。东君用意不辞辛。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这首词是苏轼现存最早的一首词。此后在杭州任通判的三年，苏轼陆续写了四十多首词，其才华尽显无遗。虽然仕途受挫，但他依然怀抱着积极用世的愿望和抱负，发出了“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孤馆灯青》）的感叹。这段时间，也是苏轼诗词写作的爆发期。他写的词，奠定了他在词坛的地位。 “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圣明宽大许全身，衰病摧颓自畏人。莫上冈头苦相望，吾方祭灶请比邻。”（《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作家周文翰在《孤星之旅：苏轼传》一书中这样评价：苏轼的“基底”是士人、官员，其次才是诗人、词人、艺术家。一直胸怀致君尧舜的苏轼即便在杭州这样风光不与四时同城市里，始终也无法做到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世。 此时王安石的新法已经在宋朝广袤的土地上全面扑开，新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富国强兵的重点是重建财经政策。江南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王安石要为国家生财，要充裕国库的收入，江南是改革派重点督促实施新政的地方。变法派首推的是募役法和青苗法，虽然在朝堂上苏轼也曾附议大多数旧丞一股脑反对新法。但在实际执行中苏轼发现，募役法非常受老百姓欢迎，地方上的大地主，每户只需要缴纳六百贯的免役钱，就可免掉差役的痛苦，拿不出钱的贫民，还可以通过服差役解决生活难题。只是青苗法的弊端却很严重，在执行中，一些地方官吏强行向老百姓推销贷款，到秋收时一些受贷的老百姓因为灾年欠收等原因还不起贷款，被官府逮捕、拷打，入狱。 在州府审判犯人是通判的职责，苏轼每天都要审判一大批因青苗法还不起官府贷款的普通老百姓，他十分同情这些老百姓，但朝廷之法不可违，他每天都要痛苦不堪的在一片哀嚎声中，签署一批批无情的判词。特别是每年除夕，本来是家庭团员的日子，但按照宋例，除夕这一天，通判必须在狱中值班，并将狱中囚犯提出来逐一点名。苏轼看着这些因青苗法被无辜下狱的百姓，很想将这些狱中的人开释，让他们回家去过一个团圆年，但苏轼又想到宋朝法律，暗自惭愧，遂做《题狱壁》诗：“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苏轼在不得已执行朝廷新法的同时，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有利于杭州老百姓的实事，以求弥补青苗法等哪些不求实际的新法给老百姓造成的伤害。他遍访民间疾苦，发现杭州百姓最关心期盼的就是解决用水难的问题，“知水苦恶，惟负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杭州地处钱塘江畔，地下水因海水倒灌苦涩难饮。唐代宗时期，宰相李泌任杭州刺史时，首创六井系统，通过竹管引西湖淡水入城，解决老百姓的饮水问题。六井包括相国井、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龟池、小方井。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进一步疏浚六井并修筑湖堤，提高西湖水位，确保六井饮水稳定。 至宋朝时，六井年久失修，引水管道堵塞，六井尽废，杭州居民再次面临水泉咸苦，百姓要远赴西湖或者到山上寻找山泉取水，民生艰难。但自白居易后杭州的历任官员，对疏通六井之事莫不置若罔闻，苏轼认为：“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协助太守陈襄组织僧人仲文、子珪等，采用竹管引水，修复相国井、西井等，并在涌金池设闸，确保水流畅通。工程完成后，六井恢复供水，杭州城内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苏轼还做《钱塘六井记》详细记录疏通六井的过程，并以此警示后人。 苏轼任杭州通判的第二年，常州、苏州等地大旱，他奉命用七个多月的时间赈灾救济饥民。因一路目睹饥民的悲歌哀号，他在除夕夜住在常州船上，不忍上岸打扰百姓，在一盏孤灯下守岁。在赈灾过程中，他写下《无锡道中赋水车》：“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见老农泣，唤取阿香推雷车。”来记载民间旱灾疾苦、痛斥官吏隐瞒灾情、不顾百姓死活行为。在任杭州通判期间，他还受转运司差遣，赴湖州“相度堤岸利害”，检查湖州的堤防建设；他还在杭州接受过朝廷派遣、由沈括带队的农田水利专项检查。 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杭州之美，最美在西湖。苏轼与西湖的相遇，宛如一场跨越千年的绮梦，交织着诗意、才情与民生的关怀，绽放出永恒的光芒。西湖，那片波光潋滟的水域，因苏轼的到来，不仅在地理风貌上得以重塑，更在文化的长河中被赋予了深邃的内涵；而苏轼，在西湖的柔波里，寻得了心灵的慰藉与创作的灵感源泉。这一人一湖的故事，犹如一部波澜壮阔又细腻入微的史诗，传唱至今。“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跨越千年的广告词，将西湖推向了全世界。头两句即是神来之笔，一个“方”字，一个“亦”字，将西湖的晴姿雨态描写到极致。后两句更是点睛之笔，醉意朦胧间，西施凌波微步翩翩而来，苏轼脱口而出：“西子！”顿生灵感，西湖和西子都美在神韵，都天姿自然，有其神似之处。苏轼遗貌取神，心与景会，将西湖比作西子，从此西子湖成为西湖的别称，这首诗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篇。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第一次将西湖写进诗中后，西湖成为诗人们争相赞美的人文风景名胜，西湖也成为诗人们趋之若鹜去感受去体验的自然美景。西湖山依偎着水，水映照着山，静静如水，淡淡如山。西湖被群山环抱，西湖镶嵌在北岸的宝石山、五云山、南、北高峰等群山之间。横跨在西湖和钱塘江的玉皇山雄姿俊秀，西湖东南有山势绵亘起伏、延伸至市区的吴山，还有凤凰山，还有北近西湖、南接江滨、形若飞凤的凤凰山。“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苏轼《饮湖上初晴雨后》）。晨曦初破，金色的阳光温柔地洒在西湖的山峦之上，苏轼以诗迎客，将西湖的朝霞美景描绘得如诗如画。这不仅是对自然风光的赞美，更是苏轼对西湖深沉情感的流露。西湖不仅是他笔下生辉的灵感源泉，更是他心灵的栖息地。每当晨曦初照，苏轼便漫步湖畔，迎接着第一缕阳光的洗礼，那份宁静与美好，让他沉醉不已。“夏潦涨湖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飞雪暗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苏轼《和蔡准郎见遨游西湖三首》）。在苏轼眼中，西湖是善变的仙女，春天新蒲出水，垂柳倒映湖面，别具清新明丽之姿；夏天水涨湖深，幽蓝妩媚；秋天金风送爽，粉红、洁白的莲花次第开放；冬天云雪茫茫，水天相接。西湖之美真是美到让人心醉。“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苏轼《望湖楼醉书》）。天气晴朗固然是西湖最美丽的景色，但天有不测风云，霎时间，风雨突来，云集而雨降，风来而天晴，来时迅猛，去时快疾，雨后湖上水天一色，分外清新。这就如同我们的人生，阳光普照固然是人人向往的，但怎可能天天都是晴朗的日子呢，人生不得不面临一场场说来就来的风雨，关键在于我们面对风雨的姿态，凡事看小，便是逍遥，得失随缘，心无增减，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西湖让苏轼暂时忘却了尘世间的一切烦恼，眼前西湖无一不美景。 “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之间，苏轼在杭州三年通判期满，不得不接受朝廷新的任命，调任密州任知州。在杭州任通判的三年，是苏轼一生最为惬意的三年，西湖的美景孕育了苏轼无限的灵感，三年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据统计光是与西湖相关的诗词就多达160余首，苏轼俨然成为杭州城市形象和西湖美景的代言人。 苏轼在杭州还结识了大量志同道合的朋友，苏门四学士中的张耒（赴杭州途中在颍州结识）和晁补之、张先、岑廖和尚等。除此之外，苏轼在杭州又添了小儿子苏过，结识了一生的知己王朝云。苏轼离开杭州，离开西湖，带着几许不舍，几许离愁。在熙宁七年（1074年）六月，老太守陈襄离开杭州之际，苏轼在凤凰山上的有美堂的离别宴会上写下一首《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为老太守送别，“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七月，新太守杨绘到任，此时苏轼已接到朝廷的任命通判期满将调任密州知州，带着不舍情绪的苏轼又在迎接杨太守的晚宴上做《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这首词既是对新太守的欢迎也是对自己的送别。“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杳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使君能得几回来？”是苏轼对老太守陈襄的不舍，此时更是对自己离开杭州的不舍。“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苏轼还想回到杭州来，与杭州的山，西湖的水互诉衷肠。 第14章 密州聊发少年狂 卷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论语》中记载，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问政治，孔子道：“自己给百姓带头，然后让他们勤劳地工作。”子路请求多讲一点，孔子又道：“永远不要懈怠”。《论语》又言：“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孔子说：“不忧虑自己没有地位，应该忧虑是否有与地位匹配的能力。不忧虑没有人了解自己，应该追求让自己被认可的才德”。古罗马哲人塞涅卡曾说：“生命如同故事，重要的不是长度，而是厚度。”“有为”代表拼搏进取、奋发向上的实干担当，“有位”象征着指点江山、誉满天下的功成名就，在人类文明的浩瀚星河中，二者恰似双子星辰，彼此辉映又相互牵引——前者是破土而出的生命力，后者是向上攀援的脚手架。有人以剑开锋，劈开混沌赢得舞台；有人持炬登高，以光照亮更远山河。这对看似矛盾的命题，实则是人生最精妙的辩证法：有为者以行动铸造阶梯，有位者以责任续写传奇。 众人皆以为苏轼以文章立世。但苏轼自己却说：“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则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劳之，则虽勤不怨。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调任密州，密州当时属于京东东路，辖诸城、安丘、莒县、高密、胶西五县，亦涵盖从中析分出的胶州、胶南、日照、岚山、五莲、莒南等县域，南濒黄海，东临胶州湾，北至潍州，西接沂州，州府治所在诸城。诸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为鲁东南历史文化名城，曾先后为琅琊郡治、城阳郡治、胶州治、高密郡治、密州治所，因境内密水而得名密州。有人说密州贫瘠，实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龙山文化、东夷文化重要发祥地，是恐龙之乡、舜帝故里、千年古州。北宋时期人口32万，超过齐州、青州、潍州等州府，为京东东路第一大州。苏轼有诗赞曰：“漫说山东第二州，枣林桑泊负春游。”苏辙也赞叹：“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 苏轼到任时，恰值密州连年大旱、蝗灾泛滥，加之新法苛政，百姓民不聊生。苏轼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中记录了当时看到的景象：“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苏轼到密州任上，已是十二月份，此时正是浓冬天气，本是农闲时节，但苏轼发现密州老百姓却男女老少都在田间地头忙碌。苏轼不解，走进田间地头与百姓交流才得知，原来大家正忙着用杂草将死掉的蝗虫包裹起来，挖地深埋，苏轼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包裹蝗虫尸体的草袋相延二百余里。当时老百姓捕杀蝗虫的总数，报官就有三百斛之多，夏秋季节蝗虫来势之大，不难想象。哪知苏轼在向当地的官吏询问蝗灾情况时，当地官吏却睁着眼睛说瞎话道：“蝗不为灾，蝗虫有利有害，蝗虫来，实为百姓除草”，苏轼听后气愤至极，差点喷血。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候，赴常州一带亲自处理过蝗灾，曾作诗云：“宦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半天黑。”他亲眼所见蝗虫来，飞天蔽日，声如海浪，布阵横空如项羽，顷刻之间，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而当年常州一带的蝗虫，只不过是密州蝗虫被风刮过去的余波而已。当地官吏竟然欺上瞒下说“蝗不为灾”，苏轼此刻，真想杀人，他怒斥道：“将以谁欺乎？”。 苏轼到任后，一面组织密州上至太守下至小吏全部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百姓剿灭蝗虫；一面制定政策奖励动员百姓全员灭蝗，苏轼规定州县募民捕蝗，每掘得其子，以斗升计，而给民米寡有数焉”“得米济饥还小补”，将赈济灾民的粮食用于奖励捕蝗，谁捕得多，得粮就多。同时，苏轼根据密州灾情的实际，直言上书宋神宗为民请命，请求朝廷豁免密州百姓秋税，或有序实施青苗法，帮助百姓度过难关。苏轼在上奏宋神宗的《密州谢上表》上奏道：“臣不敢仰仞至恩，益坚素守，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瘠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则为臣之报国。”向宰相如实报告灾情：“轼到郡二十余日，民物椎鲁，过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处也。然灾伤之余，民既病矣。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请求朝廷“特与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请求豁免密州秋粮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在苏轼的亲力亲为下，密州的蝗灾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苏轼在《次韵章传道喜雨》诗中特别加注说明“今春及今，得蝗子八千余斛。”计算起来，即挽救了数十万亩庄稼。 就在苏轼在密州紧密锣鼓的开展抗蝗之日，汴京城的朝堂之上，再次风云变幻。熙宁六年至七年春天，北宋遭遇北宋立朝以来的罕见大旱，华北地区赤地千里，灾民如潮水般涌入汴京。这本是一场自然灾害，但却衍生成了朝堂上新一轮的党争和政治迫害，被王安石迫害和边缘化的旧党找到了反击王安石及新党的绝佳武器。旧党“先声夺人”，发动舆论战，司马光等人通过上百份奏疏构建“王安石变祖宗之法致天降灾难”的诡异因果链。他们宣称皆是因王安石变不足畏的言论触怒了上天，天旱皆由新法而起，并充分运用汉朝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将旱灾曲解为“上天对变法的震怒”。元老重臣文彦博更是直言不讳的说道：“安石变法，天久不雨”。直接把天灾归因于王安石变法，矛头直指王安石。但这并不足以动摇王安石的根基，因为王安石的变法短时间内确实已让国库充盈，宋朝在西夏的战事上连战告捷。 倒王运动的转机发生在一个叫郑侠的监安上门小吏身上，这位曾受王安石提拔的底层官员，因目睹灾民“茹木食草根”“羸瘠愁苦”的惨状，创作出一副《流民图》，并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郑侠为绕过新党控制的中书省（正常渠道是通过中书省进呈皇帝），直接假冒成边关紧急文件，发马递通过银台司直送御前。并中奏疏中称：“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宋史》载“神宗反覆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当神宗展开这幅长卷时，画中百姓饿殍遍地的惨状，让他长叹连连，夜不能寐。次日神宗即下诏暂停青苗法、免役法等多项新法，汴京百姓欢呼“雨来矣！”结果三天后，天果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次神宗皇帝真的动摇了。他面临了这样一种政治伦理困境——皇权合法性（天命）与改革理想（人命）的撕裂。 熙宁七年（1074年），迫于天灾、民怨与旧党的三重压力，宋神宗罢免王安石相位。在王安石的举荐下，宋神宗任命韩绛为宰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继续推行新法。韩绛与王安石在庆历二年（1042年）同中进士，当年韩绛第三名探花，王安石第四名。韩绛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支持者，针对新法后朝廷暴发的党争，他提出了“党同伐异”的思想，以求朝堂团结。韩绛为人忠厚，为官正直，苏轼对韩绛为相报有很大的希望，曾评价韩绛“出入四世，师表万民出入四世，师表万民。身任安危，位兼将相。永惟三宗眷遇之重，宜极一品褒崇之荣。”在密州抗蝗时，苏轼做《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在奏折中，苏轼除了禀报蝗旱灾情严重，希望朝廷减免税赋，或暂缓征收青苗钱之外，还重点抨击了新法不当造成的种种弊端。一是指责为落实所谓“手实法”，激发和鼓励告讦之风，败坏了公序良俗，助长了凶奸无良之辈；二是针对推行免役法出现的不便和不妥，建议确定户籍籍薄用五等古法；三是不赞成京东地区实行食盐官府专营的作法，以为是劳民伤财费力而不能讨好的事。韩绛对苏轼的上书格外重视，立马组织馆阁进行讨论，并上报神宗。然而手实法实为副宰相吕惠卿主导，吕惠卿为人阴险狡诈，善于钻营。吕惠卿曾经依靠攀附王安石上位，然而得势后，一直想取王安石而代之。熙宁八年（1075年），吕惠卿利用郑侠一案，对曾经羞辱过自己的王安石弟弟王安国进行陷害，从此与王安石的矛盾公开化。 韩绛为相后，吕惠卿专横跋扈、拉帮结派架空韩绛，因此韩绛对苏轼的意见心有余而力不足。后韩绛对吕惠卿架空自己的行为忍无可忍，为了制约吕惠卿，便密奏神宗启用王安石。自此王安石罢相一年后再度复相，从此吕惠卿与王安石的矛盾白热化，争权夺利，互相陷害，朝堂陷入一片混乱中。 就在密州灭蝗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刻，苏轼在密州又发现了一件令人揪心的事情。一日，苏轼与通判刘廷式在城墙附近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弃婴。他心痛地捡起婴儿抱回府中交于妻子王闰之抚养，看着妻子怀中的弃婴，苏轼更深地了解到密州百姓生存的艰难，于是下令州府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几天时间，州府就收养了近40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安排给没有子女的家庭抚养，州府按月发放粟米6斗，从而挽救了不少生命。 苏轼刚处理完弃婴，密州又遇干旱，密州真是多灾多难，幸遇苏轼，拯救密州万民于水火。密州大旱，苏轼亲登常山祈雨，常山位于城南十余里，这个三国蜀国名将赵子龙的故乡，形似卧虎，附近有龙骨涧，山上有龙神庙，藏龙卧虎，祈雨非常灵验。据《唐十道四蕃志》载：“密州常山，齐时祈雨常应，因以得名。”苏轼亲往常山祈雨，诏封常山神为润民侯，果然感动上苍，当晚得雨，旱情得到缓解。他兴奋地写下《次韵章传道喜雨》：“常山山神信英烈，捴驾雷公诃电母。应怜郡守老且愚，欲把疮痍手摩抚。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 苏轼在密州对于新法，秉承实用主义的态度，择其有益处实施之，择其弊端规避之或暂缓执行。《宋史》载，司农寺推行手实法征税，不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苏轼当面质问提举官：“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不久，朝廷就撤销了这个对百姓不利的法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灭蝗赈灾、收养弃婴、兴修水利、缉盗□□，苏轼无事不尽心竭诚，“勤于吏职”“凡百劳心”“朝衙达午，夕坐过酉”。经苏轼精心治理，密州灾情消退，盗贼平息，百姓安居乐业。“吏民渐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景象。苏轼高兴地说：“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就在密州政事逐渐步入了正规后，苏轼又想起了弟弟苏辙，来密州做太守的目的就是希望与弟弟苏辙近一点，此时苏辙在齐州（今济南）任判官，兄弟二人相聚不过百里，苏轼和弟弟又三年多时间不见了。然而密州的政事繁忙，民生凋敝，耗尽了苏轼全部精力，加上朝廷激进混乱的新法又让苏轼兄弟都疲于奔命，兄弟俩虽然近在咫尺，却无暇相见。时至又一年中秋夜，苏轼与妻儿，朝云坐在密州寓所的院子里吃团圆饭，皓月当空，苏轼多喝了几杯，不觉想起亲人来，父亲母亲、姐姐八娘、爱妻王弗已经离世，在世的亲人中唯独少了弟弟苏辙。古往今来，月亮总是带着浪漫色彩，很容易启发人们的艺术联想。一钩新月，可联想到初生的萌芽事物；一轮满月，可联想到美好的团圆生活；月亮的皎洁，易让人联想到光明磊落的人格。在月亮这一意象上集中了人类无限美好的憧憬和理想。独在异乡为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此刻苏轼眼里的月亮更代表着对亲人的相思。想着在不远处济南和自己同样思念亲人的弟弟，苏轼让朝云取来纸墨，写下一首《水调歌头》寄于弟弟。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是中秋望月思念亲情的佳作，表达了对弟弟苏辙的无限思念。全词以咏月为中心，表达了人生长久、乐观和美好的愿望。词中运用形象的描绘手法，创造出一个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表达了词人对亲人的思念和美好祝愿，也显示出他在仕途失意时旷达超脱的胸怀和乐观的情致，体现了苏词清雄旷达的风格。上阕通过醉酒问青天、欲飞仙宫又眷恋人间的矛盾心理，暗喻自己致君尧舜理想不得的现实困境；下阕借月圆人缺的自然现象，将个人离愁升华为“悲欢离合自古难全“的哲理认知。结尾“千里共婵娟“以明月为情感纽带，既化解了相思之苦，又彰显出超然物外的旷达胸襟，全词在婉约情思中蕴含着豪放气度，展现出苏轼特有的精神境界。 密州不像杭州，没有西湖，有的只是百姓的饥寒交迫，苏轼在这里找不到可以寄情的山水，也没有可以倾诉的好友，也无法和弟弟见面，苏轼苦闷，沮丧。“白发相望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曲无和者应思郢，论少卑之且借秦。岁恶诗人无好语，夜长鳏守向谁亲。少思多睡无如我，鼻息雷鸣撼四邻。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苏轼《次韵刘贡李公择见寄二首》）。 苏轼一度后悔来到密州，每天一坐到书房，眼前无一不是遮天的蝗虫，满大街的弃婴，百姓凄惨的现状，令苏轼心情烦躁至极。一天，三岁的小儿子苏过跑过来，缠着父亲陪自己玩耍，苏轼烦闷之际，大声呵斥儿子滚一边去，苏过吓得哇哇大哭。妻子王闰之听到孩子的哭声，端过来两碟小菜和一壶酒对苏轼说道：“你啊，怎么比三岁小孩子还要傻呢，整日愁眉苦脸有什么用呢？不如喝杯酒开心开心吧！”苏轼庆幸有这样善解人意的妻子，随后用诗词生动的记录了这件事情。“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苏轼《小儿》）。从小儿这件事后，苏轼学会了自我开解，他在《后杞菊赋》中写道：“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在工作闲暇之余，为了排解苦闷的生活，苏轼喜欢带着差役去城外狩猎。一日常山庙宇修成，苏轼带领官员前往常山祭祀。返回途中，苏轼想到北宋年前在河湟对西夏取得的重大军事胜利，便决定顺道在常山狩猎，以此检验官员的体能及军事素养。在狩猎场上，苏轼想到了嘉陵江渡口的落幕英雄郭纶，想到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大将军王韶。苏轼热血沸腾，仿佛眼前的狩猎场就是战场，自己正是一名驰骋沙场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苏轼愤笔写下《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千古传诵的苏轼豪放词代表作之一，苏轼自此开豪放之风。词中写出猎之行，抒兴国安邦之志，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词的创作开创了崭新的道路。后又作出利箭射向敌人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利用巧妙的艺术构思，把记叙出猎的笔锋一转，自然地表现出了他志在杀敌卫国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作品融叙事、言志、用典为一体，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形成豪放风格，多角度、多层次地从行动和心理上表现了作者宝刀未老、志在千里的英风与豪气。 林语堂先生说：“苏轼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苏轼到密州后，眼前民生凋敝，新法妄为，他拼尽全力为民请愿，为民谋利，但又感世事维艰，力不从心。苏轼开始重读《庄子》，年少时读《庄子》，就有一种妙无可言的感觉，如今历经世事，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再读《庄子》，他如怀至宝，豁然开朗。 密州城北连着密州城墙有一座高台，站在高台上，可以一览密州城内外的景致，但年久失修，高台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在密州蝗灾旱灾得到控制，老百姓安居乐业后，苏轼命人对密州城墙及城北高台进行了修葺，并常登高台一览密州城外的美景。这时苏轼才发现密州城外风细柳斜，半壕春水一城花，山连着山，层连叠嶂，烟雨缥缈，自是一番美景，登上高台有一种心境开阔，万物皆我的感觉。苏辙喜闻哥哥在密州高台上找到了寄情山水的快乐，便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写信给哥哥将此台取名“超然台”，并做《超然台赋》，苏轼收到弟弟的信后，遂做《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超然台上话超然，眼见万事皆不难，苏轼自此心境变得更为洒脱，超然于物外，无往而不乐。 第15章 徐州城与民同心 卷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庄子》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庄子提出君无为，臣有为；无为者治理天下从容有余，有为者被天下事务耗尽心力。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密州任满，改调徐州。徐州，别名彭国、彭城、涿鹿，是江苏最早形成的城邑，有超过6000年的文明史和2600年的建城史。相传大禹治水时，将天下分为九州，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帝尧时期的彭祖在此地建立彭国。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有彭祖故国、汉王故里、项羽故都之称。徐州崇文尚武，因其五省通衢的地理位置，自古便是北国锁钥、南国门户、兵家必争之地和商贾云集中心。打开徐州城地图，我们会发现一条纵贯古城南北的历史文化轴线，南起云龙山，北至故黄河，这条文脉中轴线便是徐州的城市脊梁。“彭城七里”涵盖了楚汉文化、运河文化、黄河文化、彭祖文化、苏轼文化、民俗文化、儒家文化、宗教文化、明清文化、民国文化、红色文化、美食文化和山水文化等，构成徐州千年文脉的基底。楚韵汉风、南秀北雄更成为徐州最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徐州诗词歌赋自古华夏一流，徐州籍诗人学者有刘禹锡、刘知几、南唐二主李璟李煜、陈师道等人璀璨文坛；两汉文化遗存丰富，如狮子山楚王陵、龟山汉墓、戏马台、泗水亭、霸王楼、歌风台、拔剑泉、子房祠、燕子楼、黄楼等名胜。 在宋朝，官员调任地方后，要作《上皇帝书》，上皇帝书一要向皇帝报告当地的风土人情，民生政治；二要论述当前政治之时弊，提出自己施政的政治主张。苏轼在《徐州上皇帝书》中说：“徐州为南北之襟要，京东诸郡安危所寄。”可见，徐州作为当时的交通要塞，其发展关系汴京安危。苏轼调任徐州是朝廷对其在密州政绩的肯定，是委以重任，苏轼对自己调任徐州也是十分满意和充满希望的。后来学者说，苏轼的政治生涯真正开始于徐州，徐州是苏轼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其一生只有在徐州，才实现了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梨花浅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枝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苏轼《东栏梨花》）。苏轼在奔赴徐州途中，恰逢清明前后，草长莺飞，梨花盛开，柳絮飞舞，看着雪白的梨花，他心生惆怅，感叹人生韶华易逝。苏轼这次到徐州正好遇上苏辙到南京任职，苏辙一路陪伴哥哥到徐州，并在徐州停留了三个月。“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兄弟二人同住知州衙门后院的逍遥堂，同游石经院，泛舟泗水、汴水，这段时间对于苏轼来说无疑是最为快乐的时光。美好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间弟弟苏辙又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日子，“夜雨对床”不过是一场空欢喜而已。 然而相比与弟弟别离的伤感，另外一场巨大的挑战如黑云压城城欲摧般向苏轼迎面扑来。据《宋史·河渠志》记载，熙宁十年夏秋之交，“霖雨不止”，七月，黄河在卫州、怀州、滑州相继溃溢，七月十七日，“大决于澶州曹村”。之后，洪水肆虐数十州县，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其中一路洪水流入泗水、淮河，洪水所过之处，“注城坏仓”“败庐舍、溺居民”，30万顷良田遭殃。之后，全河南徙，分流为二，一股由南清河入淮河，一股由北清河入海。 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闻名于世。自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溢达1590次，大的改道26次。每次决口改道，都会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极为深重的灾难。 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黄河在距离徐州城北百余里的澶州曹村（今河南濮阳）决口，滔滔的黄河水如巨浪般直逼徐州城。澶州在徐州上游，相距数百里，鉴于徐州城十年九涝的地理环境，苏轼敏锐地察觉到水灾的危机，丝毫不敢放松警惕，未雨绸缪，立马组织加强防范。黄河水还未冲入徐州，苏轼便“使民具畚锸，畜土石，积刍茭（干草）”，大量储备防洪物资，以备抗洪之用，组织民众堵塞城墙隙穴，加固城南堤防。 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洪水并没有冲入徐州城，徐州境内却如往常一样干旱。正当大家心存侥幸、心态放松之际，八月初，洪水再次向下游泛滥，不断暴涨的南清河决堤，滚滚洪流溢出，直逼徐州城下。八月下旬，暴雨又不期而至，一连下了数日，徐州附近的汴水、泗水水位越来越高。由城北席卷而来的洪水，遇到城南两山横截，无处流泻，很快就汇聚于城下，一直猛涨。苏轼每日登上徐州城墙查看洪水，记下了当时所见：“河涨西来失旧洪，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壑无寻处，千里禾麻一半空。”苏轼紧急咨询当地老者，老者告诉苏轼之以前发洪水时在城西北、东南两处城墙外修筑一圈堤坝，阻止洪水直冲城墙。苏轼立马召集众人商议对策，采纳当地老者建议，决定修筑堤坝防洪，下令调集民夫，火速加固城墙，抢修防水堤。 苏轼“亲荷畚锸”，把办公和住宿都搬到抗洪一线，整日和百姓们吃住在一起修筑堤坝。然而，由于汛情严重，时间紧急，修筑堤坝人力仍然不足。苏轼亲自前往徐州武卫营驻地，请求将士协助抗洪。根据宋制，军队由皇帝直接统率，地方官无权调动军队。苏轼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军民共同奋战，终于赶在大洪峰到来之前，在徐州城东南筑起了一道长堤，同时还加固了其他各处堤防，民心终于安定下来。 在洪水高峰还未到来，水位尚浅时，徐洲城外已是洪水滔天，“漂庐舍，败冢墓”，老弱病残被洪水吞噬，而“壮者奔走”“无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面对这些惨状，苏轼痛心疾首，他一面加固城墙，防止洪水破墙而入，一面安定民心。尽管城内劳动力紧缺，存粮日少，还是抽调水性出众者的差役组成水上救援队，每日驱舟搜寻流落城外、居住在山林之中的难民，带去食物或将其载入城中集中安置，稳定波动的社会情绪，一时“得救者无数”。 然而，即便如此徐州城内还是乱成一团，人心惶惶，一些富民争出避水。若任由这些人弃城而逃，人心势必大乱。修堤之人也会一哄而散，则徐州城破无救也。此时，苏轼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坚守徐州城还是放弃？广大百姓如何安置？如果弃城而去，一天之内可以安全撤离到城西的云龙山上。但这样一来，徐州城将毁于洪水。百姓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洪水过后怎么办？最后，苏轼再三权衡，坚持与徐州城共存亡。苏轼登上城墙高处，大声疾呼：“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苏轼铿锵有力的话语，稳住了全城人心。当时，苏轼以诗明志：“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意思是，一旦城墙溃崩，他甘愿像汉代东郡太守王尊那样，以身填堤，誓死捍卫城中百姓生命安全。 面对严峻的抗洪形势，苏轼不顾个人安危，投入紧张的抗洪中，他在城墙上搭建一座草庐，作为办公、夜宿之所，日夜巡视，以便随时处理突发事件。他身穿蓑衣，脚蹬草鞋，和军民一起奋战在抗洪第一线，誓与徐州城共存亡，数过家门而不入。民众看到新任知州苏轼舍小家为大家、亲临指挥、身先士卒，都坚定了抗洪的决心，斗志十足地冲在抗洪前线。 筑堤期间，苏轼率领全城公私船只系缆城下阻挡水流，减少洪水对城墙的冲击。同时，他派出军民在徐州北方开挖沟渠，把洪水引入黄河故道。连续数日，汹涌的洪水被挡在修缮后的城墙外。然而，洪水汇于城下，低洼的地势使得城外洪水水位持续升高，至九月，城外水位已经高出城中平地约6余米，其中最矮的东南段城墙露出水面之上部分不足0.2米。“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徐州城危在旦夕。 人心齐，泰山移。九月二十一日，全长约3276.7米、高约3.3米、宽约6.6米的防水堤修筑完成。巧的是，这一天洪水从最矮的东南面城墙涌入城内，正好遇到新修的防水堤，再次被拒之墙外，百姓受到极大鼓舞。经过多方努力，10月15日，黄河洪流回归故道，在靠近海州处东流入海，此时大雨已停，泛滥的洪水渐渐退去。经过全城军民45天的奋战，徐州城得以保全。 苏轼作《河复》诗以示庆贺。“钜野东倾淮泗满，楚人恣食黄河鳣。万里沙回封禅罢，初遣越巫沉白马。河公未许人力穷，薪刍万计随流下。吾君盛德如唐尧，百神受职河神骄。帝遣风师下约束，北流夜起澶州桥。东风吹冻收微渌，神功不用淇园竹。楚人种麦满河淤，仰看浮槎栖古木”苏轼一心为民赢得了徐州民众拥戴，“水既去，而民益亲”。朝廷下诏嘉奖：“黄河水到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 苏轼率全城百姓抗洪筑堤，使徐州城渡过洪水劫难后，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深知徐州城所处位置欠佳，如果再次遭遇洪水，能否幸免于难仍是未知数，徐州防洪的任务依然紧迫和艰巨。洪水退去，简短休整之后，苏轼在带领民众进行生产自救的同时，又与众人一起谋划起加固防水工程的事宜。 苏轼心系徐州未来安危和百姓安居乐业，上奏朝廷，希望能够免除徐州赋税，请求拨款增建徐州城墙及城外堤防，防患于未然，护百姓安全。苏轼提出“筑堤防水，利在百世”的主张。他认为：“明年劳苦应更甚，我当畚锸先鲸髡。付君万指伐顽石，千锤雷动苍山根。”但黄河决溢改道，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甚大，朝廷迟迟未予答复。于是，苏轼作了变通，他修改原定计划的石头防洪堤为木堤。次年二月，朝廷下拨3万贯钱、1800石米粮，劳役7200余人，准许其在城东完成他的木堤计划。 第二年，在苏轼的指挥下，徐州城新的防洪工程顺利动工。工程包括改筑“外小城”、修筑4条木岸以及堵塞城内15个大坑，以全面应对可能的水患。这年八月，防洪大堤等工程全部竣工。苏轼还在东门城墙上修建了一座高约33.3米的高楼，以志纪念。楼阁以黄土进行刷墙涂饰，按“五行”之说，五行中黄色代表土，土能克水，被命名为“黄楼”。“黄楼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为城，泗水以为池。” 为庆祝黄楼落成，苏轼于元丰元年重阳节广邀名人故友，在黄楼赋诗作画。黄楼聚会吸引了王巩、颜复、道潜等文坛大咖。苏轼自作《九日黄楼作》：“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事锹锸。”陈师道作《黄楼铭》，苏辙虽因公事繁忙未来徐州，也做一篇千字文《黄楼赋》，苏轼命人镌刻在黄楼前的石碑上，黄楼聚会堪称徐州历史上的一场文坛盛事，黄楼因苏轼之名而成为后人文人墨客到徐州必游的风景胜地。 黄楼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中国士人精神的地标——在这里，苏轼的文人气节与民生安危形成了完美的融合。林语堂先生把苏轼在徐州任职的时期称为“黄楼时期”。 徐州后人为了缅怀苏轼，把他带领民众抢筑的长堤称为“苏堤”。苏轼在徐州任期仅两年，但给徐州百姓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自他成功治水以后，由于城坚堤固，尽管后来徐州遭遇河患、大水，但在1624年以前的500多年里，一直安然无恙——“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苏轼将这次抗洪经过记其大略为《奖谕敕记》，详细过程撰成《熙宁防河录》，藏于有司，以备后人参考。这两份著作成为中国抗洪史上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苏轼在徐州除了抗洪外，时时心系民生，一心为民谋福利。元丰元年（1078年）冬天，徐州百姓刚经历水灾，又遭遇雪灾。徐州冬日以来连降大雪，冰冻三尺，天气异常寒冷，导致薪柴价格昂贵奇缺，一捆柴的价格能顶上一头羊。为了取暖御寒，百姓冒着风雪，争相砍伐树木，以至“千里禾麻一半空”，眼看森林植被被大面积砍伐，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苏轼忧心忡忡。 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取暖问题，苏轼谝查书籍和访问民间，寻找可以替代柴禾的燃烧材料，当苏轼从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得知地底下蕴藏着一种黑色的煤炭资源可供燃烧时，他立即派出差役，四处探找煤炭资源，终于在徐州西南发现了煤炭资源。苏轼立马组织官方进行开采，开采后将煤炭低价卖给百姓，有效解决了百姓的取暖问题，从此徐州百姓不再伐木取暖，改用燃烧煤炭取暖，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徐州百姓欣喜不已，苏轼更是激动万分，挥笔写下《石炭》：“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万车炭。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记录下了当时发现和开采煤炭的盛景，苏轼也成为了我国开采煤炭资源的第一人，让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开采利用煤炭资源的国家。 “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徐州自古以来冶炼十分发达，苏轼到任后十分注重徐州的冶炼业，他在徐州上皇帝书》中专门谈过利国铁矿：“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银锭)巨万……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数千人之(兵)仗，可以一夕具也。”但过去炼铁一直采取木材加热，由于木材燃烧温度达不到炼铁所需要的温度，炼的铁一直韧性不足。自苏轼发现煤炭资源后，以煤炭作为燃烧材料，中国的炼铁业取得跨越式的进步，徐州自苏轼任知州始成为中国的冶炼基地。 徐州厚重的历史文化也成为苏轼自杭州外的第二个诗词创作高峰地，有学者统计，苏轼在徐州两年创作诗193首、词21首，文116篇，几乎苏轼在徐州除抗洪的几十天外，每天创作一篇诗词或散文。 苏轼在徐州还结识了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和秦观。“人生异趣各有求，系风捕影只怀忧。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这是秦观第一次见到苏轼后，写给苏轼的诗《别子瞻》中的开头四句，表达了自己对偶像的崇高敬意。元丰元年（1078），苏轼在徐州任知州，四月，秦观入京赶考，途经徐州，带上自己写的诗专程拜谒苏轼，这是苏秦二人第一次见面，也是这次，秦观正式成了苏轼的学生。自此苏轼门下集齐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苏门四学士。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徐州仅两年，治绩显著，抗洪灾、探煤矿，改进炼铁技术，解决的桩桩件件均心系百姓疾苦和国家安危的大事。离别徐州时，百姓与他依依不舍。为此，苏轼挥毫写下《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江城子·别徐州》《减字木兰花·彭门留别》《留别叔通、元弼、坦夫》《灵璧张氏园记》等九首告别诗，成为他一生中创作送别诗文最多的地方。 离开徐州那天，苏轼骑马出城，见城门内外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父老乡亲。此情此景，令他深受感动，含泪写下《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中一首云：“父老何自来，花枝袅长红。洗盏拜马前，请寿使君公。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举鞭谢父老，正坐使君穷。穷人命分恶，所向招灾凶。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送行队伍从衙门口延伸至云龙山下，直至汴水河边的码头，规模之大、割蹬截鞭、马前跪拜、敬酒送别，种种情景，前所未有；苏轼感动之余，马上走笔，连赋五首，亦前所未有。 苏轼乘汴河水路离开徐州的。在赴湖州途中，他写下《江城子·别徐州》：“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此词化用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诗意，将满腔愁思融入眼前景物，抒发了对徐州风物人情的无限眷恋。“背归鸿，去吴中……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此时鸿雁北归，他却南赴湖州，欲借泗水寄去相思之泪，无奈其流不到湖州。“背归鸿”三字，情真意切，足见苏轼已将徐州视为故乡。 在《灵璧张氏园记》中，苏轼还流露出在徐州隐居终老的愿望：“余为彭城二年，乐其风土。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屦，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将必有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