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八日，上海。


    谢晋到家时，是傍晚六点十七分。


    徐大雯把银耳羹，从保温桶倒进青花碗。


    碗边磕了一道细纹，是1962年大儿子打碎的。


    她用鸡蛋清粘过三次，每次都用同一根竹签，抹平裂纹。


    “金狮呢？”


    “在香港。”


    谢晋把中山装脱下，挂在门后的木衣架上。


    袖口那两寸余量，被他的汗浸成深色。


    徐大雯没问为什么。


    她把银耳羹，放在方桌靠东的位置。


    那是谢晋坐了二十年的位子，藤椅扶手的黑胶布，今年三月又换过一次。


    “周师傅来过电话。”


    谢晋刚拿起勺子。


    “他说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得十二个。剩下四个，他阿爸没来得及写。他想问问你，能不能用‘无名氏’。”


    谢晋把勺子放下。


    “你怎么说？”


    “我说，你八月二十号才回。”


    徐大雯坐到对面，把散落在桌面的米粒，一粒粒拢进掌心。


    “周师傅说，那我等到八月二十号。”


    谢晋看着那碗银耳羹。


    莲子浮在汤面，红枣去了核。


    他忽然想起1980年冬天，周永和第一次来北京电影厂。


    五十三岁的修表师傅，穿着借来的中山装，袖口长四寸，折了三道。


    他站在办公室门口，不肯进来。


    “谢导演，我就在这儿说。”


    “您说。”


    周永和把一块旧怀表，从内袋掏出来。


    “这是我阿爸留在槟城的表，1942年走的，人没回来，表托人带回来了。”


    “表坏了三十九年。1978年我把它修好了。修好的那天晚上，它走了三个小时，又停了。”


    他把表放在门框上。


    “您要是觉得我这脸能上镜，我就来。要是不能，这块表给您，做个念想。”


    谢晋拿起那块表。


    表盘裂了一道缝，时针指着三点十七分。


    “周师傅，这表是你阿爸几点走的？”


    周永和沉默了很久。


    “1942年3月17日。下午三点。”


    谢晋把那碗银耳羹喝完。


    莲子剩了三颗，在碗底。


    “大雯。”


    “嗯。”


    “明年四月，那盆茉莉开了，给周师傅寄一枝。”


    徐大雯把拢在手心的米粒，倒进灶台边的陶罐里。


    那是她三十年的习惯，洗米时漏掉的，一粒不扔，攒着喂弄堂口的野猫。


    “你自己寄。”


    谢晋没说话。


    他看着窗外。


    上海九月的暮色，从梧桐叶的缝隙漏下来，在水泥地上映出铜钱大小的光斑。


    他想起1968年冬天，蹲在牛棚墙角堵风的时候。


    风从砖缝钻进来，他用棉袄塞住缝。


    棉袄太薄，风从棉花里又钻出来。


    他蹲了一夜。


    天亮时腿站不直了，扶着墙慢慢坐下。


    掌心按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那双手，后来拍了二十七部电影。


    此刻他把这双手，平放在藤椅扶手上。


    黑胶布边缘翘起一角，他用指甲按平。


    “大雯，你说周师傅那十二个名字，他记了多久？”


    徐大雯正在收拾碗筷。


    “他说是1978年开始想的。想了三年。”


    “三年，十二个名字。”


    谢晋的声音很轻。


    “那些名字，他阿爸没来得及写，他替他阿爸写。这不是记性，这是…”


    他顿住，没说下去。


    徐大雯把碗放进水盆。


    “是什么？”


    “是归处。”


    谢晋站起来，走到窗边。


    “那些名字，不管记得全不全，它们有个归处。周师傅的归处，就是替阿爸把名字写下来。我的归处，是把周师傅这些人拍下来。你呢？”


    徐大雯没回答。


    她把水龙头拧小，让水流细细的，像1968年那些冬夜，她偷偷给他送饭时，脚步踩在雪地上的声音。


    “我的归处就是把这碗银耳羹，炖到你喝的那天。”


    谢晋没回头。


    窗外的梧桐叶，在暮色里一片一片暗下去。


    九月十九日，香港清水湾。


    凤凰木下那粒骨朵，今早威叔量过：四点一毫米。


    他记在本子上，又用铅笔在数据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横线很重，纸页被划破了一小道口子。


    谭咏麟蹲在旁边看。


    他今天没去录音棚。


    新专辑《想将来》已进压片厂，八月十三上市。


    四白金印量，鑫时代给他放了一周假。


    他没回家，开车到清水湾。


    “威叔，你说这树，是不是也有记性？”


    威叔把本子合上。


    “树没记性。人有。”


    “那它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花？”


    “它不知道。”


    威叔站起来，膝盖响了，像谢晋在威尼斯领奖台那声响。


    “它只是等。等着等着，时候到了，就开了。”


    谭咏麟没说话。


    他想起1980年11月22日，红馆那场演唱会。


    两万人坐在一起，安安静静写信。


    他站在台上，唱那首《月光光·1980》。


    唱到“太平归来做新郎”时，台下有个阿婆站起来，举起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模糊，边角磨损。


    她把照片举过头顶，举了整整三分钟。


    他没敢看那张照片。


    他怕自己会哭。


    现在他蹲在凤凰木下，忽然问威叔：


    “你说那个人，后来收到信没有？”


    “哪个人？”


    “红馆那个阿婆。她写给谁，我不知道。但她举照片的样子，我一直记得。”


    威叔把喷壶放下。


    “阿伦，你唱那首歌的时候，她站起来举照片，不是让你看见。”


    “那是让谁看见？”


    “让她自己看见。”


    威叔拎起喷壶，往食堂走去。


    “那封信，不是写给那个人的。是写给她自己的。”


    谭咏麟蹲在原地。


    凤凰木的影子，落在他背上。


    他把手伸进裤袋，摸出那张1981年7月1日在红馆门口，捡到的船票复印件。


    仁川到香港。


    1948年3月。


    背面铅笔字：


    “若能生还，当以歌报。”


    他把船票复印件折好，放回裤袋。


    站起来。


    膝盖也响了。


    他追上威叔。


    “威叔，你说那阿婆举照片，是为了让自己看见。那她看见什么？”


    威叔没停步。


    “她看见她自己还记着。记着那个人还在她心里。那个人没回来，但她的记性把他带回来了。”


    谭咏麟愣住。


    “带回来？”


    “嗯。”威叔推开食堂的门，“回归人，不是人回来。是记性回来。人回不来，记性回来了，也算。”


    九月二十日，九龙塘。


    张国荣从邵氏影城收工，开车绕道去徐小凤的旗袍铺。


    《失业生》拍了四个月，今天杀青。


    他穿着戏里那件校服外套没换，领口的汗渍洗不掉。


    化妆师说算了，反正也穿不了几天。


    徐小凤在铺子后间，替一件靛蓝色嫁衣收边。


    她戴着老花镜，针脚细密得像蚕吐丝。


    邓丽君坐在对面，面前摊着一叠乐谱。


    那是她八月从槟城带回的十七卷开盘带里，第七卷第三首的记谱。


    唱歌的老人叫林金枝，九十二岁，1941年嫁给一个橡胶工人。


    丈夫1942年，被日军征去修铁路，1945年没回来。


    她等了他四十年。


    1981年6月，邓丽君去她家录音。


    老人坐在床沿，唱了一首她母亲教的福建童谣。


    唱到第三句，忘了词。


    她停了三十秒，然后说：


    “他走那年，我二十三。现在六十一了。”


    张国荣站在门槛边。


    徐小凤没抬头。


    “Leslie，帮我拉着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