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十，起于公元632年（壬辰年），止于公元637年（丁酉年）四月，共五年四个月。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壬辰年）


    春天正月乙卯朔日，发生了日食。


    癸酉日，静州的獠人反叛，将军李子和出兵讨伐，平定了叛乱。


    文武官员又一次请求皇上举行封禅大典，皇上说：“你们都觉得封禅是帝王的盛大之事，但我不这么想。要是天下太平，家家户户都能自给自足，就算不搞封禅，又有什么影响呢！以前秦始皇搞了封禅，汉文帝却没有，难道后世会认为汉文帝的贤能比不上秦始皇吗！再说了，祭天在平地上打扫干净就行，何必非得登上泰山山顶，封那么几尺大的土堆，才能表达诚心敬意呢！”大臣们还是不停地请求，皇上本来也有点心动想答应了，只有魏征坚持认为不行。皇上就问：“你不想让我去封禅，是觉得我的功劳不够高吗？”魏征回答：“够高了。”皇上又问：“那是觉得我的德行不够深厚？”回答：“深厚了。”“中原还没安定？”“安定了。”“四方少数民族没归服？”“归服了。”“年成粮食不丰收？”“丰收了。”“祥瑞没出现？”“出现了。”皇上就说：“那为啥还不能封禅呢？”魏征回答：“陛下虽然具备这六个条件，可刚经历隋朝末年的大乱，人口还没恢复，仓库也还空虚，要是皇上您东去封禅，成千上万辆车、成千上万的骑兵随行，沿途的供应安顿，耗费太大，老百姓可吃不消。而且陛下封禅的话，各国都会聚集过来，远方少数民族的首领都得跟着。现在从伊水、洛水以东到大海、泰山一带，人烟稀少，满眼都是荒草，这就好比把外族引入咱们腹地，让他们看到咱们虚弱的样子。再说了，赏赐的财物数量惊人，也满足不了远方人的期望；连续多年给百姓免除赋税徭役，也补偿不了百姓的辛劳。追求这种虚名却要承受实际的害处，陛下要这有啥用呢！”正好赶上黄河南北几个州发大水，封禅这事就搁置了。


    皇上打算去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出来劝阻。皇上说：“我有气喘病，一到夏天就特别严重，去那儿就是为了避暑。”说完赐给姚思廉五十匹绢。


    监察御史马周给皇上上奏疏，说：“东宫在宫城里面，而大安宫却在宫城西边，规模比起皇上住的地方，还显得低矮狭小，从天下人的观感来说，不太合适。应该加以扩建增高，这样才符合朝廷内外的期望。还有，太上皇年纪大了，陛下应该早晚去侍奉吃饭。现在九成宫离京城有三百多里地，要是太上皇有时候想念陛下，陛下怎么能马上赶回去呢？再说，皇上这次出行是为了避暑，可太上皇还留在炎热的地方，陛下却独自住在凉快的地方，这在侍奉父母冷热的礼节上，实在说不过去。现在出行的计划已经定了，没办法更改停下，希望皇上能尽快宣布返回的日期，好解除大家的疑惑。另外，王长通、白明达都是乐工，韦盘提、斛斯正只会驯马，就算他们技艺出众，最多赏些金银绸缎就行了，怎么能破格授予他们官爵，让他们佩戴玉饰、穿着朝服，和有身份的人并肩站立、同坐吃饭呢？我私下里都觉得羞耻。”皇上觉得他说得很对，都接受了。


    皇上因为新的法令里没有三师这个官职，二月丙戌日，下诏特别设置。


    三月戊辰日，皇上前往九成宫。


    庚午日，吐谷浑侵犯兰州，兰州的守军把他们击退了。


    长乐公主就要出嫁了，皇上因为公主是皇后亲生的，特别宠爱她，就下令有关部门给公主的陪嫁要比永嘉长公主多一倍。魏征劝谏说：“以前汉明帝想封皇子，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比呢！’所以给皇子的封地都只有楚王、淮阳王的一半。现在给长乐公主的陪嫁比长公主多一倍，这和汉明帝的想法不一样吧！”皇上觉得他说得对，回宫就告诉了皇后。皇后感叹说：“我常听陛下称赞魏征，不知道为啥，今天看他用礼义来抑制皇上的私情，才知道他真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啊！我和陛下结发为夫妻，承蒙陛下厚待，每次说话都得先看陛下脸色，不敢轻易冒犯陛下威严；何况他作为臣子，和陛下关系没那么亲近，却能如此直言抗争，陛下不能不听从他的意见。”于是皇后请求派宦官拿四百缗钱、四百匹绢赏赐给魏征，还对他说：“听说您正直，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所以赏赐您。您要一直保持这份正直之心，别改变啊。”有一次皇上退朝后，生气地说：“我迟早得杀了这个乡巴佬。”皇后问是谁，皇上说：“魏征每次在朝堂上都羞辱我。”皇后听了，转身回到内室，穿上朝服站在庭院里，皇上很惊讶，问她这是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才正直，现在魏征正直，那是因为陛下圣明啊，我怎么能不祝贺呢！”皇上听了就高兴起来。


    夏天四月辛卯日，襄州都督邹襄公张公谨去世。第二天，皇上出宫到临时住处为他哀悼。有关部门上奏说，辰日忌讳哭泣。皇上说：“君主对于臣子，就像父子一样，感情是从内心自然流露的，怎么能避开辰日呢！”于是还是哭祭了张公谨。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六月己亥日，金州刺史酆悼王李元亨去世。辛亥日，江王李嚣去世。


    秋天七月丙辰日，焉耆王突骑支派使者来进贡。以前，焉耆到中原走的是沙漠道路，隋朝末年这条路被封闭了，就改道经过高昌。突骑支请求重新开通沙漠这条路，方便往来，皇上答应了。因此高昌很怨恨焉耆，派兵袭击焉耆，大肆掠夺一番后离开。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浓缩了贞观之治的核心特质，从政务决策、君臣互动到内外治理，处处体现着初唐政治的清醒与务实，放在现代视角下，仍有鲜明的启示意义。


    “重实轻虚”：治国理念的清醒选择


    群臣力劝太宗“封禅”，将其视为帝王“盛事”，本质是追求象征意义上的“天下太平”；而太宗与魏征的反对，却牢牢锚定“民生实态”——隋末大乱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千乘万骑东巡的劳费、万国来朝的赏赐，都会转嫁为百姓负担，甚至向夷狄暴露国力短板。这种“不慕虚名、唯重实效”的判断，跳出了古代帝王“炫耀功业”的思维定式，更接近现代治理中“以民生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真正的“盛世”，从不靠仪式包装，而靠“家给人足”的实在福祉。最终因河南河北大水搁置封禅，也体现了“因时制宜、不强行事”的务实决策逻辑。


    “君明臣直+后贤”：良性政治生态的典范


    贞观朝的纳谏传统，在这段史料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且不止于“君臣互动”，更有“君后同频”的罕见图景：


    --魏征的进谏极具针对性：面对太宗“功高、德厚、国安、夷服、谷丰、符瑞至”的反问，他不否认成就，却直指“成就之下的隐患”，既不违逆君心，又坚守治理底线，堪称“建设性批评”的典范；


    --长孙皇后的角色更具突破性：她不仅认可魏征“引礼义抑人主之情”的社稷价值，以财物赏赐激励其正直，更在太宗怒称“杀此田舍翁”时，以“主明臣直”的逻辑劝谏——这种“不护夫短、只重国事”的姿态，打破了古代后宫“干政”与“沉默”的二元对立，成为政治生态的“润滑剂”；


    --太宗的“纳谏自觉”是关键：从接受魏征反对封禅，到采纳马周关于大安宫修缮、太上皇奉养、乐工授官的建议，再到不顾“辰日忌哭”为张公谨发哀，他始终保持着“自我克制”——不因帝王威严拒谏，不因迷信禁忌违逆人情，这种“君权的适度收敛”，正是“臣敢直言”的前提。


    三者形成的“臣敢谏、后贤助、君能纳”闭环，是古代政治中罕见的良性生态，即便放在现代组织治理中，也是“上下级良性沟通、多元力量协同护持目标”的理想范本。


    “细节见治理”：制度、伦理与民生的平衡


    马周的上疏，看似是“小事”，实则触及治理的关键维度，体现了贞观朝对“制度尊严”与“伦理底线”的坚守：


    --大安宫修缮问题：指出太上皇居所“比于宸居尚为卑小”，不仅关乎礼仪体面，更关乎“孝道治国”的伦理示范——帝王的“孝”不是口号，而需体现在“朝夕视膳”“居所匹配尊荣”的实处，这是对“权力伦理”的维护；


    --乐工授官争议：反对王长通、白明达等乐工“超授官爵”，强调“技能出众可赏金帛，不可与士君子比肩”，本质是坚守“官员选拔的价值导向”——官爵代表公共治理的责任，而非对“技艺”的超额奖励，这一认知避免了“权力泛化”，维护了官僚体系的专业性与尊严。


    这些细节背后，是贞观朝对“制度逻辑”“伦理底线”“民生关怀”的统筹考量——既不忽视礼仪象征，也不违背治理本质；既重视皇权秩序，也不脱离百姓感受。


    内外治理：初唐“大国雏形”的挑战与应对


    这段史料中的内外事务，已显露出唐朝作为“区域大国”的治理雏形：


    --内部稳定：静州獠反叛即平、吐谷浑寇兰州被击走，体现了初唐军事力量对“内部叛乱”“边境侵扰”的快速应对能力，为民生恢复提供了安全保障；


    --西域互动：焉耆请求重开碛路以通中原，太宗应允，本质是推动“区域交通与经济互通”；而高昌因不满袭扰焉耆，则暴露了西域地方势力的博弈——唐朝既要维护“互通互利”的秩序，也要应对地方势力的挑战，这种“既要开放、又要维稳”的处境，与现代大国处理区域关系的复杂性高度相似。


    结语


    贞观六年的这些史事，之所以成为“贞观之治”的缩影，核心在于其贯穿始终的“人本思维”与“务实精神”：君主不沉迷于权力的象征意义，臣子不盲从于帝王的意志，整个政治体系围绕“百姓安居、国家稳定、制度有序”运转。这种治理智慧，超越了时代局限，即便在今天，仍对“如何平衡虚名与实效”“如何构建良性沟通机制”“如何统筹内外治理”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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