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某官员宅中】


    天幕之事自然也传入官员耳中。一位蒙古官员将茶碗重重顿在桌上：“商人有了兵权，那还了得？我大元以马上得天下，兵马、刀枪皆归朝廷。商人掌兵，今日替你管生意，明日便能与你谈条件。”


    旁侧的汉人幕僚小心道：“大人，那公司是朝廷颁给特许状——”


    “给特许状？”官员打断他，“管着管着，便成了他们自己的。你信不信？天幕上说荷兰人打仗靠雇兵，雇来的兵只认钱，谁给钱便听谁的。今日你给钱，他替你打仗；明日别人出价更高，他便反过来打你。这种人，能用吗？”


    幕僚低下头，不敢再接话。


    “还有，”官员忽然想起，“天幕上说，寡妇、女仆都能买股份？女子也能做生意？荒唐！女子不待在家中，出来抛头露面做什么生意，岂不是乱了纲常？”


    幕僚唯唯诺诺地退了出去，走到门口心中暗叹——可人家正是靠着这看似“荒唐”的规矩，成了“海上马车夫”。这话，他终究没敢说出口。


    【明·江南某县学】


    县学的方教谕将学生召集一处，正色道：“天幕上讲荷兰，说到底只一个‘钱’字。有钱便能雇兵打仗、造船运货，能让寡妇女仆都来投银。可你们想过没有，钱从何处来？钱生钱，不种地、不织布、不打铁、不烧窑，钱难道会自己长出来吗？”


    他扫视众人。


    “荷兰人靠经商牟利，可经商的本钱，终究是农人耕种、工匠劳作而来。没有农人种地，商人吃什么？没有工匠做工，商人卖什么？天幕上只讲商人如何赚钱，却不提农人如何耕种、工匠如何劳作，这便是舍本逐末。”


    一名年轻学生小声道：“可荷兰人的船、渔业、公司，确有可取之处——”


    “可取？”方教谕打断他，“你读了多年圣贤书，便只看出这些？商人逐利是天性，可朝廷的职责，是让逐利之人不害农、不害工、不害国。荷兰那一套，商人固然快活，可农人、工匠、朝廷又当如何？”


    他起身走到窗前。


    “我大明以农为本，地里长不出粮食，说什么都是空话。荷兰那样的小国，无地可种，只能经商；咱们有地、有粮、有百姓，何必去学他们？”


    【宋·汴京某书院】


    书院中的争论更为激烈。一名年轻学生道：“荷兰人的股份制，资本锁死、股份可转、有限责任，如此一来人人都能投银，生意自然能做大。”


    对面年长些的学生放下书卷：“做大又如何？生意做大、银两增多，最后还不是买地、放贷、盘剥百姓？哪朝哪代不是如此？商人有钱便买地，地多了便租给农户，农户交不起租便借高利贷，还不上便只能卖地。到最后田地尽归商人，农户沦为流民，流民一多，天下必乱。”


    “可荷兰人——”


    “荷兰是荷兰，才多大地方？人口不过几十万，还不如咱们汴京城多。我大宋百姓何其之多，若商人都学荷兰那一套，银两尽聚商人之手，百姓怎么办？朝廷怎么办？”


    程山长被惊动而来，学生们顿时安静。


    “荷兰人的做法，确实精明。”他开口道，“但精明不等于高明。中国的圣人并非不懂经商，范蠡经商，三聚三散，富可敌国；子贡经商，结驷连骑，诸侯待之以上宾。可圣人为何不将经商视为正途？”


    他转过身望着众人。


    “因为生意再大，也只是将银钱从一人之手转到另一人之手，地不会多一亩，粮不会多一石，布不会多一匹。真正让天下富足的，是农人之耕、工匠之作，那才是本，经商只是末。本末倒置，天下必乱。”


    【清·广州茶楼】


    次日，天幕之事便传遍广州城，茶楼里比平日热闹许多。


    “荷兰人的船我见过。”一名跑过船的中年人道，“船速快，运费又低，咱们的船比不过。”


    “为何比不过？只因人家的船不装炮。”


    “不装炮，就不怕海盗？”


    “人家算过账，被抢的概率不高，省下的运费足够赔付损失。”


    “算得明白又有何用？咱们的船不装炮，一出海便是海盗的猎物。荷兰人不怕，是有英国战舰护航，咱们又有谁？朝廷的船都在岸上朽烂了。”


    旁侧一位老者端着茶碗插话：“你们只看见荷兰人有钱，怎不想想他们为何经商？只因无地可种。无地可种之人，不跑船还能做什么？咱们有地、有粮、有百姓，何必去学他们？学他们不种地吗？”


    “可人家那一刀剖鱼的手艺确实厉害，你不会而别人会，便能赚大钱。”


    “那是手艺，是工匠的本事，与商人无关。”老者缓缓道，“把工匠的功劳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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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头上，不妥当吧？”


    有人叹道：“争这些有什么用？人家富足已是事实，咱们在这里争得面红耳赤，人家的银子也不会少一分。”


    【明·河南某村】


    村里人关心的事与城里人不同。一名年轻后生蹲在场院上，向几位老人讲着天幕上的见闻。


    “那荷兰人，地方比咱们县还小，靠着经商成了‘海上马车夫’，商船竟有一万多艘——”


    “一万多艘？”一位叼着旱烟的老汉打断他，“那得砍多少木头？树都砍去造船，地谁来种？”


    旁人纷纷点头。


    “再说，”另一位老汉接话，“商人赚的是差价，低价买、高价卖，东西还是那件东西，不会多一粒粮、一尺布。农人不同，春播一粒种，秋收万担粮，那是从无到有，才是真本事。”


    老汉将旱烟在鞋底磕了磕：“我跟你说，这世上最要紧的，是地里能长出粮食。船再多，也得有人种地，没人种地，你运什么？”


    年轻后生不再言语。


    “天幕上讲的那些，听听便罢，别当真。咱们是种地人，把地种好，比什么都强。


    【明·万历】


    天幕暗了很久。


    张居正从头看到尾，想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荷兰人那套东西，大明一样都用不了。


    造船不装炮？海上有倭寇，船不装炮就是找死。股份制？银子聚起来就买地，地买多了农户失地，天下必乱。银行？宝钞怎么废的，朝廷自己心里清楚。


    但真正让他坐不住的，不是这些。


    他想到的是——荷兰人能成，是因为他们的朝廷认规矩，认了就不伸手。大明的规矩呢？太祖皇帝立的少吗？后来谁守了？他自己搞一条鞭法，不也是绕着祖制走？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要吃饭、要捞好处，规矩挡不住，只会被绕过去。荷兰人的规矩能立住，不是法子高明，是他们的朝廷不伸手——不是不想伸，是伸了要倒霉。


    大明的朝廷呢？


    他拿起笔，在折子上写了漕运的账该怎么算，盐政的规矩该怎么立。荷兰人的法子用不上，但账总该算算。


    笔放下的时候，他忽然觉得不必再想了。荷兰人那套东西，学了也没用，规矩立得再好，人不守，就是空的。


    而人，是最靠不住的。