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历代都是浩大工程，张墨凭借强大的中央集权和高效的动员能力，使其得以推进。


    修缮各地水渠，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北方干旱地区，修缮和新建灌溉水渠、陂塘，推广龙骨水车等先进灌溉工具，扩大水浇地面积。


    推广先进农具和耕作技术，由朝廷督造优质的铁制农具，以成本价或赊销方式提供给农民。


    鼓励推广轮作、套种、施肥等精耕细作技术，并由官府印发《农政纲要》之类的科普小册子分发各地。


    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粮食产量稳步提升，为帝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使得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在重农的同时，张墨前所未有地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这与其穿越者的视野密切相关。


    改善商贾地位，废除对商人的诸多限制和歧视性政策，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表彰纳税多的“义商”，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发展官营手工业，将原本隶属于军队的“将作院”体系扩大和规范化，成立“工部制造局”，下设军工、民用品等多个分局，集中能工巧匠，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


    不仅制造军械，也生产优质的农具、瓷器、丝绸等，并引入一定的竞争和奖励机制，鼓励技术创新。


    扶持民营作坊，降低工商业的税负，简化经商手续，提供小额贷款支持民间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特别是在丝绸、瓷器、茶叶等传统优势行业，鼓励形成产业聚集。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修葺和拓展官道，建立高效的驿站系统，保障物流畅通。疏浚大运河，使其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在各主要城市规划和建设规范的市场区域。


    规范海外贸易，在沿海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既增加关税收入，也引进海外物产和技术。虽然此时主要精力在内陆，但已为未来的海洋扩张埋下伏笔。


    这些政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城市日益繁荣，市井生活丰富多彩。中京、北都、以及江南的一些城市，逐渐成为商业繁华的大都会。


    张墨治国方略中最具特色的，便是对“格物之道”的大力推崇。


    他亲自倡导并确立格物地位，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将“格物致知”提升到与“诚意正心”同等重要的高度，宣称探究物理、改进技术同样是报效国家、服务黎民的正道。


    支持技术研发，格物院成为科技研发的中心。


    张墨根据自己的前世记忆，提出一些研究方向，如：改良冶金术、改进火药配方和爆炸效能、研究光学、探索机械原理。


    虽然很多想法短期内难以实现，但营造了一种鼓励探索和创新的氛围。


    同时他还颁布法令，保护与奖励发明。


    颁布《格物创新令》，对能工巧匠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给予重奖，并允许其享有一定期限的专营权，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专利制度”雏形。


    他还鼓励对外交流，鼓励翻译西域乃至通过商人带来的极西之地的书籍，虽然数量稀少，但打开了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


    在皇帝的大力倡导和制度激励下，大明初年掀起了一股“格物”热潮。


    虽然远未达到科技革命的程度，但许多实用的技术得到改进和推广，如火药的应用更加多样化比如用来开矿和筑路。


    农具更加精良，纺织效率提升，天文历法更为精确。更重要的是，一种重视实践、鼓励创新的种子开始在社会中播撒。


    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大明王朝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政治相对清明，官僚体系高效运转。


    经济蓬勃发展，农业连年丰收，工商业日益繁荣，国库充盈。文化教育兴盛，读书人除了经典，也开始探讨实用之学。


    科技领域萌发出新的活力，虽然缓慢但坚定地进步。军事上，军队在休整和改革后更加强大，水师建设稳步推进。


    “启泰之治”的盛世局面已初露端倪。百姓安居乐业，国力蒸蒸日上，远超周边政权。


    然而，张墨并未陶醉于眼前的成就。他清楚，挑战依然严峻：旧有的思想观念仍有强大惯性，改革会遇到阻力。


    南方的大越虽纳贡称臣，但终究是心腹之患，统一大业尚未完成。


    庞大的帝国需要更精细化的管理，防止官僚体系僵化和腐败将是一个长期课题。格物之道的推广，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深厚的人才积累。


    但无论如何，大明这艘巨轮，已经在张墨的驾驭下，驶入了正确而广阔的航道。


    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王朝的、充满了进取精神和务实色彩的新时代，正缓缓拉开大幕。


    张墨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一个传统的守成之君，而是要引领这个世界，走向一条更加辉煌、可能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京，新落成的“启泰书院”内，一场激烈的辩论正在进行。这所书院由张墨下旨兴建，意在汇聚年轻才俊，探讨经世致用之学。


    皇长子张朔，年方十六，坐在学子席中，眉头紧锁。


    他今日辩论的对手，是出身北方士族、以博闻强记著称的学子柳文渊。议题是“治国之基，在礼在法，还是在技在器？”


    柳文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礼传》有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故治国之要，首重礼制教化，使民知廉耻，守本分。


    至于工匠奇技，虽有小利，终是末流，若本末倒置，则国将不国。”


    张朔待他言毕，站起身，虽略显青涩，但语气坚定：“柳兄所言，朔不敢全然苟同。礼法固不可废，然若无‘技’与‘器’，礼何以行？法何以依？


    试问，若无坚实之路桥，陛下仁政如何通达州县？若无优良之农具，百姓饥寒交迫，又如何‘知廉耻’？


    前朝大越，空谈礼法，而民生凋敝，岂非前车之鉴？父皇常言，‘实干兴邦’，我大明欲开太平盛世，岂能轻视这兴邦之‘实学’？”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学子：“格物之学，并非奇技淫巧。改良农具，可使亩产倍增；精研医药，可活人无数；究天文地理，可避灾祸。


    此乃真正的‘利后嗣’。我认为，礼法为体，格物为用，二者当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