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十月三日，清水湾片场。


    晨雾还没散尽，凤凰木下蹲了一圈人。


    威叔把软尺收进口袋，从怀里掏出那个泛黄的信封，放在树根旁的石板上。


    “四点七毫米。”他说。


    谭咏麟凑过去看那粒骨朵，手指悬在半空，没敢碰。


    他今天穿了件旧夹克，领口磨得发白，是去年红馆演唱会穿的那件。


    洗太多次，颜色褪成灰蓝。


    “威叔，你说它是不是知道我们在等？”


    “树不知道。”


    威叔把信封往石板上挪了挪，让晨光正好照在收信人那行字上。


    “等人的人才知道。”


    那行字，是周伯去年十一月写的：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毛笔字，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很用力。


    周伯走之前三天，托威叔收着这封信。


    张国荣端着饭盒，从食堂出来，白衬衫外面罩了件灰色开衫。


    是徐小凤上个月，给他织的。


    开衫大了半码，袖子盖过手腕，他把袖口往上挽了两道。


    他蹲到谭咏麟旁边，把饭盒搁在膝盖上，没打开。


    “昨夜录《声音剧场》第十二轨，那位槟城来的阿伯，在录音棚里坐到凌晨两点。”


    “录完了？”谭咏麟问。


    “没录。”张国荣把饭盒盖揭开，热气冒出来，是白粥和半块腐乳。


    他没动勺子，看着那半块腐乳发愣，“他讲了一夜铁盒，讲他阿公怎么把照片埋下去，讲他阿嬷怎么等。讲到天亮，他忽然问我：后生仔，你录这些做什么？”


    谭咏麟看着他。


    “你怎么说？”


    “我说，我怕忘了。”


    张国荣用勺子搅了搅白粥，腐乳碎成几瓣，染红了一片粥。


    “他听了，沉默很久。然后他说：那你替我记着。我记不动了。”


    他把勺子放下，没吃。


    威叔从石板上，拿起那个信封。


    对着光看了看。


    信封很薄，里面只有一张信纸。


    周伯写了什么，没人知道。


    “周伯这封信，等了一年。蔡国维那架钢琴，等了四十年。黄老师那个人，等了四十一年。”他把信封放回原处，“等得动等不动，都得等。不等，就真的没了。”


    徐小凤的脚步声，从食堂那边传来。


    她今天穿了件月白暗纹旗袍，外面罩着藏青开衫，头发用一根银簪绾住。


    手里拎着一只藤编食盒，走得比平时慢，像是在数步子。


    “邓小姐从新加坡寄来的。”她把食盒放在石板上，揭开盖子。


    里面是十二块娘惹糕，红绿两色，用香蕉叶垫着。


    糕体晶莹，能看见里面嵌着的椰丝。


    椰浆混着班兰叶的香气散开来，很淡，但很韧。


    “她说林金枝阿婆上周走的，走之前做了这十二块糕，托她带给我。”


    徐小凤的声音比平时低，“阿婆说，当年她嫁人的时候，她阿妈做了三十六块糕，分给街坊。现在只剩她一个人记得那个味道，让我替她分给记得的人。”


    十二个人。


    徐小凤数了数在场的人：威叔、谭咏麟、张国荣、她自己。四块。


    她把食盒盖上。


    “等人齐了再分。”


    谭咏麟看着那食盒，忽然问：“邓小姐呢？”


    “还在槟城。”


    徐小凤把食盒搁在石板角落，用帕子盖住，“她说还有三位老人要录，录完才回来。”


    “那许导呢？辉哥沾哥呢？周总监呢？”


    谭咏麟掰着指头数，“阿鑫呢？还有林青霞，她好久没来了。”


    “青霞在台北。”


    张国荣轻声说，“昨天打电话来，说她父亲身体不好，要在那边照顾一阵。”


    晨风穿过凤凰木的枝叶，把那粒四点七毫米的骨朵，吹得轻轻晃动。


    威叔抬头看着它，忽然说：“周伯嫁接这棵树的时候，跟我讲过一句话。”


    几个人都看着他。


    “他说，树这东西，不是你种它，是它种你。你把它种进土里，它把根种进你心里。等哪天它开花了，你心里那根也就扎稳了。”


    谭咏麟没说话。


    他从裤袋里，摸出那张船票复印件。


    放在石板上，搁在周伯那封信旁边。


    仁川到香港。


    一九四八年三月。


    背面那行铅笔字已经糊了，但还能辨认：若能生还，当以歌报。


    张国荣看着那行字。


    “你查到这个人的后人了吗？”


    谭咏麟摇头。


    “查不到。名字也糊了。只有这行字。”


    他把船票复印件，往石板中间推了推，让它和周伯的信挨着。


    “威叔，你说这算不算等人？”


    威叔没回答。


    他蹲下来，把周伯的信、谭咏麟的船票、徐小凤的食盒，在石板上摆成一个品字形。


    “算。”他说，“等人不一定要等到。让人知道你在等，就行了。”


    上午九点，赵鑫办公室。


    电话响了。是陈启明从新加坡打来的。


    “赵先生，李光耀先生看过《槟城空屋》的拷贝。”


    赵鑫握着话筒，没说话。


    “他看完之后，在放映室坐了很久。随行人员不敢问，等了二十分钟，他站起来说：让那个赵鑫来见我。”


    “什么时候？”


    “十一月八号到十五号之间，具体时间等他秘书通知。”


    陈启明顿了顿，“另外，国家博物馆那边已经把《家的生物学》的放映厅准备好了。片名最后尊重你们的译名，修改为：应。”


    赵鑫没说话。


    “李先生说，这一个字就够了。不需要解释。”


    电话挂断后，赵鑫站在窗前。


    凤凰木的枝叶，在晨光里轻轻摇晃。


    那粒四点七毫米的花骨朵，藏在叶腋间，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威叔每天量，每天记。


    本子上已经画了七道横线，纸页划破了好几处。


    他忽然想起一九七五年游过深圳湾的那个夜晚。


    海水灌进嘴里，又咸又涩。


    他以为自己会死。


    当时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六年后的今天，新加坡总理坐在放映室里，看完一部讲母亲，怎么教孩子拿筷子的电影。


    坐了二十分钟没说话。


    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挣到了饭。


    但他知道，那架调哑了四十年的钢琴，终于有人听见了。


    他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


    那是谢晋昨天从上海寄来的信。


    很短，只有三行：


    “小赵：周师傅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全了。我陪他去永宁镇走了一趟。镇子还在。那棵榕树还在。他蹲在树下哭了二十分钟，然后说：谢谢。”


    赵鑫把信折好，放回抽屉。


    和那封一九七九年的信放在一起。


    下午两点，清水湾二号棚。


    《故土之心》的筹备会，开了一半。


    长桌上摊着分镜稿、预算表、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复印件。


    许鞍华坐在主位，手里握着一支红蓝铅笔。


    “新加坡那边确认了，国家档案馆全部开放。包括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六五年所有华族、印度族、马来族互助史料的原始档案。”


    她翻到第三页，用铅笔点了点。


    “李光耀先生一九六五年，独立演讲的录像带，我们可以在电影里用三十秒。条件是：不能剪辑，不能配音，原声原画。”


    黄沾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他今天抽得凶，烟灰缸里已经躺了六个烟蒂。


    “三十秒够干什么？”


    “够让观众看见他哭。”许鞍华说。


    长桌安静了几秒。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


    他面前摊着五线谱本，上面画满了涂改的痕迹。


    最近他在为一组甘美兰乐器和华乐古筝的合奏头疼，两种音律体系怎么融合。


    试了十七版都不满意。


    “那段不用配乐。”


    许鞍华看着分镜稿上那个标注，“他哭的时候，什么声音都不要。就让观众听他的呼吸声。”


    谭咏麟坐在长桌末端，手里还捏着那张船票复印件。


    开会前，他把它从石板上收了回来，但一直没放回裤袋。


    他忽然开口。


    “许导，我想在电影里唱一首歌。”


    许鞍华抬头看他。


    “什么歌？”


    “还不知道。”


    谭咏麟把船票复印件翻过来，背面朝上，“这张船票的主人，说若能生还，当以歌报。他没生还。但他的歌，没人唱。”


    他把船票放在桌上，推向前。


    “我想替他唱。”


    长桌又安静了几秒。


    黄沾重新点了一支烟。


    顾家辉在五线谱本上，写了几个音符，又划掉。


    许鞍华看着那张船票复印件，看了很久。


    “歌你自己写？”


    “我想请郑国江老师填词。”


    谭咏麟说，“曲我自己谱。谱不好，辉哥帮我。”


    顾家辉点点头，没说话。


    许鞍华把红蓝铅笔放下。


    “那你就谱。谱好了拿来我听。”


    下午四点，录音棚。


    张国荣坐在调音台前，戴着耳机，反复听一段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