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甲午年）


    这年春天，正月的时候，突厥颉利可汗去世啦，按照他们的习俗，把尸体给焚烧后安葬咯。同月辛丑日，行军总管张士贵去征讨东、西王洞造反的獠人，顺利平定了这场叛乱。


    当时呢，皇帝想派大臣们去各个地方做黜陟大使，可一时没找到合适人选。李靖就推荐了魏征，结果皇帝说：“魏征这哥们老是提醒我别犯错，我一天都离不开他在身边呐。”最后就让李靖和太常卿萧瑀等一共十三个人，分别去各地巡查。任务就是看看当地官员行不行，问问老百姓过得咋样，对老年人客气点，救济救济穷苦人，提拔提拔那些被埋没的人才，让这些使者到的地方，就跟皇帝亲自去了一样。


    到了三月庚辰日，皇帝跑去九成宫玩耍。


    夏天五月，初一那天，出现日食啦。


    这之前，吐谷浑可汗伏允派使者来进贡，使者还没回去呢，他们就跑去鄯州大肆抢掠一番。皇帝派人去责备他们，还征召伏允入朝，伏允说自己生病来不了，又给儿子尊王求娶唐朝公主。皇帝答应了，让尊王亲自来迎亲，结果尊王也不来，这下皇帝就怒了，直接拒绝了这门婚事。伏允还没完，又派兵去攻打兰、廓二州。这伏允年纪大了，光听他手下天柱王的主意，老是来侵犯唐朝边境，还抓了唐朝使者赵德楷。皇帝派使者去劝了十来回，甚至把使者拉到殿前，亲自跟他说这么做的后果，可伏允就是死不悔改。没办法，六月的时候，就派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当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当赤水道行军总管，带着边境的兵，还有契苾、党项的人去攻打吐谷浑。


    秋天七月，山东、河南、淮河到海边这一片发大水啦。


    皇帝好几次请太上皇去九成宫避暑，太上皇因为隋文帝在那儿去世，心里膈应，就不愿意去。到了冬天十月，开始修建大明宫，想着给太上皇夏天避暑用。结果还没修好呢，太上皇就生病卧床了，最后也没住进去。


    辛丑日，段志玄去攻打吐谷浑，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追出去八百多里地，都到离青海三十多里的地方了，吐谷浑人赶紧赶着马跑了。


    甲子日，皇帝回到京城。


    右仆射李靖因为生病，请求辞职，皇帝答应了。十一月辛未日，封李靖为特进，爵位不变，俸禄赏赐、手下的吏卒啥的都照旧，等他病稍微好点，隔个两三天就去门下省、中书省参与处理政事。


    甲申日，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派使者来进贡，顺便还想求娶唐朝公主。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边，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强大，到处吞并其他国家，地盘可大了，能打仗的士兵有几十万，但之前一直没跟咱大唐来往过。他们的王叫“赞普”，习俗里不讲姓氏，王族都叫“论”，当官的贵族都叫“尚”。这弃宗弄赞很有勇有谋，周围的国家都怕他。皇帝就派使者冯德遐去安抚慰问他们。


    丁亥日，吐谷浑又来攻打凉州。己丑日，皇帝下诏，要大规模征讨吐谷浑。皇帝想让李靖挂帅，但又觉得他年纪大了，不忍心让他太操劳。李靖听说后，主动请战，皇帝那叫一个开心。十二月辛丑日，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指挥各路军队。还让兵部尚书侯君集当积石道、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当鄯善道、凉州都督李大亮当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彦当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当盐泽道行军总管，带着突厥、契苾的军队一起去打吐谷浑。


    还有个事儿，皇帝要聘隋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当充华，诏书都发出去了，册封使者都准备出发了，魏征听说这姑娘之前许配给了一个叫陆爽的读书人，赶紧上表劝谏。皇帝知道后，吓了一跳，亲自写诏书狠狠责备自己，还下令停止册封使者。房玄龄等人上奏说：“说许配给陆氏，也没明确证据，这大礼都要办了，可不能半途而废啊。”陆爽自己也上表说一开始就没这回事。皇帝就问魏征：“大臣们可能是想迎合我，可陆爽自己也这么说，为啥呢？”魏征回答：“他觉得陛下表面上放过他，暗地里可能给他使绊子，所以不得不这么说呗。”皇帝笑着说：“看来外人对我的信任还没到那份上啊！”


    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奏说：“修洛阳宫，老百姓累得够呛；收地租，收得太多了；现在流行高发型，都是宫里带的头。”皇帝一听就火了，跟房玄龄他们说：“这皇甫德参是想让国家一个人都不役使，一粒粮食都不收，宫里人都剃光头，他才满意是吧！”打算治他个诽谤罪。魏征赶忙劝道：“贾谊当年给汉文帝上书，还说‘有一件事可为痛哭，有两件事可为流涕’呢。自古以来，上书要是不激烈点，根本打动不了皇上的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希望陛下好好考虑。”皇帝说：“我要是治了这人的罪，以后谁还敢说话呀？”于是赐给皇甫德参二十匹绢。过了几天，魏征又上奏说：“陛下最近不太爱听直言了，就算勉强忍着，也不像以前那么豁达了。”皇帝听了，不但没生气，反而给了皇甫德参更多赏赐，还封他做监察御史。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中书舍人高季辅也上奏说：“那些低级别的地方官，工资都不够花，饥寒交迫的，很难保证能清正廉洁。现在国家粮仓慢慢充实了，应该给他们多加点工资，这样才能要求他们不贪污，再严格设立法律禁令。还有啊，密王元晓这些都是陛下的弟弟，我最近看到皇子们拜见各位叔叔，叔叔们居然还回拜，这辈分都乱套了，应该用礼仪好好教导教导。”奏疏呈上去后，皇帝觉得说得很有道理。


    这一年，西突厥咄陆可汗去世，他弟弟同娥设继位，就是沙钵罗咥利失可汗。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浓缩了贞观八年唐朝在政治、军事、民族关系、民生治理等维度的关键实践，几乎是“贞观之治”核心特质的微观切片——既体现了唐太宗的治国智慧与自我约束，也展现了君臣同心、开放包容的治理生态，更暗藏着唐朝稳定边疆、凝聚民心的底层逻辑。


    民族政策：“因俗而治”与“先礼后兵”的平衡


    --对突厥的包容，尊重习俗以稳边疆：颉利可汗（前东突厥可汗，曾被唐军击败）去世后，唐太宗允许突厥人按本族“焚尸葬之”的习俗处理后事，而非强制推行汉地丧葬制度。这一细节背后是唐朝“羁縻政策”的核心逻辑：不追求“同化”，而是通过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减少文化冲突，实现“以夷制夷”的边疆稳定。对战败部落首领的体面处置，也向周边民族传递了“唐不恃强凌弱”的信号，为后续突厥部落归附、边疆长期安宁奠定了基础。


    --对吐谷浑的审慎，外交优先，武力兜底：吐谷浑可汗伏允反复无常（入贡后掠边、拒入朝、拒亲迎、扣使者），唐太宗并非直接动武，而是“遣使谕之十返”，甚至当面告诫其使者祸福——直到外交穷尽，才派段志玄、李靖等大举讨伐。这种“先礼后兵”的策略，既避免了滥用武力引发的民怨，也让唐朝的军事行动具备“正义性”，更体现了贞观朝“慎战”的军事思想：武力是维护秩序的手段，而非目的。


    --对吐蕃的开放，开启双向交流的起点：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首次遣使入贡并请婚，唐太宗派冯德遐慰抚——这是唐与吐蕃正式交往的开端。此时吐蕃已“浸强”，但唐朝未以“天朝上国”自居，而是平等回应，为后来文成公主和亲、汉藏文化深度融合埋下伏笔。这种对新兴民族政权的开放态度，打破了古代“华夷之辨”的狭隘框架，是唐朝成为多民族统一帝国的关键。


    政治治理：“纳谏”与“务实”的双重底色


    --君臣相得，用人精准，权责清晰：唐太宗欲设“黜陟大使”巡查天下，李靖举荐魏征，太宗却直言“征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既认可魏征“谏臣”的核心价值（留在身边纠正决策失误），也信任李靖“能臣”的执行力（派其带队巡查）。这种“人尽其才”的用人逻辑，避免了“任人唯亲”或“功能错位”，是贞观朝行政效率的保障。


    后续李靖因疾逊位，太宗仍保留其爵禄、吏卒，允许他病愈后参与“平章政事”（即宰相级议事），则体现了对功臣的“优待与复用结合”，既安抚老臣，又不浪费其经验，维护了统治集团的稳定。


    --纳谏如流，从“纠错”到“主动听劝”的升级：贞观之治的核心是“纳谏”，这段史料里有两个经典案例。


    一是郑仁基女事件：唐太宗已下诏聘郑女为妃，魏征得知其曾许嫁士人陆爽，立刻谏阻。太宗不仅停办册封，还“手诏深自克责”——即使房玄龄和陆爽（因怕获罪）否认婚约，太宗仍听魏征“陆爽怕阴遭罪谴”的分析，反思自己“公信力不足”。这体现了唐太宗的底线：不夺民之妻，不因皇权破坏民间伦理，更能正视自己的权威可能引发的恐惧。


    二是皇甫德参事件：皇甫德参直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高髻学宫中”，太宗起初怒称“欲治其谤讪之罪”，但魏征以贾谊“痛哭流涕”上书为例，点出“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的道理。太宗立刻醒悟，不仅赐绢20匹，后来还因魏征提醒“近日不好直言”，进一步优赐皇甫德参并升其为监察御史。这不是简单的“帝王宽容”，而是太宗的清醒认知：只有允许臣子说“逆耳话”，才能及时发现政策失误（如修宫劳民），避免重蹈隋末“闭目塞听”的覆辙。


    --务实治吏：从“要求廉洁”到“保障生活”：高季辅建议给“外官卑品”（基层低阶官员）加俸禄，理由是“饥寒切身，难保清白”——这一建议精准击中了古代吏治的痛点：若官员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廉洁”便成了空谈。唐太宗认可这一建议，体现了贞观朝治理的“人性化”：不搞“道德绑架”，而是先通过“保障收入”降低腐败动机，再“严设科禁”约束行为。这种“先安其生，再责其行”的逻辑，比单纯的“严刑峻法”更能长效维护吏治清明。


    此外，他纠正“帝子拜诸叔，叔皆答拜”的礼仪紊乱，本质是通过“宗法礼制”规范统治内部秩序，避免亲王间的等级模糊，巩固皇权的伦理基础。


    整体反思：贞观之治的“可持续性”密码


    这段史料里的事件看似零散，却共同指向贞观之治的核心：权力的自我约束与治理的民生导向。


    --唐太宗并非“完美帝王”（如对皇甫德参最初的愤怒、一度想聘郑女为妃），但他能在谏臣的提醒下及时纠错，本质是将“皇权”置于“治国规律”和“民生需求”之下，而非独断专行；


    --从巡查天下的“黜陟大使”（问疾苦、赈穷乏），到给基层官员加俸禄，再到停办可能扰民的婚约，所有政策的落脚点都是“民”——这正是隋亡的教训（徭役重、失民心），也是贞观朝“国富民安”的根本。


    --对民族政权的包容、对功臣的善待、对谏臣的鼓励，则构建了一个“上下同心”的统治生态——没有内部的猜忌与倾轧，政策才能稳定推行，边疆与民生才能兼顾。


    可以说，贞观八年的这些史事，不是“偶然的善政”，而是唐太宗将“隋亡之鉴”转化为具体治理实践的体现——它证明了：古代君主制下，若统治者能“克制皇权、重视民生、开放纳谏”，同样能实现政权的稳定与社会的繁荣。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