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四十分，二号手术室的门推开了。


    叶蓁走出来，左手扯下口罩，右手还在活动指关节，骨节发出细碎的咔咔声。


    连着两台“华夏之心”的先心病手术。一台房缺修补，一台动脉导管未闭结扎，都是三岁以下的婴幼儿，都是红卡患儿。


    刘建民跟在后头，手里捧着术后记录本，嘴里还在念叨。


    “第二台的导管壁黏连比术前评估的严重，你那个分离手法我没看明白，回头能不能再讲一遍？”


    叶蓁边走边说：“晚上查房的时候一起说，你把术中录像带调出来，我标注几个关键帧。”


    “行，我马上安排。”


    刘建民小跑着拐进了护士站。


    叶蓁在走廊拐角的洗手池前停下，拧开水龙头。冰凉的自来水冲过指尖，她低头洗了把脸。


    水珠顺着下巴往下淌，滴在白大褂前襟上，洇出几个深色的小圆点。


    身后传来脚步声。


    不止一个人。


    她关掉水龙头，拿袖口随手抹了一把脸，转过身。


    安德烈站在三步之外。


    银发梳得一丝不苟，灰色呢子大衣扣得板板正正。那双厚实的手交握在身前，指节泛着白。


    两个年轻的苏联医生站在他身后。


    伊万的眼眶是红的。


    他刚在观摩室里看完了整场手术——从第一台的开胸到第二台的最后一针，中间连厕所都没去过。


    翻译站在最后面，手里攥着笔记本，眼神在安德烈和叶蓁之间来回弹。


    走廊安静了两秒。


    叶蓁靠在洗手池边，没动，等着。


    安德烈没开口。


    他低下头。


    右手伸向自己的左胸口，摸到了大衣翻领上那枚擦得锃亮的金星勋章。


    指腹在勋章边缘顿了一下。


    然后，他拧开别针，把勋章从领口取了下来。


    动作很轻。


    像是在摘一片不属于自己的叶子。


    他把那枚代表苏联科学院最高荣誉的金属徽章握在掌心，缓缓塞进了大衣内侧口袋。


    伊万的嘴张了张，整个人钉在原地。


    他跟了安德烈六年。


    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从巴库洛夫中心到柏林学术年会——那枚勋章从来没有离开过导师的胸口。


    从来没有。


    在东德国家歌剧院参加国宴时，别着。在WHO日内瓦总部做报告时，别着。在任何一个有摄像机和闪光灯的场合，安德烈永远把它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那不是装饰品。


    那是他的铠甲，他的名片，他在这个星球上行医四十年换回来的全部体面。


    此刻，他把它摘了。


    揣兜里了。


    安德烈抬起头，看着叶蓁。


    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双手递过来。


    没推，没滑，是双手平端着递过来的。


    “叶大夫。”


    翻译刚要开口，叶蓁已经接过信封拆了。


    里面是两张超声照片，一张心电图，一张血气分析报告。


    她抽出超声照片，举到走廊头顶那盏日光灯底下。


    灰白相间的影像上，一颗比核桃还小的心脏结构扭曲得不成样子。大动脉位置完全颠倒，室间隔上找不到任何缺损的代偿通道。


    翻到血气报告。


    血氧饱和度——68%。


    四天前还是77%。


    四天，掉了九个点。


    这颗心脏正在倒计时。


    叶蓁把照片放下来。


    安德烈开口了。


    “四天前我从北城给莫斯科打了电话，让他们重新做了全套评估。”


    他停了一下。喉结滚了一遍。


    “孩子的情况比我来之前恶化了太多。ECMO维持到现在，肾功能已经开始出问题。”


    又停了一下。


    “叶大夫——”


    他的目光里没有了来时的任何傲气，只剩下一样东西。


    一个老医生看了一辈子生死之后，面对自己救不了的孩子时，那种无声的、彻骨的无力。


    “如果您不救，这个孩子活不过这个月。”


    走廊里只剩日光灯管细微的电流声。


    叶蓁低头，又看了一遍那张超声照片。


    指尖在影像右下角某个位置划过，停了一瞬。


    三秒。


    她把照片塞回信封，递还给安德烈。


    “转运途中能保证多少小时的生命支持？”


    安德烈的眼神变了。


    不是亮——是整个人像被人从水底捞了上来，猛地吸进了第一口空气。


    嗓音里带上了压不住的急切。


    “苏联空军的医疗运输机，机上配备军用ECMO和新生儿恒温舱，莫斯科直飞北城，最多十八个小时。”


    “随机医护人员？”


    “巴库洛夫中心的主治医生和两名护士全程陪同。”


    他的语速快了一截。


    “我已经提前安排好了。”


    叶蓁看了他一眼。


    已经提前安排好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在踏上飞机来中国之前，就已经把这条路铺好了。


    打电话时的咆哮，见面时端着的架子。


    抛出那个绝症病例时的步步紧逼，嘴上说“探讨”，目光里全是刺。


    都是试探。


    一刀一刀地试探她够不够硬，接不接得住。


    叶蓁没多说。


    “让他飞过来。”


    安德烈的肩膀往下塌了一寸。


    不是垮，是卸力。


    像一个扛着担子走了太久太远的人，终于看见了可以放肩的地方。脚还没停，但脊背已经松了。


    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转身就走。


    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回头。


    “叶大夫。”


    他用俄语说了一句很长的话。语速却很慢，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送，像是在念一段写好的誓词。


    翻译张了张嘴，喉结动了两下，才把声音挤出来。


    声音居然有点抖。


    “院士说——从今天起，他在巴库洛夫中心的手术室里，会挂一张您的手绘解剖图。”


    翻译咽了口唾沫。


    “他说，那不是用来学习的。”


    “是用来提醒自己的。”


    走廊里安静了三秒。


    叶蓁没回话。


    她拿起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转身朝ICU的方向走了。


    白大褂的下摆随步子轻轻晃。


    安德烈站在原地，目光追着那个瘦削的背影，一直追到拐角。


    白大褂的最后一角消失了。


    他才低下头。


    目光落在自己左胸口。


    空的。


    那块别了四十年勋章的位置，此刻只剩下呢子大衣上一个浅浅的、被金属压出来的小圆印。


    手伸进内兜，指尖碰到了那枚冰凉的金星。


    没有拿出来。


    伊万走到他身边，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硬挤出一句。


    “老师……您的勋章。”


    安德烈没转头。


    摆了摆手。


    “回莫斯科再戴。”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那盏忽明忽暗的日光灯管。灯管老了，接触不良，光影一跳一跳的，却倔强地亮着。


    “在这里——”


    “不配。”


    伊万张了张嘴。


    什么都没说出来。


    安德烈转过身，大步朝传达室走去。


    他要打电话。


    打给莫斯科。


    让那架飞机现在就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