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丙申年）


    这年春天正月甲午日，皇帝终于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啦。


    辛丑日，任命突厥的拓设阿史那社尔为左骁卫大将军。这阿史那社尔，是处罗可汗的儿子，十一岁的时候，就因为聪明有谋略出了名。可汗让他当了拓设，在沙漠北边建立了营帐，和欲谷设一起分别统领敕勒各个部落。他当官当了十年，从来没向部落里的人多收过赋税。有些部落首领还鄙视他，觉得他不会给自己捞好处，阿史那社尔就说：“只要部落里的人生活富足，我就满足啦。”那些首领听了都觉得惭愧，心服口服。后来薛延陀反叛，打败了欲谷设，阿史那社尔的军队也吃了败仗，他就带着剩下的人跑到西边边境防守。颉利可汗灭亡以后，西突厥也乱套了，咄陆可汗兄弟俩争着当老大。阿史那社尔假装去投降他们，然后带兵偷袭，把西突厥差不多一半的地盘都抢了过来，手下也有了十多万人，他就自称答布可汗。这时候阿史那社尔对手下各部落说：“最先挑起战乱、搞垮我们国家的，就是薛延陀，我得为先可汗报仇，把他们灭掉。”各部落都劝他：“咱们刚拿下西边这块地方，应该先留下来镇守安抚。现在要是急着离开，西突厥肯定会来夺回他们原来的地盘。”阿史那社尔不听，还是跑到沙漠北边去攻打薛延陀，打了一百多天。正好赶上咥利失可汗即位，阿史那社尔的手下人都被这场持久战搞得疲惫不堪，好多人都扔下他跑回去了。薛延陀趁机发兵攻击，阿史那社尔被打得大败，只能跑到高昌去，他原来的手下只剩下一万多家，又害怕西突厥来逼迫，就带着这些人来投降唐朝了。皇帝下令把他的部落安置在灵州北边，把阿史那社尔留在长安，还把皇妹南阳长公主嫁给了他，让他在皇宫的园林里掌管屯兵。


    癸丑日，给各位王爷改封啦。赵王元景改封为荆王，鲁王元昌改封为汉王，郑王元礼改封为徐王，徐王元嘉改封为韩王，荆王元则改封为彭王，滕王元懿改封为郑王，吴王元轨改封为霍王，豳王元凤改封为虢王，陈王元庆改封为道王，魏王灵夔改封为燕王，蜀王恪改封为吴王，越王泰改封为魏王，燕王佑改封为齐王，梁王愔改封为蜀王，郯王恽改封为蒋王，汉王贞改封为越王，申王慎改封为纪王。


    二月乙丑日，任命元景为荆州都督，元昌为梁州都督，元礼为徐州都督，元嘉为潞州都督，元则为遂州都督，灵夔为幽州都督，恪为潭州都督，泰为相州都督，佑为齐州都督，愔为益州都督，恽为安州都督，贞为扬州都督。不过泰没去上任，而是让金紫光禄大夫张亮去代理都督事务。皇帝因为泰喜欢文学，对士大夫很有礼貌，还特别批准在他的王府另外设置文学馆，让他可以自己招募学士。


    三月丁酉日，吐谷浑王诺曷钵派使者来，请求唐朝颁布历法，使用唐朝年号，还说要送自己的子弟来唐朝当人质，皇帝都答应了。丁未日，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


    癸丑日，各位王爷要去自己的封地了，皇帝和他们告别时说：“咱兄弟之间的感情，难道不想一直在一起吗？但为了天下大事，没办法只能这样。儿子以后还能再有，兄弟可就没了呀。”说着说着，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哭得稀里哗啦。


    夏天六月壬申日，任命温彦博为右仆射，太常卿杨师道为侍中。


    侍中魏征老是因为眼睛有病，请求当散官。皇帝没办法，只好让魏征当了特进，但还是让他管门下省的事儿，朝廷的规章制度、国家的典章礼仪，都让他参与讨论，发表意见，要是有判徒刑、流放以上的罪行，要详细调查清楚再上奏；他的俸禄赏赐、手下的吏卒待遇都和原来当职事官的时候一样。


    长孙皇后这个人，又仁爱又孝顺，生活还特别节俭朴素，喜欢读书。经常和皇帝不紧不慢地讨论古代的事儿，趁机给皇帝提建议，帮了皇帝不少忙。有时候皇帝因为一些不是什么大罪的事儿，就发脾气责怪宫女，皇后就假装也很生气，说要亲自审问，然后把宫女关起来，等皇帝气消了，再慢慢给宫女辩解，所以后宫里从来没有乱施刑罚的情况。豫章公主很小就没了母亲，皇后就收养了她，对她比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还慈爱。妃嫔以下的人要是生病了，皇后都会亲自去看望，甚至把自己的药膳都拿出来给她们，宫里的人没有不敬爱她的。她教育几个孩子，总是把谦虚、节俭放在首位。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曾经跟皇后说，东宫的用具太少了，请求皇后上奏给东宫增加一些。皇后不答应，说：“当太子，应该担心自己品德没树立起来，名声不够响亮，还担心什么没有用具呢！”


    皇帝生病了，好几年都没好，皇后一直伺候着，白天黑夜都不离开身边。还经常在衣带里藏着毒药，说：“要是皇上有个三长两短，我绝不独自活下去！”皇后本来就有气喘的毛病，前一年跟着皇帝去九成宫的时候，柴绍等人半夜来报告发生变故，皇帝赶紧披上铠甲出去查看情况，皇后拖着病体也要跟着去，身边的人都劝她别去，皇后说：“皇上都受到惊吓了，我怎么能安心自己待着！”从那以后，她的病就更严重了。太子对皇后说：“该用的医药都用了，可您的病还是没好，要不奏请皇上赦免一些罪犯，再让一些人出家当道士、和尚，说不定能得到神灵保佑呢。”皇后说：“生死有命，不是靠人力和智慧能改变的。要是做好事就有福报，那我一直没做坏事呀；要是没这回事，乱求又有什么用呢！赦免罪犯是国家的大事，不能经常下这样的命令。道教、佛教这些旁门左道，对国家和百姓都没好处，皇上平时都不做这些事，怎么能因为我一个妇道人家，就让皇上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呢？要是你非要这么做，我还不如赶紧死了算了！”太子不敢上奏，私下里把这事告诉了房玄龄，房玄龄又告诉了皇帝，皇帝听了很心疼皇后，想为她赦免罪犯，皇后坚决阻止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等到皇后病情严重，和皇帝诀别。当时房玄龄因为犯错被遣回家，皇后对皇帝说：“房玄龄伺候陛下这么久了，做事小心谨慎，那些奇谋妙计，从来都没泄露过，要是没有什么大过错，希望陛下不要抛弃他。我的娘家人，因为沾亲带故，才得到了禄位，他们又没什么德行，很容易招来危险。要是想让他们的子孙能保全，千万别让他们掌握大权，只要让他们以皇亲国戚的身份上朝就行了。我活着的时候没给别人带来什么好处，死了也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希望陛下不要为了给我修陵墓浪费天下的钱财，只要依山修坟，用些瓦木做陪葬品就够了。还希望陛下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多听忠言劝谏，摒弃谗言恶行，减少劳役，停止游玩打猎，这样我就算到了九泉之下，也没什么遗憾了！孩子们就不用让他们来了，看到他们伤心，只会让人心烦意乱。”说完，拿出衣带里藏的毒药给皇帝看，说：“陛下生病的时候，我就发誓要跟陛下同生共死，我可不想像吕后那样。”己卯日，皇后在立政殿去世了。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浓缩了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朝在政治、民族、后宫治理等维度的关键面貌，既体现了“贞观之治”的制度优势与君主智慧，更以长孙皇后的临终言行，勾勒出古代贤后“辅政而不干政”的典范，放在今天看仍有鲜明的历史启示性。


    民族政策：“天下一家”的早期实践


    阿史那社尔的归唐与受封，是唐太宗“华夷一体”理念的典型案例。作为突厥处罗可汗之子，社尔因部落战败归唐后，不仅被授予左骁卫大将军的核心军职，还获尚皇妹、典苑内屯兵的信任——这种对少数民族贵族的“授官不疑”，打破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认知。


    社尔自身“部落苟丰，于我足矣”的治理观，与唐朝对其部落“处灵州之北”的安置策略，形成了“归附者得安居，朝廷得边疆稳定”的双赢格局。对比后世不少王朝的“强压式治边”，贞观年间的民族政策更重“抚纳”与“用才”，这既是唐朝能快速整合边疆、奠定大国疆域的关键，也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早期范本。


    宗室分封：亲情与治权的平衡术


    唐太宗对诸王的“徙封+就藩”安排，暗藏深层政治考量：一方面，将诸王分封至荆州、梁州等战略要地任都督，实则是让宗室承担“镇抚地方”的职责，巩固李氏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他直言“兄弟不可复得”的流涕之语，又体现了对亲情的珍视——这种“以宗室守四方，又不违人情”的平衡，既避免了汉朝“七国之乱”式的宗室专权隐患，也区别于后世明朝“藩王圈养”的僵化，是贞观年间“柔性集权”的体现。


    而对魏王李泰“别置文学馆，听引召学士”的特例，则暗含唐太宗对“文治”的推崇——通过鼓励宗室亲近文学、礼遇士大夫，弱化宗室的军事属性，强化其文化认同，从根本上减少宗室对皇权的威胁。


    边疆治理：“宗主认同”下的秩序构建


    吐谷浑王诺曷钵“请颁历、行年号、遣子弟入侍”的请求，本质是边疆政权对唐朝“宗主国地位”的主动认同。唐太宗的回应——册封其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并非单纯的武力征服后的强制册封，而是基于双方共识的“名分构建”：吐谷浑通过接受唐朝的历法、年号，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背书；唐朝则通过册封，以最小成本实现了对西域边疆的间接管控。


    这种“以册封定秩序，以入侍强联系”的治理模式，比单纯的军事征伐更具持久性，也为后来唐朝经营西域、构建“天可汗”体系奠定了基础。


    长孙皇后：古代“贤内助”的终极范式


    这段记载的核心亮点，是长孙皇后临终前后的言行，她彻底跳出了“后宫干政”或“妇人之仁”的刻板印象，展现出远超一般政治家的远见与格局：


    --后宫治理：仁恕与节俭的标杆：收养豫章公主“慈爱逾于所生”、亲抚患病妃嫔“辍己药膳”，体现她以“仁”维系后宫秩序，避免了历代后宫“争宠构陷”的内耗；反对太子增加东宫器用，直言“患在德不立，非患无器用”，则以“俭”为宗室树立价值观——这种“仁俭并施”的后宫治理，为唐太宗专注国政扫清了后顾之忧。


    --政治分寸：不越界的“补阙”：面对唐太宗怒谴宫人，她“阳怒囚系，俟怒息申理”，既维护了君主权威，又避免了滥刑；反对因自己生病“赦罪人、度人道”，直言“赦是国之大事，道释蠹国病民”——她深知“私恩不可干国政”，哪怕是以“求冥福”为名，也绝不允许个人私情破坏国家制度，这种“知边界、守分寸”的政治清醒，远超后世诸多借“孝道”“祈福”干预国政的后妃。


    --临终遗策：为治国“保驾护航”：她的遗言堪称“贞观治国纲要”：推荐房玄龄，是维护“贤臣政治”的延续；劝诫“勿令外戚掌权”，是警惕“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如吕后）；要求“薄葬”（因山为坟、瓦木为器），是践行贞观“轻徭薄赋”的国策；最后叮嘱“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省作役”，则是直指治国的核心——这些遗言无关个人荣辱，全是为唐朝长治久安着想，堪称“以皇后之身，怀宰辅之心”。


    结语：贞观之治的“多元支撑”


    这段史料看似是零散的事件记录，实则揭示了“贞观之治”的成功密码：唐太宗的“开明集权”（任贤、容夷、平衡宗室）是核心，贤臣的“各司其职”（如温彦博、房玄龄）是骨架，而长孙皇后代表的“后宫清明”则是重要支撑。尤其是长孙皇后，她用“辅政而不专权、重情而不徇私、有远见而不越界”的言行，证明了“后宫并非只能是政治附庸”——良好的后宫治理，同样能成为王朝稳定的“软实力”。这种“君明、臣贤、后德”的良性互动，正是贞观年间政治清明、国力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也为后世王朝提供了难以复制的治理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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