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聚光灯下的真实
作品:《我在体制内养娃(破茧成她)》 十二月二十一日,周四上午十点,冬至。
林墨正在纺缘社区看老人们给新砌的石凳刷最后一道清漆。冬日的阳光很薄,照在水泥地上像一层淡金色的糖霜。王师傅蹲在凳子旁,用小刷子仔细地刷着侧面那些碎瓷砖拼出的梅花图案,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红梅赞》。维修工张师傅在调试工具共享站的雨棚,刘阿姨正把几盆耐寒的茶花搬进刚搭好的简易暖棚里。
社区里的变化不大,但处处透着被精心照料过的痕迹——坑洼的地方垫平了,杂物分类归置了,几处角落摆上了居民自己做的简易长椅。最显眼的是那面儿童涂鸦墙,已经画上了第一幅画:歪歪扭扭的太阳,几个手拉手的小人,还有一行稚嫩的字:“我们的院子”。
赵小曼在旁边做记录,张弛用改良后的平台终端拍摄视频素材,刘斌和陈芳在跟几个新加入的居民讨论开春后花坛的规划。一切都按部就班,像冬日里缓慢流淌的溪水。
直到林墨的手机响起。
来电显示是杨副秘书长办公室的座机。林墨走到一旁接听,手机贴在耳边时,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小林,在社区吗?”杨副秘书长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时严肃。
“在的,领导。”
“明天上午九点,省委第三会议室,有个紧急会议需要你参加。”电话那头顿了顿,“关于纺缘社区试点的事。”
林墨的心提了起来:“领导,是有什么问题吗?”
“恰恰相反。”杨副秘书长的语气缓和了些,“许薇那篇报道,□□看到了,做了批示。书记说,这个‘三方协同’的思路很有价值,要求总结经验,准备在全省推广。”
电话里有纸张翻动的声音:“所以明天开会,就是研究怎么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初步定在一月初,全省各市分管副市长、民政局长、街道办主任,还有省直相关部门都要参加。规模……不小。”
林墨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冬日的风吹过来,带着刺骨的寒意。
“小林,”杨副秘书长的声音压低了些,“这次是机会,也是考验。书记特别提到,要重点介绍‘如何克服传统工作模式的阻力’。你……准备一下。”
挂了电话,林墨在原地站了很久。阳光照在身上,却感觉不到暖意。她看着眼前这个刚刚有点生机的社区,看着那些专注做事的老人,看着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欣慰、忐忑,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担忧。
“林老师,怎么了?”赵小曼走过来,小心翼翼地问。
林墨深吸一口气,让冷空气充满胸腔:“明天去省委开会。试点……要开全省现场会了。”
消息像石子投入平静水面。王师傅放下刷子,张师傅停下手中的活,刘阿姨抱着花盆愣住了。连在远处讨论的刘斌和陈芳都停下话头,看了过来。
短暂的沉默后,王师傅先开口,声音很平静:“好事啊。咱们这点事,还能上省里的台面?”
“王师傅,”林墨走到老人面前,蹲下身,让自己的视线和他持平,“如果……如果到时候很多领导来看,你们紧张吗?”
老人笑了,皱纹堆叠在眼角:“我们砌我们的凳子,种我们的花,有什么好紧张的?倒是你们,”他看向林墨,“你们得想好怎么说。可别像以前那样,把活生生的事,说得干巴巴的。”
这话说得朴素,却像一记警钟。林墨忽然想起秦处长资料里的一段记录——1987年示范点挂牌后,上级组织过参观学习,当时的汇报材料写得花团锦簇,但参观者走了之后,那个地方就冷清了。
“您放心,”她郑重地说,“我们一定说实话。”
十二月二十二日,周五上午八点五十,省委第三会议室。
林墨提前十分钟到。会议室比她想象的大——椭圆形的红木会议桌能坐三十人,四周还有两排旁听席。深红色的地毯吸走了脚步声,墙上的电子屏已经打开,显示着“全省社区治理创新工作研讨会”的标题。
她选了靠门的位置坐下,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笔,还有秦处长给的那封信的复印件。皮质箱子太重没带,但她把里面最关键的资料都扫描进了平板电脑。
九点整,人陆续到了。林墨认出了几个面孔——省民政厅厅长、省住建厅分管副厅长、省财政厅副厅长,还有南城区区长、市民政局局长……都是平时在文件上看到的名字。每个人进来时都看她一眼,眼神里有好奇,有审视,也有善意的点头。
杨副秘书长最后一个进来,在主位坐下。他今天穿了深色西装,打了暗红色领带,看起来比平时正式。
“人都齐了,咱们开始。”他没有过多寒暄,“今天会议只有一个议题:研究纺缘社区试点的经验总结和推广问题。先请林墨同志介绍一下情况。”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林墨身上。她站起身,走到发言席,没有用PPT,只打开了平板电脑。
“各位领导,我是省基层治理创新实验中心筹备组的林墨。”她的声音很稳,但手心在出汗,“首先想请大家看几张照片。”
她切换出三张图片:第一张是1986年棉纺厂家属院的旧凉亭,第二张是2000年锅炉房改造前的破败景象,第三张是现在的纺缘社区——工具共享站、正在砌的石凳、刚搭的涂鸦墙。
“这三张照片,时间跨度三十七年,但发生在同一个地方。”林墨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很清晰,“第一张照片里的凉亭,是当时十九岁的社区工作者秦海月带着居民一起建的。第二张照片,是那个凉亭被改造成‘示范点’后逐渐荒废的样子。第三张,是我们正在做的尝试。”
她顿了顿:“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我们做出了什么成绩,而是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三十七年前失败的事,今天怎么能做成?”
这个问题抛出来,会议室里的气氛变了。有人坐直了身体,有人翻开了笔记本。
林墨用了二十分钟,简要介绍了试点的情况:团队的组建、蹲点的发现、三方协同模式的诞生、居民自主行动的过程。她没有用华丽的辞藻,只讲事实——讲王师傅如何指导砌石凳,讲张师傅如何捐出工具,讲李阿姨那二十块钱,讲孩子们在涂鸦墙上画的第一幅画。
讲到工具共享站的登记本上那句“谢谢张师傅”时,她停下来,看向众人:“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社区治理’——不是政府做了多少事,是居民之间重新建立了多少连接。”
省民政厅厅长第一个提问:“林墨同志,你刚才提到‘三方协同’,这个模式在操作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难点在于位置的调整。”林墨回答,“政府要从‘主导者’变成‘支持者’,专家要从‘设计者’变成‘协作者’,居民要从‘接受者’变成‘行动者’。这个转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需要克制——克制住总想‘替’居民做决定的冲动,克制住总想‘规范化’‘标准化’的惯性。”
省财政厅副厅长问:“资金使用呢?我看了报道,你们用的‘社区治理创新支持资金’,单笔额度很小,操作起来效率会不会太低?”
“效率有两种理解。”林墨说,“一种是花钱的效率——同样的钱,能不能做更多的事。另一种是做事的效率——做的事,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追求的是后一种。而小额、持续的资金支持,恰恰能让居民有主人感,因为他们知道,这钱‘不多’,但‘是给我们用的’。”
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问题一个接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资金到技术,从推广可行性到风险防控。林墨大部分时间对答如流,偶尔遇到专业性强的问题,她会坦诚地说:“这个我需要请教我们团队的财政专家孙悦老师”,或者说“这个问题我们的技术骨干张弛更有发言权”。
她发现,当她越是不试图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越是坦诚团队的多元构成和分工协作,领导们反而越认可。
十一点半,杨副秘书长做了总结发言:“刚才的讨论很充分。书记的批示很明确:这个试点有价值,要总结经验,要推广。我提议,元旦后第一周,在纺缘社区召开全省现场经验交流会。林墨同志,你们准备一下。”
他看向林墨:“书记特别提到,要重点介绍‘克服阻力’的经验。你们在推进中,遇到了哪些阻力?是怎么克服的?这部分要讲实、讲透。”
林墨的心猛地一跳。她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在体制内,“克服阻力”往往被理解为“排除万难取得胜利”的英雄叙事。但她要讲的阻力,可能恰恰来自体制自身。
“领导,”她斟酌着词句,“我们遇到的阻力,有些……有些可能和常规理解不太一样。”
“哦?说说看。”杨副秘书长来了兴趣。
林墨深吸一口气:“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居民不配合,不是来自资金不足,甚至不是来自技术难题。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思维惯性——那种总想把事情‘规范化’‘标准化’‘亮点化’的惯性。”
她举了个例子:“比如石凳的高度。按照适老化设施标准,凳面高度应该在45公分左右。但社区老人实际需要的是35公分——因为他们腰不好,坐下站起省力。如果我们坚持‘标准’,就背离了实际需求。这个‘坚持标准’的惯性,就是阻力。”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再比如,”林墨继续说,“按照项目管理制度,我们应该先出完整设计方案,再做预算,再招标采购。但居民的需求是在过程中慢慢浮现的,今天说想要工具站,明天说花坛要加护栏,后天说涂鸦墙材料要防水。如果我们死守‘先设计后实施’的流程,就堵死了居民参与的通道。这个‘死守流程’的惯性,也是阻力。”
她看向在座的领导:“这些阻力,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人设置的障碍,是我们几十年形成的工作习惯、思维模式、评价体系。克服这些阻力,不是要突破什么,是要在理解规则的基础上,找到更灵活、更贴近实际的工作方式。”
这番话说完,会议室里久久沉默。有人在思考,有人在记录,有人皱起了眉头。
杨副秘书长最终打破沉默:“你这些思考……很深刻。写进汇报材料里,但表述上要注意方式方法。重点是‘创新工作方法’,是‘在现有框架内寻找更优解’。”
林墨听懂了领导的潜台词——可以讲问题,但要包装成“创新”;可以讲阻力,但要落脚在“突破”。这是体制内发言的艺术,也是无奈。
“明白。”她点点头。
散会后,杨副秘书长单独留下林墨。
“小林,现场会的规模初步定在一百二十人左右。除了各地市分管领导,还有省里主要媒体的记者。”他递给林墨一份文件,“这是初步方案,你看一下。”
林墨接过文件。第一页就写着:“全省社区治理创新现场经验交流会暨纺缘社区‘三方协同’模式推广会”。时间: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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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5日。地点:纺缘社区及省委礼堂。
“时间很紧,只有不到两周。”杨副秘书长看着她,“你们社区那边的准备,来得及吗?”
“来得及。”林墨说,“但领导,我有个请求。”
“你说。”
“现场会能不能……就设在社区空地上?不设主席台,不挂大红横幅,就摆些凳子,让领导和居民坐在一起聊?”林墨的声音有些发紧,“因为我们的模式核心就是‘平等对话’,如果又变回‘领导讲话、下面听’的形式,就背离了初衷。”
杨副秘书长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这个小林,胆子不小。不过……这个建议我可以提。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领导们同意这么办,那现场的效果就全靠你们了。万一冷了场,或者居民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
“我们相信居民。”林墨打断他,语气坚定,“也相信真实对话的力量。”
领导看了她几秒,点点头:“好。我争取。”
下午两点,林墨回到纺缘社区。
雪又开始下了,细密的雪花在风中打着旋。她远远就看见,空地上聚了不少人——不只是团队成员和常来的那十几位居民,还有二三十个生面孔,大多是中青年,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扶着老人。
“林老师!”赵小曼小跑过来,鼻尖冻得通红,“您上午去开会时,社区里传开了,说省里要来开大会。结果来了好多人,都说想参与。”
林墨走近,听见人群里的议论声:
“听说咱们这儿要上电视了?”
“那些石凳真是王师傅他们自己砌的?”
“工具站借工具真的不要钱?”
王师傅被围在中间,脸上又是无奈又是得意:“哎呀,就是砌个凳子,有什么好说的……”
张师傅在工具站前,正给几个中年人演示怎么登记借用。刘阿姨的花坛边围了几个妇女,在问开春种什么花好。最热闹的是涂鸦墙,几个孩子正在上面画新画,家长们在旁边拍照。
陈芳看见林墨,挤过来:“林主任,这可怎么办?人越来越多,咱们那点地方……”
“好事。”林墨说,“正好,咱们开个临时会。”
她站到一块稍高的石墩上,拍了拍手。人群渐渐安静下来,几十双眼睛看向她。
“各位邻居,我是省里来咱们社区帮忙的林墨。”她的声音不大,但清晰,“确实,省里要在咱们这儿开个会,各地的领导都要求看看。但开会不是为了展示我们做了什么,是为了展示咱们社区——展示咱们怎么一起把这块地方变得更好用。”
有人问:“那我们要准备什么?排练节目吗?”
人群中响起笑声。
“不用排练。”林墨也笑了,“该砌凳子砌凳子,该种花种花,该借工具借工具。领导们来了,咱们就做平时做的事。他们问,咱们就答。就一条——说实话。”
她顿了顿:“可能会有人问:你们以前为什么不做这些事?现在为什么能做?如果问到我,我会说:以前我们总想着替大家设计,现在学会了支持大家自己创造。如果问到你们,你们就照实说——说以前怎么想的,现在怎么做的,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高兴的事。”
人群安静下来。雪花落在每个人的头发上、肩膀上,在冬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忽然开口:“我可以说吗?我孩子以前在院里玩,总怕他摔坑里。现在地垫平了,我放心多了。就这么简单。”
一个中年男人说:“我父亲腿脚不好,以前想晒太阳得自己搬凳子。现在有这几张石凳——虽然还没完全干透——但他说,开春就能坐着晒太阳了。”
李阿姨的女儿扶着母亲,老人的嘴唇动了动,含糊地说:“凳子……矮的好……”
这些朴素的话,比任何汇报材料都动人。林墨感觉眼眶发热,她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让情绪平复下来。
“谢谢大家。”她的声音有些哑,“那咱们就这么定了。该做什么做什么,该说什么说什么。咱们这个社区,就是咱们最真实的样子。”
人群散开,各自忙活去了。雪渐渐大了,但空地上的人反而更多了——有人拿来塑料布给工具站加防雪层,有人自发清理新积的雪,孩子们在涂鸦墙上画起了雪花和雪人。
林墨站在雪中,看着这一幕。赵小曼走过来,递给她一杯热茶:“林老师,您说……这样真的行吗?领导们来,看到的就是这些零零碎碎、不成系统的东西。”
“要的就是这个零零碎碎。”林墨接过茶,热气扑在脸上,“系统的、完美的、包装好的东西,他们已经看太多了。而真实的生活,本来就是零零碎碎的,是一点一点拼凑起来的。”
她喝口茶,想起秦处长那封信里的话:“社区工作的价值,也许不在于做出了多么漂亮的标准示范点,而在于是否真正回应了居民最真实、最朴素的需求。”
三十七年后,这句话终于有机会被大声说出来。
只是不知道,当这句话真的在省级现场会上被说出来时,台下的领导们会是什么反应。
雪花纷纷扬扬,覆盖了社区坑洼的地面,覆盖了新砌的石凳,覆盖了工具站的雨棚。冬日的阳光在雪后重新露出来,照得一切都闪闪发亮。那株蜡梅的枝头,有几个花苞已经裂开了小口,嫩黄的花瓣若隐若现。
离现场会还有十三天。离花期,也很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