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己丑年）


    春天正月戊午日，皇上到太庙祭祀；癸亥日，在东郊举行耕种籍田的仪式。


    有个叫做法雅的和尚，因为散布妖言被处死。司空裴寂曾经听过他讲这些话，辛未日，裴寂受牵连被免官，打发回故乡。裴寂请求留在京城，皇上数落他说：“论你的功劳，哪能到今天这个地位！只不过因为我对你的恩泽，你才在群臣里排第一。武德年间，贿赂之风盛行，法纪混乱，这都是你的缘故。只是看在过去的交情上，不忍心依法处置你。能回去守着祖坟，已经算你运气好了！”裴寂只好回了蒲州。没过多久，又因为有个叫信行的狂人说裴寂有天命，裴寂知道了却不报告，按罪当死，最后被流放到静州。正好赶上山羌叛乱，有人说山羌要劫持裴寂当头儿。皇上说：“裴寂罪该处死，是我留了他性命，他肯定不会这么干。”没过多久，就听说裴寂带着家里的奴仆把贼给打败了。皇上想起他当年辅佐自己登基的功劳，就召他回朝，结果裴寂在这时候去世了。


    二月戊寅日，任命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任命尚书右丞魏征为代理秘书监，参与朝政。


    三月己酉日，皇上审查被关押的囚犯。有个叫刘恭的，脖子上有个“胜”字纹路，自己说“该胜天下”，就因为这个被关起来了。皇上说：“要是上天想让他兴起，那我也没办法除掉他；要是没有天命，他脖子上有个‘胜’字又能怎样！”就把他放了。


    丁巳日，皇上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该广泛招揽贤才，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予官职，这才是宰相该干的事儿。最近听说你们整天忙着处理诉讼案件，忙得连时间都不够用，这样怎么能帮我选拔贤才呢！”于是下令“尚书省的琐碎事务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大事需要上奏的，才由仆射负责。”


    房玄龄对政务精通明白，又有文学才能辅助，整天尽心尽力，就怕有一件事处理不好；他执法宽松公正，听说别人有优点，就好像自己有一样高兴，不会要求别人十全十美才任用，也不会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他和杜如晦一起选拔人才，还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至于朝廷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大多是他们两人确定的。皇上每次和房玄龄商量事情，总会说：“这事儿非得杜如晦来才能决定。”等杜如晦来了，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计策。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出谋划策，杜如晦善于决断。两人相处得特别好，一心为国家效力，所以唐朝说起贤能的宰相，大家都会推举房玄龄和杜如晦。房玄龄虽然深受皇上宠爱优待，但有时候因为一些事被责备，就会连续几天到朝堂上，磕头请罪，害怕得好像无地自容一样。


    房玄龄负责监修国史，皇上对他说：“最近看《汉书》，里面记载的《子虚赋》《上林赋》，都是些浮夸没用的东西。大臣们上书谈论政事，只要言辞道理恳切直率的，不管我听从不听从，都应该记录下来。”


    夏天四月乙亥日，太上皇搬到弘义宫居住，弘义宫改名叫大安宫。皇上开始到太极殿处理政务，对身边的大臣说：“中书省、门下省，都是重要的部门，诏书敕令要是有不合适的地方，都应该提出意见，坚持自己的看法。最近只看到你们顺从，没听到有反对意见。要是只知道照着文书办事，那谁都能干，何必专门挑选有才能的人呢！”房玄龄等人都赶紧磕头谢罪。按以前的规矩：凡是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自提出自己的见解，分别签署名字，这叫做五花判事。然后中书侍郎、中书令进行审核，给事中、黄门侍郎再进行驳正。皇上重新申明了这个旧制度，从此朝廷很少有办砸的事儿。


    茌平有个叫马周的人，到长安来游历，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六月壬午日，因为干旱，皇上下诏让文武百官畅所欲言，谈谈朝政的得失。常何是个武将，没什么学问，不知道该说啥，马周就替他写了二十多条对国家有利的建议。皇上对常何的才能感到很惊讶，就问他怎么回事，常何回答说：“这不是我能写出来的，是我家里的门客马周帮我写的草稿。”皇上马上召见马周；马周还没到，就接连派了好几拨人去催促。等见到马周，跟他一聊，皇上特别高兴，让他在门下省当值，不久又任命他为监察御史，马周奉命办事很让皇上满意。皇上觉得常何能发现人才，就赐给他三百匹绢。


    秋天八月己巳初一，出现日食。


    丙子日，薛延陀的毘伽可汗派他弟弟统特勒来进贡，皇上赐给他宝刀和宝鞭，对他说：“你们部落里要是有犯大罪的，就用这刀斩了他；犯小罪的，就用这鞭子抽他。”夷男听了特别高兴。突厥的颉利可汗可吓坏了，赶紧派使者来表示愿意称臣，还请求娶公主，行女婿的礼节。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书，说了突厥可以被攻取的几个情况，他认为：“颉利可汗放纵自己，肆意施暴，诛杀忠良，亲近奸佞小人，这是其一。薛延陀等各个部落都反叛了，这是其二。突利、拓设、欲谷设都获罪了，没地方容身，这是其三。塞北地区霜期来得早，粮食短缺，这是其四。颉利可汗疏远自己的族人，却亲信胡人，胡人反复无常，我们大军一到，他们内部肯定会发生变故，这是其五。汉人到了北方，人数很多，最近听说他们在各处聚集，占据险要的山地，我们大军一出塞，他们自然会响应，这是其六。”皇上因为颉利可汗之前已经请求和亲，却又去援助梁师都，丁亥日，就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去讨伐突厥，让张公谨做副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九月丙午日，突厥的九个俟斤率领三千骑兵来投降。戊午日，拔野古、仆骨、同罗、奚等部落的酋长都率领部众来投降。


    冬天十一月辛丑日，突厥侵犯河西地区，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迎战，打败了突厥，俘虏了一千多人。


    皇上派使者到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一只特别好的鹰，使者暗示李大亮把鹰献给皇上。李大亮就秘密上奏说：“陛下早就不打猎游玩了，可使者却来要鹰。如果这是陛下的意思，那就跟您以前的旨意大相径庭；要是使者擅自这么做，那就是派错人了。”癸卯日，皇上对身边的大臣说：“李大亮可真是忠诚正直啊。”还亲自写诏书赞扬他，赐给他胡瓶和荀悦的《汉纪》。


    庚申日，任命并州都督李世积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兵力总共十多万，都归李靖指挥，分几路出兵攻打突厥。


    乙丑日，任城王李道宗在灵州攻打突厥，打败了他们。


    十二月戊辰日，突利可汗来朝见皇上，皇上对身边的大臣说：“以前太上皇为了百姓，向突厥称臣，我一直觉得很痛心。现在突厥首领来朝拜，差不多能洗刷以前的耻辱了。”


    壬午日，靺鞨派使者来进贡，皇上说：“靺鞨这么远来进贡，大概是因为突厥已经被我们制服了。以前有人说对付外族没有好办法，我现在把中国治理好，四方的外族自然就归服了，这难道不是好办法吗！”


    癸未日，右仆射杜如晦因为生病辞去官职，皇上答应了。


    乙酉日，皇上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里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这是什么意思呢？”孔颖达详细解释了这句话的含义，然后回答说：“不光普通人是这样，帝王也是如此。帝王内心应该蕴含神明般的智慧，但外表要显得沉静。所以《易经》里说‘以蒙昧自养而培养正道，以韬光养晦的方式治理民众。’如果身处至尊之位，却炫耀自己的聪明，仗着才能欺压别人，掩饰错误，拒绝接受谏言，那就会导致下情不能上达，这是走向灭亡的做法啊。”皇上觉得他说得特别好。


    庚寅日，突厥的郁射设率领他的部众来投降。


    闰月丁未日，东谢部落的酋长谢元深、南谢部落的酋长谢强来朝见。各个谢姓部落都是南蛮的分支，在黔州西边。皇上下诏把东谢部落所在的地方设为应州，南谢部落所在的地方设为庄州，都隶属于黔州都督。


    这时候，远方各国来朝贡的特别多，他们的服装都很奇特怪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求把这些人的样子画下来，留给后人看，还创作了《王会图》，皇上同意了。


    乙丑日，牂柯部落的酋长谢能羽和充州的蛮人来进贡，皇上下诏把牂柯设为牂州；党项族的酋长细封步赖来投降，把他所在的地方设为轨州；分别任命他们的酋长为刺史。党项族的地盘绵延三千里，不同姓氏各自成部落，互不统属，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跋氏，都是大姓。细封步赖受到唐朝礼遇后，其他部落也相继来投降，唐朝把这些地方设为崌、奉、岩、远四个州。


    这一年，户部上奏说：从塞外回到中原的中国人，以及四方外族先后投降归附的，男子有一百二十多万。


    房玄龄和王珪负责考核朝廷内外官员，治书侍御史万年人权万纪上奏说他们考核不公平，皇上让侯君集去调查。魏征劝谏说：“房玄龄和王珪都是朝廷的老臣，向来因为忠诚正直被陛下信任，他们考核的官员这么多，其中难免有一两个人不太合适！但看他们的本心，终究不是出于私心偏袒。要是调查出确实有问题，那他们就都不可信了，以后还怎么能担当重任呢！况且权万纪之前一直在考核现场，从来没提出过纠正意见；等到自己没被评好，才开始提出意见。这明显是想激怒陛下，并不是真心为国家着想。就算调查出问题是真的，对朝廷也没什么好处；要是本来就是无中生有，那就白白辜负了陛下对大臣的信任。我关心的是国家的治理，并不是偏袒这两位大臣。”皇上听了就不再追究这件事。


    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免职，他自己说曾经在秦王幕府做事；皇上可怜他，想让他官复原职。魏征劝谏说：“秦王府的旧人，朝廷内外有很多，如果人人都仗着陛下的恩宠搞特殊，那会让那些做好事的人感到害怕。”皇上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对庞相寿说：“我以前做秦王，只是一府之主；现在当了皇帝，就是天下之主，不能只偏袒老朋友。大臣都这么坚持原则，我怎么敢违背呢！”就赐给他一些帛，打发他走了。庞相寿流着泪离开了。


    【内核解读】


    贞观三年是唐太宗李世民开启“贞观之治”的关键一年，这段史料浓缩了初唐政治、用人、法治、边疆治理的核心逻辑，其展现的治国智慧与治理实践，既是“贞观盛世”的奠基之举，也为后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政治范本。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君臣共治：“贤相+谏臣+明君”的黄金协作模式


    这一年的政治实践，完美诠释了“君臣相得”的重要性。


    --宰相团队的“专业化分工”：房玄龄“善谋”、杜如晦“能断”，太宗明确其核心职责是“广求贤人、随才授任”，而非陷入琐碎事务——这种“抓大放小”的分工，既发挥了房玄龄“明达吏事、用法宽平”的统筹能力，也凸显了杜如晦“临事善决”的决断力。二人“同心徇国”定下“台阁规模”，成为后世“贤相”标杆，本质是“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治理逻辑，避免了权力集中却能力不匹配的弊端。


    --谏臣的“制度性价值”：魏征的两次劝谏极具代表性——反对核查房玄龄、王珪的考绩，指出“考校众多难免小错，若因细故否定重臣，将失委任之意”；反对为旧部庞相寿“徇私复职”，直言“恐人人恃恩而使善者惧”。太宗均予采纳，既体现了魏征“以治体为先”的谏臣担当，更凸显了太宗“不护短、不徇私”的纳谏胸怀。这种“谏臣敢言、君主肯听”的互动，本质是权力的“自我纠错机制”，避免了帝王专断的风险。


    --“破格用人”的开放性：马周的崛起堪称“底层人才逆袭”的典范——身为布衣客居常何家，却能借“极言得失”的机会献策二十余条；太宗得知后“数度遣使催促召见”，见面后直接委以重任，最终提拔为监察御史。这种“不问出身、唯才是举”的用人观，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垄断官场”的壁垒，让初唐官僚体系充满活力；而赏赐“知人善荐”的常何，更传递出“荐才也是功”的导向，形成了“人才举荐链”。


    法治与人情：“制度优先”的治国底线


    太宗在处理“旧情”与“纲纪”的矛盾时，展现了超越前代的法治思维。


    --对“功臣旧部”的理性切割：裴寂是“武德旧臣”、太宗故旧，却因“武德年间货赂公行、纪纲紊乱”被免官，后又因“匿报狂人言其有天命”险些获死。太宗虽念及“佐命之功”最终赦免，但明确表态“公之地位源于恩泽，非关勋庸”，拒绝其留京请求——这一处理既未因“旧情”废法，也未因“过错”斩尽杀绝，平衡了“人情”与“制度”的边界，避免了“功臣恃宠乱政”的隐患。


    --对“特权侥幸”的坚决拒绝：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解任，却以“曾在秦王幕府”为由求复职。太宗虽“怜之”，但在魏征提醒“恐人人恃恩，使善者惧”后，立即放弃徇私，转而“赐帛遣之”。这一决策的核心是“帝王无私人”——太宗清醒认识到“一府之主”与“四海之主”的区别：前者可讲私谊，后者必须维护制度公平，若为一人破法，将动摇整个官僚体系的公信力。


    --对“迷信传言”的务实态度：刘恭因颈有“胜”文自称“当胜天下”被关押，太宗却以“若有天命非朕能除，若无天命‘胜’文无用”为由释放。这种“不迷信谶纬、重实际治理”的态度，打破了古代帝王对“符瑞灾异”的盲目崇拜，体现了“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的治理理念。


    制度建设：“分权制衡”的决策优化


    太宗对中书、门下省“旧制”的重申，是初唐“制度反腐”“决策防错”的关键一步。


    --激活“五花判事”的制衡机制：史料明确“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中书省审之，门下省驳正之”——这一制度本质是“分权制衡”：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各司其职，避免“一言堂”；“各执所见”要求官员独立思考，“驳正之”赋予门下省“纠错权”。太宗重申此制后“鲜有败事”，证明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弥补个人能力的不足，是“贞观政治少失误”的重要保障。


    --明确“机要部门”的职责定位：太宗批评中书、门下“唯睹顺从，不闻违异”，直言“若但行文书，何必择才”——这一质问点出了“核心部门”的价值：不是“传声筒”，而是“把关者”。要求官员“论执不便诏敕”，本质是让决策过程多一层“质疑”，减少因帝王一时疏忽或权臣蒙蔽导致的失误，体现了“权力需要监督”的朴素认知。


    边疆治理：“恩威并施”的民族智慧


    对突厥、薛延陀、党项等部族的处理，展现了太宗“以治服人”的边疆策略，而非单纯的军事征服。


    --“分化瓦解+军事打击”的精准施策：针对突厥颉利可汗，太宗先接纳其“称臣请婚”，但在其“援梁师都”（助反唐势力）后，立即以李靖为帅、分道出击；同时利用突厥“诸部叛离、粮荒内变”的弱点，联合拔野古、仆骨等部族，最终实现“突利可汗入朝”“郁射设来降”。这种“先礼后兵、借力打力”的策略，既减少了战争损耗，又瓦解了突厥的联盟基础，体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


    --“羁縻安抚+文化认同”的长治之策：对来降的东谢、南谢、党项等部族，太宗不搞“武力征服后的直接统治”，而是“以其地为州，以其酋长为刺史”——这种“羁縻制度”尊重了部族的自治传统，避免了“强推汉化”的冲突；对薛延陀赐“宝刀宝鞭”，赋予其“自治惩戒权”，则是以“恩宠”换“臣服”，构建了“天可汗”体系下的“君臣默契”。年末户部奏报“中国人归乡及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余万口”，正是这种“怀柔为主、武力为辅”策略的成果，为唐朝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帝王修养：“克制自我”的执政自觉


    太宗的个人素养，是“贞观之治”得以推行的核心前提。


    --对“欲望的克制”：李大亮拒绝献“佳鹰”，并密表质疑“陛下久绝畋游却求鹰”，太宗不仅不怒，反而褒奖其“忠直”，还赐《汉纪》以自勉——这体现了太宗对“奢靡欲望”的警惕：他清楚“畋游”会劳民伤财，故“久绝之”；更明白“使臣擅权求鹰”会破坏制度，故严惩“使非其人”的可能。这种“自我约束”，避免了前代帝王“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覆辙。


    --对“自身定位的清醒”：在孔颖达解读“以能问于不能”时，太宗认同“帝王内蕴神明、外当玄默”，反对“炫耀聪明、饰非拒谏”——这是对“帝王权力边界”的认知：他明白“尊极之位”易滋生傲慢，故主动接受“玄默”的建议，允许臣下“驳正”，本质是“权力不任性”的自觉。而他面对突利可汗入朝时感慨“雪太上皇称臣之耻”，则是将“个人荣辱”与“国家尊严”绑定，激发了治理好国家的责任感。


    综上，贞观三年的历史，本质是“制度建设+人才任用+君主自觉+民族包容”的组合实践。太宗通过“明纲纪、用贤才、纳谏言、安边疆”，不仅快速稳定了初唐的政局，更构建了一套“可持续的治理体系”——这正是“贞观之治”能成为后世治国典范的核心原因，其蕴含的“制度优先”“人才开放”“权力制衡”理念，即便在今日仍具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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