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海风带着咸湿的暖意，吹过大连造船厂家属区那排排红砖平房。傍晚时分，下班号响过不久，刘德贵师傅端着一个印着红双喜字的搪瓷盆，蹲在自家门口的水龙头前，哗哗地冲洗着沾满铁锈和油污的双手。他是厂里的八级焊工，也是在推广新焊接工艺时，最初闹过情绪的老师傅之一。


    屋里传来炒菜的滋啦声和孩子的笑闹。大女儿秀兰在灶台前忙活，锅里炖着白菜粉条，旁边小碟里盛着一点金黄色的油脂——那是昨天厂里发的“五一”节慰问品，每人二两豆油。对于常年饭菜少见油星的工人家庭，这点油金贵得很，秀兰只舍得用筷子蘸着，在热锅底抹一圈。


    “爸，洗手吃饭了！”秀兰喊道，一边把炖菜盛进粗瓷大碗，一边从橱柜里拿出一个崭新的铁皮罐，小心翼翼地拧开盖子，用勺子舀出一点里面黄白色的东西，均匀地撒在菜上。


    刘师傅擦着手进屋，看到那罐子，眼睛一亮：“哟，今儿个舍得放‘宝贝’了？”


    “妈说您这几天腰疼，可能是累着了，让多补点营养。”秀兰抿嘴一笑。那罐子里装的是炼乳，是大哥魏长江上个月结婚时，厂里作为技术标兵的特殊奖励之一，魏长江硬是分了一半给对自己有授艺之恩的刘师傅家。这稀罕东西，平时只有最小的孩子闹得厉害时，才舍得用筷子头蘸一点点哄他。


    饭桌摆开，除了白菜粉条，还有一小碟咸萝卜丝，主食是高粱米和玉米面混合的“金银饭”。刘师傅坐下，先夹了一筷子炖菜送进嘴里，细细品了品：“嗯，放了炼乳是不一样，有点甜香，粉条也滑溜。” 虽然只是一点点，却让寻常的炖菜有了截然不同的风味。


    小儿子铁蛋扒拉着饭，眼睛却直往墙角瞄。那里放着一个用旧木箱改成的“百宝箱”，上面盖着碎花布。秀兰走过去，掀开布，从里面捧出一个用红绸子细心包裹的方盒子——那是一台崭新的“天鹅-2型”六晶体管收音机。这也是魏长江结婚时置办的“大件”，他特意抱来给刘师傅“开开眼”，刘师傅稀罕得不行，但又不敢总让人家拿来拿去，就撺掇着老伴，把家里攒了多年的布票、工业券和一部分积蓄拿出来，托厂里跑供销的同事，好不容易也买了一台同款的。


    “吃完饭，听一段‘新闻和报纸摘要’？”秀兰问。


    “听！咋不听！”刘师傅脸上露出笑容，“也听听有没有咱们厂‘探索者二号’的消息。”


    这收音机，是刘师傅家如今最值钱、也最显“现代化”的物件。每天晚上，左邻右舍常有大人孩子聚过来，围坐着听戏、听新闻、听唱歌。刘师傅觉得，屋里有了这个会说话的匣子，连带着灰扑扑的墙壁都亮堂了不少。这玩意儿，还有那罐炼乳，都是厂子效益好了，奖励多了，外面能换回来的东西也多了，才慢慢流进他们这些普通工人家庭的。他想起前两年，别说炼乳收音机，连吃饱饭都紧巴巴的。


    正吃着饭，隔壁王婶端着小半碗东西过来了：“刘师傅，在家呢？我们家那口子从食品厂捎回来点试生产的‘午餐肉’边角料，切了点，给孩子尝尝鲜！” 碗里是几片粉红色的、带着均匀脂肪纹理的肉片，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铁蛋的眼睛立刻直了。刘师傅连忙推辞，王婶硬是放下：“客气啥！厂里说了，新产品试制，让职工家属也提提意见！听说这肉是用咱东北自己养的猪做的，机器切的、调的味儿，封在铁罐子里，能放好久呢！你们家手艺好，尝尝给提提意见！”


    送走王婶，看着铁蛋迫不及待地夹起一片午餐肉，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然后眼睛幸福地眯起来的样子，刘师傅心里暖烘烘的。他想起白天在车间，虽然还得按那些“条条框框”干活，有时也觉得憋屈，但看到年轻焊工们按规程焊出来的焊缝确实漂亮，探伤合格率越来越高，厂里新接的修船订单也多了起来，他心里那点疙瘩，似乎也慢慢被这实实在在的日子给磨平了些。


    日子，好像真的在一点点变好，变亮。这变化，就藏在餐桌那一点点油星里，藏在收音机传出的歌声里，藏在邻居端来的那几片新式午餐肉里。


    北大荒，农建一师三团二连的家属区，是几排新盖起来的“干打垒”土房。虽然低矮简陋，但比起刚来时住的地窨子和马架子，已经算是“豪宅”了。马桂枝是连指导员赵大勇的妻子，随军从山东老家过来，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狗娃。


    清晨，天刚蒙蒙亮，马桂枝就起床了。她先给还在熟睡的狗娃掖好被子，然后麻利地生火烧水，从墙角的瓦缸里舀出两碗玉米面，掺上一点珍贵的白面，和面做窝头。灶台上，除了咸菜疙瘩，还有一小碗颜色暗红、黏稠的酱状物——那是用连队自己种的、技术员说叫“番茄”的洋柿子熬的酱。去年试种了一点，收成不多，除了上交，连里给每家分了一点。马桂枝学着孟教授带来的小册子上说的方法，加盐熬成了酱，酸酸甜甜的，狗娃特别喜欢用它蘸窝头。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狗娃，起床了，吃完饭跟娘去地里。”马桂枝轻声唤着儿子。


    “娘，今天能看到‘大炮’（孩子对拖拉机的称呼）吗？”狗娃揉着眼睛问。


    “看运气吧，机械营的车这几天在咱们团东边干活呢。”


    吃完饭，马桂枝给狗娃戴上一顶旧军帽改的小帽子，拎着水壶和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窝头和咸菜，还有一小块用油纸包着的、大连产的“大庆”牌奶糖，是丈夫去年立功的奖励，一直舍不得吃完），锁好门，牵着狗娃往连队的试验田走去。她没随大部队下大田，而是在连队技术员小张的安排下，负责照看一小块“工业原料试验田”，种的是从大连那边要来的“长绒棉”种子，还有一小畦“铁丰”大豆。


    试验田的位置相对较好，靠近水源，土也肥些。地头插着木牌，上面写着作物名称和编号。马桂枝不懂那么多字，但她认得“棉”和“豆”。她像照料孩子一样照料着这些庄稼：定时浇水（用扁担从附近的小水沟挑）、按小张说的法子间苗、拔草，还负责记录每天庄稼的长势——她不会写字，就用小张教的，画“正”字记浇水次数，用炭笔在硬纸板上画简单的图，叶子多了就多画几道，有虫眼了就画个小圈。


    蹲在田埂上，马桂枝仔细看着那些棉花苗。它们比旁边大田的本地棉长得慢些，但茎秆更粗壮，叶子形状也有点不一样。小张说，这棉花以后出的绒长，织布更结实好看。她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样子，但她相信“上边”让种，肯定有道理。她又去看那几垄大豆，豆苗绿油油的，叶片肥厚，看着就喜人。小张说，这些豆子含油高，以后能榨出更多油。想到油，马桂枝就想起家里那瓶见了底的豆油，心里盼着这些豆子真能多出点油。


    “马大姐！”技术员小张骑着自行车过来，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兜。他停下车，从兜里拿出几个小纸包，上面写着字。“这是孟教授让送来的，给咱们试验田追的肥。这包白的，是‘过磷酸钙’，撒在棉花和大豆根部旁边，浅埋。这包灰的，是‘草木灰’，也是好东西。具体方法我写在这张纸上了，您收好。”


    马桂枝郑重地接过纸包和那张写着字的纸，她不识字，但知道这纸上写的是让庄稼长得更好的“法子”。小张又指着旁边一块单独圈出来、只有席子大小的地说：“这块地，施的是从咱们黑龙江边找到的那种‘石头粉’（指钾长石风化土），孟教授让对比看看效果。”


    “石头粉也能肥地？”马桂枝好奇。


    “孟教授说里面有好东西，试试看。”小张也很兴奋，“要是真管用，以后咱们说不定能自己找‘肥’！”


    马桂枝看着手里这些不同寻常的“肥料”，再看看眼前绿意盎然的试验田，心里头一次对“种地”这件事，生出一种超越“糊口”之外的、模糊的期待。她不再仅仅是为了丈夫的口粮和连队的任务在劳作，她觉得自己好像也在参与一件挺重要的事，一件和遥远的“大连工厂”、“沈阳领导”都连着的事。这种参与感，让日复一日的辛苦，似乎也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中午，她带着狗娃在地头树荫下吃午饭。掰开窝头，抹上一点番茄酱，狗娃吃得津津有味。马桂枝把那张奶糖油纸剥开，将剩下的小半块糖塞进儿子嘴里。狗娃甜得眯起眼，含糊地问：“娘，咱家的地，以后也能天天吃糖吗？”


    马桂枝望着阳光下油绿的庄稼，轻轻摸了摸儿子的头：“好好种地，听技术员的话，以后……兴许能。”


    黑龙江省东部，一个紧邻着黑龙江、人口不过千余的边境小镇。镇子只有一条主街，街面是压实的土路，两边散落着供销社、邮局、粮站和几间民房。葛守田是镇供销社的主任，五十多岁，脸上刻着风霜，为人热心肠，镇里人都叫他“老葛头”。


    供销社不大，三间门面，柜台是厚重的木料打的，玻璃柜台里陈列着有限的商品：肥皂、火柴、铅笔、笔记本、几种花色单调的棉布、暖水瓶、搪瓷缸子。后面的货架上堆着盐、糖（限量供应）、酱油醋和本地产的散装白酒。往常，这里总是冷冷清清，除了每月固定的票证兑换日，难得见到几个人。


    但最近几个月，老葛头觉得供销社里渐渐有了些“热闹气”。


    先是开春后，镇上和附近村屯的乡亲们来买农具、农药（主要是土农药原料如石灰、硫磺）的多了。虽然东西简单，但老葛头能感觉到，大家对种地的事更上心了，舍得在这些“投入”上花点钱（或用鸡蛋等实物换）。


    接着，大概从五月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县里的供销社会用卡车送来一些新货。这些新货，让老葛头这个老供销都开了眼：


    第一次来的是几捆颜色鲜艳、质地厚实的“劳动布”（即牛仔布），还有一批深蓝色、胸前有口袋的“工装裤”。老葛头听县里采购员嘀咕，说这是大连那边产的，质量好，耐穿，还能出口换机器。裤子很快被附近林场和农场的工人抢购一空，没买到的还预定了下一批。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二次来的是一批铁皮壳的“丰收”牌手电筒和备用电池，还有几十双高腰农田鞋（胶鞋）。手电筒对于经常走夜路的伐木工、巡边员和农民来说，可是稀罕的实用家伙。胶鞋更是抵挡泥泞的利器。


    第三次，也就是前几天，卡车居然拉来了几十个印着“大连食品”字样的铁皮罐头！有猪肉罐头，也有水果（糖水黄桃）罐头。虽然价格不菲，要好几块钱一个，还得搭工业券，但消息一传开，还是引起了轰动。有家里老人过寿的，有小伙子要相对象的，有想给生病家人补补身子的，都挤到供销社来看稀罕。老葛头特意留了一个黄桃罐头没卖，拆开来，切成小块，用小碟子分给几个来看热闹的老伙计尝尝。那清甜的糖水和软滑的桃肉，让老人们咂摸了半天，直说“这辈子头一回吃上这‘洋果子’”。


    这天傍晚，老葛头正要关门盘账，一个穿着旧军装、干部模样的人匆匆走进来，掏出一张盖着红章的介绍信：“同志，我是农建一师后勤处的，急需采购一批肥皂、毛巾、铅笔和笔记本，数量不少，您这儿库存够吗？”


    老葛头一看介绍信，连忙热情接待：“够！够！师里又来任务了？是要办学习班？”


    “可不是嘛！”后勤干部擦着汗，“冬训结束了，各团都在搞技术总结、评比先进，还要搞扫盲班，这些东西消耗大。另外，咱们师里自己搞了个‘小供销社’，也得备点货。”


    老葛头一边指挥店员搬货，一边跟干部闲聊：“你们师里现在可是不得了，听说开荒种地讲科学了，还用上了新肥料？”


    后勤干部脸上露出自豪：“是啊，多亏了上边支持，还有大连兄弟单位的帮忙。日子是比以前强点了，至少战士们能按时拿到肥皂毛巾，学文化也有纸笔了。就是缺的东西还多啊……”


    送走后勤干部，老葛头看着空了一大截的货架和柜台里新增的那些“大连货”、“沈阳调拨货”，心里盘算着下次去县里进货，得多申请点花样新的棉布、暖水瓶，最好再能要点那种据说省油的煤油灯。他感觉到，一股不同于以往的、带着工业气息和外界信息的“活水”，正通过供销社这个最末端的毛细血管，缓慢却真切地流入这个偏远的边境小镇，流入寻常百姓家。连他那个在镇上小学教书的儿子，都开始用上了大连产的“渤海牌”钢笔，写字确实流畅了不少。


    夜晚，老葛头坐在自家炕头上，就着煤油灯，拨拉着算盘珠子。账本上的数字，比往年同期好看了一些。老伴在旁边缝补衣服，用的是新买的、带点暗格的“的确良”布料边角（也是新来的稀罕货）。窗外的镇子很安静，但老葛头觉得，这安静下面，有种东西在萌动，就像江边冻土下苏醒的草芽，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那股子向上的劲儿。


    日子，就在这些普通工人、农垦家属、小镇居民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里，一天天流过。变化不是惊天动地的，它可能只是一罐炼乳、一勺番茄酱、一块奶糖、一条耐穿的工装裤、一个水果罐头、一支好用的钢笔。但正是这些点点滴滴“日子里的光”，汇聚起来，便照亮了黑土地上、渤海湾畔、乃至遥远谈判桌前，所有那些艰辛探索与默默付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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