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冽的东北季风卷过厦门湾，吹动着海面上如林般的桅杆，发出呜呜的声响，仿佛无数号角在低沉地呜咽。这里不再是往日那个商贾云集、市舶喧嚣的繁华贸易中心，而是已然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充满肃杀之气的海上兵营和军事堡垒。


    金门与厦门，这两座如同门神般扼守闽南海疆的岛屿，成为了郑成功焚衣明志、誓师抗清后最初的立足之地，也是他梦想着“恢复中原”的起点。


    与乃父郑芝龙那种松散结合、亦商亦盗的海上帝国模式截然不同，郑成功从一开始，就试图在这里打造一支全新的力量——一支纪律严明、信仰坚定、兼具强大战斗力和高度组织性的海上军团。


    站在厦门岛最高处的望台上，郑成功身披一袭猩红色的斗篷，内着锃亮的鱼鳞甲，手按剑柄，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他麾下的舰队。海风将他额前的发丝吹乱，却吹不散他眉宇间那股与年龄不符的沉毅与决绝。


    眼前的景象，足以让任何对手心惊。港湾内，各式战船鳞次栉比，规模虽暂不及郑芝龙全盛时期，却透着一股截然不同的精气神。


    高大的福船、广船经过加固改造，船首包铁，形同巨兽；灵活的快哨船、艍船如同环绕巨兽的鲨群，穿梭不息；甚至还有几艘俘获或仿造的西式夹板船（盖伦船），黑洞洞的炮口从舷窗探出，散发着冷硬的威慑力。


    每艘主桅上，都高高飘扬着红底金字的“郑”字大旗，以及象征大明正统的日月旗。


    但这支力量的核心，并非仅仅是船只的数量和火炮的多寡。


    “呜——呜——呜——”低沉的海螺号响起，那是操练的信号。


    只见各船水手如同精密的机器零件般迅速就位，升帆、转舵、编队，动作整齐划一，效率极高，全然不见普通明军水师或海盗团伙那种散漫拖沓。


    岸上，新设立的演武场上，杀声震天。一队队新募的士兵，在教官（其中不乏重金聘请的葡萄牙、日本佣兵）的指导下，刻苦操练着刀法、枪阵，乃至西式的**排射和炮术。纪律严酷到不近人情，懈怠者鞭笞，违令者斩首。


    郑成功深知，唯有如此铁血锤炼，才能将这些来自**、成分复杂（渔民、农民、溃兵、甚至反正的清军）的乌合之众，锻造成一支可用的铁军。


    “国姓爷，水师左镇施琅将军报，今日巡航，于围头洋遭遇小股清军哨船，已将其击沉，俘获十余人。”


    一名年轻的传令兵飞奔上望台，单膝跪地，声音洪亮地禀报。


    郑成功微微颔首，脸上并无喜色：


    “俘虏严加看管，审讯清军沿海布防情报。告诫施琅，勿要贪功冒进，眼下以巩固金厦、练兵蓄锐为上。”


    “是！”


    又一名文官模样的人上前：


    “禀国姓爷，‘仁’、‘义’、‘礼’、‘智’、‘信’五商行总管事求见，呈报本月粮饷、**、铁料采买清单及各处贸易款项收支。”


    “让他们去忠臣堂等候。”郑成功道。


    这便是他与父亲另一大不同之处。郑芝龙的商业网络虽庞大，但更多依赖于个人威望和江湖规则，松散而充满灰色地带。而郑成功，则将其系统化、组织化，甚至赋予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他设立了著名的“山海五商”系统。以“仁、义、礼、智、信”为号，在金、厦两地设立五大商行，总理对外贸易和军需采购。


    “金”行负责与日本、琉球贸易，主要换取铜铅、倭刀、盔甲和至关重要的白银；“木”行负责与东南亚（暹罗、吕宋、咬溜吧）贸易，采购粮食、木材、硝石、硫磺等战略物资；“水”行负责与葡萄牙人（主要通过澳门）、西班牙人（通过吕宋）接触，购买西洋火炮、火绳枪、自鸣钟（用于馈赠和计时）乃至雇佣技术人员；“火”行则专门负责与内陆地区的秘密贸易，通过种种渠道，从清控区甚至更远的地方收购生丝、瓷器、茶叶，作为出口的主要商品；“土”行则统筹各港口的仓储、物流和税收。


    这套体系犹如一个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的心脏，源源不断地将海外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转化为军队所需的粮饷、武器和给养。它既是商业组织，也是军事后勤部门，更是情报收集站。各商行的管事，不仅要是精明的商人，更必须是忠诚可靠的“自己人”，其中不少是郑成功的族亲、同学或早年追随他的心腹。


    处理完军务和商务，郑成功并未休息，而是在亲兵护卫下，来到了岛上的“储贤馆”。这里是他招揽四方人才的地方，不仅有通晓火器、历算、医术的西洋传教士（如后来为他造炮的雷约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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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水战的沿海豪杰，更有大量因不满清廷剃发令而南逃的文人学士、明朝旧吏。


    他一出现，馆内众人纷纷起身行礼。郑成功恭敬地回礼，与几位年长的儒生亲切交谈，询问他们对时局的看法，甚至请教治国用兵之道。


    他深知，要成就大业，光有武力远远不够，还需“礼贤下士”，凝聚人心，尤其是在**上获得这些士大夫的认可，才能赋予他的政权更多的合法性。他给予这些文人极高的礼遇和虚职，让他们修纂历法、起草文书、教育子弟、宣扬忠义，有效地构建起一个微型王朝的雏形。


    这一切，都需要巨量的金钱来维持。军队的饷银、武器的购置、官员的俸禄、人才的供养……每一天的消耗都是天文数字。


    郑成功的压力巨大。他几乎是不择手段地开辟财源：严厉征收沿海贸易税，甚至对过往商船实行“十一抽饷”（比其父更加苛刻）；派遣舰队拦截通往清廷控制区的商船；向澳门葡萄牙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以“资助反清复明”的名义提供低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甚至默许部下对某些不合作的村镇进行“征粮”……


    他的手段有时显得酷烈，与他对军队的严苛纪律和对士人的谦恭礼让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正是他处境艰难的体现：他必须以有限的资源，支撑起一个远超其负荷的宏大梦想。


    夜幕降临，厦门岛并未沉寂。造船工坊里依然炉火通红，锤声叮当；巡逻的战船灯火星星点点，如同移动的星座；忠臣堂内，依然灯火通明，郑成功常常与核心幕僚议事至深夜。


    他站在营帐外，望着北方漆黑的大陆，那里是他的国仇家恨所在，也是他梦想挥师北伐的目标。他知道，脚下的金厦基地，是他唯一的凭依。这里凝聚着他的心血，承载着他的希望，也透支着他的未来。


    一支全新的、打着鲜明忠义旗号、组织严密、亦军亦商的海上力量，正在这东南一隅顽强地生长起来。


    它既不同于腐朽的明军，也不同于野蛮的清军，更不同于混乱的海盗。它是郑成功独特的创造，是时代逼仄的裂缝中开出的异卉，其芬芳与荆棘，都将深刻地影响接下来的历史走向。


    海风吹动他猩红的斗篷，猎猎作响。龙吟之声，已渐清晰。下一波浪潮，将指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