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内港。


    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映照着沿岸那些融合了欧亚风格的建筑。


    然而，这片往昔商船云集、桅杆如林的繁忙水域，此刻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凝滞和焦虑。几艘葡萄牙商船孤零零地停泊着，水手们无精打采地擦拭着甲板，目光却不时忧心忡忡地瞟向珠江口的方向。


    议事会的气氛，比港口的空气更加沉重。接替达·卡马拉的总督费尔南多·科埃略面色阴沉，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滑的桌面。两旁就坐的议员、法官、商人代表们，同样眉头紧锁，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愤怒却又无可奈何的压抑感。


    桌上，摊放着一份“文书”。它并非来自广州的清廷衙门，也非来自果阿的总督府，而是来自——红旗帮。


    文书是用生硬的汉字书写，语气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强硬：


    “字谕澳门夷首知悉：


    兹尔等僭居濠镜，向赖天朝包容，乃得贸易牟利。今海上纷扰，匪患丛生。我红旗帮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凡往来船只，皆需我等庇护，方可通行无阻。


    念尔等远夷，不通教化，特予通融。自本月起，所有澳门出入之葡国商船，需向我帮缴纳‘护航饷银’。大船每艘次白银五百两，中船三百两，小船一百两。另，每年需另献‘常例礼金’白银五千两，火炮十门，**千斤，上好帆布五十匹。


    限尔等十日内，将首月饷银及首年礼金，送至伶仃洋指定地点交割。如有延误或抗拒……哼，休怪我帮战船犀利，炮火无情！届时，尔等船只休想片帆出海，澳门亦将断水断粮，悔之晚矣！


    红旗帮总舵主郑一谕”


    这简直是一份最后通牒！赤裸裸的勒索！金额之大，条件之苛刻，语气之嚣张，都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强盗！无耻的强盗！”


    驻军司令猛地一拳砸在桌上，气得满脸通红，“我们应该立刻加强炮台，派出战舰，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澳门不是他们可以撒野的地方！”


    “冷静点，司令官！”


    一位老成的商人议员立刻反驳，他手中拿着一份损失报告，“看看这个！过去三个月，我们已经有六艘商船在珠江口附近被劫持或攻击，损失超过十万两白银！水手死伤数十人！其中至少三起，可以确认是红旗帮所为！他们的快船神出鬼没，我们的武装商船根本对付不了！”


    “难道我们就乖乖地向一群海盗缴纳保护费？”


    另一位议员感到难以置信，“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如果让果阿和里斯本知道……”


    “果阿？里斯本？”


    费尔南多总督终于开口，声音疲惫而沙哑，“他们能给我们什么？几封表示同情的信？还是几句谴责海盗的空话？远水救不了近火！先生们，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郑成功北伐失败，退回厦门，清廷的水师龟缩在港口里，现在整个华南沿海，就是这群海盗的天下！红旗帮是其中最大、最狠的一股！”


    他拿起那份“文书”，抖了抖，纸张发出哗啦的声响：


    “他们不是在请求，而是在命令！他们有能力做到他们威胁的事情。一旦他们封锁航道，澳门立刻就会变成一座孤岛、死城！我们的贸易、我们的生计、甚至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致命威胁！”


    现实主义的考量，压倒了荣誉感和愤怒。会议室里陷入一片死寂。每个人都明白总督说的是事实。澳门的繁荣完全依赖于海上贸易，而如今，通往外界的水道，掌握在一群无法无天的海盗手里。


    “或许……我们可以尝试谈判？”


    有人小心翼翼地提议，“减少一些数额，或者用货物抵偿……”


    “谈判？和海盗谈判？”驻军司令嗤之以鼻。


    “不然呢？”


    那位商人议员冷冷道，“或者您愿意率领您那几百名士兵和几艘老旧的战舰，去挑战拥有上百条船、数千亡命徒的红旗帮主力？”


    驻军司令语塞了，脸色更加难看。


    最终，经过一番激烈而痛苦的辩论，议事会做出了艰难且耻辱的决定：


    接受红旗帮的条件，缴纳“保护费”。


    十日后，伶仃洋一片指定的平静水域。一艘中等规模的葡萄牙商船（卸下了所有武器以示无害）和两艘悬挂猩红旗帜的红旗帮快蟹船相遇了。


    葡方代表是澳门议事会的一位低级官员和一位通译，脸色苍白，神情紧张。红旗帮方面的代表则是一个满脸横肉、态度倨傲的头目，以及数十名手持利刃、虎视眈眈的海盗。


    没有多余的寒暄。一口口沉重的木箱从葡船抬出，打开，里面是码放整齐、闪烁着诱人光泽的银锭。另有几门擦拭得锃亮的火炮和成桶的**、成捆的帆布也被搬运过来。红旗帮的头目仔细清点、验看，脸上露出满意的狞笑。


    “嗯，还算识相。”


    头目拍了拍银箱，对葡方代表说道：


    “回去告诉你们那个什么总督，以后每个月，按时按点把饷银送到地方！我们会给你们一面小旗，插在船头，咱们的弟兄看到了，自然放行。要是谁敢耍花样……”


    他猛地抽出腰刀，虚劈了一下，寒光闪烁，“这就是下场！”


    葡方代表唯唯诺诺，不敢多言，完成交割后，如同逃离地狱般，催促着船只迅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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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看着葡船远去的背影，那红旗帮头目朝海里啐了一口：


    “呸！什么狗屁西洋夷人，还不是得乖乖给咱们龙哥上贡！兄弟们，搬东西回去！龙哥和龙嫂肯定有赏！”


    消息传回澳门，如同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阴霾。


    商人们唉声叹气，计算着这笔巨额“成本”将如何侵蚀他们的利润。普通居民感到不安和恐惧，生活在一群海盗的阴影之下。总督府和议事会则将这视为奇耻大辱，却不得不严令**息，严禁外传，尤其不能让广州的清廷官员知道——那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然而，讽刺的是，自从缴纳了“保护费”之后，澳门葡船在珠江口乃至更远海域被袭击的事件，果然大幅减少。那面不起眼的小红旗，似乎真的成了一道护身符。贸易，在一种**而诡异的状态下，得以艰难地继续。


    这种“共生”关系，并非个例。红旗帮以及联盟内的其他大帮派，逐渐将收取“保护费”的模式扩展到所有经过其势力范围的商船，无论是中国的、葡萄牙的，还是其他国家的。


    他们甚至开始模仿郑成功，建立了一套粗糙但有效的“令旗”系统，并派出巡逻船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其势力范围内的“海上秩序”——一种由海盗定义的、基于暴力和勒索的秩序。


    对于澳门而言，向红旗帮缴纳保护费，标志着他们在明清鼎革的夹缝中，生存处境进一步恶化。他们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向一股原本被他们视为蛮夷和**的本地海上势力，支付昂贵的“生存租金”。


    这是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缩影，也是“盗亦有道”时代里，弱者无奈的生存智慧（或者说苟且）。


    而在大屿山的巢穴里，郑一和石香姑看着源源不断运回的银两和物资，志得意满。这笔来自“西洋夷人”的稳定贡赋，极大地增强了红旗帮的实力和声望。


    石香姑尤其清醒，她对郑一说：


    “当家的，澳门人心里肯定不服。这笔钱，既是粮饷，也是**。咱们拿了钱，就得真能保住他们航路平安，否则他们迟早会铤而走险，或者去找别的靠山。另外，也得防着他们暗中向清水师通风报信。”


    郑一点头称是，下令加强了对澳门方向商船的“保护”力度，同时也加强了对澳门与外界联系的监视。


    一条基于武力威胁和利益交换的脆弱纽带，就这样将远东的葡萄牙殖民前哨与华南最大的海盗集团，扭曲地联系在了一起。


    海风依旧吹拂，贸易仍在继续，只是在这波澜之下，涌动着更多的暗流、**与算计。怒海群鲨的獠牙，已然触及了这座东西方交汇之城的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