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冬的上海，苏州河上的雾裹挟着煤烟味儿四散在静安寺的街头。彼时经济大萧条的寒流正席卷全国，可“大上海舞厅”的琉璃灯却亮得晃眼——丝绒帘幕隔开了街面的清冷，黄铜扶手灯映着的酒光，舞女裙摆上的亮片跟着留声机的旋律不断闪烁，倒像把寒冬隔在了门外。


    经理周堂林站在吧台后，手里转着把包浆的紫砂小壶，眼角的褶子堆着笑，目光却把满厅客人扫得透亮——他在上海风月场混了二十年，从跑堂到经理，最懂“金主”是舞厅的命，能来这儿掷银元的，不是洋行少东就是租界阔少。


    他们的钱，是舞厅撑过寒冬的“炭火”；而他这经理，就得做那“护炭人”。既要捧得了金主陪够笑脸，又要能压得住场面上的乱子；有场面话，也有实在理。不能让客人扫了兴，更不让舞女们坏了规矩。


    崔文莉是舞厅里最扎眼的“头牌”，却从不是靠逢迎。她今年十九岁，左眉梢有颗小小的痣，笑起来时痣会跟着眼尾弯，不笑时却透着股沉静的硬气。她老家在南通乡下，是普通农户家的女儿，前些年家乡收成差，日子过不下去，才独自来上海讨生活。起初在纱厂做女工，后来经同乡介绍进了舞厅伴舞，凭着肯学，慢慢练出一副亮得像浸了蜜的嗓子，唱《夜来香》时，“那南风吹来清凉”一句能让满厅的喧哗都静半拍。


    她也有着自己的规矩：客人送珠宝首饰，她笑着推回去，“先生，我戴不惯这些，您留着送别人吧”；有人想借跳舞占便宜、拉她的手，她会不动声色地避开，只顺着舞步转个圈，轻声说“您慢些，免得踩了我的裙摆”，那份不卑不亢的劲儿，在鱼龙混杂的舞厅里格外显眼。


    沈敬尧是冲她来的常客。他是“沈记洋行”的少东家，二十三四岁，穿英国进口的西装，口袋里揣着镀金打火机，每次来都要包下二楼的小包厢，点崔文莉唱两首歌、跳一支慢三，出手就是双倍小费。


    周堂林见了他，老远就把紫砂壶揣进怀里，堆着笑迎上去：“沈少爷，今天还是等文莉姑娘？我这就让人去叫她，保准耽误不了您听歌。”沈敬尧不怎么多话，只点点头，目光却黏在崔文莉身上，带着富家子弟惯有的直白——他觉得，只要肯花钱，没有捂不热的人，崔文莉的“规矩”，不过是还没被他的诚意“打动”。


    起初，崔文莉只当他是普通客户。沈敬尧跟她聊家乡，她就说“南通的秋天有稻花香，风里都是软的”；沈敬尧问她喜欢什么，她就说“喜欢睡前看几页旧书，能安下心”，语气不热络也不冷淡。有次沈敬尧提出送她回住处，车停在弄堂口，崔文莉攥着包里母亲缝的蓝布手帕，不等他开口就说：“沈少爷留步吧，前面巷窄，我自己走进去就好。”她租住的石库门小屋挤在巷尾，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旧木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这是她在上海的“落脚地”，普通却安稳，她不想让外人随便闯入，更不想让“舞厅”的生意，缠上自己的私人生活。


    这样的相处持续了四个月，沈敬尧觉得“火候到了”。12月的一个周六晚上，他的包厢里多了瓶法国红酒，水晶杯晃着暗红的酒液，他给崔文莉倒了半杯，手指敲着杯壁说：“文莉，我为你花了多少？小费、包厢费，还有上次你说手冷，我立马让司机去买皮手套——你总跟我隔着层东西。下周我生日，陪我去杭州西湖玩两天，就我们俩，回来后你要是想换个活法，我也能帮你安排。”


    崔文莉握着酒杯的手顿了一下，指尖碰到杯壁的凉意，让她更清醒。她放下酒杯，欠了欠身，语气没了往日的温和，多了几分坚定：“沈少爷，您花的钱，买的是舞厅的歌和舞，这些我都给您了。可我的私人时间，不能卖。我在这儿是陪您唱歌跳舞的，私下里，真的不方便。”


    沈敬尧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了，温和全没了，语气沉下来：“不方便？你一个舞女，跟我讲这些？我给你的还不够多？”


    “舞女也有舞女的底线。”崔文莉站起身，拎着裙摆就要走，“包厢时间快到了，沈少爷慢用。”


    她没回头，自然没看见沈敬尧眼底翻涌的阴鸷——他从小要什么有什么，从没人敢这么驳他的面子，崔文莉的拒绝，在他眼里成了“不识抬举”，更成了让他丢面子的“挑衅”。


    那之后，沈敬尧再没来过舞厅。崔文莉起初没在意，直到一周后，她在后台换衣服时，听见两个服务生凑在一起嘀咕：“你听说了吗？崔文莉跟沈少爷好上了，收了人家的珠宝，转头又跟别的客人勾三搭四，沈少爷气坏了，说要让她在上海混不下去……”


    她猛地拉开帘子，手里攥着戏服的边角，指节都泛了白：“这话是谁传的？”


    服务生支支吾吾，最后才吐实：“是沈少爷跟周经理说的，还跟常来的几位先生也提了……说您是装清高，其实私生活乱得很。”


    崔文莉的心沉了下去。没过几天，谣言就像疯长的野草，在舞厅和她住的弄堂里传开了。来舞厅的客人看她的眼神变了，有人故意当着她的面说“水性杨花”，有人点她跳舞时动手动脚，还嬉笑着说“反正你也不在乎”；有次她唱错了一句词，立马有人吹口哨起哄：“沈少爷的人，怎么还唱跑调了？是不是心思没在这儿啊？”


    周堂林找她谈了两次，第一次是在他的办公室，紫砂壶放在桌上，热气袅袅的，他叹了口气：“文莉，不是我逼你，沈少爷这尊佛，咱们现在还惹不起。大萧条的时候，多少舞厅关了门？咱们能撑到现在，全靠沈少爷这些客人撑着。你要是能跟他服个软，这事也就过去了。”


    崔文莉低着头，指尖抠着桌角：“周经理，我不能。我来上海是讨生活的，不是来卖自己的。”


    周堂林看了她一眼，眼底的褶子软了点，从抽屉里摸出两块银元推过去：“我知道你性子硬，可沈少爷那人……从小没受过委屈，他要是认定了的事，不会轻易罢手。我再帮你周旋几天，你自己也多当心。”


    可周旋没用。沈敬尧的谣言越传越凶，连她租住的弄堂都容不下她了。邻居大妈见了她就躲，有次她去巷口买早点，摊主居然把蒸笼盖一盖：“我们这儿不卖给你这种女人，别脏了我的包子。”晚上下班回家，总有人在暗处吹口哨，喊些难听的话。有天她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眼底的红血丝，才发现这半个月来，她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唱错了三次歌，被客人投诉了两次——沈敬尧的报复，正一点点毁掉她在上海好不容易攒下的一切。


    她试着托人找沈敬尧谈，可对方根本不见，还让传话的人带话：“她要是不肯跟我走，就别想在上海混下去。”那一刻，崔文莉攥着母亲缝的蓝布手帕，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终于明白，沈敬尧要的从来不是“喜欢”，是“掌控”，是“我得不到的人绝不能好过”的偏执。


    走投无路时，同乡跟她说：“不行找个律师呢？听说律师公会里那些人都有点人脉和手段，也许……”


    崔文莉攥着攒下的几块银元，又摸了摸怀里的蓝布手帕，站在江若霖的律师事务所门口，深吸了一口气——她不想就这么被毁掉，她要告沈敬尧，要让所有人知道，那些谣言都是假的，她的名声、她的底线，不能被他随便糟践。


    江若霖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小元爷。


    她眼睛流露出一些兴奋：“这个案子不复杂，就是名誉权侵权纠纷，崔文莉风评受影响也很容易取证，而且我如果能接到这个，那……”


    小元爷打断她的话：“那你这个月生活费就又着落，而且你还想借着这种比较争议的事情引发一些话题量，要是能上报纸，你的名气也打开了对吧？”


    江若霖点点头。


    几年的相处，让小元爷和她之前有了一些默契，但这不代表他赞成她的所有。


    小元爷不想表现得不那么高傲，但翻白眼的习惯是很难改掉的。他反问她：“这么好的案子，落到你一个新人女律师头上？”他特地加重了“女”这个字。


    她听出来了，面色变了变：“你不会也看不起女律师吧？”


    小元爷没打算假装：“老实说，真有点。整个上海，能让人叫一声女律师的除了那位郑女士，还有人吗？别学人家，人家什么背景，你什么背景，你自己心里要有点数！”


    她从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哼：“法律都允许的。大清也已经亡了。哦，不好意思，我忘了你现在算命糊口的本事，还是从那些‘晚清遗老’手里学来的，你恋旧，我理解。”


    嘴还挺毒。


    小元爷没在意，只是反问：“这案子你师父怎么不接？”


    江若霖愣了一下，想了想：“可能是怕得罪沈敬尧，我师父接的案子都比较求稳，这是他一贯风格。”


    这话更好笑了。


    小元爷戳穿了这句话，因为这压根不是什么名誉权侵权纠纷，是崔文莉美化了自己，她就是被包养还想立牌坊的婊子！


    日更中……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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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我有一个律师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