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突厥的部落零散分布在伊吾一带，皇上下诏任命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在沙漠入口储备粮食，有前来的人就给予救济，还不断派遣使者去招抚慰问，使者在道路上络绎不绝。李大亮上书说：“想要安抚远方的人，一定要先让近处的人安定。咱大唐就好比树根，四方的少数民族就像枝叶，让大唐疲惫不堪去供养四方少数民族，就如同拔掉树根去增益枝叶。我从远了考察秦朝、汉朝，近了看隋朝，对外忙于处理与少数民族的事务，最后都导致国家疲惫衰败。如今招抚西突厥，只看到劳民伤财，没看到有啥好处。况且河西地区的州县本就冷冷清清，自从突厥势力变弱后，百姓才得以耕种收获；现在又要为这项招抚事务提供大量物资，老百姓可受不了，不如暂且停止招抚为好。伊吾那地方，大多是沙漠，那里的人有的自己拥立君长，要是有请求称臣归附咱们的，咱们就象征性地接受，让他们住在塞外，成为大唐的屏障，这就是给点虚好处却能收获实际利益的办法。”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八月丙午日，皇上下诏：“平常穿的衣服一直没有等级差别，从今往后，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衣服，四品、五品穿红色衣服，六品、七品穿绿色衣服，八品穿青色衣服；妇女的衣服颜色跟随丈夫。”


    甲寅日，下诏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右仆射。李靖性格沉稳忠厚，每次和当朝宰相们商议事情，总是很谦逊，好像不太会说话的样子。


    突厥灭亡后，营州都督薛万淑派契丹酋长贪没折去劝说东北各个少数民族，奚、室韦等十多个部落都归附了大唐。薛万淑是薛万均的哥哥。


    戊午日，突厥的欲谷设前来投降。欲谷设是突利的弟弟。颉利战败后，欲谷设逃到高昌，听说突利受到大唐礼遇，就来投降了。


    九月戊辰日，伊吾城城主来长安朝见。隋朝末年，伊吾归附隋朝，设置了伊吾郡；隋朝大乱后，伊吾又臣服于突厥。颉利被灭后，伊吾城主带领下属七座城前来投降，于是大唐在这片地方设置了伊西州。


    思结部落又饿又穷，朔州刺史新丰人张俭把他们招集起来，那些不愿来的，仍旧住在沙漠以北，亲属之间私下往来，张俭也不禁止。等到张俭调任胜州都督，州里的官员上奏说思结部落要叛乱，皇上下诏让张俭去调查。张俭单人匹马进入思结部落劝说，把他们迁到代州，随后就让张俭兼任代州都督，思结部落最终也没有叛乱的。张俭还鼓励他们开垦农田，这一年粮食大丰收。张俭担心这些部落积蓄多了会有别的想法，就上奏请求用平价收购粮食的方式来充实边境储备。部落的人很高兴，更加努力开垦农田，边境的储备也充实起来。


    丙子日，开拓南方蛮族地区，设置费州、夷州。


    己卯日，皇上前往陇州。


    冬季，十一月壬辰日，任命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与商议朝政。


    甲子日，皇上回到京城，皇上读《明堂针炙书》，上面说：“人的五脏经络，都连着背部。”戊寅日，下诏从今往后不许打囚犯的背部。


    十二月甲辰日，皇上在鹿苑打猎；乙巳日，回到宫中。


    甲寅日，高昌王麹文泰前来朝见。西域各个国家都想借着麹文泰派使者来朝贡，皇上派麹文泰的臣子厌怛纥干去迎接。魏征劝谏说：“以前汉光武帝不接受西域送来的人质，也不设置都护府，认为不能因为蛮夷之地让中原劳累。如今天下刚刚安定，之前麹文泰来的时候，接待他就已经花费太多了，现在要是十个国家来朝贡，他们的随行人员不少于一千人。边境百姓生活本就困苦，可承受不了这样的负担。要是允许他们的商人往来，和边境百姓做交易，那还行，要是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们，对咱大唐可没好处。”当时厌怛纥干已经出发了，皇上赶紧下令让他回来。


    各位宰相陪皇上吃饭，皇上对王珪说：“你很有识人之明，又擅长谈论，房玄龄他们这些人，你给点评点评，顺便说说你觉得自己和他们几个比怎么样？”王珪回答说：“一心一意为国家，知道该做的事就一定去做，这点我不如房玄龄。文武双全，既能当将领又能做宰相，这点我不如李靖。上奏详细明白，传达诏令准确得当，这点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事务，所有事情都能办好，这点我不如戴胄。以君主比不上尧、舜为耻，把劝谏当作自己的责任，这点我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在这方面，我比起他们几位，还是有点小长处的。”皇上觉得他说得很对，大家也都佩服他精准的评价。


    皇上刚即位的时候，曾经和大臣们谈论到百姓教化的问题，皇上说：“如今刚经历大乱，恐怕百姓不太容易教化啊。”魏征回答说：“不是这样的。长久安定的百姓容易骄纵懈怠，骄纵懈怠就难以教化；经历战乱的百姓生活愁苦，生活愁苦就容易教化。这就好比饿的人不挑食，渴的人不挑饮料一样。”皇上很认同他的说法。封德彝不同意，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变得轻薄狡诈，所以秦朝依靠法律治国，汉朝用王道和霸道混合的方法，这是想教化却做不到，难道是能做到却不想做吗！魏征是个书生，不了解实际情况，要是相信他那些不切实际的言论，一定会让国家衰败。”魏征说：“五帝、三王没更换百姓却能实现教化，以前黄帝征讨蚩尤，颛顼诛杀九黎，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都能实现天下太平，难道他们不是在大乱之后做到的吗！要是说古人淳朴，后来渐渐变得轻薄狡诈，那到现在，人都该变成鬼怪了，君主还怎么治理国家！”皇上最终还是听从了魏征的话。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贞观元年，关中地区闹饥荒，一斗米价值一匹绢；贞观二年，全国闹蝗灾；贞观三年，发大水。皇上辛勤安抚百姓，百姓虽然为了找吃的四处奔波，但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一年，天下大丰收，四处流散的人都回到家乡，一斗米不过三四文钱，一年到头判死刑的才二十九人。东边到大海，南边到五岭，家家都不用关门，出门在外的人也不用带粮食，在路上就能得到补给。皇上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上书的人都说：‘君主应当独自掌握权威，不能把权力交给大臣。’还说：‘应该炫耀武力，征讨四方少数民族。’只有魏征劝我‘停止战争，提倡文教，中原安定了，四方少数民族自然会归服。’我听了他的话。如今颉利被擒，突厥的酋长们都在宫中担任侍卫，部落的人都穿上了咱们的衣服，这都是魏征的功劳啊，只可惜不能让封德彝看到这一幕！”魏征赶忙拜谢说：“突厥灭亡，天下安宁，这都是陛下的威德，我哪有什么功劳！”皇上说：“我能任用你，你也能胜任，那这功劳怎么能只算在我头上呢！”


    房玄龄上奏说：“查看府库中的兵器铠甲，远远超过隋朝。”皇上说：“兵器武备，确实不能缺少；但隋炀帝的兵器铠甲难道不够多吗！最后还是丢了天下。要是你们尽心尽力，让老百姓生活安定，这才是我真正的兵器铠甲啊。”


    皇上对秘书监萧璟说：“你在隋朝的时候经常见到皇后吗？”萧璟回答说：“他们自家儿女都难得见到皇后，我算什么人，哪能见到呢？”魏征说：“我听说隋炀帝不信任齐王，经常派宦官去监视他，听说齐王宴饮作乐，就说‘他搞什么名堂这么高兴！’听说齐王忧愁憔悴，就说‘他肯定有别的心思才这样。’父子之间都这样，更何况对别人呢！”皇上笑着说：“我如今对待杨政道，比隋炀帝对待齐王强多了。”萧璟是萧瑀的哥哥。


    西突厥肆叶护可汗是前任可汗的儿子，受到众人拥戴，莫贺咄可汗部落的很多酋长都归附了他，肆叶护带兵攻打莫贺咄，莫贺咄战败，逃到金山，被泥熟设杀死，各个部落共同推举肆叶护为大可汗。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浓缩了贞观年间的核心治理实践，从内政、民族、君臣关系到制度建设，处处体现着初唐统治者突破前代局限的务实智慧，也为“贞观之治”的形成提供了清晰注脚，可从以下维度展开评论：


    “民本优先”：拒绝“疲内奉外”的务实内政


    李大亮反对招慰西突厥的谏言，是贞观朝内政的核心逻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明确将中原民生作为统治根基，拒绝重蹈秦、汉、隋“外事戎狄而致疲弊”的覆辙。这种认知绝非保守，而是基于对现实的清醒判断：河西州县刚因突厥衰落恢复农耕，若再为招抚西突厥劳民伤财，必然引发民怨。后续张俭处理思结部落时，“单骑说谕”“劝民营田”，甚至“和籴充边储”，既避免了部落叛乱，又不加重百姓负担，本质是“以民为本”在边疆治理中的延伸。


    对比隋炀帝“甲兵充足却亡天下”的教训，唐太宗“百姓乂安乃真甲兵”的表态更显深刻：武备是统治的保障，但民生才是统治的根本。贞观初虽经饥、蝗、水之灾，但百姓“未尝嗟怨”，最终实现“米斗三四钱”“外户不闭”的治世，正是这种“民本逻辑”的实践成果。


    “柔性融合”：超越“征伐”的民族政策


    初唐对边疆民族的治理，跳出了“非战即降”的二元思维，形成了“羁縻安抚+文化融合”的柔性策略：


    --对主动归附者，如伊吾城主举七城来降，设伊西州纳入管辖；对饥贫的思结部落，不强行迁徙，而是“招集安抚”“劝其营田”，甚至允许亲属往来，最终实现“无叛者”且“边备实”的双赢；


    --对突厥残余，既不赶尽杀绝，也不强制同化——颉利败后，其酋长“带刀宿卫”，部落“袭衣冠”，实质是通过“身份认可”与“文化浸润”实现融合，比单纯的军事征服更具长治久安的效果。


    这种政策的核心是“不劳中国以奉四夷”，既避免了中原的人力物力消耗，又让边疆民族成为“中国籓蔽”，体现了“华夷一体”的初步理念，也为唐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君臣共治”：开放包容的政治生态


    贞观朝的君臣关系，打破了“君主独断”的传统，呈现出“各司其职、坦诚互鉴”的良性互动：


    --王珪品藻宰相时，既直言自己不如房玄龄“奉国知无不为”、李靖“文武双全”、魏征“以谏为任”，也不讳言自己“激浊扬清”的长处，这种“不掩人长、不避己短”的评价，背后是政治氛围的开放——官员无需刻意迎合，可客观定位自身价值；


    --唐太宗的“纳谏”并非形式：魏征反对西域诸国借麹文泰入贡（担心“边民荒耗”），即便已派使者，仍“遽令止之”；魏征与封德彝争论“民是否易化”时，太宗最终采纳“经乱之民愁苦易化”的观点，而非固守“人性浇讹”的偏见，这种“从谏如流”不是君主的“恩赐”，而是对“治理规律”的尊重。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更关键的是，太宗清晰认知“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将治世功劳归于君臣协作，而非个人威权，这种“共治意识”让房玄龄、李靖、魏征等人才各展所长，构成了贞观治世的“人才基石”。


    “制度与教化”：刚柔并济的统治手段


    史料中两处细节，体现了初唐对“制度规范”与“教化引导”的平衡：


    --服色制度的明确（三品紫、四品绯等），以礼制划分官员等级，本质是通过“显性符号”强化官僚体系的秩序感，既便于管理，也让统治阶层的身份认同更清晰，是“制度刚性”的体现；


    --唐太宗读《明堂针灸书》后“禁笞囚背”，看似小事，实则是“教化”的延伸——统治不仅靠刑罚，更需对“人”的尊重；而“偃武修文”的选择，从“征讨四夷”转向“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则是通过内政教化的成效，实现对边疆的间接影响，比单纯的武力威慑更具持久性。


    结语：贞观智慧的历史启示


    这段史料中的治理实践，本质是初唐统治者对“如何避免亡隋覆辙”的回答：以民为本而非穷兵黩武，以柔性融合而非暴力征服，以君臣共治而非独断专行，以制度与教化并重而非单纯依赖强权。这些选择不仅造就了“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行旅不赍粮”的治世，更奠定了唐代“开放包容”的治国基调——其核心并非“复古”，而是基于现实的理性决策，这也是贞观之治能超越前代、成为后世典范的关键。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