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赵鑫回到香港。


    办公室里多了一摞新杂志，是周慧芳帮他订的。


    有美国的《电影评论》，有法国的《电影手册》，有日本的《电影旬报》。


    还有几本香港大学的电影研究期刊。


    他一本一本翻过去。


    《电影评论》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八十年代好莱坞的价值观转向”。


    文章说，七十年代的好莱坞是“反英雄”的时代，《教父》里的迈克尔、《出租车司机》里的特拉维斯，都是挣扎的、迷茫的、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的人。


    但进入八十年代，风向变了。《夺宝奇兵》里的琼斯、《星球大战》里的卢克，都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信什么的人。


    观众不再想看迷茫，他们想要一种确定性的相信。


    《电影旬报》上有一篇讲日本电影的。


    文章说，日本电影在六十年代是“愤怒的时代”，大岛渚们愤怒地批判一切；


    七十年代是“虚无的时代”，观众什么都不信了；


    八十年代呢？


    还没有答案。


    他放下杂志，又拿起那本《电影手册》。


    里面有一篇访谈，受访者是特吕弗。


    记者问他：“您觉得电影最重要的是什么？”


    特吕弗说：“让观众相信，他们在看的这两小时，是真的。”


    赵鑫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上。


    让观众相信，他们在看的这两小时，是真的。


    下面又写了一句：


    信什么？


    1982年5月，凤凰木开花了。


    满树的红花，像一把巨大的伞，把食堂门口的石板遮得严严实实。


    威叔照例在树下摆那块石板。


    照例摆上那些东西，周伯的信、谭咏麟的船票、张国荣的笔记本、徐小凤的娘惹糕、邓丽君的开盘带、顾家辉的五线谱、黄沾的歌词、许鞍华的铅笔、周慧芳的报表、那瓣花的信封、陈伯的铁盒。


    还有三个橘子。


    谭咏麟又拿来一袋新橘子，比上个月那袋还大。


    “威叔，我下个月去美国。”他说，“《船票》要在纽约上映了。”


    张国荣也来了。


    他把笔记本翻开，放在石板上。


    第十二轨：铁盒。


    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是槟城阿伯寄来的。


    照片上，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张小圆桌吃饭，桌子中间，摆着那个铁盒。


    徐小凤的食盒里，换了新的娘惹糕，还有一封邓丽君的信。


    她还在永春，又录了两位老人的歌，一个九十六，一个九十二。


    顾家辉和黄沾一起走过来。


    顾家辉手里拿着那张五线谱，折痕已经快磨破了。


    “第二十三版。”他说，“新加坡那边说，可以压碟了。”


    黄沾把那瓶茅台，往石板上一顿：“老顾，这瓶酒，等《故土之心》首映那天开。”


    许鞍华走过来，手里拿着那支红蓝铅笔。


    笔杆还是那支，笔尖又削过几次，短了一截。


    “分镜写完了。”她说，“第八十二场。最后一场，是那个老人在凤凰木下等人。”


    周慧芳最后一个走过来。她手里拿着一份新的报表。


    “1982年第一季度，鑫时代出品电影一部，《船票》，成本一千二百万，亚洲票房一千八百万。还在放，还没完。”


    她把报表，放在石板上。


    赵鑫站在人群后面，听她念完。


    他走过去，蹲下来，看着石板上那些东西。


    又多了几样。


    谭咏麟的新橘子。


    槟城阿伯的新照片。


    邓丽君的信。


    许鞍华写完的分镜本。


    十八样东西了。


    十八个人的记性。


    他对着食堂的方向，喊了一嗓子。


    “过年好！”


    没人回答他。


    但所有人都笑了。


    1982年6月，赵鑫去了趟美国。


    不是去纽约看《船票》首映，是去洛杉矶，参加一个电影论坛。


    论坛的名字很长：“全球化时代的电影与价值观”。


    主办方是南加州大学，请了十几个国家的导演、制片人、学者，每人讲二十分钟。


    赵鑫是最后一个讲的。


    他上台前，把笔记本翻开，看了最后一眼。那页纸上只写着三行字：


    观众是一个公约数。


    他们信什么？


    你让他们信什么？


    他合上笔记本，走到讲台前。


    “我叫赵鑫，从香港来。”


    他停顿了一下。


    “我拍电影的时间不长，只拍过六部。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观众为什么要看电影？”


    台下安静着。


    “是为了娱乐？为了逃避？为了感动？还是为了，去确信点什么？”


    他继续说。


    “我做过一个笔记，把我能看到的电影都记下来。每一部后面都写一行字：它在说什么？谁信它说的？”


    “《教父》说，家族比法律大。意大利裔信，后来很多美国人也信。”


    “《大白鲨》说，恐惧比理性大。所有人都信，因为谁都怕被吃掉。”


    “《星球大战》说，正义比不可能大。小孩子信，大人也信，至少在看电影那两小时信。”


    “那我们的电影呢？我拍的电影呢？”


    他又停顿了一下。


    “我拍《橄榄树》，说根比漂泊深。那些漂泊的人信。”


    “我拍《民国时期的爱情》，说记忆比离散更久。那些离散的人信。”


    “我拍《槟城空屋》，说家比废墟更长。那些有家不能回的人信。”


    “这些都不是公约数。它们是分给自己的公约数，每一群人，有自己信的。”


    台下有人举手。


    “赵先生，您说的这些，和价值观有什么关系？”


    赵鑫看着他。


    “关系就是：你让他们信什么，他们就会成为什么人。”


    会场安静了。


    他继续说。


    “美国电影让全世界的人信‘小人物也能赢’。日本电影让日本人信‘樱花谢了还会开’。法国电影让法国人信‘爱情比一切大’。这些都不是真理，但它们是一群人，愿意去相信的真理。”


    “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知道自己信什么了，电影拍什么，观众都不信了，那文娱也就死了。”


    他讲完了。


    台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有人开始鼓掌。


    论坛结束后，一个白发老头走过来，递给他一张名片。


    名片上印着三个字：科波拉。


    “我叫弗朗西斯。”老头说，“我拍过《教父》。”


    赵鑫愣住了。


    科波拉笑了笑：“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年轻时也想过。后来拍着拍着，就忘了。今天听你一说，又想起来了。”


    他拍拍赵鑫的肩膀。


    “继续拍。让你那些离散的人，有家不能回的人，知道他们信的东西，还有人记得。”


    说完，他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