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辛未日，朝廷任命突利为顺州都督，让他带领自己的部落官员赴任。皇上告诫他说：“你祖父启民当初毅然投奔隋朝，隋朝扶持他当上大可汗，坐拥北方大片土地，可你父亲始毕却反过来给隋朝制造麻烦。天理难容啊，所以才有你如今这般混乱败亡的境地。我之所以不立你为可汗，就是以你祖父启民的事为教训啊。现在任命你为都督，你可要好好遵守国家法律，别去侵犯掠夺他人，这可不只是为了让咱大唐长久安稳，也是为了让你们宗族能一直保全呀！”


    壬申日，封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颉利败亡的时候，各个部落的酋长都抛弃颉利前来投降，只有阿史那思摩一直跟着颉利，最后竟和颉利一起被擒获。皇上赞赏思摩的忠诚，封他为右武候大将军，不久又任命他为北开州都督，让他统领颉利原来的部众。


    丁丑日，任命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其他前来归附的酋长，都被封为将军、中郎将，在朝廷任职，五品以上的官员就有一百多人，几乎和朝廷原有官员各占一半，因此进入长安居住的有近万家。


    辛巳日，皇上下诏：“从今往后打官司的人，如果对尚书省的判决不服，可以向太子东宫上奏，由太子裁决。要是还不服，再上奏给我知晓。”


    丁亥日，御史大夫萧瑀弹劾李靖，说他攻破颉利牙帐时，治军无方，突厥的珍贵财物都被掠夺光了，请求交给司法部门依法论处。皇上特别下令不要弹劾。等李靖进宫拜见，皇上严厉地责备了他，李靖赶忙磕头谢罪。过了好一会儿，皇上才说：“隋朝史万岁打败达头可汗，立下大功却没得到赏赐，最后还因罪被杀。我可不这样，会记着你的功劳，赦免你的过错。”于是给李靖加官左光禄大夫，赏赐绢帛一千匹，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五百户。没过多久，皇上又对李靖说：“之前有人说你坏话，现在我已经明白真相了，你别往心里去。”又赏赐绢帛二千匹。


    林邑国进献火珠，有关部门认为他们的表文言辞不恭顺，请求出兵讨伐。皇上说：“好战的人没好下场，像隋炀帝、颉利可汗，都是咱们亲眼所见的例子。一个小国，就算打赢了也不光彩，况且还不一定能打赢呢！人家说几句话，何必这么在意！”


    六月丁酉日，任命阿史那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壬寅日，任命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


    乙卯日，征调士兵修建洛阳宫，为皇上日后出巡做准备。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认为：“现在还没定下出巡洛阳的日子，却提前修建宫殿，这可不是当下的紧急事务。以前汉高祖听取娄敬的建议，从洛阳迁都到长安，难道不是因为洛阳的地势不如关中险要吗？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建议，结果引发七国之乱。陛下如今让突厥人在中原居住，突厥和咱们的关系，能比七国之乱时七国和朝廷的关系亲近吗？怎么能不先忧虑这事，反而急着修建宫殿，轻易就想出巡呢！我看到隋朝当初营建宫殿时，附近山上没有大木头，都得从远方运来，两千人拉一根柱子，用木头做轮子，结果摩擦起火，于是就铸铁做车毂，可走个一两里地，铁车毂就坏了，还得另外派几百人带着备用的铁车毂跟着随时更换，一整天也走不了二三十里。就一根柱子的花费，用工就已经几十万了，其他的花费可想而知。陛下刚平定洛阳的时候，凡是隋朝那些宏伟奢侈的宫殿都下令毁掉，还不到十年，又开始营建修缮，为啥之前厌恶的东西现在却要效仿呢！再说以咱们现在的财力，能跟隋朝比吗？陛下驱使刚经历战乱、困苦不堪的百姓，重蹈隋朝灭亡的覆辙，恐怕比隋炀帝还过分啊！”皇上对张玄素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跟桀、纣比怎么样？”张玄素回答说：“要是这项工程不停，最后也会走向混乱啊。”皇上叹息道：“我考虑得不够周全，才到这个地步！”又回头对房玄龄说：“我觉得洛阳处于天下中心，各地朝贡路途均等，本意是想方便百姓，所以才让人修建宫殿。现在玄素说的确实有道理，应该马上停止这项工程。以后要是因为有事去洛阳，就算露天住着也没什么关系。”随后还赏赐给张玄素彩色绢帛二百匹。


    秋季，七月甲子朔日，发生日食。


    乙丑日，皇上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是个什么样的君主？”两人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国家，每次上朝，有时能一直到太阳偏西，把五品以上官员召来，坐着谈论国事，卫士们只能传盒饭吃。虽然他性格算不上仁爱宽厚，但也是个励精图治的君主。”皇上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帝这人脑子不灵光还爱挑剔，脑子不灵光就会看问题有不通透的地方，爱挑剔就容易对人对事多疑。所有事情都自己决断，不信任群臣。天下这么大，每天要处理的事务成千上万，就算累得心力交瘁，又怎么能每件事都处理得当呢！群臣知道了皇上的心思，就只知道接受命令按指示办事，就算有不对的地方，也没人敢劝谏争辩，这就是隋朝传两代就灭亡的原因。我可不一样。选拔天下的贤才，安排在各个官位上，让他们思考天下大事，事情先经过宰相审议，成熟妥善了，再上奏给我。有功就赏，有罪就罚，这样谁敢不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还愁天下治理不好吗！”于是下令各部门：“从今往后，诏敕发下去要是有不合适的地方，都应该坚持上奏，不许阿谀顺从，要把自己的想法都讲出来。”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癸酉日，任命前太子少保李纲为太子少师，兼御史大夫萧瑀为太子少傅。


    李纲有脚疾，皇上赐给他步舆，让他能坐着到宫殿前，还多次把他召进宫中，询问政事。每次李纲到东宫，太子都会亲自拜见他。太子处理事务时，皇上就让李纲和房玄龄在一旁陪坐。


    在此之前，萧瑀和宰相们一起商议朝政，萧瑀脾气刚烈又能言善辩，房玄龄等人都辩不过他，但皇上大多不采用他的建议。房玄龄、魏征、温彦博曾经犯了点小错，萧瑀上奏弹劾他们，皇上却根本不过问。萧瑀因此感到很失落，后来就被免去御史大夫一职，改任太子少傅，不再参与朝政。


    【内核解读】


    唐初治国实践的现代视角：从包容、纳谏到制度反思


    这段史料集中展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核心治国实践，其举措既承载着对隋亡教训的深刻反思，也蕴含着超越时代的治理智慧，放在现代视角下，可从四大维度解析其价值与启示。


    民族治理：从“征服”到“共治”的开明范式


    唐太宗对突厥降众的处置，打破了古代“华夷对立”的狭隘框架，构建了“羁縻与制度约束并行”的治理模式，极具现代民族政策的雏形意味。


    --差异化安置，兼顾安抚与管控：封突利为顺州都督、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既保留其部落管理权（“帅其部落之官”），又以“都督”“郡王”的官阶将其纳入唐朝官僚体系，明确“善守国法，勿相侵掠”的底线——这不同于隋代单纯立可汗（如启民）或武力压制（如对始毕），而是以制度约束避免“乱亡”，同时通过“宗族永全”的承诺争取其认同，本质是“尊重族群特性+融入国家治理”的平衡。


    --打破身份壁垒，推动多元融合：突厥酋长“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超百人，与朝士“相半”，近万家入居长安——这种“以夷治夷+朝堂共议”的模式，不仅消解了战败族群的对抗情绪，更将少数民族精英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参与者，放在现代，便是“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早期实践，比单纯的“军事征服”或“隔离统治”更具长治久安的智慧。


    政治运行：纳谏、赏罚与分权的治理逻辑


    唐太宗的政治操作，核心是“纠错机制”与“信任体系”的构建，避免了隋文帝“独断专行”的弊端，接近现代治理中的“权力制衡”与“容错管理”。


    --纳谏：从“君主权威”到“理性修正”：张玄素直言修洛阳宫“袭亡隋之弊”，甚至将太宗比作“炀帝”“桀纣”，太宗非但不怒，反而停役赐彩——这并非简单的“君主大度”，而是建立了一套“臣下敢谏、君主愿改”的纠错机制。现代治理中，“批评权”是公共决策避免失误的关键，唐太宗的做法本质是将“谏言”转化为政策优化的渠道，而非维护权威的障碍。


    --赏罚：功过分明，兼顾“纠错”与“安抚”：李靖破颉利却因“虏掠珍物”被弹劾，太宗先“责让”再“录功赦罪”，后又澄清谗言、追加赏赐——这种处理既不忽视军纪问题（“责让”体现原则），也不埋没功绩（“加官赐绢”体现公平），更能主动化解谗言造成的信任裂痕。对比隋代史万岁“有功不赏反被杀”，唐太宗的赏罚逻辑更接近现代“容错机制”：允许小过，聚焦核心贡献，同时以沟通修复信任，避免人才流失。


    --分权：批判“独断”，构建“贤才-宰相”治理链：唐太宗直指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的弊端，提出“择贤才、置百官，关由宰相，审熟便安再奏闻”——这本质是现代“分层决策”的雏形：君主把握方向，大臣负责具体事务，宰相承担审核把关角色，避免“一人管万机”的低效与失误。同时要求“诏敕未便者执奏，毋得阿从”，进一步强化了决策中的“逆向反馈”，确保政策合理性。


    历史镜鉴：以隋亡为戒，克制“好大喜功”


    唐太宗对“隋弊”的警惕，贯穿于各项决策中，体现了“以史为鉴”的理性治理思维。


    --反对好战：拒绝“小国胜之不武”：林邑“表辞不顺”，有司请讨，太宗以“隋炀帝、颉利可汗好战而亡”为由拒绝——这并非“软弱”，而是清醒认识到“战争成本”：对小国用兵，胜则无实际收益（“不武”），败则动摇国本，且极易重蹈隋代“三征高句丽”的覆辙。现代国际关系中，“避免无谓冲突、聚焦内部发展”的逻辑，与此高度契合。


    --克制基建：从“毁隋侈宫”到“停修洛宫”：太宗初平洛阳时“毁隋氏宏侈宫室”，后想修洛阳宫，经张玄素点出“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立即停役——这体现了对“民生成本”的敬畏：隋代修宫“一柱费数十万功”，本质是透支民力，唐太宗的“罢役”，本质是将“民生优先”置于“帝王便利”（“朝贡道均”）之上，避免重蹈“民怨亡国”的覆辙。


    人才任用：重“实效”与“品性”，而非“刚辩”


    对李纲与萧瑀的不同安排，体现了唐太宗“按需任才”的用人逻辑，接近现代“人岗匹配”的理念。


    --重李纲：尊其德望，用其智谋：李纲有足疾，太宗赐步舆、引禁中问政，令其陪太子视事——看重的是其“政事经验”与“教化价值”（太子亲拜），本质是“用其长，容其短”，将老臣的智慧转化为治国与储君教育的资源。


    --罢萧瑀：弃其“刚辩”，因其“无用”：萧瑀“气刚辞辩”却“言多不用”，甚至弹劾房玄龄等微过，太宗最终罢其御史大夫、不预朝政——并非否定其正直，而是因其意见脱离实际（“不任群臣”的倾向与太宗分权理念相悖），且弹劾失当（“微过”小题大做），本质是“弃其短，避其害”，避免其干扰正常朝政运行。


    综上，这段史料中的唐太宗治国实践，核心是“理性务实”与“动态平衡”：在民族问题上平衡“包容”与“约束”，在政治运行中平衡“权威”与“纳谏”，在决策中平衡“目标”与“成本”，在用人中平衡“品性”与“实效”。这些逻辑不仅奠定了“贞观之治”的基础，其蕴含的“以史为鉴”“民生优先”“分权任贤”等理念，对现代治理仍具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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