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一位名叫罗伯特·沃尔顿的中年美国人，以“太平洋贸易发展公司技术顾问”的身份，经香港飞抵广州，随后转机抵达大连。他身材高大，穿着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提着一个看起来沉甸甸的黑色皮质公文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眼神锐利而审慎，言谈举止带着一种受过良好技术教育和商业训练的克制感。


    李云龙按照既定方案，在机场举行了简短而低调的欢迎仪式。他本人穿着一身半新的中山装，努力收敛起平日的粗豪，用略显生硬的“官方式”热情接待了沃尔顿。陪同的除了老周和一名精选的、政治可靠且英语流利的年轻技术员（兼翻译）小陈，还有两位从外事部门临时借调、不苟言笑的工作人员。


    考察行程严格限定在大连第一轻工业品出口加工总厂的服装分厂、罐头分厂以及中心质检室。厂区提前经过了清理，一些涉及敏感工序或设备的区域被临时遮挡或“恰好”安排检修。工人们被告知有“重要外宾”参观，要求保持正常作业状态，但严禁主动交谈或回答未经许可的问题。


    第一天，在服装分厂的裁剪和缝制车间，沃尔顿看得非常仔细。他会在某台运转中的高速平缝机前驻足良久，观察工人的操作手法、线迹质量，甚至会拿起废弃的布头，检查针脚密度和断线情况。他询问了布料来源、缩水率控制、颜色牢度标准等细节，小陈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口径谨慎作答。


    “你们对日本重机（Juki）的改造很有意思，”沃尔顿指着一台经过改装、加装了简易光电断线检测装置的缝纫机，用英语对李云龙说（通过小陈翻译），“这显示了实用主义的智慧。设备维护是如何进行的？有定期的预防性保养计划吗？”


    李云龙看了老周一眼，老周接过话头，介绍了厂里以老师傅为核心的“片区包干维护制”，并拿出了一本手写的、画着各种符号的简易保养记录本。沃尔顿翻看了一下，点点头，没再追问。


    在罐头分厂的实罐车间，沃尔顿对从瑞典引进的那条二手番茄酱灌装线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仔细观察了洗瓶、灌装、封口、巴氏杀菌的全过程，特别注意了温度控制仪表和封口机的状态。他甚至要求查看近三个月的部分产品批次检验记录。


    “李部长，你们的卫生控制标准，是参照哪个体系？”沃尔顿问。


    李云龙心里咯噔一下，这个问题有点超出预料。“我们主要根据轻工业部颁布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实际生产经验，制定了自己的厂内控制点。”老周再次救场，拿出一份盖着厂章、条目清晰但纸张粗糙的《罐头生产关键工序卫生管理守则》。


    沃尔顿仔细阅读了中英文对照的关键条款，指了指其中关于“封口紧密度每周抽检”和“杀菌锅温度记录”的条目：“这些记录，可以随机抽查几个批次吗？”


    老周示意质检员取来几份对应的记录单。沃尔顿仔细核对了日期、数据、操作员和检验员签名，甚至用手持放大镜检查了签名笔迹的连贯性（以防临时伪造）。整个过程，他面无表情，但眼神如鹰隼般扫过每一个细节。


    李云龙在旁边看着，后背微微出汗。他感觉不像是在接待商业伙伴，更像是在接受一场严苛的军事检阅，只不过检阅的不是队列和武器，而是车间、机器和记录本。这个沃尔顿，绝不仅仅是“技术顾问”。


    当晚的接待宴会上，气氛稍微松弛。沃尔顿对中国菜表示赞赏，并谈了一些美国食品包装行业的趣闻。但酒过三巡，他看似随意地提道：“李部长，贵厂的生产组织能力和质量意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在我们接触过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厂中，是罕见的。不知道贵方在更复杂的……比如化工或机械产品的生产管理上，是否也有类似的体系？”


    来了！李云龙心中警铃大作。他打了个哈哈，举起酒杯：“沃尔顿先生过奖了。咱们现在就是专心把衣服做好，把罐头封严实，让工人有活干，让国家能换回点需要的东西。化工厂、机械厂，那是别的兄弟单位的事，咱们可不敢瞎打听，也管不了那么宽。来，喝酒喝酒！”


    他巧妙地将话题挡了回去，并用热情的酒桌文化掩盖了其中的机锋。沃尔顿微微一笑，不再深究，转而聊起了大连的海鲜。


    第二天的考察在质检室和包装车间进行。沃尔顿对质检室的简陋设备（一些天平、培养箱、滴定管）不置可否，但对他们严格的人工检验流程（如罐头保温检验、服装每批抽检）再次表示了“专业上的认可”。在包装车间，他看到工人们正在将一批准备发往波兰的工装裤按照颜色、尺码分类，装入结实的瓦楞纸箱，箱外刷着清晰的英文唛头。他若有所思地说：“规范的包装和物流，是保证贸易顺畅的重要一环。看来贵方考虑得很周全。”


    考察结束前，在厂部会议室，沃尔顿做了一次简短的“技术交流反馈”。他高度评价了工厂的“纪律性”和“对质量的专注”，并“基于观察”提出了几条非常具体的、专业性很强的建议：比如在缝纫车间引入更科学的照明以减少工人视觉疲劳；调整罐头杀菌曲线的某个参数以可能略微提升效率；甚至建议了一种成本更低的封箱胶带替代品。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这些建议让老周和小陈都暗自吃惊，因为切中了一些他们正在摸索或忽略的细节。这个沃尔顿，在短短两天内展现出的观察力和技术功底，远超一个普通贸易公司顾问的水平。


    送别沃尔顿时，李云龙握着对方的手，感觉那手掌坚定有力。“沃尔顿先生，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希望我们生产的产品，能继续让您的客户满意。”


    沃尔顿镜片后的目光深邃：“我相信会的，李部长。贵方的潜力和……决心，令人印象深刻。期待我们后续关于设备事宜的进一步沟通。”


    飞机引擎的轰鸣声远去，李云龙站在机场，点燃一支烟，长长地吐出一口雾气。“娘的，这家伙，是条深水里的鱼。老周，把这两天他说的每句话、看的每样东西，都给我详细记下来，一个字不漏，报给赵政委！”


    这场精心策划的“展示”，如同一场在无形战线上进行的、没有硝烟的侦察与反侦察。对方看到了想看的，或许也看到了些不该看的，而李云龙他们也从中嗅到了更复杂的气息。考察结束了，但由此引发的涟漪，才刚刚开始扩散。


    北大荒的田野在秋风中迅速变幻着颜色。金黄色成为主调，那是成熟的小麦和玉米；深褐色的是等待收割的大豆田；点缀其间的是已经枯萎的马铃薯秧。空气里弥漫着谷物干燥的香气和泥土被霜打过的清冷。


    然而，这丰收的景象背后，是丁伟和农建一师指战员们紧绷的神经和精打细算的“算盘”。水灾和虫害造成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各团的估产数据陆续报上来，汇总到师部后，数字让人心情沉重。


    孙振标拿着初步统计报告向丁伟汇报：“师长，根据各团实地测产和估产汇总，今年全师实际可收获面积约二十八万亩，比播种面积少了近两万五千亩（绝收）。预计总产量：小麦约两千八百万斤，大豆约九百万斤，玉米约一千五百万斤，马铃薯折粮约五百万斤。合计粮食总产约五千七百万斤。”


    丁伟沉默地看着报告。这个数字，勉强超过了春播时定下的五千万斤“保底目标”，但距离最初的期望值相去甚远，而且是在付出了巨大艰辛和部分土地绝收的代价下取得的。平均亩产低得可怜，尤其是大豆和玉米。


    “种子、口粮、饲料、上交国家征购……一笔一笔算清楚。”丁伟声音低沉，“首先要留足明年需要的种子，这是命根子，一颗不能动！其次是全师人员（包括家属）到明年秋收前的口粮，按最低标准算。再次是必要的牲畜饲料。最后，看看还能有多少余粮上交，或者……能有多少可以用来跟地方交换急需物资的。”


    算盘珠子噼啪作响，结果令人沮丧：在留足种子和基本口粮后，能用于上交和交换的余粮所剩无几。这意味着，农建一师今年不仅无法为大连的轻工业提供多少原料（大豆等经济作物产量也低），甚至还需要国家继续调拨部分粮食才能度过冬春。


    “另外，”孙振标补充道，“孟教授和技术组评估，今年受灾和低产的地块，土壤肥力消耗很大，如果明年没有足够的肥料补充，产量可能会进一步下滑。还有，水利建设的需求，比之前预想的还要急迫。今年秋涝暴露的问题太多了。”


    丁伟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堆积如山、正在抓紧晾晒的粮垛。金色的谷物在阳光下闪烁，但这光芒此刻却显得有些沉重。他知道，第一年的成绩单，虽然勉强及格，但远不足以支撑起他心中那个现代化大农业基地的蓝图，更难以成为赵刚和李云龙对外谈判中强有力的“筹码”。农业的见效慢、受制于天的特性，在这一刻显露无遗。


    就在这时，关于那批“对岸礼物”的初步分析报告，由孟教授亲自送来了。报告是在绝对保密状态下撰写的，只有寥寥数页。


    “丁局长，”孟教授压低声音，“那些俄文和日文农业书籍，多是三四十年代的出版物，理论有些旧，但基础扎实，尤其是关于寒地农业和土壤学的部分，对我们有参考价值。种子已经安排在最隔离的试验圃进行小面积试种，需要至少一个生长周期才能判断价值。那包白色粉末，初步分析是硫酸钾和少量硫酸镁的混合物，是一种钾镁肥料，对我们这里可能缺钾的土壤有研究价值。至于那几件农具样品，设计精巧，尤其是那个嫁接刀，比我们现在用的好。”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更低了：“问题是来源。这些东西的收集和传递，不是个人能轻易完成的。尤其是那些书籍和相对‘专业’的肥料样品……对方或许有某种……组织性的意图。是单纯的技术交流愿望？还是更复杂的试探？甚至可能是想通过这些‘无害’的技术物品，建立某种非正式的、隐秘的联系渠道？”


    丁伟眉头紧锁。这些“礼物”就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搅动着本已复杂的局面。它们的技术价值或许可以利用，但政治风险极高。在当前的国际和两岸形势下，任何一点与此相关的蛛丝马迹，都可能被放大、曲解，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研究谨慎进行，控制在最小范围，所有接触人员严格纪律。”丁伟最终指示，“分析数据和试种观察记录，单独建档封存，仅限你我、孙振标和直接负责的技术员知晓。对沈阳的报告，只提‘收到来源不明、内容待查的物品，已按程序封存研究’，暂不做具体内容汇报。我们必须确保，这些东西不会成为别人手中的‘牌’，更不会干扰我们自己的步伐。”


    孟教授郑重地点点头。他明白这其中的分量。


    秋收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打谷场上日夜轰鸣（用的是少量的脱粒机和大量的人力连枷）。金色的粮食被装进口袋，计入仓廪。但丁伟知道，真正的战役远未结束。如何让明年的土地产出更多，如何让这微薄的剩余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如何应对那来自国境线另一侧若隐若现的“微光”与阴影，是比收割更严峻的考验。他提笔给赵刚写信，详细汇报了秋收实绩、面临的严峻形势（肥料、水利、剩余粮极少），并隐晦地提及了“特殊物品”的处置原则。信的最后，他写道：“垦区初立，根基尚浅，天时不顺，成果寥寥。然官兵斗志未衰，明春再战之心甚切。唯盼后方能于‘兵器’（化肥、农机、水利支持）上，予以更强助力。否则，恐难以为继，更遑论支撑全局。职等必竭尽全力，管好用好每一粒粮、每一分力，以待时机。”


    这封信，带着黑土地上的凉意与焦灼，飞向沈阳。


    赵刚几乎同时收到了来自大连和密山的详细报告。


    李云龙关于沃尔顿考察的报告，事无巨细，并附上了老周和小陈整理的“沃尔顿言行分析摘要”。报告指出，沃尔顿专业素养极高，观察力敏锐，其关注点已超越单纯的轻工品质量，隐约触及生产体系、技术消化能力和关联产业状况。其提出的技术建议颇具价值，显示对方确有实质性的技术评估和合作意图，但背后的目的层级可能很高。考察过程总体平稳，我方应对得当，未出现泄密情况。


    丁伟的信则让赵刚心情沉重。农业的艰难和不确定性，以最直接的方式摆在他面前。五千七百万斤的总产，扣除必需留用后所剩无几，这意味着农业战线短期内无法提供经济贡献，反而需要持续投入。水利和化肥的需求，不再是远景规划，而是迫在眉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信中关于“特殊物品”的含糊提及，也让他警惕，这意味着本就复杂的边疆地区，又多了些许不可控的变数。


    两份报告，一条线是看似顺利、实则深入虎穴的技术接触，潜藏着机遇与未知风险；另一条线是脚踏实地、却步履维艰的农业开拓，面临着现实的生存压力和基础瓶颈。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现有的交换循环（轻工品换技术/设备）规模和层级，已不足以撬动解决根本问题的资源。


    就在他反复权衡、构思如何向中央进一步陈情时，一个微弱的“东风”征兆，从北京传来。


    中央工作组回到北京后，其报告显然在高层引起了讨论。赵刚通过保密渠道，得知了一些非正式的、但方向积极的信息：最高层面对东北“立足自身、勇于探索、以贸易促技术”的思路给予了有限的肯定，认为这是在封锁环境下的一种“积极尝试”；对于报告中提出的“水利与化肥”关键瓶颈，以及将其与对外经济合作挂钩的设想，表示了“值得深入研究”；计委和外贸部门被要求，就“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尝试以灵活方式引进个别紧迫性高、示范效应强的工业或农业技术设备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专题研究和方案准备。


    与此同时，霍启明从香港发来密电：威廉·张转达了其“伙伴”对沃尔顿考察的“满意”评价，并表示愿意就“小型混合肥料生产线”项目进入实质性商务谈判阶段，可提供更详细的技术规格、报价、以及可能的交货安排。对方还“顺便”提及，如果中方对“农业领域更综合性的技术提升”感兴趣，他们也可以联络提供一些“农业工程规划”和“土壤改良技术”方面的咨询服务。


    “东风”虽然微弱，但风向似乎正在朝着有利于推动更深层次合作的方向偏转。中央态度的松动，和美方渠道表现出对农业相关项目（尽管起始规模小）的推进意愿，这两件事在时间上的接近，绝非偶然。它可能意味着，赵刚之前“以农需引外技”的策略构想，开始被更高层面和外部资本同时看到，并被认为存在某种交汇的可能。


    赵刚没有盲目乐观。他知道，从“值得研究”到真正立项拨款，从“商务谈判”到设备落地，中间隔着千山万水，充满了变数和博弈。尤其是中央的态度，依然是“有限肯定”和“严格控制风险”，这意味着任何实质性步骤都将受到最严格的审查，且资源不可能轻易倾斜。


    他必须抓住这个微妙的窗口期，拿出更周密、更具说服力、且风险可控的具体方案。他连夜召集了东北局计划、工业、农业、外贸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从大连紧急召来的李云龙（以汇报考察情况名义），开了一次高度保密的扩大会议。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会议持续了一整天。赵刚首先传达了来自北京的“有限肯定”精神，然后抛出了核心议题：“基于当前形势，我们下一步，是继续在轻工品换零散设备的路上小步快走，还是集中力量，尝试推动一个更具标志性、能切实解决农业瓶颈、同时又能深化对外合作层次的重点项目？如果选择后者，选什么项目？如何操作？风险如何管控？”


    会议室里争论激烈。有人认为应该稳妥为上，利用美方对小型肥料线的兴趣，先把这个相对容易的项目拿下来，积累经验和信誉。有人则主张胆子应该再大一点，既然中央有了松动迹象，美方也表现出对农业领域的兴趣，就应该趁势将“引进中型化肥生产装置”作为主攻方向，哪怕先进行深入的技术谈判和可行性研究也好。


    李云龙听着争论，心急火燎。等到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他猛地站起来：“我说两句！老丁那边等着米下锅，不，是等着肥下地！小打小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套小肥料线，一天能产几吨？够干啥的？咱们要搞，就得瞄着能真正改变局面的家伙！不错，风险是大，可干什么没风险？当年打仗，哪一仗不是险仗？关键看值不值得打！我看，就冲能给老丁和千千万万垦荒战士解决大问题，给咱们国家多打粮食，这就值得搏一把！当然，怎么搏，得讲策略，不能蛮干。我的意见是，**两条腿走路**：明面上，跟美国佬好好谈那小肥料线，把细节抠死，显得咱们很认真；暗地里，通过霍启明那边，把咱们对中型化肥设备的想法，还有老丁那边的实际困难和规划，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递过去，试探他们的真正底线和要价！同时，东欧那条线也不能松，该要资料要资料，该谈专家谈专家，让他们也知道咱们不是只有他一个门路！”


    李云龙的话虽然直白，却切中了要害，提出了一个务实而进取的策略框架。赵刚微微点头。经过深入讨论，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向中央汇报并指导下一步行动的**初步方案**：


    1. 明确主次目标：将以引进一套**适合中国国情、能利用国内原料（如磷矿、煤炭）的中型氮磷复合肥料生产装置（或关键设备包） 作为下一阶段对外经济合作（尤其是对美渠道）的核心战略目标。同时，积极推进与美方关于小型混合肥料生产线的商务谈判，将其作为“先导项目”和建立互信的抓手。


    2. 深化方案准备：立即组织由工业、农业、化工技术专家组成的小组，在绝密状态下，着手进行中型化肥项目的初步需求分析和技术路线研究，形成一份有数据、有论证、有备选方案的“项目设想书”，为高层决策和对外谈判提供技术依据。


    3. 创新谈判策略：授权霍启明，在继续推进小型线谈判的同时，以“探讨更全面的农业现代化合作可能性”为名，非正式地向威廉·张渠道传递我方对“提升农业基础生产力综合解决方案”的兴趣，并暗示这可能包括“符合中国农业资源特点的肥料生产技术”，观察对方反应。所有接触需严格在“商业与技术探讨”框架内。


    4. 强化内部联动：要求大连加快“小化肥”试验的总结和可能的改进扩产；要求农建一师（丁伟）提供更详尽的、分区域的土壤肥料需求数据和水利规划优先序，将农业需求进一步量化、具体化。


    5. 风险管控升级：所有与此战略目标相关的内部研究、外部接触，均纳入最高保密层级，知情范围严格控制。成立由赵刚直接负责的专项工作协调小组，统筹各方行动。


    这个方案，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试图在政策冰层上凿开一个缺口，将黑土地上的呼唤、工业城市的渴望、谈判桌上的博弈，凝聚成一个具体而富有冲击力的项目概念，去冲击资源分配的僵局和技术封锁的铁幕。


    会议结束，李云龙连夜赶回大连，他要亲自盯着焊接攻关和“小化肥”的改进，也要准备应对可能到来的、关于肥料线的更具体谈判。赵刚则留在沈阳，开始起草那份将决定下一步走向的、给中央的详细请示报告。


    秋意渐深，沈阳城外的辽河静静流淌。在东北大地之下，变革的潜流正在缓慢而坚定地汇聚、奔涌。而在太平洋两岸的暗室里，一些关于技术、资本与战略的精密算盘，也在悄然拨动。壁垒之间，一缕微光已然透入，但照亮的是坦途，还是更深的迷雾，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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