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9章 家庭危机
作品:《重生83:带兄弟赶山》 五月,兴安岭的春天终于来了。
白桦林抽出了嫩绿的新叶,远远看去像一片淡淡的绿云。山坡上的杜鹃花开了,粉的、白的、紫的,一簇簇点缀在翠绿的山林间,绚烂得像打翻了调色盘。合作社的养殖场里,梅花鹿在围栏内悠闲地踱步,偶尔低头啃食青草,鹿茸已经长出了短短的一截,毛茸茸的,透着健康的粉红色。
可郭春海家里的春天,却迟迟没有到来。
乌娜吉坐在炕上,抱着六个月大的儿子郭兴安,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孩子在她怀里睡得正香,小脸红扑扑的,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可乌娜吉却觉得这孩子离自己很远,远得像隔着一条河,她能看见他,却感觉不到温度。
产后抑郁。
这个词是县医院的大夫说的。乌娜吉早产后大出血,虽然救了回来,身体却垮了。更严重的是心理上的创伤——她总是做噩梦,梦见自己难产死了,孩子没人管,饿得嗷嗷哭;梦见郭春海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不要她了;梦见合作社倒闭了,屯里人又过回了以前的苦日子。
白天她强打精神照顾孩子,做饭,收拾屋子。可一到晚上,那些噩梦就像潮水一样涌来,把她淹没。她整夜整夜睡不着,眼睛盯着黑漆漆的屋顶,听着郭春海均匀的鼾声,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
郭春海不是没察觉。他看得出来妻子不对劲,脸色苍白,眼神躲闪,话越来越少。他问过几次,乌娜吉总说“没事”“就是累”。他想带她去省城大医院看看,乌娜吉坚决不去:“花那冤枉钱干啥?我又没病。”
可这哪是没病的样子?
这天早上,郭春海要去合作社开会。乌娜吉给他煮了碗面条,打了两个荷包蛋。郭春海吃了一口,皱了皱眉:“娜吉,这面……没放盐?”
乌娜吉一愣,尝了尝,果然淡得没味。她慌慌张张地去拿盐罐,手一抖,盐罐掉在地上,摔碎了,盐撒了一地。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她蹲下去捡碎片,手被划破了,血珠冒出来。
郭春海赶紧拉起她,用布条包扎伤口:“别捡了,小心手。面淡点没事,我能吃。”
可乌娜吉的眼泪却掉下来了,一滴一滴,落在手背上:“春海,我是不是很没用?连碗面都煮不好……”
“别瞎说。”郭春海抱住她,“你就是太累了。今天我请假,在家陪你。”
“不用,你去忙吧。”乌娜吉擦擦眼泪,“合作社那么多事等着你,别因为我耽误了。”
她越是懂事,郭春海心里越不是滋味。他知道合作社离不开他,运输队、养殖场、夜总会、边境贸易,一摊子事都需要他拍板。可家里也离不开他,妻子需要他,儿子需要他。
两难。
最后还是去开会了。会开到一半,王婶急匆匆跑来:“春海,快回家!娜吉抱着孩子要跳河!”
郭春海脑袋嗡的一声,扔下文件就往外跑。合作社大院离他家不远,他几乎是飞跑回去的。
家门口围了一群人,都是听到动静赶来的邻居。乌娜吉抱着孩子站在院子里,眼神呆滞,嘴里喃喃自语:“死了就好了……死了就清净了……”
“娜吉!”郭春海冲过去,想抱她,又怕吓着孩子,“把安子给我,好不好?”
乌娜吉看着他,眼神迷茫,好像不认识他:“你是谁?别碰我儿子……”
“我是春海,你丈夫啊!”郭春海心像被刀割一样疼,“娜吉,你看看我,我是春海!”
乌娜吉盯着他看了很久,眼神慢慢聚焦:“春海……春海……”她突然嚎啕大哭,“春海,我难受……我心里难受……”
郭春海接过孩子,交给王婶,然后把妻子紧紧抱在怀里:“我知道,我知道……咱们去医院,去医院就好了……”
当天下午,郭春海带乌娜吉去了省城哈尔滨。挂的是精神科的号,大夫是个五十多岁的女教授,戴着眼镜,说话很温和。
问诊,检查,做量表。结果出来:中度产后抑郁,伴有焦虑症状。
“这种情况很常见。”女教授说,“产妇经历了早产、大出血这样的创伤,心理和生理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加上丈夫经常不在家,缺乏支持和陪伴,就容易出现抑郁。”
“大夫,能治好吗?”郭春海急切地问。
“能,但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女教授开了药,“这是抗抑郁药,每天一次。但光吃药不够,心理治疗更重要。家人要多陪伴,多倾听,让她感觉到被爱,被需要。”
“我记住了。”
“还有,暂时不要让她照顾孩子了。孩子交给老人或者保姆,让她好好休息。等她状态好了,再慢慢接手。”
从医院出来,郭春海扶着乌娜吉,手里拎着一袋子药。乌娜吉吃了药,情绪稳定了些,但还是很沉默。
“春海,我是不是疯了?”她突然问。
“别瞎说,你就是病了,跟感冒发烧一样,治好了就没事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可屯里人会怎么看我?会说我是疯子,说你不该娶我……”
“谁敢说,我撕了他的嘴!”郭春海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娜吉,你是最好的妻子,最好的母亲。是我不好,没照顾好你。”
回到屯子,郭春海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家庭会议。把王婶、张大娘、还有几个关系好的妇女请来,把情况说明了。
“娜吉病了,需要静养。孩子请王婶帮着带,每月我给二百块钱辛苦费。家务活大家轮流帮帮忙,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我都给钱。”
“春海,你说这话就见外了。”王婶说,“娜吉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跟亲闺女一样。带孩子,干家务,都是应该的,不要钱。”
“对,不要钱。”张大娘也说,“春海,你就安心照顾娜吉,合作社的事也少管点。钱是挣不完的,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郭春海很感动。屯里人朴实,关键时刻最能体现真情。
接下来几天,他推掉了所有工作,专心在家陪妻子。早上陪她散步,中午陪她吃饭,晚上陪她说话。乌娜吉吃药后情绪稳定多了,但还是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发呆。
郭春海想尽办法逗她开心。给她讲合作社的趣事,讲儿子安子的成长,讲未来的打算。乌娜吉听着,偶尔笑一笑,但笑容很淡,转瞬即逝。
这天晚上,郭春海端来洗脚水,给乌娜吉洗脚。乌娜吉的脚因为怀孕水肿,现在还没完全消,摸着还有些浮肿。
“春海,你别这样……”乌娜吉想把脚缩回去,“我自己能洗。”
“别动。”郭春海按住她的脚,轻轻地按摩,“大夫说了,按摩能促进血液循环,消肿。我以前总不在家,没照顾好你。现在补上。”
乌娜吉看着他低头认真按摩的样子,眼泪又掉下来了:“春海,我拖累你了……合作社那么多事,你都放下了……”
“合作社没了我,还有金成哲,还有格帕欠,还有那么多兄弟。”郭春海抬起头,看着她,“可你没了我,怎么办?安子没了妈,怎么办?”
乌娜吉哭得更厉害了。这些天的压抑、恐惧、自责,全都涌了出来。她抱着郭春海,哭得像个孩子。
郭春海拍着她的背,轻声安慰:“哭吧,哭出来就好了。以后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别憋着。我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从那以后,乌娜吉的状态一天天好起来。药按时吃,觉按时睡,每天跟王婶学做新的菜,跟张大娘学织毛衣。虽然还会做噩梦,但次数少了,程度轻了。
郭春海也调整了工作节奏。合作社的事,他只抓大事,小事都交给别人。每天上午去合作社处理公务,下午就回家陪妻子。周末带全家去县城玩,逛公园,看电影,下馆子。
这天周末,他带乌娜吉和儿子去哈尔滨。住的是友谊宾馆,吃的是俄式西餐,逛的是中央大街。乌娜吉很久没出门了,看什么都新鲜,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在松花江边,他们拍了张全家福。郭春海抱着儿子,乌娜吉依偎在他身边,背景是滔滔江水和对岸的太阳岛。照片洗出来,乌娜吉看了又看,小心地夹在相册里。
“春海,等安子长大了,咱们再拍一张。”她说,“到时候你老了,我老了,安子长大了,娶媳妇了。”
“好,每年都拍。”郭春海搂着她的肩,“等咱们金婚的时候,拍一张最大的,挂在客厅里。”
乌娜吉靠在他肩上,看着江面上来往的船只,心里很久没有这么平静了。
从哈尔滨回来,乌娜吉主动提出要参与合作社的工作。
“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想找点事做。”她说,“合作社不是缺会计吗?我学过记账,能帮忙。”
郭春海有些犹豫。合作社的财务很重要,而且涉及到很多敏感信息。但他不想打击妻子的积极性。
“行,你先跟着金成哲学学。从简单的做起,管管流水账。”
乌娜吉很认真。每天上午去合作社财务室,跟着会计学做账。她虽然没受过专业训练,但很细心,很负责。合作社的账目以前有些混乱,她来了之后,一笔一笔理清楚,建立了规范的账本。
一个月后,金成哲跟郭春海汇报:“嫂子真行,账目理得清清楚楚,一笔都不差。比原来的会计强多了。”
郭春海很高兴。妻子有了事做,精神头更足了,脸上也有了血色。而且她管账,合作社的财务更透明,更规范。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合作社摊子大,业务多,有些账目涉及到灰色地带。比如给工商局、税务局的关系费,给运输路上的“买路钱”,给合作伙伴的回扣。这些钱不能明目张胆地记在账上,只能做两套账。
乌娜吉发现了。
“春海,这笔三千块钱的支出,写的是‘办公用品’,但发票是饭店的。”她拿着账本问,“还有这笔五千,写的是‘设备维修’,但收款人是个私人账户。”
郭春海一时语塞。这些事,他本来不想让妻子知道。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娜吉,做生意……有些事情,不能太较真。”他含糊地说,“该打点的得打点,该花钱的得花钱。”
“可这是违法的!”乌娜吉很严肃,“万一被查出来,是要坐牢的!”
“没那么严重,大家都这么干。”
“大家干就是对的吗?”乌娜吉盯着他,“春海,咱们合作社能有今天,靠的是诚信经营,靠的是乡亲支持。不能走歪门邪道!”
郭春海沉默了。妻子说得对,可他也有苦衷。在中国八十年代末的商业环境下,完全干干净净做生意,太难了。你不打点,别人打点,生意就被抢走了;你不给回扣,合作伙伴就不跟你合作。
“娜吉,这些事我来处理,你别管了。”他最后说,“你就管好明面上的账,其他的交给我。”
“不行。”乌娜吉很固执,“要么都管,要么不管。我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两人第一次因为工作的事吵了起来。吵得很凶,把儿子都吓哭了。
最后乌娜吉抱着孩子回了娘家。这是她产后第一次回娘家,郭春海怎么劝都不听。
“春海,咱们都冷静冷静。”乌娜吉临走时说,“想想合作社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是继续走歪门邪道,赚快钱;还是走正道,赚安心钱。”
郭春海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家里,心里乱糟糟的。妻子的质问,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合作社光鲜背后的阴影。
是的,合作社发展太快,很多做法游走在法律边缘。给官员送礼,给黑社会交保护费,偷税漏税,虚开发票……这些事,他都干过。
以前他觉得这是必要的代价,是生存之道。可现在被妻子点破,他不得不正视:这真的是正道吗?
合作社的初心是什么?是带着乡亲们共同富裕,是让山里人过上好日子。可如果为了赚钱不择手段,那跟那些黑心商人有什么区别?
他想起了重生前的经历。前世他见过太多企业,为了快速发展,铤而走险,最后要么倒闭,要么老板进监狱。合作社不能重蹈覆辙。
可转型谈何容易?合作社现在每月给各级官员的“孝敬”就有好几万,给黑社会的“保护费”也有好几千。如果不给,生意还能做下去吗?
郭春海想了三天三夜。最后他做出决定:洗白。
从今往后,合作社所有经营必须合法合规。该交的税交,该办的证办,该走的手续走。官员那里,只送土特产,不送钱;黑社会那里,一分不给,敢来找事就打出去。
当然,这会损失一部分利益,甚至会得罪一些人。但长远看,值得。
他去找乌娜吉,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她。
“娜吉,我想好了。”他说,“合作社从今天起,彻底洗白。以前那些不干净的钱,不赚了;不干净的事,不干了。咱们堂堂正正做生意,赚安心钱。”
乌娜吉看着他,眼里闪着泪光:“春海,你想清楚了?这样可能会少赚很多钱。”
“想清楚了。”郭春海握住她的手,“钱少赚点没事,良心不能丢。合作社的根在兴安岭,魂在乡亲们心里。如果为了钱丢了根,丢了魂,那合作社就不是合作社了。”
“好。”乌娜吉点头,“我支持你。账目我来管,保证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
夫妻俩和好了。不仅和好,关系更亲密了。因为他们有了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标。
回到合作社,郭春海召开了董事会,宣布了转型决定。有些人反对,觉得太激进,会毁了合作社。
“队长,不给官员送礼,咱们的执照还能批下来吗?”
“不给黑社会交钱,他们来砸店怎么办?”
“税都交齐了,利润就少了,社员们分红就少了。”
郭春海一一解答:“执照合法经营,凭什么不批?黑社会敢来,咱们就打,打不过就报警。利润少了,咱们就想办法开拓新市场,开发新产品。总之,邪门歪道,坚决不走!”
经过激烈讨论,最后投票通过。合作社开始了艰难的洗白之路。
第一个月,很艰难。运输队被查了三次,每次都找出“问题”,罚款五千。夜总会被消防、卫生、工商轮番检查,每次都要“整改”。边境贸易的货被海关扣了,说是“手续不全”。
损失不小,但郭春海坚持住了。该交的罚款交,该整改的整改,该补的手续补。同时,他也在积极建立新的关系网——不是靠行贿,而是靠合作,靠共赢。
合作社出钱修了县城到狍子屯的公路,县领导很高兴,给了政策支持。合作社捐钱建了希望小学,教育局很满意,给了表彰。合作社安置了下岗职工,劳动局很认可,给了优惠。
慢慢地,关系理顺了。官员们发现,郭春海虽然不送钱,但办实事,能给地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反而更愿意支持他。
黑社会那边,郭春海采取了强硬态度。吴天的人再来收保护费,直接打出去。打了几次,对方知道合作社不好惹,也不敢来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半年后,合作社的转型初见成效。虽然利润增长率下降了,但根基更稳了,口碑更好了。社员们分红虽然少了点,但心里更踏实了。
更重要的是,家庭和睦了。乌娜吉的病好了,每天精神饱满地工作。儿子安子健康活泼,已经开始学走路了。郭春海虽然还是忙,但尽量保证每天回家吃饭,周末陪家人。
这天晚上,一家三口坐在炕上。乌娜吉在织毛衣,郭春海在逗儿子玩。安子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扑进爸爸怀里,咯咯笑。
“春海,你看安子多像你。”乌娜吉笑着说,“一样的浓眉大眼,一样的倔脾气。”
“也像你。”郭春海抱起儿子,“这鼻子,这嘴巴,跟你一模一样。”
窗外,月光如水。兴安岭的夜晚宁静安详。
合作社的路还很长,还会有更多的挑战。但郭春海心里很踏实。
因为他知道,家是港湾,是动力,是一切奋斗的意义。
他要带着合作社,走正道,赚安心钱,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这就是他的初心,也是他的使命。
夜深了,儿子睡着了。郭春海搂着妻子,轻声说:“娜吉,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点醒我,谢谢你陪我走过最难的时光。”
乌娜吉靠在他肩上:“春海,该说谢谢的是我。谢谢你没放弃我,谢谢你为这个家做的一切。”
两人相视而笑。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波折,在这一刻都值得了。
合作社的春天来了,他们家的春天也来了。
路还很长,但他们会一起走下去。
因为家在那里,爱在那里,希望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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