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五分钟里，没有人出现。街道空荡荡的，像是一座死城。只有那个死人和我们。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是我们和他之间建立了一种私密的、变态的联系。我们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观众。


    “我们需要报警吗？”劳拉问，但她没有去拿电话的意思。


    “肯定有人报了，”我说，转身走回沙发，拿起酒瓶。空的。我感到一阵烦躁，不是因为那个死人，而是因为没酒了。“总会有那种没事就在窗边盯着街看的老太婆。她们以此为生。”


    “但他就在那儿，”劳拉还在看，“如果他还活着呢？如果我们现在下去，也许能听到他的遗言。比如说出银行密码之类的。”


    “别傻了，”我倒出最后几滴酒，舌头舔了舔杯沿，“这种人没有银行密码。你看他平时的样子，那种被生活彻底击垮的背影。他肯定欠了一屁股债，或者老婆跟送牛奶的跑了。”


    “现在没人送牛奶了，”劳拉纠正我，转过身来，依靠在窗台上。她背对着那个死人，这让她看起来有一种残忍的风情，“也许他是个艺术家。或者是个不得志的作家。像你一样。”


    这句话刺痛了我。我曾经写过一点东西，但那是在我意识到付房租比搞艺术更重要之前。现在我在一家物流公司管仓库，每天最大的文学创作就是填写发货单。


    “我不是不得志，”我说，声音冷了下来，“我只是选择了生活。”


    “是啊，生活。”劳拉冷笑了一声，环顾我们这个拥挤的、充满陈旧烟味的客厅，“多么精彩的生活。”


    楼下终于传来了尖叫声。是个女人。接着是混乱的脚步声。


    “戏开场了，”劳拉说，又转回去看，“那个便利店的老板娘出来了。她总是大惊小怪的。哦，看，她在试图把他翻过来。别动他，笨蛋！如果脊椎断了，一动就真死了。”


    她像是在解说一场球赛。


    我走到厨房，打开冰箱。里面的灯闪烁着，照亮了半盒变硬的通心粉、两罐啤酒和一瓶不知放了多久的腌黄瓜。我拿出啤酒，那是那种喝起来像马尿一样的打折货。


    “你要吗？”我喊道。


    “要，”她回答，“快过来，那个胖警察来了。不是开警车的，是骑摩托那个。他看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在对着对讲机吼叫。”


    我拿着两罐啤酒走回客厅。递给她一罐。她接过时，手指碰到了我的手背。她的手很凉。


    我们在窗前并排站着，打开拉环。哧——那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我们喝了一大口。


    下面的街道开始热闹起来。警灯的红蓝光芒开始闪烁，把我们的脸映得一会儿红，一会儿蓝。那种光怪陆离的颜色在墙纸上旋转，让我觉得有点晕眩。


    “你知道吗，”劳拉突然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做。”


    我愣住了，转头看她。红色的光打在她脸上，让她看起来像个魔鬼；下一秒是蓝光，她又像个溺死鬼。“什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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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做，”她盯着下面那个死去的男人，眼神迷离，“就在这儿。看着他。这难道不刺激吗？死亡和性，那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我感到一阵恶心，但同时也感到下腹部有一股热流。这很病态。这是不对的。那个男人的尸体还没有凉透，而我们却在这里，手里拿着廉价啤酒，谈论着性。


    “你疯了，”我说，但我的手已经不由自主地放在了她的腰上。


    “也许吧，”她转过身，背靠着窗玻璃，把我也拉向那个死亡的场景，“反正我们也无事可做。生活这么无聊，除了制造一点噪音，我们还能干什么？”


    她的嘴唇尝起来有杜松子酒、苹果和那种难以名状的苦涩味道。我们在窗边接吻，背景是楼下的警笛声和人们的惊呼声。我能感觉到她在发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通过他人的毁灭来确认自己存活的快感。


    但这并没有持续很久。


    就在我准备解开她的卫衣时，楼下传来一声巨大的扩音器喊话声：“无关人员请退后！把路让开！救护车进不来！”


    那声音像一桶冰水，瞬间浇灭了刚才那点可怜的、扭曲的火花。


    我松开手，后退了一步。劳拉整理了一下衣服，脸上的潮红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疲惫。


    “算了，”她说，“也没什么意思。”


    她走回沙发，坐下，拿起那块被遗忘的苹果，咬了一口。“真面，像嚼棉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