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辛卯年）


    春天正月，皇上下令和尚、尼姑、道士都得给父母行跪拜礼。


    癸酉日，皇上在昆明池大规模打猎，四方少数民族的首领都跟着一起。甲戌日，宴请高昌王麹文泰以及各位大臣。丙子日，皇上回宫，还亲自把猎获的禽兽献给大安宫。


    癸未日，各地来京汇报工作的官员，像赵郡王李孝恭等人上表，说四方少数民族都归服了，请求皇上举行封禅大典，皇上亲手写诏书拒绝了。


    有关部门上奏说皇太子该举行加冠礼了，选二月的好日子，还请求调集军队准备仪仗。皇上说：“春耕刚开始，还是改到十月吧。”太子少傅萧瑀上奏说：“按阴阳学说的书，二月不如别的月合适。”皇上说：“吉凶关键在人。要是动不动就依照阴阳学说，不顾礼义，哪能得到吉祥呢！按正道行事，自然就会吉祥。农时可是最要紧的，不能错过。”


    二月甲辰日，皇上下诏：“各个州凡是有京观（古代为炫耀武功，聚集敌尸，封土而成的高冢）的地方，不管新的旧的，都得铲平，用土堆成坟，把那些枯骨掩埋好，别让它们暴露在外。”


    己酉日，封皇上的弟弟李元裕为郐王，李元名为谯王，李灵夔为魏王，李元祥为许王，李元晓为密王。庚戌日，封皇子李愔为梁王，李恽为郯王，李贞为汉王，李治为晋王，李慎为申王，李嚣为江王，李简为代王。


    夏天四月壬辰日，代王李简去世。


    壬寅日，灵州的斛薛部落叛乱，任城王李道宗等人追击，打败了他们。


    隋朝末年，很多中原人被突厥掳去，等突厥投降后，皇上派使者用金银绸缎把他们赎回来。五月乙丑日，有关部门上奏，一共赎回男女八万人。


    六月甲寅日，太子少师新昌贞公李纲去世。当初，北周齐王宇文宪的女儿守寡，没有孩子，李纲对她照顾得很周到。李纲去世后，宇文宪的女儿就像对待父亲一样为他守丧。


    秋天八月甲辰日，派使者去高丽，收集隋朝战死士兵的骸骨，埋葬并祭祀他们。


    河内有个叫李好德的人得了精神病，胡言乱语说了些妖言，皇上下令审查这件事。大理丞张蕴古上奏说：“李好德确实有病，按法律不该治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说：“张蕴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张蕴古这是故意偏袒放纵，审查情况不实。”皇上听了很生气，下令把张蕴古在集市上斩首，不久又后悔了，于是下诏：“从今往后，有判死罪的，就算下令马上处决，也得反复上奏三次才能行刑。”


    权万纪和侍御史李仁发，都因为爱打小报告而受到皇上宠信，因此很多大臣经常被皇上责备发怒。魏征劝谏说：“权万纪这些人就是小人，不懂大局，把攻击别人当成正直，把进谗言当成忠诚。陛下不是不知道他们没什么才能，大概是觉得他们无所顾忌，想用他们来警醒大臣们罢了。可权万纪这些人依仗皇恩，凭借权势，施展他们的奸计，凡是弹劾的人，都没什么罪。陛下就算不能推举好人来激励社会风气，又怎么能亲近小人来损害自己的声誉呢！”皇上听了没说话，赐给魏征五百匹绢。过了一段时间，权万纪等人的奸情暴露，都受到了惩罚。九月，皇上修缮仁寿宫，重新命名为九成宫。又打算修建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劝谏，说：“国家刚从战乱中恢复，百姓生活困苦，国库空虚，如果不停地修建宫殿，公私耗费巨大，恐怕承受不了！”皇上称赞他说：“戴胄和我没什么亲戚关系，但他忠诚正直，一心为国，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我要用官爵来酬谢他。”过了一阵子，皇上还是命令将作大匠窦璡修建洛阳宫，窦璡又是挖水池又是堆假山，装饰得奢华无比。皇上立刻下令毁掉，还免去了窦璡的官职。


    冬天十月丙午日，皇上在后苑追兔子，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劝谏说：“上天让陛下做中原和少数民族的父母，陛下怎么能轻视自己呢！”皇上又要去追鹿，执失思力摘下头巾，解开衣带，跪着坚决劝阻，皇上这才作罢。


    当初，皇上让大臣们讨论分封诸侯的事，魏征认为：“要是分封诸侯，那些卿大夫都得靠俸禄生活，肯定会导致对百姓征收重税。而且，京城附近赋税不多，主要靠京城以外的地方，要是都用来封给诸侯国，国家经费马上就会短缺。另外，燕、秦、赵、代这些地方都挨着少数民族，要是有紧急情况，从内地调兵，很难及时赶到。”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国运长短，都是上天注定的，尧、舜那么圣明，也守不住江山；汉、魏出身低微，却挡不住兴起。现在要是让功臣皇亲的子孙都拥有土地和百姓，换代之后，他们就会骄奢淫逸，互相攻打，对百姓的伤害更深，不如让地方官员轮流任职。”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不如分封各位皇子为王，但不要让他们的封地太大，在中间夹杂着州县，交错居住，互相扶持，让他们各自守住自己的领地，齐心协力，足以辅佐京城皇室；给他们设置官员，都由朝廷相关部门选拔任用，除了法令规定的，不能擅自作威作福、动用刑罚，朝贡的礼仪，都要制定成条款格式。定下这个制度，万代都没忧患。”十一月丙辰日，皇上下诏：“皇室宗亲以及功臣贤能的大臣，应该让他们去镇守藩地，传给子孙后代，要是没有大的变故，不要罢免，有关部门要明确列出条款，定好等级上报。”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丁巳日，林邑国进献五色鹦鹉，丁卯日，新罗进献两名美女；魏征认为不应该接受。皇上高兴地说：“林邑的鹦鹉都能自己说怕冷，想回自己的国家，何况这两个女子远离亲人呢！”于是把鹦鹉和两名美女都交给使者送回去了。


    倭国派使者来进贡，皇上派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符节去安抚他们；高表仁因为和倭国国王在礼仪上有争执，没宣布皇上的诏令就回来了。


    丙子日，皇上到圜丘举行祭天仪式。


    十二月，太仆寺丞李世南开拓党项族地区，设置十六个州、四十七个县。


    皇上对身边的大臣说：“我觉得死刑是最重的刑罚，所以下令要反复上奏三次，就是想考虑得更周全。可有关部门一会儿工夫就把三次上奏弄完了。还有，古代处决犯人，君主会为此撤掉音乐、减少膳食。我宫中平时没有常设的音乐，但我也经常为此不吃酒肉，只是还没写成法令。另外，各个部门断案，只依据法律条文，虽然有些情况值得同情，但不敢违反法律，这中间难道能保证完全没有冤案吗！”丁亥日，皇上定下制度：“处决死囚，两天之内要反复上奏五次，在各州处决的要上奏三次；行刑那天，尚食局不要进酒肉，内教坊和太常寺不要演奏音乐。都要让门下省复查。有依法该判死刑但情况值得同情的，要记录情况上报。”因此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那反复上奏五次的，是在处决前两天上奏两次，到处决当天再上奏三次；只有犯了恶逆大罪的，上奏一次就行了。


    己亥日，各地来京汇报工作的官员，像利州都督武士彟等人又上表请求皇上举行封禅大典，皇上还是没答应。


    壬寅日，皇上到骊山泡温泉；戊申日，回到宫中。


    皇上对执政大臣们说：“我常常担心因为自己的喜怒而随意赏罚，所以希望你们能极力劝谏我。你们自己也应该接受别人的劝谏，不能只顺着自己的想法，讨厌别人违背自己。要是自己都不能接受劝谏，又怎么能去劝谏别人呢？”康国请求归附大唐。皇上说：“前代帝王，喜欢招揽远方的国家，来获取使远方归服的名声，对国家没什么实际用处，还让百姓疲惫困苦。现在康国要归附，如果他们有急难，从道义上我们不能不救。但军队行军万里，难道不疲劳吗！让百姓受苦来换取虚名，我可不干。”于是没有接受。


    皇上对身边大臣说：“治国就像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调养，如果马上就放纵自己，病复发了，就没法救了。现在中原幸运地安定了，四方少数民族也都归服，这确实是自古以来少有的，可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就怕不能善终，所以想多听听你们的劝谏。”魏征说：“国内国外都太平，我不觉得高兴，只高兴陛下能居安思危。”


    皇上曾经和身边大臣讨论断案的事，魏征说：“隋炀帝的时候有盗贼出没，炀帝让于士澄去抓捕，稍微有点嫌疑的，都严刑拷打逼他们认罪，一共有两千多人，炀帝下令全部斩首。大理丞张元济觉得人数太多很奇怪，试着查看他们的案情，发现其中五个人曾经是盗贼，其余的都是平民；但他最终还是不敢上奏，把这些人全杀了。”皇上说：“这哪只是隋炀帝无道，他的大臣也不尽忠。君臣都这样，国家怎么能不灭亡呢？你们可要引以为戒啊！”


    这一年，高州总管冯盎来京城朝见。没过多久，罗窦各洞的獠人叛乱，皇上下令冯盎率领两万部落士兵，作为各路军队的前锋。獠人有几万人，占据险要之地屯兵，各路军队无法前进。冯盎拿着弩对身边的人说：“把我这些箭射完，就能知道胜负了。”他连续射出七箭，射中七个人。獠人都逃跑了，冯盎趁机带兵追击，斩首一千多级。皇上赞赏他的功劳，前后赏赐多得数不清。冯盎居住的地方纵横两千里，有奴婢一万多人，珍宝财物堆积如山；但他治理地方勤勉贤明，他的部下都很爱戴他。


    新罗王真平去世，没有继承人，国人拥立他的女儿善德为王。


    【内核解读】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的史料，堪称唐太宗李世民治国理念的“生动切片”。这段记载里，从民生细节到制度构建、从外交抉择到君臣互动，处处折射出“贞观之治”的核心逻辑——以民为本、居安思危、纳谏自省，既藏着封建王朝治理的“天花板”水准，也留下了值得现代审视的历史启示。


    民生优先：跳出“帝王私利”的治理觉醒


    李世民的执政逻辑，首先锚定“不与民争时、不与民争利”。最典型的是太子冠礼的时间争议：有司提议二月（依阴阳书），他却坚持改到十月，理由是“东作方兴”（农忙伊始）——在“礼制”与“农时”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直言“吉凶在人”“农时最急”。这种“重实务轻虚礼”的判断，打破了封建时代“帝王家事即国事”的惯性，本质是把“百姓生计”放在了制度安排的核心位置。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更具人文温度的是两项举措：一是下诏削平各地“京观”（古代将敌军尸体堆成土堆以显战功），“加土为坟，掩蔽枯朽”；二是派使者用金帛从突厥赎回八万余名被掳的中原百姓。前者拒绝“以暴力显威”，后者主动挽回百姓尊严，本质都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既包括战乱中逝去的遗骸，也包括被迫流离的生者。这种治理视角，远超“胜者为王”的强权思维，是“民为邦本”理念的具象化。


    制度纠错：从“帝王自省”到“程序正义”的法治探索


    贞观五年的刑狱改革，堪称封建法治的一次重要进步，其起点却是李世民的“自我纠错”。因怒斩大理丞张蕴古（后发现张虽有偏袒嫌疑，但罪不至死），他懊悔后推动制度升级：将“死罪三覆奏”改为“二日中五覆奏”，且行刑当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不举乐”，还要求门下省复核“情可矜者”。


    这一改革的意义，在于将“帝王的自我克制”转化为“制度性约束”：一方面，通过多轮复核减少冤杀，避免“炀帝式”的滥刑（史料中李世民特意对比炀帝时“捕盗连坐两千人，实仅五人有罪却尽杀之”的暴政）；另一方面，用“停乐减膳”的仪式感，强化“慎杀”的治理共识。尽管本质仍是君主专制下的法治，但已体现出“程序正义”的雏形——承认权力可能犯错，并用制度弥补权力的任性。


    同期戴胄谏阻修洛阳宫的事件也印证了这一点：李世民最初计划修宫，戴胄以“百姓凋弊、帑藏空虚”反对，他不仅接纳，还在窦璡“雕饰华靡”后下令毁宫免官。这种“知错即改”的执政态度，让“纳谏”不再是表面文章，而是能真正影响决策的机制。


    外交务实：拒绝“虚名”，锚定“民生成本”的理性抉择


    贞观五年的对外互动，鲜明体现了李世民“务实外交”的风格，核心是“不拿百姓利益换虚名”。


    --对“封禅”的态度：群臣以“四夷咸服”请封禅，李世民两度拒绝。封禅是古代帝王“天下太平”的最高仪式，却需耗费巨量人力物力——他清醒地认识到，“虚名”背后是百姓的劳役负担，因此选择“避虚就实”。


    --对康国“内附”的拒绝：康国请求归附，李世民直言“前代帝王好招绝域，以取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点明“若受内附，他日有急难必当救援，师行万里劳民”。这种“不图虚名、只重实利”的外交观，避免了后世王朝“朝贡贸易”式的虚耗，本质是将“民生成本”作为外交决策的核心标尺。


    --对边疆的治理：赎回突厥境内的中原百姓、收葬隋代战亡骸骨，是“以民为纽带”的边疆怀柔；冯盎平獠乱后“赏赐无数”却更重其“治勤明”，是“武力+仁政”的边疆治理模式——既用实力稳定秩序，也以善政赢得民心，避免了单纯的军事压制。


    此外，拒绝林邑鹦鹉、遣返新罗美女，看似小事，却传递出“尊重生命、不夺人所爱”的外交伦理，比单纯的军事威慑更具软实力。


    居安思危：贞观之治的“精神内核”


    史料中最动人的，是李世民与群臣的“危机意识”：他直言“治国如治病，病愈尤宜将护，恐复作不可救”，即便“中国幸安，四夷俱服”，仍“日慎一日，唯惧不终”；魏征则点出关键——“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这种“居安思危”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贯穿于具体决策：担心“封建诸侯”导致“厚敛”“经费阙”，因此审慎对待分封；担心“喜怒妄行赏罚”，因此要求群臣“极谏”，且提醒大臣“自能受谏，方能谏人”；担心重蹈隋亡覆辙，特意以炀帝滥杀为例警示群臣“君臣无道必亡”。


    正是这种“不满足于现状、时刻警惕风险”的清醒，让贞观五年的治理没有陷入“治世即奢靡”的循环，反而不断通过制度完善、纳谏纠错、民生保障，夯实了贞观之治的根基。


    结语：贞观五年的现代启示


    贞观五年的记载，本质是一场“封建时代的善治实践”。它的价值不在于“完美”——李世民仍有怒斩张蕴古的任性，封建制度的本质也未改变——而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君主专制下的最优治理逻辑”：以民为本而非以君为本，以制度约束权力而非依赖个人道德，以务实理性对待内外问题而非追求虚名，以居安思危保持治理清醒而非沉溺于治世幻觉。


    放在现代视角下，这种“重视民生成本、强调权力约束、保持危机意识”的治理思维，仍有跨越时代的借鉴意义——无论何种制度，“把人放在核心位置”“用规则限制任性”“不躺在成绩上睡大觉”，永远是治理的核心命题。贞观五年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千年，正在于它触碰到了“善治”的本质：不是统治者的“功绩炫耀”，而是百姓的“安稳生计”，是制度的“持续纠错”，是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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