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我把围裙拿回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团东西。


    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还有一把钥匙。


    纸已经皱了，被油渍浸得发黄。


    我展开一张，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


    “孙老板，对不住。你店里的钱，我拿了一些，不多，就够买药的钱。你别找我了，找不着了。”


    我又展开另一张，字迹更潦草：


    “孙老板，我怕是回不去了。那围裙你扔了吧，别留着。”


    最后一张纸上，只有一行字：


    “灶王爷跟前那碗饭，是我供的。千万别让人乱动。”


    我看着那几行字，心里忽然有点不是滋味。


    老孙在旁边问：“写的啥？”


    我把纸递给他。他看了几眼，手开始抖。


    “他……他拿店里的钱干啥？买啥药？”


    我没回答，而是问他：“马建国在你这儿干了几年？”


    “三年多。”老孙的声音有点哑，“他是河南来的，一个人，没啥亲人。干活挺拼的，就是脾气不好。去年有段时间，他老请假，说身体不舒服。我还骂了他几句，说他偷懒……”


    他没说下去。


    我把围裙叠好，放回柜子里，关上柜门。


    “老孙，”我说，“你再给他打个电话。”


    老孙掏出手机，手还在抖。翻了好一会儿，找到号码，拨过去。


    响了好几声，没人接。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老孙看着我，脸色发白：“没人接。”


    我说：“再打。”


    他又打了一遍，这回有人接了。


    是个男人的声音，听着有点沙哑，像是嗓子坏了。


    “喂？”


    老孙说：“建国？是我，老孙。”


    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孙老板？你找我啥事？”


    老孙看我一眼，我说：“问他现在在哪儿。”


    老孙照着问：“你现在在哪儿呢？”


    那头又沉默了一会儿，说：“在老家呢。咋了？”


    老孙又问：“你过年咋过的？”


    那头说：“就那样呗。咋了？”


    老孙看了我一眼，我说：“问他身体咋样。”


    老孙问：“你身体咋样？”


    那头忽然笑了，笑得有点瘆人，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声音。


    “孙老板，你是不是遇上啥事儿了？”


    老孙愣了一下，说：“没有，就是问问。”


    那头又笑了，说：“你是不是觉得，你那店里不干净？”


    老孙的脸色变了，看着我。


    我接过手机，说：“马建国？”


    那头愣了一下，说：“你谁啊？”


    我说：“我是谁不重要。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留了啥东西在店里？”


    那头沉默了。


    我等了一会儿，他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沙哑，像是砂纸磨的。


    “我那围裙，还在灶台底下？”


    我说：“在。”


    他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那围裙，你扔了吧。烧了也行。”


    我说：“你为啥不自己回来拿？”


    他笑了，那笑声听着有点苦，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回不去了。”


    我愣了一下：“咋了？”


    他说：“我去年年底查出来的，肝癌，晚期。医生说没几个月了。我回老家，就是想在家里走。”


    我听着，心里忽然有点不是滋味。


    他说：“孙老板那人，脾气不好，但心眼不坏。我在他那儿干了好几年，他从来没亏待过我。走的时候跟他吵架，是我不好。那围裙……是我忘在店里的。没想到，它还在那儿。而且那碗供饭要时不时添些新米。”


    我问：“你那围裙上，有啥？”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没啥。就是我用了好几年而已，店里如果出了问题，那问题一定是出在那碗供饭上，换碗新的即可。”


    我明白了。


    灶王爷前的供饭都长毛了，灶王爷能不生气吗？灶王爷不保佑，这才有路过的小鬼在店里闹腾。


    “还有那锅里的东西，”我问，“你煮的啥？”


    他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不过是一些中药。我熬的中药。没地方熬，就在店里熬的。孙老板要是看见那锅，帮我刷了吧。没啥忌讳的。”


    我说：“行，我知道了。你好好养病。”


    他说：“谢谢。”


    我正要挂电话，他又说了一句：“孙老板那人，嘴硬心软。你跟他说，那围裙烧了就没事了。还有，灶王爷跟前那碗饭，是过年的时候我供的，一直没撤。让他撤了吧，换碗新的。”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看着老孙。


    老孙站在旁边，脸色很复杂，眼眶有点红。


    “他……他得了癌？”


    我说：“嗯。肝癌，晚期。”


    老孙低下头，不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说：“张师傅，那围裙……咋办？”


    我说：“烧了吧。烧了就没事了。”


    老孙点点头，走进厨房，从灶台底下把那围裙拽出来。他的手在抖，拽了好几下才拽出来。


    他拿着围裙走到院子里，我跟着出去。


    院子里有个铁皮桶，平时烧垃圾用的。老孙把围裙塞进桶里，掏出打火机，打了几下没打着。手抖得太厉害了。


    栓柱走过去，接过打火机，“啪”一下打着了，凑到围裙上。


    火苗舔着布，发出滋滋的响声。那围裙烧起来，冒出一股黑烟，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味儿，像烧头发的味儿，又像烧肉的味儿，闻着让人反胃。


    烧到最后，那围裙化成了一堆黑灰，风一吹，散了。


    老孙站在那儿，看着那些灰，愣了好一会儿。


    “张师傅，”他说，“我想去看看他。”


    我说：“行。他在老家，河南那边。你问问地址。”


    老孙点点头，掏出手机，又打了个电话。


    这回，电话那头，马建国的声音听着没那么沙哑了，像是松了口气。


    “孙老板，”他说，“你还来看我？”


    老孙说：“去。你把地址发给我。”


    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行。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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