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逐渐到了要上学的年纪，那时候，新式学堂尚未兴起，有钱人家的孩子大多还是读私塾。袁老爷当然以儿子的岁数为主要参考，给他们请塾师的时候，袁孝勋六岁，袁孝慈十岁。


    袁孝勋尚未玩够，袁孝慈却已苦苦盼望读书好一阵子了。


    塾师年纪大、眼瞎耳背，经常他自顾自地讲着，袁孝勋已经溜到座椅底下去捉虫子玩。他的功课越跟不上，塾师就越不把注意力放他身上；塾师越不管他，他就越跟不上。


    袁孝勋一点也不在乎，他不知道读书重要，他只怕母亲得知自己总挨罚会不高兴。母亲那时候脸色已经开始不好了，水草一样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她说：“罚你，你另找时间去抄。可是下午五点，必须要来给我烧烟。”


    他像一只小宠物似的，拱着母亲献媚，她身上馨热的气息在他鼻腔里乱窜，“五点——不行，因为我背完书才可以放学。”


    母亲就叫起来：“五点就过来！”


    他反正也不想背书，正和他意，于是公然跟塾师唱起了反调；塾师让他留堂，他偏要跑。事情闹到袁老爷那里去，袁老爷赏了他一顿好打，罚他跪祠堂，又换了个塾师。


    父亲说：“看看你姐姐——孝慈，你要多管教他一些。他不懂事！”


    袁孝慈抠着手指头，低头应了一声。


    新来的塾师简直严厉过了头，用戒尺打手心是家产便饭了，倘若袁孝勋闹得太过，他还要把他摁在长凳上打板子。袁孝勋已经是野惯了的，哪里受得了他这么管，一挨打就往母亲那里跑。母亲也心疼他，抓起他红肿的手往嘴边凑，一下一下地亲。


    “你爹就是不喜欢我们！”她一边哭，一边乱叫，“他故意打你的，他见不得我们母子好！脏心烂肺的东西，儿子够多了，不差你一个，不把你当人看了！娘把你当人看，娘爱你。他说话就是放屁，你一个字也不要听，你听不听娘的话？”


    他跟着哭：“我从来都听娘的话啊！”


    “这就对了，我们两个是一条心。娘没了你，娘就不活了；你没了娘呢，也该活不下去了！”


    有时候袁孝慈路过门口，听见两人在里面嗷嗷乱叫，感觉真是一对疯子。弟弟的声音尖尖高高的，一点都不像男子汉；母亲的声音毛毛刺刺的，她曾经有过好嗓子，被大烟毁了。茕茕独立，将影子也小心摆在离门槛很远的地方，一种荣耀的孤独感油然而生。


    父亲的官是越做越大了，还和洋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和他们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偶尔见了，像是两个国家在外交，跟他们打官腔：“你们有什么梦想？”


    袁孝勋抢答说：“我长大以后要当汽车夫。”他那时候不可救药地迷恋上了汽车。


    袁孝慈说：“我梦想成为和爹一样的人。”


    回去的路上，袁孝勋取笑她：“‘和爹一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秃头大肚子的人？”


    她反问道：“汽车夫有什么出息？”


    “很好玩啊，我缠着王叔，让他教我，我喜欢握着那个盘子，然后嘀嘀——嗒——嘀。等我学会开车了，我偷偷把车开出去，带你去兜风。”


    袁孝慈沉默了一下，“但你无论如何不该在爹面前这样说，他不会喜欢这个说法。”


    “去他的，谁要他喜欢？他不是好人，娘说的。”


    袁孝慈便不理他了，同时有点恨。这个袁孝勋完全是娘的狗腿子，娘又不是聪明人，发疯、撒泼时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奉为圣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惹出乱子。倘若自己从小真负起“长姐如母”的责任，做他的母，他现在大概也是自己的狗腿子，为自己马首是瞻。


    但这永远只是个假设。


    曹植写：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她与他就是同根生，本来应该成为这深宅大院里最亲密的同盟。但人家曹丕曹植是兄弟俩，打出了胜负，才分出谁在锅中、谁在锅底；他们是姐弟，一落地，弟弟就是天生煮姐姐来的。她不能跟他做同盟，只能趁他小、趁他傻，跟他做对手，把他先扔到锅里去。


    袁孝慈有时候会幻想自己和弟弟的关系、像母亲和弟弟的关系那样，又有点羡慕，又有点恶心。可能是没人抱过她、亲过她，所以才觉得恶心。正如她对弟弟这个人，又好爱，又好恨，可能是她从未真正和他亲密过，爱和恨都没落到实处，所以爱也爱得漫漶、恨也恨得无极。


    袁孝勋进入青春期后成了个无赖，塾师打他，他嬉皮笑脸，再不哭了；父兄训他，他也不以为然，丝毫不觉得是丑事。他在外头认识了一群三教九流的朋友，每天偷跑出去和他们鬼混。


    袁孝慈自然是求之不得，原来是为两个人请的塾师，都成了她的私教。


    两人的话也越来越少，好像男孩进入青春期就是这样，不愿意搭理一切女性，不管是青梅竹马的朋友、姐姐还是母亲。袁孝慈原来嫌他声音难听，他再不找她，她反倒有点怅然。母亲则是完全不能接受，她的烟瘾深入骨髓，只有儿子能把她伺候舒服。


    “你不给我烧烟了？为什么？”她在床上又蹦又跳，披头散发地，蹦到地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我死啊？”


    袁孝勋总不能说——他是慢慢地回过味来了。从来都是妓女给老太爷烧烟，他一个正正当当的少爷，成天捣鼓大烟枪，像什么话？他斜眼睨着她，又要端住小少年的自尊，又心疼她。爹是不爱她的，姐姐是不爱她的，她疯成这样子，除了自己，再没别人了。


    因此，他总不能下个真正的决心，和她，和她带来的一切影响一刀两断。有时候在外面喝酒喝得高兴了，他赖在榻上，愿意给她烧烟泡，还愿意给她唱两片新学的曲子；有时候，她要发疯，她要咬人、用指甲抓人，他也打她，反正他没有很多身为男人、不能打女人的自觉，他也用指甲抓她。


    母亲嚎得像濒死的牲畜，袁孝慈突然上了楼，极为罕见地进了房间，扇了他一巴掌。


    “以下犯上！”她喝道，“我要写信告诉爹。”


    袁孝勋跳起来，也是披头散发的，叫道：“什么？你管过她吗？你睁开眼看清楚，我好歹管她！你个颠婆你敢打我——”


    袁孝慈又打了他一下，他捂着脸，懵了，缩着像个小小的女孩子。袁孝慈看他这副样子就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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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二连三地扇他，叫道：“就打你了！爹让我管教你，你要怎么着？”


    于是袁孝勋就很不知所措地蹲下来，像小时候一样，嘤嘤地哭起来。


    他后来就越来越无赖，干脆不回家，又偷了家里的一把车钥匙，开走了那辆车。某天凌晨他翻墙回来在厨房里偷吃的，袁孝慈也正好披着寝衣睡不着，四目相对下，两人都意识到一年没有讲话了。


    “爹还到处让人找我呢，把我当女人似的，一夜未归，就怕在外面失了贞？”他嘲讽似地说道，“我现在睡车里，开到哪里睡哪里。”


    袁孝慈其实想说那车旧了，要不我贴一百给你，你把车当了，换一辆新的？她一方面想讨好他，一方面想规劝他——是的，她都快二十岁了，终于生出一点长姐如母似的慈悲，要规劝他回头了。他已经毁了、废了，就算从现在开始用功十年，也不能对她构成威胁。


    女人是一种处境。她最终说，“我们之中，我是男人，你是女人。”


    袁孝勋低着头把叉烧包往布袋里装，装得那个袋子油乎乎的，轻声说：“随你吧，我从来只想当个汽车夫。”


    她于是知道，就算他学会了开车、要带人兜风，那汽车上都再不会有她的座位了。


    母亲在儿子两个月不来看自己一眼后，彻底陷入癫狂。某天佣人没看住，她衣衫不整就溜出去，和一个送报的调笑了几句，那男人就伸手摸她。这事被好事者看到，一传十，十传百，本来是疯子的行径，居然有滋有味地传开了。


    袁孝慈辛辛苦苦在父亲那里得到的一点关注，又一次付诸东流。


    薛莲山就是那时候出现的，他建议她把弟弟抓回来，抓回来母亲就好了。袁孝慈说问题就是抓不回来，怎么办呢？薛莲山说那多简单，他穿一件衬衫混进台球厅，和袁孝勋聊得十分投缘——至少袁孝勋这么觉得，又提出要看他的汽车。


    这就说到袁孝勋的得意之处了，他认识了几个修车工，把旧汽车改装了一番，使其速度更上一层楼，尽管有着油箱着火的风险。薛莲山安抚着安抚着，忽然把他绑起来，挣扎中他乱咬乱吐唾沫，薛莲山在他脸上轻轻拍了一下，然后一路把车开回了袁公馆。


    他回去后，娘就死了。他觉得他要是不回去，娘那口疯劲儿能吊很久。


    袁孝慈倒是大松一口气，迎来了人生中最好的时节。封建君主一样的父亲卸下暴怒，再一次慢慢信任了她；疯子一样的娘死了，再不能给她添乱了；弟弟回到家里；她呢，人生之中第一次自由恋爱，爱上了一个太好太好的人。她那时候还很年轻，但很确切地知道：再不会碰到更好的了。


    她从来是个很冷硬的女人，没有办法，世界太动荡。暴君朝令夕改，疯子时笑时哭，弟弟干脆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神出鬼没、不见踪影，她为了应付这永恒变化、永不安宁的一切，只能化为石头，以身殉道，镇压他们。然而薛莲山是一座山，他稳固、温和，她在他身边，是可以开出一朵花的。


    她知道他会走，不要紧，她太累了，短暂地靠一靠就行。


    然而在袁孝勋眼里，事情却全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