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 第1200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 唐纪九，起于公元628年（戊子年）九月，止于公元631年（辛卯年），共三年四个月。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戊子年） 九月丙午日，开始规定退休官员的官位在同品级现任官员之上。 皇上说：“最近老看到大臣们上表祝贺各种祥瑞。其实啊，要是家家户户都能过上好日子，就算没啥祥瑞，也不妨碍成为尧、舜那样的好时代；可要是老百姓愁眉苦脸、满心抱怨，就算祥瑞一堆，那也跟桀、纣的时代没啥区别。后魏那时候，官员把连理木烧了，把白雉煮了吃，这能算治理得好吗！”丁未日，皇上下诏：“从今往后，特别重大的祥瑞可以上表让我知道，其他那些祥瑞，报告给相关部门就行。”曾经有白鹊在皇上寝殿的槐树上筑巢，两个鸟巢连在一起像腰鼓，身边的人都来祝贺。皇上说：“我一直笑话隋炀帝就喜欢这些祥瑞。真正的祥瑞是得到贤才，这有啥好祝贺的！”就下令把鸟巢毁了，把白鹊放归野外。 天气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奏说：“前几年虽然放出了一些宫女，可我听说太上皇的宫里还有掖庭的宫女，没啥用的还不少。这不仅白白浪费吃穿，而且阴气积聚，也可能导致干旱。”皇上说：“女子被幽禁在深宫里，确实挺可怜的。除了打扫卫生，也没别的用处，都放出去吧，让她们去找自己的另一半。”于是派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人杜正伦在掖庭西门挑选放出宫女，前前后后一共放出了三千多人。 己未日，突厥侵犯边境。朝廷大臣有的建议修复古代长城，征调百姓去守卫堡垒。皇上说：“突厥那边灾祸异象一个接一个，颉利可汗不但不害怕，也不反思自己的德行，反而更加暴虐，他们内部自己人都互相攻打，灭亡就在早晚的事儿。我正打算为大家扫清沙漠，哪用得着让老百姓辛苦地去远处修堡垒边塞啊！” 壬申日，任命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窦静在司农寺的时候，少卿赵元楷特别会搜刮钱财，窦静很瞧不起他，还当着下属的面大声说：“隋炀帝奢侈又爱搜刮，司农寺就得你这样的人；现在皇上节俭又爱护百姓，你在这儿能有啥用！”赵元楷听了特别惭愧。 皇上问王珪：“为啥近代治理国家的，好像都比不上古代呢？”王珪回答说：“汉朝的时候推崇儒家学说，宰相大多是精通经学的人，所以社会风气淳朴厚实；近代重视文辞，轻视儒学，还参杂着法律，这就是治理教化越来越差的原因啊。”皇上觉得他说得对。 冬天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的安吉襄公杜淹去世了。 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因为贪污获罪。皇上觉得瀛州刺史卢祖尚这人能文能武，廉洁公正，就把他召进朝廷，跟他说：“交趾那边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人去管理了，得靠你去镇守安抚。”卢祖尚答应了，拜谢后就出去了，可没过多久又反悔了，借口自己有旧病推辞。皇上派杜如晦等人去传达旨意：“普通人都讲究说话算话，你咋答应了我又反悔呢！”卢祖尚还是坚决推辞。戊子日，皇上又把他叫来，劝他，可卢祖尚还是固执地不肯去。皇上大怒，说：“我派个人都派不动，还怎么治理国家！”就下令在朝堂上把卢祖尚斩了，可没过一会儿就后悔了。过了几天，皇上和大臣们讨论“齐文宣帝这人怎么样？”魏征回答说：“文宣帝这人暴躁狂妄，但要是别人跟他争论，他觉得自己在理上输了，也会听从。以前青州长史魏恺出使梁国回来，被任命为光州长史，他不肯去，杨遵彦就上奏给文宣帝。文宣帝很生气，把魏恺叫来责备他。魏恺说：‘我之前在大州当长史，出使回来，有功劳又没犯错，现在却被派到小州，这就是我不愿意去的原因。’文宣帝听了，回头对杨遵彦说：‘他说的有道理，你就赦免他吧。’这就是他的优点。”皇上说：“确实。之前卢祖尚虽然有失臣子的道义，但我杀他也太暴躁了，这么看来，我还不如文宣帝呢！”就下令恢复卢祖尚的官位和荫庇待遇。 魏征长得普普通通，扔人堆里都找不出来那种，但特别有胆量有谋略，还特别会劝皇上改变主意，每次都不顾皇上脸色，拼命劝谏。有时候赶上皇上特别生气，魏征也面不改色，皇上也会因为他渐渐消了气。有一次魏征请假去扫墓，回来后对皇上说：“有人说陛下您打算去南山，外面都已经准备好出行的装备了，可最后却没去，为啥呀？”皇上笑着说：“一开始确实有这想法，可就怕你生气，所以就取消了。”皇上曾经得到一只特别好的鹞鹰，正架在胳膊上逗着呢，远远看见魏征来了，赶紧把鹞鹰藏怀里。魏征呢，故意奏事奏了老半天，结果那鹞鹰最后就闷死在皇上怀里了。 十一月辛酉日，皇上到圜丘祭祀。 十二月壬午日，任命黄门侍郎王珪为代理侍中。皇上有次闲坐着，跟王珪聊天，有个美人在旁边伺候。皇上指着美人对王珪说：“这是庐江王李瑗的妾，李瑗杀了她丈夫，把她抢来了。”王珪站起来，离开座位说：“陛下您觉得庐江王抢她这事对呢，还是不对呢？”皇上说：“杀人还抢人家老婆，这还用问对错吗！”王珪回答说：“以前齐桓公知道郭公为啥灭亡，是因为郭公知道好人好，却不任用，然而齐桓公自己也抛弃了给他提建议的人，管仲就说他跟郭公没啥区别。现在这个美人还在您身边，我就觉得陛下心里是认可庐江王做法的。”皇上听了很高兴，马上把美人送出去，还给她的亲族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皇上让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女音乐，结果没让皇上满意，皇上就责备他。温彦博、王珪赶紧劝：“孝孙是个高雅的人，现在却让他教宫女，教得不好还责备他，我们觉得这样不太合适。”皇上生气了，说：“我把你们当成心腹，你们就该忠心耿耿、直言不讳地为我做事，怎么反倒偏袒下属、欺骗我，给祖孝孙当说客呢？”温彦博赶紧谢罪。王珪却不谢罪，说：“陛下您要求我们忠心正直，现在我说的难道是私心杂念吗！这是陛下您辜负我，不是我辜负陛下。”皇上听了，默默地没再说话。第二天，皇上对房玄龄说：“从古到今，帝王接受谏言真的太难了。我昨天责备温彦博、王珪，到现在还后悔呢。你们可别因为这事儿就不敢畅所欲言了。” 皇上说：“能帮我治理百姓的，主要就是都督、刺史这些地方官。我经常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着躺着都能看到，他们在任上做的好事坏事，我都记在名字下面，作为以后升降官职的依据。县令更是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选人可不能不慎重。”于是就让朝廷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推荐能当县令的人，把名字报上来。 皇上说：“最近老有奴仆告发主人谋反的事儿，这可不是啥好事。谋反这种事，一个人肯定干不了，肯定得跟别人一起，哪用担心发现不了，为啥非得让奴仆告发呢！从今往后，再有奴仆告发主人的，一律不受理，还要把这奴仆斩了。”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被他伯父杀了，他伯父自己当了可汗，就是莫贺咄侯屈利俟毘可汗。但西突厥的人都不服他，弩矢毕部就推举泥孰莫贺设当可汗，泥孰不干。统叶护可汗的儿子咥力特勒为了躲避莫贺咄的迫害，逃到了康居，泥孰就把他接回来，拥立他为乙毘钵罗肆叶护可汗。这俩可汗就互相攻打，战火一直没停，还都派使者来请求跟唐朝通婚。皇上没答应，说：“你们国家正乱着呢，君臣关系都没定下来，还谈什么通婚！”还告诫他们各守自己的地盘，别再互相攻打了。这么一来，西域各国还有之前被西突厥奴役的敕勒都反叛了。 突厥北边好多部落都背叛颉利可汗，归附了薛延陀，大家一起推举薛延陀的俟斤夷男当可汗，夷男不敢接受。皇上正打算收拾颉利可汗呢，就派游击将军乔师望走小路带着册封文书，封夷男为真珠毘伽可汗，还赐给他鼓和大旗。夷男特别高兴，派使者来进贡，在大漠的郁督军山下建立了牙帐。他的势力范围东边到靺鞨，西边到西突厥，南边接着沙漠，北边到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拐庑┎柯涠脊楦搅怂。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浓缩了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李世民的施政关键，几乎每一件事都折射出“贞观之治”的核心特质——它不是抽象的“盛世标签”，而是由君主的清醒认知、臣下的直谏勇气、对民生的务实关切，以及对权力的自我约束共同织就的治理实践，放在封建时代背景下，许多举措至今仍具启示性。 对“政绩泡沫”的清醒：打破“祥瑞迷信”，锚定民生本质 李世民对“祥瑞”的态度，堪称古代君主的“反形式主义范本”。他直接戳破“群臣贺祥瑞”的虚浮：百姓富足即便无瑞，也是尧舜之治；百姓愁苦即便多瑞，仍是桀纣之局，还拿后魏“焚连理木、煮白雉”的荒唐举例，彻底否定“祥瑞=治世”的绑定逻辑。更务实的是，他划定“大瑞表闻、诸瑞报部门”的规则，甚至毁掉寝殿槐树上的“合欢白鹊巢”，直言“瑞在得贤”——这种认知跳出了古代帝王对“天命符号”的依赖，把治国的核心从“讨好上天”拉回“惠及百姓”，本质是对“政绩考核”的去虚向实：比起虚无的“祥瑞”，官员贤能、民生安定才是真正的“治世证明”。 对“民力”的敬畏：从“减赋”到“恤人”，拒绝“劳民陷阱” 两件事最能体现这种敬畏：一是放宫女三千余人。李百药指出“宫女冗余=虚耗衣食+阴气致旱”，李世民的回应不仅是“省钱”，更有对“妇人幽闭深宫”的悲悯，让她们“任求伉俪”——这既是对个体尊严的尊重（古代宫女多终身幽禁），也减少了国家财政负担，本质是“还人以自由，还国以轻负”。二是拒修长城。面对突厥寇边，朝臣提议“修古长城、发民筑堡”，李世民却精准判断突厥“灾异相仍、骨肉相攻”，亡在旦夕，直言“安用劳民远修障塞”——这背后是对秦、隋因“大兴土木劳民”而亡的历史教训的深刻吸取，避免重蹈“为防外患而先竭民力”的覆辙，体现了“军事策略服务于民生底线”的治理智慧。 对“权力”的约束：君主自省与臣下直谏的“双向奔赴” 贞观政治的核心魅力，在于它构建了一套“君主能自省、臣下敢直言”的良性互动机制，这段记载里有多个鲜活案例：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斩卢祖尚而悔”：君主的“纠错自觉”。卢祖尚拒任交州都督，李世民初怒而斩，后反思“杀之太暴”，甚至承认“不如齐文宣帝”（齐文宣帝能听理屈则从），还恢复其官荫。这不是简单的“后悔”，而是对“君主权力边界”的审视——即便贵为帝王，也不能因“臣不从命”就滥用杀戮，更要承认“决策失误”，这种自省在“君权至上”的封建时代极为难得。 --“魏征直谏”：臣下的“无畏底气”与君主的“克制自觉”。魏征“犯颜苦谏”的场景极具画面感：李世民臂上停着佳鹞，见魏征来就藏入怀中，魏征故意奏事良久，鹞竟死在怀里——李世民明知魏征“故意拖延”，却不发作；想幸南山因“畏卿嗔”而中止，更是把“君主欲望”置于“臣下监督”之下。这种互动的本质，是李世民明白“直谏是护持君权、避免犯错”，而魏征的“胆略”，也源于君主给予的“言者无罪”的安全感。 --“祖孝孙事件”：从“拒谏”到“纳谏”的快速转身。李世民因祖孝孙教音乐“不称旨”而斥责，温彦博、王珪谏言后，他先怒称臣下“附下罔上”，后却主动向房玄龄忏悔，叮嘱“公等勿为此不尽言”。这一转变，标志着“纳谏”不是口号，而是能克服君主情绪、形成制度性共识的政治习惯——君主愿意放下威严承认“朕错了”，才是臣下敢“尽言”的根本保障。 对“治理根基”的夯实：吏治、伦理与边疆的多维布局 李世民的治理视野，既重“宏观策略”，也抓“微观细节”： --吏治导向：拒“聚敛”而尚“节俭”。窦静直言“隋炀帝奢侈重敛需赵元楷，今陛下节俭爱民，公何所用”，当众羞辱聚敛之臣，而李世民未加阻止——这是通过“价值观表态”引导吏治方向：贞观不欢迎“能臣酷吏”，只认可“节俭爱民”的官员，从源头杜绝“以民为壑”的治理隐患。 --基层重视：把“县令”当“民生关键”。李世民将都督、刺史名字写在屏风上，记录善恶以备升降，还让五品以上官员举荐县令——他清楚“治国先治县”，县令是“亲民之官”，直接决定百姓对朝廷的观感，这种“抓关键岗位”的思路，是古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雏形。 --伦理维稳：禁“奴告主”防“社会失序”。规定“奴告主者勿受且斩之”，看似维护“主仆伦理”，实则有深层考量：若鼓励奴婢告主，会破坏社会信任结构，导致“诬告成风”，最终动摇封建秩序的根基——这是对“社会矛盾边界”的清醒认知，避免因小失大。 --边疆策略：“不干涉内乱”与“借力制衡”。西突厥内乱求婚，李世民拒之并令“各守部分”；突厥诸部叛归薛延陀，他遣使册封夷男为可汗——不趁乱渔利，也不盲目打压，而是通过“中立调解”和“扶持势力”制衡强敌，既减少军事消耗，又为后续解决突厥问题埋下伏笔，体现“柔性边疆政策”的智慧。 结语：贞观之治的“现代镜像” 这段记载里的李世民，不是“完美帝王”——他会怒而斩人，会因小事斥责臣下，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有“知错就改”的自省、“敬畏民力”的务实、“容得下直谏”的胸襟。贞观之治的本质，是“君主权力”与“臣下理性”“民生需求”达成了短暂的平衡：君主不滥用权威，臣下敢担当直言，政策不背离民生。 放在今天看，它仍有启示：治理者需警惕“政绩泡沫”（如对“祥瑞”的警惕），需敬畏“民力民愿”（如拒修长城、放宫女），需接受“权力监督”（如魏征直谏），需重视“基层治理”（如选县令）。即便时代不同，但“以民为本、自省纳谏、务实施治”的核心逻辑，始终是“善治”的共通底色。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201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己丑年） 春天正月戊午日，皇上到太庙祭祀；癸亥日，在东郊举行耕种籍田的仪式。 有个叫做法雅的和尚，因为散布妖言被处死。司空裴寂曾经听过他讲这些话，辛未日，裴寂受牵连被免官，打发回故乡。裴寂请求留在京城，皇上数落他说：“论你的功劳，哪能到今天这个地位！只不过因为我对你的恩泽，你才在群臣里排第一。武德年间，贿赂之风盛行，法纪混乱，这都是你的缘故。只是看在过去的交情上，不忍心依法处置你。能回去守着祖坟，已经算你运气好了！”裴寂只好回了蒲州。没过多久，又因为有个叫信行的狂人说裴寂有天命，裴寂知道了却不报告，按罪当死，最后被流放到静州。正好赶上山羌叛乱，有人说山羌要劫持裴寂当头儿。皇上说：“裴寂罪该处死，是我留了他性命，他肯定不会这么干。”没过多久，就听说裴寂带着家里的奴仆把贼给打败了。皇上想起他当年辅佐自己登基的功劳，就召他回朝，结果裴寂在这时候去世了。 二月戊寅日，任命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任命尚书右丞魏征为代理秘书监，参与朝政。 三月己酉日，皇上审查被关押的囚犯。有个叫刘恭的，脖子上有个“胜”字纹路，自己说“该胜天下”，就因为这个被关起来了。皇上说：“要是上天想让他兴起，那我也没办法除掉他；要是没有天命，他脖子上有个‘胜’字又能怎样！”就把他放了。 丁巳日，皇上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该广泛招揽贤才，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予官职，这才是宰相该干的事儿。最近听说你们整天忙着处理诉讼案件，忙得连时间都不够用，这样怎么能帮我选拔贤才呢！”于是下令“尚书省的琐碎事务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大事需要上奏的，才由仆射负责。” 房玄龄对政务精通明白，又有文学才能辅助，整天尽心尽力，就怕有一件事处理不好；他执法宽松公正，听说别人有优点，就好像自己有一样高兴，不会要求别人十全十美才任用，也不会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他和杜如晦一起选拔人才，还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至于朝廷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大多是他们两人确定的。皇上每次和房玄龄商量事情，总会说：“这事儿非得杜如晦来才能决定。”等杜如晦来了，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计策。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出谋划策，杜如晦善于决断。两人相处得特别好，一心为国家效力，所以唐朝说起贤能的宰相，大家都会推举房玄龄和杜如晦。房玄龄虽然深受皇上宠爱优待，但有时候因为一些事被责备，就会连续几天到朝堂上，磕头请罪，害怕得好像无地自容一样。 房玄龄负责监修国史，皇上对他说：“最近看《汉书》，里面记载的《子虚赋》《上林赋》，都是些浮夸没用的东西。大臣们上书谈论政事，只要言辞道理恳切直率的，不管我听从不听从，都应该记录下来。” 夏天四月乙亥日，太上皇搬到弘义宫居住，弘义宫改名叫大安宫。皇上开始到太极殿处理政务，对身边的大臣说：“中书省、门下省，都是重要的部门，诏书敕令要是有不合适的地方，都应该提出意见，坚持自己的看法。最近只看到你们顺从，没听到有反对意见。要是只知道照着文书办事，那谁都能干，何必专门挑选有才能的人呢！”房玄龄等人都赶紧磕头谢罪。按以前的规矩：凡是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自提出自己的见解，分别签署名字，这叫做五花判事。然后中书侍郎、中书令进行审核，给事中、黄门侍郎再进行驳正。皇上重新申明了这个旧制度，从此朝廷很少有办砸的事儿。 茌平有个叫马周的人，到长安来游历，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六月壬午日，因为干旱，皇上下诏让文武百官畅所欲言，谈谈朝政的得失。常何是个武将，没什么学问，不知道该说啥，马周就替他写了二十多条对国家有利的建议。皇上对常何的才能感到很惊讶，就问他怎么回事，常何回答说：“这不是我能写出来的，是我家里的门客马周帮我写的草稿。”皇上马上召见马周；马周还没到，就接连派了好几拨人去催促。等见到马周，跟他一聊，皇上特别高兴，让他在门下省当值，不久又任命他为监察御史，马周奉命办事很让皇上满意。皇上觉得常何能发现人才，就赐给他三百匹绢。 秋天八月己巳初一，出现日食。 丙子日，薛延陀的毘伽可汗派他弟弟统特勒来进贡，皇上赐给他宝刀和宝鞭，对他说：“你们部落里要是有犯大罪的，就用这刀斩了他；犯小罪的，就用这鞭子抽他。”夷男听了特别高兴。突厥的颉利可汗可吓坏了，赶紧派使者来表示愿意称臣，还请求娶公主，行女婿的礼节。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书，说了突厥可以被攻取的几个情况，他认为：“颉利可汗放纵自己，肆意施暴，诛杀忠良，亲近奸佞小人，这是其一。薛延陀等各个部落都反叛了，这是其二。突利、拓设、欲谷设都获罪了，没地方容身，这是其三。塞北地区霜期来得早，粮食短缺，这是其四。颉利可汗疏远自己的族人，却亲信胡人，胡人反复无常，我们大军一到，他们内部肯定会发生变故，这是其五。汉人到了北方，人数很多，最近听说他们在各处聚集，占据险要的山地，我们大军一出塞，他们自然会响应，这是其六。”皇上因为颉利可汗之前已经请求和亲，却又去援助梁师都，丁亥日，就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去讨伐突厥，让张公谨做副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九月丙午日，突厥的九个俟斤率领三千骑兵来投降。戊午日，拔野古、仆骨、同罗、奚等部落的酋长都率领部众来投降。 冬天十一月辛丑日，突厥侵犯河西地区，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迎战，打败了突厥，俘虏了一千多人。 皇上派使者到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一只特别好的鹰，使者暗示李大亮把鹰献给皇上。李大亮就秘密上奏说：“陛下早就不打猎游玩了，可使者却来要鹰。如果这是陛下的意思，那就跟您以前的旨意大相径庭；要是使者擅自这么做，那就是派错人了。”癸卯日，皇上对身边的大臣说：“李大亮可真是忠诚正直啊。”还亲自写诏书赞扬他，赐给他胡瓶和荀悦的《汉纪》。 庚申日，任命并州都督李世积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兵力总共十多万，都归李靖指挥，分几路出兵攻打突厥。 乙丑日，任城王李道宗在灵州攻打突厥，打败了他们。 十二月戊辰日，突利可汗来朝见皇上，皇上对身边的大臣说：“以前太上皇为了百姓，向突厥称臣，我一直觉得很痛心。现在突厥首领来朝拜，差不多能洗刷以前的耻辱了。” 壬午日，靺鞨派使者来进贡，皇上说：“靺鞨这么远来进贡，大概是因为突厥已经被我们制服了。以前有人说对付外族没有好办法，我现在把中国治理好，四方的外族自然就归服了，这难道不是好办法吗！” 癸未日，右仆射杜如晦因为生病辞去官职，皇上答应了。 乙酉日，皇上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里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这是什么意思呢？”孔颖达详细解释了这句话的含义，然后回答说：“不光普通人是这样，帝王也是如此。帝王内心应该蕴含神明般的智慧，但外表要显得沉静。所以《易经》里说‘以蒙昧自养而培养正道，以韬光养晦的方式治理民众。’如果身处至尊之位，却炫耀自己的聪明，仗着才能欺压别人，掩饰错误，拒绝接受谏言，那就会导致下情不能上达，这是走向灭亡的做法啊。”皇上觉得他说得特别好。 庚寅日，突厥的郁射设率领他的部众来投降。 闰月丁未日，东谢部落的酋长谢元深、南谢部落的酋长谢强来朝见。各个谢姓部落都是南蛮的分支，在黔州西边。皇上下诏把东谢部落所在的地方设为应州，南谢部落所在的地方设为庄州，都隶属于黔州都督。 这时候，远方各国来朝贡的特别多，他们的服装都很奇特怪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求把这些人的样子画下来，留给后人看，还创作了《王会图》，皇上同意了。 乙丑日，牂柯部落的酋长谢能羽和充州的蛮人来进贡，皇上下诏把牂柯设为牂州；党项族的酋长细封步赖来投降，把他所在的地方设为轨州；分别任命他们的酋长为刺史。党项族的地盘绵延三千里，不同姓氏各自成部落，互不统属，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跋氏，都是大姓。细封步赖受到唐朝礼遇后，其他部落也相继来投降，唐朝把这些地方设为崌、奉、岩、远四个州。 这一年，户部上奏说：从塞外回到中原的中国人，以及四方外族先后投降归附的，男子有一百二十多万。 房玄龄和王珪负责考核朝廷内外官员，治书侍御史万年人权万纪上奏说他们考核不公平，皇上让侯君集去调查。魏征劝谏说：“房玄龄和王珪都是朝廷的老臣，向来因为忠诚正直被陛下信任，他们考核的官员这么多，其中难免有一两个人不太合适！但看他们的本心，终究不是出于私心偏袒。要是调查出确实有问题，那他们就都不可信了，以后还怎么能担当重任呢！况且权万纪之前一直在考核现场，从来没提出过纠正意见；等到自己没被评好，才开始提出意见。这明显是想激怒陛下，并不是真心为国家着想。就算调查出问题是真的，对朝廷也没什么好处；要是本来就是无中生有，那就白白辜负了陛下对大臣的信任。我关心的是国家的治理，并不是偏袒这两位大臣。”皇上听了就不再追究这件事。 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免职，他自己说曾经在秦王幕府做事；皇上可怜他，想让他官复原职。魏征劝谏说：“秦王府的旧人，朝廷内外有很多，如果人人都仗着陛下的恩宠搞特殊，那会让那些做好事的人感到害怕。”皇上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对庞相寿说：“我以前做秦王，只是一府之主；现在当了皇帝，就是天下之主，不能只偏袒老朋友。大臣都这么坚持原则，我怎么敢违背呢！”就赐给他一些帛，打发他走了。庞相寿流着泪离开了。 【内核解读】 贞观三年是唐太宗李世民开启“贞观之治”的关键一年，这段史料浓缩了初唐政治、用人、法治、边疆治理的核心逻辑，其展现的治国智慧与治理实践，既是“贞观盛世”的奠基之举，也为后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政治范本。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君臣共治：“贤相+谏臣+明君”的黄金协作模式 这一年的政治实践，完美诠释了“君臣相得”的重要性。 --宰相团队的“专业化分工”：房玄龄“善谋”、杜如晦“能断”，太宗明确其核心职责是“广求贤人、随才授任”，而非陷入琐碎事务——这种“抓大放小”的分工，既发挥了房玄龄“明达吏事、用法宽平”的统筹能力，也凸显了杜如晦“临事善决”的决断力。二人“同心徇国”定下“台阁规模”，成为后世“贤相”标杆，本质是“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治理逻辑，避免了权力集中却能力不匹配的弊端。 --谏臣的“制度性价值”：魏征的两次劝谏极具代表性——反对核查房玄龄、王珪的考绩，指出“考校众多难免小错，若因细故否定重臣，将失委任之意”；反对为旧部庞相寿“徇私复职”，直言“恐人人恃恩而使善者惧”。太宗均予采纳，既体现了魏征“以治体为先”的谏臣担当，更凸显了太宗“不护短、不徇私”的纳谏胸怀。这种“谏臣敢言、君主肯听”的互动，本质是权力的“自我纠错机制”，避免了帝王专断的风险。 --“破格用人”的开放性：马周的崛起堪称“底层人才逆袭”的典范——身为布衣客居常何家，却能借“极言得失”的机会献策二十余条；太宗得知后“数度遣使催促召见”，见面后直接委以重任，最终提拔为监察御史。这种“不问出身、唯才是举”的用人观，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垄断官场”的壁垒，让初唐官僚体系充满活力；而赏赐“知人善荐”的常何，更传递出“荐才也是功”的导向，形成了“人才举荐链”。 法治与人情：“制度优先”的治国底线 太宗在处理“旧情”与“纲纪”的矛盾时，展现了超越前代的法治思维。 --对“功臣旧部”的理性切割：裴寂是“武德旧臣”、太宗故旧，却因“武德年间货赂公行、纪纲紊乱”被免官，后又因“匿报狂人言其有天命”险些获死。太宗虽念及“佐命之功”最终赦免，但明确表态“公之地位源于恩泽，非关勋庸”，拒绝其留京请求——这一处理既未因“旧情”废法，也未因“过错”斩尽杀绝，平衡了“人情”与“制度”的边界，避免了“功臣恃宠乱政”的隐患。 --对“特权侥幸”的坚决拒绝：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解任，却以“曾在秦王幕府”为由求复职。太宗虽“怜之”，但在魏征提醒“恐人人恃恩，使善者惧”后，立即放弃徇私，转而“赐帛遣之”。这一决策的核心是“帝王无私人”——太宗清醒认识到“一府之主”与“四海之主”的区别：前者可讲私谊，后者必须维护制度公平，若为一人破法，将动摇整个官僚体系的公信力。 --对“迷信传言”的务实态度：刘恭因颈有“胜”文自称“当胜天下”被关押，太宗却以“若有天命非朕能除，若无天命‘胜’文无用”为由释放。这种“不迷信谶纬、重实际治理”的态度，打破了古代帝王对“符瑞灾异”的盲目崇拜，体现了“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的治理理念。 制度建设：“分权制衡”的决策优化 太宗对中书、门下省“旧制”的重申，是初唐“制度反腐”“决策防错”的关键一步。 --激活“五花判事”的制衡机制：史料明确“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中书省审之，门下省驳正之”——这一制度本质是“分权制衡”：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各司其职，避免“一言堂”；“各执所见”要求官员独立思考，“驳正之”赋予门下省“纠错权”。太宗重申此制后“鲜有败事”，证明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弥补个人能力的不足，是“贞观政治少失误”的重要保障。 --明确“机要部门”的职责定位：太宗批评中书、门下“唯睹顺从，不闻违异”，直言“若但行文书，何必择才”——这一质问点出了“核心部门”的价值：不是“传声筒”，而是“把关者”。要求官员“论执不便诏敕”，本质是让决策过程多一层“质疑”，减少因帝王一时疏忽或权臣蒙蔽导致的失误，体现了“权力需要监督”的朴素认知。 边疆治理：“恩威并施”的民族智慧 对突厥、薛延陀、党项等部族的处理，展现了太宗“以治服人”的边疆策略，而非单纯的军事征服。 --“分化瓦解+军事打击”的精准施策：针对突厥颉利可汗，太宗先接纳其“称臣请婚”，但在其“援梁师都”（助反唐势力）后，立即以李靖为帅、分道出击；同时利用突厥“诸部叛离、粮荒内变”的弱点，联合拔野古、仆骨等部族，最终实现“突利可汗入朝”“郁射设来降”。这种“先礼后兵、借力打力”的策略，既减少了战争损耗，又瓦解了突厥的联盟基础，体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 --“羁縻安抚+文化认同”的长治之策：对来降的东谢、南谢、党项等部族，太宗不搞“武力征服后的直接统治”，而是“以其地为州，以其酋长为刺史”——这种“羁縻制度”尊重了部族的自治传统，避免了“强推汉化”的冲突；对薛延陀赐“宝刀宝鞭”，赋予其“自治惩戒权”，则是以“恩宠”换“臣服”，构建了“天可汗”体系下的“君臣默契”。年末户部奏报“中国人归乡及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余万口”，正是这种“怀柔为主、武力为辅”策略的成果，为唐朝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帝王修养：“克制自我”的执政自觉 太宗的个人素养，是“贞观之治”得以推行的核心前提。 --对“欲望的克制”：李大亮拒绝献“佳鹰”，并密表质疑“陛下久绝畋游却求鹰”，太宗不仅不怒，反而褒奖其“忠直”，还赐《汉纪》以自勉——这体现了太宗对“奢靡欲望”的警惕：他清楚“畋游”会劳民伤财，故“久绝之”；更明白“使臣擅权求鹰”会破坏制度，故严惩“使非其人”的可能。这种“自我约束”，避免了前代帝王“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覆辙。 --对“自身定位的清醒”：在孔颖达解读“以能问于不能”时，太宗认同“帝王内蕴神明、外当玄默”，反对“炫耀聪明、饰非拒谏”——这是对“帝王权力边界”的认知：他明白“尊极之位”易滋生傲慢，故主动接受“玄默”的建议，允许臣下“驳正”，本质是“权力不任性”的自觉。而他面对突利可汗入朝时感慨“雪太上皇称臣之耻”，则是将“个人荣辱”与“国家尊严”绑定，激发了治理好国家的责任感。 综上，贞观三年的历史，本质是“制度建设+人才任用+君主自觉+民族包容”的组合实践。太宗通过“明纲纪、用贤才、纳谏言、安边疆”，不仅快速稳定了初唐的政局，更构建了一套“可持续的治理体系”——这正是“贞观之治”能成为后世治国典范的核心原因，其蕴含的“制度优先”“人才开放”“权力制衡”理念，即便在今日仍具启示意义。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202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庚寅年） 正月，李靖带着三千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连夜突袭定襄，直接把城给打下来了。突厥颉利可汗压根没料到李靖来得这么快，当场吓傻：“唐朝要是没倾全国之力来，李靖哪敢单枪匹马冲这儿来！”手下人一天吓好几回，赶紧把指挥中心搬到碛口。 李靖还玩起了“离间计”，策反了颉利的心腹康苏密。康苏密直接带着隋萧后和隋炀帝的孙子杨政道投降，乙亥日到了长安。之前有投降的胡人说“有人偷偷给萧后递消息”，中书舍人杨文瓘想查这件事，太宗直接摆手：“以前天下没定，突厥还强，老百姓不懂事，可能真有这事。现在天下太平了，过去的破事还查啥！” 另一边，李世积从云中出兵，在白道跟突厥干了一架，把对方按在地上摩擦。 二月，己亥日：太宗去骊山泡温泉。 甲辰日，李靖在阴山把颉利可汗彻底打崩。 之前颉利战败后，逃到铁山，还剩几万手下。他派执失思力去长安认错，说愿意举国投降，自己也来朝见。太宗派唐俭等人去安抚，又让李靖带兵接他。结果颉利表面装乖，心里却打着小算盘：等草绿马肥了，就逃去漠北。 李靖跟李世积在白道碰面，俩人合计：“颉利虽然败了，但手下人还不少，要是让他逃到漠北，投靠九姓部落，路又远又难走，再追就来不及了。现在朝廷使者在那儿，他肯定放松警惕，咱们选一万精锐骑兵，带二十天的粮去偷袭，不用打就能活捉他！” 张公谨一听急了：“皇上都答应他投降了，使者还在那儿，咋能打呢！”李靖直接怼回去：“这就是当年韩信破齐的操作！唐俭这种人丢了也不可惜！”说完就带兵连夜出发，李世积跟上。军队到阴山时，抓了一千多户突厥人当向导。 颉利见了唐俭，正高兴得放松警惕，李靖派苏定方带二百骑兵当先锋，趁着雾天前进，离颉利的指挥帐还有七里地时，突厥人才发现。颉利骑着千里马就跑，李靖大军一到，突厥兵直接溃散。唐俭倒是运气好，趁机逃回来了。 这一战，李靖杀了一万多突厥人，抓了十几万男女，缴获几十万头牲畜，还杀了隋义成公主，活捉她儿子叠罗施。颉利带着一万多人想逃漠北，结果李世积早守在碛口，颉利过不去，手下大酋长全投降了，李世积又抓了五万多人回来。从阴山往北到大漠的地盘全成了唐朝的，捷报很快传到长安。 二月，丙午日，太宗回宫。 甲寅日，因为打败突厥，太宗下旨大赦天下，还调整了官员班子：温彦博任中书令，王珪任侍中，戴胄任户部尚书参与朝政，萧瑀任御史大夫，跟着宰相们一起议事。 三月，戊辰日，封突厥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为右武修大将军。 四夷部落的首领们都来长安，请求太宗当“天可汗”。太宗一开始还装：“我已经是大唐天子了，还得兼着可汗的活？”结果群臣和四夷首领全喊万岁，之后给西北部落首领发诏书，都落款“天可汗”。 庚午日，突厥思结俟斤带着四万人来投降。 丙子日，封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 之前始毕可汗封启民可汗的弟弟苏尼失为沙钵罗设，管着五万家部落，总部在灵州西北。颉利把部落搞乱时，就苏尼失的部落没叛离。突利投降唐朝后，颉利封苏尼失为小可汗。颉利战败后，跑去投靠苏尼失，还想逃去吐谷浑。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带兵逼近，让苏尼失把颉利抓起来。颉利带着几个骑兵连夜逃跑，躲在荒谷里。苏尼失怕了，赶紧追上去把他抓住。 庚辰日，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带着人突然冲到沙钵罗的营地，活捉颉利送到长安，苏尼失也带着全部落投降，漠南的地盘彻底空了。 蔡成公杜如晦病得很重，太宗派太子去探病，自己还亲自去看望。甲申日，杜如晦去世。后来太宗每次得到好东西，都会想起杜如晦，派人送到他家。过了好久，一提到杜如晦，太宗还会哭，跟房玄龄说：“你和如晦一起帮我，现在只能看到你，看不到如晦了！” 突厥颉利可汗被押到长安，四月戊戌日，太宗登上顺天楼，摆上各种仪仗，召见颉利，当面数落他：“你靠着父兄的基业，荒淫暴虐把自己玩垮，这是罪一；跟我签了好几次盟约都反悔，这是罪二；仗着自己强就喜欢打仗，把人打死得满地都是，这是罪三；踩坏我的庄稼，抢走我的百姓，这是罪四；我原谅你，还想保你部落，你却拖拖拉拉不来投降，这是罪五。不过自从便桥之盟后，你没再大举入侵，算你运气好，饶你一命。”颉利哭着认错，太宗把他安排在太仆寺，给好吃好喝招待着。 李渊听说抓了颉利，感慨道：“汉高祖当年被围在白登，到死都没报仇；现在我儿子能灭突厥，我没选错接班人，还有啥好担心的！”之后李渊叫上太宗、十几个重臣、诸王、妃嫔、公主，在凌烟阁摆酒。喝到兴头上，李渊亲自弹琵琶，太宗起身跳舞，大臣们轮流敬酒祝寿，一直闹到半夜才散。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突厥灭亡后，部落要么往北投靠薛延陀，要么往西逃到西域，投降唐朝的还有十万人。太宗让大臣们商量怎么安置这些人，朝堂直接吵成一锅粥： 大部分官员说：“北方胡人自古就是中原的祸害，现在幸好把他们打垮了，应该全搬到河南兖州、豫州一带，把他们的部落拆开，散到各个州县，教他们种地织布，把胡人变成农民，让塞北永远空着。” 中书侍郎颜师古说：“突厥、铁勒这些部落，上古时候都没征服过，陛下现在收服了他们，应该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北，让他们自己的酋长管部落，这样永远不会有后患。” 礼部侍郎李百药说：“突厥虽说算一个国家，但内部派系多，各有首领。现在应该趁着他们分散，让各部首领自己管自己，互不统属；就算想保阿史那氏，也只能让他管自己本族。部落分得多了就弱，容易控制，他们实力相当就不会互相吞并，各自保全，肯定没法跟唐朝抗衡。还得在定襄设个都护府，管着他们，这才是长久的安边办法。” 夏州都督窦静说：“戎狄的性子跟禽兽一样，没法用法律威慑，也没法用仁义教化，何况他们恋家的心思很难改。把他们放中原，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万一闹事就麻烦了。不如趁他们战败，给他们意想不到的恩惠，封他们王侯，嫁宗室女儿过去，把他们的土地和部落拆分开，让他们势力弱、权力分散，容易控制，这样他们就能一直当唐朝的藩臣，保边塞安全。” 温彦博认为：“把他们迁到兖州、豫州，不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没法好好安置。不如学汉朝建武年间的做法，把投降的匈奴放在边塞，保全他们的部落，顺着他们的风俗，填补边塞的空地，让他们当唐朝的屏障，这才是好办法。” 魏征认为：“突厥世世代代都是强盗，是百姓的仇人！现在幸好把他们打垮了，陛下不忍心全杀了，也该放他们回故土，不能留在中原。戎狄都是人面兽心，弱的时候就投降，强的时候就叛乱，这是他们的本性。现在投降的差不多十万人，几年后人口翻倍，肯定会成为心腹大患，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晋朝初年，胡人跟中原人杂居，郭钦、江统都劝晋武帝把胡人赶到塞外，防止叛乱，武帝不听。二十多年后，伊水、洛水一带全成了胡人的地盘，这就是前车之鉴！” 彦博表示：“王者对待天下万物，那就跟天地包容万物似的，一个都不落下。你看现在突厥混不下去了，跑来投靠咱们，哪能把人家拒之门外呢！老话说‘有教无类’，咱要是拉他们一把，帮他们解决生计问题，再教教他们文明礼貌啥的，没几年，他们可不就跟咱自家人一样嘛。从他们里头选几个带头大哥，让他们来京城当保镖，这样他们对咱又怕又感激，以后还能有啥麻烦呢！” 最后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安置突厥投降的部众：东边从幽州开始，西边到灵州结束。把突利原来管的地盘，分成顺、佑、化、长四个州都督府；又把颉利的地盘分成六个州，左边设定襄都督府，右边设云中都督府，专门管理这些突厥部落。 【内核解读】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平定东突厥的系列事件，绝非一场单纯的边疆战事，而是唐太宗君臣以军事谋略破局、以政治智慧安边、以文明包容立威的综合实践，直接塑造了“贞观之治”的核心气质，也为盛唐“天可汗”体系埋下伏笔。 军事：谋略与协同铸就的经典胜利 此战的军事亮点，在于唐军将“心理战”“闪电战”与“协同战”完美结合。李靖率三千骁骑夜袭定襄，核心不是兵力优势，而是精准拿捏了颉利可汗的认知误区——突厥自恃强盛，认定唐军必“倾国而来”，绝不敢孤军深入。这种“反常规”突袭直接瓦解了突厥军心，使其“一日数惊”，被迫迁徙牙帐，为后续作战创造了主动权。 阴山之战更显谋略深度：面对颉利“伪降待机（俟草青马肥奔漠北）”的盘算，李靖以“韩信破齐”为据，顶住“诏书许降、使者在彼”的伦理争议，坚持“兵贵神速”。他的判断极具现实性——若颉利逃入漠北依托九姓部落，唐军再难追击；而“诏使在彼”恰恰能让突厥放松警惕。最终苏定方率二百骑乘雾突击、李靖主力跟进、李世积在碛口拦截，形成“突袭-追击-堵截”的闭环，不仅俘敌十万、擒获颉利，更彻底摧毁了东突厥的有生力量。这种“不循常规但贴合实战”的决策，以及唐军将领间的高效协同，印证了贞观朝军事体系的成熟。 值得注意的是，唐军并非只靠武力：李靖“遣谍离其心腹”策反康苏密，利用突厥内部矛盾；对苏尼失部落的施压与拉拢，最终促成其擒送颉利，体现了“军事打击+政治分化”的双重策略，减少了作战阻力。 政治：恩威并施的格局与分寸 唐太宗在战后的一系列决策，尽显帝王术的“分寸感”。面对“中国人潜通萧后”的举报，他以“天下未定之时，愚民无知”为由拒绝追责，一句“既往之罪，何须问也”，既避免了牵连过广引发恐慌，也展现了“天下安定后不计前嫌”的包容，比单纯的“严刑峻法”更能凝聚人心。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擒获颉利后的处置更具深意：在顺天楼“盛陈文物”数落其五大罪状（失德、背盟、好战、掠民、迁延不降），是为了彰显唐朝出兵的正义性；但最终不杀颉利，反而“馆于太仆，厚廪食之”，则是为了传递“降者有生路”的信号——既惩戒了其过错，又保留了对其他部族的威慑与安抚，避免激化游牧民族的对抗情绪。 而唐高祖李渊“吾托付得人”的感叹，以及凌烟阁君臣同庆、“上皇弹琵琶，上起舞”的场景，更超越了单纯的战功庆祝：它不仅确认了唐太宗的统治合法性，更象征着唐朝从“开国动荡”走向“盛世稳定”的转折，君臣、父子间的和谐氛围，正是贞观朝政治清明的缩影。 民族治理：跳出“征服-同化”的创新路径 东突厥灭亡后，十万降众的处置争议，是唐朝民族政策的“试金石”。朝堂上的四种主张（迁徙内地同化、河北分立酋长、驱逐塞外防患、塞下保全部落），本质是“如何处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关系”的分歧。 魏征的保守观点（“戎狄人面兽心，恐为腹心之疾”）虽基于晋朝“五胡乱华”的历史教训，却忽视了贞观朝的实力基础——唐朝并非晋朝的虚弱状态，且强行驱逐或同化，只会引发降众的抵触；而温彦博“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置塞下为扞蔽”的主张，精准抓住了游牧民族“不习农耕、重部落认同”的特点：不强行改变其生活方式，而是通过设置定襄、云中都督府，将部落纳入唐朝行政体系，既让突厥酋长保持对本族的治理权，又通过唐朝的节度控制其势力，实现“以胡制胡”的稳定。 这种“羁縻治理”的创新，直接促成了“四夷君长请上为天可汗”——“天可汗”不是靠武力胁迫的“霸主”，而是靠“包容自治”赢得的认同：唐朝不将突厥视为“战利品”，而是作为“藩臣”纳入体系，甚至封阿史那思摩、突利可汗为唐朝将军、郡王，拉拢上层贵族，分化部族势力。这种“尊重差异、互利共生”的治理逻辑，比单纯的“军事征服”更具长远价值，也让漠南之地“遂空”成为稳定的边疆屏障，而非动荡的火药桶。 君臣情谊：贞观之治的“软实力” 杜如晦的病逝与唐太宗的哀悼，看似与突厥之役无关，却恰恰是贞观朝成功的重要注脚。唐太宗“遣太子问疾”“自临视之”，得佳物辄赐其家，语及如晦“必流涕”，感叹“今独见公（房玄龄），不见如晦矣”，这种超越权力的君臣相知，并非刻意作秀——“房谋杜断”是贞观朝决策体系的核心，杜如晦的去世不仅是个人的损失，更是治国团队的缺憾。 这种“君臣共治、情感交融”的氛围，让贞观朝的决策更具温度：李靖敢提“唐俭辈何足惜”的冒险建议，是因为他信任唐太宗能判断战略轻重；温彦博敢与魏征激烈争辩，是因为朝堂有“言者无罪”的环境。正是这种“君臣同心”，让军事谋略、政治决策、民族政策得以顺畅落地。 结语：盛唐气象的“奠基之战” 贞观四年的突厥之役，本质是一场“文明的对话”：唐朝没有用农耕文明的标尺强行改造游牧文明，而是以军事优势为基础，用包容的制度、灵活的治理、克制的权力，赢得了边疆的稳定与四夷的认同。这场胜利不仅洗刷了汉朝以来中原王朝对突厥的战略被动，更奠定了“贞观之治”的边疆格局——它证明，真正的强盛不是“征服一切”，而是“容纳差异、化敌为藩”；真正的帝王权威，不仅来自武功，更来自对人心的洞察与对文明的尊重。从“天可汗”称号的确立，到此后百余年边疆的相对稳定，贞观四年的选择，早已超越了一场战役的意义，成为盛唐文明的重要起点。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203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 五月辛未日，朝廷任命突利为顺州都督，让他带领自己的部落官员赴任。皇上告诫他说：“你祖父启民当初毅然投奔隋朝，隋朝扶持他当上大可汗，坐拥北方大片土地，可你父亲始毕却反过来给隋朝制造麻烦。天理难容啊，所以才有你如今这般混乱败亡的境地。我之所以不立你为可汗，就是以你祖父启民的事为教训啊。现在任命你为都督，你可要好好遵守国家法律，别去侵犯掠夺他人，这可不只是为了让咱大唐长久安稳，也是为了让你们宗族能一直保全呀！” 壬申日，封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颉利败亡的时候，各个部落的酋长都抛弃颉利前来投降，只有阿史那思摩一直跟着颉利，最后竟和颉利一起被擒获。皇上赞赏思摩的忠诚，封他为右武候大将军，不久又任命他为北开州都督，让他统领颉利原来的部众。 丁丑日，任命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其他前来归附的酋长，都被封为将军、中郎将，在朝廷任职，五品以上的官员就有一百多人，几乎和朝廷原有官员各占一半，因此进入长安居住的有近万家。 辛巳日，皇上下诏：“从今往后打官司的人，如果对尚书省的判决不服，可以向太子东宫上奏，由太子裁决。要是还不服，再上奏给我知晓。” 丁亥日，御史大夫萧瑀弹劾李靖，说他攻破颉利牙帐时，治军无方，突厥的珍贵财物都被掠夺光了，请求交给司法部门依法论处。皇上特别下令不要弹劾。等李靖进宫拜见，皇上严厉地责备了他，李靖赶忙磕头谢罪。过了好一会儿，皇上才说：“隋朝史万岁打败达头可汗，立下大功却没得到赏赐，最后还因罪被杀。我可不这样，会记着你的功劳，赦免你的过错。”于是给李靖加官左光禄大夫，赏赐绢帛一千匹，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五百户。没过多久，皇上又对李靖说：“之前有人说你坏话，现在我已经明白真相了，你别往心里去。”又赏赐绢帛二千匹。 林邑国进献火珠，有关部门认为他们的表文言辞不恭顺，请求出兵讨伐。皇上说：“好战的人没好下场，像隋炀帝、颉利可汗，都是咱们亲眼所见的例子。一个小国，就算打赢了也不光彩，况且还不一定能打赢呢！人家说几句话，何必这么在意！” 六月丁酉日，任命阿史那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壬寅日，任命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 乙卯日，征调士兵修建洛阳宫，为皇上日后出巡做准备。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认为：“现在还没定下出巡洛阳的日子，却提前修建宫殿，这可不是当下的紧急事务。以前汉高祖听取娄敬的建议，从洛阳迁都到长安，难道不是因为洛阳的地势不如关中险要吗？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建议，结果引发七国之乱。陛下如今让突厥人在中原居住，突厥和咱们的关系，能比七国之乱时七国和朝廷的关系亲近吗？怎么能不先忧虑这事，反而急着修建宫殿，轻易就想出巡呢！我看到隋朝当初营建宫殿时，附近山上没有大木头，都得从远方运来，两千人拉一根柱子，用木头做轮子，结果摩擦起火，于是就铸铁做车毂，可走个一两里地，铁车毂就坏了，还得另外派几百人带着备用的铁车毂跟着随时更换，一整天也走不了二三十里。就一根柱子的花费，用工就已经几十万了，其他的花费可想而知。陛下刚平定洛阳的时候，凡是隋朝那些宏伟奢侈的宫殿都下令毁掉，还不到十年，又开始营建修缮，为啥之前厌恶的东西现在却要效仿呢！再说以咱们现在的财力，能跟隋朝比吗？陛下驱使刚经历战乱、困苦不堪的百姓，重蹈隋朝灭亡的覆辙，恐怕比隋炀帝还过分啊！”皇上对张玄素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跟桀、纣比怎么样？”张玄素回答说：“要是这项工程不停，最后也会走向混乱啊。”皇上叹息道：“我考虑得不够周全，才到这个地步！”又回头对房玄龄说：“我觉得洛阳处于天下中心，各地朝贡路途均等，本意是想方便百姓，所以才让人修建宫殿。现在玄素说的确实有道理，应该马上停止这项工程。以后要是因为有事去洛阳，就算露天住着也没什么关系。”随后还赏赐给张玄素彩色绢帛二百匹。 秋季，七月甲子朔日，发生日食。 乙丑日，皇上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是个什么样的君主？”两人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国家，每次上朝，有时能一直到太阳偏西，把五品以上官员召来，坐着谈论国事，卫士们只能传盒饭吃。虽然他性格算不上仁爱宽厚，但也是个励精图治的君主。”皇上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帝这人脑子不灵光还爱挑剔，脑子不灵光就会看问题有不通透的地方，爱挑剔就容易对人对事多疑。所有事情都自己决断，不信任群臣。天下这么大，每天要处理的事务成千上万，就算累得心力交瘁，又怎么能每件事都处理得当呢！群臣知道了皇上的心思，就只知道接受命令按指示办事，就算有不对的地方，也没人敢劝谏争辩，这就是隋朝传两代就灭亡的原因。我可不一样。选拔天下的贤才，安排在各个官位上，让他们思考天下大事，事情先经过宰相审议，成熟妥善了，再上奏给我。有功就赏，有罪就罚，这样谁敢不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还愁天下治理不好吗！”于是下令各部门：“从今往后，诏敕发下去要是有不合适的地方，都应该坚持上奏，不许阿谀顺从，要把自己的想法都讲出来。”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癸酉日，任命前太子少保李纲为太子少师，兼御史大夫萧瑀为太子少傅。 李纲有脚疾，皇上赐给他步舆，让他能坐着到宫殿前，还多次把他召进宫中，询问政事。每次李纲到东宫，太子都会亲自拜见他。太子处理事务时，皇上就让李纲和房玄龄在一旁陪坐。 在此之前，萧瑀和宰相们一起商议朝政，萧瑀脾气刚烈又能言善辩，房玄龄等人都辩不过他，但皇上大多不采用他的建议。房玄龄、魏征、温彦博曾经犯了点小错，萧瑀上奏弹劾他们，皇上却根本不过问。萧瑀因此感到很失落，后来就被免去御史大夫一职，改任太子少傅，不再参与朝政。 【内核解读】 唐初治国实践的现代视角：从包容、纳谏到制度反思 这段史料集中展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核心治国实践，其举措既承载着对隋亡教训的深刻反思，也蕴含着超越时代的治理智慧，放在现代视角下，可从四大维度解析其价值与启示。 民族治理：从“征服”到“共治”的开明范式 唐太宗对突厥降众的处置，打破了古代“华夷对立”的狭隘框架，构建了“羁縻与制度约束并行”的治理模式，极具现代民族政策的雏形意味。 --差异化安置，兼顾安抚与管控：封突利为顺州都督、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既保留其部落管理权（“帅其部落之官”），又以“都督”“郡王”的官阶将其纳入唐朝官僚体系，明确“善守国法，勿相侵掠”的底线——这不同于隋代单纯立可汗（如启民）或武力压制（如对始毕），而是以制度约束避免“乱亡”，同时通过“宗族永全”的承诺争取其认同，本质是“尊重族群特性+融入国家治理”的平衡。 --打破身份壁垒，推动多元融合：突厥酋长“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超百人，与朝士“相半”，近万家入居长安——这种“以夷治夷+朝堂共议”的模式，不仅消解了战败族群的对抗情绪，更将少数民族精英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参与者，放在现代，便是“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早期实践，比单纯的“军事征服”或“隔离统治”更具长治久安的智慧。 政治运行：纳谏、赏罚与分权的治理逻辑 唐太宗的政治操作，核心是“纠错机制”与“信任体系”的构建，避免了隋文帝“独断专行”的弊端，接近现代治理中的“权力制衡”与“容错管理”。 --纳谏：从“君主权威”到“理性修正”：张玄素直言修洛阳宫“袭亡隋之弊”，甚至将太宗比作“炀帝”“桀纣”，太宗非但不怒，反而停役赐彩——这并非简单的“君主大度”，而是建立了一套“臣下敢谏、君主愿改”的纠错机制。现代治理中，“批评权”是公共决策避免失误的关键，唐太宗的做法本质是将“谏言”转化为政策优化的渠道，而非维护权威的障碍。 --赏罚：功过分明，兼顾“纠错”与“安抚”：李靖破颉利却因“虏掠珍物”被弹劾，太宗先“责让”再“录功赦罪”，后又澄清谗言、追加赏赐——这种处理既不忽视军纪问题（“责让”体现原则），也不埋没功绩（“加官赐绢”体现公平），更能主动化解谗言造成的信任裂痕。对比隋代史万岁“有功不赏反被杀”，唐太宗的赏罚逻辑更接近现代“容错机制”：允许小过，聚焦核心贡献，同时以沟通修复信任，避免人才流失。 --分权：批判“独断”，构建“贤才-宰相”治理链：唐太宗直指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的弊端，提出“择贤才、置百官，关由宰相，审熟便安再奏闻”——这本质是现代“分层决策”的雏形：君主把握方向，大臣负责具体事务，宰相承担审核把关角色，避免“一人管万机”的低效与失误。同时要求“诏敕未便者执奏，毋得阿从”，进一步强化了决策中的“逆向反馈”，确保政策合理性。 历史镜鉴：以隋亡为戒，克制“好大喜功” 唐太宗对“隋弊”的警惕，贯穿于各项决策中，体现了“以史为鉴”的理性治理思维。 --反对好战：拒绝“小国胜之不武”：林邑“表辞不顺”，有司请讨，太宗以“隋炀帝、颉利可汗好战而亡”为由拒绝——这并非“软弱”，而是清醒认识到“战争成本”：对小国用兵，胜则无实际收益（“不武”），败则动摇国本，且极易重蹈隋代“三征高句丽”的覆辙。现代国际关系中，“避免无谓冲突、聚焦内部发展”的逻辑，与此高度契合。 --克制基建：从“毁隋侈宫”到“停修洛宫”：太宗初平洛阳时“毁隋氏宏侈宫室”，后想修洛阳宫，经张玄素点出“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立即停役——这体现了对“民生成本”的敬畏：隋代修宫“一柱费数十万功”，本质是透支民力，唐太宗的“罢役”，本质是将“民生优先”置于“帝王便利”（“朝贡道均”）之上，避免重蹈“民怨亡国”的覆辙。 人才任用：重“实效”与“品性”，而非“刚辩” 对李纲与萧瑀的不同安排，体现了唐太宗“按需任才”的用人逻辑，接近现代“人岗匹配”的理念。 --重李纲：尊其德望，用其智谋：李纲有足疾，太宗赐步舆、引禁中问政，令其陪太子视事——看重的是其“政事经验”与“教化价值”（太子亲拜），本质是“用其长，容其短”，将老臣的智慧转化为治国与储君教育的资源。 --罢萧瑀：弃其“刚辩”，因其“无用”：萧瑀“气刚辞辩”却“言多不用”，甚至弹劾房玄龄等微过，太宗最终罢其御史大夫、不预朝政——并非否定其正直，而是因其意见脱离实际（“不任群臣”的倾向与太宗分权理念相悖），且弹劾失当（“微过”小题大做），本质是“弃其短，避其害”，避免其干扰正常朝政运行。 综上，这段史料中的唐太宗治国实践，核心是“理性务实”与“动态平衡”：在民族问题上平衡“包容”与“约束”，在政治运行中平衡“权威”与“纳谏”，在决策中平衡“目标”与“成本”，在用人中平衡“品性”与“实效”。这些逻辑不仅奠定了“贞观之治”的基础，其蕴含的“以史为鉴”“民生优先”“分权任贤”等理念，对现代治理仍具重要启示意义。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204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 西突厥的部落零散分布在伊吾一带，皇上下诏任命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在沙漠入口储备粮食，有前来的人就给予救济，还不断派遣使者去招抚慰问，使者在道路上络绎不绝。李大亮上书说：“想要安抚远方的人，一定要先让近处的人安定。咱大唐就好比树根，四方的少数民族就像枝叶，让大唐疲惫不堪去供养四方少数民族，就如同拔掉树根去增益枝叶。我从远了考察秦朝、汉朝，近了看隋朝，对外忙于处理与少数民族的事务，最后都导致国家疲惫衰败。如今招抚西突厥，只看到劳民伤财，没看到有啥好处。况且河西地区的州县本就冷冷清清，自从突厥势力变弱后，百姓才得以耕种收获；现在又要为这项招抚事务提供大量物资，老百姓可受不了，不如暂且停止招抚为好。伊吾那地方，大多是沙漠，那里的人有的自己拥立君长，要是有请求称臣归附咱们的，咱们就象征性地接受，让他们住在塞外，成为大唐的屏障，这就是给点虚好处却能收获实际利益的办法。”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八月丙午日，皇上下诏：“平常穿的衣服一直没有等级差别，从今往后，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衣服，四品、五品穿红色衣服，六品、七品穿绿色衣服，八品穿青色衣服；妇女的衣服颜色跟随丈夫。” 甲寅日，下诏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右仆射。李靖性格沉稳忠厚，每次和当朝宰相们商议事情，总是很谦逊，好像不太会说话的样子。 突厥灭亡后，营州都督薛万淑派契丹酋长贪没折去劝说东北各个少数民族，奚、室韦等十多个部落都归附了大唐。薛万淑是薛万均的哥哥。 戊午日，突厥的欲谷设前来投降。欲谷设是突利的弟弟。颉利战败后，欲谷设逃到高昌，听说突利受到大唐礼遇，就来投降了。 九月戊辰日，伊吾城城主来长安朝见。隋朝末年，伊吾归附隋朝，设置了伊吾郡；隋朝大乱后，伊吾又臣服于突厥。颉利被灭后，伊吾城主带领下属七座城前来投降，于是大唐在这片地方设置了伊西州。 思结部落又饿又穷，朔州刺史新丰人张俭把他们招集起来，那些不愿来的，仍旧住在沙漠以北，亲属之间私下往来，张俭也不禁止。等到张俭调任胜州都督，州里的官员上奏说思结部落要叛乱，皇上下诏让张俭去调查。张俭单人匹马进入思结部落劝说，把他们迁到代州，随后就让张俭兼任代州都督，思结部落最终也没有叛乱的。张俭还鼓励他们开垦农田，这一年粮食大丰收。张俭担心这些部落积蓄多了会有别的想法，就上奏请求用平价收购粮食的方式来充实边境储备。部落的人很高兴，更加努力开垦农田，边境的储备也充实起来。 丙子日，开拓南方蛮族地区，设置费州、夷州。 己卯日，皇上前往陇州。 冬季，十一月壬辰日，任命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与商议朝政。 甲子日，皇上回到京城，皇上读《明堂针炙书》，上面说：“人的五脏经络，都连着背部。”戊寅日，下诏从今往后不许打囚犯的背部。 十二月甲辰日，皇上在鹿苑打猎；乙巳日，回到宫中。 甲寅日，高昌王麹文泰前来朝见。西域各个国家都想借着麹文泰派使者来朝贡，皇上派麹文泰的臣子厌怛纥干去迎接。魏征劝谏说：“以前汉光武帝不接受西域送来的人质，也不设置都护府，认为不能因为蛮夷之地让中原劳累。如今天下刚刚安定，之前麹文泰来的时候，接待他就已经花费太多了，现在要是十个国家来朝贡，他们的随行人员不少于一千人。边境百姓生活本就困苦，可承受不了这样的负担。要是允许他们的商人往来，和边境百姓做交易，那还行，要是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们，对咱大唐可没好处。”当时厌怛纥干已经出发了，皇上赶紧下令让他回来。 各位宰相陪皇上吃饭，皇上对王珪说：“你很有识人之明，又擅长谈论，房玄龄他们这些人，你给点评点评，顺便说说你觉得自己和他们几个比怎么样？”王珪回答说：“一心一意为国家，知道该做的事就一定去做，这点我不如房玄龄。文武双全，既能当将领又能做宰相，这点我不如李靖。上奏详细明白，传达诏令准确得当，这点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事务，所有事情都能办好，这点我不如戴胄。以君主比不上尧、舜为耻，把劝谏当作自己的责任，这点我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在这方面，我比起他们几位，还是有点小长处的。”皇上觉得他说得很对，大家也都佩服他精准的评价。 皇上刚即位的时候，曾经和大臣们谈论到百姓教化的问题，皇上说：“如今刚经历大乱，恐怕百姓不太容易教化啊。”魏征回答说：“不是这样的。长久安定的百姓容易骄纵懈怠，骄纵懈怠就难以教化；经历战乱的百姓生活愁苦，生活愁苦就容易教化。这就好比饿的人不挑食，渴的人不挑饮料一样。”皇上很认同他的说法。封德彝不同意，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变得轻薄狡诈，所以秦朝依靠法律治国，汉朝用王道和霸道混合的方法，这是想教化却做不到，难道是能做到却不想做吗！魏征是个书生，不了解实际情况，要是相信他那些不切实际的言论，一定会让国家衰败。”魏征说：“五帝、三王没更换百姓却能实现教化，以前黄帝征讨蚩尤，颛顼诛杀九黎，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都能实现天下太平，难道他们不是在大乱之后做到的吗！要是说古人淳朴，后来渐渐变得轻薄狡诈，那到现在，人都该变成鬼怪了，君主还怎么治理国家！”皇上最终还是听从了魏征的话。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贞观元年，关中地区闹饥荒，一斗米价值一匹绢；贞观二年，全国闹蝗灾；贞观三年，发大水。皇上辛勤安抚百姓，百姓虽然为了找吃的四处奔波，但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一年，天下大丰收，四处流散的人都回到家乡，一斗米不过三四文钱，一年到头判死刑的才二十九人。东边到大海，南边到五岭，家家都不用关门，出门在外的人也不用带粮食，在路上就能得到补给。皇上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上书的人都说：‘君主应当独自掌握权威，不能把权力交给大臣。’还说：‘应该炫耀武力，征讨四方少数民族。’只有魏征劝我‘停止战争，提倡文教，中原安定了，四方少数民族自然会归服。’我听了他的话。如今颉利被擒，突厥的酋长们都在宫中担任侍卫，部落的人都穿上了咱们的衣服，这都是魏征的功劳啊，只可惜不能让封德彝看到这一幕！”魏征赶忙拜谢说：“突厥灭亡，天下安宁，这都是陛下的威德，我哪有什么功劳！”皇上说：“我能任用你，你也能胜任，那这功劳怎么能只算在我头上呢！” 房玄龄上奏说：“查看府库中的兵器铠甲，远远超过隋朝。”皇上说：“兵器武备，确实不能缺少；但隋炀帝的兵器铠甲难道不够多吗！最后还是丢了天下。要是你们尽心尽力，让老百姓生活安定，这才是我真正的兵器铠甲啊。” 皇上对秘书监萧璟说：“你在隋朝的时候经常见到皇后吗？”萧璟回答说：“他们自家儿女都难得见到皇后，我算什么人，哪能见到呢？”魏征说：“我听说隋炀帝不信任齐王，经常派宦官去监视他，听说齐王宴饮作乐，就说‘他搞什么名堂这么高兴！’听说齐王忧愁憔悴，就说‘他肯定有别的心思才这样。’父子之间都这样，更何况对别人呢！”皇上笑着说：“我如今对待杨政道，比隋炀帝对待齐王强多了。”萧璟是萧瑀的哥哥。 西突厥肆叶护可汗是前任可汗的儿子，受到众人拥戴，莫贺咄可汗部落的很多酋长都归附了他，肆叶护带兵攻打莫贺咄，莫贺咄战败，逃到金山，被泥熟设杀死，各个部落共同推举肆叶护为大可汗。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浓缩了贞观年间的核心治理实践，从内政、民族、君臣关系到制度建设，处处体现着初唐统治者突破前代局限的务实智慧，也为“贞观之治”的形成提供了清晰注脚，可从以下维度展开评论： “民本优先”：拒绝“疲内奉外”的务实内政 李大亮反对招慰西突厥的谏言，是贞观朝内政的核心逻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明确将中原民生作为统治根基，拒绝重蹈秦、汉、隋“外事戎狄而致疲弊”的覆辙。这种认知绝非保守，而是基于对现实的清醒判断：河西州县刚因突厥衰落恢复农耕，若再为招抚西突厥劳民伤财，必然引发民怨。后续张俭处理思结部落时，“单骑说谕”“劝民营田”，甚至“和籴充边储”，既避免了部落叛乱，又不加重百姓负担，本质是“以民为本”在边疆治理中的延伸。 对比隋炀帝“甲兵充足却亡天下”的教训，唐太宗“百姓乂安乃真甲兵”的表态更显深刻：武备是统治的保障，但民生才是统治的根本。贞观初虽经饥、蝗、水之灾，但百姓“未尝嗟怨”，最终实现“米斗三四钱”“外户不闭”的治世，正是这种“民本逻辑”的实践成果。 “柔性融合”：超越“征伐”的民族政策 初唐对边疆民族的治理，跳出了“非战即降”的二元思维，形成了“羁縻安抚+文化融合”的柔性策略： --对主动归附者，如伊吾城主举七城来降，设伊西州纳入管辖；对饥贫的思结部落，不强行迁徙，而是“招集安抚”“劝其营田”，甚至允许亲属往来，最终实现“无叛者”且“边备实”的双赢； --对突厥残余，既不赶尽杀绝，也不强制同化——颉利败后，其酋长“带刀宿卫”，部落“袭衣冠”，实质是通过“身份认可”与“文化浸润”实现融合，比单纯的军事征服更具长治久安的效果。 这种政策的核心是“不劳中国以奉四夷”，既避免了中原的人力物力消耗，又让边疆民族成为“中国籓蔽”，体现了“华夷一体”的初步理念，也为唐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君臣共治”：开放包容的政治生态 贞观朝的君臣关系，打破了“君主独断”的传统，呈现出“各司其职、坦诚互鉴”的良性互动： --王珪品藻宰相时，既直言自己不如房玄龄“奉国知无不为”、李靖“文武双全”、魏征“以谏为任”，也不讳言自己“激浊扬清”的长处，这种“不掩人长、不避己短”的评价，背后是政治氛围的开放——官员无需刻意迎合，可客观定位自身价值； --唐太宗的“纳谏”并非形式：魏征反对西域诸国借麹文泰入贡（担心“边民荒耗”），即便已派使者，仍“遽令止之”；魏征与封德彝争论“民是否易化”时，太宗最终采纳“经乱之民愁苦易化”的观点，而非固守“人性浇讹”的偏见，这种“从谏如流”不是君主的“恩赐”，而是对“治理规律”的尊重。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更关键的是，太宗清晰认知“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将治世功劳归于君臣协作，而非个人威权，这种“共治意识”让房玄龄、李靖、魏征等人才各展所长，构成了贞观治世的“人才基石”。 “制度与教化”：刚柔并济的统治手段 史料中两处细节，体现了初唐对“制度规范”与“教化引导”的平衡： --服色制度的明确（三品紫、四品绯等），以礼制划分官员等级，本质是通过“显性符号”强化官僚体系的秩序感，既便于管理，也让统治阶层的身份认同更清晰，是“制度刚性”的体现； --唐太宗读《明堂针灸书》后“禁笞囚背”，看似小事，实则是“教化”的延伸——统治不仅靠刑罚，更需对“人”的尊重；而“偃武修文”的选择，从“征讨四夷”转向“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则是通过内政教化的成效，实现对边疆的间接影响，比单纯的武力威慑更具持久性。 结语：贞观智慧的历史启示 这段史料中的治理实践，本质是初唐统治者对“如何避免亡隋覆辙”的回答：以民为本而非穷兵黩武，以柔性融合而非暴力征服，以君臣共治而非独断专行，以制度与教化并重而非单纯依赖强权。这些选择不仅造就了“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行旅不赍粮”的治世，更奠定了唐代“开放包容”的治国基调——其核心并非“复古”，而是基于现实的理性决策，这也是贞观之治能超越前代、成为后世典范的关键。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205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辛卯年） 春天正月，皇上下令和尚、尼姑、道士都得给父母行跪拜礼。 癸酉日，皇上在昆明池大规模打猎，四方少数民族的首领都跟着一起。甲戌日，宴请高昌王麹文泰以及各位大臣。丙子日，皇上回宫，还亲自把猎获的禽兽献给大安宫。 癸未日，各地来京汇报工作的官员，像赵郡王李孝恭等人上表，说四方少数民族都归服了，请求皇上举行封禅大典，皇上亲手写诏书拒绝了。 有关部门上奏说皇太子该举行加冠礼了，选二月的好日子，还请求调集军队准备仪仗。皇上说：“春耕刚开始，还是改到十月吧。”太子少傅萧瑀上奏说：“按阴阳学说的书，二月不如别的月合适。”皇上说：“吉凶关键在人。要是动不动就依照阴阳学说，不顾礼义，哪能得到吉祥呢！按正道行事，自然就会吉祥。农时可是最要紧的，不能错过。” 二月甲辰日，皇上下诏：“各个州凡是有京观（古代为炫耀武功，聚集敌尸，封土而成的高冢）的地方，不管新的旧的，都得铲平，用土堆成坟，把那些枯骨掩埋好，别让它们暴露在外。” 己酉日，封皇上的弟弟李元裕为郐王，李元名为谯王，李灵夔为魏王，李元祥为许王，李元晓为密王。庚戌日，封皇子李愔为梁王，李恽为郯王，李贞为汉王，李治为晋王，李慎为申王，李嚣为江王，李简为代王。 夏天四月壬辰日，代王李简去世。 壬寅日，灵州的斛薛部落叛乱，任城王李道宗等人追击，打败了他们。 隋朝末年，很多中原人被突厥掳去，等突厥投降后，皇上派使者用金银绸缎把他们赎回来。五月乙丑日，有关部门上奏，一共赎回男女八万人。 六月甲寅日，太子少师新昌贞公李纲去世。当初，北周齐王宇文宪的女儿守寡，没有孩子，李纲对她照顾得很周到。李纲去世后，宇文宪的女儿就像对待父亲一样为他守丧。 秋天八月甲辰日，派使者去高丽，收集隋朝战死士兵的骸骨，埋葬并祭祀他们。 河内有个叫李好德的人得了精神病，胡言乱语说了些妖言，皇上下令审查这件事。大理丞张蕴古上奏说：“李好德确实有病，按法律不该治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说：“张蕴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张蕴古这是故意偏袒放纵，审查情况不实。”皇上听了很生气，下令把张蕴古在集市上斩首，不久又后悔了，于是下诏：“从今往后，有判死罪的，就算下令马上处决，也得反复上奏三次才能行刑。” 权万纪和侍御史李仁发，都因为爱打小报告而受到皇上宠信，因此很多大臣经常被皇上责备发怒。魏征劝谏说：“权万纪这些人就是小人，不懂大局，把攻击别人当成正直，把进谗言当成忠诚。陛下不是不知道他们没什么才能，大概是觉得他们无所顾忌，想用他们来警醒大臣们罢了。可权万纪这些人依仗皇恩，凭借权势，施展他们的奸计，凡是弹劾的人，都没什么罪。陛下就算不能推举好人来激励社会风气，又怎么能亲近小人来损害自己的声誉呢！”皇上听了没说话，赐给魏征五百匹绢。过了一段时间，权万纪等人的奸情暴露，都受到了惩罚。九月，皇上修缮仁寿宫，重新命名为九成宫。又打算修建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劝谏，说：“国家刚从战乱中恢复，百姓生活困苦，国库空虚，如果不停地修建宫殿，公私耗费巨大，恐怕承受不了！”皇上称赞他说：“戴胄和我没什么亲戚关系，但他忠诚正直，一心为国，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我要用官爵来酬谢他。”过了一阵子，皇上还是命令将作大匠窦璡修建洛阳宫，窦璡又是挖水池又是堆假山，装饰得奢华无比。皇上立刻下令毁掉，还免去了窦璡的官职。 冬天十月丙午日，皇上在后苑追兔子，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劝谏说：“上天让陛下做中原和少数民族的父母，陛下怎么能轻视自己呢！”皇上又要去追鹿，执失思力摘下头巾，解开衣带，跪着坚决劝阻，皇上这才作罢。 当初，皇上让大臣们讨论分封诸侯的事，魏征认为：“要是分封诸侯，那些卿大夫都得靠俸禄生活，肯定会导致对百姓征收重税。而且，京城附近赋税不多，主要靠京城以外的地方，要是都用来封给诸侯国，国家经费马上就会短缺。另外，燕、秦、赵、代这些地方都挨着少数民族，要是有紧急情况，从内地调兵，很难及时赶到。”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国运长短，都是上天注定的，尧、舜那么圣明，也守不住江山；汉、魏出身低微，却挡不住兴起。现在要是让功臣皇亲的子孙都拥有土地和百姓，换代之后，他们就会骄奢淫逸，互相攻打，对百姓的伤害更深，不如让地方官员轮流任职。”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不如分封各位皇子为王，但不要让他们的封地太大，在中间夹杂着州县，交错居住，互相扶持，让他们各自守住自己的领地，齐心协力，足以辅佐京城皇室；给他们设置官员，都由朝廷相关部门选拔任用，除了法令规定的，不能擅自作威作福、动用刑罚，朝贡的礼仪，都要制定成条款格式。定下这个制度，万代都没忧患。”十一月丙辰日，皇上下诏：“皇室宗亲以及功臣贤能的大臣，应该让他们去镇守藩地，传给子孙后代，要是没有大的变故，不要罢免，有关部门要明确列出条款，定好等级上报。”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丁巳日，林邑国进献五色鹦鹉，丁卯日，新罗进献两名美女；魏征认为不应该接受。皇上高兴地说：“林邑的鹦鹉都能自己说怕冷，想回自己的国家，何况这两个女子远离亲人呢！”于是把鹦鹉和两名美女都交给使者送回去了。 倭国派使者来进贡，皇上派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符节去安抚他们；高表仁因为和倭国国王在礼仪上有争执，没宣布皇上的诏令就回来了。 丙子日，皇上到圜丘举行祭天仪式。 十二月，太仆寺丞李世南开拓党项族地区，设置十六个州、四十七个县。 皇上对身边的大臣说：“我觉得死刑是最重的刑罚，所以下令要反复上奏三次，就是想考虑得更周全。可有关部门一会儿工夫就把三次上奏弄完了。还有，古代处决犯人，君主会为此撤掉音乐、减少膳食。我宫中平时没有常设的音乐，但我也经常为此不吃酒肉，只是还没写成法令。另外，各个部门断案，只依据法律条文，虽然有些情况值得同情，但不敢违反法律，这中间难道能保证完全没有冤案吗！”丁亥日，皇上定下制度：“处决死囚，两天之内要反复上奏五次，在各州处决的要上奏三次；行刑那天，尚食局不要进酒肉，内教坊和太常寺不要演奏音乐。都要让门下省复查。有依法该判死刑但情况值得同情的，要记录情况上报。”因此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那反复上奏五次的，是在处决前两天上奏两次，到处决当天再上奏三次；只有犯了恶逆大罪的，上奏一次就行了。 己亥日，各地来京汇报工作的官员，像利州都督武士彟等人又上表请求皇上举行封禅大典，皇上还是没答应。 壬寅日，皇上到骊山泡温泉；戊申日，回到宫中。 皇上对执政大臣们说：“我常常担心因为自己的喜怒而随意赏罚，所以希望你们能极力劝谏我。你们自己也应该接受别人的劝谏，不能只顺着自己的想法，讨厌别人违背自己。要是自己都不能接受劝谏，又怎么能去劝谏别人呢？”康国请求归附大唐。皇上说：“前代帝王，喜欢招揽远方的国家，来获取使远方归服的名声，对国家没什么实际用处，还让百姓疲惫困苦。现在康国要归附，如果他们有急难，从道义上我们不能不救。但军队行军万里，难道不疲劳吗！让百姓受苦来换取虚名，我可不干。”于是没有接受。 皇上对身边大臣说：“治国就像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调养，如果马上就放纵自己，病复发了，就没法救了。现在中原幸运地安定了，四方少数民族也都归服，这确实是自古以来少有的，可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就怕不能善终，所以想多听听你们的劝谏。”魏征说：“国内国外都太平，我不觉得高兴，只高兴陛下能居安思危。” 皇上曾经和身边大臣讨论断案的事，魏征说：“隋炀帝的时候有盗贼出没，炀帝让于士澄去抓捕，稍微有点嫌疑的，都严刑拷打逼他们认罪，一共有两千多人，炀帝下令全部斩首。大理丞张元济觉得人数太多很奇怪，试着查看他们的案情，发现其中五个人曾经是盗贼，其余的都是平民；但他最终还是不敢上奏，把这些人全杀了。”皇上说：“这哪只是隋炀帝无道，他的大臣也不尽忠。君臣都这样，国家怎么能不灭亡呢？你们可要引以为戒啊！” 这一年，高州总管冯盎来京城朝见。没过多久，罗窦各洞的獠人叛乱，皇上下令冯盎率领两万部落士兵，作为各路军队的前锋。獠人有几万人，占据险要之地屯兵，各路军队无法前进。冯盎拿着弩对身边的人说：“把我这些箭射完，就能知道胜负了。”他连续射出七箭，射中七个人。獠人都逃跑了，冯盎趁机带兵追击，斩首一千多级。皇上赞赏他的功劳，前后赏赐多得数不清。冯盎居住的地方纵横两千里，有奴婢一万多人，珍宝财物堆积如山；但他治理地方勤勉贤明，他的部下都很爱戴他。 新罗王真平去世，没有继承人，国人拥立他的女儿善德为王。 【内核解读】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的史料，堪称唐太宗李世民治国理念的“生动切片”。这段记载里，从民生细节到制度构建、从外交抉择到君臣互动，处处折射出“贞观之治”的核心逻辑——以民为本、居安思危、纳谏自省，既藏着封建王朝治理的“天花板”水准，也留下了值得现代审视的历史启示。 民生优先：跳出“帝王私利”的治理觉醒 李世民的执政逻辑，首先锚定“不与民争时、不与民争利”。最典型的是太子冠礼的时间争议：有司提议二月（依阴阳书），他却坚持改到十月，理由是“东作方兴”（农忙伊始）——在“礼制”与“农时”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直言“吉凶在人”“农时最急”。这种“重实务轻虚礼”的判断，打破了封建时代“帝王家事即国事”的惯性，本质是把“百姓生计”放在了制度安排的核心位置。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更具人文温度的是两项举措：一是下诏削平各地“京观”（古代将敌军尸体堆成土堆以显战功），“加土为坟，掩蔽枯朽”；二是派使者用金帛从突厥赎回八万余名被掳的中原百姓。前者拒绝“以暴力显威”，后者主动挽回百姓尊严，本质都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既包括战乱中逝去的遗骸，也包括被迫流离的生者。这种治理视角，远超“胜者为王”的强权思维，是“民为邦本”理念的具象化。 制度纠错：从“帝王自省”到“程序正义”的法治探索 贞观五年的刑狱改革，堪称封建法治的一次重要进步，其起点却是李世民的“自我纠错”。因怒斩大理丞张蕴古（后发现张虽有偏袒嫌疑，但罪不至死），他懊悔后推动制度升级：将“死罪三覆奏”改为“二日中五覆奏”，且行刑当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不举乐”，还要求门下省复核“情可矜者”。 这一改革的意义，在于将“帝王的自我克制”转化为“制度性约束”：一方面，通过多轮复核减少冤杀，避免“炀帝式”的滥刑（史料中李世民特意对比炀帝时“捕盗连坐两千人，实仅五人有罪却尽杀之”的暴政）；另一方面，用“停乐减膳”的仪式感，强化“慎杀”的治理共识。尽管本质仍是君主专制下的法治，但已体现出“程序正义”的雏形——承认权力可能犯错，并用制度弥补权力的任性。 同期戴胄谏阻修洛阳宫的事件也印证了这一点：李世民最初计划修宫，戴胄以“百姓凋弊、帑藏空虚”反对，他不仅接纳，还在窦璡“雕饰华靡”后下令毁宫免官。这种“知错即改”的执政态度，让“纳谏”不再是表面文章，而是能真正影响决策的机制。 外交务实：拒绝“虚名”，锚定“民生成本”的理性抉择 贞观五年的对外互动，鲜明体现了李世民“务实外交”的风格，核心是“不拿百姓利益换虚名”。 --对“封禅”的态度：群臣以“四夷咸服”请封禅，李世民两度拒绝。封禅是古代帝王“天下太平”的最高仪式，却需耗费巨量人力物力——他清醒地认识到，“虚名”背后是百姓的劳役负担，因此选择“避虚就实”。 --对康国“内附”的拒绝：康国请求归附，李世民直言“前代帝王好招绝域，以取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点明“若受内附，他日有急难必当救援，师行万里劳民”。这种“不图虚名、只重实利”的外交观，避免了后世王朝“朝贡贸易”式的虚耗，本质是将“民生成本”作为外交决策的核心标尺。 --对边疆的治理：赎回突厥境内的中原百姓、收葬隋代战亡骸骨，是“以民为纽带”的边疆怀柔；冯盎平獠乱后“赏赐无数”却更重其“治勤明”，是“武力+仁政”的边疆治理模式——既用实力稳定秩序，也以善政赢得民心，避免了单纯的军事压制。 此外，拒绝林邑鹦鹉、遣返新罗美女，看似小事，却传递出“尊重生命、不夺人所爱”的外交伦理，比单纯的军事威慑更具软实力。 居安思危：贞观之治的“精神内核” 史料中最动人的，是李世民与群臣的“危机意识”：他直言“治国如治病，病愈尤宜将护，恐复作不可救”，即便“中国幸安，四夷俱服”，仍“日慎一日，唯惧不终”；魏征则点出关键——“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这种“居安思危”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贯穿于具体决策：担心“封建诸侯”导致“厚敛”“经费阙”，因此审慎对待分封；担心“喜怒妄行赏罚”，因此要求群臣“极谏”，且提醒大臣“自能受谏，方能谏人”；担心重蹈隋亡覆辙，特意以炀帝滥杀为例警示群臣“君臣无道必亡”。 正是这种“不满足于现状、时刻警惕风险”的清醒，让贞观五年的治理没有陷入“治世即奢靡”的循环，反而不断通过制度完善、纳谏纠错、民生保障，夯实了贞观之治的根基。 结语：贞观五年的现代启示 贞观五年的记载，本质是一场“封建时代的善治实践”。它的价值不在于“完美”——李世民仍有怒斩张蕴古的任性，封建制度的本质也未改变——而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君主专制下的最优治理逻辑”：以民为本而非以君为本，以制度约束权力而非依赖个人道德，以务实理性对待内外问题而非追求虚名，以居安思危保持治理清醒而非沉溺于治世幻觉。 放在现代视角下，这种“重视民生成本、强调权力约束、保持危机意识”的治理思维，仍有跨越时代的借鉴意义——无论何种制度，“把人放在核心位置”“用规则限制任性”“不躺在成绩上睡大觉”，永远是治理的核心命题。贞观五年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千年，正在于它触碰到了“善治”的本质：不是统治者的“功绩炫耀”，而是百姓的“安稳生计”，是制度的“持续纠错”，是社会的“长治久安”。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206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 唐纪十，起于公元632年（壬辰年），止于公元637年（丁酉年）四月，共五年四个月。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壬辰年） 春天正月乙卯朔日，发生了日食。 癸酉日，静州的獠人反叛，将军李子和出兵讨伐，平定了叛乱。 文武官员又一次请求皇上举行封禅大典，皇上说：“你们都觉得封禅是帝王的盛大之事，但我不这么想。要是天下太平，家家户户都能自给自足，就算不搞封禅，又有什么影响呢！以前秦始皇搞了封禅，汉文帝却没有，难道后世会认为汉文帝的贤能比不上秦始皇吗！再说了，祭天在平地上打扫干净就行，何必非得登上泰山山顶，封那么几尺大的土堆，才能表达诚心敬意呢！”大臣们还是不停地请求，皇上本来也有点心动想答应了，只有魏征坚持认为不行。皇上就问：“你不想让我去封禅，是觉得我的功劳不够高吗？”魏征回答：“够高了。”皇上又问：“那是觉得我的德行不够深厚？”回答：“深厚了。”“中原还没安定？”“安定了。”“四方少数民族没归服？”“归服了。”“年成粮食不丰收？”“丰收了。”“祥瑞没出现？”“出现了。”皇上就说：“那为啥还不能封禅呢？”魏征回答：“陛下虽然具备这六个条件，可刚经历隋朝末年的大乱，人口还没恢复，仓库也还空虚，要是皇上您东去封禅，成千上万辆车、成千上万的骑兵随行，沿途的供应安顿，耗费太大，老百姓可吃不消。而且陛下封禅的话，各国都会聚集过来，远方少数民族的首领都得跟着。现在从伊水、洛水以东到大海、泰山一带，人烟稀少，满眼都是荒草，这就好比把外族引入咱们腹地，让他们看到咱们虚弱的样子。再说了，赏赐的财物数量惊人，也满足不了远方人的期望；连续多年给百姓免除赋税徭役，也补偿不了百姓的辛劳。追求这种虚名却要承受实际的害处，陛下要这有啥用呢！”正好赶上黄河南北几个州发大水，封禅这事就搁置了。 皇上打算去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出来劝阻。皇上说：“我有气喘病，一到夏天就特别严重，去那儿就是为了避暑。”说完赐给姚思廉五十匹绢。 监察御史马周给皇上上奏疏，说：“东宫在宫城里面，而大安宫却在宫城西边，规模比起皇上住的地方，还显得低矮狭小，从天下人的观感来说，不太合适。应该加以扩建增高，这样才符合朝廷内外的期望。还有，太上皇年纪大了，陛下应该早晚去侍奉吃饭。现在九成宫离京城有三百多里地，要是太上皇有时候想念陛下，陛下怎么能马上赶回去呢？再说，皇上这次出行是为了避暑，可太上皇还留在炎热的地方，陛下却独自住在凉快的地方，这在侍奉父母冷热的礼节上，实在说不过去。现在出行的计划已经定了，没办法更改停下，希望皇上能尽快宣布返回的日期，好解除大家的疑惑。另外，王长通、白明达都是乐工，韦盘提、斛斯正只会驯马，就算他们技艺出众，最多赏些金银绸缎就行了，怎么能破格授予他们官爵，让他们佩戴玉饰、穿着朝服，和有身份的人并肩站立、同坐吃饭呢？我私下里都觉得羞耻。”皇上觉得他说得很对，都接受了。 皇上因为新的法令里没有三师这个官职，二月丙戌日，下诏特别设置。 三月戊辰日，皇上前往九成宫。 庚午日，吐谷浑侵犯兰州，兰州的守军把他们击退了。 长乐公主就要出嫁了，皇上因为公主是皇后亲生的，特别宠爱她，就下令有关部门给公主的陪嫁要比永嘉长公主多一倍。魏征劝谏说：“以前汉明帝想封皇子，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比呢！’所以给皇子的封地都只有楚王、淮阳王的一半。现在给长乐公主的陪嫁比长公主多一倍，这和汉明帝的想法不一样吧！”皇上觉得他说得对，回宫就告诉了皇后。皇后感叹说：“我常听陛下称赞魏征，不知道为啥，今天看他用礼义来抑制皇上的私情，才知道他真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啊！我和陛下结发为夫妻，承蒙陛下厚待，每次说话都得先看陛下脸色，不敢轻易冒犯陛下威严；何况他作为臣子，和陛下关系没那么亲近，却能如此直言抗争，陛下不能不听从他的意见。”于是皇后请求派宦官拿四百缗钱、四百匹绢赏赐给魏征，还对他说：“听说您正直，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所以赏赐您。您要一直保持这份正直之心，别改变啊。”有一次皇上退朝后，生气地说：“我迟早得杀了这个乡巴佬。”皇后问是谁，皇上说：“魏征每次在朝堂上都羞辱我。”皇后听了，转身回到内室，穿上朝服站在庭院里，皇上很惊讶，问她这是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才正直，现在魏征正直，那是因为陛下圣明啊，我怎么能不祝贺呢！”皇上听了就高兴起来。 夏天四月辛卯日，襄州都督邹襄公张公谨去世。第二天，皇上出宫到临时住处为他哀悼。有关部门上奏说，辰日忌讳哭泣。皇上说：“君主对于臣子，就像父子一样，感情是从内心自然流露的，怎么能避开辰日呢！”于是还是哭祭了张公谨。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六月己亥日，金州刺史酆悼王李元亨去世。辛亥日，江王李嚣去世。 秋天七月丙辰日，焉耆王突骑支派使者来进贡。以前，焉耆到中原走的是沙漠道路，隋朝末年这条路被封闭了，就改道经过高昌。突骑支请求重新开通沙漠这条路，方便往来，皇上答应了。因此高昌很怨恨焉耆，派兵袭击焉耆，大肆掠夺一番后离开。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浓缩了贞观之治的核心特质，从政务决策、君臣互动到内外治理，处处体现着初唐政治的清醒与务实，放在现代视角下，仍有鲜明的启示意义。 “重实轻虚”：治国理念的清醒选择 群臣力劝太宗“封禅”，将其视为帝王“盛事”，本质是追求象征意义上的“天下太平”；而太宗与魏征的反对，却牢牢锚定“民生实态”——隋末大乱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千乘万骑东巡的劳费、万国来朝的赏赐，都会转嫁为百姓负担，甚至向夷狄暴露国力短板。这种“不慕虚名、唯重实效”的判断，跳出了古代帝王“炫耀功业”的思维定式，更接近现代治理中“以民生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真正的“盛世”，从不靠仪式包装，而靠“家给人足”的实在福祉。最终因河南河北大水搁置封禅，也体现了“因时制宜、不强行事”的务实决策逻辑。 “君明臣直+后贤”：良性政治生态的典范 贞观朝的纳谏传统，在这段史料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且不止于“君臣互动”，更有“君后同频”的罕见图景： --魏征的进谏极具针对性：面对太宗“功高、德厚、国安、夷服、谷丰、符瑞至”的反问，他不否认成就，却直指“成就之下的隐患”，既不违逆君心，又坚守治理底线，堪称“建设性批评”的典范； --长孙皇后的角色更具突破性：她不仅认可魏征“引礼义抑人主之情”的社稷价值，以财物赏赐激励其正直，更在太宗怒称“杀此田舍翁”时，以“主明臣直”的逻辑劝谏——这种“不护夫短、只重国事”的姿态，打破了古代后宫“干政”与“沉默”的二元对立，成为政治生态的“润滑剂”； --太宗的“纳谏自觉”是关键：从接受魏征反对封禅，到采纳马周关于大安宫修缮、太上皇奉养、乐工授官的建议，再到不顾“辰日忌哭”为张公谨发哀，他始终保持着“自我克制”——不因帝王威严拒谏，不因迷信禁忌违逆人情，这种“君权的适度收敛”，正是“臣敢直言”的前提。 三者形成的“臣敢谏、后贤助、君能纳”闭环，是古代政治中罕见的良性生态，即便放在现代组织治理中，也是“上下级良性沟通、多元力量协同护持目标”的理想范本。 “细节见治理”：制度、伦理与民生的平衡 马周的上疏，看似是“小事”，实则触及治理的关键维度，体现了贞观朝对“制度尊严”与“伦理底线”的坚守： --大安宫修缮问题：指出太上皇居所“比于宸居尚为卑小”，不仅关乎礼仪体面，更关乎“孝道治国”的伦理示范——帝王的“孝”不是口号，而需体现在“朝夕视膳”“居所匹配尊荣”的实处，这是对“权力伦理”的维护； --乐工授官争议：反对王长通、白明达等乐工“超授官爵”，强调“技能出众可赏金帛，不可与士君子比肩”，本质是坚守“官员选拔的价值导向”——官爵代表公共治理的责任，而非对“技艺”的超额奖励，这一认知避免了“权力泛化”，维护了官僚体系的专业性与尊严。 这些细节背后，是贞观朝对“制度逻辑”“伦理底线”“民生关怀”的统筹考量——既不忽视礼仪象征，也不违背治理本质；既重视皇权秩序，也不脱离百姓感受。 内外治理：初唐“大国雏形”的挑战与应对 这段史料中的内外事务，已显露出唐朝作为“区域大国”的治理雏形： --内部稳定：静州獠反叛即平、吐谷浑寇兰州被击走，体现了初唐军事力量对“内部叛乱”“边境侵扰”的快速应对能力，为民生恢复提供了安全保障； --西域互动：焉耆请求重开碛路以通中原，太宗应允，本质是推动“区域交通与经济互通”；而高昌因不满袭扰焉耆，则暴露了西域地方势力的博弈——唐朝既要维护“互通互利”的秩序，也要应对地方势力的挑战，这种“既要开放、又要维稳”的处境，与现代大国处理区域关系的复杂性高度相似。 结语 贞观六年的这些史事，之所以成为“贞观之治”的缩影，核心在于其贯穿始终的“人本思维”与“务实精神”：君主不沉迷于权力的象征意义，臣子不盲从于帝王的意志，整个政治体系围绕“百姓安居、国家稳定、制度有序”运转。这种治理智慧，超越了时代局限，即便在今天，仍对“如何平衡虚名与实效”“如何构建良性沟通机制”“如何统筹内外治理”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207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 辛未日，皇上在丹霄殿宴请三品以上官员。皇上很放松地说：“现在国内国外都太平，这都是各位公卿大臣的功劳。但是你们看，以前隋炀帝威风凛凛，势力遍布中原和四方少数民族，颉利可汗占据北方大片土地，统叶护可汗雄踞西域，可如今他们都灭亡了。这些咱们都是亲眼所见，大家可别觉得现在强盛就骄傲自满啊！” 西突厥肆叶护可汗派兵攻打薛延陀，结果被薛延陀打败。肆叶护这人猜忌心重又狠毒，还爱听谗言。有个乙利可汗，功劳最大，肆叶护因为他不是自己同族，就把他杀了，这样一来，各个部落都人心惶惶，觉得自己不安全。肆叶护又忌惮莫贺设的儿子泥孰，还暗中算计他，泥孰没办法就逃到焉耆去了。设卑达官和弩失毕两个部落一起攻打肆叶护，肆叶护只带着几个骑兵逃到康居，没多久就死了。西突厥的人就到焉耆把泥孰迎回来，立他为可汗，这就是咄陆可汗。咄陆可汗派使者来归附大唐。丁酉日，皇上派鸿胪少卿刘善因去封咄陆为奚利邲咄陆可汗。 闰月乙卯日，皇上在丹霄殿宴请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珪和魏征，以前可是咱们的仇人，没想到今天能一起参加这场宴会。”皇上说：“魏征和王珪对自己侍奉的主子都尽心尽力，所以我才任用他们。不过，每次魏征劝谏我，要是我不听，我再跟他说话，他就不回应我，这是为啥呢？”魏征回答说：“我觉得事情不能那么做，所以才劝谏。要是陛下不听我的，我还回应陛下，那事情就这么施行下去了，所以我不敢回应。”皇上说：“你先答应，之后再劝谏，这又有什么妨碍呢？”魏征说：“以前舜告诫大臣们：‘你们不要当面顺从，背后又说坏话。’我心里知道不对，嘴上却答应陛下，那就是当面顺从了，这哪是稷、契侍奉舜的态度呢！”皇上大笑说：“别人都说魏征举止粗疏傲慢，我倒觉得他更可爱了，就因为他这样啊！”魏征站起来，行礼感谢说：“陛下让我说话，所以我才能把心里的想法都说出来。要是陛下拒绝不听，我哪敢多次冒犯陛下呢！” 戊辰日，秘书少监虞世南献上《圣德论》，皇上亲手写诏书回复他，说：“你的评价太高了。我哪敢和上古的帝王相比啊！只不过比近代的帝王稍微强点罢了。而且你只看到开头，还不知道结尾呢。要是我能一直像刚开始这样谨慎，那你这篇《圣德论》就可以流传下去；要是做不到，恐怕只会让后世笑话你喽。” 九月己酉日，皇上到庆善宫，这是皇上出生的旧宅，皇上就和大臣们在这里设宴，还作了诗。起居郎清平人吕才给诗谱了曲，命名为《功成庆善乐》，让八排童子表演《九功之舞》，以后大宴会的时候，就在庭院里和《破陈舞》一起演奏。同州刺史尉迟敬德也参加了宴会，看到有人座位在他之上，尉迟敬德就生气地说：“你有什么功劳，坐在我上头！”任城王李道宗座位在他下一位，就来劝解。尉迟敬德抬手就打李道宗，差点把他眼睛打瞎。皇上不高兴，宴会就这么结束了。皇上对尉迟敬德说：“我看汉高祖杀功臣，心里一直觉得他不对，所以想和你们一起保住荣华富贵，让子孙后代不断绝。但是你做官经常犯法，我才明白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也不全是汉高祖的错啊。国家有法律制度，就是靠赏罚分明，不该得的恩宠，不可能经常有，你好好自我约束，别到时候后悔！”尉迟敬德从这以后才开始害怕，收敛了自己的行为。 冬天十月乙卯日，皇上回到京城。皇上陪着太上皇在大安宫设宴，皇上和皇后轮流献上饮食、衣服等物品，一直到深夜才结束。皇上还亲自给太上皇抬轿子到殿门，太上皇没答应，让太子代替。 突厥颉利可汗一直心情郁闷，不得志，经常和家人相对着悲伤哭泣，整个人面容憔悴疲惫。皇上看到后很可怜他，觉得虢州那个地方麋鹿多，可以打猎游玩，就想让颉利当虢州刺史。颉利推辞，不愿意去。癸未日，又任命颉利为右卫大将军。 十一月辛巳日，契苾部落的酋长何力率领六千多家部落民众到沙州投降，皇上下诏把他们安置在甘州和凉州之间，任命何力为左领军将军。 庚寅日，任命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皇上对陈叔达说：“你在武德年间有直言敢谏的表现，所以用这个官职报答你。”陈叔达回答说：“我看到隋朝皇室父子互相残杀，导致国家混乱灭亡，我当时说那些话，不是为了陛下您，而是为了国家考虑啊。” 十二月癸丑日，皇上和大臣们讨论国家安危的根本。中书令温彦博说：“希望陛下能一直像贞观初年那样，那就太好了。”皇上说：“我最近是不是在处理政务上懈怠了？”魏征说：“贞观初年，陛下一心节俭，还不知疲倦地求大家提意见。最近修建宫殿之类的事多了点，提意见的人有时候还会忤逆陛下的心意，这就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皇上拍着手大笑说：“还真有这样的事！”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辛未日，皇上亲自审查监狱里关押的犯人，看到那些被判死刑的，心里很怜悯，就放他们回家，约定明年秋天回来受死。还下令让全国的死刑犯都放了，让他们到时候都来京城。 这一年，党项等羌族前后归附大唐的有三十万人。 公卿以下的官员，请求皇上举行封禅大典的一个接着一个，皇上告诉他们：“我一直有气喘病，担心登高会加重病情，你们别再说这事了。” 皇上对大臣们说：“我最近处理事情，有时候可能没完全按照法律来，你们觉得事小，就不再坚持上奏了。可事情都是由小变大的，这可能就是国家危亡的开端啊。以前关龙逄因为忠谏而死，我每次想到都很痛心。隋炀帝骄横残暴导致灭亡，这你们都是亲眼所见。你们要经常替我想想隋炀帝是怎么灭亡的，我也会常想着关龙逄是怎么死的，这样还担心什么君臣不能相互保全呢！” 皇上对魏征说：“选官员得谨慎，不能草率。任用一个君子，那君子都会来；要是任用一个小人，那小人就会争着往上爬。”魏征回答说：“确实是这样。天下还没平定的时候，就只看才能，不考察品行；天下太平了，那就非得德才兼备的人才能任用。”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集中展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生态、治国理念与君臣互动，其核心内涵放在现代视角下，可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评论： “居安思危”的政治清醒：跳出“强盛陷阱”的治国智慧 唐太宗在宴会上以隋炀帝、颉利、统叶护的覆亡为例，告诫大臣“勿矜强盛以自满”，本质是对“盛世危机”的深刻警惕。这种清醒在现代治理中仍具启示意义——任何政权或组织在稳定发展期，最易陷入“路径依赖”与“自满心态”，而唐太宗主动以历史失败者为镜鉴，实则是通过“风险预设”规避治理惰性。相较于隋炀帝“威加夷夏”却因暴政亡国，唐太宗将“中外又安”归因于“公卿之力”，既体现了对团队的认可，也暗含“共治而非独断”的现代治理逻辑，避免了权力集中下的决策偏执。 “纳谏与直谏”的君臣互动：古代版“民主决策”的雏形 唐太宗与魏征的对话，是贞观朝“君臣相得”的经典场景。魏征坚持“不面从”，以舜帝告诫群臣“退有后言”为由拒绝“先应后谏”，本质是守住“决策纠错”的底线；而唐太宗不仅不怒，反而称赞魏征“妩媚”，更坦言“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揭示了“纳谏”的核心——权力对“不同意见”的包容。从现代视角看，这并非完整的民主制度，但已具备“决策咨询”“监督纠错”的功能：魏征代表的“谏官群体”，相当于为皇权设置了“外部校验机制”，避免了君主独断的风险；而唐太宗的“愿听逆耳言”，则是领导者“自我克制”与“开放心态”的体现，这种君臣间的“理性对话”，是贞观之治能成为治世的关键前提。 民族政策：从“征服”到“怀柔”的治理升级 对待西突厥与突厥颉利可汗的处理，展现了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包容性”。西突厥内乱后，唐朝并非直接军事占领，而是遣使册封泥孰为咄陆可汗（“遣使内附”“立为奚利邲咄陆可汗”），这是古代“羁縻政策”的典型实践——以承认地方部族领袖权威为基础，实现“间接统治”，既减少了军事冲突成本，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对颉利可汗，唐太宗先拟任虢州刺史（因颉利不愿而改任右卫大将军），未像汉高祖那样“诛灭功臣”，而是给予安置，体现了“失败者包容”的治理温度。这种“多元一体”的民族治理思路，远超同时代的强权逻辑，放在现代，可视为“尊重文化多样性”“通过协商而非武力解决族群问题”的早期范本，为唐朝“天可汗”地位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纲纪与仁政”的平衡：制度刚性与治理温度的结合 史料中两处细节体现了唐太宗对“法治”与“仁政”的拿捏： --对尉迟敬德的告诫：尉迟敬德因排位不满殴打任城王道宗，唐太宗以“汉高祖诛韩、彭非高祖之罪”警示，明确“国家纲纪，唯赏与罚”——既表达了“共保富贵”的善意，也划定了“不可犯法”的红线。这一处理避免了两种极端：既不纵容功臣特权（防“功高盖主”乱纲纪），也不效仿汉初“鸟尽弓藏”（失人心），本质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早期实践，对现代组织管理中“人情与规则的平衡”仍有借鉴。 --纵死囚归家赴约：唐太宗“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并敕令天下死囚皆如此。这一举措虽有“仁政表演”的成分，却也体现了对“生命权”的重视——相较于隋代的严刑峻法，唐太宗试图通过“道德信任”（约定归狱）替代“暴力威慑”，是治理理念从“刚性压制”向“柔性教化”的转变，虽不具备现代司法的严谨性，却为后世“仁政”提供了范本。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人才观：从“重才”到“才德兼备”的治理适配 唐太宗与魏征讨论“为官择人”时，魏征提出“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这一观点精准适配了不同治理阶段的需求：乱世中，“能做事”是首要目标（如秦末刘邦用韩信）；治世中，“德”（即对制度的敬畏、对民生的责任）成为关键——若仅重才而轻德，易出现“恃才乱政”（如隋代杨素）。这种“动态人才标准”，放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同样适用：创业期需“攻坚型人才”，成熟期需“守成+创新型人才”，而“德”（即价值观契合）始终是长期稳定的核心，避免了“人才能力与组织目标脱节”的风险。 总结：贞观政治的现代启示 这段史料中的唐太宗，并非完美的“圣人”，但他展现的“居安思危”的清醒、“包容纳谏”的开放、“怀柔多元”的包容、“纲纪与仁政平衡”的智慧，本质是对“治理本质”的深刻理解——治理不是“强权控制”，而是“君臣共治、族群共融、民生为本”。这些理念虽诞生于封建时代，却超越了时代局限，为现代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组织管理，“敬畏历史（以史为鉴）、尊重差异（纳谏与包容）、守住底线（纲纪）、重视人（民生与人才）”，始终是实现长期稳定的核心逻辑。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208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癸巳年） 春天正月，把《破陈乐》改名叫《七德舞》。癸巳日，皇上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还有各州的长官以及少数民族酋长，宴会上演奏《七德舞》和《九功舞》。太常卿萧瑀上奏说：“《七德舞》展现圣上功绩，感觉还不够全面，我觉得可以把擒获刘武周、薛仁果、窦建德、王世充等人的场景加进去。”皇上说：“他们可都是当时的英雄人物，现在朝廷里不少大臣以前还侍奉过他们呢。要是这些大臣看到旧主受屈辱的样子，心里能不难受吗？”萧瑀赶紧道歉说：“这我还真没想到。”魏征一直希望皇上能停止战事、提倡文教，所以每次陪皇上参加宴会，看到表演《七德舞》就低头不看，看到《九功舞》就认真观赏。 三月戊子日，侍中王珪因为泄露宫里的机密话，被降职为同州刺史。庚寅日，任命秘书监魏征为侍中。 直太史雍州人李淳风上奏，说灵台候仪的设计太简单，只有赤道部分，请求重新制造浑天黄道仪，皇上同意了。癸巳日，新仪器造好并上奏给皇上。 夏天五月癸未日，皇上前往九成宫。 雅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攻打反叛的獠人，把他们打败了。秋天八月乙丑日，左屯卫大将军谯敬公周范去世。皇上外出巡视的时候，经常让周范和房玄龄留守京城。周范这人忠诚老实、严肃正直，病重的时候，都不肯出宫回家，最后在皇宫的官署里去世。他和房玄龄相拥诀别说：“遗憾的是不能再见到皇上了！” 辛未日，任命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让他去攻打反叛的獠人。 九月，山东、河南四十多个州发大水，皇上派使者去赈济灾民。 去年放回家的全国死刑犯一共有三百九十人，没人监督，他们居然都按照约定时间自己来到朝堂，没有一个逃跑藏起来的，皇上就把他们都赦免了。 冬天十月庚申日，皇上回到京城。 十一月壬辰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坚决推辞说：“我作为外戚，怕天下人觉得陛下您任人唯亲。”皇上不答应，说：“我选官员是看才能的。要是没才能，就算是亲戚也不用，像襄邑王神符就是这样；要是有才能，就算是仇人也不抛弃，魏征他们就是例子。这次任命你，可不是因为你是亲戚才偏袒你。” 十二月甲寅日，皇上到芙蓉园；丙辰日，在少陵原打猎。戊午日，皇上回宫，陪着太上皇在汉朝旧未央宫摆酒设宴。太上皇让突厥颉利可汗起来跳舞，又让南蛮酋长冯智戴吟诗，之后笑着说：“胡人和越人成了一家人，这可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事啊！”皇上端起酒杯给太上皇祝寿说：“现在四方少数民族都来称臣，这都是陛下您教导有方，可不是我的本事。以前汉高祖也在这个宫里陪太上皇摆酒，还狂妄自夸，这我可不学他。”太上皇特别高兴，殿上的人都高呼万岁。 皇上对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说：“我十八岁的时候还在民间，老百姓的疾苦和各种情况，我都了解。等我当了皇帝，处理国家事务，还是会有失误。何况太子一直在深宫里长大，百姓生活的艰难，他听都没听过、看都没见过，能不骄纵安逸吗？你们可得好好劝劝他。”太子喜欢玩乐，在礼法方面很不注意，于志宁和右庶子孔颖达多次直言劝谏，皇上听说后很赞赏他们，各赐给他们一斤黄金、五百匹丝绸。 工部尚书段纶上奏，要征召手艺精巧的工匠杨思齐，皇上让先试试他的本事。段纶就让杨思齐先造个木偶。皇上说：“征召能工巧匠是为了给国家做事，你却让他先做玩具，这哪符合让工匠们相互告诫不制作奢靡奇巧物品的意思呢！”于是降低了段纶的官阶。 嘉州、陵州的獠人反叛，皇上命令邗江府统军牛进达去攻打，把他们打败了。 皇上问魏征：“大臣们上书提的意见有时候还挺不错，可召见他们当面谈论时，却常常语无伦次，这是为啥呢？”魏征回答说：“我看各个部门上奏事情，常常要想好几天，可到了皇上面前，连想说的三分之一都讲不出来。何况提意见的人还要担心违背您的心意、触犯忌讳，如果陛下您不给他们好脸色，和颜悦色地倾听，他们哪敢把心里话说完呢！”从这以后，皇上接见大臣时脸色更加温和，还常说：“隋炀帝猜忌心重，上朝的时候跟大臣们都没什么话说。我可不一样，我和大臣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亲近。”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唐太宗李世民治国理政的多个侧面，既体现了“贞观之治”的核心特质，也藏着穿越千年仍具启示的治理智慧。从现代视角拆解，可从以下维度解读其价值与意义： 对“尊严政治”的觉醒：不踩“失败者”的底线，是团队凝聚力的关键 萧瑀提议在《七德舞》中加入刘武周、窦建德等旧主被擒的屈辱场景，李世民却拒绝道：“朝廷之臣多曾北面事之，睹故主屈辱状，能不伤其心？”这一决策远超封建帝王的“胜利者炫耀”逻辑——他没有用“踩旧敌”来彰显自己的功业，反而顾及曾效力于旧主的臣子尊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放到现代组织管理中，这恰是“人性化领导”的核心：团队中难免有成员曾效力于竞争对手、或有过“失败经历”，若管理者刻意放大他人的过往屈辱，只会引发抵触心理；而保护个体尊严、避免“诛心式炫耀”，才能让不同背景的人真正融入团队。李世民的选择，本质是用“共情”替代“威慑”，这也是贞观朝能汇聚各方人才的重要原因。 “任人唯贤”的落地：打破“身份枷锁”，但不搞“绝对公平” 长孙无忌以“外戚身份”固辞司空之职，李世民的回应堪称古代用人观的典范：“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襄邑王）；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如魏征）。”他既拒绝了“因外戚身份废才”的极端，也否定了“因亲疏徇私”的弊端，本质是建立“能力优先于身份”的选拔标准。 现代职场中，类似的困境仍常见：有人因“关系背景”被质疑，有人因“过往恩怨”被排斥。李世民的智慧在于：不回避身份争议，但用“实绩”作为最终标尺——既给了长孙无忌证明自己的机会，也通过魏征的例子传递“只要有能力，过往皆可放下”的信号，这正是构建公平竞争环境的核心逻辑。 “死囚归狱”：信任是比刑罚更有效的治理工具 三百九十名被释放的死囚，无人监督却全部如期返回朝堂，最终被赦免——这一事件看似“理想主义”，实则是李世民“仁政+法治”结合的结果。古代刑罚的威慑力本就有限，而李世民通过“暂时释放”传递出对囚犯的信任，反过来激发了囚犯的“契约精神”；更重要的是，这背后是贞观朝民生改善、司法相对公正的底色——若百姓对政权毫无认同，即便有严刑峻法，也难阻逃亡。 放到现代社会治理中，这启示我们：“刚性惩戒”需搭配“柔性信任”。比如社区矫正制度、失信修复机制，本质都是“给人改过的机会”；而政府公信力的建立，恰恰在于“承诺必践”——李世民赦免归狱者，既是对信任的兑现，也让“守信”成为更值得选择的价值观，这比单纯的“严惩”更能塑造长期社会秩序。 对“奢靡与实用”的清醒：警惕“技术异化”，守住“公共价值” 工部尚书段纶举荐巧工杨思齐，却先让其造傀儡戏具，李世民怒斥：“得巧工当供国事，岂造戏具邪！”还削了段纶的官阶。这一细节戳中了一个永恒问题：“技术/才能”该服务于什么？李世民的态度很明确：百工之巧、人才之能，必须指向“公共利益”，而非满足娱乐奢靡需求。 现代社会中，类似的争议从未停止：比如科研经费是否该投入“华而不实的噱头项目”？企业技术是否该沉迷“炫技而非解决民生痛点”？李世民的批评本质是“对价值排序的校准”——无论技术多精巧、人才多优秀，若脱离了“服务公共事务”的核心，就会陷入“淫巧”的陷阱。这种“实用主义”不是否定创新，而是强调“创新必须锚定真实需求”，至今仍是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则。 “纳谏氛围”的构建：领导的“态度”决定下属的“真话度” 魏征解答“群臣上书可采、召对失次”的原因时，点破了关键：“谏者拂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李世民由此“接群臣辞色愈温”，还对比隋炀帝“多猜忌、临朝不语”——这揭示了沟通的核心规律：下属是否敢说真话，不取决于“下属的勇气”，而取决于“领导的容错态度”。 现代职场中，很多团队“会上无异议、会后有怨言”，根源就在于领导的“隐性威慑”：若提意见会被怼、说问题会被穿小鞋，谁还愿“拂意触忌”？李世民的做法很简单：用“温和的辞色”传递“我不会因意见不同而迁怒”的信号，甚至主动说“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这种“心理安全”的构建，正是高效决策、避免失误的前提——毕竟，再聪明的领导者，也需要来自基层的真实信息。 对“接班人教育”的警惕：别让“温室环境”毁掉传承 李世民提醒于志宁、杜正伦：“朕十八在民间，知民疾苦；太子长深宫，能无骄逸乎？”还嘉奖直谏太子的大臣。这背后是他对“权力异化”的清醒认知：生于富贵、长于深宫的继承者，若不接触民间疾苦，很容易陷入“脱离现实的骄奢”，而“直谏”正是打破“信息茧房”的关键。 现代家庭教育、企业传承中，类似的问题同样突出：“二代”若长期脱离基层，很可能不了解业务本质、不懂员工疾苦，最终导致“富不过三代”。李世民的智慧在于：不回避“环境对人的影响”，而是主动建立“纠错机制”——通过大臣直谏，强行让太子接触“不悦耳的真相”；通过“赐金嘉奖谏臣”，传递“敢管接班人”的导向。这种“早打预防针”的思路，正是确保传承不跑偏的核心。 结语：贞观之治的“现代启示”，从来不是“完美帝王”的神话 这段史料中的李世民，并非“全能圣人”——他仍需靠武力平定獠族叛乱，仍需通过“宴会怀柔”安抚少数民族（如让颉利可汗起舞、冯智戴咏诗），本质是“恩威并施”的统治术。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始终保持“自我约束”的清醒——不滥用胜利的傲慢，不纵容奢靡的风气，不堵塞谏言的渠道，不忽视民生的根本。 放到今天，这些智慧仍在回响：无论是组织管理中的“尊严关怀”、人才选拔中的“能力优先”，还是社会治理中的“信任构建”、决策中的“开放沟通”，本质都是“把人放在核心位置”。贞观之治的魅力，从来不是“古代盛世”的遥远传说，而是对“如何做好治理者”的永恒追问。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209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甲午年） 这年春天，正月的时候，突厥颉利可汗去世啦，按照他们的习俗，把尸体给焚烧后安葬咯。同月辛丑日，行军总管张士贵去征讨东、西王洞造反的獠人，顺利平定了这场叛乱。 当时呢，皇帝想派大臣们去各个地方做黜陟大使，可一时没找到合适人选。李靖就推荐了魏征，结果皇帝说：“魏征这哥们老是提醒我别犯错，我一天都离不开他在身边呐。”最后就让李靖和太常卿萧瑀等一共十三个人，分别去各地巡查。任务就是看看当地官员行不行，问问老百姓过得咋样，对老年人客气点，救济救济穷苦人，提拔提拔那些被埋没的人才，让这些使者到的地方，就跟皇帝亲自去了一样。 到了三月庚辰日，皇帝跑去九成宫玩耍。 夏天五月，初一那天，出现日食啦。 这之前，吐谷浑可汗伏允派使者来进贡，使者还没回去呢，他们就跑去鄯州大肆抢掠一番。皇帝派人去责备他们，还征召伏允入朝，伏允说自己生病来不了，又给儿子尊王求娶唐朝公主。皇帝答应了，让尊王亲自来迎亲，结果尊王也不来，这下皇帝就怒了，直接拒绝了这门婚事。伏允还没完，又派兵去攻打兰、廓二州。这伏允年纪大了，光听他手下天柱王的主意，老是来侵犯唐朝边境，还抓了唐朝使者赵德楷。皇帝派使者去劝了十来回，甚至把使者拉到殿前，亲自跟他说这么做的后果，可伏允就是死不悔改。没办法，六月的时候，就派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当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当赤水道行军总管，带着边境的兵，还有契苾、党项的人去攻打吐谷浑。 秋天七月，山东、河南、淮河到海边这一片发大水啦。 皇帝好几次请太上皇去九成宫避暑，太上皇因为隋文帝在那儿去世，心里膈应，就不愿意去。到了冬天十月，开始修建大明宫，想着给太上皇夏天避暑用。结果还没修好呢，太上皇就生病卧床了，最后也没住进去。 辛丑日，段志玄去攻打吐谷浑，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追出去八百多里地，都到离青海三十多里的地方了，吐谷浑人赶紧赶着马跑了。 甲子日，皇帝回到京城。 右仆射李靖因为生病，请求辞职，皇帝答应了。十一月辛未日，封李靖为特进，爵位不变，俸禄赏赐、手下的吏卒啥的都照旧，等他病稍微好点，隔个两三天就去门下省、中书省参与处理政事。 甲申日，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派使者来进贡，顺便还想求娶唐朝公主。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边，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强大，到处吞并其他国家，地盘可大了，能打仗的士兵有几十万，但之前一直没跟咱大唐来往过。他们的王叫“赞普”，习俗里不讲姓氏，王族都叫“论”，当官的贵族都叫“尚”。这弃宗弄赞很有勇有谋，周围的国家都怕他。皇帝就派使者冯德遐去安抚慰问他们。 丁亥日，吐谷浑又来攻打凉州。己丑日，皇帝下诏，要大规模征讨吐谷浑。皇帝想让李靖挂帅，但又觉得他年纪大了，不忍心让他太操劳。李靖听说后，主动请战，皇帝那叫一个开心。十二月辛丑日，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指挥各路军队。还让兵部尚书侯君集当积石道、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当鄯善道、凉州都督李大亮当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彦当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当盐泽道行军总管，带着突厥、契苾的军队一起去打吐谷浑。 还有个事儿，皇帝要聘隋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当充华，诏书都发出去了，册封使者都准备出发了，魏征听说这姑娘之前许配给了一个叫陆爽的读书人，赶紧上表劝谏。皇帝知道后，吓了一跳，亲自写诏书狠狠责备自己，还下令停止册封使者。房玄龄等人上奏说：“说许配给陆氏，也没明确证据，这大礼都要办了，可不能半途而废啊。”陆爽自己也上表说一开始就没这回事。皇帝就问魏征：“大臣们可能是想迎合我，可陆爽自己也这么说，为啥呢？”魏征回答：“他觉得陛下表面上放过他，暗地里可能给他使绊子，所以不得不这么说呗。”皇帝笑着说：“看来外人对我的信任还没到那份上啊！” 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奏说：“修洛阳宫，老百姓累得够呛；收地租，收得太多了；现在流行高发型，都是宫里带的头。”皇帝一听就火了，跟房玄龄他们说：“这皇甫德参是想让国家一个人都不役使，一粒粮食都不收，宫里人都剃光头，他才满意是吧！”打算治他个诽谤罪。魏征赶忙劝道：“贾谊当年给汉文帝上书，还说‘有一件事可为痛哭，有两件事可为流涕’呢。自古以来，上书要是不激烈点，根本打动不了皇上的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希望陛下好好考虑。”皇帝说：“我要是治了这人的罪，以后谁还敢说话呀？”于是赐给皇甫德参二十匹绢。过了几天，魏征又上奏说：“陛下最近不太爱听直言了，就算勉强忍着，也不像以前那么豁达了。”皇帝听了，不但没生气，反而给了皇甫德参更多赏赐，还封他做监察御史。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中书舍人高季辅也上奏说：“那些低级别的地方官，工资都不够花，饥寒交迫的，很难保证能清正廉洁。现在国家粮仓慢慢充实了，应该给他们多加点工资，这样才能要求他们不贪污，再严格设立法律禁令。还有啊，密王元晓这些都是陛下的弟弟，我最近看到皇子们拜见各位叔叔，叔叔们居然还回拜，这辈分都乱套了，应该用礼仪好好教导教导。”奏疏呈上去后，皇帝觉得说得很有道理。 这一年，西突厥咄陆可汗去世，他弟弟同娥设继位，就是沙钵罗咥利失可汗。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浓缩了贞观八年唐朝在政治、军事、民族关系、民生治理等维度的关键实践，几乎是“贞观之治”核心特质的微观切片——既体现了唐太宗的治国智慧与自我约束，也展现了君臣同心、开放包容的治理生态，更暗藏着唐朝稳定边疆、凝聚民心的底层逻辑。 民族政策：“因俗而治”与“先礼后兵”的平衡 --对突厥的包容，尊重习俗以稳边疆：颉利可汗（前东突厥可汗，曾被唐军击败）去世后，唐太宗允许突厥人按本族“焚尸葬之”的习俗处理后事，而非强制推行汉地丧葬制度。这一细节背后是唐朝“羁縻政策”的核心逻辑：不追求“同化”，而是通过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减少文化冲突，实现“以夷制夷”的边疆稳定。对战败部落首领的体面处置，也向周边民族传递了“唐不恃强凌弱”的信号，为后续突厥部落归附、边疆长期安宁奠定了基础。 --对吐谷浑的审慎，外交优先，武力兜底：吐谷浑可汗伏允反复无常（入贡后掠边、拒入朝、拒亲迎、扣使者），唐太宗并非直接动武，而是“遣使谕之十返”，甚至当面告诫其使者祸福——直到外交穷尽，才派段志玄、李靖等大举讨伐。这种“先礼后兵”的策略，既避免了滥用武力引发的民怨，也让唐朝的军事行动具备“正义性”，更体现了贞观朝“慎战”的军事思想：武力是维护秩序的手段，而非目的。 --对吐蕃的开放，开启双向交流的起点：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首次遣使入贡并请婚，唐太宗派冯德遐慰抚——这是唐与吐蕃正式交往的开端。此时吐蕃已“浸强”，但唐朝未以“天朝上国”自居，而是平等回应，为后来文成公主和亲、汉藏文化深度融合埋下伏笔。这种对新兴民族政权的开放态度，打破了古代“华夷之辨”的狭隘框架，是唐朝成为多民族统一帝国的关键。 政治治理：“纳谏”与“务实”的双重底色 --君臣相得，用人精准，权责清晰：唐太宗欲设“黜陟大使”巡查天下，李靖举荐魏征，太宗却直言“征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既认可魏征“谏臣”的核心价值（留在身边纠正决策失误），也信任李靖“能臣”的执行力（派其带队巡查）。这种“人尽其才”的用人逻辑，避免了“任人唯亲”或“功能错位”，是贞观朝行政效率的保障。 后续李靖因疾逊位，太宗仍保留其爵禄、吏卒，允许他病愈后参与“平章政事”（即宰相级议事），则体现了对功臣的“优待与复用结合”，既安抚老臣，又不浪费其经验，维护了统治集团的稳定。 --纳谏如流，从“纠错”到“主动听劝”的升级：贞观之治的核心是“纳谏”，这段史料里有两个经典案例。 一是郑仁基女事件：唐太宗已下诏聘郑女为妃，魏征得知其曾许嫁士人陆爽，立刻谏阻。太宗不仅停办册封，还“手诏深自克责”——即使房玄龄和陆爽（因怕获罪）否认婚约，太宗仍听魏征“陆爽怕阴遭罪谴”的分析，反思自己“公信力不足”。这体现了唐太宗的底线：不夺民之妻，不因皇权破坏民间伦理，更能正视自己的权威可能引发的恐惧。 二是皇甫德参事件：皇甫德参直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高髻学宫中”，太宗起初怒称“欲治其谤讪之罪”，但魏征以贾谊“痛哭流涕”上书为例，点出“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的道理。太宗立刻醒悟，不仅赐绢20匹，后来还因魏征提醒“近日不好直言”，进一步优赐皇甫德参并升其为监察御史。这不是简单的“帝王宽容”，而是太宗的清醒认知：只有允许臣子说“逆耳话”，才能及时发现政策失误（如修宫劳民），避免重蹈隋末“闭目塞听”的覆辙。 --务实治吏：从“要求廉洁”到“保障生活”：高季辅建议给“外官卑品”（基层低阶官员）加俸禄，理由是“饥寒切身，难保清白”——这一建议精准击中了古代吏治的痛点：若官员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廉洁”便成了空谈。唐太宗认可这一建议，体现了贞观朝治理的“人性化”：不搞“道德绑架”，而是先通过“保障收入”降低腐败动机，再“严设科禁”约束行为。这种“先安其生，再责其行”的逻辑，比单纯的“严刑峻法”更能长效维护吏治清明。 此外，他纠正“帝子拜诸叔，叔皆答拜”的礼仪紊乱，本质是通过“宗法礼制”规范统治内部秩序，避免亲王间的等级模糊，巩固皇权的伦理基础。 整体反思：贞观之治的“可持续性”密码 这段史料里的事件看似零散，却共同指向贞观之治的核心：权力的自我约束与治理的民生导向。 --唐太宗并非“完美帝王”（如对皇甫德参最初的愤怒、一度想聘郑女为妃），但他能在谏臣的提醒下及时纠错，本质是将“皇权”置于“治国规律”和“民生需求”之下，而非独断专行； --从巡查天下的“黜陟大使”（问疾苦、赈穷乏），到给基层官员加俸禄，再到停办可能扰民的婚约，所有政策的落脚点都是“民”——这正是隋亡的教训（徭役重、失民心），也是贞观朝“国富民安”的根本。 --对民族政权的包容、对功臣的善待、对谏臣的鼓励，则构建了一个“上下同心”的统治生态——没有内部的猜忌与倾轧，政策才能稳定推行，边疆与民生才能兼顾。 可以说，贞观八年的这些史事，不是“偶然的善政”，而是唐太宗将“隋亡之鉴”转化为具体治理实践的体现——它证明了：古代君主制下，若统治者能“克制皇权、重视民生、开放纳谏”，同样能实现政权的稳定与社会的繁荣。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210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乙未年） 这年春天正月，之前归附唐朝的党项人，全都反叛，跑去投靠吐谷浑了。到了三月庚辰日，洮州的羌人也反叛，投入吐谷浑怀抱，还把刺史孔长秀给杀了。 壬辰日，皇帝大赦天下。 乙酉日，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去攻打反叛的羌人，还真把他们打败了。 庚寅日，皇帝下诏说：以前把百姓财产分为三等，不够详细，现在重新分为九等。 皇帝跟魏征聊天，说：“齐后主和周天元这俩货，都使劲压榨老百姓，自己可劲享受，最后国力耗尽，国家就亡了。这就好比馋嘴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肉吃完了自己也死翘翘，咋这么傻呢！你说他俩谁更差劲？”魏征回答：“齐后主这人太懦弱，朝廷政令乱七八糟，好多人都能发号施令；周天元呢，又骄横又残暴，赏罚大权都在他一人手里。虽说他俩都把国家搞没了，但相比之下，齐后主更垃圾。” 夏天闰四月癸酉日，任城王道宗在库山把吐谷浑给打败了。吐谷浑可汗伏允一看形势不妙，把周围野草全烧光，带着轻装部队逃进沙漠里。唐朝的将领们都觉得：“咱的马没草吃，又累又瘦，这可不能深入沙漠去追啊。”侯君集不同意，说：“可别这么想。之前段志玄的军队刚回到鄯州，敌人就追到城下了。为啥呢？就是因为敌人实力还强，手下人也愿意为他卖命。现在他们刚吃了败仗，就跟老鼠、鸟儿一样四处逃窜，连侦察兵都没了，君臣离心，父子失散，这时候拿下他们，就跟弯腰捡根草一样容易。要是现在不抓住机会，以后肯定后悔。”李靖觉得侯君集说得在理，就听了他的。然后把军队分成两路：李靖和薛万均、李大亮走北路，侯君集和任城王道宗走南路。戊子日，李靖的部将薛孤儿在曼头山又把吐谷浑打败了，还杀了他们一个有名的王，缴获好多牲畜，正好给军队当粮食。癸巳日，李靖等人在牛心堆和赤水原又连续打败吐谷浑。侯君集和任城王道宗带兵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走了两千多里，大夏天的居然还下霜。他们经过破逻真谷的时候，那地方没水，人只能啃冰块，马只能吃雪。五月，他们在乌海追上伏允，跟他打了一仗，把伏允打得屁滚尿流，还抓住了他手下有名的王。薛万均、薛万彻在寺海也把天柱王打败了。 太上皇从上一年秋天就得了风疾，庚子日，在垂拱殿去世了。甲辰日，大臣们请皇帝按照太上皇的遗诰处理军国大事，皇帝没答应。乙巳日，皇帝下诏让太子承乾在东宫处理日常政务。 在赤水之战的时候，薛万均、薛万彻兄弟俩带着轻骑兵冲在前面，结果被吐谷浑包围了。兄弟俩都中枪了，没办法下马跟敌人搏斗，跟着他们的骑兵死了十有六七。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带着几百骑兵赶来救援，拼了命地攻击，那叫一个勇猛，所向披靡，薛万均、薛万彻这才逃过一劫。李大亮在蜀浑山也打败了吐谷浑，抓住了他们二十个有名的王。将军执失思力在居茹川也把吐谷浑打得大败。李靖带着各路军队经过积石山河源，一直打到且末，把吐谷浑西边的边境都给捣毁了。听说伏允在突伦川，打算逃到于阗去，契苾何力就想追上去袭击他。薛万均因为之前吃了败仗，心有余悸，坚决说不行。契苾何力说：“这些敌人又没固定的城池，都是跟着水草到处迁徙。要是不趁着他们聚居的时候去攻打，等他们一下子散开，哪还能端了他们的老巢啊！”说完，他自己挑选了一千多勇猛的骑兵，直接冲向突伦川，薛万均没办法，只好带兵跟着他。沙漠里没水，将士们渴得没办法，只能刺马脖子，喝马血。他们成功袭击了伏允的营帐，杀了几千人，缴获二十多万头牲畜，伏允自己倒是逃脱了，但他的老婆孩子都被俘虏了。侯君集等人继续前进，越过星宿川，到达柏海，然后回来和李靖的军队会合。 大宁王顺，他是隋朝的外甥，也是伏允的嫡长子，之前在隋朝当人质，一直回不去。伏允就立了其他儿子当太子，等顺好不容易回国，心里一直不痛快。正好李靖把吐谷浑打得差不多了，国内的人日子不好过，都埋怨天柱王。顺就趁着大家的不满，把天柱王杀了，然后整个国家请求投降唐朝。伏允带着一千多骑兵逃到沙漠里，过了十几天，手下人都跑光了，最后被身边的人给杀了。吐谷浑的人就拥立顺为可汗。壬子日，李靖上奏说已经平定吐谷浑。乙卯日，皇帝下诏恢复吐谷浑的国家，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皇帝又担心顺没办法服众，就命令李大亮带着几千精兵去给他撑腰。 六月己丑日，大臣们又请皇帝处理政务，皇帝答应了，但小事还是让太子处理，太子处理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从这以后，皇帝每次出去巡游，经常让太子留在京城监国。 秋天七月庚子日，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去攻打反叛的羌人，把他们打败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丁巳日，皇帝下诏说：“给太上皇修陵墓，要按照汉朝长陵的规格来，一定要隆重厚实。”但时间太紧，工程进度跟不上。秘书监虞世南就上疏说：“圣人给亲人薄葬，可不是不孝顺，而是想得长远，觉得厚葬反而会给亲人带来麻烦，所以才不这么做。以前张释之说过：‘要是坟墓里有让人惦记的东西，就算把南山封起来，也还是会有缝隙被人钻。’刘向也说：‘人死了没个尽头，但国家有兴盛衰败，张释之的话，是为了长远考虑啊。’他们说得太有道理了。陛下您圣德超过唐尧、虞舜，可给亲人厚葬却学秦汉的做法，我觉得陛下这样不太好。就算里面不藏金银玉器，后世的人看到这么大的坟包，怎么知道里面没有宝贝呢！而且现在守孝已经按照汉文帝霸陵的制度来，可坟墓的规格却按照汉长陵来，恐怕不合适。希望能按照《白虎通》的标准，修个三仞高的坟，陪葬的器物啥的都节省点，再在陵墓旁边刻块石碑，另外写一份保存到宗庙里，作为子孙后代永远遵循的规矩。”奏疏交上去后，皇帝没回应。虞世南又上疏说：“汉朝天子一即位就开始修陵墓，时间长的修了五十多年。现在想在几个月内完成几十年的工程，恐怕人力跟不上啊。”皇帝这才把虞世南的奏疏交给有关部门，让他们详细讨论该怎么办。房玄龄等人商量后说：“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现在修九丈太高了，三仞又太低，不如就按照原陵的规格来吧。”皇帝同意了。 辛亥日，皇帝下诏说：“国家刚建立的时候，宗庙制度不完善，现在要把祖先牌位迁到太庙合祭，让礼官好好讨论一下。”谏议大夫朱子奢建议设立三昭三穆的牌位，空着太祖的位置。于是就增修太庙，把弘农府君和高祖以及原来的四个神主合在一起，变成六个牌位。房玄龄等人建议把凉武昭王作为始祖。左庶子于志宁不同意，说武昭王不是开创王业的根基，不能当始祖，皇帝听了他的建议。 党项人又来侵犯叠州。 李靖攻打吐谷浑的时候，给党项人送了不少好处，让他们当向导。党项酋长拓跋赤辞来了，对各位将领说：“隋朝人不讲信用，就喜欢抢我们东西。要是你们各位没别的心思，我就给你们提供物资粮食；要是不怀好意，我就占据险要地方，堵住你们的路。”将领们跟他盟誓后就把他打发走了。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行军到阔水的时候，看到赤辞没防备，就偷袭他，抢了几千头牛羊。这下党项人可气坏了，都聚集在野狐峡，李道彦没法前进。赤辞反过来攻击他，李道彦被打得大败，死了好几万人，只能退守松州。左骁卫将军樊兴磨磨蹭蹭，错过了行军日期，手下士兵也死的死、逃的逃。乙卯日，李道彦和樊兴都被判了死罪，后来减免为流放边疆。 皇帝派人到了大斗拔谷犒劳将领们，薛万均趁机诋毁契苾何力，把功劳都往自己身上揽。契苾何力气得不行，拔刀就要杀薛万均，还好被其他将领拦住了。皇帝听说这事，责备契苾何力，契苾何力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皇帝听了很生气，想撤了薛万均的官职，把职位给契苾何力。契苾何力坚决推辞，说：“陛下因为我的缘故撤了万均的官，那些胡人不懂事，会觉得陛下重视胡人轻视汉人，到时候互相诬告，争权夺利的事肯定越来越多。而且要是让胡人觉得将领都像万均这样，他们就会有轻视汉人的想法。”皇帝觉得他说得对，就没这么做。不久之后，让契苾何力在北门担任宿卫，负责检查屯营事务，还把宗女临洮县主许配给他。 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没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李靖就按军法处置他。高甑生怀恨在心，居然诬告李靖谋反，后来一查根本没这回事。八月庚辰日，高甑生被判死罪，减免为流放边疆。有人说：“高甑生是秦王府的功臣，能不能从轻发落？”皇帝说：“高甑生不听李靖指挥，还诬告他谋反，这种事都能宽容，那法律还有啥用！再说了，国家从晋阳起兵，功臣多了去了，要是高甑生能免罪，那以后人人都犯法，还怎么管得住！我对老功臣一直没忘，但这事真不能赦免他。”李靖从此关起门来，拒绝见宾客，就算是亲戚也不能随便见。 皇帝想亲自去园陵祭祀，大臣们看皇帝因为太上皇去世，伤心过度，身体瘦弱，都坚决劝阻，皇帝只好作罢。 冬天十月乙亥日，处月初派使者来进贡。这处月、处密，都是西突厥的分支。 庚寅日，把太武皇帝葬在献陵，庙号定为高祖；穆皇后也一起合葬，加号太穆皇后。 十一月庚戌日，皇帝下诏讨论在太原修建高祖庙的事。秘书监颜师古说：“宗庙应该建在京城，汉朝的时候在郡国建庙，这不符合礼制。”于是就没建。 戊午日，任命光禄大夫萧瑀为特进，又让他参与政事。皇帝说：“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太子的想法，但一直没定下来，我那时候不被兄弟们容，真担心自己功高震主，得不到赏赐还招来灾祸。萧瑀这人，金钱诱惑不了他，死亡威胁不了他，真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啊！”还赐给萧瑀一首诗，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又对萧瑀说：“你的忠诚正直，古人都比不上。但你对善恶分得太清楚，有时候也会有失误。”萧瑀赶紧拜谢。魏征说：“萧瑀不随波逐流，孤立于众人之间，只有陛下知道他的忠诚刚劲，要是没遇到陛下这样的圣明君主，他想免祸都难啊！”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特进李靖上书，请求皇帝按照太上皇遗诰，穿着平常的衣服，到正殿处理政务，皇帝没答应。 吐谷浑的甘豆可汗在中原待了很久，国内的人都不拥护他，最后被手下人给杀了。他的儿子燕王诺曷钵继位。诺曷钵年纪小，大臣们争权夺利，国内大乱。十二月，皇帝下诏让兵部尚书侯君集等人带兵去支援，先派使者去劝和，要是有人不听诏令，就见机行事，该打就打。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浓缩了贞观前期的军事、政治、民族关系与制度细节，既凸显了“贞观之治”的治理智慧，也暴露了封建王朝治理的固有矛盾，可从四个核心维度解读： 军事行动：“刚柔并济”的边疆治理逻辑 对吐谷浑的战争，是贞观朝边疆策略的典型实践：一方面，李靖、侯君集展现出极强的军事决断力——面对吐谷浑“烧野草阻追兵”的困局，侯君集以“败后众散、君臣离析”的判断力劝深入，李靖分兵两路迂回，甚至在碛中“刺马血饮之”奔袭，最终瓦解吐谷浑核心力量，体现了唐朝军事指挥的专业性；另一方面，战后处置并非“灭国占地”，而是立伏允嫡子慕容顺为可汗、“复其国”，还派李大亮率精兵为后盾，这种“羁縻政策”既避免了长期驻军的消耗，又通过扶持亲唐势力稳定边疆，是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核心思路，也为后续“天可汗体系”奠定了基础。 但此战也暴露了局部将领的短视——李道彦背盟袭击党项拓跋赤辞，不仅打破了“供资粮”的约定，还引发羌人反叛、导致数万士兵阵亡，直接体现了“失信于蛮夷”的代价。这也说明：贞观朝的边疆治理，既依赖顶层战略的清醒，也需基层将领的执行力，一旦违背“恩威并施”的原则，便会引发连锁危机。 政治治理：“法治”与“人治”的平衡尝试 这一年的官员奖惩，清晰展现了唐太宗对“法治”的追求：高甑生因“后军期”被李靖追责，转而诬告李靖谋反，查实后即便“秦府功臣”身份也被“减死徙边”；李道彦、樊兴因兵败或失期，同样难逃流放之罚。太宗一句“若甑生获免，则人人犯法，安可复禁”，直接点明了“功臣不搞特殊化”的治理底线——这是贞观朝区别于前朝（如隋末、南北朝）的关键：它试图用制度约束权力，而非依赖君主的“一时仁厚”。 但“法治”也需“人治”补充：契苾何力因薛万均“排毁己功”欲拔刀相向，太宗本想“解万均官授何力”，却因何力“恐胡人谓陛下重胡轻汉”的劝谏而止。这一细节既体现了太宗对少数民族将领的尊重（契苾何力为铁勒贵族，却被委以重任、尚宗女），也暴露了封建法治的局限性——最终决策仍依赖君主的“纳谏”与臣子的“顾全大局”，而非刚性制度。 此外，太子承乾“平决庶政”“听断颇能”，以及太宗“出行幸则令居守监国”的安排，是权力过渡的早期铺垫，既锻炼了储君能力，也维持了政局稳定，体现了贞观朝权力传承的规划性。 制度与观念：“务实”与“传统”的博弈 两件事集中反映了贞观朝的制度探索：一是“民赀分九等”的改革，将百姓资产从“三等”细化为“九等”，本质是为了更精准地制定赋税、徭役政策，避免“一刀切”导致的不公，是贞观朝“轻徭薄赋”政策的配套细化，体现了治理的精细化思维；二是高祖丧葬制度的争议，虞世南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劝谏，引用张释之“有可欲则南山有隙”的观点，主张“三仞之坟、器物节损”，核心是反对秦汉以来的厚葬陋习，强调“薄葬即孝”的理性观念。 虽然后来太宗未完全采纳虞世南的建议，最终“依汉原陵（六丈）之制”，但这场争议本身意义重大：它打破了“厚葬即尽孝”的传统认知，将“圣人深思远虑”的理性精神引入礼制，是贞观朝“以儒为体、以法为用”治理观念的体现——既尊重传统礼制（修宗庙、定陵制），又不被传统束缚，而是以“务实”为核心调整。 君臣互动：“贞观之治”的核心支撑 这段史料中的君臣互动，堪称“贞观之治”的缩影：太宗与魏征讨论齐后主、周天元“重敛亡国”，本质是通过前朝教训强化“民本”意识，魏征的回答既分析了亡国之君的差异，也暗含“政出多门”“威福在己”皆为祸根的警示，这种“君臣论政”并非形式，而是决策前的思想统一；对萧瑀的评价“不可以利诱，不可以死胁”，并赐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既体现了太宗对“忠直”大臣的珍视，也反映了贞观朝“用人唯贤”的氛围——萧瑀虽“善恶太明”有缺点，却因“社稷臣”的底色被重用，这种“容人之短、用其之长”的用人观，是贞观朝人才辈出的关键。 而李靖“阖门杜绝宾客”的举动，也暗含功臣的生存智慧：作为战功赫赫的将领，在高甑生诬告事件后选择避嫌，既是对太宗“法治”的尊重，也是避免“功高震主”的自保——这从侧面反映了封建皇权下，即便“君臣相得”，也仍有不可逾越的权力边界。 综上，贞观九年的史事，是“贞观之治”的一个切片：它既有军事上的雄才大略、政治上的法治追求、制度上的务实探索，也有民族关系中的包容与冲突、君臣互动中的信任与边界。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底色——不是完美的乌托邦，而是在封建框架下，通过君主的清醒、臣子的贤能、制度的弹性，实现的相对清明与稳定。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211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丙申年） 这年春天正月甲午日，皇帝终于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啦。 辛丑日，任命突厥的拓设阿史那社尔为左骁卫大将军。这阿史那社尔，是处罗可汗的儿子，十一岁的时候，就因为聪明有谋略出了名。可汗让他当了拓设，在沙漠北边建立了营帐，和欲谷设一起分别统领敕勒各个部落。他当官当了十年，从来没向部落里的人多收过赋税。有些部落首领还鄙视他，觉得他不会给自己捞好处，阿史那社尔就说：“只要部落里的人生活富足，我就满足啦。”那些首领听了都觉得惭愧，心服口服。后来薛延陀反叛，打败了欲谷设，阿史那社尔的军队也吃了败仗，他就带着剩下的人跑到西边边境防守。颉利可汗灭亡以后，西突厥也乱套了，咄陆可汗兄弟俩争着当老大。阿史那社尔假装去投降他们，然后带兵偷袭，把西突厥差不多一半的地盘都抢了过来，手下也有了十多万人，他就自称答布可汗。这时候阿史那社尔对手下各部落说：“最先挑起战乱、搞垮我们国家的，就是薛延陀，我得为先可汗报仇，把他们灭掉。”各部落都劝他：“咱们刚拿下西边这块地方，应该先留下来镇守安抚。现在要是急着离开，西突厥肯定会来夺回他们原来的地盘。”阿史那社尔不听，还是跑到沙漠北边去攻打薛延陀，打了一百多天。正好赶上咥利失可汗即位，阿史那社尔的手下人都被这场持久战搞得疲惫不堪，好多人都扔下他跑回去了。薛延陀趁机发兵攻击，阿史那社尔被打得大败，只能跑到高昌去，他原来的手下只剩下一万多家，又害怕西突厥来逼迫，就带着这些人来投降唐朝了。皇帝下令把他的部落安置在灵州北边，把阿史那社尔留在长安，还把皇妹南阳长公主嫁给了他，让他在皇宫的园林里掌管屯兵。 癸丑日，给各位王爷改封啦。赵王元景改封为荆王，鲁王元昌改封为汉王，郑王元礼改封为徐王，徐王元嘉改封为韩王，荆王元则改封为彭王，滕王元懿改封为郑王，吴王元轨改封为霍王，豳王元凤改封为虢王，陈王元庆改封为道王，魏王灵夔改封为燕王，蜀王恪改封为吴王，越王泰改封为魏王，燕王佑改封为齐王，梁王愔改封为蜀王，郯王恽改封为蒋王，汉王贞改封为越王，申王慎改封为纪王。 二月乙丑日，任命元景为荆州都督，元昌为梁州都督，元礼为徐州都督，元嘉为潞州都督，元则为遂州都督，灵夔为幽州都督，恪为潭州都督，泰为相州都督，佑为齐州都督，愔为益州都督，恽为安州都督，贞为扬州都督。不过泰没去上任，而是让金紫光禄大夫张亮去代理都督事务。皇帝因为泰喜欢文学，对士大夫很有礼貌，还特别批准在他的王府另外设置文学馆，让他可以自己招募学士。 三月丁酉日，吐谷浑王诺曷钵派使者来，请求唐朝颁布历法，使用唐朝年号，还说要送自己的子弟来唐朝当人质，皇帝都答应了。丁未日，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 癸丑日，各位王爷要去自己的封地了，皇帝和他们告别时说：“咱兄弟之间的感情，难道不想一直在一起吗？但为了天下大事，没办法只能这样。儿子以后还能再有，兄弟可就没了呀。”说着说着，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哭得稀里哗啦。 夏天六月壬申日，任命温彦博为右仆射，太常卿杨师道为侍中。 侍中魏征老是因为眼睛有病，请求当散官。皇帝没办法，只好让魏征当了特进，但还是让他管门下省的事儿，朝廷的规章制度、国家的典章礼仪，都让他参与讨论，发表意见，要是有判徒刑、流放以上的罪行，要详细调查清楚再上奏；他的俸禄赏赐、手下的吏卒待遇都和原来当职事官的时候一样。 长孙皇后这个人，又仁爱又孝顺，生活还特别节俭朴素，喜欢读书。经常和皇帝不紧不慢地讨论古代的事儿，趁机给皇帝提建议，帮了皇帝不少忙。有时候皇帝因为一些不是什么大罪的事儿，就发脾气责怪宫女，皇后就假装也很生气，说要亲自审问，然后把宫女关起来，等皇帝气消了，再慢慢给宫女辩解，所以后宫里从来没有乱施刑罚的情况。豫章公主很小就没了母亲，皇后就收养了她，对她比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还慈爱。妃嫔以下的人要是生病了，皇后都会亲自去看望，甚至把自己的药膳都拿出来给她们，宫里的人没有不敬爱她的。她教育几个孩子，总是把谦虚、节俭放在首位。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曾经跟皇后说，东宫的用具太少了，请求皇后上奏给东宫增加一些。皇后不答应，说：“当太子，应该担心自己品德没树立起来，名声不够响亮，还担心什么没有用具呢！” 皇帝生病了，好几年都没好，皇后一直伺候着，白天黑夜都不离开身边。还经常在衣带里藏着毒药，说：“要是皇上有个三长两短，我绝不独自活下去！”皇后本来就有气喘的毛病，前一年跟着皇帝去九成宫的时候，柴绍等人半夜来报告发生变故，皇帝赶紧披上铠甲出去查看情况，皇后拖着病体也要跟着去，身边的人都劝她别去，皇后说：“皇上都受到惊吓了，我怎么能安心自己待着！”从那以后，她的病就更严重了。太子对皇后说：“该用的医药都用了，可您的病还是没好，要不奏请皇上赦免一些罪犯，再让一些人出家当道士、和尚，说不定能得到神灵保佑呢。”皇后说：“生死有命，不是靠人力和智慧能改变的。要是做好事就有福报，那我一直没做坏事呀；要是没这回事，乱求又有什么用呢！赦免罪犯是国家的大事，不能经常下这样的命令。道教、佛教这些旁门左道，对国家和百姓都没好处，皇上平时都不做这些事，怎么能因为我一个妇道人家，就让皇上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呢？要是你非要这么做，我还不如赶紧死了算了！”太子不敢上奏，私下里把这事告诉了房玄龄，房玄龄又告诉了皇帝，皇帝听了很心疼皇后，想为她赦免罪犯，皇后坚决阻止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等到皇后病情严重，和皇帝诀别。当时房玄龄因为犯错被遣回家，皇后对皇帝说：“房玄龄伺候陛下这么久了，做事小心谨慎，那些奇谋妙计，从来都没泄露过，要是没有什么大过错，希望陛下不要抛弃他。我的娘家人，因为沾亲带故，才得到了禄位，他们又没什么德行，很容易招来危险。要是想让他们的子孙能保全，千万别让他们掌握大权，只要让他们以皇亲国戚的身份上朝就行了。我活着的时候没给别人带来什么好处，死了也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希望陛下不要为了给我修陵墓浪费天下的钱财，只要依山修坟，用些瓦木做陪葬品就够了。还希望陛下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多听忠言劝谏，摒弃谗言恶行，减少劳役，停止游玩打猎，这样我就算到了九泉之下，也没什么遗憾了！孩子们就不用让他们来了，看到他们伤心，只会让人心烦意乱。”说完，拿出衣带里藏的毒药给皇帝看，说：“陛下生病的时候，我就发誓要跟陛下同生共死，我可不想像吕后那样。”己卯日，皇后在立政殿去世了。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浓缩了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朝在政治、民族、后宫治理等维度的关键面貌，既体现了“贞观之治”的制度优势与君主智慧，更以长孙皇后的临终言行，勾勒出古代贤后“辅政而不干政”的典范，放在今天看仍有鲜明的历史启示性。 民族政策：“天下一家”的早期实践 阿史那社尔的归唐与受封，是唐太宗“华夷一体”理念的典型案例。作为突厥处罗可汗之子，社尔因部落战败归唐后，不仅被授予左骁卫大将军的核心军职，还获尚皇妹、典苑内屯兵的信任——这种对少数民族贵族的“授官不疑”，打破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认知。 社尔自身“部落苟丰，于我足矣”的治理观，与唐朝对其部落“处灵州之北”的安置策略，形成了“归附者得安居，朝廷得边疆稳定”的双赢格局。对比后世不少王朝的“强压式治边”，贞观年间的民族政策更重“抚纳”与“用才”，这既是唐朝能快速整合边疆、奠定大国疆域的关键，也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早期范本。 宗室分封：亲情与治权的平衡术 唐太宗对诸王的“徙封+就藩”安排，暗藏深层政治考量：一方面，将诸王分封至荆州、梁州等战略要地任都督，实则是让宗室承担“镇抚地方”的职责，巩固李氏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他直言“兄弟不可复得”的流涕之语，又体现了对亲情的珍视——这种“以宗室守四方，又不违人情”的平衡，既避免了汉朝“七国之乱”式的宗室专权隐患，也区别于后世明朝“藩王圈养”的僵化，是贞观年间“柔性集权”的体现。 而对魏王李泰“别置文学馆，听引召学士”的特例，则暗含唐太宗对“文治”的推崇——通过鼓励宗室亲近文学、礼遇士大夫，弱化宗室的军事属性，强化其文化认同，从根本上减少宗室对皇权的威胁。 边疆治理：“宗主认同”下的秩序构建 吐谷浑王诺曷钵“请颁历、行年号、遣子弟入侍”的请求，本质是边疆政权对唐朝“宗主国地位”的主动认同。唐太宗的回应——册封其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并非单纯的武力征服后的强制册封，而是基于双方共识的“名分构建”：吐谷浑通过接受唐朝的历法、年号，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背书；唐朝则通过册封，以最小成本实现了对西域边疆的间接管控。 这种“以册封定秩序，以入侍强联系”的治理模式，比单纯的军事征伐更具持久性，也为后来唐朝经营西域、构建“天可汗”体系奠定了基础。 长孙皇后：古代“贤内助”的终极范式 这段记载的核心亮点，是长孙皇后临终前后的言行，她彻底跳出了“后宫干政”或“妇人之仁”的刻板印象，展现出远超一般政治家的远见与格局： --后宫治理：仁恕与节俭的标杆：收养豫章公主“慈爱逾于所生”、亲抚患病妃嫔“辍己药膳”，体现她以“仁”维系后宫秩序，避免了历代后宫“争宠构陷”的内耗；反对太子增加东宫器用，直言“患在德不立，非患无器用”，则以“俭”为宗室树立价值观——这种“仁俭并施”的后宫治理，为唐太宗专注国政扫清了后顾之忧。 --政治分寸：不越界的“补阙”：面对唐太宗怒谴宫人，她“阳怒囚系，俟怒息申理”，既维护了君主权威，又避免了滥刑；反对因自己生病“赦罪人、度人道”，直言“赦是国之大事，道释蠹国病民”——她深知“私恩不可干国政”，哪怕是以“求冥福”为名，也绝不允许个人私情破坏国家制度，这种“知边界、守分寸”的政治清醒，远超后世诸多借“孝道”“祈福”干预国政的后妃。 --临终遗策：为治国“保驾护航”：她的遗言堪称“贞观治国纲要”：推荐房玄龄，是维护“贤臣政治”的延续；劝诫“勿令外戚掌权”，是警惕“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如吕后）；要求“薄葬”（因山为坟、瓦木为器），是践行贞观“轻徭薄赋”的国策；最后叮嘱“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省作役”，则是直指治国的核心——这些遗言无关个人荣辱，全是为唐朝长治久安着想，堪称“以皇后之身，怀宰辅之心”。 结语：贞观之治的“多元支撑” 这段史料看似是零散的事件记录，实则揭示了“贞观之治”的成功密码：唐太宗的“开明集权”（任贤、容夷、平衡宗室）是核心，贤臣的“各司其职”（如温彦博、房玄龄）是骨架，而长孙皇后代表的“后宫清明”则是重要支撑。尤其是长孙皇后，她用“辅政而不专权、重情而不徇私、有远见而不越界”的言行，证明了“后宫并非只能是政治附庸”——良好的后宫治理，同样能成为王朝稳定的“软实力”。这种“君明、臣贤、后德”的良性互动，正是贞观年间政治清明、国力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也为后世王朝提供了难以复制的治理范本。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