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八章


    柳贺如今已是词臣中的一号人物,他这一疏一上，影响力自然非同小可。


    陈三谟是台谏领袖，历来只有言官弹劾旁人的份,哪里轮到旁人弹劾他们？


    柳贺这封奏章却结结实实列出了陈三谟与曾士楚的罪状。


    偏偏他所列的条条在理，陈三谟与曾士楚也反驳不得。


    孝道人伦一向为天下万民所重，他们读书人读四书五经,经义中从来少不得一个“孝”字，言官们始终高标准要求别的官员，可到了他们自身，却为讨好张居正将孝字抛到脑后。


    柳贺先占了公义二字,陈三谟与曾士楚在张居正夺情一事上又确实不占理，对柳贺所列出的种种,他们很难反驳，在上辩的疏中，二人强调，他们之所以挽留张居正，其实并无私心，只是为朝事考量罢了。


    不过张居正眼下已返乡守制，所谓为朝事的说法似乎也没有了说服力。


    当然，言官们也不是吃素的,柳贺上疏刚弹劾完陈三谟,户科给事中就将他在扬州的旧事翻了出来,其中颇有为王焕叫屈的意味。


    还有一位御史弹劾柳贺,说他早不上疏晚不上疏,偏偏挑了张居正离京后上疏,分明是沽名钓誉,只捡软柿子捏。


    柳贺在詹事府少詹事位上也并非人人看中,且柳贺的年岁着实轻得醒目，未满而立便已高居京官四品，距离六部侍郎似也只有一步之距，年岁长于柳贺者，谁甘心居他之下呢？


    弹劾的奏疏是一道接一道，不过柳贺行得正坐得直，言官们奏疏上得再多，也丝毫不影响他。


    但他这封奏疏一起，京中闭塞的言路似都一夜之间敞开了一般，不仅陈三谟曾士楚被劾了，此前挽留张居正的吕调阳张四维也被参了一道，更有言官连天子也批判上了，说天子这夺情诏下得不近人情，天子今后还需谨言慎行，为大明天下当个好皇帝云云。


    说起此事时，天子脸都皱成了一团，看向柳贺的眼神颇为哀怨。


    “陛下，赵御史话虽直了些，但此疏中确有劝勉之意，陛下心胸宽广如海，又能明辨是非，好与坏必然是能分清的。”


    天子却在此时看向柳贺，若他没记错，赵御史可是在奏章中狠狠参了柳贺一本，柳贺不记恨也就罢了，居然还说他的好话。


    但作为日讲官，柳贺的确从未在他面前诋毁过任何人，即使张居正夺情之事在朝中闹得沸沸扬扬，柳贺也只是将道理在他面前细细说明白了。


    在其余朝臣畏于张居正之势，不敢去张居□□上请他归乡时，柳贺亲自上门去劝张居正，以实际行动告知天子孝义为天。


    而那些不敢劝说张居正的人，却暗暗通过宫中内侍，在天子面前说了张居正许多坏话。


    天子的确厌烦了张居正的管教，然而他毕竟年轻，也不喜那些阴私告密之事，若有异议，堂堂正正说出来便是，难道他会置之不理吗？


    无论柳贺教书的本事如何，做人的学问他却都一点一滴教给了天子。


    讲完《资治通鉴》中的内容，天子用了些糕饼，之后便与柳贺论起了王安石与司马光其人，日讲中对天子的授课内容有明确限制，不过张居正毕竟回了老家，天子也就稍稍放纵了一些。


    史书上对王安石是持否定的态度，不过作为日讲官，柳贺通常不会很直白地评判前朝某位官员，而是希望天子自身能细细思索。


    王安石用青苗法，北宋国库的确充盈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朕听闻，张先生清丈过田亩后，也将如王临川般改田税之法，然田税难改，自古已有之，柳先生如实与朕说，若是用了张先生这法，民真能得其利吗？


    自柳贺回京后，天子所问便一日比一日实际，柳贺不知天子在别的日讲官面前是否如此，但在他面前，天子一直很敢问。


    对于这个问题，柳贺的回答反倒迂回了。


    他举了自己在扬州知府任上的例子，讲富绅是如何骗取百姓田地的，又讲百姓是如何将自家田亩投寄，以获得免税之权的，无论富绅与百姓做了什么，他们唯一的意图是吞并国家的土地，或是躲过应交的田税。


    “因而臣觉得，恩师之法必然反对者众多，且百姓究竟能否得利，还需看地方。柳贺道，“陛下可知，臣至扬州府时，最难的是何事？


    “何事？天子对此颇为好奇，他在宫中并不常接触民间的事，即便有，官员们汇报给他的也往往是好事，是祥瑞。


    “用人。柳贺道，“尤其是与百姓相关的事务，臣常觉得不解。


    他是正经的科举出身


    ，在翰林院中接触的是大明朝最清贵、最聪明的一群人，即便后世批判科举误事，然而它所误的不过是将大明朝的好男儿都压在对四书五经的揣摩上，科举一途的成功者绝不痴傻。


    因而到了地方，吏员们办事效率可谓极低，又养成了雁过拔毛的习性，一件事自府衙出是一副模样，实际办事时又是另一副模样。


    柳贺的意思是，一条鞭法本身并非坏法，但这世间并没有完美的法则，大明国祚已延续了二百年，再不改恐怕国运难继，但改的话，还是要看具体办事的人。


    “依柳先生的意思，这法是好法了？


    柳贺道:“臣觉得，如王介甫那般官至宰辅者，未必不能当一任太平宰相，如此能保一生安稳，也能护身后子孙。恩师为国殚精竭虑，他所想的田亩之法，即便非上上之选，也是如今的上选之良法。臣在地方，仅扬州一府一年的田税便远不如洪武朝时，丁口数也有不及，扬州如此，想必两直各布政司也是如此。


    “陛下若是不明，不妨向恩师道明。


    听完柳贺所说，天子露出了沉思的神色。


    ……


    张居正回乡后，内阁诸事由吕调阳暂代，不过眼下吕调阳却不敢以首辅身份自居，也是这几日，柳贺等翰林们才听了传闻，说张文明过世的消息仅仅传来三日，吕调阳便在内阁中以首辅自居，这也是促成张居正留京的一大缘由。


    但此事只有内阁几位辅臣知晓，具体如何旁人也说不清，不过吕调阳的乞休疏的确是自张居正父逝后才开始上的。


    细细想来，就算没有百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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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联，恐怕也差得八九不离十了。


    到今日，吕调阳上的疏没有七八封，也有五六封了。


    作为内阁次辅，吕调阳恐怕是隆庆朝至今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位次辅了，他在次辅任上最大的功绩恐怕就是将《世宗实录》修撰完成。


    当然，官至次辅者，何人没有一点事业抱负了？只是吕调阳的抱负来得不是时候，张居正父丧时正是他对权势最为敏感之时，他本就担忧回乡守制会使权势旁落变法不成，吕调阳却用实际行为告诉他——你的担忧是正确的。


    只能说吕调阳着实不够精明。


    若换成张四维，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然而观吕调阳的履历，他真正在官场有所作为还是在隆庆以后，嘉靖年间官场风云诡谲，强势如高拱、张居正都经历过相当长的蛰伏期，而吕调阳入仕后不久就以赡养父母回乡，之后丁父忧，丁母忧，等他守制满，严嵩都已经倒台了。


    但相对而言，吕调阳算是一位很和善的官员了，在任上与众辅臣、众部堂相处都极是融洽，他一退，次辅就是张四维，柳贺着实不乐见这事发生。


    不过眼下柳贺也顾不上这事。


    他把张居正劝回家了，自己又参言官参痛快了，但这并不代表回家的张居正就痛快了，准确地说，张居正看他也不太痛快。


    于是张居正除了每日以急信返京外，也会顺道修书给柳贺，和他就清丈田亩事进行探讨，顺便把柳贺狠狠批一道。


    对柳贺弹劾陈三谟、曾士楚的事，张居正语气颇有些阴阳怪气——尽管柳贺句句将张居正顶在前面，言必称陈三谟、曾士楚蒙蔽了张居正，然而师生二人都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陈三谟发动言官弹劾柳贺，张居正也只是让柳贺好好受着。


    至于曾士楚，他上疏挽留张居正后，如吴中行、赵用贤这般在翰林院的同年颇有几分看不起他，柳贺弹劾他之后，曾士楚在士林中便颇难自处。


    曾士楚因而请动了杨维新来当说客，请柳贺不必再在此事上逼迫他，杨维新是柳贺在镇江的同年，会试时同曾士楚关系融洽，且曾士楚如今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杨维新也在湖广任职，杨维新便写了一封信替曾士楚求情。


    柳贺弹劾陈三谟、曾士楚虽为大义，然而曾士楚毕竟是他的同年，他对着同年猛参，在官场上也不会有太好的名声。


    柳贺只回了杨维新一句:“君可知刘子畏今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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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士楚既就任湖广，便是要挖出湖广官场的不平事，这才是他身为监察御史的职责。可他在任上不知纠恶，反而劝张居正留京，张居正为湖广籍官员，在外官员的孝义也在本地御史的纠核范围内，曾士楚不仅不纠，还首先上疏挽留，日后湖广道官员若于孝行上有碍，他纠还是不纠？


    柳贺未停手，这几日，他与言官们你来我往斗得激烈，柳贺平日嘴炮虽不多，但论嘴炮，他从来没有怕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