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您在这个房间里，是唯一一个只考虑海军的人。”希佩尔说，“陛下考虑的是德意志帝国的尊严，舍尔考虑的是公海舰队的士气，我考虑的是——我们还有什么筹码可以押上牌桌。”


    他顿了顿：


    “只有您，元帅，只考虑这些战舰如果沉了，德国海军还剩什么。”


    寒风呼啸。


    提尔皮茨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声音比之前更苍老了：


    “希佩尔，你今年四十八岁。”


    “是。”


    “你知道我像你这个年纪时，在想什么吗？”


    希佩尔没有回答。


    “我在想，德国什么时候能有一艘无畏舰。”提尔皮茨说，“我在帝国议会舌战群儒，和那些根本分不清巡洋舰和护卫舰的议员们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舰队法》。我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把每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只为了让船坞里那堆钢铁能早一天下水。”


    他停顿：


    “后来我们有了拿骚级、赫尔戈兰级、国王级、俾斯麦级。全世界都在说，德国海军从第六变成第二了。皇帝在基尔运河开通典礼上拥抱我，说我是德意志的海权之父。”


    他的声音低下去：


    “可是希佩尔，你知道吗。每次我看见一艘新战舰下水，我想到的不是它有多强，不是它能击沉多少敌舰。我想的是——”


    他停住了。


    过了很久，他才继续说：


    “我想的是，如果有一天它沉了，舰上那些年轻人，他们的母亲会在港口等多久。”


    没有人说话。


    舍尔低下头。希佩尔的眼睛看向别处。


    “所以，”提尔皮茨说，“你说得对。在这个房间里，我是唯一只考虑海军的人。”


    他转身，走向等候的轿车。


    拉开车门前，他回头看着这两位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将领。舍尔的决绝，希佩尔的冷静——二十年前，他们都是他亲自从候补军官中选拔出来的。


    “舍尔将军。”他说。


    “元帅。”


    “三天后，你们出海。”提尔皮茨说，“我不拦你们。但我有一个请求。”


    “请说。”


    “活着回来。”老元帅说，“把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活着带回来。”


    他弯腰坐进轿车，车门关上。


    引擎发动，黑色轿车缓缓驶出无忧宫大门。


    舍尔和希佩尔站在原地，目送那辆车消失在菩提树大道的尽头。


    二月十八日，威廉港。


    北海的冬天没有颜色。


    天空是铅灰的，海面是铁灰的，连防波堤上堆放的备用锚链都蒙着一层灰白的盐霜。只有战舰的舰体是深灰色的——那种专门为北海雾天调配的保护色，阴天时几乎和海水融为一体。


    舍尔站在港区指挥塔的瞭望窗前，已经站了四十分钟。


    他没有看海图，没有看天气报告，没有看放在桌上的作战计划。他只是看着港口里那两艘正在做出航最后准备的战列舰。


    俾斯麦号。提尔皮茨号。


    它们的轮廓在铅灰的天幕下清晰无比。那座高耸的舰桥、那四座双联装主炮塔、那根修长的测距雷达天线——每一处线条都像精确计算过，不是为了美丽，是为了在最远的距离、最恶劣的海况下，先于敌人发现目标，先于敌人开火，先于敌人命中。


    海军造船厂的工人还在进行最后的补给。弹药驳船紧靠俾斯麦号左舷，起重臂将一枚枚380毫米穿甲弹吊进弹药舱。每枚弹丸重八百公斤，光是把一天作战所需的炮弹搬上船，就要花费六个小时。


    燃料驳船在另一侧。重油通过粗大的软管泵进舰体深处，要灌满俾斯麦号的油舱，需要三百吨燃料。


    三百吨重油，够这艘四万五千吨的战舰以三十节航速在大西洋上狂奔三千海里。


    三千海里。从威廉港到纽约，往返一趟还有富余。


    舍尔看着那些数字在脑海里换算，忽然觉得荒谬。


    他们拥有如此强大的战舰，却让它停在港里·····。


    他们花费了整个帝国的财力，却只敢在北海的边缘试探，像被拴住脖颈的猎犬，永远够不到栅栏外面的猎物。


    现在，猎犬要挣脱绳索了。


    脚步声在身后响起。


    希佩尔走进指挥塔，大衣肩章上沾着细密的雨珠。


    “气象报告。”他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未来七十二小时，丹麦海峡有间歇性浓雾，能见度五百到一千米。北大西洋航线区域多云，风力四级，浪高两米。”


    舍尔没有转身：“适合伏击。”


    “也适合被伏击。”


    舍尔终于转身，看着希佩尔。


    “你怕吗？”


    希佩尔沉默了几秒。


    “怕。”他说，语气仍然平静，“怕舰桥被击中，怕海水从破口灌进来时我还在指挥塔里，怕舰员在我面前被弹片削成两截。”


    他顿了顿：


    “但这些怕，不足以让我留在港里。”


    舍尔点了点头。


    他们并肩站在窗前，看着港口里那两艘巨舰。


    “舍尔。”希佩尔忽然换了称呼，不再是“将军”，是名字。


    舍尔没有看他。


    “你恨提尔皮茨元帅吗？”


    舍尔沉默。


    “他反对这次行动。他在陛下面前几乎失态。”希佩尔说，“你在日德兰时，他就反对舰队决战，主张保持实力待机。你们在这件事上争吵了多久。”


    舍尔仍然沉默。


    海面上，俾斯麦号的烟囱开始冒出淡淡的黑烟。轮机舱在进行出航前最后一次试车，蒸汽从安全阀溢出，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


    “我不恨他。”舍尔终于说。


    希佩尔等着。


    “我恨的是——”舍尔停顿了很长时间，“他说的是对的。”


    他看着那艘正在苏醒的战舰：


    “公海舰队留在港里，确实是威慑。出海，确实会冒不必要的风险。他说得都对。”


    他的声音低下去：


    “可是希佩尔，对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时候该做的事情。”


    希佩尔没有说话。


    “1914年，我们在赫尔戈兰湾赢了第一仗。1915年，我们在多格沙洲输了。1916年，日德兰——”舍尔顿了顿，“我们说是赢了，因为击沉的吨位比对方多。可皇家海军第二天还在海上，我们第三天就回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