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石阶被夜雨浸得发亮，清晨的风裹着深秋的寒意，吹得江若霖手里的证据清单边角微微发卷。


    她站在法院门口，拄着拐杖。


    手术很成功，但她的左腿暂时不良于行。理论上她应该在医院多修养几日，可是开庭时间到了，她别无选择。


    远处，金可贞走来——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旧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比初见时又瘦了些，身上上上下下都缠着纱布，看着都吓人。


    他手里依旧攥着那个装着藤野恒川玉佩的布包，指尖因为用力而泛出青白，指节处还沾着扶着墙赶过来蹭的灰。


    “江律师，”小元爷走到她面前，勾起一个笑，“你的腿还行不？”


    江若霖笑笑：“你行我就行啊！”


    两个人看着彼此身上的大伤小伤，反而笑起来，也不知道在笑什么，就是无端发笑。


    小元爷笑出眼泪：“昨天金言派人来，说……只要我撤案，他愿意给我一大笔钱，让我去南洋，永远不回上海。你别说，我还真想过，干脆敲他一笔钱，付了咱们的医药费……”


    江若霖挑眉，目光落在他空荡荡的手腕上——没有手表，就连个像样的袖扣都没有，却拒绝了能让他后半辈子衣食无忧的钱。


    “你怎么说？要了多少钱啊？记得加上营养费！”


    “没要到。”金可贞抬起头，眼底有细碎的光，笑得人都发颤，“我说了十个亿，他给不起了哈哈哈哈……”


    江若霖扬了扬手上的证据：“哈哈，今天要是打赢了，说不定你真能敲他十个亿！”


    话音刚落，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缓缓停在旁边，车身擦过石阶时溅起一点水花，精准地避开了金言那双锃亮的牛津鞋。


    车窗降下，露出金言那张刻着商人精明的脸——他穿着米兰定制的深灰色西装，领带是松井四郎上个月送的真丝款，手里的象牙手杖顶端镶嵌着细碎的蓝宝石，杖身还刻着小小的“松井”二字，是去年金家与日方签下百万航运合同的“纪念礼”。


    “可贞，”金言的声音没有温度，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像在和供应商谈价，“最后问你一次，撤不撤案？江律师那边，我可以出双倍律师费，就当……补偿你们这段时间的……”


    他看见小元爷的伤口，皱了皱眉头，没有继续说。


    小元爷也没说话，只是往后退了一步，肩膀轻轻撞了撞江若霖的胳膊，像找到了一点支撑。


    江若霖迎上金言的目光，语气平静却字字戳中要害：“金先生，可贞不是您用来平衡生意的筹码。四年前您花重金保他出来，不是心疼他在牢里受苦，是不愿金家传出‘少爷杀了日本友人’的丑闻——那会让松井四郎觉得您连自家事都摆不平，影响金家的航运合作。现在您让他撤案，也不是怕他受审，是怕庭审牵扯出太多旧事，耽误您下个月和日方的新船期，对吗？”


    金言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手指在象牙手杖上快速摩挲着——那是他盘算出价、权衡利弊时的习惯性动作，当年和松井谈军火运输分成时，他也是这样摩挲着手杖。


    “江律师，我不跟你绕弯子。”他压低声音，车窗几乎要完全合上，“我跟松井的新合同，下个月就要签，是往东北运‘机械零件’的，利润比往年高三成。要是这案子闹大，松井肯定会找借口撤资，金家这一船货的损失，够你办十年律师事务所！”


    “‘机械零件’？”江若霖捕捉到关键词，眼神冷了几分，“是上个月码头工人说的，深夜装卸的、沉得压弯跳板的‘零件’？”


    金言的眼神闪了闪，没接话，只是狠狠瞪了金可贞一眼：“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爹，就别再折腾！真等日本人动怒，别说你，连我都保不住你——不是我不想保，是保你要砸了金家的饭碗，不值得！”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狠狠扎在金可贞心上。


    他攥着布包的手猛地收紧，玉佩硌得掌心发疼：“你从来没问过我这四年怎么过的。我在街头睡过破庙，被小混混抢过钱，靠给人算命填肚子……您只在乎您的船期，您的利润，您的‘不值得’里，从来没有我。”


    金言的脸色更难看了，他瞪了两人一眼：“你自己看看你们两个样子！我这是给你们机会保命！这次是伤，下次就……”


    他还没说完，法院门口的法警已经走了过来，示意他们尽快入场。


    他狠狠剜了金可贞一眼，推开车门：“我去旁听，要是庭审上敢提半个‘运输’‘零件’的字，你就等着自己扛！”


    法庭内的气氛比预想中更压抑。


    审判长坐在正中央，头顶的吊灯蒙着一层灰，光线昏暗得像金家老宅的书房。


    公诉人陈默坐在对面，面前摊着厚厚的案卷，封皮上还贴着当年工部局的印章——他是上海检察署出了名的“铁面公诉人”，经手的案子里，连□□大佬都能定罪，此刻正用钢笔尖轻轻敲着案卷，目光时不时扫向金言，像是在确认“金主”的底线。


    旁听席上，金言坐在第一排，身边只有老管家，手里的手杖斜靠在椅边，却没闲着——他每隔五分钟就抬腕看一次手表，表盘是瑞士定制的，指针精准地指向“上午八点五十五分”，离他和码头调度的对接会还有三个小时。


    他没看被告席上的金可贞，反而一直盯着公诉人手里的案卷，像是在检查“剧本”有没有偏离。


    上午九点整，审判长敲响法槌，金属撞击声在寂静的法庭里格外刺耳：“民国二十二年金可贞涉嫌故意杀人再审案，现在开庭！传被告人金可贞到庭！”


    金可贞走到被告人席，转身面向审判长时，江若霖清楚地看到，金言只是微微坐直了身体，手却依旧搭在手表上——他更关心的是庭审会不会按时结束，能不能赶上下午的对接会，而不是儿子站在被告人席上会不会害怕。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审判长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带着一丝疲惫。


    陈默站起身，翻开案卷，声音沉稳得像在念生意合同：“民国十八年十月十七日晚，被告人金可贞在金家书房，因家庭纠纷与日本籍人士藤野恒川发生争执，持金言所有的‘金’字纹手枪，近距离射击藤野恒川左胸，致其当场死亡。案发后，金可贞由金言保释，后脱离监管。本案有现场指纹（被告人指纹）、金言证词（证实被告人与被害人有争执）、工部局当年勘查记录为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人金可贞构成故意杀人罪。”


    陈默坐下时，特意朝金言点了点头，像是在说“按您的要求来的”。


    审判长转向江若霖：“辩方律师，针对起诉书内容，你有何异议？”


    江若霖站起身，拄着拐，但步伐坚定。


    她走到证据展示台旁，先将一张泛黄的照片投影在幕布上——那是民国十八年的金可贞，十五岁的少年穿着不合身的学生装，站在藤野恒川身边，比藤野矮了大半个头，眼神怯生生的，连笑都带着拘谨。


    “审判长，各位法官，”她的声音清晰而坚定，“首先，请大家看这张照片——案发时，金可贞只有十五岁，身高不足一米六，体重不到九十斤，从未接触过任何枪械。公诉人说他‘近距离射击藤野恒川左胸’，可藤野先生身高一米八，左胸位置比金可贞的肩膀还高十厘米，一个连枪都握不稳的少年，如何能在混乱中精准击中这个位置？这不符合人体力学常识，更不符合一个从未有过暴力行为的少年的行为逻辑。”


    陈默立刻反驳：“辩方律师混淆概念！身高差异不代表无法射击，况且被告人当时处于激动状态，可能存在偶然击中的情况。”


    “偶然？”江若霖拿出一份折叠整齐的鉴定报告，递到法官席，纸张边缘因为反复翻阅而有些磨损，“请各位法官查阅这份由前工部局法医、法国医生皮埃尔出具的补充鉴定报告——报告明确指出，藤野先生体内的子弹为7.62mm口径，而当年所谓‘作案工具’，即金言先生的‘金’字纹手枪，经上海最大的枪械行‘万国枪行’鉴定，只能适配9mm民用子弹，根本无法发射7.62mm子弹！这就意味着，杀死藤野先生的，绝不是金可贞手里的那把枪，他连最基本的作案工具都不具备！”


    法庭内瞬间响起一阵议论声，有人甚至拿出报纸对照着小声讨论。


    金言的身体微微前倾，眼神里闪过的不是“儿子可能清白”的释然，而是“没牵扯到枪械来源”的放松——那把“金”字纹手枪是他从英国洋行买的，要是被追问“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很容易扯出他当年为了讨好松井，从日方手里买过同款手枪的旧事。


    审判长敲了敲法槌：“肃静！公诉人，针对辩方提出的子弹口径问题，你有何解释？”


    陈默的脸色有些难看，他翻出当年的案卷，手指在纸页上快速滑动：“当年的勘查记录只提到‘现场查获手枪一把，留有被告人指纹’，并未详细记录子弹口径——可能是当年的疏漏，但指纹足以证明被告人接触过作案工具！”


    “接触过，不代表使用过。”江若霖拿出一份打印好的证词，上面还沾着些许油墨味，“请传证人佐藤一郎到庭。”


    佐藤一郎走进法庭时，双手有些发抖，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西装，领口处还沾着饭粒，显然是临时被通知出庭。


    他走到证人席，对着圣经宣誓时，声音都在发颤。


    江若霖走到他面前，放缓了语气：“佐藤先生，民国十八年十月十七日晚，你在金家做了什么？”


    “我、我只是弄坏了金家书房的保险丝。”佐藤一郎的声音带着后怕，眼神时不时瞟向旁听席角落——那里坐着两个穿黑色风衣的男人，是松井派来的监视者，“断电后，我在客厅听到书房里有争吵声，然后是两声枪响。大概五分钟后，灯亮了，我看到金可贞少爷手里拿着一把枪，脸色惨白，像是被吓坏了——松井四郎当时跟我说，‘别多问，有人会顶罪’，还说‘金言要是聪明，就知道该怎么选’。”


    “‘该怎么选’，指的是什么？”江若霖追问。


    佐藤一郎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他看了眼金言，又快速低下头：“我不知道……”


    江若霖忍不住拿着拐杖敲地：“什么不知道，你之前明明说……”


    她话没完就被法官打断：“禁止威胁作证人！”


    金言倒是在旁听位置开了口，的声音有些发紧，“佐藤先生，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我跟松井的合作，都是正当生意……你不知道，就不该乱说。”


    审判长敲了敲法槌：“旁听人员保持肃静！证人继续陈述！”


    佐藤一郎吓得不敢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点头：“是……是我记错了，我只是听松井那么说，具体的我不知道……”


    江若霖没有再逼问——她知道，再追问下去，金言肯定会当庭翻脸，反而不利于庭审推进。


    她按下录音笔，里面传来松井四郎的声音：“当年让佐藤弄断保险丝，就是为了制造混乱，把枪塞给金家那个私生子——金言要保儿子，就只能跟我们合作运输，这叫‘绑住他的手’。”


    录音播放完毕，法庭内一片寂静，连钢笔掉落的声音都听得见。


    金言的手死死攥着手杖，指节泛白，杖顶的蓝宝石都快被他捏碎了——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松井的录音里提到了“运输”，虽然没明说是什么，但法官肯定会起疑心。


    江若霖转向法官席，刻意避开了“运输”的话题，只聚焦在金可贞的清白上，倒不是她怕了，但是之前这样的追杀，她不想再发生第二次，至少，不想连累周围人。


    “审判长，各位法官，无论是子弹口径的矛盾，还是证人的证词、松井四郎的录音，都足以证明：金可贞手里的枪不是杀人工具，他拿着枪，是被人设计的。当年的指纹，是被塞枪时留下的；所谓的‘争执’，只是金言先生与藤野先生就‘生意方向’产生的分歧，与金可贞无关。”


    她又拿出一份密封的文件，递给法官：“这是赵园丁的书面证词，老人家因风寒病重无法出庭，但他在证词里明确提到，案发时金可贞一直站在书桌侧面，与藤野先生同侧；第一声枪响后，金可贞‘吓得蹲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一个主动杀人的凶手，会在枪响后吓得蹲下吗？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会有如此冷静的心智，在杀人后还能留下‘完美指纹’，却连自己手里的枪用什么口径子弹都不知道吗？”


    陈默还想反驳，却被审判长抬手制止：“公诉人，辩方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从作案工具、作案能力到作案行为，均能排除被告人金可贞的作案可能。你方是否还有新的证据提交？”


    陈默翻遍案卷，最终摇了摇头，声音比之前低了些：“暂无新证据。但是，枪上有他的指纹是事实！至少证明他拿过枪，那他就有嫌疑。”


    金可贞激动起来，他抬起头，目光扫过旁听席，最后落在金言身上，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审判长，我没有杀藤野叔叔！他是我小时候唯一对我好的人，会给我带日本的糖，教我写字，还说我以后能当读书人。那天晚上，灯黑后，是有人把枪塞进我手里，我吓得不敢动，直到灯亮了，我才看到藤野叔叔躺在地上……”


    他顿了顿，眼泪终于掉了下来，砸在被告席的木扶手上，“我爹花了很多钱把我保出来，让我离开上海，我知道他是为了金家的生意，为了他跟日本人的合作。但这四年，我每天都在想，要是藤野叔叔还在，他肯定不希望我背着‘杀人犯’的名字活下去……”


    陈默抓住了他话里的漏洞：“你说枪是别人塞给你的？谁能证明？”


    金可贞愣了，江若霖马上说道：“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在的证据已经证明了他不可能杀害藤野先生！”


    陈默据理力争：“可还是无法解释枪是哪来的？这就说明他自己捡了枪，那他捡枪干什么？”


    这时，有人从旁观席站了出来：“我能证明！我能证明，枪是别人塞给他的……”


    金言愣住了，因为站出来的是他的另一个儿子——金正明。


    金正明长大了，现在人比金可贞还要高半个头，他穿着考究，站得笔直。


    金正明回避了金言的目光，一字一顿：“那把枪……是我塞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