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雾江市回来的路上，蔡星澜一直没怎么说话。路边的树飞快地往后退，她的脑子里却像塞了一团乱麻。


    一米六出头、偏瘦—这个描述把安怀仁排除了，却让另外几个人的影子浮了上来。安慈玥一米六二，安馨也差不多高，章安娜也是。她越想越觉得奇怪。


    回到局里，她直接把录音笔里的内容放给潘铮听。潘铮靠在椅背上，听完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再审一次安慈玥。”


    审讯室还是那间审讯室，白炽灯还是那样嗡嗡地响。


    安慈玥被带进来的时候，表情跟上一次没什么区别—平静，甚至带着一点疲倦。


    蔡星澜和杨光辉坐在她对面。文件夹打开，笔搁在本子上。


    “安女士，我们又有一些新的情况想跟你核实。”蔡星澜把录音笔放在桌上，按下了播放键。


    王成的声音从录音笔里传出来，沙哑、带着点紧张：“……那个人其实有点瘦、有点矮……大概一米六出头，挺瘦的……”


    安慈玥听着，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等录音放完，她微微垂了垂眼睛，睫毛轻轻颤了一下，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那天晚上去找王成的人，是我。”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杨光辉手里的笔顿了一下。蔡星澜也愣了一下—她没想到安慈玥会这么干脆地承认。


    “两次都是你？”蔡星澜追问。


    “都是。”安慈玥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着她，“第一次是我自己去的，让他说些宽慰的话，让父亲安心。第二次……也是我，但那是哥哥让我去的。”


    杨光辉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笔尖沙沙地响。“你详细说说。”


    安慈玥沉默了几秒，像是在组织语言。


    “我第一次确确实实是想让父亲安心下来。”她开口了，语速不快，带着一种回忆的节奏，“那段时间父亲身体不好，整天胡思乱想，晚上睡不着觉，一个人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我心疼他，就想着找个江湖骗子说点好听的，让他别那么焦虑。王成虽然坐过牢，但嘴皮子利索，会说话。”


    “后来呢？”蔡星澜问。


    “后来哥哥找到我。”安慈玥的声音低了一点，目光落在桌面上，“他说他在外面欠了赌债，走投无路了。他说父亲好像把大部分遗产都留给了袁平丰—我的前夫。他说，我们才是亲生的，凭什么父亲要把公司给一个外人？”


    她说到这里，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更像是一种苦涩的抽搐。她停了停，又说：“哥哥说，他不想害父亲，只是想让父亲‘自愿’把财产留给我们。他说他从一本旧书上面看到了一个说法，叫‘生桩’。”


    “就是把活人封进建筑的关键位置，能保后代子孙财运亨通。”安慈玥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在复述一个让她自己都觉得荒唐的故事，“他说如果父亲能自愿做这个，那遗产就不用给袁平丰了—因为父亲‘死’了之后，财产就该由子女继承。”


    审讯室里安静了一瞬。


    “你答应了？”蔡星澜问。


    “我本来是想拒绝的。”安慈玥抬起头，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波动，“这种事情……太荒唐了。那是我们的父亲。可是哥哥说他欠了赌债，如果拿不到遗产，债主不会放过他。他说他没有活路了，说要自杀。”


    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点颤抖，但很快就被压了下去。她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我是他妹妹。我不能看着他去死。”


    “所以我去了第二次。我换了男装，把头发塞进帽子里，穿了宽大的衣服。那天晚上下雨，我站在王成家窗户外面，压着嗓子说话。他果然没认出我。”安慈玥说，“我跟王成说了‘生桩’的说法，让他转告父亲。给了他一笔钱。”


    “十万？”蔡星澜问。


    “对，十万。”安慈玥点了点头，“那是哥哥给我的钱。”


    蔡星澜和杨光辉交换了一个眼神。杨光辉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抬起头来：“那下毒呢？你父亲体内的水银，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安慈玥摇了摇头，语气很肯定：“我不知道。我没有给父亲下过毒。我负责的只是让王成传话。后面的事情—下毒、施工、把父亲封进墙里—都是哥哥做的。葬礼造假是宁守一操办的，那个人是哥哥找的。”


    “你参与了葬礼吗？”杨光辉问。


    “我知情，但不是我操办的。”安慈玥说，声音低了下去，“葬礼那天，棺材里装的是什么，我没有去看。我站在旁边，跟着哭，跟着送葬。我知道那是假的，但我没有勇气揭开。哥哥说，事情已经做了，不能回头了。”


    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点沙哑，但眼眶没有红。她只是垂下眼睛，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


    蔡星澜盯着她看了好几秒。这个人说话条理清晰，把责任分得清清楚楚—我只是传话，下毒是哥哥，施工是哥哥，葬礼是宁守一。她承认了自己做的那部分，但把最严重的部分全部推给了安怀仁。


    “你父亲在墙里挣扎过，你知道吗？”蔡星澜突然问。


    安慈玥没有说话，只是微微侧了侧头，像是在躲避什么。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手指紧紧攥住了膝盖上的布料。过了好几秒，她才开口，声音很轻：“我不知道。哥哥没跟我说过。”


    蔡星澜没有再追问。


    审讯结束之后，蔡星澜和杨光辉走出审讯室，站在走廊里。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点傍晚的光，把地面切割成明暗两面。


    蔡星澜靠在墙上，揉了揉太阳穴：“安排王成的事应该是真的，但她说自己完全不知道下毒—我不太信。连续三个月给一个老人下毒，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她住在一个屋檐下，真的一点都没察觉？”


    杨光辉摇了摇头：“她要么是真不知道，要么是装得太好了。”


    手机响了。蔡星澜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从文杰打来的。


    “星澜姐，安怀仁来了。”从文杰的声音带着一点意外，“他自己开车来的，说要找你们。”


    蔡星澜和杨光辉对视一眼，两个人同时往楼下走。


    大厅里，安怀仁坐在塑料椅子上。他还穿着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的夹克，脸色依然苍白，但精神比前几天好了不少。他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的好像是病历本。


    看见蔡星澜和杨光辉走过来，他站了起来。站起来的动作有点慢，身体晃了一下，扶住椅背才稳住。


    “安先生，你怎么出院了？”蔡星澜问。


    “我自己要来的。”安怀仁的声音还是有点沙哑，但比在医院那天清楚多了，“我有话要说。不说的话，我怕以后没机会了。”


    杨光辉把他带进了询问室，倒了杯温水放在他面前。


    安怀仁坐下来，两只手捧着水杯，指腹在杯壁上来来回回摩挲着。


    “我知道你们在查我爸的事。”他开口了，声音低低的，“不用再审慈玥了，她说的那些，我认。都是我干的。”


    蔡星澜没有说话，等着他往下说。


    安怀仁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攒力气。


    “爸不死，我们一分钱都拿不到。他把大部分财产都给了袁平丰—那个外人。我和慈玥、安馨，我们三个亲生的孩子，分到的只是零头。”他说到这里，语气里带上了一种不甘心，不是凶狠的那种，更像是一种委屈。


    “爸从小就偏心。袁平丰不过是娶了慈玥，他就把人家当亲儿子。我们呢？我们是亲生的，可他从来没夸过我们一句。”安怀仁的声音高了一点，又很快压下去，“我承认，我恨过。但更多的，是不甘心。”


    他顿了一下，抬起头看着蔡星澜，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那个‘生桩’的说法，也是我。我从一本旧书上看来的。那本书是民国时候印的，讲的是建筑风水，里面有一段提到‘生桩’。我看了之后，脑子里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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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个念头。”


    安怀仁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嘴角扯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


    “我跟慈玥说的时候，她一开始不肯。她说那是我们的父亲，不能做这种事。我说我没有活路了，赌债欠了一百多万，高利贷天天打电话，再还不上，他们说要砍我的手。我还说，要是拿不到遗产，我就去死。”


    他停了一下，声音有些发颤：“慈玥心软，她从小就对家里人好。小时候我被人欺负，她冲上去替我挡。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她总是先让给我和安馨。她看不得我出事。所以她去了，帮我办了那件事。”


    “那下毒呢？”蔡星澜问。


    安怀仁沉默了几秒，两只手紧紧攥着水杯。


    “水银是我放的。每天一点点，掺在他的饭里、茶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出奇地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让他慢慢觉得身体不行了，觉得自己快死了。这样他才会去找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才会相信‘生桩’能保后代。”


    “施工呢？把他封进教堂的墙里？”


    “也是我。”安怀仁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教堂重建是我负责的。我在墙上留了那个凹槽，特意加深了，里面抹了石灰、明矾，做成密闭的。等父亲‘病’得差不多了，我跟他说，只要他愿意献祭自己，子孙后代就能享福。他……他居然答应了。”


    安怀仁说到这里，声音终于有了一点发抖。


    “他答应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后来会挣扎。”他的声音低下去，低到几乎听不见，“我把他送进去的时候，他还很平静。可是等我把砖一块一块砌上去，他开始慌了，开始用手抠墙，开始喊……我没有停。我不能停。”


    他抬起手，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曾经砌过砖、下过毒，现在只是安安静静地搁在桌上，微微发抖。


    “我那时候就想，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回头也来不及了。”他说，“而且，如果我不做完，慈玥和安馨也拿不到钱。我是大哥，我得扛着。”


    挂钟的秒针一下一下地走着，过了好久。


    “葬礼呢？”杨光辉打破了沉默。


    “宁守一。我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把殡仪馆的手续办了。棺材里放的是从医院搞来的无主遗体，化了妆，穿上我爸的衣服，谁也认不出来。”安怀仁说，“后来宁守一怕了，跑国外去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可能死了，也可能躲起来了。”


    “你婚礼上中毒的事呢？谁干的？”


    安怀仁抬起头，看了蔡星澜一眼，又低下头去。他沉默了很久，手指在水杯上敲了两下，像是在想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他最后说，声音很轻，“可能是慈玥，也可能是别人。我害死了爸，有人想要我死，不奇怪。”


    他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但我不怪她。如果真是她，那也是我欠她的。我让她去办那种事，她心里一直过不去。这十年她没睡过一个好觉，我知道。”


    蔡星澜在本子上写下这句话，笔尖停了一瞬。


    她想起安慈玥说的话—“我负责的只是传话”。安怀仁把最重的罪揽了下来，安慈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这对兄妹，一个在审讯室里平静地推卸，一个在大厅里疲惫地认罪。


    可仔细想想，安慈玥说“哥哥让我去的”时，语气里没有怨恨，只有一种无奈的顺从。安怀仁说“我是大哥，我得扛着”时，眼神里也没有推卸，只有一种认命的沉重。


    他们是团结的—安慈玥为了哥哥去做了第二次安排，安怀仁为了保护妹妹一个人扛下了所有。但他们又是爱钱的—为了遗产，他们亲手把父亲送进了墙里。


    蔡星澜合上笔记本，看着安怀仁。他低着头，盯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那双手曾经砌过砖、下过毒，现在只是安安静静地搁在那里，什么也做不了。


    窗外的天已经快黑了，路灯亮起来，他坐在那里，像一个被掏空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