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若霖的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目光落在金可贞泛红的眼底。她很清楚，翻案的难度远超苏曼的离婚案——这是一桩沉寂四年的旧案，证据可能早已湮灭，证人或离世、或被收买，更牵扯金家与日方势力，每一步都可能踏入深渊。


    但看着金可贞眼中那四年未熄的冤屈火焰，她还是缓缓开口：“翻案可以，但我们得按‘证据链重建’的思路来，一步都不能错。”


    她起身从文件柜里抽出一本新的案卷册，用钢笔在封面上写下“金可贞案”四个字，笔尖顿了顿，又添上“民国十八年·藤野恒川死亡案”的标注。


    “首先要解决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当年案发现场的‘黑暗五分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那把枪是谁塞到你手里的？第三，金言和日方为什么要让你顶罪？”


    江若霖翻开案卷册，第一页画上清晰的思维导图：“我们得从‘人’和‘物’两个维度入手。人的维度，先梳理当年在场的所有人——金言、陆夫人、刘伯、金正明、那个日本军官，还有你。物的维度，关键是两把枪、现场的水晶灯线路、藤野恒川的尸检报告，以及可能存在的目击证人证词。”


    郑木兰擦了擦眼泪，突然想起什么：“我记得金家当年有个老园丁，姓赵，他儿子跟我哥是同学，听说他那天在书房外的花坛修剪枝叶，说不定看到了什么！后来金家出事后，他就辞职回了苏州乡下，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


    江若霖立刻在“潜在证人”一栏写下“赵园丁（苏州）”，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这是重要线索。木兰，你明天就托你父亲的关系查赵园丁的下落，务必确认他的住址和联系方式，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先以‘旧友探访’的名义接触，避免让金家察觉。”


    她转头看向金可贞，语气严肃：“你需要回忆当年的每一个细节，哪怕是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灯黑之前，藤野恒川和金言站在什么位置？那个日本军官的手一直放在哪里？刘伯和陆夫人冲进书房时，谁先谁后？”


    金可贞闭上眼睛，四年的记忆碎片在脑海中翻涌。“灯黑前，藤野叔叔站在书桌左侧，金言在右侧，两人隔着一张红木书桌。那个日本军官靠在门框上，右手一直插在军靴侧面——后来我才知道，那里通常会藏备用手枪。陆夫人是跟着刘伯进来的，她进来时还拉着金正明的手，脸色很白。”


    “军靴藏枪”“陆夫人拉着金正明”，江若霖迅速将这两个细节记下，又问：“那把塞到你手里的枪，手感是什么样的？重不重？有没有特别的标记，比如划痕或者刻字？”


    “很重，金属外壳冰凉，握把处有防滑纹，好像……好像刻着一个小小的‘金’字。”金可贞的眉头皱紧，“当时太慌了，我只记得这些，后来枪被刘伯收走，再也没见过。”


    江若霖的眼睛亮了亮：“刻着‘金’字，说明这把枪很可能是金言的私人配枪，不是军用制式武器。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可以从金家当年的枪械来源查起，比如是从哪个洋行购买的，有没有登记记录。”


    她突然想起王启，那个神秘的隆计保险老板，似乎在上海滩有着复杂的人脉。“王启那边或许能帮上忙。”江若霖沉吟道，“他认识工部局的人，说不定能查到当年的尸检报告和枪械登记档案。不过，我们不能直接告诉他你的身份，得找个合理的借口，比如‘协助调查一桩旧案的保险理赔纠纷’。”


    第二天一早，江若霖带着助理去了工部局档案处。档案处的老周是刘律的旧识，看到江若霖递来的名片，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江律师，民国十八年的案子，档案都存放在地下库房，而且涉及外籍人士死亡，当时是日方和工部局联合调查的，档案可能被封存了，不是那么好调的。”


    江若霖早有准备，从公文包里拿出提前拟好的“档案查阅申请”，上面详细说明了“因协助当事人处理旧案相关权益纠纷，需调取历史案卷作为参考”，还附上了律师公会出具的临时证明。


    “周老，我知道这不合规矩，但当事人的冤屈压了四年，就想求个真相。”她语气诚恳，“我保证只在档案室里看，不拍照、不复印，看完立刻归还，绝不给您添麻烦。”


    老周盯着申请看了半晌，又瞥了眼江若霖眼底的红血丝——显然是为了案子熬了不少夜，突然话锋一转，嘴角勾起抹笑：“罢了罢了，谁让你是刘昱那老东西的徒弟？他前阵子还跟我念叨，说你跟他年轻时一样认死理。这次卖他个面子，带你进去，地下库房潮，记得戴手套，别碰坏了档案。”


    他收起申请，起身拿钥匙时不忘打趣：“不过你可得跟刘律说，这人情他得还——上次他欠我的那顿杏花楼的酒，可还没兑现呢，这次得让他多点两碟醉蟹！”


    江若霖连忙应下：“一定一定，我回去就跟师父提，让他尽快约您。”


    跟着老周往地下库房走时，助理悄悄凑到江若霖耳边：“刘律不是不赞成您接这案子吗？怎么老周还卖他面子？”


    江若霖脚步顿了顿，心里也犯嘀咕——刘律嘴上冷硬，或许在她不知道的地方，还是留了些余地。但此刻没时间细想，她只轻轻摇了摇头，示意助理别多问。


    地下库房弥漫着潮湿的霉味，一排排铁柜上积满了灰尘。老周翻找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从一个标着“民国十八年·涉外案件”的铁柜里，抽出一叠泛黄的案卷。


    “就是这个了，藤野恒川死亡案。”


    江若霖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翻开案卷。


    里面的记录比她想象中更简略：尸检报告显示，藤野恒川身中一枪，子弹从左胸射入，贯穿心脏，当场死亡；现场勘查记录提到“在死者身旁发现一把刻有‘金’字的手枪，指纹显示为金可贞所有”；日方的调查报告则直接认定“金可贞因家庭矛盾与藤野恒川发生争执，蓄意杀人”。


    “不对劲。”江若霖的手指停在尸检报告的“子弹型号”一栏，“报告里写的是‘7.62mm军用子弹’，但金可贞说那把枪刻着‘金’字，很可能是私人购买的民用手枪，民用手枪通常用的是9mm子弹，很少有7.62mm的。这说明，打死藤野恒川的，可能不是金可贞手里的那把枪！”


    老周凑过来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当年负责尸检的是法国医生，应该不会出错。不过日方当时坚持认定是金可贞干的，工部局也不想得罪日方，就没深究这个矛盾。”


    江若霖的心沉了下去——这更加印证了她的猜测，当年的案子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栽赃。


    可为什么要栽赃给一个孩子呢？


    她快速浏览案卷，试图找到更多线索，突然，一份“证人名单”引起了她的注意，上面除了金家的人，还有一个名字：“佐藤一郎”，身份标注为“日本商社职员，案发时在金家客厅”。


    “佐藤一郎是谁？”江若霖问老周。


    老周想了想：“好像是当年跟藤野恒川一起来的日本商人，后来听说回了日本。不过前两年有消息说，他又回上海了，在虹口区开了一家小酒馆。”


    江若霖立刻记下佐藤一郎的名字和酒馆地址，心里有了新的计划。离开工部局后，她让阿康去查金家当年的枪械购买记录，重点盯英国、美国洋行的登记信息，自己则直奔隆计保险找王启。


    王启的办公室比上次更显忙碌，墙上挂着最新的航运保险地图，桌上堆着厚厚的保单。


    看到江若霖进来，他放下手中的钢笔，语气平静：“江律师找我，是为了金可贞的事？”


    江若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王启早已知道内情。


    “你怎么……”


    “金可贞的事，我略知一二。”王启起身给她倒了杯茶，“当年就听说过金家的案子，早年间，在金家也当过佣工，搬货而已……你想查什么？”


    江若霖来不及细问王启的过往，她现在一心都在这个案子上。


    “我需要查佐藤一郎的背景，还有当年日方参与调查的那个军官的身份。”江若霖直言不讳，“另外，金家当年的航运业务，是不是跟日方有秘密合作？比如运输违禁物资。”


    王启的眼神暗了暗：“佐藤一郎确实在虹口区开了家酒馆，名叫‘樱花屋’，小生意。那个军官名叫松井四郎，现在是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的负责人。至于金家的航运合作……我怀疑他们当年运输的是军用物资，给东北的日军提供补给。”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江若霖：“这是我查到的金家民国十八年的航运记录，有几趟航线很可疑，从上海出发，目的地是大连，却没有登记货物名称，而且船期都在深夜，很可能是在运输军火。藤野恒川反对这种合作，所以才被灭口。”


    江若霖接过文件，手指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航线记录，心里的拼图渐渐完整。


    “这么说，金言为了跟日方合作，不惜杀害藤野恒川，还让金可贞顶罪？”


    “不一定，虎毒不食子，金言认回这个儿子总不能是当时就想到几年后要他顶罪吧？”王启也在思考，“倒是松井四郎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控制金家，让金可贞顶罪，既铲除了藤野恒川这个障碍，又能以此要挟金言，让他彻底听命于日方。”


    离开隆计保险后，江若霖直接去了虹口区的“樱花屋”。


    酒馆里弥漫着劣质清酒的味道，几个穿着和服的日本女人坐在角落，用生硬的中文跟客人**。


    佐藤一郎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脸上带着一道刀疤，正坐在吧台后擦拭酒杯。


    “我是律师江若霖，想跟你聊民国十八年金家的事。”江若霖在吧台前坐下，刻意让语气听起来平淡。


    佐藤一郎的手顿了一下，眼神瞬间冷了下来：“我不知道什么金家，你找错人了。”


    “你认识藤野恒川。”江若霖拿出一张翻拍的旧照片——是郑木兰从家里相册里找到的，照片上藤野恒川和佐藤一郎站在金家花园里，身后是年幼的金可贞，“当年你在客厅，听到了藤野先生和金言的争吵，也看到了松井四郎做的事，对吗？”


    佐藤一郎的脸色变得难看，伸手就要去摸腰间的匕首，却被及时赶来的助理按住手腕。


    江若霖趁机凑近，声音压得很低：“松井四郎现在自顾不暇，东北的战事让他在军部的地位岌岌可危。你当年帮他隐瞒真相，现在他还会护着你吗？如果我把你跟金家案的关系告诉军部，你觉得你还有活路吗？”


    这句话戳中了佐藤一郎的软肋。


    他的身体颤抖了一下，沉默许久，终于开口：“当年……藤野先生反对金言运输军火，他家又是贵族，很有影响力，藤野总宣传反战什么的，还写书，引起很多人不满。我只知道，松井四郎想杀他灭口，至于怎么做，我又不在现场，我也不清楚。我唯一接到的命令是弄坏保险丝，当时断电……是我做的……”


    他又赶紧补了一句：“弄断电，这不犯法吧！”


    江若霖悄悄按下录音笔，也不回应他的问题，只是追问：“金家运输的军火，是给东北日军的？”


    “是。”佐藤一郎的声音带着悔恨，“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拿一个小孩顶罪。反正我知道的就这些，但人也不一定是松井先生杀的，既然都拿小孩顶罪了，说不定就是金家那个人自己做的呢。反正不是我……”


    离开酒馆时，巷口传来日军巡逻的脚步声，江若霖拉着助理躲进旁边的杂物间，直到巡逻队走远才敢出来。


    回到事务所，江若霖立刻让助理将录音整理成文字。


    与此同时，郑木兰拿着电报跑进来，喘着气：“联系上了！赵、赵园丁、在、在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