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未日，皇上在丹霄殿宴请三品以上官员。皇上很放松地说：“现在国内国外都太平，这都是各位公卿大臣的功劳。但是你们看，以前隋炀帝威风凛凛，势力遍布中原和四方少数民族，颉利可汗占据北方大片土地，统叶护可汗雄踞西域，可如今他们都灭亡了。这些咱们都是亲眼所见，大家可别觉得现在强盛就骄傲自满啊！”


    西突厥肆叶护可汗派兵攻打薛延陀，结果被薛延陀打败。肆叶护这人猜忌心重又狠毒，还爱听谗言。有个乙利可汗，功劳最大，肆叶护因为他不是自己同族，就把他杀了，这样一来，各个部落都人心惶惶，觉得自己不安全。肆叶护又忌惮莫贺设的儿子泥孰，还暗中算计他，泥孰没办法就逃到焉耆去了。设卑达官和弩失毕两个部落一起攻打肆叶护，肆叶护只带着几个骑兵逃到康居，没多久就死了。西突厥的人就到焉耆把泥孰迎回来，立他为可汗，这就是咄陆可汗。咄陆可汗派使者来归附大唐。丁酉日，皇上派鸿胪少卿刘善因去封咄陆为奚利邲咄陆可汗。


    闰月乙卯日，皇上在丹霄殿宴请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珪和魏征，以前可是咱们的仇人，没想到今天能一起参加这场宴会。”皇上说：“魏征和王珪对自己侍奉的主子都尽心尽力，所以我才任用他们。不过，每次魏征劝谏我，要是我不听，我再跟他说话，他就不回应我，这是为啥呢？”魏征回答说：“我觉得事情不能那么做，所以才劝谏。要是陛下不听我的，我还回应陛下，那事情就这么施行下去了，所以我不敢回应。”皇上说：“你先答应，之后再劝谏，这又有什么妨碍呢？”魏征说：“以前舜告诫大臣们：‘你们不要当面顺从，背后又说坏话。’我心里知道不对，嘴上却答应陛下，那就是当面顺从了，这哪是稷、契侍奉舜的态度呢！”皇上大笑说：“别人都说魏征举止粗疏傲慢，我倒觉得他更可爱了，就因为他这样啊！”魏征站起来，行礼感谢说：“陛下让我说话，所以我才能把心里的想法都说出来。要是陛下拒绝不听，我哪敢多次冒犯陛下呢！”


    戊辰日，秘书少监虞世南献上《圣德论》，皇上亲手写诏书回复他，说：“你的评价太高了。我哪敢和上古的帝王相比啊！只不过比近代的帝王稍微强点罢了。而且你只看到开头，还不知道结尾呢。要是我能一直像刚开始这样谨慎，那你这篇《圣德论》就可以流传下去；要是做不到，恐怕只会让后世笑话你喽。”


    九月己酉日，皇上到庆善宫，这是皇上出生的旧宅，皇上就和大臣们在这里设宴，还作了诗。起居郎清平人吕才给诗谱了曲，命名为《功成庆善乐》，让八排童子表演《九功之舞》，以后大宴会的时候，就在庭院里和《破陈舞》一起演奏。同州刺史尉迟敬德也参加了宴会，看到有人座位在他之上，尉迟敬德就生气地说：“你有什么功劳，坐在我上头！”任城王李道宗座位在他下一位，就来劝解。尉迟敬德抬手就打李道宗，差点把他眼睛打瞎。皇上不高兴，宴会就这么结束了。皇上对尉迟敬德说：“我看汉高祖杀功臣，心里一直觉得他不对，所以想和你们一起保住荣华富贵，让子孙后代不断绝。但是你做官经常犯法，我才明白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也不全是汉高祖的错啊。国家有法律制度，就是靠赏罚分明，不该得的恩宠，不可能经常有，你好好自我约束，别到时候后悔！”尉迟敬德从这以后才开始害怕，收敛了自己的行为。


    冬天十月乙卯日，皇上回到京城。皇上陪着太上皇在大安宫设宴，皇上和皇后轮流献上饮食、衣服等物品，一直到深夜才结束。皇上还亲自给太上皇抬轿子到殿门，太上皇没答应，让太子代替。


    突厥颉利可汗一直心情郁闷，不得志，经常和家人相对着悲伤哭泣，整个人面容憔悴疲惫。皇上看到后很可怜他，觉得虢州那个地方麋鹿多，可以打猎游玩，就想让颉利当虢州刺史。颉利推辞，不愿意去。癸未日，又任命颉利为右卫大将军。


    十一月辛巳日，契苾部落的酋长何力率领六千多家部落民众到沙州投降，皇上下诏把他们安置在甘州和凉州之间，任命何力为左领军将军。


    庚寅日，任命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皇上对陈叔达说：“你在武德年间有直言敢谏的表现，所以用这个官职报答你。”陈叔达回答说：“我看到隋朝皇室父子互相残杀，导致国家混乱灭亡，我当时说那些话，不是为了陛下您，而是为了国家考虑啊。”


    十二月癸丑日，皇上和大臣们讨论国家安危的根本。中书令温彦博说：“希望陛下能一直像贞观初年那样，那就太好了。”皇上说：“我最近是不是在处理政务上懈怠了？”魏征说：“贞观初年，陛下一心节俭，还不知疲倦地求大家提意见。最近修建宫殿之类的事多了点，提意见的人有时候还会忤逆陛下的心意，这就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皇上拍着手大笑说：“还真有这样的事！”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辛未日，皇上亲自审查监狱里关押的犯人，看到那些被判死刑的，心里很怜悯，就放他们回家，约定明年秋天回来受死。还下令让全国的死刑犯都放了，让他们到时候都来京城。


    这一年，党项等羌族前后归附大唐的有三十万人。


    公卿以下的官员，请求皇上举行封禅大典的一个接着一个，皇上告诉他们：“我一直有气喘病，担心登高会加重病情，你们别再说这事了。”


    皇上对大臣们说：“我最近处理事情，有时候可能没完全按照法律来，你们觉得事小，就不再坚持上奏了。可事情都是由小变大的，这可能就是国家危亡的开端啊。以前关龙逄因为忠谏而死，我每次想到都很痛心。隋炀帝骄横残暴导致灭亡，这你们都是亲眼所见。你们要经常替我想想隋炀帝是怎么灭亡的，我也会常想着关龙逄是怎么死的，这样还担心什么君臣不能相互保全呢！”


    皇上对魏征说：“选官员得谨慎，不能草率。任用一个君子，那君子都会来；要是任用一个小人，那小人就会争着往上爬。”魏征回答说：“确实是这样。天下还没平定的时候，就只看才能，不考察品行；天下太平了，那就非得德才兼备的人才能任用。”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集中展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生态、治国理念与君臣互动，其核心内涵放在现代视角下，可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评论：


    “居安思危”的政治清醒：跳出“强盛陷阱”的治国智慧


    唐太宗在宴会上以隋炀帝、颉利、统叶护的覆亡为例，告诫大臣“勿矜强盛以自满”，本质是对“盛世危机”的深刻警惕。这种清醒在现代治理中仍具启示意义——任何政权或组织在稳定发展期，最易陷入“路径依赖”与“自满心态”，而唐太宗主动以历史失败者为镜鉴，实则是通过“风险预设”规避治理惰性。相较于隋炀帝“威加夷夏”却因暴政亡国，唐太宗将“中外又安”归因于“公卿之力”，既体现了对团队的认可，也暗含“共治而非独断”的现代治理逻辑，避免了权力集中下的决策偏执。


    “纳谏与直谏”的君臣互动：古代版“民主决策”的雏形


    唐太宗与魏征的对话，是贞观朝“君臣相得”的经典场景。魏征坚持“不面从”，以舜帝告诫群臣“退有后言”为由拒绝“先应后谏”，本质是守住“决策纠错”的底线；而唐太宗不仅不怒，反而称赞魏征“妩媚”，更坦言“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揭示了“纳谏”的核心——权力对“不同意见”的包容。从现代视角看，这并非完整的民主制度，但已具备“决策咨询”“监督纠错”的功能：魏征代表的“谏官群体”，相当于为皇权设置了“外部校验机制”，避免了君主独断的风险；而唐太宗的“愿听逆耳言”，则是领导者“自我克制”与“开放心态”的体现，这种君臣间的“理性对话”，是贞观之治能成为治世的关键前提。


    民族政策：从“征服”到“怀柔”的治理升级


    对待西突厥与突厥颉利可汗的处理，展现了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包容性”。西突厥内乱后，唐朝并非直接军事占领，而是遣使册封泥孰为咄陆可汗（“遣使内附”“立为奚利邲咄陆可汗”），这是古代“羁縻政策”的典型实践——以承认地方部族领袖权威为基础，实现“间接统治”，既减少了军事冲突成本，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对颉利可汗，唐太宗先拟任虢州刺史（因颉利不愿而改任右卫大将军），未像汉高祖那样“诛灭功臣”，而是给予安置，体现了“失败者包容”的治理温度。这种“多元一体”的民族治理思路，远超同时代的强权逻辑，放在现代，可视为“尊重文化多样性”“通过协商而非武力解决族群问题”的早期范本，为唐朝“天可汗”地位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纲纪与仁政”的平衡：制度刚性与治理温度的结合


    史料中两处细节体现了唐太宗对“法治”与“仁政”的拿捏：


    --对尉迟敬德的告诫：尉迟敬德因排位不满殴打任城王道宗，唐太宗以“汉高祖诛韩、彭非高祖之罪”警示，明确“国家纲纪，唯赏与罚”——既表达了“共保富贵”的善意，也划定了“不可犯法”的红线。这一处理避免了两种极端：既不纵容功臣特权（防“功高盖主”乱纲纪），也不效仿汉初“鸟尽弓藏”（失人心），本质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早期实践，对现代组织管理中“人情与规则的平衡”仍有借鉴。


    --纵死囚归家赴约：唐太宗“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并敕令天下死囚皆如此。这一举措虽有“仁政表演”的成分，却也体现了对“生命权”的重视——相较于隋代的严刑峻法，唐太宗试图通过“道德信任”（约定归狱）替代“暴力威慑”，是治理理念从“刚性压制”向“柔性教化”的转变，虽不具备现代司法的严谨性，却为后世“仁政”提供了范本。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人才观：从“重才”到“才德兼备”的治理适配


    唐太宗与魏征讨论“为官择人”时，魏征提出“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这一观点精准适配了不同治理阶段的需求：乱世中，“能做事”是首要目标（如秦末刘邦用韩信）；治世中，“德”（即对制度的敬畏、对民生的责任）成为关键——若仅重才而轻德，易出现“恃才乱政”（如隋代杨素）。这种“动态人才标准”，放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同样适用：创业期需“攻坚型人才”，成熟期需“守成+创新型人才”，而“德”（即价值观契合）始终是长期稳定的核心，避免了“人才能力与组织目标脱节”的风险。


    总结：贞观政治的现代启示


    这段史料中的唐太宗，并非完美的“圣人”，但他展现的“居安思危”的清醒、“包容纳谏”的开放、“怀柔多元”的包容、“纲纪与仁政平衡”的智慧，本质是对“治理本质”的深刻理解——治理不是“强权控制”，而是“君臣共治、族群共融、民生为本”。这些理念虽诞生于封建时代，却超越了时代局限，为现代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组织管理，“敬畏历史（以史为鉴）、尊重差异（纳谏与包容）、守住底线（纲纪）、重视人（民生与人才）”，始终是实现长期稳定的核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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