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一日，威尼斯利多岛。


    电影宫门前的红毯，已经换过第三轮。


    亚得里亚海的日落，把整条滨海大道，烧成一片流动的赤金。


    摄影记者们蹲在护栏外，镜头统一对准那排，即将驶入的黑色水计程车。


    没有人注意第三排，最左边那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中国老人。


    谢晋独自坐在座位上。


    他前后左右，全都是电影界最显赫的名字：


    意大利的斯科拉，法国的马勒，美国的奥特曼，日本的黒泽明。


    他们用意大利语和英语，低声交谈。


    手势偶尔划过空中，像水鸟掠过浅滩。


    谢晋一句也听不懂。


    他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掌心朝下。


    压住裤缝那两道熨得笔挺的折痕。


    这件中山装，是1980年为《天云山传奇》赴京汇报做的。


    袖子长两寸，他一直没舍得改。


    料子是徐大雯，从淮海路百货公司买的藏青涤棉。


    一米五八，排了四十分钟队。


    袖口那两寸余量，此刻正被他悄悄攥进掌心。


    银幕亮起来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观众席。


    第十二排靠过道的位置，坐着北电那个年轻人。


    陈凯歌。


    二十九岁。


    穿一件从东四地摊买的灰色夹克，领口磨得发白。


    他手里握着一支圆珠笔，笔帽咬在齿间，笔身被他攥出一层薄汗。


    他的视线，越过十几排人头，与谢晋对视了一瞬。


    没有点头，没有微笑。


    谢晋转回头。


    银幕全黑。


    第一帧画面：


    昆仑山南麓。天际线如刀。


    藏羚羊群，自地平线尽头涌来。


    没有音乐。


    谢晋后来无数次被人问起，那八十九分钟，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每次都回答：什么都没想。


    他看见母亲1960年，坐在床头教他煮粥。


    粥在铝锅里咕嘟咕嘟冒泡，母亲的手很瘦，指节像风干的红枣。


    她说：水开了下米，米开花就转小火，别走开，一走开就糊底。


    他看见1968年，牛棚墙角那道裂缝。


    冬天风从缝里钻进来，他把棉袄裹在三岁的小儿子身上。


    自己蹲在风口，堵了四个钟头。


    天亮时腿站不直了，扶着墙慢慢坐下，掌心按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银幕上，母藏羚羊侧卧在冰面上。


    胎衣破开。


    羊水浸湿沙砾。


    幼崽的前蹄，先露出来，裹着透明的胎膜。


    她低头舔舐。


    从额头到脊背。


    谢晋没有意识到自己开始流泪。


    泪水顺着颧骨的轮廓滑下来，滴在那两寸过长的藏青色袖口上，洇出一小块深色。


    他没有擦。


    银幕上的母羚羊，也没有擦。


    她只是舔。


    一下，两下，三下。


    等电影放映进程到八十九分钟时。


    银幕全黑。


    片尾字幕，缓缓滚动。


    “谨以此片，致敬一亿六千万年来，所有在暗夜中蜷起身体、把幼崽护在腹侧的哺乳动物。”


    “你们的体温，是人类的第一轮太阳。”


    “你们的乳汁，是文明的第一种语言。”


    “你们的放手，是幸福的第一次预习。”


    “你们的饥饿，是记忆的第一座家庙。”


    字幕滚完。


    银幕全黑。


    电影宫静了二十三秒。


    没有人咳嗽，没有人起身，没有人交头接耳。


    第二十四秒。


    掌声从第三排左侧响起。


    法国《电影手册》的年轻影评人，第一个站起来。


    他叫塞尔日·达内，三十四岁。


    七年前在《电影手册》上，发表那篇著名的《电影与民主》。


    预言“长镜头不是风格，是伦理”。


    此刻他双手举过头顶，掌心拍得通红。


    他说了一句法语，淹没在渐起的掌声里。


    他旁边的人没听清。


    他自己后来也忘了。


    他只记得银幕上，那只母羚羊倒下时。


    他想起1947年冬天，里昂乡下，母亲把最后一块面包，塞进他书包。


    那年他五岁。


    母亲三十二岁。


    她那一整个冬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掌声从第三排，蔓延到第四排、第五排、第十排。


    像亚得里亚海的潮水，从堤岸一寸寸涨上来。


    涨到第十五排时，前排那位白发妇人转过头来。


    她穿一件香奈儿粗花呢外套，珍珠耳钉在昏暗里泛着温润的光。


    脸上的妆，被泪水冲花了两道印痕。


    睫毛膏晕在下眼睑，像两片没来得及融化的雪。


    她用意大利语，说了一句话。


    翻译没来得及开口。


    谢晋听懂了。


    不是语言，是口型。


    她说：


    “Grazie.”


    谢谢。


    妇人把手伸过椅背，握住谢晋搁在扶手上的右手。


    她的手很凉，手指细长，指甲涂着淡粉色蔻丹。


    她握了很久。


    谢晋没有抽回。


    他想起1968年冬天，牛棚看守的老婆，偷偷塞给他一个热红薯。


    那只手也是凉的，指甲里有泥。


    她把红薯塞进他掌心，转身走了。


    他连她的脸，都没看清。


    妇人松开手，从手袋里取出一张名片，放在谢晋膝头。


    名片上印着一行，花体意大利文：


    索菲亚·罗兰。


    她对他笑了笑。


    不是演员对导演的那种谄媚。


    是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把自己说不出口的话，说出口之后的笑。


    谢晋把名片，收进中山装内袋，贴着心口。


    袋里还有一封没寄出的信。


    1979年12月20日，他一个人坐在书房写回信。


    写了三页，又全部划掉，最后只留下一句话。


    他没寄出去。


    现在那张名片，压在这句话上面。


    他忽然觉得，这封信可以永远不寄了。


    九月十二日，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内部辩论。


    地点是电影宫二楼的小放映厅，窗户正对运河。


    贡多拉船夫的吆喝声，从水面飘进来。


    每隔几分钟，就被摩托艇的马达声盖过。


    十二位评审，围坐在长桌两侧。


    主席埃托雷·斯科拉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着一本密密麻麻的笔记。


    他是1974年戛纳最佳导演，《我们如此相爱》至今仍是意大利影迷，每年必重温的经典。


    片中有句台词，被无数次引用。


    “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反抗历史，其实我们只是在历史里游泳，偶尔抬头换一口气。”


    此刻他低着头，用指甲划着笔记本扉页。


    那是他的习惯，每次遇见真正难以裁决的片子，他就在纸上画圈。


    一圈。


    两圈。


    三圈。


    已经画满了小半页。


    法国评委雅克·里维特首先发言。


    他是新浪潮硕果仅存的大将之一，1961年以《巴黎属于我们》出道。


    此后二十年，拍了十四部长片。


    每一部都在探索同一个命题：


    电影究竟有多少种可能。


    “这不是电影。”


    里维特把眼镜摘下，用麂皮擦拭。


    “电影是叙事艺术。这部片子只有动物本能和人类回忆的交叉剪辑，没有情节，没有人物，连一句解说词都没有。观众如何理解导演意图？难道我们评审也要靠猜？”


    德国评委彼得·汉特克，把圆珠笔往桌上一搁。


    他是1973年毕希纳奖得主，编剧出身。


    1966年以《骂观众》，震撼德语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